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晋京朝觐，是西藏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继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入京觐见顺治皇帝、1780年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入京觐见乾隆皇帝之后，第三位西藏格鲁派宗教领袖入京朝觐。达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向清朝皇帝禀奏西藏情势，联络与中央政府感情，寻求中央政府帮助，进一步巩固和密切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对于这样一件在西藏历史、宗教方面均有着重要意义的大事，以往有关达赖喇嘛的传记、年谱以及相关著作中都记录得不甚详实，使人难于了解这次朝觐活动的全貌。近年，笔者赴日本访问，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偶然发现了一本题为《内厅侦察达赖报告》的资料，这是一本用毛笔手抄无记名的原始日志。该报告原件为线装，深蓝布封皮，红格草纸抄写，共94页。这份向清朝政府呈送的秘密报告，是内廷派专人守候于达赖驻锡的黄寺，每日在观察完达赖一行的行踪之后，按着不同情况和内容分类笔录的，故所记文字较为真实可信。其中逐日记录了十三世达赖从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四日到十一月二十八日（1908年9月24日—12月21日）为止，共84天在北京的全部活动。这份报告为我们了解达赖入京这段史实提供了最直接的第一手资料，它可以补正以往史籍记载的不足和偏误。现以该报告为主，参以其他档案史籍记载，将十三世达赖晋京朝觐时的活动情况，分几个专题记述考释于后。
达赖入觐的历史背景
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1876-1933)，是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届20岁时亲政的。此时正是英、俄等帝国主义觊觎西藏，西南边疆出现危机的时期。年轻的达赖喇嘛以法王和藏王的身份，执掌全藏政教大权，一面翦除敌对势力，巩固内部统治，一面加强战备，密切注视着外部来犯之敌。
1890年和1893年，英国与清政府先后签订《藏印条约》和《藏印续约》，在攫取了亚东开埠和自由通商的特权之后，得寸进尺，又积极策划新的入侵阴谋。1896年，英国以“藏印条约规定的某处边境被藏兵占据”为由，要进入西藏腹地巡边勘界，遭到西藏地方政府的回绝。随后从1899年始，英印总督寇松(C.N.Cuzon)一连三次致函达赖，对其拉拢诱惑，企图抛开清朝政府，寻求与西藏地方直接交往举行谈判（注：寇松第一次寻求与达赖交往，是在1899年派遣不丹驻大吉岭代表乌金噶其(Vgyen Kazi)，以个人名义致书达赖。第二次是1900年，利用克什米尔行政副长官克尼恩(C.Kennion)上尉赴西藏噶大克会见当地噶尔本（营官）的机会，转呈给达赖一封信函。第三次是1901年，利用乌金噶其赴拉萨的机会，再次致函达赖。几次信件均遭达赖拒绝接收，理由是“没有和驻藏大臣及噶厦（西藏地方政府）商议，他就不能和任何外国政府通信。”参见周伟洲《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第184页。）。此举同样遭到了达赖喇嘛的断然拒绝，来信被原封不动地退回。接连的碰壁失败，使英国政府大为恼火，于是从1902年开始，便着手发动对西藏边境的武装进犯。1903年，英国先派兵占领了后藏要地岗巴宗，后又以荣赫鹏(Francis E.Younghusband)为正帅，率军侵入亚东、帕里一线，强占西藏领土，野蛮屠杀当地民众。英国的挑衅行为激怒了西藏军民，由此爆发了第二次抗英战争。
就在这时，以十三世达赖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与驻藏大臣有泰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两者在抗英问题上所持的态度截然不同。作为西藏政教领袖的达赖，对清朝政府一直保持着期望与信赖，力主抗英，并且请求清政府调集内地军队，资助军饷，与西藏军民共同作战。而刚刚到任的驻藏大臣有泰却不支持西藏军民的抗英斗争，拒绝达赖的正当要求，反而斥责达赖“执拗无理，胆大妄为”，并利用藏军与英军作战的时机，釜底抽薪，使藏军大败，以达到压服藏人、与英军妥协媾和的目的（注：吴丰培辑《清季筹藏奏牍》第1辑，“有泰奏牍”卷1，第9-10页。）。
有泰的昏庸误国，节节退让，加上西藏军民缺乏作战经验，军官在战争中指挥不力，酿成这场保家卫国战争的最后失败。英军得以长驱直入，逼近拉萨。1904年7月，英军渡过曲水，到达拉萨城下，十三世达赖情急之中，没有通知驻藏大臣，只带领少数随从，携印匆匆离开布达拉宫，北上出走，开始了在内地的流荡生活。
十三世达赖喇嘛是在抗敌无援、又不甘与敌人言和的情况下离开拉萨的。他改换便装，取道哈拉乌苏（黑河），越过唐古拉山、通天河等地进入青海，后又经甘肃到达蒙古地区。一路上，由于他长期在藏传佛教中的领袖地位和影响，所到之处，均受到当地藏、蒙古、汉、回、土等各族百姓和信徒的广泛同情。是年11月，十三世达赖历经辛劳跋涉到达库伦，受到清廷驻库伦办事大臣、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及当地僧俗百姓的热烈欢迎。清政府这时虽然听信驻藏大臣有泰的纠参，革除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号，但对达赖离藏出走求援的行动仍十分关心重视，一直命人查询达赖出走后的踪迹和路线（注：《驻藏大臣有泰奏达赖现抵库伦行文询其行踪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理藩部档第662号。）。