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悠久的历史，有勤劳勇敢的人民，曾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同时，我国又是版图辽阔、民族众多、自然环境和社会状况多样、复杂、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沿江沿海和中原地区，人口密集，自然条件优越，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西部边疆和偏远地区，多高山或沙漠，人口稀少，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迟缓。在历史上，中原或边疆地区都经历了各自的发展过程。自然环境、气候条件、资源蕴藏、交通运输以及社会制度、宗教信仰、传统习俗等多种因素影响着各类地区开发和发展的程度。各类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有很大差异，发展很不平衡。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随着边疆地区经济和文化日益发展，各类地区之间的差异和不平衡的逐渐缩小，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日益增强，国家的统一也日益巩固。当然，地区的差异和不平衡不可能完全消失，直至今天，西部的发展水平仍落后于沿海和中原地区，西部地区所蕴藏的生产潜力和资源优势远远没有充分发挥。
为了促进和推动今天的西部建设，研究它过去的开发史是很有意义的。鉴古可以知今，研究过去，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西部地区的现实，可以有助于制定未来西部开发的规划。我们可以从历史研究中取得有益的经验教训，而历史科学将在回答实践的问题中，迈开前进的步伐。
清朝是我国统一得到加强、版图最后稳定的时期。随着中原地区人口的急剧膨胀而向周边地区流动扩散，大量人口流向边疆地区，这就给边疆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鸦片战争以后，一方面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对边疆地区蚕食鲸吞，出现了险恶的瓜分形势；另一方面新的生产力、新的技术、新的思想传播发展，在边疆地区也出现了新的经济因素、新的文化事业、新的社会力量，边疆的开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边疆地区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共御外侮，在艰难的环境中，努力发展本地的经济和文化，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一
中国疆域广阔，西部地区在地理环境、经济结构、民族构成等方面具有极大的差异。因此，在内地人口大规模流向西部边疆的总趋势下，不同地区又呈现出不同的态势。就自然环境而言，西部边疆地区少有内地那种土壤肥沃、水源充足、气候适中、开发历史悠久的大面积的冲积平原，而多为草原、山地和荒地。
蒙古高原位于中国北部。这里世代居住着游牧民族。在气候、土壤、生物条件上，总的特点是温带草原占绝对优势，地带性土壤分别为栗钙土和棕钙土，绝大部分地区海拔高度都不超过1500米，地表起伏和缓、平坦，夏季虽短促，但热量相当丰富，这些因素对农业生产并不存在明显的不利影响。对农业生产起关键作用的是气候条件，尤其是降水条件。蒙古地区纬度较高，深处内陆，向海一面又有山地阻隔，所以大部分地区属于中温带干旱、半干旱气候类型，只有大兴安岭北段属于寒温带湿润气候类型。在降水不足的状况下，地表水系对蒙古农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沿长城近内地地区，如河套平原、阴山丘陵地区、土默特平原及靠近东北的西辽河中下游平原、嫩江流域一带，土壤、气候特别是水源条件较其他地区要优越。康熙帝曾说：“蒙古田土高，而且腴，雨雪常调，无荒歉之年，更兼土洁泉甘，诚佳壤也。”就是指这样的地区。但从整体上看，蒙古高原虽然辽阔，适合农业耕作的土地并不多。土默特平原是蒙古开发较早的地区，农业生产环境与蒙古其他地区相比可谓上乘，其自然环境与内地差异还是很大。清初，该地的情况是：“立春后必有大风……立夏坚冰始消，草木甲坼。夏至后虽三伏盛暑，早晚不离棉衣。立秋天已苦寒，处暑夏田始熟。白露前后即有严霜，野无遗禾。寒露百草枯萎，人皆衣裘。霜降雨雪，百工不兴。立冬冰结不解，地冻数尺。山南如是，山北可知。”自然条件之艰苦，可见一斑。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中心，四周高山环绕。阿尔泰山是北部和东北部的屏障，帕米尔高原屹立于西部，喀喇昆仑山、阿尔金山、昆仑山雄峙在南方。横亘中央的天山，将新疆分为自然景观各异、风貌迥然不同的南北两大部分，习惯称天山以南为南疆，天山以北为北疆，吐鲁番、哈密一带为东疆。
新疆的地形轮廓是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三大山系包围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山脉内部又有许多山间盆地和谷地。新疆深处内陆，气候干燥，雨量稀少，属于典型的干旱农业地区。虽然北疆的降水量比南疆稍多，相对农业的需要，仍是微不足道。一块土地能否耕种，先决条件是有无灌溉水源和水量的多少。终年积雪的天山山脉每年冰雪消融，流入平川，形成众多内陆河流，当地农业主要依靠融化雪水灌溉，沿河流形成了块块绿洲，水草肥美，新疆的农牧业主要在绿洲上进行。
滇桂地区位于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向沿海平原过渡地带上，其地形的总体特点是自西北向东南逐渐倾斜，山地众多又是其显著特色。滇西北横断山脉、三大峡谷地区的地势最为高崇，由此朝东、南面渐次低缓，但总的说来，整个云南境内四处丛山密布，峡谷深切，不但交通十分不便，而且农业生产颇受局限。广西西部作为云贵高原的延伸部分，其农业和交通条件与云南相似，但自桂西北向桂东南次第下降的地势，使广西东部地区农业和交通的自然条件变得十分优越。特别是东南部浔江、郁江、柳江等大河的冲积平原上，既富舟楫之利，又有山地、水利和气候等发展农业生产的优势条件。因此，清代的云南常有粮食不足之苦，而广西不但粮食自给有余，且成为商品经济发达、人多地少的广东的粮食补给基地。
如果说清代广西以丰富的粮食生产为该省经济发展之一大特色，那么云南则以雄厚的矿产、特别是铜矿开采成就而在清代经济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页。因为云南尽管地形复杂，可耕地面积狭小，不利于农业开发，但该省多矿藏，为广西所不及的得天独厚之处。总之，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清代的广西和云南各有其不同的资源优势和开发业绩。
同样位于中国西南的西藏在自然条件上与滇桂地区又有很大的差异。西藏位于著名的青藏高原上，平均海拔4000米，气候寒冷、干燥，空气稀薄，日照强烈，是有名的高寒山区。其中，北部是寒带荒漠景观，植被稀少；中部属亚寒带高山草甸景观，是人烟稀少的纯牧区；南部是雅鲁藏布江等外流河侵蚀冲积形成的山原宽谷区和深谷区。雅鲁藏布江宽谷地区属于温带高山草甸、山地灌丛草甸景观，无霜期较长，降水量相对较多，土壤肥沃，昼夜温差大，是西藏主要农业区。藏东南察隅一带，地势急剧下降，受西南季风影响，气候温暖湿润，呈现出亚热带风光。
二
清朝西部边疆开发最主要的方式是移民开发。大量移民的出现与清代中国人口增长所产生的压力密切相关，人口增长是促使人口流动的重要原因。明清以前，中国人口从未对社会产生过压力，也从未成为全国性的社会问题。至于明代的人口，有学者认为，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已达到1．5亿。但这样高的人口数额持续时间不长，随后所发生的一系列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抑制了人口的继续增长，经过明末农民大起义及明清战争，人口锐减。清初，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人口开始逐渐回升，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人口总数超过2亿，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人口总数超过3亿。如此高的人口数额是在传统农业的条件下取得的，既没有机械化，也没有集约生产，人地矛盾自然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早在康熙年间，康熙帝就指出：“自平定以来，人民渐增，开垦无遗。或砂石堆积，难于耕种者，亦间有之，而山谷崎岖之地，已无弃土，尽皆耕种矣。由此观之，民之生齿实繁”。
人口急速增长，而与之相对应的耕地，却发展得没有那么快。这种情况，清人已经觉察，提出：“人增其十而田增其五”-据梁方仲先生的推算，乾隆十八年(1753年)，全国人口是l0275万人，民田是708 114 288亩，平均每人占有耕地6．89亩；三十一 年(1766年)，人口是209 839546，耕地是741449 550亩，平均每人得耕地3．53亩。比较12年前，每人平均减少耕地3．36亩。
与西方封建社会领主庄园制不同，中国封建社会是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社会，历朝历代都不同程度地采取打击豪强地主、扶持自耕农的政策。因此，中国小农户数量庞大。按前面的数据，自乾隆朝以后，人口密集区的农户仅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时时面临着失去土地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在故土无法生存的农民开始把目光转向人口稀少的边疆地区。正如乾隆帝所言：“我国家承天眷佑，百余年来，太平天下，化泽涵濡，休养生息，承平日久，版籍益增，天下户口之数，视昔多至十余倍，以一人耕种而供十数人之食，盖藏已不能如前充裕。且民户既日益繁多，则庐舍所占田土不啻倍蓰，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于闾阎生计诚有关系……犹幸朕临御以来，辟土开疆，幅员日廓，小民皆得开垦边外土地，以暂谋口食。”
决定人口流动方向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因素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里，哪里适合农耕，哪里的人口就越多。这是一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根据自然条件，中国可以分为三个范围十分广阔的自然区域，即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人口分布的基本态势：即东部季风区是主要农业区，西北和青藏高原人口较少。从农业耕作历史传统上看，黄河流域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源地，随着社会的进化和生产力的发展，这里的人口变得越来越稠密。自南宋起，长江流域的土地得到开发，很快变成中国另外一个重要的农业区。至18世纪，这两个地区的人口已远远超过其他地区。雍正二年(1724年)，人口在600万以上的省份，由多及少依次是山东、江苏、河北、河南、山西、浙江、安徽、福建、江西、陕西。人口在100万左右或少于100万的省区，由少及多依次是黑龙江、吉林、宁夏、青海、辽宁、台湾、蒙古、新疆、西藏。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人口超过2000万的省份，由多及少依 次是江苏、安徽、山东、浙江、河南、河北、湖北和江西。人口在100万左右或不足100万的省区，由少及多依次是吉林、黑龙江、新疆、辽宁、青海、蒙古和西藏。
