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孜抗英斗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反抗外来侵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在西藏地区与西方殖民主义者斗争中最惨烈、最有影响的重大事件。这一事件尽管距今已百年之久，但有许多历史经验和教训仍值得我们深深地思考。这场斗争何以失败得那样惨烈？其中固然有敌人的武器精良和我方的装备落后、十三世达赖及噶厦对战争的处置荒谬等重要因素，然而驻藏大臣的心理状态对这场斗争进程和结果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纪念江孜抗英斗争100周年之际，本文拟从总结经验的角度简略分析江孜抗英前后驻藏大臣的心理状态。
一、江孜抗英前清廷简选驻藏大臣的失误
英国人觊觎西藏是对华战略的一部分，1888年，隆吐山战役之后，驻藏大臣升泰与英印总督兰斯顿签订了屈辱的卖国条约，英人在西藏取得了某些利益，然而他们并“不满足于从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和1893年的《中英会议藏印条款》获得的侵藏权益，而要求同西藏地方政府直接接触，签订新的条约，从中攫取更多的侵藏权益，以独揽长江以南的中国半壁河山，……将西藏变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注：王远大：《近代俄国与中国西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5月版。）对于英国人的企图，清廷不是不清楚，早在光绪二十二年，川督鹿传霖就在藏事《密陈西藏情形可虑疏》中指出：“英人窥伺藏地，早存吞并蚕食之心，势已岌岌可危。”（注：《清代藏事奏牍》[Z]，下册，第974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但此时的清廷，已不可与康乾盛世同日而语，随着外部入侵的加剧，内部已日益腐朽。朝廷中枢虽看到藏事危急，但苦于吏治腐败，朝中已难以恢复乾隆时期治藏的锐气。一方面，朝廷仍顽固坚持驻藏大臣必须由满人充任的定制，另一方面又难以寻找可胜任的进藏官员，加之朝廷官风日腐、每况愈下，官员皆趋炎附势，诚信日失。一旦入朝，皆以攀附权贵为能事，畏苦、畏远、畏艰、畏事、畏洋，群官蚁聚京城，惟恐外任，而外任者则钻营富庶之地，力避边远寒苦之域。在这种情况下，清廷简选驻藏大臣或为失势满人驱边以惩，或为低官高补转缺以示“恩宠”，如《张荫堂驻藏卷稿跋》中所述：“乾嘉之时，尚有和琳、松筠辈恩威并用，藏政绥和。自道咸以后，渐为失势满人之转缺，进藏者鲜有贤能之辈。”（注：《清代藏事奏牍》[Z]，下册，第1457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
清廷中枢的日益腐朽，严重地影响了驻藏大臣的简选，在英人渐逼、藏事日益危殆的情况下，清廷对进藏大员的选任却处在消极应付的状态。一是就近选任，勉强凑合。在抗英之前，补授驻藏大臣和帮办大臣，多从川黔府道按察使中赏副都统衔急赴藏事，如驻藏大臣文海进藏前为贵州按察使；庆善为四川候补道赏副都统擢任驻藏办事大臣；裕钢由四川雅州知府调任西藏粮务委员，后赏副都统衔为驻藏帮办大臣，2年后擢任驻藏办事大臣。在帮办大臣中，桂霖由贵州贵西道赏副都统衔擢任，安成由四川候补道赏副都统衔擢任，虽然钠钦不是出自川黔府道，但属被革职官员赏副都统衔充任驻藏帮办大臣。二是不问贤愚，只要能勉强进藏办事即可。驻藏大臣奎焕曾于1896年，被鹿传霖在《密陈西藏情形可虑疏》中参奏为“因其行为不俭，商上更为藐视。”（注：《清代藏事奏牍》[Z]，下册，第975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奎焕驻藏卷稿跋》中则称为“奎焕以庸碌之才，恰处内外交逼之势，何能有所作为。”（注：《清代藏事奏牍》[Z]，下册，第866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驻藏大臣文海虽有到藏后勤于诸事之说，然其人见识乖谬，心胸狭窄，以私利害大局，因一时怨愤竟然与成都将军恭寿合谋夭折了鹿传霖的收瞻及改土归流计划，故《文海驻藏卷稿跋》评述为“文海以贵州按察使升为驻藏大臣，于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任命，五月始抵成都，他要求招500名勇丁以自卫，才肯入藏。……月需饷银2000两，由川照拨。时四川总督鹿传霖正有事于瞻对，筹款不及，……哲而未拨。适成都将军恭寿因鹿氏办事专断，与之会衔之奏不预先知会，……二人遂相勾结，扬言要给鹿以难堪。同时二人又受到藏人重贿，奏请将瞻对仍还藏管辖，使鹿氏收瞻之功毁于一旦。”（注：《清代藏事奏牍》[Z]，下册，第1061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而驻藏帮办大臣桂霖于光绪二十九年一月接任，五月至成都，借故迟迟不进藏赴任，滞迟1年后以目疾解职。三是荒唐点官，不问具体困难。西藏气候高寒，生活艰苦，交通十分不便，被选官员称为距川六千里，百日始过关。更有甚者认为西藏道路“乱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险万状，不可名态”，“世上不论何人，到此未有不胆颤寒栗者。”（注：《西藏古近代交通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1年8月版。）