特别是清朝政府得知，在达赖一行中有间谍俄籍蒙古人德尔智随行，此人多年蛊惑煽动达赖寻求俄国保护，鼓吹联俄抗英，狡黠阴险，这更引起清廷的警惕。10月12日（九月初四），清政府外务部电告西宁办事大臣和库伦办事大臣：“无论达赖行抵何处，务即迎护内地，妥为款留，勿任北去”（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第1032卷，第2号。）。不久，库伦办事大臣德麟即奏报达赖出走缘由以及行将到达库伦的消息。11月1日（九月二十四日），光绪皇帝谕军机大臣等：“著德麟迅即派员迎护到库，优加安抚，以示朝廷德意”（注：《清德宗实录》卷535，第8页。）。两天后，又降旨西宁办事大臣延祉，迎护达赖喇嘛，并带去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赏赐的诸多礼品（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又见《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80-81页。）。
达赖到库伦后，一直注意着西藏形势的发展。虽然他曾幻想求助于俄国，以俄国的军援和外交支持与英国抗衡，但是日俄战争的失败，使俄国已无更多的实力顾及西藏，尤其在抗英战争中，俄国没有给达赖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援助。权衡利害，达赖不敢也不能贸然去俄寻求保护，他仍依靠和求助于清朝政府解决西藏问题，并希望能直接而不是通过驻藏大臣向皇帝禀报西藏遭受的灾难，取得中央政府的理解和支持。他说：“前在藏时，远隔君门万里，偶欲有所陈奏，或为驻藏大臣阻遏，不得经达”（注：博迪苏：《朔漠纪程》，转引自吴丰培著《清季达赖喇嘛出亡事迹考》一文（载《中德学志》第5卷第1期，1942年，第322页）。）。所以到库伦后，他很快通过延祉向皇帝呈递奏折，并派遣哲蚌寺巴登活佛和库伦索本、库伦洛桑旦增等人随延祉赴京直接呈报西藏情况，反映出他急于想和清廷取得联系的心情（注：据《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年谱》载，12月24日，达赖在写给拉萨的甘丹池巴活佛信中说：“我等一行于10月20日上午安抵大库伦……我抵此地后，皇上和皇太后特派一位钦差大臣前来问候，同时还恩赐给满族服装一套和10匹绸缎及6000两银子，目前正请钦差大臣向皇上详细禀奏西藏情况，并已派巴底（登）活佛和库伦膳食官洛桑旦增去北京作详细禀报，待接到圣旨后，准备速返拉萨，继续从事我未竟事业。”见丹珠昂奔主编《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76页；又见《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69页。）。
1905年一年间，达赖逗留在库伦等待清廷的旨令。此时西藏地方政府和三大寺僧人联名呈递公禀，请求恢复达赖名号，随后一个以达赖之兄团桂多吉、扎萨罗桑顿珠为首的西藏代表团于年底到达库伦，准备迎接达赖回藏。
达赖的去留，一直是清政府颇费思考的问题。达赖如久留库伦，势必给当地带来重负。故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底，清政府决定派科尔沁辅国公、御前大臣博迪苏以宣慰为名，去库伦与达赖妥商下一步栖止地方。四月下旬，博迪苏往见达赖（注：《朔漠纪程》云：“闰四月二十六日午后往见达赖。达赖遣徒众持执幡幢、鸣鼓乐来迎，入该寺后，跪接圣旨，送黄哈达二分，恭请圣安。当即颁发皇太后、皇上所赏物件。达赖行三跪九叩礼恭谢天恩。入座，款以酪浆茶果。因详述朝廷德意，并与妥商安禅处所，达赖意甚感激”。又“二十七日晴，午后复往见达赖，申明圣旨，并商令于西宁、五台二处择地栖止。据达赖称，世受国恩，眷怀西土，甚愿归藏……惟西藏徒众，屡次来接，言藏中业已平靖，一切教务待理孔亟，仍愿遵前旨速归。业咨乌里雅苏台将军、饬属备齐驼马，即前进矣。达赖遂呈进皇太后、皇上无量寿佛各一尊，并云，屡蒙恩赉，感激无地，愿遣徒进京入贡等语。”），最后商定先接达赖回青海塔尔寺暂住，然后再取道青海，护送达赖返藏。达赖服从了清政府的安排，五月下旬由库伦起程途经甘州，以讲经拜寺名义于当年秋天到达塔尔寺。达赖由库伦起程后，清朝政府恢复了他的名号。
达赖准备返藏的消息传出后，正值中英举行修改《拉萨条约》的谈判。英国政府不同意并阻止达赖回藏。时清廷派往印度参与谈判的张荫棠也认为此时达赖回藏于整顿藏务筹施新政不利，请求清政府设法将十三世达赖留滞西宁或京师。清政府也意识到，几年来，英、俄、法、美等国觊觎西藏，边疆矛盾纷繁，本应体恤和安抚达赖，化解矛盾，同时彰显中央政府和皇帝对西藏宗教领袖的重视和关怀，故有召十三世达赖喇嘛入觐之议。而在这时，九世班禅却吉尼玛(1883-1937)也向张荫棠提出了“赴京陛见”的请求。西藏地方政府及三大寺僧众听到这一消息，集议数日，要达赖先于班禅进京陛见。张荫棠在替西藏地方政府代奏此情况时说：“达赖濒行曾言拟赴北京吁请陛见，面陈西藏情形，恭请圣训，俾得所遵循等语。达赖现驻西宁，商上等众议，令达赖就近吁恳陛见，乞据情代奏。如蒙俞允，即由西宁起程赴京”。接着，张荫棠又向清政府建议：“臣查达赖、班禅乾隆后久未入觐，致启强邻觊觎，得所藉口。今天诱其衷，先后吁请陛见，则万国观瞻所系，主国名义愈见巩固……现藏属安谧，一切政治均由噶勒丹池巴商上等经理，所有达赖、班禅晋京，于地方情形尚无窒碍，可否准其陛见之处，伏候圣裁。”（注：吴丰培辑《清季筹藏奏牍》第1辑，“张荫棠奏牍”卷2，第34-35页。）清政府经过对各方情况详细研究后，同意了张荫棠的上奏，遂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冬降旨，先邀达赖赴山西五台山朝佛，暂住休养，做入觐准备，第二步，再由五台山经直隶入京觐见。至于对班禅的陛见请求，则另降旨：俟藏务大定后，再来陛见。
达赖入觐前的准备