从以上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人口繁庶的省份都集中在黄河和长江流域，而人口稀少的省份俱是边疆地区。清朝的人口迁移便是以黄河和长江流域为基点，向边疆地区扩散的“离心状运动”过程。
人口流动是人口在一定地理空间的聚集、扩散和变动，历代皆有，但流动形式及规模却每有不同。魏晋以前，人口的流动多以黄河中下游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区为中心，向四边扩散；魏晋至宋，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南进，迫使汉民族开始不断南迁，出现了自北向南大规模流动趋势。18世纪的人口流动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趋势，即人口流动普遍化，成为全国性、不可遏止的历史潮流，其数量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均非以往任何朝代所能比拟；内地人口多方位流向边疆地区，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基本趋向。
其次，自然灾害是推动内地人民移往西部边疆地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例，这里是中国历史上农业经济最早发展和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也曾是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原有着十分优越的自然条件，但经过数千年的开发垦殖，又屡经战乱，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自然灾害频仍。黄河及其支流作为这些地区的主要灌溉水源，既哺育了沿岸的广大人民，也屡屡成为他们流离失所、背井离乡的根源。据统计，历史上黄河决口，有文献可考的就有1593次。自公元15世纪起，中国大陆气候又开始进入一个由暖变冷、由湿转干的周期，寒冷地带向南推移，“太湖结冰厚达数尺，人可在冰上行走，柑橘全部冻死”。这导致黄河流域气温更为降低，自然条件对人类更加苛刻，农作物的生长期缩短，春旱频繁发生。从乾隆元年(1736年)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仅直隶一省发生的大旱灾就达12次之多。因此，黄河中下游地区虽有着悠久的农业耕作历史，较为先进的农耕技术，但由于上述生态条件的变化，农业生产环境又是十分严峻的。
自然灾害既是推动内地人民前往西部边疆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迫使清廷不断打开封禁地区大门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事例在史料记载中不胜枚举。如雍正元年(1723年)因为直隶、山东一带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而颁布了著名的“借地养民”令。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因直隶省京南一带发生旱灾，清廷“除已令热河道府，就近晓谕各贫民由张三营、波罗河屯等处，分往各蒙古地方谋食者不禁，其京南地方，亦应一体妥办……今年关东盛京及土默特、喀喇沁、敖汉、八沟、三座塔一带，均属丰收，尔等何不各丰稔地方，佣工觅食，俟本处麦收有望，即可速回乡里，如此遍行晓谕，并令其出山海关赴盛京一带，或出张家口、喜峰口，赴八沟、三座塔暨蒙古地方，不必专由古北口出口，则贫民中稍可力图自给者，知有长途觅食之路，自必分投谋生。”以上仅仅是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清廷因灾荒所产生的困惑和屈服可见一斑。
另外，在明末清初，由于内地连年征战及清初的圈地运动，大量无法生存的贫苦汉民便辗转出塞，涌向相对安定的漠南蒙古地区。与此同时，山陕等地的抗清义军，有部分也在失败后退居蒙古西南，即所谓：“明末鼎革之际，籍隶山陕之官绅，起兵抗拒清军。兵败后无所为，则挈家至塞外避祸。荒山僻野，耕稼其中”。
明朝后期，土地的高度集中是产生大量流民的一个重要因素。18世纪的地权状况，有学者指出，从康熙中晚期起，特别是雍、乾以后，土地兼并集中确已在全国普遍有了表现，在一些地区还发展得相当严重。但是，对这一变化也不能估计得过分。清前期的土地兼并在各地区的发展情况有所不同。根据目前所见到的材料判断，到鸦片战争前，真正达到地权高度集中的，只是东南数省和湖广的部分地区，而在北方和西南各省，除个别地区外，总的说地权还比较分散，并没有发展到高度集中的程度。从现有的研究成果及史料记载看，这种观点是比较可信的。这就说明，土地兼并集中是18世纪内地人口向边疆地区迁移的一个原因，但不占重要地位。
三
人口不断地迁移、流动是中国历史发展、中华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大趋势。几千年来，正是由于人口流徙，才使不同的部族、民族得到交往、融合，彼此的关系日益密切，逐渐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关系。清代移往西部边疆地区的人口多来自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内地，且年富力强、有生产技能者居多，他们的到来，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部边疆地区人力数量不足、人烟稀少的局面，使人口相对均衡，也有力地改善了劳动力的素质。他们中的大多数最终融入边疆社会，成为当地居民的有机组成部分，某些地区，移民甚至取代原来居民成为边疆人口的主要成分和开发的主体力量。
移民群体在离开故土，踏上迁徙之途，准备迎接新生活、新机遇挑战的时候，其头脑中旧有的观念或多或少都会发生一些改变，增添了积极进取、勇往直前的精神。他们在边疆从事着多种多样的经济活动，或务农、或经商、或从事手工业，大大加快了西部边疆经济的发展速度。
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决定了移民大部分所从事的是农业。他们带来了内地较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农具，使得边疆农业很快形成规模。如口外蒙古地区，虽然农耕出现的历史可以追溯很远，但由于历代军事上的往来征战，农业、半农半牧业与游牧业交替经营，经济状况往往好景不常。经过元、明两代的变迁，蒙古高原基本上成为蒙古族的活动场所，仅有少数汉人零星分布于南部。
自18世纪开始，中原汉人开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越过长城，深入大漠，逐渐形成一股汹涌的潮流。乾隆十二年(1747年)，仅八沟、塔子沟等处蒙古牧场，“贫户络绎奔赴垦地居住”，达“二三十万之多”。乾隆中期以后，随着对准战争的结束，向蒙古地区的人口迁移活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人口迁移“动辄以千万计”，原来田畴不兴的大青山以北地区，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已发现民人300余户。热河迤北一带，即喀喇沁右旗、翁牛特左旗、敖汉旗，“系蒙古外藩游牧处所，自乾隆四十三年改设州县后，民人渐集渐多，山厂平原尽行开垦”。在新疆，除天山南路维吾尔族人民从事农业外，北路广大地区，原来差不多都是牧区。自清廷招民开垦以来，变化很快。据乾隆四十年(1775年)的统计，共有民屯地70余万亩，如果加上兵屯和其他各类屯田，则已超过150余万亩。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西南边疆农业的发展，最明显的是表现在对山地和一些河谷坝区的开发。如属云南边远山区的元江府，在清初以前属土司领地，基本无汉人居住。自从改土归流以来，“江左、黔、楚、川、陕各省贸易各家，家于斯焉”，该地逐渐发达，至道光时期已是“人烟稠密，田地尽辟，户习诗书”，与内地基本无异。滇东南和滇南地区的广南、开化和普洱三地“深山密菁”，一向被视为“烟瘴之区”，鲜有内地人。雍正以后，“楚、蜀、黔、粤之民携挈妻孥，风餐露宿而来，视瘠乡为乐土”。贵州的古州厅，“乾隆五十年后始有汉人入山伐木者”。但不久，“境内有可开垦水田者，一丘一壑，纤悉无余”。
流动的人口还是社会文化的载体。随着移民的脚步，内地的行政制度、文化传统、社会习俗也在边疆地区传播开来。不同的文化在磨合中最终得到融合，一方面，移民要学会适应边疆的生存环境，另一方面，又潜移默化地影响、改变着边疆地区的社会风貌。原来只以畜牧业为生的蒙古地区，汉族移民大量涌入后，很快成为一个农业、牧业、手工业、商业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地区。乾隆十五年(1750年)有诗云：“蒙古佃贫民，种田得租多。即渐罢游牧，相将艺黍禾。”形象表达了农业和租佃关系对牧民产生的影响，也说明蒙古人放弃本业从事农耕者已经不少。在生活习俗和文化上，“蒙古游牧为生，初多肉食，近以汉民北耕，亦甘食五谷”。并且“有酬酢而渐通婚姻，因语言而兼习文字”。“内地民人渐集，汉文风气一开。”汉人因久居蒙地，也有习骑马游牧、学蒙语、起蒙名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在清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
清朝内地人口向西部边疆地区流动，基本上可分为两种方式，一是由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原因，由国家组织的人口流动，一是内地人口自发性的迁移。
由国家组织的向西部边疆地区的人口流动，有以下几种情况：
组织各民族戍守边疆。东北地区的各民族向来以长于骑射、骁勇善战而闻名。清朝历代统治者都将其视为军事上的骨干力量委以重任。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新疆底定后，决定在达斡尔、鄂温克民族中抽调青壮年组成“索伦营”，连同其家属共计2000余人，远戍新疆。乾隆三十年(1765年)，这批人到达新疆后，定居在伊犁霍尔果斯河畔。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清廷又抽调锡伯族官兵1000余人，连同家属共3000余人，驻防新疆伊犁。
边疆流人是清廷有组织实施移民的另一种方式。清代刑法沿袭了前代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手段。规定“罪莫重于死，死罪之次即为流”。除这五种正刑外，在律例之内还有辅助正刑的闰刑，其中与流人有关的是迁徙、充军和发遣。迁徙比流为轻，是将流犯由本地起强制安置于千里之外。充军比流为重：“清初裁撤 (明朝)边卫，而仍沿充军之名。后遂以附近、近边、边远、极远、烟瘴为五军，且于满流以上，为节级加等之用。附近二千里，近边二千五百里，边远三千里，极边、烟瘴俱四千里。”发遣比充军为重，就是将犯人遣往边疆地区，“初第发尚阳堡、宁古塔或乌喇地方安插，后并发齐齐哈尔、黑龙江、三姓、喀尔喀、科布多或各省驻防为奴。乾隆年间，新疆开辟，例又有发往伊犁、乌鲁木齐、巴里坤各回城分别为奴种地者”。流人遣戍的原因有很多，有反清斗争失败者，如各种类型规模的农民运动，失败后，一些参与者及其家属被遣戍。有的因科场案、文字狱受到牵连，如清初的“《明史》案”、“《南山集》案”等，使得一大批文人罹遭发遣。有的因参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像平定三藩、康熙后期储位之争、雍正年间年羹尧、隆科多案等，在这些斗争中失势而成为政治的牺牲品遭到遣戍。还有大批人因作奸犯科、贪污受贿、渎职舞弊、作战不利等而被遣戍。被流放的人物身份复杂，既有王公大臣，也有一般百姓；有汉人，也有满人和其他民族。由于在清代仍实行“一人犯法，祸灭九族”的“连坐”律，因此，流人的数量很大，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人、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此外，清廷招垦、满蒙联姻下嫁公主、在大漠南北广建喇嘛庙等一系列政治措施对移民潮的出现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如在蒙古归化城，在察哈尔，各种官地的招垦占了很大的比重。顺治元年(1644年)，清廷设立了分隶内务府、镶黄、正黄、正白三旗的官庄132所，其中若干设在喜峰口、古北口外。康熙九年(1670年)，清廷将古北口、罗文峪、冷口、张家口外的土地拨给正黄、镶黄等七旗，作为宗室、官员和兵丁的庄田。按定制，归化城土默特兵丁无饷，拨给“户口地”为生。《土默特旗志》载：“弁兵无俸饷，马皆自备，均给田有差，每兵一名种地一顷，官弁递增。”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归化城土默特添设粮庄13所。康熙年间，下嫁给蒙古贵族的“敬安固伦公主”，得到归化城土默特“效纳地亩数千顷”。上述圈占的大量蒙古牧场，或因差役无暇自耕，或因不熟悉农耕，大部分都租佃给了汉民。