就是这样的条件，清廷钦点驻藏大臣不问年龄，不问身体状况切实如何。驻藏大臣文海，以60多岁高龄，在驻藏大臣任上5年之久，中间几次奏请休假或进京朝觐天颜，就是迟迟不批，后终可请病假入川治疗，结果死在回川的路上，死时年已70。驻藏大臣庆善本己年届70高龄，体弱多病，却被清廷由四川候补道简选赴藏，并严旨“著即凛遵前旨，力图振作，以固边圉。”结果庆善“遵旨星驰进藏。”（注：《清代驻藏大臣传略》[M]，第243页，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版。）行至昌都察雅昂地，即病殁于路途，要了他的老命。无怪他的继任者裕钢在奏报庆善病故时称庆善之死“固有道路崎岖，积受风寒所致，然已年届七十，实难耐此劳苦。……庆善蒙天恩破格，极思早日到任，藉资报称，不图行未至而身已卒，其情甚堪悯侧。”（注：《清代藏事奏牍》下卷，第1088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驻藏帮办大臣安成本已年届70，以候补道分发四川日久，品级久久未进，朝中为了解决其进职，竟不顾西藏大局赏副都统衔命其入藏，安成当然熟知官场这一套路，进藏后不事藏务，但行推诿，常尾随驻藏大臣裕钢之后会衔奏事，从无个人主张，后经过朝中权贵，在西藏1年多时间就返回内地，后人讥评为“以此碌碌之辈而托以边疆重任，使权利渐丧，执政者能辞其咎乎。”（注：《清代藏事奏牍》下卷，第1173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透过这段文字，已见清廷简选驻藏大臣之荒唐。
二、英人紧逼，战事爆发之前驻藏大臣的心态
清廷简选驻藏大臣的失误，导致每一位驻藏大臣都带着一种复杂的心态处理西藏事务，特别是遇到英国人强盗式的讹诈时，驻藏大臣的智慧更显不足。客观地说，尽管朝廷所选任的驻藏大臣已远不及乾嘉时驻藏大臣的能力和智慧，但许多大臣在进藏之后还是想做几件值得称道的事情给朝廷看，可当心理不逮，力不从心之时，便暴露出不顾大局和急谋脱身的心态，折射出驻藏官员的另一面心理。
反映驻藏大臣心理状态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文海、裕钢2位驻藏大臣。
文海是于1896年3月2日擢任驻藏大臣的，开始他视进藏为畏途，在成都拖延不进，并向朝廷讨价还价，称“藏番现在情形非慑以兵威于事无济，拟招勇500带领进藏以壮声威。”（注：贺文宜：《清朝驻藏大臣大事记》[M]，第436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6月版。）并要求川省每月拨饷银2000两。当饷银不能满足时，又挟私夹怨，与恭寿一起不顾国家大局报复川督鹿传霖，并借口川资不足，无法进藏，就这样在成都折腾了1年多，后朝廷严旨“谕斥文海赴藏，沿途滞迟四个月，又定于七月十三日庚子（1897年8月10日）启程，殊属迟延。”（注：贺文宜：《清朝驻藏大臣大事记》[M]，第443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6月版。）在文海起程进藏后，又在川边滞留数月，直到1898年初才抵达拉萨。可见，文海在驻藏大臣任上，仅在成都和沿途就折腾了2年之久。然而他一旦进藏，还是想在藏中多做几件事，这是文海的心理反映。文海进入西藏后，首先面对的是英人在边境的蚕食与骚扰。对此，文海颇知与英人周旋事关大局，必勤奋不怠，慎重对待，在进藏2年的时间里，文海便多次阅兵、巡边，亲赴边境了解与英人的界务冲突，如：“1898年4月9日，驻藏大臣文海照会印督，藏哲界务亟欲赴印面晤，统将藏印两边此一二年内应办事件一同议定”。“7月14日，文海此次赴后藏靖西一带查阅防兵，并经边界办理界务、商务，事关重大，应需经费自不可少”。“1898年12月8日，文海照会印督界务商务是否照办，希酌速复”。“1899年4月22日，文海照复印度执政大臣查，本大臣十二日亲赴亚东与英员敕穆士晤面，印度商民拟改正帕克里贸易，此与由亚东改在仁进岗贸易之前议不符，藏人断难允行。本大臣回藏在即，若藏人遵允，另行照复，”（注：贺文宜：《清朝驻藏大臣大事记》[M]，第449—450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6月版。）在文海与英人的交涉中，已经洞察出英人屡屡越界挑衅不仅仅是为了经商，并将藏边形势奏明朝廷。这时，朝廷刚刚经历戍戊变法，朝中有识之士尚可明了英人力图藏境的野心，认识到“现在时局艰难，强邻环伺，闭关绝行，势所难行。”（注：贺文宜：《清朝驻藏大臣大事记》[M]，第451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6月版。）当博窝之乱发生时，文海又担心英人图谋博窝地方，于川藏皆有窒碍，并秉承朝廷旨意，迅速前往波密指挥平定博窝之乱。在平定博窝之后，文海深感年迈体衰，病体难支，尽管朝廷因他平定博窝有功赏头品顶戴，但他也不愿因年老体衰丢命在藏，速奏请回川治病。从这点看，应该说文海的心理状态是可以理解的，故后继大臣裕钢评价文海“由川赴藏，道路险远，历尽崎岖，抵藏后前往办理界务事宜，凡遇交涉，靡不尽心筹画，俾臻妥善”。“每言西藏为川滇屏障，西藏安，川滇因之益安，现在番情冥顽，强邻密迩，亟思所以抚绥御侮之方，其诚恳之情辄形诸语意之间。谓受恩深重，无以仰答，力思黾勉，用以报称。”（注：《清代藏事奏牍》下卷，第1076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由此可见，文海虽因朝廷以其6旬多高龄才擢任驻藏大臣而有怨意，进藏之后尚能以勤奋之态度处理藏事。
