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8月1日，准噶尔军与清军在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南部的乌兰布通发生激战。这是准噶尔和清廷关系史上的一个著名事件，因而有清以来官私史书多有记述，并且都认为此战以清军的重大胜利和噶尔丹的惨重失败宣告结束。直到1986年，张羽新先生发表《乌兰布通之战的胜败问题》一文，对延续已久的上述看法提出质疑，通过对史料的考证和批判，得出新的结论：“战争的双方互有胜负，清军的损失甚至比噶尔丹军队还要大些，其指挥失误之处也很多，算不得一个大胜仗。”［1］本文在借鉴和吸收张文的基础上，重点对噶尔丹战前的活动、其进入乌兰布通之原因和战后请和与撤退等环节进行考察。
一
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末，准噶尔汗国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率兵2万余人离开科布多营地，开始他第二次东征喀尔喀。准噶尔军于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6月中旬南下内蒙古，试图搜捕宿敌喀尔喀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6月21日，在乌尔会河大胜清军，并乘胜追击。据清军情报显示，7月2日，噶尔丹驻地在距离旧战地5日之程的厄勒冷地方，不久便进入到乌珠穆沁旗境内的齐尔萨布喇克之地，“于盛京、乌喇、科尔沁调兵之处不相涉，盖稍在内矣”。[2](卷七)后继续南移，“是月十一日在音扎哈河上流，十二日至和尔洪河，十三日沿河而下几百里岳洛岩，视其所向将往达尔脑尔之地”。噶尔丹南下察哈尔是因追踪土、哲二人而来的，因此清军前线将领命令“我牧地蒙古及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各驱牲畜，入近边游牧”，[2](卷七)以便保护。噶尔丹不敢深入，转而向东进入克什克腾旗，在和尔图短暂停留后继续挺进，18日至敖布喇克。后又经布立图到达弼劳口（今克什克腾旗经棚――笔者注）。清军原以为噶尔丹可能去达尔脑尔（今达里湖――笔者注），然而噶尔丹却挥兵南下，经乌兰滚到了乌兰布通，[2](卷七)距京师仅700里，局势骤然紧张，京师进入戒严状态。
噶尔丹为什么要进入乌兰布通？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亲征平定朔漠方略》中福全致济隆的信中写道：“今因博硕克图汗索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之故，圣上特遣我等来议，永定和好。博硕克图汗既近我地，乞近至乌兰布通，应以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畀汝与否，各遣显贵大臣定议。”[2](卷七)据此人们推定噶尔丹是应福全之约进入乌兰布通的。兹拉特金就持这种观点，他说：“在这封信里他（指福全——笔者注）邀请噶尔丹再靠近些，可以住在乌兰布通地区，噶尔丹接受了这一建议，毫不怀疑这是给他设下的圈套。”[3](p280)
笔者首先对这条史料本身持怀疑态度，因为它与当时的实际有不合之处：其一，乌兰布通距京师仅700里，噶尔丹进入乌兰布通后，引起清廷慌乱，“京师戒严，每牛录下枪手派至八名，几于倾国矣。城内外典廨尽闭，米价至三两余”。[4](p24)福全为约见噶尔丹，何必冒此危险呢？既然有把握在乌兰布通歼灭噶尔丹，又何必戒严呢？看来噶尔丹进至乌兰布通，是清廷所始料未及的。其二，如果福全引诱噶尔丹进入乌兰布通，那么他应该首先赶到乌兰布通，选择有利地形等待敌人的到来。事实却恰好相反，噶尔丹先进乌兰布通，选择战场后，福全才赶来，因而处于不利境地。噶尔丹如果接受福全的建议而误入圈套，结局肯定不会是这样的。