但在西部边疆移民大军中充当主流和重心的，则是那些自发迁移的人口。他们肩挑手携，冲破层层困难，聚集在西部地区，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农业村落和城镇。他们在数量上和开发区域上都远远超过清廷组织实施的移民。
就人口流动的流向而言，由于疆域广阔，人口流动是多方位进行的。大致上可分为北方、南方两个相对独立的地区体系，每个体系又包括若干迁出——迁入的区域性组合。清代向西部流动的人口，大致有如下几种迁移组合：直鲁两省一北方口外。山东、直隶均为全国人口密度较大的省份，山东尤居中原各省之首，人口向外流动最多。宣统《新民府志》称：“民人则直隶、山东者多，言顺治三年移民实边，迁徙以至也。”清朝顺治年间曾颁布辽东招民开垦令，但康熙七年(1668年)即宣布停止，实行封禁。但由于蒙古东部地区土地肥沃，地广人稀，距两省较近，陆路经由山海关、喜峰口等处，海路乘船即可到达，因此移民趋之若鹜，势不可挡，使封禁的成效大打折扣。“直隶民人，虽当丰收之年，亦多出关、出口谋生。”直鲁晋陕一口外蒙古地区。四省民人到口外谋生，也首推山东人。康熙晚年，山东民人往来口外垦地者，多至十万余，其次是直隶、山西两省。民人进入蒙古地区，分两路，一路于闯关东后由东北向西辗转进入东蒙，一路出古北口、杀虎口进入察哈尔、热河、土默特等地。
陕甘→新疆。18世纪，新疆是惟一由官府出面倡导并组织人口迁移的西部边疆地区。但由于新疆距内地路途遥远，自然条件远不及东北及口外，所以农业移民主要来自距离最近的陕甘两省，以农耕条件较差的甘肃贫民最为踊跃，并逐渐从有组织迁移过渡到自动迁移。
从东南和中南省份流向西南。18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湘、鄂、赣、粤诸省及四川人口大量流向云贵地区，尤以云南的采矿业吸引人口最多，广西在改土归流后也接纳了大批广东客民在此经商或垦荒种地。稍后又出现了外来人口在云、贵、川几省间穿梭流动的情况。有学者把西南地区在元明时期由官府组织的移民为历史上第一次大移民，而把清朝康熙末年以后长江流域各省向西南地区的自发性移民潮流，称为历史上第二次大移民。认为，“第二次大移民在现代学术文章中被人们普遍忽视了。不像第一次大移民，它(指第二次移民)在数量上自愿的意向占绝对多数，所以这一次在官府档案中就更难找到大量资料，然而从规模上看大大超过了他们的前辈……18、19世纪以来，数量极多的各方县志都可以进一步证实当时西南各地的绝大多数移民都来自长江中上游地区。”官府对自发流向西南的大批人口原则上予以认可，力求借助州县保甲等基层政权严加控制，防患于未然。清代前期内地人口大量涌向西部边疆，对于西部边疆开发进程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于地广人稀、经济发展相对迟缓的广大边疆地区而言，保证人口达到一定的数量、具备相当的素质，是开发的基本前提。据有关研究成果表明，从清初到道光朝中叶，西部边疆地区人口变化很大，除了当地居民人口的自然增长外，大部分是内地移民。蒙古地区约计移入内地民人100万人，新疆地区约计迁入50万人，云南、广西合计约有200～300万人之间，这样，至鸦片战争前后，内地各省约有400万人迁移到西部边疆。他们“担担提篮，或东出榆关，或北渡渤海，成群结队出关觅食”，形成了一股股由中原向西南、西北、北部边疆辐射状的移民浪潮。
四
在清初，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新政权的统治秩序，安定边疆，消除边疆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对整个边疆地区实行了程度不同的封禁，即禁止东南沿海人民渡海到台湾和其他海岛谋生，不许中原人民赴内陆边疆开垦种植、安家落户。
随着清朝在全国统治地位的稳定，清廷的治边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尽管其政策基点对外仍坚持保守封闭，对内实行民族隔离政策，但在日益高涨的移民潮的冲击下，清统治者不得不承认内地人民流向边疆的事实。因而对封禁政策也有所改变。有些地区鼓励移民迁入，有些地区承认落户的垦民。由于边疆各个地区差异较大，各个时期的统治政策又紧松不一，从而使全国各个边疆地区的移民活动呈现出下列三种情况：
第一，鼓励移民迁入，实行“移民实边”政策。这主要是新疆地区。自18世纪中叶，清廷对该地区一直采取招民垦殖政策。
第二，移民禁令松弛，移民活动活跃。这种情况在西南滇、桂比较明显。西南滇、桂等边疆民族地区，自雍正朝大规模地实行改土归流以来，打破了内地和边疆之间的地域壁垒，加强了内地和边区的交流，内地人民移往西南边疆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夷地招佃民开垦”，汉民“纷至沓来”，使当地人口迅速增加。
第三，清廷坚持“封禁政策”，移民活动受到限制，最突出的地区是蒙古。清初，顺治帝下令，内地民人“不得往口外开垦牧地”，开边禁之端。以后各朝又相继颁布了一些禁令。随着《蒙古律例》、《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则例》等法律文书的编修，对北部边疆的封禁开始形成制度，涉及范围极广，包括农业、牧业、商业贸易、文化、风俗、宗教信仰等。顺治朝以后的封禁令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人口的封禁；(二)地域的封禁；(三)资源的封禁。
以上的封禁政策可谓包罗万象，但重点是对人口的封禁。从这些封禁政策的内容可以发现，禁令重点放在“不准私入”、“不准随意进入”、“严禁私垦”等方面。这意味着清朝内地人口进入蒙古地区有两条渠道：合法的进入和违法私自的进入。事实上，在整个18世纪，官府法令允许下的向蒙古地区人口迁移从未停止过。鉴于此，清廷的封禁政策只是为禁止内地汉人私自进入蒙古地区及蒙古人擅自招民人垦殖而言。
清代蒙古地区始行开垦的时间是在康熙十年(1671年)，汪灏《随銮纪恩》中说：“康熙十年后，口外始行开垦，皇上多方遣人教之树艺，又命给之牛种，致开辟未耕之地者皆成内壤。”从史料记载上看，一直到平定三藩战争结束之前，口外的开垦规模还是比较小，人口迁移的数量不多。
平定三藩后，汉族人口开始较大规模地迁往蒙地。这与清廷对口外发展农业生产所采取的积极态度有关：其一，清朝明文鼓励蒙古人从事农业。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帝在对阿鲁科尔沁和翁牛特两旗的谕令中即说：“尔等若遵法守分，有一二牲畜，择水草善地畜牧，能耕田者勤于耕种，则各得生理，天亦佑之”。
其二，清朝举行了较大规模的屯田活动。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帝在一道谕旨中说：“朕观各处地亩肥瘠不同，朕巡视南方，见彼处稻田，岁稔时一亩可收谷三四石，近京玉泉山稻田一亩不过一石，又见古北口外谷田，丰收之年一穗约三千粒，口外近边地方丰收之年穗几万粒。此皆土脉不同，故收获亦异”。这段话历来被学者作为蒙古地区适宜发展农业的佐证。康熙帝说此番话的用意也是要向官员说明，在蒙古达尔河、呼尔河及席喇穆伦三处的垦种将“所费无几，而所获必多矣”。
其三，对内地民人自发性出关采取较宽松政策。康熙三十六年(1696年)，鄂尔多斯贝勒松阿喇布乞发边内汉人，与蒙古人一同耕种。次年，乌珠穆沁亲王色登敦多卜奏恳将克勒和朔等地，给伊属下就食人耕种。此外，康熙年间，喀喇沁三旗，也曾呈请内地民人前往耕种。对于以上请求，清廷一一给予允准。康熙末年，“山东民人往来口外垦地者多至十万余”，即是明显的例证。
初期的口外耕作，也确实给清廷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出关的农民不仅解决了自给自足问题，有时甚至可以接济内地。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谕曰：“今河南、山东、直隶之民，往边外开垦者多，大都京城之米，自口外来者甚多，口外米价虽极贵之时，秫米一石，不过值银二钱，小米一石，不过值银三钱，京师亦常赖之。”康熙朝虽然对内地民人出口耕种、贸易等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政策，但并不意味着完全放任不管、听之任之，而是尽量将之纳入官府的有效管辖之下。如康熙年间，喀喇沁三旗呈请内地民人前往耕种，官府虽予允许，但同时规定每年由户部给予印票800张，逐年换给。晋陕沿边之民到鄂尔多斯蒙古界内垦殖，也以50里为定界，不准逾越，且规定民人只能春去秋归，暂居塞外。“雁行”、“伙盘”之名亦由此而来。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又定：“凡内地人民出口，于蒙古地方贸易耕种，不得娶蒙古妇女为妻，倘私相嫁娶，查出将所嫁之妇离异，还给母家，私娶之民按地方例治罪，知情主婚及说合之蒙古人等，各罚牲畜一九。”此项规定，主要是为防止汉人成为蒙古地区的永久性居民。各民族之间通婚是走向民族融合的一个途径，但在这一过程中，又往往会产生许多矛盾和冲突、纠纷，这是清廷十分不希望看到的，通婚的结果使迁居汉人“概成蒙古”，更非清廷所愿，这与它始终强硬反对满汉之间融合的道理是一致的。
雍正朝，大量移往蒙古地区的人口是被官府有组织招募去的，这与对准噶尔战争仍在进行有关。此外，清廷虽表示“各省凡有可垦之处，听民相度地宜，自垦自报”，但只限于内地，边疆仍要得到官府的同意。如在喀喇沁蒙古地区，雍正帝曾令各旗蒙古王公容留谋生灾民，“欢迎入殖”者，“特许其吃租”。对民人私自出口或蒙古擅自招留现象，则明令禁止，如雍正八年(1730年)谕：“察哈尔地方原系蒙古游牧处所，若招民开种，则游牧地方必至狭隘，且民人蒙古杂居一处，亦属无益。著行文察哈尔总管等，查有此等擅行招民开垦之处，作速据实呈报，将前罪悉行宽免。倘仍复藏匿，一经发觉，加倍治罪。”对蒙汉通婚也仍持反对态度。
康雍两朝，在对待向蒙古地区迁移人口问题上，较以后宽松，这主要是由于官府还能有效行使对移民的控制，即便如此，对民众私自出口及其他违反法令的现象，清廷仍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时时发出谕令。随着移民的增多，其态度愈加谨慎小心，趋于保守。乾隆朝终于颁布了清入关以来最严厉的封禁令。这道封禁令通常是指乾隆十四年(1749年)颁布的一道上谕：
蒙古旧俗，择水草地游牧，以孳牲畜，非若内地民人，倚赖种地也。康熙年间，喀喇沁札萨克等地方宽广，每招募民人，春令出口种地，冬则遣回，于是蒙古贪得租之利，容留外来民人，迄今多至数万，渐将地亩降价出典，因而游牧地窄，至失本业……著晓谕该札萨克等，严饬所属，嗣后将容留民人居住，增垦地亩者严行禁止。至翁牛特、巴林、克什克腾、阿鲁科尔沁、敖汉等处，亦应严禁出典开垦，并晓示察哈尔八旗一体遵照。
乾隆十四年(1749年)为何会颁布这道禁垦令?私招私垦现象并非在乾隆朝才出现，是不是这一时期导致人口移向蒙古的各项因素消失抑或减弱了?