裕钢的心理状态则更为复杂。裕钢于1898年9月被朝廷任命为驻藏帮办大臣，1年后进藏，进藏初期，由于和驻藏大臣文海共同处理藏事，尚能静心处事，勤勉藏政，在文海生病期间，他向朝廷《密陈西藏远近边隘情形》，客观地分析了西藏的形势，认为“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藏英交战，藏人失利以后，仇视洋人最甚，所以划界开关各事宜，屡年不结，皆由藏番结恨颇深，不愿与其交涉。……然驻藏大臣虽与达赖逼处，而番属之土地，人民，政事由来自理，遇有向归藏臣主政公件，或办交涉等事，伊等时常以糊栋之见从中搅扰，掣肘饶舌；至于惜军爱民等事，富国强兵之谋，历任大臣无不遇事开导晓谕，伊等只知执定番规，牢不可破，从未因时制宜，实力奉行，所以地瘠民贫，军旅不振。至若汉兵则为数甚少，平日用以戍防，不过略壮声威，一旦有事，不敷调遣。……靖西与英人接壤，且距其印度士马精骑之地甚近，一旦生衅，英从扛多进，则瞬息至亚东关，靖西虽有防营，兵仅百余名，枪械不精，且其他无险可扼；靖西、帕克里、干坝等处不守，敌人可长驱而至此，诚藏卫最危之势也。……奴才爱国厚恩，极知边疆关系綦重，但有思患预防之策，无不殚竭微忱，稍图报称，即使强邻衅生意外，奴才亦当率藏人先驱，为应敌之计，是奴才既不敢畏难苟安，更不敢以血气用事，致误机宜。”（注：《清代藏事奏牍》下卷，第1086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在这里，裕钢对当时形势之分析基本上符合实际，此时的心理还算健康。
1900年10月，裕钢转迁驻藏大臣，此时他已在藏2年时间，熟睹英人在边境日渐骄横，藏事日见危急，而此时的大清帝国正遭遇八国联军的入侵，京城遭劫，慈禧挟光绪皇帝逃往西安，国事糜烂，藏事也日益棘手，他虽擢升为驻藏大臣，但心理逐渐沮丧颓败，在英人日渐紧逼的情况下，他开始思谋退路。1901年7月，裕钢上奏朝廷，“奴才病体不支，仰恳天恩，赏准开缺，俾资调理。”（注：《清代藏事奏牍》下卷，第1109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然此时与英交涉正处于紧张之时，朝廷不准其回京，仅批准其休假2月，以资调养。在这次奏疏中，可以看出裕钢急欲脱身的心理，甚至出现“倘荷圣恩破格矜全，自当感激不朽。”（注：《清代藏事奏牍》下卷，第1109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的恳求之语。1年之后，英军开始增兵边境，裕钢派边务委员何光燮赴边交涉，被噶厦官员所阻，裕钢认为“至藏番现在情形，遇事梗命。就便何光燮能以前往商办，英员必有要请条款，在唐古特亦万不能允从，仍难结局，是诚办犹不办也。”（注：《清代藏事奏牍》下卷，第1123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在对英交涉中又一次打退堂鼓，思谋脱身欲急，并堂而皇之地向清廷奏请“奴才等受恩深重，畀以封疆，不能先事图化悟愚顽，扪心自问，能无愧乎。与其才庸任重，坐视贻误于目前，曷若黜职罢归，别思图报于日后。合无仰恳天恩，将奴才等立赐罢黜，另简贤员迅速来藏接办，以专责任，而固边陲。”在这里，裕钢暴露出了他心理的另一面，为急谋脱离是非之地，宁愿不要驻藏大臣的职务，恳请皇帝将其罢黜。这次仰恳天恩又未获批准，反而遭到圣谕一番训斥“此次英员争界，自应设法商阻，该大臣身任藏务，责无旁贷，何得以藏番梗命，辄行诿卸。”（注：《清代藏事奏牍》下卷，第1123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这次奏请罢黜不成，情急之下，他便联合驻藏帮办大臣安成提出让外务部“拟请转商英使展缓五年再议藏哲界商诸务”的荒谬主张。显然，这种荒谬主张触动了朝廷，再不好让裕钢继续留在西藏了，朝廷遂于1902年12月准其奏请，恩准回京。在裕钢的《蒙准回京谢恩折》中，道出了其急谋脱身的心理状态：“奴才钦遵之下，感戴莫名，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祗谢天恩。优念奴才材轻任重，力短心长，深惧于陨越，更懔惕于冰渊。”可见他蒙准回京的激动心情。实际上，当时朝廷有见于西藏多事之秋，英人交逼相攻的局面，虽圣谕恩准，但没有马上让他回京，而是严旨“裕钢著俟有泰到任后，再行来京。”此后，裕钢虽仍在西藏任事，而对与英人交涉这样事关国家安全的大事只推脱敷衍，不想尽一点责任，就连英人税司巴尔都感叹道：“毫无疑问，现任驻藏大臣裕钢已决心在其继任者到来之前尽可能不承担任何责任。藏人目前令人难以忍受之态度若确非受到驻藏大臣指使，则必定是他们已不再受驻藏大臣控制之结果，而驻藏大臣似乎只关心在藏人与英人发生冲突之前安然脱身。”（注：《西藏亚东关档案选编》[Z]下册，第882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就这样，裕钢一直心惊胆战地等待着新任驻藏大臣有泰的到来，一直等到1904年3月才由藏地戴罪返回内地。此时，抗英的大战即将爆发。
三、英军入侵期间驻藏大臣有泰的心理分析
1902年12月2日，在英国侵略者对西藏步步紧逼的情况下，朝廷赏给有泰副都统衔，任命其为驻藏办事大臣，以替换在藏朝夕惶惶的裕钢。有泰字梦琴，蒙古正黄旗人，为大学士富俊之孙，前驻藏大臣升泰之弟。与奎焕、文海、庆善、裕钢相比，有泰虽同为满蒙，但属更为亲近的皇亲国戚。在藏事日益糜烂之际，朝廷调派有泰进藏是有所考虑的。首先，有泰作为近臣，从同治四年考取额外蒙古协修官后，基本上在京城任职，光绪九年七月曾随武英殿大学士额勒赫布赴陕西查办重大事件，光绪十二年八月补选兵部武库司员外郎，光绪二十年，选用京察记名道，被端王载漪所赏识，委为火器营文案，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委任为江苏常州知府，3年后被载漪奏调回京，委任为虎神营右军统领，后补鸿卢寺少卿。从其经历看，有泰大部分在京城任职，亲临内忧外患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有泰为升泰之弟，在清廷看来，升泰在西藏第一次抗英斗争中，忠实地奉行了朝廷的媚外以自保的卖国路线，逼藏人撤卡，与英人签订所谓体面的屈辱条约，一时解决了与英国的冲突，尽管条约埋下使英人后来大肆入侵的隐患，朝廷对升泰的作为尚属满意，因而派出其弟有泰，以瞩厚望。其三，有泰因为是皇亲国戚，大部分时间在京城多个衙门任职，交结甚广。在解决西藏地方事务，与英人交涉中可取得京城权贵的奥援。