可以说，噶尔丹是按着既定的行军计划进入乌兰布通的，原因有三。
第一，噶尔丹南下内蒙古的目的是为了缓解眼前窘境，并迫使清朝遣返喀尔喀部众，从而解决部族的长远生计。噶尔丹尽管在乌尔会河打败了清军，但仍未捕到土、哲二敌，从而在解决喀尔喀问题上取得进展。所以，噶尔丹在继续追寻土、哲二人的同时，不断寻找战机，试图再打一场胜战，迫使清廷在喀尔喀问题上做出让步。因为，噶尔丹的基本领地是准噶尔，此时却被策妄阿喇布坦占领，使之失去后方；新占领的喀尔喀一片废墟，人畜逃入清朝境内，只留下一片荒漠；俄罗斯虽答应支援，却不派一兵一卒，使噶尔丹希望落空。实际上，噶尔丹清楚清廷将派大军北征，他非但不撤退，反而主动靠近目标，就是有意与清军展开决战。
第二，在乌尔会河与清军首战，准噶尔军获得胜利，使准噶尔军士气大振，增强了他们必胜信念。7月15日，噶尔丹向清廷使者表示：“今乃闻侍卫阿南达率兵及诸路军云集，又闻有内大臣且至，土谢图汗之子噶尔丹台吉亦在军中。夫执鼠之尾，尚噬其手。今虽临以十万众，亦何惧之有。”[2](卷七)可见他战斗决心十足。有人说：“噶尔丹政权是企图割据北方。”[5]但目前还没有足够的史料能证明噶尔丹的南下出于领土野心。噶尔丹确实说过“圣上君南方，我长北方”，[2](卷七)他的意思不外乎表明他和康熙同为各自的国君，各占一方，相安无事。而且，噶尔丹所言北方未必包括漠南蒙古。因为，噶尔丹很清楚，仅凭2万人的军队，与大清国数十万军队争夺漠南草原，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济隆呼图克图也十分明确地指出：“圣上乃一统宇宙之主，博硕克图汗不过小部头目，何敢妄行。但索其仇土谢图汗及哲布尊丹巴，致有此误。”[2](卷八)
第三，噶尔丹同清朝在乌兰布通会战，有它具体的战术方面的原因。鉴于清军人多势众和严加防备，噶尔丹特别注意沿着有利地形行军扎营。准噶尔军来到弼劳口后，如继续向东前进，就势必与事先在巴林占据要地等待已久的清朝大军发生正面交锋，从而有可能陷入不利境地。所以，噶尔丹有意避开清军堵截，挥兵南下，一路“覔山林深堑，依险结营”。[2](卷八)等清军尾随而来时，噶尔丹已经到达乌兰布通，并占据最有利的地形，做好了迎战准备。可以说，清军是被噶尔丹引诱到乌兰布通的。
二
乌尔会河交战之后，清政府调集大军准备征伐噶尔丹。7月2日，康熙帝命皇兄和硕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皇长子胤禔副之，率一路大军出古北口；命皇弟和硕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和硕简亲王雅布、多罗信郡王鄂札副之，率另一路大军出喜峰口；内大臣佟国纲、佟国维、索额图、明珠、阿密达等参赞军务。是月6日起，二路10万大军陆续出发，14日，康熙也启程北上，亲征噶尔丹，24日，因病从波罗河屯（今河北隆化）半路返回。[2](卷七)清廷吸取乌尔会河交战失利的教训，严禁前线侦探及各军自行开战，要求不断刺探敌军动向，尽量使其靠近大军，以便各军协同攻击，确保歼灭。