事实上，造成人口流向蒙古地区的各种因素在乾隆朝依然存在，有的甚至在激化。如粮食问题，粮食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其价格的变动可说是社会经济变化的晴雨表。早在康熙年间，丰年粮食价格仍然偏高，引起清朝统治者的警惕，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帝曾说：“即如京师近地，民舍市廛日以增多，略无空隙，今岁不特田禾大收，即芝麻棉花，皆得收获。如此丰年而米粟尚贵，皆由人多地少故耳”。
在封建社会里，粮食短缺确为人口过剩的一个标志。据有的学者考证，康熙中叶以来，特别是雍正年间，从总体上看，中国粮价相当平稳，而且数度出现谷贱伤农的现象，而到了乾隆年间，则开始上涨，并呈现出长期上升的趋势。乾隆二年(1737年)，虽各省关税减收百余万两，但“京师货物价值，日见腾贵，而外省亦复不减于前”。乾隆三年(1738年)发现，“近日粮价转昂”。粮价的连年告警，使官府紧张不安，终于在乾隆十二年(1747年)底，引发了一场著名的对粮政和粮食问题的大讨论。造成乾隆年间粮价持高不下的原因固然很多，而人口增加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同时，粮价增高也使破产农民及破产的手工业者、商人队伍扩大，后果只能是更加刺激人口向口外迁移。
再者，乾隆初期，虽与准噶尔部暂时规定地界，两不相扰，然而双方都在厉兵秣马，待机而发，所以清廷在北疆的军事准备活动一直在进行，口外屯田也一直没有停止，从政治、军事意义出发，清廷对口外汉族劳动力是不应排斥的。那么，乾隆十四年(1749年)禁垦令的发布又该如何解释呢?
惟一的解释只能是在清廷法令允许之外私自流入蒙古地区并定居下来的人口数已对官府构成了相当的压力，并产生了令其不安的后果——蒙古社会秩序受到了不安定因素的威胁。一个政权若想达到长治久安，就必须首先稳定全国的秩序，任何一个地区发生动乱都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危及整个国家的安定，尤其是涉及到民族关系的地区。蒙古高原历来为游牧民族生息繁衍的处所，农耕民族进入此地的历史可以追溯很远，但到清代以前，农耕民族栖息的地域都极其有限。康熙朝以后，中原的汉族人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深入草原游牧地带，在蒙汉民族文化交流活跃的同时，一种引起清廷不安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也在悄然滋生。农耕民族要在草原定居下来，就需要有种植作物的土地，而这样的土地只能从牧民手中得到，农田增加一分，牧地就要消失一分，这看起来是简单的土地之争，实际上是关系到两个民族生存与繁荣的大问题。随着移民的增多，隐忧也就越大。土地之争，即争夺基本生存资料的斗争也就越明显。对于清廷来说，并不需要什么大道理的说明，恐怕几起小小的争斗事实即可使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况且，在蒙地即使一件丝毫不牵涉民族关系的蒙汉诉讼小事也可能上升为民族问题。
清廷虽然三令五申禁止内地农民向蒙古地区迁移，但移民的潮流还是难以遏制，如清廷对山海关、古北口、喜峰口等地稽查严密，内地民人就从海上乘船北行。路上设卡盘查，他们就翻山越岭，辗转而行。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山东民人往来口外垦地者，已多至十万余”。乾隆十二年(1747年)，仅八沟、塔子沟等处蒙古牧场，“贫户络绎奔赴垦地居住”，达“二三十万之多”。至嘉庆五年(1800年)，清廷稽查东北蒙旗移民人口，发现郭尔罗斯长春堡一带已有居民2330户，垦成热地265 648亩。
五
清代的移民分为自发性移民和官府有组织移民两种。对于前一种移民而言，资金主要靠自筹，后一种清廷则提供一定的迁移费用及物品。清代，清廷针对西部边疆开发一共提供了多少资金，很难统计清楚。我们只能对一些局部地区作一些分析。如对新疆地区的开发，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清廷命陕甘总督杨应琚招募甘肃无业贫民前往乌鲁木齐垦种立业，就规定“酌量官为料理前往”。为使移民活动能够顺利进行，清廷对招募、转送、安置各个环节都作了妥善安排。实施优惠的迁移政策，像官费资送，凡举家出嘉峪关赴新疆者，官方发给途中盘费、车辆费、口食银及皮衣、铁锅等生活用品的购置费。据记载，乾隆二十九年至三十五年(1764—1770年)六年中，为办盘费等项，共动用银两281 700余两，平均每户用银约90两。在移入地，每户拨给土地30亩，6年起科，代为建房和贷给牲畜、农具、籽种及当年口粮。使之到屯即有房间栖止，又有口粮度日，得领地亩、农具、马匹、籽种，尽力田亩，不致周章。”另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清廷共招募民户6500余户。若按上述每户给银90两计算，清廷至少资助银两585 000两。
针对新疆干旱少雨、农业生产需要人工灌溉的情况，清廷在各个开垦区大力开修水渠，进行水利建设。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恢复巴里坤兵屯，在筹划修复南山水利的时候，为解决土质多沙、水道渗漏问题，清廷特从内地调去工匠物料，加以修复。如此工程只有在官府组织下，提供资金，集中充足的人力、物力才能完成。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数千年来，虽然囿于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条件，农业生产技术，特别是农业生产工具，一直没有质的突破。但在农艺学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8世纪，内地农业生产逐渐恢复正常，农业技术继续向前发展。
首先，在耕作制度上，表现为轮作复种制在南北各地普遍推广，间套方式继续朝多样化发展。明代，北方地区虽已采用轮作复种制，但不普遍。清前期，轮作复种的二年三熟制在黄河下游地区得到推广，成为一种基本的农作制度，一年一熟地区也发展了轮作休闲之法。即：“若沙碱则用休闲法，每年耕作一分，休闲一分；至轮作法最为普遍，即高粱、谷子、黄豆之类，每三年轮作一次，又名翻荐。”间作方式有麦豆间作、粮菜间作等，套作则有麦棉套作、稻豆套作等。这些都大大提高了耕地利用率，对缓解内地地少人多的矛盾起了一定的作用。
其次，在土壤耕作、选种、施肥和灌溉等方面也有了一些进步。例如，北方土地干旱，强调深耕，故山西寿阳一带犁田，“有特用深犁者”。在南方，由于稻麦两熟制的发展，整地排水技术不断改进。康、雍、乾几朝除进行了黄、淮、江浙海塘、宁夏水利等较大的水利工程外，各省还同时兴修改造了一些小规模的水利工程。在北方，主要发展了井灌，南方兴修了一批沟渠、塘堰等。无论南北，在选种、藏种、种子预措、育秧、移栽、中耕除草、追肥、防治虫害及收割等方面，都积累了一套较科学的技术。如在耕耘除草方面，讲究一月之内锄三遍，即数日之内头遍，10多日后二遍，20多日后三遍，既除去了杂草，又保持了墒情。清前期，一些总结性的农书像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编著的《广群芳谱》，乾隆七年(1742年)编成的《授时通考》及张履祥所著《补农书》，陆续流行于世。对推广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农业操作水平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移民大多属于“保守型”移民，即他们迁移的目的是为了保存他们占有的东西，是为了能够保持或改善其传统的生活方式，而绝不是通过迁移去寻找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行为方式。因此，移居到边疆地区的内地人口在当地多数所从事的仍然是农业。他们把内地的农业生产技术带到边疆，竭力按照原来的生活模式建立新的家园。
清代前期，西部边疆大部分地区农业生产水平还是非常落后，生产区域稀少零落。如喜峰口蒙古地区，“土极胞沃，居者懒于耕耨，仅种稗谷，不设沟塍，播种之外，听其自生”。齐齐哈尔附近的蒙古地区，也是如此，“蒙古耕种，岁易其地，待雨而播，不雨则终不破土，故饥者恒多……雨后相水坎处，携妇子、牛羊以往，毡庐孤立，布种辄去，不复顾。逮秋复来，草莠杂获，计一亩所得，不及民田之半”。随着移民的迁入，内地较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及农具也流传到边疆地区，并最终形成了一个个与内地生产方式基本无异的农业村落。
屯田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清代屯田范围之广、数量之多为历代所无法比拟。清前期，清朝在西部边疆地区的屯田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
蒙古地区的屯田始于康熙年间，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与准噶尔战争开始以后，归化城成为攻打准噶尔的重要通道，为了保证军粮供应，免除运输之劳，清廷开始着手在这里组织屯田。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下令将归化城大、小黑河下游的“善里”，“分划九区”，“每亩纳米一升七合二勺”，“招民认种”。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又在归化城南和大、小黑河流域划出约334顷的土地，定为粮庄地，分交三庄头承种，“每庄岁征米二百石，作为旗兵米粮”。这两次屯田因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对准战争告一段落，而被放置下来。康熙末年，由于同准噶尔的局势再度紧张起来，屯田又被重新提上日程。康雍时期的蒙古地区屯田主要集中在漠北蒙古的科布多、赛音诺颜和土谢图汗境内，各屯田区随着战争的变化而时废时兴。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清廷令傅尔丹等带领土默特地区的1000人前往漠北蒙古科布多、乌兰古木等处屯田耕种，其中，乌兰古木屯田效果较为显著，康熙六十年(1721年)，征西将军祁里奏言：“今春三月，遣官兵在乌兰古木之特里河边耕种，每麦种一斗，收麦二石有余。乌兰古木地暖土肥，请于来年多垦之，可望大收”。
雍正二年(1724年)，清廷与准噶尔局势有所缓和，清朝驻军东移。雍正三年(1725年)，清廷又选择了鄂尔昆和图拉进行屯田，并逐渐将垦地扩大到济尔玛台、扎克拜达里克和推河一带，这些地区的屯田一直延续到乾隆初年。