有泰在接旨之后，确实表现出了与其前几任大臣的不俗之处，前几任大臣因选自川黔偏远之地，想觐仰天颜而不能，而他就可以“赴颐和园恭谢天恩，仰蒙召见，温谕叠加，并优承皇太后恩谕。”（注：吴丰培整理：《有泰驻藏日记》[Z]第一册，1987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版。）其后几天内，他先后拜访外务部重臣那桐，总管李莲英，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荣禄，庆亲王奕劻，督办政务大臣鹿传霖等，同时会约英俄使臣，办理赴藏的一切备用。在这一系列拜访中，有泰受到许多恩遇，如在蒙慈禧太后召见时，太后望着跪叩在面前即将赴藏的有泰说：“知汝甚苦，赏汝盘川。”（注：吴丰培整理：《有泰驻藏日记》[Z]第一册，1987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版。）遂即赏银3000两。拜访荣禄时，荣禄告知，己将对藏事颇为熟练的讷钦赏三品衔作为帮办大臣襄助其办理藏事。当拜访大总管李莲英后，李莲英及军机处均厚赏其许多银两并稀有用物，以备其赴藏之用。在即刻起程前，他又一次蒙恩召见，光绪帝“谕以实心办事，任劳任怨”，皇太后“赏给福字各一张，愿汝福寿平安。”使其“伏闻之下，感流涕零，不知当如何报称也。”（注：吴丰培整理：《有泰驻藏日记》[Z]第一册，1987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版。）在行程用物上，有泰享有“兵部车六辆，马八匹，自坐大轿一乘，驼轿两乘，小妾小女坐轿车三辆，仆妇共男家人十名，女家人五口。”（注：吴丰培整理：《有泰驻藏日记》[Z]第一册，1987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版。）可谓舆乘迤逦，浩浩荡荡。在近几任驻藏大臣中，惟此有泰沐浴天恩，享此殊荣。客观地说，有泰受命驻藏大臣之始，曾到许多部衙翻阅藏事档案、文牍，慷慨陈词，大谈藏事，并指责前大臣文海因私愤阻鹿传霖改土归流事“可叹可气可恨不一而足，其受国恩之夫己氏。”（注：吴丰培整理：《有泰驻藏日记》[Z]第一册，1987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版。）大有世受国恩，立誓办好西藏事务之意。然而，当其踏上赴藏的路途，尝到山河险远，道路艰辛之苦后，这位曾大谈藏事、慷慨陈词的大臣的心理开始发生了变化。有泰于1903年3月4日离京，从北京到成都，在路途中基本上是快马疾行，于6月1日到达成都，除中间雨雪间停稍耽搁外，日均行80里。自京至川的路途中，仅在路过易州（今河北易县）时有“回忆去岁两赴易州，皆从此过，前为何事，今为何事，不禁怃然，”（注：吴丰培整理：《有泰驻藏日记》[Z]第一册，1987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版。）的感叹。然当他到达成都后遂接触到在川省的大批官员，其中有些曾在西藏和川边返回的官员，具体得知西藏危急的形势和进藏路途的艰辛生活，特别是川省官员对当时世事维艰、朝廷腐败、贿赂盛行颇多议论，帮办大臣桂霖也“痛谈时事，大骂不绝。”甚至有人痛谈“循吏之选，然赔钱者甚不少，竞有循吏不可为之势。”（注：吴丰培整理：《有泰驻藏日记》[Z]第一册，1987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版。）对其有所晤，遂有其后的川中滞留与藏途之拖延。1903年7月3日，有泰向朝廷报告了到川日期并在成都熟悉进藏情形，称“现在川省主持无人，事机难定。再四思维，外人之嚣张要挟，尚可以理喻定争，若藏番之冥顽不灵，而又有心挑衅，则断非情理言词所能解释，川中为西藏后路，早在圣明洞鉴之中。一切用人筹饷防边备兵，如不于此时详筹妥计，则日后棘手情形更有不堪设想者。”（注：《清代藏事奏牍》，第118l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此时己显露出有意拖延进藏的心态。有泰到成都后，新任驻藏帮办大臣与川督锡良也先后于6月17日、9月7日到达成都，在此期间，有泰借口与驻藏帮办大臣桂霖、川督会商筹藏大计，整日与川省官员迎来送往，觥筹交错。9月18日，朝廷鉴于藏边形势日急，急电催有泰“藏事关系紧要，该大臣责无旁贷，著即提前迅速驰往，纵难兼程，切勿迟缓。”（注：《清代藏事奏牍》，第1182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有泰见电，仍向朝廷强调困难，称“奴才此行，明知事务重大，难于措手，然内外交汇，事机危急，不得不审时详察，亟议变更，以期有济。”（注：《清代藏事奏牍》，第1183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当外务部有感于西藏事迫，而有泰在川逗留不进，指责他有负朝廷厚望，迟迟不思进藏时，他向外务部辩解“泰受国厚恩，何敢迟迟，贻误藏事”。“故为迟迟，何所取意。惟关山鸟道，雪地冰天，稍能赶程，即万分艰难。亦当遵旨，决不敢迁延，致误军机。”（注：《清代藏事奏牍》，第1184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在朝廷的多次催促下，有泰于1903年10月11日自成都出发，至此，他在成都已拖延了4个多月。