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十三世达赖由青海塔尔寺出发前往五台山，当天下午到达西宁，接受了西宁办事大臣、镇台、护持等奉献的大量财物，沿途得到官兵悉心照护。达赖在西宁小住三日后，接着向兰州进发，十二月九日抵达兰州。陕甘总督升允两次前往谒见，馈赠礼物，并派候补知府裕端等官员护送至目的地。翌年二月中旬，达赖一行到达五台山，受到当地县官、扎萨喇嘛等众人的欢迎。达赖在五台山暂住半年。其间由山西巡抚宝棻照料，并派员会同地方官员负责保护。
清朝政府对十三世达赖此次入觐活动，非常重视和谨慎。事前，有关入觐路线、接待计划、仪式、赏项等都做了精心准备和安排（注：据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十四日军机大臣奉旨传知度支部、内务府，理藩部三处备赏物件粘单上所载，清廷预备拟赏达赖喇嘛赏项是：“抵京日赏连鞍马四匹、银一万两、蟒缎八匹、妆缎八匹、字缎八匹、片金八匹、闪缎八匹、倭缎八匹。召见日赏朝珠二盘、珊瑚金珀各一、玉佩四件、带钩二件、烟壶四件、佛帽一顶、斗篷一件、棉夹单纱衣服四套、大哈达一个。筵宴日赏金器二件、银器二件、玉器四件、瓷器八件、念珠一盘、蟒袍料四件、茶叶八瓶、鼻烟二瓶。出京日赏连鞍马八匹、银二万两、景泰蓝器八件、玻璃器八件、皮衣四套、大卷江绸八匹、大卷八丝缎八匹、大小五色哈达一百个、饽饽二十匣、果品二十盒。”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上谕档第1511号。）。为了做好这次接待，有关部门还把从前接待五世达赖和六世班禅的有关礼仪例案汇集成文，作为依据和参考（注：《五世达赖六世班禅入京接待封赏情况》，《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第204-208页。）。关于达赖的驻锡地点，最初定在东黄寺（普静禅林），后来考虑到西黄寺曾是接待五世达赖和六世班禅的地方，又移至西黄寺，由内务府会同理藩部勘测房屋，两次动工共修葺添盖住房238间（注：“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内务府咨续修达赖房间工程原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理藩部档第668号；又见丹迥·冉纳班杂、李德成《名刹双黄寺》（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95页。）。对京城其他佛教寺院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缮。至于陪同达赖接待外国人的各种翻译官员，也由外务部备派，分班随侍。
待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便于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传旨内阁，召达赖入京陛见。七月，又钦奉电旨：“达赖来京，准其由龙泉关抵定州，改乘火车北上。著该抚会商直隶总督妥为照料。”（注：《清德宗实录》卷594，第16页。）八月二十七日，十三世达赖从五台山起程进京，山西巡抚宝棻派雁平道缪彝及太原营参将沈兆梁督率营县沿途小心护送，所需驼马、毡帐、食物、草料等项筹办一应俱全。二十九日，达赖一行抵直隶所属之阜平县，将到保定时，清廷派御前大臣博迪苏往保定迎迓劳问。达赖到达保定，又有驻扎保定的陆军各营以及保定布政使以下地方官员到车站迎送。九月初四日，十三世达赖安抵北京。军机大臣那桐率理藩部堂官、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顺天府府尹、青海东科尔呼图克图暨在京佛教寺庙的扎萨喇嘛等赴火车站迎接。民政部还派来了迎接的巡警队和乐队。达赖下车后，乘轿前往西黄寺敏珠勒呼图克图佛仓下榻。沿途由巡警队护送保护。达赖到西黄寺以后，黄寺大门口集聚了近千僧人百姓列队迎接，陆军部指派营队驻扎寺内守护。达赖在京城所受到的隆重欢迎和接待，表明了清政府对达赖入觐陛见的重视，也反映出各族僧俗百姓对其地位的尊崇。
达赖入京后的各种活动
达赖入京后的当天，即蒙受皇帝厚赏（注：据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五日理藩部尚书寿耆等代奏：“窃据达赖喇嘛声称，达赖喇嘛蒙恩饬令来京，不胜感激之至。今甫到京都，仰蒙天恩，颁赏马四匹、银一万两、绸缎四十八匹、暨扎萨克喇嘛等银、绸各赏，跪领之下，感荷尤深。伏念卑达赖喇嘛来自远方，尚未瞻觐天颜，乃蒙恩施之优渥，抚寸悃而增惭。所有感激下忱，谨率同扎萨克喇嘛等叩谢天恩，恳乞代奏。”（《寿耆等奏代达赖喇嘛受赏谢恩折》，《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4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1483页））。光绪帝还钦派理藩部侍郎达寿、外务部右丞张荫棠负责料理达赖在京一切活动事宜（注：这期间，前往黄寺照料达赖的除达寿、张荫棠外，还有甘肃候补知府裕端，理藩部掌印员外郎文哲珲、帮印员外郎吉章、扎拉芬、特苏慎等人也常来寺照料或住班。）。根据《内厅侦察达赖报告》记载，这次达赖进京所带随员堪布、兵役共260人，其中近身扎萨克喇嘛、大小堪布16人（注：大堪布（含扎萨克喇嘛）4员，小堪布12员，他们的名字依次是：扎萨克喇嘛：罗桑谢珠。堪布：罗桑讲臣、桑皆挪布、罗桑吾色、罗桑南珠、见赞错臣、堆瓦罗丹、罗桑旦增、见巴该列、罗桑加措、贝巴图旺、罗桑扎喜、旦增披皆、罗桑开交、罗桑乌珠、阿旺却扎。）。有关达赖在京84天的主要活动，将分以下几个方面分别记述。
（一）皇太后、皇上陛见、筵宴、受封领赏情况