此时，清廷最担心噶尔丹闻风而逃，从而避开清军围歼。为了麻痹和稳住噶尔丹，乌尔会河战事一结束，康熙便遣使致歉：“阿尔尼不请旨而击汝，非本朝意也。”[2](卷七)7月9日，康熙得知噶尔丹“退回二宿之地，似欲潜逃”后，即令前线将领遣使噶尔丹说：“汝阑入我边汛，尚书阿尔尼等不得不迎战。汝向与天朝修贡通好，此来追喀尔喀耳。今喀尔喀劫夺我外藩，肆行悖乱，亦与我朝相失。圣上特遣和硕裕亲王及皇长子来，与汝申明礼法，自兹以往永定盟好。”[2](卷七)在此，清廷语气大为改变，承认噶尔丹南下是为“追喀尔喀”，并表示喀尔喀为清廷和准噶尔的共同敌人，皇上遣重臣前来就是为了共商解决问题之办法。为进一步消除噶尔丹的疑虑，还特意说明清使臣带兵前来并不是为了打仗，“汝不闻前者，我朝出兵俄罗斯，以礼和好，不战而归乎”。[6](康熙二十九年档，全宗号2，编号35，p215--219)；[2](卷七)
噶尔丹也看出清廷假谈真打之用意，于是将计就计，欺骗对方，遣使清廷再次申明入边之原因：“喀尔喀吾仇也，因追彼阑入边汛。向在中华皇帝道法之中，不敢妄行。”康熙复函噶尔丹，说明清廷并没有许诺交出土、哲二人，“岂有正事尚未议定，即可言执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以畀汝乎。此皆使臣设计脱身而为此言也”，[2](卷七)并重申派少量军队前去和谈之事。7月末，当清军接近噶尔丹时，康熙命福全曰：“噶尔丹处应作何羁縻以待盛京、乌喇、科尔沁之兵王等，其遗之牛羊以老其锐气，疑其士卒。”[2](卷七)福全奉命立即遣人送去100只羊和20头牛，并致函希望共同约定地点进行和谈，彻底解决喀尔喀问题。然而，此举并没有奏效，噶尔丹接受其礼品，却不透露半点口风，弄得清军不知所措。福全无奈地向皇帝奏报：“臣思大兵既出，彼必知之。臣等今往克一奔，而噶尔丹又驻弼劳口。欲回趋拜察以御之，又恐彼向西而往。噶尔丹狡诈多端，踪迹难定。大兵迂回猝难，调遣不若，暂驻哈卜他海海他哈地方，再定所向。”[2](卷七)尽管准噶尔和清廷之间使者往来频繁，相互多次表示友好，但双方已经箭在弦上，缺乏诚意，和谈的种种努力均告失败。
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8月1日，准噶尔军和清军终于在乌兰布通展开决战。战后第三天清廷收到福全从前线发回的战报，战况如下：“抚远大将军和硕裕亲王福全等疏报，七月二十九日，臣等闻厄鲁特屯于乌阑布通，即整列队伍。八月初一日黎明前进，日中见敌，设鹿角枪炮，列兵徐进。未时，临敌，发枪炮击之。至山下，见厄鲁特于林内隔河高岸相拒，横卧骆驼，以为障蔽。自未时交战，至掌灯时，左翼由山腰捲入，大败之，斩杀甚多。右翼进击，为河崖淖泥所阻，回至原处而立。本欲尽灭余贼，但昏夜地险，收兵徐退。其噶尔丹死于乱兵与否，俟后查明另奏外，事关大败贼众，谨以奏闻。”[2](卷八)
这是激战结束的当天晚上形成的最初战报，也是研究这次战斗的第一手资料。福全的战报夸大了噶尔丹的损失，掩饰了清军的重创。康熙收到战报后，极为兴奋地说：“览王等所奏，统领大军进讨厄鲁特至乌兰布通，大败贼众，斩杀甚多。王等调度有方，官兵奋勇可嘉，在事有功人员，著议叙具奏。”然而，仔细研究福全战报，就会发现有不少疑点和自相矛盾之处。战报显示，清军用一下午的时间，从山下正面进攻山上敌军阵地，无果，转而从两翼进攻。但右翼完全为天然屏障所阻，退回原处，而左翼虽一度冲入敌阵，却很快就退出了战斗。上述过程根本没有反映清军“大败贼众，斩杀甚多”，留下少量“余贼”，甚至噶尔丹有可能死于战乱等情况。