由于朝廷屡屡电催，有泰仅用了20天的时间就到达打箭炉（今康定），到炉城后，他又以“驰躯风雨，人困马疲”为由，借口“蛮夷地面，迥异中华，茶叶米盐，皆须自备，且赏需及一切箱只，还须装裹生牛皮。兼以催雇乌拉，至速亦在二十余日。”（注：《清代藏事奏牍》，第1185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这样，他在打箭炉又拖延了1个月的时间，至11月27日自炉城出发渐行进藏。而在此时，英国人已秣马厉兵，组建了“23锡克步兵营700人，32锡克步兵营700人，第八廓尔喀兵营700人，骑兵一队100人，孟加拉工兵一队，等。”（注：杨公素：《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M]，第114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1月版。）在麦克唐纳少将指挥下准备大规模入侵西藏。1904年1月8日，有泰一行抵达察木多（今昌都），翌日，适逢有泰生日，在前方战事日紧，裕钢翘首遥望有泰接任之时，他却在察木多赏歌饮酒，不思前进。据有泰日记载：“适遇生辰，……游府送戏一台，……喇嘛送男女锅庄加于戏内，戏止则锅庄上，男则圆音，女则尖音，可裂金石，诚羯鼓洗秽，灯后即止，（戏后）约六君子晚饭，将马介堂所送洋酒痛饮，余大醉，不醒人事矣。”（注：吴丰培整理：《有泰驻藏日记》第四册，1987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版。）可谓醉生梦死矣。这时侯，朝廷及川督急电频至，有泰在朝廷催促下，未敢在察木多迁延日久，休整1周后即起程前行，于1904年2月9日到达拉萨。当有泰到拉萨后，前驻藏大臣裕钢在拉萨河岸接官驿面向东北跪请圣安，总算盼到新任驻藏大臣到达拉萨了。
有泰作为朝廷钦命的驻藏大臣，毕竟沐浴圣恩，饱读圣贤，尽管他一路延误，逡巡不前，可通过半年多的路途观察，以及与大批涉藏官员的交往，对藏政已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他一方面报告沿途情形，一方面说明藏事的艰难，到达拉萨后的第三天，有泰便急忙向朝廷奏报“川藏交界情形及藏印近事”，称“奴才自奉恩命，持节西疆。当兹多事之秋，谬膺非常之眷，兢兢业业，惧弗克胜。所幸八月二十一日由川省起程，经过四川所属打箭炉、里塘、巴塘及西藏所属察木多、拉里等处，番民颇称效顺，夫马亦少留难。……惟有各寺院之喇嘛，愈出愈多，堪布之权，甲于官长，稍不遂意，聚众横行，托庇居民，肆其鱼肉，邻里借贷，间出其中。……至于藏印边务，兵衅业已兆端。……奴才身受厚恩，自当力图报称。即有万分为难，亦当设法维持。惟任事之初，番情究为深悉，拟俟面商达赖喇嘛，及查番民近日情节之后，应如何筹办之处，再行陈奏办理。不敢因循误事，亦不敢激切图功。”（注：《清代藏事奏牍》，第1186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实际上，从他给皇帝的奏折中，已经看出其并不想有所作为的心态。
1904年2月19日，有泰在罗布林卡面会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他的日记中记载：“达赖面东，座稍高，余面北，矮座。”（注：吴丰培整理：《有泰驻藏日记》第五册，1987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版。）自乾隆帝钦定二十九条章程规定驻藏大臣督办藏务，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地位平等以来，尚未出现达赖居高座，驻藏大臣坐矮座的情况，但有泰并不以为然，而仍坐谈良久。1904年3月，英军开始大规模进攻曲米辛古，前方战事异常激烈，此役藏军死伤1400多人，损失惨重，而作为驻藏大臣的有泰，如同无事之人，好似赋闲养神，又如走马游客，享乐于堂间，出入于亭阁柳林，如3月2日：“看宝童儿买绛兰小呢甚佳，京中多不见此货，……午饭后且倦而欲睡，因至西大院看马，到江少韩屋内闲谈。”（注：吴丰培整理：《有泰驻藏日记》第六册，1987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版。）3月4日：“午后约众委员至后院，将地毯铺于西南隅杨柳林树下，此院甚宽大，……令厨役将鸭十数只趋而浴水，羊数头亦趋之，因马兰极盛，令食之，诸人一面看远山，一面闲谈，忽有大雁六七落于泉上，甚堪入画，此景不易得也……。”（注：吴丰培整理：《有泰驻藏日记》第六册，1987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版。）3月8日：“与诸君子饮，吴少松因饮马军门所送洋酒大醉，未终席逃去，大呕，殊可笑。”（注：吴丰培整理：《有泰驻藏日记》第六册，1987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版。）3月19日：“午后访江少韩一谈，马竹君将颜贴拿出一看。杨桐冈送来奶桃两个，其形大茶，光景皮似墨苓，内作白色……，晚找鹤孙谈，竹君亦在座，落日前闻枪声隆隆，询之，乃小招烧草堆咒洋人，殊为可笑。”