从乾隆三年(1738年)以后，随着清军南撤，漠北屯田相继停止。漠北屯田主要有绿旗兵屯和犯屯两种形式；绿营兵主要调自陕西、甘肃等地，三年换戍一次，平时一般只从事屯种，无戍防任务。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开始下令遣有罪者前往科布多、乌兰古木种地。这些罪犯原来大多应发遣黑龙江，后因西部战事紧张，才改发于此，并有因表现良好而被解除罪名充入绿旗兵队伍效力者。
乾隆年间蒙古地区的屯田活动主要是在归化城一带进行的。归化城的屯田有户口地、粮庄地、大粮地三种。户口地就是兵丁的口粮地，清朝规制：归化城八旗官兵无俸饷，“计口授田”，“以资养赡”。共有兵5000，“每兵一名，种地五顷”。乾隆八年(1743年)，因兵丁失地太多，故又重新进行分配，人均一顷，占地多者将地抽补给无地和少地的。户口地属国家所有，兵丁只有使用权，不准买卖，本应由兵丁自耕，但由于旗人不善耕种，多招民垦种。后来由于旗丁的贫困化加剧，不少人将户口地典给了民人。粮庄地，又称“十三圈庄头地”，是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为储备军粮而设立的。主要分布在归化城南和西南的大黑河流域。南边称“黑河庄头”，有三个庄，西南边称“浑津庄头”，有十个庄。庄头地属内务府，使用权在庄头，“每庄岁征米二百石”，“由归化城都统征收，储本处旗仓”，用作驻防旗兵米粮。大粮地是由国家招徕民人承种，但租粮不交户部，而是交给归化城厅和绥远城用作军粮。大粮地归国家所有，来源有四：招民开荒地，出价收买的私人土地，官地丈放为民地者和民人私垦的升科地。
除这三种屯田形式外，还有“小粮地”，是为补助土默特旗丁粮饷不足而丈放的牧地和官为赎回的民典旗地。它分为“代买米地”和“鳏寡孤独、养赡军丁家属地”两种，主要由民人耕种，征收银两。
与漠北屯田有所不同，归化城屯田的成果没有因对准战争的结束而废弃，这里的农业生产在以后继续得到了发展。随着移民大量涌向边疆地区，18世纪，在口外蒙古长城沿边一线及新疆天山以北建立起了比较稳定的农业区和半农业区，经济格局从延续了上千年的完全游牧经济过渡到农牧相兼或以农业为主，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清代，蒙古地区的农业区和半农业区主要分布在以卓索图盟为主的东部蒙古地区、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察哈尔地区及河套地区。
关于农业区和半农业区形成的标志，最明显的一条就是在这些地区，农业人口和农田处于优势地位，或者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蒙古地区农业区、半农业区形成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一系列厅、府、州、县的设立。满族以一个边疆民族入主中原，统治一个民族复杂、文化各异、人口众多、疆域辽阔的国家，长达268年之久，其中有过100多年的鼎盛时期，究其原因，重要一点即在于它采取了“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方针。在各地因俗而治，如在中原各行省沿袭明朝建置，继续实行府、州、县制。在蒙古地区，建立了盟旗制，国家只是名义上拥有对土地和人口的控制权，实际操纵权掌握在札萨克手中，保留了元代以来的“君国子民’’制。盟旗制与州县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区分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的标志。随着内地汉人在蒙古地区的增多，设立管理汉人日常事务及处理蒙、汉民纠纷的机构成为形势所需，厅、府、州、县在草原便应运而出现了。
厅、府、州、县及保甲组织，这些汉族地区的地方职能机构在蒙古地区的出现，说明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农业，开始在蒙古地区确立，并已显示出它的影响力，而这些机构的设立，反过来又保证和带动了蒙地农业区的发展。
清代在新疆地区的屯田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康熙、雍正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清军对准部战争结束之前，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清廷屯田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裕军需，省传输”，保障清军在对准战争中的军事供给。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对准战争告捷后，卫拉特蒙古人众非亡即散，损失殆尽，以致耕牧俱废，人烟稀少。清廷在“以武定功成，农政宜举”方针的指导下，大力组织各种形式的移民，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至嘉道时期，为新疆屯田的第二阶段。第二阶段进入新疆的农业人口主要来自五个方面：绿营屯兵，内地民户，南疆维吾尔族农民，内地遣犯，移驻北疆的部分八旗兵丁。与移入人口的身份相适应，屯垦活动亦有兵屯、户屯、回屯、遣屯、旗屯等不同形式。
新疆的农业区主要集中在北疆，沿天山北麓平原延伸，东起巴里坤，西至伊犁，北抵塔尔巴哈台，南接哈密、吐鲁番。大体由四个相互衔接的区域组成：以宜禾县为中心的镇西府巴里坤垦区，隶属镇西府含木垒、济尔玛泰、吉布库、古城的奇台垦区，以迪化为中心向东西伸展，包括济木萨、阜康、昌吉、玛纳斯、呼图壁、库尔喀喇乌苏、精河在内的乌鲁木齐垦区及伊犁河谷和塔城山间盆地组成的伊塔垦区。
关于清代前期北疆的耕地面积，《西域图志》、《乌鲁木齐事宜》、《三州辑略》、《西陲总统事略》、《新疆识略》等书中都有记载，概括起来，乌鲁木齐、巴里坤的户屯，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垦地29l 232亩，乾隆六十年(1795年)为987 789亩。伊犁户屯，乾隆二十八年至嘉庆十三年(1763—1808年)共计947 231亩。北疆兵屯(含遣屯)，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为219 632亩，乾隆六十年(1795)为143 510亩。伊犁回屯只计籽种，不计顷亩，照1。5石下种量种地约27．3亩换算，约有163 800亩。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乾嘉以来，北疆土地在不断被开垦出来，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达40余万亩，乾隆六十年(1795年)达120余万亩。随着兵屯的收缩，民屯的面积在不断扩大。
各屯区的粮食产量基本上实现了自给自足。乌鲁木齐自开屯以来，年成甚好，乾隆三十五年至五十四年(1770—1789年)20年中，除有三四年遇灾减产，历年都“时和岁稔，水泉充足”，收成在十分上下，有的年份高达十五六分。兵屯每亩的平均产量由初期的约一石零七升上升到一石四升七斗。乾隆末年，乌鲁木齐、巴里坤户屯每年上交州县赋粮72 410石，加上兵遣屯粮和就近从民间采买，一岁得粮195 000石，供支官兵及州县公用外仍余粮3万余石。伊犁每年收绿营屯粮6l 000余石，回屯纳粮10万石，户民及为民遣犯粮数千石，计16万余石。
由于农业发展，粮食丰盈，北疆市场粮价甚低，甚至有“谷贱伤农”之忧。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粮价已从每石一两六钱跌至五钱，纪昀说：“天下米价之贱无逾乌鲁木齐者……载麦盈车不能得钱三贯，其昌吉、特纳格尔诸处，市斛一石仅索银七钱，尚往往不售”。其农业发展程度可见一斑。雍正年间鄂尔泰任云贵广西总督，在滇桂边远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运动，这是西南边陲开发历史上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其意义在于，经过改土归流不仅消除了诸多地方割据势力，在政治上使国家更加统一和完整，而且在社会经济上为内地移民到边远地区从事垦殖、采矿和经商等活动创造了必要条件。
由于政权的统一，消除了内地人民奔赴边远地方从事开发活动的人为障碍，在雍正以后的乾、嘉、道三朝时期，主要是长江以南各省人民以及滇桂腹地的居民，出于谋生的目的，纷纷如潮水般涌向二省的边远地区，从而使清代前期二省所在西南边疆地区的人口总量有了急剧的增长。康熙末年的西南地区人口数量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而雍正年间改土归流以后，经过乾隆、嘉庆近百年间，不断有大批移民的涌入，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广西、云南的人口总数又有显著增加，是年广西人口742万余、云南人口449万余，各比原来增多7倍和5倍。其中增长幅度最大的地区并非二省的腹里地带，而是昔日被视作“烟瘴蛮荒’’的边远地方。这一事实充分反映了清代滇桂地区开发水平的空前提高，可说是其开发成就的又一客观标志。对于广西传统的稻作区即东部地区说来，这里的农业开发主要是依靠投入更多的劳力，以加强精耕细作，从而提高原有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而乾嘉时期不断增多的人口恰好满足了这一需要。但在广西西部山区多以种植玉米、甘薯等旱地作物为主，其粮食产量的提高，主要是通过大批的内地移民零星垦殖荒山坡地来实现的，在这一点上同当时云南的农业开发情形颇为相似。然而，云南由于没有桂东地区那种大面积稻谷种植条件，因而其粮食产量充其量只能自给而已，正如时人所谓：“滇省山多田少，一岁之获仅供一岁之需，民鲜盖藏，官无余积”。相形之下，云南在清代的农业开发成就不免给人以黯然失色之感。但是倘若考虑到当地山高谷深、可耕地面积狭小的自然条件，居然也能在乾隆初年以后人口大量增多的情况下，通过垦辟深山峡谷中的零散荒地来满足粮食需求，就可了解到清代滇省的农业开发也是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只是不及广西那般突出罢了。
六
边疆开发并非是中国特有的历史现象。在几乎与清代西部边疆开发的同一历史时期，美国有对其西部地区的开发；俄国有对西伯利亚地区的开发；在本世纪，日本有著名的北海道开发；巴西也对其富饶而贫困的西北部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美国西部开发在各国边疆开发中最引人注目，是人所公认的较成功的边疆开发活动。那么美国西部开发与清代西部边疆开发有何异同呢?