那么，实际情况是如何呢？我们从中外史料中可以找到足以说明问题的答案。当时在清廷供职的法国传教士白晋在给法国路易十四国王的报告中曾提到这次战斗。他说：“在反击厄鲁特汗的一次战役(指乌兰布通之战――笔者注)中，皇帝（指康熙帝——笔者注）知道他的军队所以蒙受重大损失而未能将敌军彻底击溃，是因为厄鲁特人仗着良好的排枪的强大火力，迫使皇帝的骑兵退出战线。”[7](p237)福全的战报隐瞒了清军遭到准噶尔军的猛烈射击而被迫撤出战斗这个重要情节。白晋还写道：“此后，皇帝就命令他的骑兵，甚至侍卫中的精骑兵，练习在骑马跑动时，或者勒马站停时使用火器和弓箭。”[7](p237)关于这一点，清官方文献的记载尤为具体。《亲征平定朔漠方略》记载：“上谕大学士伊桑阿等，我军近与厄鲁特战，排列太密，为贼人乱枪所中，且进退不鸣笳，此皆不习战阵之故也。自古兵法无不预加训练。前者，八旗之兵，春秋校猎，即训练武备之意。但校猎恐疲兵丁之马，今既停止校猎。其令八旗兵丁，春秋二季集于旷阔之地，布阵鸣笳，教练步伐。”[2](卷八)康熙承认在乌兰布通之战中，清军队形过于密集，再加上指挥不当，行动混乱，因而遭到准噶尔军的严重杀伤，所以他才极力主张加强军队训练。这说明白晋的说法是有事实根据的。后来康熙更为明确地指出：“左翼军虽能胜敌，而右翼军不能制胜，大臣而下，以至军士阵亡、被创者甚众。”[8](康熙三十六年五月癸卯)连康熙的舅舅佟国纲，在撤退时被滑膛枪子弹打死。[9](p110)这些情况在福全的战报中均未提到。
再看准噶尔军的伤亡情况。据福全的另一份战报：“八月初一日，击败噶尔丹，薄暮收军。次日，即前进剿杀余寇，见噶尔丹据险坚拒，故使我将士暂息。”说明8月1日下午激战后，噶尔丹不仅没有被击败，反而集结军队，凭险固守，阵地并未动摇。当时供职于清廷的法国传教士张诚记述乌兰布通之战时说：“厄鲁特王（指噶尔丹——笔者注）对他们的行军情况很熟悉，下了决心，在离北京城大约八十里格（一里格约五公里——笔者注）的地方（即乌兰布通——笔者注）迎战。这个王所占的地形极为有利，他虽然缺少象帝国军队那种配备优良的大炮，军队的人数也少，但他仍不顾双方力量悬殊，迎接对方的挑战。开始时他的前锋受敌方的炮击损失甚重，这迫使他改变战斗部署。由于他布防在大沼泽后面，皇帝的军队不能包围他。他非常勇敢地进行防御，直到夜幕降临，各方才都收兵回营.”[9](p110)这条史料也说明，战争开始时准噶尔军遭到清军炮击，损失严重，但战争结束时，双方的力量形成对峙，未能分出胜负。
那么，清军大败噶尔丹之说流行已久的原因是什么？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清代著述的影响。《清实录》、《东华录》、《东华续录》等官方文献和马思喀《塞北纪程》、魏源《圣武记》、张穆《蒙古游牧记》等官方及私人著述中，清军乌兰布通之战“大败噶尔丹”之说相当普遍。后人很自然地接受了这些史书的观点。如，吴曾祺《清史纲要》、萧一山《清代全史》、孟森《明清史讲义》、稻叶君山《清代全史》、戴逸《简明清史》、翁独健《准噶尔史略》等的说法，大体与之相同。其实，清代著述，尤其是官书在掩饰乌兰布通战况实际时，也留下许多疑点。后来的史学家多为史料的倾向性所控制，对疑点没有进行分析和鉴别，是导致以讹传讹的重要原因。
第二，著名史学家的影响。魏源是清代著名史学家，其说多为后来史家所本。他在《圣武记》卷三中，详细描绘了乌兰布通之战，有一段记载是这样的：“（清军）步骑争先陷阵，左翼兵又绕山横击，遂破其垒。贼乘夜走保高险。翌日，遣西藏喇嘛济隆来军，卑词乞和。”[10]魏源的记述不像福全的战报，逻辑上显然没有大问题，但把事实完全给歪曲了。魏源的记述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偏颇，是因为他的依据基本来自于马思喀的《塞北纪程》一文。马思喀的原文写道：“我兵奋勇先登，无不踊跃递进，炮火齐发，自未至戌，声震天地，驼毙于火，颓且仆，阵断为二。我师乘势，无不以一当十。贼惊溃不支，遂破贼垒，大败之。噶尔丹乘夜遁去，我师乃还营。庚申黎明，复整兵追击。贼噶尔丹遣大喇嘛诣军前卑辞乞降，乃班师回营。”[10]马思喀这些说法显系夸大之辞，与其他很多史料的记载大相径庭，是不符合事实的。但由于马思喀是乌兰布通之战清军炮兵统领，曾亲自参加战斗，所以魏源就把马思喀的记述信以为真，作为立论的依据，并为后来诸史家所继承。魏源的失误在于采用孤证，没有掌握大量史料。魏源在《圣武记》中曾尖锐地指出清代史书对清军“言胜不言败，书功不书罪”的弊病，主张“纪事之文，贵从实”。[10]遗憾的是，魏源《圣武记》关于乌兰布通之战的记述，却未加怀疑地转录马思喀《塞北纪程》的文字，从而使他在这个问题上背离了自己的正确主张。