（注：吴丰培整理：《有泰驻藏日记》第六册，1987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版。）从以上几天的日记可以看出，有泰对与英人的战事毫不在意。3月底，藏军已大败，急报频至，就连英人巴尔也看不过去，急切致书“有大人阁下：连进羽书，想蒙电察……查英员来边数月，终不开议，……兵连祸结在此一举，……英员现展十日之期，静候宿驾，务望贵大臣力顾交谊，挽东隅之失，作桑榆之收。”（注：《西藏亚东关档案选编》，第933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有泰对此则不屑一顾，表现出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如3月25日：“到吴小瑾屋内，登楼看书，鹤孙到楼一谈，在马圈看洗马，新得马虱子甚多，益瘦之过也，看硝皮子，其所用之刀刃朝下，甚大，上安木月牙架子胸前，其笨万状……。”（注：吴丰培整理：《有泰驻藏日记》第六册，1987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版。）进入7月，英军与我争夺江孜宗的战斗达到白热化；有泰与其随员仍然吃喝玩乐，不去关心前方战事。如7月8日：“早找鹤孙谈……刘巡捕找来徐央宗（年十九），四朗拉真（年二十四）来耍，请鹤孙、惠臣同席，至寅初方睡。”（注：吴丰培整理：《有泰驻藏日记》第六册，1987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版。）7月9日：“早登楼，鹤孙来，徐央宗、四朗拉真亦到，在此盘桓，刘巡捕回公事后下楼，带两人并鹤孙、惠臣两位早饭，饭后大睡一觉，醒后与刘巡捕、鹤孙痛谈一切世路，二人深以为实在、切当，晚复约鹤孙、惠臣吃全羊，两女孩亦在座，痛饮……，三人复谈，皆想起父母，无不哭泣，亦情之所感也。边疆所系，只有如此，怆怀古人之感慨，量无不同耳。”（注：吴丰培整理：《有泰驻藏日记》第六册，1987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版。）由此可见，有泰已经丧失了抗敌和处理藏事的意志，这种情绪也波及到其随员之中，以此种心态，不可能处理好与英人的斗争及西藏面临的复杂局势。此后张荫棠参劾其庸懦无能，颟顸误国，媚外之怜、讳过饰非、醉生梦死，朋比分肥，是对其言行的真实写照。以有泰这样的心理，酿成与英人妥协、丧权辱国的恶果，毫不为奇。
四、江孜战役后驻藏大臣处置藏事的心态
抗英斗争中几位驻藏大臣的消极心态，对抗英的进程与结果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乃裕钢一误于前，有泰再误于后。”均为“借口商上不肯支应乌拉，不能起程为借口。”而“有泰到任半年，毫无经划，坐误事机。”（注：《清代驻藏大臣传略》[M]，第267页，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更加速了抗英斗争的失败。而且失败的代价是严重的，江孜一役，藏族士兵和民众付出近3000人的代价，许多村落、寺庙和古迹遭到浩劫。更大的损失则是拉萨的失陷，十三世达赖的悄然出走，西藏地方政府被迫签订城下之盟，朝廷的信誉尽失。这一系列重大事件埋下了近百年分裂主义破坏国家统一的潜流。
有泰的昏庸无知，西藏地方分裂主义势力的加大，引起朝廷的警觉，尽管中枢腐败，但毕竟还有一批爱国之士勉强支撑着大清的江山。有泰执掌藏事期间，朝廷本来委派了驻藏帮办大臣桂霖作为其辅弼，但在有泰“拟请于察木多地方，添设重镇，安驻大员，筹防练兵，次第奏办，庶几外可以慑藩服，内可以靖蜀疆。”（注：《清代藏事奏牍》，第1186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的奏请下，朝廷并未催桂霖随有泰进藏，而命其驻察木多，居中策应。此公亦属满清贵戚，遇事好激切臧否，对朝中黑暗颇看不惯，但在藏事危急之时，他并未赴汤蹈火，而是以“粤匪隐患深长，请革去职衔，以闲散发往军营自效，庶不至置身无用”（注：《清代藏事奏牍》，第1186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之借口，试图辞去驻藏帮办大臣一职，转赴广东任职，尽管朝廷一再训斥“藏务亦关紧要，仍著迅速赴任，”（注：《清实录藏族史料》，第4629页，北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最后仍借眼疾滞留川省。朝廷无奈，急擢任四川候补道凤全为副都统衔，即赴驻藏帮办大臣任。凤全是一位受新思想教育颇深的人，对此时西藏复杂的局势和中英在藏边的冲突十分清楚，接旨后也十分矛盾，主要是其妇要坚随一同入藏，这在清朝末年混乱之世是十分不便的。与其他大臣相比，凤全也同属受命于乱世，但他没有故意拖延进藏时间，在接到圣旨并做通其妇工作后，翌日便带了几个随从，踏上进藏旅途，尽管途中常遇到大雨泥泞，还是日夜兼程赶到炉城，同时接到清廷“所有西藏各边，东南至四川、云南界一带，著凤全认真经理。各将所属蒙番设法安抚，并将有利可兴之切实查勘，举办屯垦畜牧，寓兵于农，勤加训练，酌量招工开矿，以裕饷源”（注：《清代驻藏大臣传略》，第250页，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版。）的谕旨，庶几，行至巴塘，见可垦之地颇多，于是停此募勇垦荒，并奏请削减寺庙僧尼，收回三瞻，半年后被丁林寺喇嘛杀害。凤全遇害，实为“强化川边，以保藏圉”所招致，可看出他执著为国的苦心，尽管如此，后人还是怀疑他怯之不前，畏藏之苦的心态影响了进驻察台（昌都粮台）的勇气。