l、边疆开发的前提和条件
在清代幅员广袤的疆域版图上，不仅有陆路边疆，而且还有海路边疆。这些边疆地区是我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世代生息在这些边疆地区的各民族人民和内地的汉族人民都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创造者，也是开发和建设这些边疆地区的主要力量。汪昭声曾说过：“以历史论，美国之开发西部，即为单纯之开发，而我国之西北，本为我民族发祥之所在地，过去曾有辉煌光大之史迹，故吾人之于西北，仅可谓之再进，而不能视为拓殖。”这番话对我们研究清代我国西部边疆地区的开发与美国西部开发的异同不乏启迪。
清代，西部边疆地区的开发是我国各族人民在此以前开发建设边疆历史的延续和发展。在清代以前，无数不见经传的劳动人民手足胼胝，默默无闻地谱写了中华民族开发西部边疆的宏伟历史；另一方面，许多才干卓异的封建皇帝、官吏对边疆开发也起积极的作用。清代前期，我国边疆开发事业承接着前代边疆开发的流绪，进入了一个更加波澜壮阔的时代。因此，清代的西部边疆开发，应该说是我国各族人民自古以来就已开始在边疆地区从事开发活动的宏伟历史画卷中的一个片段。
美国的西部地区并不是美国过去早已据而有之的领土，其西部开发带有暴发式扩张领土的特征。换言之，美国的西部开发是名副其实的开疆拓土的活动，与我国清朝统一边疆地区后进行的开发活动存在着明显区别。美国建国之初仅有阿巴拉契亚山以东的大西洋沿岸13州。然而，随着国势日趋强大，美国逐渐走上了扩张领土的道路，并产生了所谓的“天运”的领土扩张理论。
清代，西部边疆地区众多民族聚居的格局，形成了在开发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较美国更为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使清朝西部边疆开发的难度大于美国西部开发。由于开发边疆必然对边疆地区既存的社会结构予以冲击，潜含着引起各种矛盾的不稳定因素，因而清朝政府有时在对西部边疆地区进行开发的决策过程中往往踟蹰不决、摇摆不定，或者仅以维持地区社会安定为目标。乾隆帝就不主张采取积极的措施开发西藏经济，他说：“西藏乃极边之地，非内地可比，其生计风俗，自当听其相沿旧习，毋庸代为经理”。美国西部开发是以印第安人的苦难为代价的，美国西部的繁荣昌盛是在印第安人的累累尸骨上建立起来的。在美国人进入大西部以前，印第安人干百年来都在那里生活和劳动，他们分为契普瓦、苏族等部落，生产极为落后。在美国西进运动中，美国殖民者公然提出了“除了死的印第安人，没有好的印第安人”的口号，对印第安人发动了千百次疯狂的军事围剿。美国西部开发无处不出现过这样两幅图像：一幅是美国移民自东向西推进，势不可挡；一幅是印第安人步步退却，自东向西一路上留下一片血泪哀声。无怪乎印第安人把他们向西退却的道路称为“眼泪的道路”!正是在美国政府的血腥政策强制之下，大量印第安人被驱入贫瘠不毛的保留地，人口锐减，境遇之惨，实不堪言状。上述状况的形成是美国西部开发的基本前提或条件。
2、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有着促进或延缓作用，因而人类的开发活动任何时候总要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与影响。我国西部边疆地区的自然条件与美国西部的自然条件存在着差异性，这是两者开发具有难易之别的外部客观因素。
其一，我国西部边疆地区的地理环境较诸美国西部的地理环境相对复杂。我国西部边疆地区最显著的特征是地理环境的多元化，各地区都可以构成各具特色的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无论从地形、气候、自然景观还是从土壤结构等方面来看，我国西部边疆地区南北各异，东西不同，复杂多样。并且，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单元内部还可以划分为相对来说层次较小的自然单元。以蒙古地区为例，我们可以将蒙古高原视为一个完整的自然地理单元，但蒙古的东部与西部的地理环境并不相同：东部草原宽广，西部戈壁纵横。地理环境的复杂性形成了清代西部边疆地区开发的不平衡性，造成了清代西部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面貌的差异性。美国西部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在地理上，可以把整个美国划分为六个地区：(1)东部沿海低洼或平原区；(2)正西面的阿巴拉契亚山区；(3)墨西哥湾流域的低洼区；(4)密西西比河流域平原区；(5)科迪勒拉和落基山区；(6)太平洋沿岸低山地。六个地区中，后四个地区属于西部地区。由此可见，美国的地形远比中国边疆地区简单。阿巴拉契亚山地以西是中央低地。中央低地西起大平原，北到五大湖，南临墨西哥湾，绝大部分海拔在300米以下，地势平坦。中央低地以西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大平原向北与加拿大境内的大平原连成一片，只有极个别地方稍有起伏，其气候属温带草原气候。大平原的西部边界是落基山脉。在落基山脉以西、喀斯喀特—一内华达山以东的地区是一个山间高原盆地。这个地区的北部是高度大体不超过海拔1000米的哥伦比亚高原，东南部是海拔2000米左右的科罗拉多高原，其余部分总称为大盆地。一般来说，哥伦比亚高原、科罗拉多高原、大盆地都比较平坦。在喀斯喀特一一内华达山以西、海岸山脉以东的地区有两个狭长的山间陷落谷地，一为北部的威拉麦特谷地，一为南部的加利福尼亚谷地。美国本土面积900多万平方公里，其中可耕地高达40％。
中国的领土面积与美国大致相仿，但中国的可耕地仅占整个领土的10％。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可耕地绝大部分都集中于“大西部”。在美国西部，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尤其是煤和铁。除了煤和铁外，其他矿藏也极为丰富。美国西部的另一个重要资源是草原。整个辽阔无垠的中部大草原，堪称世界上最好的“天然牧场”。美国西部的地形复杂程度比起我国西部边疆地区来远远不迨，这样便容易给人们形成一种相对简单的关于美国西部的概念，使当时大量迁往美国西部的移民把整个西部视为展示自己才能的自由天地，即使局部地区的地理环境并非他们听到的那般美好，也不能泯灭其对整个西部的强烈向往。
其二，我国西部边疆地区存在着许多难开发的自然障区，而美国西部的绝大部分地区都适宜开发。我国西部边疆地区固然蕴藏着丰富的矿藏资源和动物、植物资源，然而，在进入实际开发过程中却遇到地理环境复杂所造成的难以开发的自然障区。
以西藏为例。西藏的面积为120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美国全部领土的1／7，但整个西藏高原地势高，气候严寒，空气稀薄，许多地方是人类根本无法生存的禁区，整个西藏可耕地比率不大。再以新疆为例。新疆的面积为165万平方公里，可是北疆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和南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白龙堆沙漠便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由于新疆深居欧亚大陆，距海遥远，周围几乎为高山所环抱，因此新疆的农业是一种绿洲农业，在既定的社会生产力下不可能容纳过多的人口。而美国绝大部分地区都具有良好的自然条件，容易对外部移民产生拉力。我们且不说中央低地河流密布、森林翳蔽天日，土地平坦开阔，也不用说加利福尼亚等地金矿是如何使移民们如痴如狂，就以被人们视做最荒凉的落基山区中的高原和大盆地来说，这里的绝大部分地区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的自然条件也和我国新疆绿洲地区大致相仿，更何况这一地区的矿产资源的丰富在当时足以使人们对此倾心向往。拉尔夫·亨·布朗的《美国历史地理》一书就这样记载说，在西进运动期间，“圣路易谷是落基山区一个更有希望发展农业的地方，这是一片辽阔的、椭圆形的偏南盆地。它的位置偏南，所以就处于一个气候比较温和的地带，已经有人定居的一小块面积上种植的小麦、燕麦和马铃薯就可以表明这种情况”。从总体上看，美国西部尽管自然条件不尽相同，开发难度各有大小，但几乎所有地区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都有近期开发的价值。而我国西部边疆地区虽然面积广大，自然条件极其优越，但难开发的自然障区在整个边疆地区中所占比例远远超过美国西部中难开发地区所占比例。
3、劳动力、资金、生产技术、交通和市场
清代前期，清朝国泰民安，农业、手工业、商业得到全面发展，社会经济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西部边疆开发获得了长足进步。与此同时的美国西部却仍为印第安人所控制，一直处于原始状态。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说，在19世纪以前，美国只有“少数殖民者完全属于非商品经济或完全属于商品经济，绝大多数都是不同程度地属于半自给半商品经济”。从生产技术上看，当美国最初开采加利福尼亚金矿时，其技术简直与我国西藏地区的采矿技术相差无几。为什么美国西部开发能够以急骤的速度迅速完成呢?这里，我们将以结构分析的方法，通过社会经济组成因素的对比，阐明这些因素的互动关系，以探究两国西部开发中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差异。
①劳动力
清代史籍虽然有内地人民“趋之若鹜”、“日积日多”地前往蒙古、新疆、云南等地谋生的记载，但我们从总体上看就会发现，清代我国移民不像美国移民那样自东向西呈单向流动，而是多方位地向边疆地区如水银泻地般扩散。明代中叶流民现象与清代边疆移民活动有很大关系。明代中叶流民的主要活动范围是陕甘南端、鄂西北、豫西南的汉水流域和江西、广东等省交界的岭南山区。在清代前期，上述两个地区仍然是大量移民的迁入地，此外四川在顺治初年到道光年间也是重要的移民接受地。但是，清代人口增长毕竟太快，于乾隆六年(1741年)突破1亿大关，又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达到41 280万。这样，明代以来存在的内地流民活动区对解决清代人口危机已无济于事，于是“走西口”、“闯关东”、赴台湾便日益盛行起来。据有的学者估算，在咸丰年间，我国人口分布明显具有由沿海向内地递减的趋向。具体地说，在华南，从广东经广西到云南，由每平方公里172人递减到16人；在长江南岸，从江苏经安徽、湖北到四川，由每平方公里448人递减到84人；在黄河两岸，从山东经河南、山西、陕西到甘肃，由每平方公里225人递减到32人。从这一估算可知，清代人口压力比较大的地区是东部，而西部则相对来说不甚严重，是经济稀疏区，故而清代边疆移民西少东多。
美国西部移民活动和清代我国西部边疆地区的移民活动都是环境移民。不过美国西部移民一般属于变革性环境迁移，清代我国西部边疆地区的移民活动一般属于保守型环境迁移。美国西部移民不仅是一种横向社会流动，而且对不少移民来说是一种纵向社会流动的机遇。美国没有经历封建社会，标榜人人平等的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为社会成员的纵向流动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加剧了社会成员为争取更高的社会地位和获得威望、影响与财富而进行的竞争。在美国西部开发中，不少移民并非因为生活所迫而背井离乡踏上西进的征程，而是为了爬上社会阶梯的高层、实现自己追求名利的抱负。
清代西部边疆移民迁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满足移民主体的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有清一代，我国人口总量基本上保持增长趋势，使人口再生产与生活资料再生产的不协调关系日益恶化。然而，由于土地成本增加定律的限制，我国长期以来精耕细作的生产增长达到极限，从而使再向那些精耕细作的土地追加投资已经成为“不经济”。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加速了我国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的瓦解，清朝那种可以容纳较多劳动力的传统农业和手工业受到强烈冲击，出现严重的社会劳动力的结构性失业现象，而近代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又十分缓慢，城市无法吸收大量的过剩人口，所以鸦片战争后清朝人口危机进一步加剧。在这种内地许多地区人满为患的情况下，一些内地人民不得不到谋生相对容易的西部边疆地区寻觅出路。从我国清代西部边疆移民的推因和拉因可以看出，我国移民迁往西部边疆往往是为了谋求生路而出于无奈，并不像一些美国西部移民那样追求冒险性的开拓事业。
我国西部边疆环境移民的保守性和美国西部环境移民的变革性还可以从下面的事实得到证明。在美国西部开发中，许多西部移民“奋力前进好像是受到时间的催促，惟恐找不到用武之地”。他们一踏上西进的征程便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他们西进的队伍好像由诸色人种组成的拼盘，没有明显的移民来源界限。我国人口分布的惯性远远大于美国人口分布，人们在正常情况下绝少迁移活动，即使迫不得已向边疆地区迁移，也多选择邻近省区为迁移目的。山东、河北等省和皖北的移民多渡海或出关前往东北；河北、山西、陕西等省的移民多以内蒙古、宁夏为迁移目的地；甘肃、陕西的移民多以新疆为迁移目的地；华中和四川的移民多向云南、贵州流动；福建、广东等省的移民迁徙目的地多是台湾。