三
噶尔丹在8月1日下午的激战中虽然获胜，但他毕竟孤军深入，没有后继，不可能坚持长期作战。而清军虽遭重创，但兵力仍很雄厚，所增调之各路军队陆续挺进乌兰布通，即将对准噶尔军形成包围之势。在这种形势下，噶尔丹迅速脱离战斗，退回漠北，才是惟一的出路，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为了安全撤退，噶尔丹采取了与清军讲和的策略，并精心设计了一套谈判程序。8月2日，噶尔丹派大喇嘛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到清军统帅部请和，以自己军事胜利作为筹码，向对方发起心理攻势，坚持索要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但遭到清军统帅们的严厉拒绝。噶尔丹使者表示要继续谈判，并说“一二日内，济隆胡图克图即来讲理修好”。4日，西藏大喇嘛济隆呼图克图率弟子70余人到清军统帅部求和，承认噶尔丹“深入边内，部下无知，抢掠人畜，皆大非礼”。他一再解释战争是因为“索其仇土谢图汗及哲布尊丹巴，致有此误”，并无与“一统宇宙之主”康熙作对之意。他降低谈判条件，放弃索要土谢图汗，只要求把“哲布尊丹巴遣送其师达赖喇嘛处”。济隆还说噶尔丹要撤出乌兰布通，到有水草之地等待议和。[2](卷八)福全等没有答应济隆的要求，并威胁说：“岂有因噶尔丹之言，遂遣送达赖喇嘛之理。因待汝来，稽我行事，我今即前进矣。”济隆迫于压力，表示只要允许噶尔丹撤出边外，其他要求都可以放弃。[2](卷八)
其实，噶尔丹在乌兰布通尚未被清军所包围，后退之路依然敞开。但他担心一旦离开阵地就会遭到清军的围追堵截。所以，噶尔丹用讲和稳住清军，以便乘机逃脱。有意思的是，清军统帅福全等非常痛快地答应了噶尔丹的撤军要求，并许诺令诸军停止进攻：“我军遇厄鲁特即行掩击，必然之势也。我等仰体皇上好生，许汝所请，当各发印文一道，与各路领军诸王大臣。汝执此往，不论遇何路军兵，既令送本路王及大臣，即止不击也。”[2](卷八)福全确实把发往清军各路统帅的印文交给了济隆。福全认为这样做是因为噶尔丹“战之次日，屡遣人来，必多窘迫”。
上述情节不能不使人产生很多疑问，福全率军北征的惟一目的是剿灭噶尔丹军队，而此时他为什么为噶尔丹着想，帮助他逃脱呢？如噶尔丹“必多窘迫”，更易于剿灭，福全为什么不趁机进攻，却高抬贵手呢？或许福全的奏疏能帮助我们找到问题的答案。福全奏曰：“臣等欲即进剿，则厄鲁特据险坚拒，且圣谕屡行诫饬，务期兵卒不致太劳计一举灭之。假其往来讲解之间，俟盛京、乌喇、科尔沁诸军之至，齐行夹击，灭此狡寇。如有可除之机，断不误也。”[2](卷八)可见，福全有自己的考虑。他认为只要噶尔丹“据险坚拒”，清军就难以强取，8月1日的失利便是一个例证。所以，制胜的办法就是欲擒故纵。另外，福全的意图还在于借和谈之名，尽力延缓噶尔丹的撤军，以便给盛京、乌喇、科尔沁诸军的到来争取宝贵的时间。福全给济隆发印文，纯属麻痹噶尔丹、拖延他撤军之骗局。