1.仁寿殿陛见。这是达赖入京后，皇太后、皇上第一次接见。清政府对达赖觐见的礼节十分重视。为体现皇帝的至尊威严，对达赖入觐的日期和跪拜形式都有缜密考虑。觐见之先，张荫棠建议：“此次达赖觐见礼节，闻各国使臣甚为注意。如皇上起迎，赐达赖坐，虽旧制有此，不妨稍为变通，参酌各国使臣及蒙古王公觐见仪注，皇上不必起迎，达赖跪拜后，起立奏对数语，即时宣退，以示严肃。俟陛见之后，或即恩赐宴享，再行赏坐，或派亲贵及蒙古王公陪享，亦不失优待之典。达赖体制，旧甚尊崇，王公大臣均不请谒，现今时势似不宜仍沿旧制，赏赉不妨优隆，体制亟应裁抑，当未陛见之先，应使人授意，令其拜谒邸枢，以尽属藩之礼。”（注：吴丰培辑《清季筹藏奏牍》第1辑，“张荫棠奏牍”卷5，第32-33页。）清政府基本采纳了张荫棠的建议，未按五世达赖入觐旧制接见，在跪叩形式上稍有变通，经与达赖磋商，定在九月二十日在仁寿殿陛见（注：原定陛见日期为九月十二日，因陛见礼节问题意见不一而改期在九月二十日，并定于九月十四日在黄寺先期演礼。仁寿殿，在颐和园东宫门内，原名勤政殿，光绪时重建，改称仁寿殿，是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坐朝听政的大殿。每年正月至十月，慧禧移住颐和园，在此接见大臣，处理政务。），并于九月十四日在黄寺与随行堪布喇嘛一起作先期演礼（注：《内厅侦察达赖报告》载，觐见皇太后、皇帝前之必要演礼共有两次，第一次演礼是九月十四日，偕同达赖参加演礼者有“钦派王大臣、那王、棍贝子等，理藩部、内务府、外务部等衙门各堂官皆带同司员，来黄寺照料”。第二次演礼是在十月初三日，那天由达赖“遣堪布等十四员带兵役十二名，前往紫光阁恭代演习筵宴礼节”。）。
十三世达赖对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陛见也十分重视。陛见前一天，达赖即派堪布2人，携同藏兵二十余名，押送贡品三十抬、敞车八辆，由黄寺起行，前往颐和园呈进贡品。“九月二十日早四时，达赖由黄寺前往颐和园陛见。并有内城马巡队长兵四十四员、外城马巡队长兵十员，随同进德胜门，出西直门。七时二刻达赖抵颐和园提督衙门公所休息少时，于八时一刻陛见，亲呈皇太后黄色哈达一方，银卓麻佛一尊；皇上黄色哈达一方，长寿佛一尊。当蒙钦赐朝珠、袍褂、烟壶、皮斗篷、白哈达、碧玺带头桃儿帽子、册页、折扇、搬指等物。至八时三刻退出，仍由原路回寺驻锡。所有往来经过之处，内外城均派有队长、队兵、巡官、长警等排班护送，沿途照料，并无事故。”（注：《内厅侦察达赖报告》九月二十一日记录。）
关于这天觐见的细节和礼仪，理藩部的奏折中，有如下记载：“是日（九月二十日），皇太后升仁寿殿，召御前大臣并御前侍卫等至仁寿殿内侍立。理藩部堂官分引达赖喇嘛并通事喇嘛二名、堪布喇嘛四名进仁寿殿左门，由纳陛左阶引达赖喇嘛纳陛上侧跪，通事喇嘛二名跪于达赖喇嘛之次，堪布喇嘛四名于纳陛下侧跪。达赖喇嘛敬谨跪递佛一尊，哈达一方，御前大臣接受；堪布喇嘛四名于原跪处敬谨跪递哈达，御前侍卫接受。达赖喇嘛跪请皇太后圣安，叩谢恩赏，跪听皇太后宣谕，御前大臣传旨，通事喇嘛递相转传。达赖喇嘛奏对，仍由通事喇嘛递相转答，御前大臣复奏，礼毕引出。”（注：“理藩部奏恭进达赖喇嘛陛见礼节折”，《政治官报》第356号（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馆藏。）
觐见光绪皇帝的具体礼节程序与觐见慈禧太后基本相同，只是光绪接见时，起立立迎，在御座侧设矮床，皇上陛坐，亦赐达赖坐，并在赏茶后行叩首礼。仁寿殿陛见，皇太后和皇上都询问了达赖离藏多久？自五台至京一路可好？水土冷暖是否安适相宜？京中寺庙曾否前往瞻仰等一般礼节性问话（注：九月二十日，皇太后温谕：问达赖喇嘛由五台山至京一路均好，现时天气渐凉藏中气候亦如京中否，京中各庙宇曾否前往瞻仰。皇上温谕：问达赖喇嘛由山西来京沿途均好；在五台山住锡地方水土可均相宜，到京数日此处天时冷暖相宜否。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上谕档第387号。），达赖均一一作答。在暂短的陛见时间里，达赖还简单面奏了西藏情形。因为是首次陛见，达赖呈进的贡品相当丰厚，其数量品类竟达46种之多（注：据清政府《政治官报》第352号上（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出版）刊登的《理藩部代奏达赖喇嘛呈进贡物折》所载：“达赖喇嘛恭请皇太后圣安，呈进白色大哈达一方，镀金释迦佛连衣一尊，金刚顶佛连衣一尊，大甘珠尔宝经全部计十三包，赤金船盖重七两三钱，带黄花茶碗一副，杂木杂雅木碗一个，赤金茶壶带盖一把重十三两三钱，黄金二百包，每包重一两各带哈达，珊瑚念珠一串，计一百零八粒重十五两七钱，琥珀念珠一串，计一百粒重五两，象牙一支带哈达一条，藏金银线缎十五匹每匹两方，藏红花一匣重七十五两，紫色壮藏香十包，每包十二把，黄色壮藏香三包，每包十二把，红色细藏香二包，每包四十把，黄色细藏香三包，每包四十把，红色上藏香四包，每包五十把，红色细藏香二包，每包六十把，上等红色氆氇一包，计六匹，黄花氆氇四包，每包六疋，红色氆氇八包，每包六匹，绿花氆氇两包，每包六匹，白花氆氇两包，每包六匹，紫花氆氇两包，每包六匹，上等红氆氇三包，每包十匹，井麻红氆氇六包，每包十匹，五色花氆氇一包，计十匹，上等红贴麻三包，每包三十六匹，红藏绸一包计十匹，白芸香一箱，黑芸香一箱，藏枣二箱，藏杏二箱，藏杏脯二箱，藏葡萄二箱，猞猁皮一包计五张，沙狐皮一包计十二张，熊皮一包计一张，水獭皮一包计十八张，黄色□皮一包计二十张，狐狸皮一包计十二张，豹皮一包计四张，虎皮一包计四张，黄色马一匹。”达赖喇嘛恭请皇上圣安，呈进的贡品与皇太后的贡品数量和品类相等，只有其中三件在重量上略有不同。这里从略不录。），充分表达了他对中央政府和皇太后、皇帝的诚心和敬意。
2.紫光阁赐宴。这是达赖第二次觐见，时间在十月初六日。光绪皇帝选在中南海紫光阁招待达赖喇嘛一行。应邀参加筵宴的人员有青海东科尔呼图克图、扎萨克喇嘛、堪布喇嘛、随同达赖喇嘛的大小堪布16人，还有驻京的蒙古王公、贝勒、贝子、公、台吉、塔布囊等。筵宴按茶、酒、膳顺序进行，茶菜丰盛，气氛欢快热烈，席间还有杂技、民族歌舞表演助兴。宴毕，全体行三跪九叩礼，谢恩，皇上颁赏，达赖及蒙古王公大臣等跪领谢恩（注：据《内厅侦察达赖报告》十月初七日载，光绪颁赐达赖赏品有珊瑚念珠、蟒袍料、金银壶、金银盒、玉器、鼻烟、茶叶等物及御赐给各堪布等16员尺头、磁器、玻璃盘碗等物。初六日下午，由人夫送至达赖住锡处。）。这次觐见，达赖除谈论佛教经典外，还向皇上面陈藏事。禀称：现在有外道国家存心不良，妄想攫夺西藏土地，“为了西藏的政教和臣民，应帮助西藏进行抵抗外道国家的侵犯，保全西藏。显密二宗教律，为汉、蒙、藏三族人民所信奉，保教即安民护国，此为历代大皇帝所奉行不移之大政。请皇帝和皇太后仍旧贯彻前辈皇帝之仁政”（注：丹珠昂奔主编《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86页。）。达赖又向光绪帝提出，西藏事务重大，事事通过驻藏大臣每多误事，今后凡遇大事，可否达赖直接自行具奏，也可由驻藏大臣和西藏地方政府会衔具奏，如此对遵守原制，保护藏地国泰民安将有裨益。此项要求，光绪当面未予答复。