凤全蒙难后，朝廷立即命四川雅州知府联豫为副都统衔，即接任凤全为驻藏帮办大臣。联豫也为满族贵戚，他吸取了凤全在巴塘被杀的教训，同时对有泰、桂霖有关驻藏帮办大臣移驻察台，居中策应的作法提出质疑，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窃查驻藏帮办大臣，定章驰驻前藏以应办事宜，可以就近与办事大臣共相商酌，即偶有迁调边远任重，亦无旷职之虚”。“……惟奉命以来，情览舆图，详征典籍，体足食始能足兵之训，念天时不如地利之言。桂霖报国之心有余，似于山川形势尚未深知，移驻察台不无窒碍。且藏事日亟，开导藏番，辑睦强邻，均关紧要。若使驻藏大臣舍彼就此，似亦稍失轻重之宜。……奴才则复旧制，仍驻前藏，遇有应办事件，会同办事大臣有泰和衷商榷，庶几寸长尺短，藉可仰达高深。”（注：《清代藏事奏牍》，第1468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联豫奏请驻藏帮办大臣仍然驻在拉萨，反映出其为国保疆的责任心。
驻藏帮办大臣移驻察木多，居中策应是川督锡良和有泰、桂霖3人所议后报请朝廷批准的，实为鉴于中英在藏边冲突日急，川边形势也诡谲叵测，惟恐一旦西藏被英人侵夺，可以退保川边，这种想法实为下策，同时还滋生了有些驻藏大臣不愿进藏，逡巡于川边的心态。所以，联豫向朝廷剖其心迹，称“夫由川入藏，道路艰险异常，奔驰于冰天雪地之中，历时必须数月之久，较之移驻川省边界，其劳逸迥不相侔。奴才急请仍复旧制者，实以统筹全局，保藏即所以保川，旷览事机，今日更难于昔日，管窥所及，用敢上达宸聪。”（注：《清代藏事奏牍》，第1468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联豫恢复旧制的奏请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准。1906年2月，联豫到达炉城，一路领受到风雪交加，冰峰旷野，道路艰险等困难，并时闻番人沿途作乱之谣传，油然而生惆怅和畏惧之心情，遂向朝廷上奏折回成都、东移香港走海道进藏，受到朝廷“仍著驰驿前进，并沿途察看一切情形，毋得籍词延宕”（注：《清代藏事奏牍》，第1468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的申饬。乃“跪聆之下，惶悚莫名。遵即催备乌拉，克日遄发。”（注：《清代藏事奏牍》，第1468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1906年4月28日联豫从炉厅出发，在理塘滞延月余，6月29日才抵达巴塘，后加快速度，于9月2日方抵达拉萨。进抵拉萨后，很快就因施政用人问题与驻藏大臣有泰发生冲突，两人形同水火，居一衙而互不通声息。12月8日，朝廷补授其为驻藏大臣以接替被革职的有泰。此后，联豫在藏政舞台上施政多年，论其心态，除在对张荫棠、赵尔丰进藏辅政的问题上有心胸狭窄的一面外，在对待重大问题上，要比前任有泰识大体、顾大局，故而在推行新政方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就当时的情况看，朝廷当务之急是与英交涉，挽回被有泰和噶厦出卖的国权，再是要尽快刷新藏政，惩处贪黩，恢复僧俗民众对朝廷的信心，而这两件大事都是联豫所不能及的，即“才疏任重，惧一木之难支，绳短汲深，时寸衷之滋懔。”（注：《清代藏事奏牍》，第1474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于是，历史的重任就落在了近代藏政贤臣张荫棠的身上。
张荫棠，广东南海人，是有清以来朝廷所委派的惟一汉族进藏大臣。江孜抗英失败后，西藏内外交逼，藏政极为混乱，朝廷面临着两大任务，对外与英人交涉以挽回国权，对内刷新藏政以解西藏人民于倒悬，对于这两大任务，几任满蒙驻藏大臣均无所建树，甚至出现有泰这样的满族贵戚出卖国权，祸乱藏政的情况，朝廷无奈，只好打破满汉之成见，从汉族官员中选择良臣膺任藏事。1905年10月6日，朝廷委派张荫棠全权接议藏约。此时，英人新胜，唐绍仪与英人交涉未果，对此，张荫棠十分清楚，但他凭借对维护国家利益的强烈责任感及娴熟的外交能力，据理力争，交涉更改1904年英人入侵拉萨后所订的“拉萨条约”。1906年2月16日，张荫棠电奏外务部：“英人经营西藏，已非一日，耗费不下千万，阴谋百出。……窃藏地东西七千余里，南北五千余里，为川、滇、秦、陇四省屏蔽，设有疏虞，不独四省防无虚口，其关系大局实不堪设想者，且各省办理边防，均有重兵镇守，西藏密迩印度，边患交涉与行省不同，其危险情形尤为与上年不同，诚如当此所谓整顿西藏有刻不容缓之势矣。”（注：《清代驻藏大臣传略》，第263页，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版。）通过此奏可以看出，张荫棠是当时对西藏及藏边局势认识为数不多的清醒者，他希望朝廷重视对英人的交涉，藉以挽回主权。并主张“所有内政外交以及一切新政，由国家简员经理，恩威并用，使藏人实信国家权力深有可恃，则倚仗之心益坚。”（注：《清代藏事奏牍》，第1306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同时，张荫棠也看到，“英人亦视我在藏兵力强弱能否治藏地以为因应，我能自治，外人无隙可乘，自泯其觊觎之心。”（注：《清代藏事奏牍》，第1306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张荫棠的分析，其心理已经参透了藏事的症结，在他的参酌和力争下，朝廷一改往日忽略西南边疆的作法，特命唐绍仪在北京与英使萨道义议定《中英续订藏印条约》，使我挽回了部分权益。