噶尔丹似乎对福全的用意有所察觉，在4日谈判当天夜里，便率部迅速撤离乌兰布通，“自什拉磨楞河载水横度大碛山，连夜遁走刚阿脑儿”。[2](卷八)这样，噶尔丹主动遣使讲和，争取三天休整后，乘清军不备，急速撤退，成功地甩开清军，奔向边外。福全的失误是，过于把延缓噶尔丹撤退的希望寄托于和谈，而没有做好防范噶尔丹突围的军事部署。当噶尔丹撤离时，他没有及时有效地组织追击，没有严令各军沿途拦截准噶尔军，从而使噶尔丹得以逃脱。当福全等醒悟到被噶尔丹愚弄之后，“欲追，而马力不能前进”。[2](卷八)为了挽回自己的失误，他派侍卫吴丹、护军参领色尔济偕济隆往噶尔丹处，说服噶尔丹在近处停留，“以定礼好”。吴、色二人竟然向噶尔丹表示“使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及七旗一同遣驻故地”。对此，噶尔丹做出积极回应，“跪于威灵佛前”，发誓“自此不敢犯中华皇帝所属之众”，并“上书请罪”，承认“深入边汛”之错，表示“凡有谕旨，谨遵行之。今往界上，视水草善地无人之处驻扎，候旨”。[2](卷八)他以此进一步麻痹清军统帅，为撤退赢得了充裕的时间，非但没有片刻停留，却越走越远。
当时，康熙等对战局的认识无疑是正确的，指出：“明知济隆行说，以误我军，而故听之，岂不坐失时机。请敕大将军、王等作速追剿即可也。”[2](卷八)然而，这道命令发出时，噶尔丹已经远走高飞。同年11月，清廷追究福全等诸将“不行追杀，纵敌远遁”之罪，做降职、罚俸等处理。[2](卷八)对乌兰布通之战，康熙皇帝时常表示遗憾，事过6年后，依然怀着沉痛之心向臣僚们说：“向年乌阑布通之役，……乃竟中贼计，致噶尔丹遁走。彼时因朕躬违和，未得亲至其地，失此机会，至今犹以为憾”，[8](康熙三十五年正月甲戌)直率地承认了中计之事。康熙的英明之处，正在于能够从失误中接受教训，不断完善自己，从而创造一个又一个辉煌。
乌兰布通之战后，噶尔丹军队继续向科布多撤退，队伍大量减员，2万余人仅剩数千。据此，很多史学家论定清军大败噶尔丹。其实，在乌兰布通会战中，准噶尔军伤亡并不严重，后来的大量减员与这次战斗没有直接关系。还有不少史学家把减员归结为“饥踣”。噶尔丹在北撤途中，曾掠夺克什克腾旗三佐领，“抢去羊二万余，牛马一千余”，获得大量物资，因而造成“饥踣”的可能性不大。人员锐减的真正原因应当是瘟疫的蔓延。战后第二年（1691年）春，康熙给噶尔丹的敕书中提到此事：“汝厄鲁特牲畜已尽，无以为食，极其穷困。人被疾疫，死亡相继。”[2](卷九) 1693年5月（康熙三十二年），康熙致噶尔丹的信中说：“前者，尔败于乌兰布通，归时人畜多死，极其窘迫”，[2](卷十三)进一步证实噶尔丹的人多死于归途中。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康熙重提乌兰布通之战时，又说：“（噶尔丹——笔者注）归路遭罹瘟疫，得还科布多者，不过数千人耳。”[8](康熙三十六年五月癸卯)清代官方史料一再提此事，说明瘟疫蔓延较为严重。1691年（康熙三十年）6月末，清廷收到噶尔丹来信，信中说：“前遇大疫，今已愈矣。”[2](卷十)可知这次瘟疫持续时间几近一年。托忒文文献《咱雅班第达传》也记载了这次瘟疫的蔓延。[11](p308)从此，噶尔丹失去染指清朝的能力，只有在漠北活动。
康熙则认真总结乌兰布通之战的经验教训，经过6年的周密筹划和精心准备后，从1696年到1697年两年期间，连续三次亲征噶尔丹，最终摧毁他的基本势力。为此，清朝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据不完全统计，三次亲征动用近20万军队、战马约30万以及相应的巨额银两和粮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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