3.万寿节受封。达赖在京期间，正逢慈禧太后生日。达赖要求亲自呈进祝寿礼品，以表对皇太后的衷心祝福。九月三十日军机大臣曾面奉谕旨：“达赖喇嘛著准于十月初九日在勤政殿呈进贡物。”（注：《清德宗实录》卷596，第15页。）据《内厅侦察达赖报告》十月初五日记录，这次达赖呈进的祝嘏贡品计有：黄缎包净水瓶、长寿瓶、长寿丹衬黄哈达、吉祥大哈达1方、寿佛连衣坐3尊、菩提鹿角1枚带哈达、如意成副、黄金200封（每重1两）、藏金缎5匹、各色氆氇15匹、红黄特尔麻20匹、藏高香12把、藏顶香25把、上用藏香60把、藏细香200把、密桃脯1匣、藏甘杏1匣。清政府的《政治官报》对十月初九日呈递万寿贡物情况作了如下记录：“是日，由理藩部堂官分引达赖喇嘛暨通事喇嘛在德昌门外东值房恭候，皇太后升勤政殿，召御前大臣并御前侍卫等至勤政殿内侍立。理藩部堂官分引达赖喇嘛等由德昌门右门入，进勤政殿右门，引达赖喇嘛至纳陛上皇太后御座前跪，引通事喇嘛在达赖喇嘛之次侧跪。达赖喇嘛恭捧瓷盘，内盛黄缎包净水瓶、长寿瓶、长寿丹衬黄哈达。唪经，敬谨跪递。御前大臣接受。皇太后面赏珍珠念珠一盘、哈达一方、御用黄伞一柄、御笔匾一面、御笔对联一副、珊瑚如意一柄。达赖喇嘛跪领，行三跪九叩首礼，谢恩。总管内务府大臣进皇太后茶，赏达赖喇嘛茶，乾清门侍卫转授，达赖喇嘛行一叩首礼。礼毕引出。”（注：《政治官报》第367号（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九日）；又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理藩部档第665号。）
慈禧对十三世达赖这次亲临勤政殿呈进万寿贡品，十分高兴，颁谕云：“达赖喇嘛呈进万寿贡品，并颂吉祥祝词，甚为嘉悦，特颁厚赏，以示优异。”（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上谕档第387号。）十月初十日，为慈禧万寿正日，达赖亲率徒众为慈禧祝寿，在景福门外，另班行礼。对达赖的诚心行动，慈禧大为赞扬，当天，即谕内阁：“达赖喇嘛上月来京陛见，本日率徒祝嘏，备抒悃忱，殊堪嘉尚，允宜特加封号，以昭优异。达赖喇嘛业经循照从前旧制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兹特加封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其敕封仪节著礼部、理藩部会同速议具奏。并按年赏给廪饩银一万两，由四川藩库分季支发。”至于对达赖屡次提到的直接上奏要求，懿旨重申，今后“所有事务，依例报明驻藏大臣，随时转奏，恭候定夺”，“并著理藩部传知达赖喇嘛祗领”（注：《清德宗实录》卷597，第7页。）。此次祝寿，达赖虽然得到了封赏，但对清廷的最后决定感到灰心。就在祝寿活动不久，光绪和慈禧先后驾崩。十一月初九日，宣统皇帝即位，达赖抱着对清政府的最后期望，再次呈递了“吁恳天恩，敕准奏事”的奏折（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理蕃部档第638号。），但同样没有结果，这更加深了达赖的失望情绪。
（二）达赖在京的外事活动
达赖在京84天中，除参加陛见活动外，还在黄寺接待各国使节和政要人物的造访。
自达赖离开拉萨后，列强十分关注达赖的动向，有些国家不断派人尾随其后，与达赖秘密接触，采取各种拉拢诱惑手段对其施加影响。他们的目的十分清楚，就是想探察情况，伺机离间达赖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以达到控制和分裂西藏的目的。《内厅侦察达赖报告》，逐日记下了各国使节、政要频繁造访达赖的情况，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列强如何设法和达赖接触，提供了一些线索，现将记录排列于后：
九月初六日 “午前十时余，有日本商人寺本婉雅（1872-1949，爱知县人，真宗大谷派东本愿寺僧人，熟通藏文，此前去过拉萨，多次见过达赖。著有《藏蒙旅日记》——引者注），来拜谢堪布，至十一时余走去。”
九月初九日 “美国公使柔克义（通藏文——引者注）遣华人韩姓给谢堪布与罗桑旦增送来梨、枣、黄油、奶子等物。”
九月初十日 “四时余，法国钦差巴思德，带翻译穆文琦、端贵、范纳隆来寺谒见达赖喇嘛，至五时余辞出，并送法钦差藏枣、葡萄、梨、白绸子等物。”
九月十三日 “午正十二时，有美国钦差柔克义带翻译丁家立，参赞一员，武官四员，拜谒达赖，并送与达赖银碗、酒等物，即时辞出。”
九月十八日 “十二时余，奥国护理钦差大臣斯马加（奥斯马加即奥匈，此处将“斯马加”误为人名——引者注）遣人送致达赖信一件。”
九月十九日 “十二时余，日本公使阿布守太郎（1872-1913，大分县人，时以公使馆一等书记官衔代理公使——引者注）、翻译高尾亨（1876-1931，长崎县人，时任公使馆二等通译官——引者注）来寺拜见达赖。”“午后二时余，奥国公使卢达伟及参赞译员施特克、达尼布拉氏来寺拜谒，达赖蒙赐哈达二方，梨及藏枣一盘，至三时余走。”
九月二十二日 “午前十时余，瑞典国公使遣人来送致达赖信一件。”“午时余，俄国公使廓索维慈、国罗百福、翻译阿柯索福、学生、俄兵等十三员及丹国公使阿列裴均来寺谒见达赖，各递哈达一方，至一时余辞出。随赏藏枣、果品等物。”“午后一时余，荷兰国公使欧登克、翻译哈福德、巴罗思（即贝拉斯）及武官三员，来寺拜见达赖，随赏藏枣、果品等物，至二时余辞出。”“查有日本人寺本婉雅，身著西服，曾在五台山谒见谢堪布，近又著喇嘛服装或西式服装来寺谒见谢堪布。二次探闻，该日人原住（东四）六条胡同，现住雍和宫。”
九月二十三日 “午后二时，有德国公使雷克司、参赞穆修斯、耿尼慈等带翻译夏里甫、牧师霍理及学生五名、兵三名，来寺谒见达赖，各递哈达一方。随赏藏枣、石榴等物，至三时辞出。”“午后二时三刻，有瑞典国公使克德伦带翻译陶伯来谒达赖，各递哈达一方。随赏哈达、石榴、藏枣等物，至三时辞出。”