②资金
边疆地区的开发建设既需要开发主体进行数量较大的一次性先期投资，也需要开发主体进行逐年的累积投资。中国西部边疆移民绝大部分是贫困农民，所携资金往往是区区微数，甚至除自身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在清代，作为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的生产力长期停滞、人均土地量的下降、诸子平分家产的传统继承习惯等等造成中国农民收入的普遍微薄。并且，我国内地移民到边疆后多受到封建剥削，他们必须向封建官府、边疆各民族王公贵族、汉族豪强业主交租纳赋，极不容易像美国西部移民那样成为腰缠万贯的富豪。在我国西部边疆地区，蒙藏等地区的封建农奴制经济长期陷于停滞状态，各民族人民衣食不周，生活水平极低。总之，我国西部边疆开发主体的收入普遍较低，资金稀缺是限制西部边疆开发的一大因素。
在美国西进运动中，土地投机商、奴隶主、农场主是推动美国领土扩张的决定性力量，小农和其他劳动者则是西进运动的基本力量，人数众多。据美国历史学家C·古德里治等人的研究，在“新英格兰公司”的指导下移往堪萨斯的3000个家庭和个人中，留下了在老家的职业记录的有727人。在这727人中，农场主占32．9％，商人占9．8％，专职人员占8．4％，独立工人和挣工资者占48．9％。可见美国西部移民中有一个热衷于储蓄而且有能力进行生产投资的社会群体，即土地投机商和农场主等等。美国西部大片未垦土地的存在，使农业资本家不必为支付高昂的地价而减少直接生产投资，有利于吸引农业资本家对西部土地的投资，有利于西部土地以及土地上的资源得到充分开发。由于美国西部移民中存在着具有雄厚资金的社会阶层，因而美国西部的农业、采矿业部门都比较容易形成规模经济。
③生产技术
一位美国学者这样写道：“在1790年，我们的制造业大部分还很陈旧。”在美国独立之初，美国工业基础薄弱，生产技术落后，而英国在这时独着先鞭，发生了工业革命，并对美国实行技术封锁以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但美国竭力从英国吸收先进生产技术，积极创新，因此大大缩短了技术吸收时差，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美国的西部开发与美国的农业革命和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密不可分，层出不穷的技术进步是美国西部开发的强大引擎。每当美国西部开发在遇到自然壁障而呼唤相应的科学技术这一神奇法宝时，应运而生的科学技术便被创造出来，成为征服自然壁障的利器。
19世纪后期，美国西部山区的采矿业开始转变为以资本主义企业形式、使用先进技术的深层开采，继续带动农业等产业部门乃至整个经济的全面发展。与此相对照，我国云南地区的采铜业乾嘉时期如日中天，形成了“滇铜几遍天下”的壮观局面，然而到近代以后却光灿全无，出现了“硐老山空”的景象。揆其原因，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云南采矿业到近代后进入深层开采，而生产技术停滞不前，资金不足。在美国西部农牧业开发中，有三项技术进步看似平凡却意义重大，即：犁、风车和刺铁丝网。当西部移民为大草原土壤中植物根茎繁芜而不知所措时，各种尖利的犁具的发明和运用使大量荒地得以辟为良畴；当西部移民为大草原雨量不足所困扰时，大量小型而廉价的金属风车使移民能够战胜干旱的威胁；刺铁丝网的发明和运用则解除了移民缺乏廉价围篱材料的苦恼。
在美国西部开发的生产技术日新月异的同时，我国西部边疆开发的生产技术却长期处于徘徊状态。尽管我国局部边疆地区在清末开始引进近代生产技术，但这些生产技术在整个边疆开发中所起的作用比较有限。在美国西部开发中，生产技术的发明数量大、模仿率和模仿比例高，是其开发事业迅猛发展的重要原因。18世纪我国西部边疆开发的生产技术陈旧而落后，虽然是由文化障碍等诸多因素所致，但资金障碍是其中最重要的根源。这种情况，使开发主体无力投资生产技术的改进，只能勉强维持简单再生产，更不像美国西部的企业和农场那样形成规模经济并在竞争机制的作用下加速生产技术的进步及其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传递，故而技术较低。
④交通
中国和美国都是版图辽阔的国家，所以两者边疆开发都依赖于交通的发达。在清代前期，我国西部边疆地区的交通道路主要是驿站。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近代交通手段逐渐传入我国。光绪十九年(1893年)，由我国自行集资、自行筹办的第一条铁路在台湾建成。此后，俄国、日本、法国为了实现其侵略中国的目的，修建了中东、南满、滇越铁路。尽管外国侵略者在我国边疆地区投资修建铁路使我国人民蒙受了严重屈辱，但对于这些边疆地区的开发是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的。
美国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对西部开发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在此期间，美国西部的交通运输业先后经历了水道时代、汽船时代、铁道时代三个阶段，交通运输业的变革如同后浪推前浪一般彼此衔接，将美国西部开发推向高潮。1811年“新奥尔良”号从匹兹堡到新奥尔良的处女航，揭开了美国西部开发汽船时代的第一页。1825年的伊利运河通航是美国西部交通开发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到19世纪末，中央联合太平洋、圣他菲、北太平洋、南太平洋、大北方等五条横贯大陆的铁路先后建成，萦绕于西部移民耳际的汽笛声标志着占据美国最后西部的日子的到来，更像号角般召唤着更多移民奔赴西部。美国西部交通运输业迅速发展的动力源在于大批移民涌向西部后产生的客观形势需要。技术的进步、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足则为美国西部交通开发提供了必要条件。由“对那些希望向西迁移和有剩余农产品运往市场销售的人来说，交通运输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因而，移民以更加磅礴的态势不断朝着日落的方向涌去，美国东部和欧洲资金的雨点更加急骤地倾泻、浸灌于美国西部，城市则如雨后春笋般从美国西部的土地上蓬勃发展起来。
⑤市场
随着我国内地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边疆开发水平的逐步提高，18世纪我国西部边疆地区的商业较诸前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18世纪，打箭炉商业的繁荣昭昭载于史册，云南大理“三月街”的庞大规模令人不可小觑，旅蒙商的活跃在有清一代久盛不衰。史书中记载伊犁的商业情况时说：“内地之民争趋之，村落连属，烟火相望。巷陌间羊马成群，皮角毡褐之所出，商贾辐辏。甚至如绍兴之酒，昆腔之戏，莫不岔至。”然而，我国西部边疆地区的市场商品经济基本上是一种维护各社区之间社会经济机制平衡的辅助手段，并没有成为导致新经济结构出现的革命力量。我国西部边疆地区生产力水平低，社会储备少，生产技术层次低，交通困难，造成市场发育不成熟。西部边疆各族人民把产品投入流通，主要是为了弥补个体经济单位的经济短缺并实现再生产过程的平衡而已。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修建和运输费的降低，为美国西部市场的扩大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据统计，在1879—1899年间，圣他菲铁路运费下降了42％，北太平洋铁路运费下降了46％。美国西部生产技术的进步使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产品成本逐步降低，并且社会中经济人格普遍得到承认，市场机制越来越成为调整各微观经济主体之间相互联系的决定性力量，因此美国西部的工农业商品率日趋上升，东部与西部的经济贸易日益密切，使美国全国性商品市场于19世纪70年代最终形成。此外，美国西部的农场主和牧场主还努力开拓，形成了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农牧业专业化生产格局，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循环，使美国西部经济逐步向外向型经济转变。
⑥政府的开发政策
就经济活动而言，边疆开发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使闲置的或利用率不高的各种资源充分发挥功效。资源既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等经济资源，也包括组织、政策等社会资源。一般说，政府在边疆开发过程中的服务供应是否充足、政府所实行的各项政策能否优化边疆地区物质资源之间的组合运作等等，都在边疆开发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清代前期的封禁政策阻碍了西部边疆开发的发展，往往为学者们所诟病。雍正、乾隆和嘉庆年间，清廷曾多次颁布不许内地汉族农民进入蒙古地区开垦地亩的禁令。清廷的封禁政策是一种社会短期行为，它片面追求近期和局部的社会控制目标，忽视和否定社会发展的长期、整体目标。不可否认，内地移民向边疆地区的迁徙并未因清廷的封禁政策而中止，但官府的封禁措施对边疆移民的限制并不是丝毫不起作用。尽管清前期的几代皇帝都是我国历代封建君主中的佼佼者，殚精竭虑，惶惶求治，但他们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以“天下太平，长治久安”为最重要的目标，因而往往不能够将边疆地区经济开发置于与安定边疆同等的地位，造成了历史时机的浪费。此外，清代前期我国边疆危机潜存不显，也是没有引起清廷对西部边疆开发予以足够重视的原因。
也许有人会问：18世纪新疆的农业屯垦开发轰轰烈烈，岂能说清廷当时在开发西部边疆方面未曾大有作为?其实，18世纪清朝统治者主持新疆地区大规模的农业屯垦开发是有一定缘故的。在有清一代，我国西部边疆地区由政府主持的大规模开发活动往往都是追求政治和军事力量的附产物。18世纪新疆的农业屯垦开发如此，清后期西部边疆一些地区实行新政亦然。清廷在平定准噶尔后急需解决驻守新疆的庞大军政力量的粮糈供应问题，这便是清廷最初在新疆采取屯垦开发、以边养边的方针的肇因。
在中国近代史上，外国列强对我国边疆地区的蚕食和侵略使我国的边疆危机日益加剧，迫使具有严重惰性的清廷对此做出相应的反应。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每当外国列强发动一次企图吞噬我国边疆地区的侵略战争之后，清廷为了巩固国防，都要采取一些开发边疆地区的措施。在从俄国手中收复伊犁之后，清廷于光绪十年(1884年)在新疆正式建省，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开发建设。英国侵略者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正如英国侵略分子贝尔在《西藏的过去与现在》一书所说：“1904年远征军返回印度之后，力图使中国恪守已订立的条约。但这次远征彻底震醒了中国官府，他们决心致力于中国在西藏权力的恢复。”于是，清廷委派张荫棠和联豫在西藏举办新政，使西藏地区开发建设的局面为之一新。可见，由于列强强行楔入，清廷在近代逐渐取消了封禁政策，并采取各种措施开发建设边疆，以加强国防综合实力。对于美国移民向西迁徙，美国政府从未像清廷那样实行封禁政策。起初，美国联邦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于1785年颁布的土地条例规定：西部已有的国有土地由官府分块向移民出售，出售土地的最小单位不得少于640英亩，每英亩最低售价为一美元，买者必须在一个月内将款交清。由于美国政府所规定的售地面积太大、售价太高，因此剥夺了许多贫苦移民购地的机会，造成了土地投机的盛行。在广大下层移民的斗争压力下，美国政府“将国有土地作为财政收入来源的态度在19世纪20年代开始转变”，其西部土地政策进一步民主化。1862年，美国总统林肯颁布《宅地法》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壮举，它造就了美国西部大批独立的小农，有力地推动了美国西部移民的浪潮。据记载，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明尼苏达和达科他各科在1863—1880年间新建的24万户农场中，有一多半是按照《宅地法》获得土地的。尽管美国联邦政府的西部土地政策有一个逐步民主化的过程，但美国政府始终是鼓励向西移民。并且，在美国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移民向西迁徙始终具有合法性，因此美国当时的人口转换率极高。