张荫棠在印度力争国权，折冲樽俎，虎口夺食的杰出表现，不仅一扫十数年来朝廷在藏边外事上屡屡失误的被动局面，也使西藏僧俗大众为之扬眉。1906年5月，朝廷鉴于张荫棠在对英交涉中的出色表现，命仅有五品之职级的他查办藏事，6月，清廷特调一批精干大员随往西藏听其委用，在朝廷的支持下，张荫棠开始大刀阔斧地查办藏事，刷新藏政。
1906年11月29日，张荫棠带领一批随员经春丕、亚东、江孜抵达拉萨，受到噶厦僧俗官员及民众万余人的夹道欢迎，抵达拉萨后，张荫棠明察暗访，与僧俗官员，普通民众抵膝并肩，了解英人侵藏前后满汉藏诸官员的表现，首先参劾纠治了自驻藏大臣有泰以下的一大批贪黩昏庸官员，并对多年来藏中的积弊毫不保留，沥陈无余，如：他在《致外部电请代奏参藏中吏治积弊请旨革除惩办》一折中奏云：“窃维安边之要，首在察吏，必大吏廉洁，率属办事，乃能刚正而服远人。今藏中吏治之污，弊孔百出，无怪为藏众轻视，而敌国生心。”（注：《清代藏事奏牍》，第1306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接着，他甘冒得罪京中一批权贵的风险，密奏自英国第一次入侵西藏以来驻藏大臣的污浊吏治，“查驻藏大臣历任所带员弁，率皆被议降革之员，钻营开复，幸得差委，身名既不足惜，益肆无忌惮，鱼肉藏民，侵蚀库款。驻藏大臣利其节寿，一切暖昧供亿，反为讳饬……藏中文武大小官员，无不以边防报销为惟一之目的，此藏中员弁积弊也。”（注：《清代藏事奏牍》，第1306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接着，他把参劾的重点转向驻藏大臣有泰，揭露有泰到任后借口商上不肯支应乌拉，不敢赴边境与英人交涉，酿成了1904年7月之祸；英国进入拉萨后，又媚外乞怜，以牛羊稿赏英军，在英人哄骗下，压噶厦妥协，“坐视藏僧与英军在布达拉山议约十条，无一匡语，行成哄令画押”，此颟顸误国，令人发指；在与英人交涉间，预留浮冒，贪污公款，委任私人，朋比分肥，花费白银不过三千两，却借端报销冒领六万两；在江孜激战犹酣之时，警报屡至，催之敌前开议，其却置若罔闻，与宠姬五六人，并随员一起白昼赴柳林招妓侑酒，跳唱纳凉，其醉生梦死，亦令人发指等。在张荫棠的参奏下，朝廷令将有泰及其高级随员、噶厦高官等十几人即行革职，分别惩处，此一举措，西藏为之震动，僧俗民众欢欣鼓舞。乘借整顿藏内吏治，张荫棠又提出了“治藏刍议十九条”和“善后事宜二十四条。”其中包括整肃吏治、培养人才、修筑公路、开发矿山、兴办学校、移风易俗、力避苛税、设邮局、拉电线等。尽管这些包含着新政内容的各类条款因张荫棠的很快离去未能完全实现，而其后联豫把大部分条款继承下来并分类予以试办。
从张荫棠力办外交，刷新藏政的两件大事中，分析其心理状态，确已超出10多年来所有的进藏大臣，从他受权接议藏约到离开西藏，不过1年半的时间，期间查办藏事仅1年，他以坚强而亲民的人格魄力完成了朝廷交办的别人无法完成的两件大事，其中固然有朝廷大力支持的重要因素，但与个人的心理状态是分不开的。首先，张荫棠不像前几任大臣一样，尚未进藏就慷慨陈词，向朝廷承诺一定不负圣恩，办好藏事，而到藏后稍遇艰难，就急谋退路。张阴棠在赴印接议藏约前冷静、沉着，进藏后雷厉风行，激浊扬清，在短期内办了几件让藏内僧俗大众和朝廷都满意的大事。其次，他能够清醒地分析藏内外及世界大势，执著、坚毅且有理有节地与英人交涉，在刷新藏政的重大举措上，他明白西藏的积弊在于吏治，并主动请辞驻藏帮办大臣一职，坚持以钦差身份专力查办藏事。第三，心态平和且实实在在为国分忧。据历史资料记载，他并没有因自己官职低微而怀有怨结，尽管他明知朝廷擢任了一批又一批德、能、才都不如己的高官，仍以“位卑未敢忘国忧”的心态力任藏事，到藏后也未下车伊始，失去理性判断，而是手拄拐杖，头戴毡帽，深入民间查访，找出症结所在。第四，张荫棠勤勉于王事，无私己和苟且偷安之心，他在处理藏事短短1年半的时间里，留下文电、奏稿及朝廷给他的回电、谕旨等达250多件（封），是江孜抗英斗争前后历任驻藏大臣最为勤奋者。资料记载，他在大昭寺前登台演讲，讲解物竟天演，适者生存，曾累得吃不下饭；在查办藏事，参劾腐败官员期间，几次咯血，每天只能进食稀粥。第五，他对于查办藏事所出现的对己不利的后果，曾有所警悟，然看到横暴贪黩之徒鱼肉百姓，心不能容，毅然前行，敢于以五品低级职位参劾朝廷头品及以下官员，如自序所说：“十二月横被蜚语，有人奏参以强勒喇嘛还俗，尽改西装，旦夕恐激变。幸蒙两宫明察，洞见万里，弗加罪斥，训以办事勿过操切，恪遵弗谕，而藏僧罗桑四郎，藏官彭措汪垫等数人，害国病民，横暴最著，仍不敢姑息。”（注：《清代藏事奏牍》，第1287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可见其心之正直，昭然于天下。第六，在查办藏事，功勋卓著、被世人赞许有加之时，其心亦静，更未居功自傲，且尚能移功于他人，他在自序中写到“自维庸陋，任重材辁，赖枢府外务府王大臣主持于上，参赞何藻翔同心协助于下，得免陨越。”（注：《清代藏事奏牍》，第1287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正因为朝廷任用了张荫棠这样的大臣，既为国家挽回了主权，又刷新了藏政，以致于国外研究者也感叹道：“大清帝国在最衰弱之时，却成功地恢复了在西藏所削弱的权力和威望。”（注：谭·戈伦夫著，伍昆明译：《现代西藏的诞生》，第88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版。）应该说张荫棠在处置藏事的心理表现，对清廷处理濒危的藏事起到了积极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帝国主义对西藏的进一步入侵。
（资料来源：《中国藏学》200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