九月二十四日 “午后三时，英国公使朱尔典遣人送致照料大臣信一件。”
九月二十五日 “十二时，有日本提督青木宣纯、松井石根遣华人胡姓持该提督名片来寺商议该提督二十七日来寺拜见达赖事。”
九月二十六日 “午后一时余，葡萄牙国公使柏德罗同参赞左治谒见达赖，随赐藏枣、石榴等物。”“午后五时，英国参赞梅尔思带翻译一员来寺，至外务部公所云：次日该国公使来谒达赖。”“午后五时余，比国公使柯霓雅遣人来寺，送致外务部公所信一件。”
九月二十七日 “午后三时余，英国公使朱尔典带同参赞等来寺谒见达赖，赏与藏枣一盘，至四时余辞去。”
九月二十八日 “午后二时余，日本提督青木宣纯、武官松井石根来寺拜见达赖。当送葡萄、藏枣二盘，至二时二刻出寺。”“午后二时余，有比国公使柯霓雅带武官郎班来谒达赖，至三时余辞出。”
十月初八日 “三时，义国公使儒拉带领随员牟那格（即莫纳格Attilio Monaco——引者注）来寺谒见达赖，随赠该公使等苹果、藏枣等物，至三时余走。”
十月初九日 “午后二时余，美国公使柔克义来寺拜荣义堪布，未晤。”“午后二时余，葡国参赞左治，送与达赖银花篮、茶杯、洋点心等物，由谢堪布收讫，未晤。至三时走。”
十月十八日 “午后二时余，有日本川岛浪速来谒达赖，见毕，随赠该日本人藏枣、果品等物，至三时余去。”
十月十九日 “二时余，法国人柏良材来谒达赖，未见，仅递哈达即去。”
十月二十日 “三时余，有法国人苏馨、何士昌、贾士蔼等三人，来寺拜谒达赖，并各面递哈达一方。达赖随还哈达各一方，至四时余散去。”
十月二十三日 “午后四时余，有奥国公使馆遣华人米瑞赠送达赖地球（仪）、花旗、千里镜、奥皇像片等物，当由外务部公所转呈达赖，随还哈达一方。”
十月二十九日 “正午十二时余，有印度西京（锡金）王（储）带同英国副将欧克纳（即鄂康诺）来寺谒见达赖，并进送哈达一方，银匣子一个。当收。随还哈达一方，并赠藏枣、苹果等物，一时余去。”
十一月初一日 “十二时，有印度西京王（储）遣华人林姓来寺送与达赖信一封，交杨堪布收，随时走。”
十一月初二日 “午后一时余，有印度西京王（储）来寺谒见达赖，至五时走。”
十一月十一日 “十二时余，有英国人毛立勋（即莫理循）来寺谒见达赖，递哈达一方。随赠还苹果、藏枣等物，随时走。”
十一月二十二日 “午后二时余，日本公使伊集院彦吉同武官随员小田德五郎等六员来寺谒见达赖，各递哈达一方。达赖随赠藏枣、果品。至三时余走。”
十一月二十三日 “午后二时，瑞典国公使贺德伦（即前引之克德伦Folke Cronholm）带翻译一员来寺谒见达赖，递哈达一方，并呈该国王像片一张。达赖已收，随还哈达、藏枣等物，至三时余走。”
十一月二十四日 “一时余，美国公使遣华人赠送达赖瓷瓶、毡子等物，随时走去。”“二时余，美国公使柔克义、参赞丁家立来谒达赖，至三时余走。”
十一月二十五日 “二时余， 日本翻译官西田（即西田畊一，1884年生，时任外务通译生——引者注）等来谒达赖，至五时余去。”
十一月二十六日 “一时余、德国人罗弗（即劳费尔，1874年生于德国，美国东方学家，著有《汉藏语词汇比较）——引者注）来谒达赖，并送藏经、哈达等物。随还藏枣、苹果等物。至五时余去。”
以上记录，虽然只提供了外国人员和使节造访达赖的时间表和具体人名，未能提供出他们晤面谈话的具体内容，但从中不难看出，各国使节对达赖来京抱有浓厚的兴趣，都在处心积虑地向他表示亲善友好，积极联络感情。当时，被达赖接见的外交官，按时间顺序即有美国、法国、日本、奥国、俄国、丹麦、荷兰、德国、瑞典、葡萄牙、英国、比利时、意大利等国的公使。此外，还有以各种名义和身份前来谒见的来访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自1906年8月在彼得堡签署关于中国西藏的协定后，俄英两国便改变了侵藏策略。双方共同宣布维持西藏现状，以所谓只“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妄图否定中国在西藏的主权，露骨地干涉中国内政。同时又各怀鬼胎，在相互让步的幌子下，都想抢在对方之前控制西藏，于是都在以达赖为首的西藏上层统治集团身上下工夫。
俄国利用德尔智以宗教名义从内部活动，借以影响达赖。借德尔智几次去俄求助的机会，向达赖表示安抚慰问。达赖逗留库伦时，俄国派新任驻华公使廓索维慈专程转道库伦看视，馈赠厚礼。达赖到五台山，俄内务大臣黄斯携沙皇赠礼和亲笔信前往拜见。此次达赖入京，沙俄表现出更为积极的姿态。随同达赖入觐的德尔智经常出入俄国使馆，与廓索维慈公使秘密商谈，相互配合。在如何处理与清政府的关系上，廓索维慈主动为达赖出谋献策，百般挑唆，劝说达赖同意与俄国保持更友好的关系，接受其军援和英国抗衡。所有这些都证明，俄国一直没有放松对达赖的笼络诱惑，采取各种手段争取达赖投靠沙俄。
英国对达赖上层集团的态度此时也发生了变化。英国利用达赖不在西藏的时机，以物质利益为诱饵，在少数握有实权的上层贵族中间，培植亲英势力，通过他们影响达赖；同时，放弃了原来阻止和反对达赖回藏的主张，转而对达赖表示“理解”，并派人放风试探，愿意修复印藏关系。此次达赖到京，英国抓住时机，先促达赖与熟悉中国的殖民司老手庄思敦(R.F.Johnston)会面，诱使达赖及其亲随改变对英态度。接着不久，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拜见达赖。关于这次拜见情况，英人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撰写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传》有这样一段描述：“英国公使约翰·朱尔典爵士，在全馆十二名职员的陪同下，前往黄寺拜访达赖喇嘛。朱尔典一行在候见室等了相当长时间，才被召到另一庭院的接待厅。门口有两名西藏士兵持枪警卫。他们一进接待厅，便发现一张约莫四英尺高的祭坛的台子，上面铺设了黄缎坐垫，达赖喇嘛盘腿坐在上面。台子置于壁龛之内，并用黄色锦缎给装饰起来。黄色对达赖喇嘛来讲，是具有特殊意义的颜色，尽管他是全西藏的首领，可也是杰出的黄帽派。达赖未从座位上起身迎接英国公使。英国公使馆职员中，五人（包括公使本人）被安排了座位。一进接待厅，公使及公使馆全体职员，便向达赖鞠躬，并每人献上一条哈达。达赖喇嘛双手接过公使献的哈达。