清廷的政治体制属于封建中央集权制，美国的政治体制属于资本主义民主联邦制。其实，在边疆开发的实践活动中，无论中央集权制还是民主联邦制都具有各自的优势。中央集权制有利于不同的开发行为主体粘合起来形成一种合力，克服边疆开发过程中的分散性；民主联邦制使社会经济运行机制具有灵活性。在18世纪我国边疆开发中，由于国民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开发投资，因此官府必须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边疆经济开发的行政管理者，又是边疆经济开发的重要投资者之一。从清廷作为边疆开发活动的行政管理者的身份来看，清廷始终存在着腐败因素，而且愈演愈烈，直至将清王朝送入坟墓。清代许多驻藏大臣尸位素餐，不理政事。清末丈放蒙地的贻谷贪污被杀，就是典型的例证。从清廷作为边疆开发的重要投资者之一的身份来看，清廷的财政制度结构使其不可能承担大规模的边疆开发建设投资。清廷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有田赋、关税、盐课等，财政支出主要是用于维持国家 行政官员和军队的俸饷等消费性支出，鲜有建设性的支出。并且，在清后期，战争赔款、贸易入超等因素使清廷的财政更加绌紧，颇有捉襟见肘之势。清廷的财政结构表明，其官府功能主要是进行政治统治，而不是发展经济。当然，乾嘉年间新疆农业屯垦和清末赵尔丰开发川边藏区期间，清廷都曾为移民提供种子、农具等方面的资助，但清廷进行这种投资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巩固国防等非经济目标。由于清廷的行为准则首先是政治利益，其次才是经济利益，所以18世纪我国边疆开发活动具有明显的政治化倾向。可惜的是，清廷由于其财政结构的缘故，并未能胜任边疆开发主要投资者的职责。
在美国西部开发中，美国政府基本满足了边疆开发活动对官府的角色期望。由于美国当时受“廉洁政府”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联邦政府对经济较少有直接干预。在西进运动中，美国移民的投资费用往往都是个人自筹解决，没有出现过我国边疆开发中由清廷直接组织的那种移民活动。可是美国联邦政府对边疆开发的措施却切中肯綮。首先，美国以公有土地出售收入款项作为财政补贴用于西部交通开发。据统计，在1850—1871年间，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共拨给各家铁路公司的土地约2亿英亩，为铁路建设发放贷款近6500万美元。其次，美国政府注重发展教育，鼓励技术发明创新。1862年林肯总统签署《国家赠送土地创办大学法》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正是在美国政府大力资助下，美国在19纪40年代进入了“教育觉醒时代”，到1900年时，美国中学生已达519万。美国政府投资于交通、教育虽然不像投资于西部的农业和工矿业那样可以取得明确而迅速的经济效益，但它在美国西部开发中向社会提供了必要的公共服务，促进了全西部社会经济宏观总效益的提高。
⑦文化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在社会大系统中，文化子系统能够通过信仰、社会规范等引导或控制着人们的经济活动。清朝西部边疆开发和美国西部开发中，移民往往都是当时社会中传统束缚较少的社会群体。不过，中国国民性中有着安土重迁的传统，因此清代中国人的迁移意向不如美国人那样强烈。在清代，中国的社会基层结构是一种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家族血缘为本位、儒家思想为伦理规范的封建宗法专制社会结构。在这种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基层结构中，土地是农民实现自身价值和保障自身生活安定的基础，因此农民对自己生于此、长于此、老于此的土地具有依恋情感，不愿舍弃桑梓旧地而远走他乡。在清代，中国以宗法血缘为本位的社会基层结构中，宗法血缘关系是把社会成员组织起来的天然纽带，自然经济的脆弱性又导致了个人依赖于家族的文化模式，而且清廷往往以宗族制度作为社会基层统治工具，因此农民的主体意识缺乏，一般不愿游离于家族之外。此外，交通不发达固化了农民安土重迁的观念；反过来，安土重迁的观念又成为清代我国农民的一种众趋人格，成为边疆移民的一种后拽力。
美国文化与欧洲文化的密切联系是显而易见的，由于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所产生的新教伦理思想认为：“人不能愚笨地浪费上帝的财富。朴实和节俭是一种美德，每个人应该巧妙地投资以增进上帝的财富”，因此新教伦理能够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心理驱力。美国人的经济伦理观念与西方新教伦理思想之间存在着不可割断的脐带。在美国成长过程中，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资产阶级价值观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尤其在美国西部开发过程中，拓荒者们“不与自然妥协，他们的任务不是去适应而是去征服。他们将大陆上的森林和草原视为必须征服的障碍。千万亩的原木被他们的斧子剥去了皮，千万亩的草泥被他们的犁所翻起”。美国当时那种富于进取而讲求实效、生气勃勃而崇尚自由的社会精神风尚对美国西部开发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美国西部开发又使这种社会精神风尚得到进一步升华和发扬光大，使西部的拓荒精神成为美国独特文化中的一笔宝贵财富。我国已故的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曾经这样写到：“归根起来讲，中国农村社会的机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不能产生自然科学。”虽然我国的劳动人民曾经以四大发明而著称于世，但我国传统文化存在一个严重的弱点，即：注重经验知识而往往不能形成完整、严密的近代科学体系。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清代中国社会里，广大农民可以完全凭借自己在生产劳动中探索出来的直接经验和从祖宗先辈继承下来的间接经验，周而复始地简单循环农业再生产过程，这样便在农民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形成了尊重经验而缺乏逻辑实证分析的思维传统。正是在这种中国传统社会普遍存在经验思维的历史背景下，清朝统治阶级往往把科学技术视为奇巧淫计而不予以足够的重视。不言而喻，中国传统文化以经验代替科学的认知心理倾向又会因为清廷轻视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而更加成为一种定势。美国不仅具有西欧近代文化重视科学的特色，而且具有更浓厚的实用主义文化氛围。《美国精神》一书说：美国人“对各种情况的反应多半是很实际的，当他们找到解决具体问题的办法时就欢欣若狂。轧棉机、汽船、收割机、六响枪、装倒刺的栅栏以及成百上千的其他发明，到头来使美国人以热衷于小玩意儿而闻名于世”。由于该书作者是美国人，所以这段话因民族自豪感的关系而有点言过其实，但美国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区别是灼然可见的。
中国传统文化往往重农轻商、重义轻利。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商人往往饶于资财但政治、社会地位不高。而美国则受西欧重商主义的影响，将发财致富视为个人成就的标志，对经商牟利、投机活动予以社会文化价值观上的认可和激励，因而使商业活动不仅在美国西部开发，而且在整个美国初期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国文化中，勤俭都被视为美德，但两者同中有异：美国人奉行勤俭的经济伦理规范主要是为了扩充和发展经济生产，中国农民以勤俭为美德的目的在于传统的匮乏型社会经济的适应性、自我抑制性，因此社会消费水平低下，市场需求量小，进而导致社会经济低水平发展的循环怪圈。
美国西部开发是美国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历史现象。在此期间，美国社会结构中的经济、政治、文化三大子系统呈现出一种精微的统一和自然的整合，使这种社会结构下的人们的生产、经营能动性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从而使美国西部开发得以急骤进行并使美国西部实现了经济上的起飞。在清前期，我国封建社会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因为在一定结构下，社会发展并不是无限制地处于上升状态，所以当社会发展的潜在可能性大部分实现之后，其速度就会趋于缓慢。清代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发展停滞、徘徊的历史趋势决定了清代西部边疆开发的发展缓慢性。虽然西部边疆开发促进了清代西部边疆地区落后经济面貌的改变，但这种开发多属于内地社会、经济和文化模式在西部边疆地区的复植。在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受到西方列强的强行楔入，国门訇然洞开，社会结构呈现出一种新旧势力激烈交锋并互相对峙的矛盾、混乱状态。清廷因列强侵略日益加剧而被迫采取了一些开发边疆的措施，使边疆开发的速度较前明显加快，但是清王朝统治者已是日薄西山，并未能使中国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对当时西部边疆开发所起的推动作用比较有限。
我们对清朝西部边疆开发和美国西部开发进行比较研究并不贬此褒彼，而是为了从两者的特性与其共性中寻找出一些对历史现象产生的原因的客观解释。清代前期，中国各民族人民创榛辟莽，大力经营、开发西部边疆地区，使中国西部边疆地区的开发建设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成就。美国西部开发固然取得了令世人惊叹不已的成就，但它是马克思所说的“国内殖民地”形式的疆土开拓，具有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性质，故而呈现出血腥的征服性。在美国西部开发中，大批印第安人陷入灾难的深渊，而无数迁往西部的普通移民在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驱使下所受的生理上和精神上的痛苦也是十分严重的。社会经济的开发活动总是在—定空间中进行的，总要落实到一定的地域空间，因此开疆拓土乃系边疆经济开发的必要前提，它本身是边疆开发的初始阶段部分，但不能涵盖边疆经济开发的全部内容。从清代西部边疆开发与美国西部开发的历史中可以看出，一个地区或国家经济的全面启动是多种因素互相影响的结果，社会整体结构的合理与优越是边疆开发成功的关键之所在。清代，西部边疆开发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开发，美国西部开发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开发。
清代前期，特别是雍正初年以后，由于国内和国际局势比较平衡，存在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和平静谧的政治环境，亦即所谓“承平盛世”，使西部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开发因此得以取得空前显著之业绩。然而，时至近代，情况则迥然不同。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西部边疆地区亦同全国一样，逐步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剥削之下，西部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环境较之清代前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诸如人口锐减、农业败落和矿厂倒闭等，使西部边疆地区的开发状况呈现一种倒退的衰落的趋势。但是，与此同时，因受近代先进生产方式的影响，在客观上又为西部边疆地区的开发活动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推动因素，从而使之具有清代前期那种完全封建生产力范畴内开发活动所不具备的新特点。由此又呈现出某种进步和上升的倾向，但是，其成绩也不可与清代前期相提并论。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边疆地区的危险形势愈益恶化，国家主权被大量侵夺，自然资源被肆行攫掠。既然主权和资源均遭他人伤害，当地的社会经济开发便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保障和前提。总的来说，晚清时期的边疆地区深深陷入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泥潭中，其开发活动的总体趋势不能不是下降和衰落的。但事物总是在曲折中向前发展，近代边疆地区的开发历史因为在客观上被注入某种先进生产方式的因素，因而预示着对传统开发手段的突破，在这个意义上，晚清时期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又具有上升倾向之特性。
（资料来源：《清代西部开发》，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