公使馆其他职员献的哈达则由站在达赖右侧的堪布代接。”“达赖喇嘛讲藏语，由一僧侣侍从译成汉语，再由公使馆一名通晓汉语的秘书译成英语。公使用英语答话，并通过同样迂回曲折的途径用藏话翻给达赖喇嘛听。根据达赖喇嘛的观点，接见中提及印、藏系邻邦，目的是要通过公使向英皇转达如下信息：‘以往发生之事件，并非本人初意，而且已成过去，深望今后印、藏两邻邦国永保和平友好。’然而达赖喇嘛此意，最初翻译得含混不清，达赖喇嘛只好重说一遍，使对方听懂。公使说，对达赖的要求一定照办，继而沉默片刻，达赖向公使告退，赠以长寿枣果一二磅。接见仅费八分钟。”（注：查尔斯·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印，1985年，第62-63页。又英人荣赫鹏著《英国侵略西藏史》一书中，对此次拜见情况亦有相同记载，惟会见地点书中记为雍和宫。本文仍以贝尔书为准。《内厅侦察达赖报告》亦记拜见地点为黄寺。时间为是年农历九月二十七日。）
除了庄思敦、朱尔典的拜见，英国政府还指示英印总督特派西藏事务官鄂康诺大佐（应为少校，汉籍称欧克纳或鄂康纳——著者）偕哲孟雄（锡金）王储赶赴北京，做达赖的工作。他们带着信函和礼品，从十月二十九日起，几次前往黄寺和达赖秘密会谈。据《内厅侦察达赖报告》载，十一月初二这一天，锡金王储和达赖单独密谈近4个小时。
俄英两国的拉拢利诱，果然使达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达赖不再反英，转而向英国示好，说什么“回藏以后，对于壤土密接之印度政府，诚意修好”，“深望今后藏印两方永保和平友好之精神”（注：转引自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7页。鄂康纳爵士(Sir Frederick O''Connor)，1870年7月30日生，1908年升为少校，同年夏先后游历美国、加拿大、日本，年底经朝鲜来华，11月25日陪年轻的锡金王储在北京黄寺见到了达赖喇嘛。达赖对刚从牛津留学回来的锡金王储说，他听说英国是所有民族中最好的，是否如此？锡金王储做了肯定的回答，并补充他们也是最强大的。达赖又言，听说英语是世界最通行的语言。锡金王储又做了肯定的回答。达赖说他回拉萨后，想派西藏学生赴印度学医学和其他科学，并请锡金王储予以帮助。参见Frederick O''Conner,On the Frontier and Beyond;a Record of Thirty Years''Service.London,1931;Things Mortal.London,1940。）。为了寻求列强的支持，他还多次派遣堪布前往东交民巷，到美国、英国、日本、德国、俄国、法国、荷兰、奥国、葡萄牙等国使馆拜访或谒辞，并各送去长寿佛、哈达、氆氇、藏香等礼品，甚至把20余箱铜佛等物品秘密运往俄国使馆储存（注：《内厅侦察达赖报告》，十月二十七日记录。）。达赖的这些活动表明，为了确保其在西藏的统治地位，他正在设法对外寻找出路。西藏面临的政治形势，自此愈趋复杂。
（三）达赖在京的佛事活动
作为西藏藏传佛教的宗教领袖，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京期间的佛事活动不能不单独记录一笔。
清朝末年，京城拥有藏传佛教寺庙20余所（注：京中佛教寺院，大体分为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寺院两类。自元代始，藏传佛教在北京弘传日盛，建庙数量日益增多。迄清朝末年，许多寺庙历尽沧桑后，已毁圮不存。黄颢著《在北京的藏族文物》（民族出版社，1993年）一书，可资参阅。清末时，京城属藏传佛教寺院究竟有多少数目，各说不一。《内厅侦察达赖报告》十一月初一日载：“午后十二时余，达赖传到二十八处喇嘛庙喇嘛僧众来寺（黄寺）。谕令每日各庙差僧人轮流来达赖处值日。”《十三世达鞍喇嘛土登嘉措年谱》载：达赖喇嘛在京期间曾向雍和宫等二十三座寺院布施僧饷基金，同时还向八座和尚庙捐献僧饷基金。同书1908年10月5日又载：为皇帝和皇大后的驾崩，达赖在雍和宫供五种供品，并对北京28个寺院的僧众进行布施供养。见丹珠昂奔主编《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86-387页。）。达赖驻锡的黄寺，是清顺治九年(1652)为五世达赖进京朝觐而修建的。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世班禅来京朝觐时也居住于此。这次十三世达赖来京，不仅在此居住、静休，还举行各种佛事活动，接待了大批各族佛教信徒。《内厅侦察达赖报告》记录，达赖从入居黄寺第二天开始，几乎每天都有京师和地方上的各级官员、满蒙王公贵族、高级喇嘛前来叩谒拜见，送致哈达和各类礼品。该报告还记录，自九月初八日起，达赖在黄寺“放头”，翌日“雍和宫护印扎萨喇嘛率嵩祝寺、五台下院、黑寺（慈充寺）等处喇嘛六百余名，来寺叩谒，随赏白米糖饭、哈达二十余分”。接着九月十二日，达赖又“放头”，直到离京的前一天，一共在黄寺“放头”26次。每次“放头”，来自关东、察哈尔、热河、伊犁、布里亚特、蒙古等地的汗王、头人携同眷属及蒙古男女众人蜂拥而至，接受达赖摸顶赐福，少时三四百人，多则千人，80天累计人数逾万，场面十分壮观。
达赖除在黄寺“放头”，进行各种结法缘活动外，还派堪布喇嘛到京城十几所佛教寺庙放经、放布施。据载，堪布喇癖曾去过的寺庙计有：护国寺、普胜寺、柏林寺、嵩祝寺、福佑寺、玛哈嘎拉庙（普度寺）、慈都寺、黑寺、隆福寺、新寺、三佛寺等等。此外，还有贤良寺、龙泉寺、观音院、庆华寺、法源寺、广化寺、法华寺、拈花寺等寺庙庙僧，前来黄寺受领达赖布施的银两和僧饷基金（注：《内厅侦察达赣报告》，十一月初二日记录。）。
达赖在京期间，还曾前往雍和宫驻锡数日，时间在十月初三日至初五日，即在光绪皇帝于紫光阁筵宴之前。雍和宫是清代京师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初建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最早是雍正皇帝继位前的府邸，1774年由乾隆皇帝将其改为藏传佛教寺院。1780年六世班禅来京为乾隆祝寿时，乾隆皇帝特在雍和宫内建造了班禅楼和戒台楼两座殿阁，供六世班禅驻锡和诵研佛经之用。此后，凡藏传佛教中地位较高之高僧大德来京，都在雍和宫驻锡礼佛，成为京城最完备的佛寺圣迹中心。此次十三世达赖来京，数次在雍和宫作佛事，设坛讲经，放布施，引来宫内外喇嘛信徒，齐集殿内聆听，盛况空前。达赖喇嘛还在十月初四这一天，“由雍和宫起行，前往白塔寺、嵩祝寺、福佑寺、玛哈嘎拉庙等庙拈香”（注：白塔寺，位于京内阜成门内大街。元至元八年(1271)建塔，十六年(1279)塔前建寺，赐名大圣寿万安寺。明天顺元年(1457)改名妙应寺，因寺内有白塔一座，人称白塔寺。嵩祝寺，位于京内沙滩北嵩祝寺街，建于清康熙，乾隆时最为兴盛，章嘉呼图克图奉诏来京，居寺内更定大藏经。为进京藏赠驻锡梵修之所。福佑寺，位于京内西华门北、北长街路东。始建于清雍正元年(1723)。1927年九世班禅来京，改此寺为班禅驻平（京）办事处。20世纪60年代仍为班禅驻京办事机构。玛哈嘎拉庙，位于京内南河沿今普渡寺巷。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建，乾隆四十一年(1776)赐名普度寺。玛哈嘎拉，梵文mahakala之音译，意为“大黑天神”，即战神摩诃迦罗。清初满族供奉此神，入关前在沈阳实胜寺铸有神像。康熙年间在京建寺，将此像供于该寺黑护法佛殿。寺基极高，颇显威势。见黄颢《在北京的藏族文物》。），后又于十一月初五、二十六日两天带同堪布喇嘛一起，前往雍和宫诵经（注：达赖在京期间，曾去雍和宫驻锡礼佛诵经，受到雍和宫喇嘛僧人的多次叩拜。为达赖在雍和官礼佛诵经，清廷共用银3451两，赏堪布徒众库平银2 000两。此外还有哈达、蟒缎、大小荷包等赏赐。雍和宫东廓尔呼图克图，几乎每隔三四日即去黄寺谒见达赖，前后达20余次。此外，还有鲍喇嘛、得木奇喇嘛等多人也前去黄寺拜谒。）。
达赖喇嘛在京的佛事活动中，还有两件要提到的是，光绪、慈禧相继驾崩后，于十月二十七日午前七时，带领堪布喇嘛等，入安定门、至东华门，进内廷叩谒大行太皇太后、大行皇帝梓宫唪经超度亡灵（注：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藏军机处上谕档第387号。）。十一月初九日，宣统皇帝登极，达赖又呈请朝贺，率徒众举行祈祷、赞颂之礼，并呈进贡品多种（注：《内厅侦察达赖报告》十一月初九日载：呈献贡品有“黄色大哈达一方，又哈达一方，长寿佛连衣一尊，又佛一尊，藏经一部，每重一两黄金百封，藏红花三十两，藏金缎五匹，黄贡香十把，红贡香十把，红黄高细香三十把，藏细香三十把，上等红色氆氇五匹，各色花氆氇二十匹，红色特尔麻五十匹。”此后，在达赖离京前的十一月二十日，又向宣统皇帝呈进贡物24种。）。两项佛事活动均得到清廷的厚赏。
结语
十三世达赖喇嘛于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离开北京。离京前，向皇上呈请陛辞。清廷颁谕云：现在正是大行太皇太后、大行皇帝未满百日的丧期，达赖毋庸陛辞，照例颁赏。并指示各部，出京之日如来时礼节一样，由理藩部派人送至火车站，由御前大臣博迪苏送至保定，沿途各督、抚、将军等酌派文武官员护送，妥为照料，以示优容（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上谕档第387号；又见《宣统政纪》卷2，第23页。）。达赖遵从清政府的安排，离京前几天，先后派人向摄政王载沣和军机大臣奕劻、张之洞、袁世凯、鹿传霖、那桐、世续等京内高官一一献礼谒辞，并接受了黄寺喇嘛的祝福。二十八日午前五时三刻，达赖由黄寺起行，前往车站，在众多文武官员、高级喇嘛以及警兵、乐队组成的仪仗欢送下，离京向大行辕进发。第二天，又接受了清政府送来的慰问品，并接见了从拉萨专程赶来迎接的伦钦强巴·阿旺白桑一行（注：《内厅侦察达赖报告》十二月初一日，记录者最后结语载：“职等同巡官广印，于二十八日午前五时三刻，跟随达赖由黄寺起程。七时至车站，七时三刻乘专车前往。所过沿途均无事故，十二时至保定府下车。有京旗陆军并直督巡警等在车站迎接。该车站旁支搭黄蒙古包，达赖即在彼住锡。随有直督藩、臬司进送达赖活计、缎疋、银两等物。井派有工巡消防队及巡警等，昼夜守护。至二十九日早五时，达赖赴香案前叩恩谢辞；五时十分直隶藩司率同翼长等往香案前跪请圣安。于五时二刻十分，达赖由保定府乘专车起行，已达前途。职等于六时三刻保护博（迪苏）贝子乘专车回京，途中赏给警官、巡官点心食品等物。”）。
达赖在京共逗留84天，清政府为接待他花费白银近18万两（注：“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内务府咨达赖来京用过银数奏销会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理藩部档第668号；又见陈锵仪《简述十三世达赖入觐》（《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该文对接待达赖来京开支项目和数量有详细表述，因文字过长，这里从略。查尔斯·贝尔著《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中说：“达赖喇嘛访问北京，使清政府破费三四万磅，代价虽高，但对政府有利。”），包括赏赐、铺陈器具、供给、筵宴、饭食、杂项等开支。清政府想通过对达赖的封赏和优隆周到的接待，体现中央对西藏政教领袖的一贯重视和关怀，这给达赖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事过20多年后，当十三世达赖回忆起这段往事，仍恭谦地说：“皇上母子（太后及皇帝）待我极厚”（注：见“十三世达赖喇嘛政治遗嘱”，转引自查尔斯·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第378页。）。在北京期间，他曾多次向皇太后、皇上呈献贡品，上表谢恩，这是历世达赖喇嘛所一贯遵循的历史传统。尽管入觐过程中，在觐见礼节和上奏权利上未能满足其要求，但他最后还是顾全大局，遵守定制，维护了中央政府的权威，表现了他当时具有的爱国护教的内向力。
（资料来源：《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