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套蒙古归附清朝，经历了曲折艰难的过程。清政府与准噶尔围绕西套蒙古归属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涉。对此史料记载十分丰富，史界研究却很薄弱。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生粱丽霞在内蒙古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发表了《西套厄鲁特蒙古归附清政府始末述略》一文，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西套蒙古归附清朝的全过程，并提出有见地的学术观点。笔者将根据新近发现的清代蒙古文档案和其它文献史料，就清政府与噶尔丹关于西套蒙古问题的交涉作一重点叙述，以供研究者作进一步探讨。
一
约1677年开始，被噶尔丹打败的部分卫拉特贵族纷纷率部逃至西套，逐渐定居。他们包括准噶尔部楚琥尔乌巴什后裔罕都（巴哈班第之子）及其部臣厄尔德尼和硕齐，和硕特部鄂齐尔图汗所属巴延阿布该阿玉什长子和罗理（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和鄂齐尔图汗之孙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等，这些蒙古人组成了西套厄鲁特蒙古，后人又称西套蒙古或阿拉善蒙古。据载，和罗理和厄尔德尼和硕齐属民共有“庐帐万余”，[1](康熙十六年十二月辛未)约4万人。他们是从远处节节溃败而来的难民，“济农等言，我等皆鄂齐尔图汗之子侄，穷无所归，故至此”。[1](康熙十六年十月甲寅)进入西套以后，又怕噶尔丹来追击，到处游移，处境极为窘迫。西套蒙古来源复杂，既有准噶尔部民，又有和硕特部民，且一地驻牧，互不同属，秩序较为混乱。他们为求生存，经常闯入边塞，掳掠乌拉特、茂明安、鄂尔多斯及宁夏等地，严重威胁边地安全，成为清朝西北一大边患。
此时，正值清朝忙于南方戡乱，对突如其来的西北边患，采取了以“驱逐”和“守汛”为主的被动防御策略，力图避免与噶尔丹发生冲突，认为“噶尔丹，乃北厄鲁特之酋长，兵马众多，如果兴兵，即内地亦宜严饬守汛官兵防护，并驱逐济农等出境”。[1](康熙十六年十月甲寅)清廷甚至对西套蒙古的情况并不了解，误认为他们是青海达赖巴图鲁台吉之属部，[2](康熙十八年档，全宗号2，编号蒙23，p019--021)因而将收归厄尔德尼和硕齐等，交由达赖巴图鲁台吉处理。达赖巴图鲁台吉向清廷说明：“厄尔德尼和硕齐及滚布等，原系噶尔丹之叔楚虎尔吴巴锡属下之人，今与野兽同群，远徙游牧，我等不便查议。毛济喇克台吉久居此地，巴图尔济农向曾奏请皇上由内地来至我处，皆无劫掠吴喇忒之事”。[1](康熙十八年十月十月壬申)达赖巴图鲁台吉虽然明确表示不介入，但蒙古文档案记载他拖延一段时间后还是进行干预，并于1681年把结果复给清朝。达赖巴图鲁台吉称，捕捉罕都，并派使臣送往清朝，途中罕都死去，故使臣折回。他还想将厄尔德尼和硕齐和巴图尔额尔克济农一并交给清朝，因巴图尔额尔克济农说自己要向清廷交代，所以未能如愿。达赖巴图鲁台吉还特意说明：“厄尔德尼和硕齐对我们没什么功劳可言，故没有照您的指示，收取其领地”。[2](康熙二十一年档，全宗号2，编号111，p132--133)罕都此后在文献中多次出现，他究竟卒于何年，可另作考证。但清廷曾将西套问题交给青海方面处理，确有此事。当康熙了解西套蒙古的来历后，立即谕理藩院：“厄尔德尼和硕齐，既系噶尔丹之叔楚虎尔吴巴锡属下之人，应檄噶尔丹，将厄尔德尼和硕齐等即行收捕，照伊例治罪，勿使妄行劫掠，并将从前所掠吴喇忒人畜察还。如不能收捕，仍在沿边生事，当另行裁度。尔院即备印文，发噶尔丹两次所遣来使，各驰一文前去。檄到，务令噶尔丹速复”。[1](康熙十八年十月十月壬申)噶尔丹则忙于实施“近攻计”，无暇顾及西套问题，对清廷的要求采取置之不理或找借口拖延的策略，在长达数年时间内没有作出任何答复。清廷却耐心等待噶尔丹的答复。
西套蒙古在边外稳定下来后，主动接近清朝，积极寻求投靠清朝的途径。清朝则认为西套蒙古是噶尔丹的属民，应交由噶尔丹收归，并不准备将其收归于旗下，因此对西套蒙古的种种努力，没有作出积极回应。1679年，巴图尔额尔克济农遣寨桑到凉州提都孙思克处说：“我台吉率众部落驻肃州边外，不敢坏法生事，戴皇上洪恩，赍有恭请圣安表文，恳乞代奏”。清朝部议后认为“以济农等不往伊叔兄处，仍在近边游牧，殊属不合，所奏应无庸议”。[3](卷一)清廷显然不愿意济农等在近边游牧；1681年，济农向清廷遣使请罪，求其宽宥。说：“厄鲁特时值大坏，不能存活，特来归命，原无违悖圣主之心，祗以窃取牲畜，深自悔罪，思欲赔偿，因将他人所掠吴喇忒人口、宁夏马匹竭力凑纳，伏乞圣主鉴怜”，语气极为恭顺。然而，康熙态度十分冷漠，把事情依旧推给噶尔丹：“此案前曾檄谕噶尔丹，未经复奏，著将原由明白开列，再行檄谕，俟复奏到日再议，贡物著察收”。[1](康熙二十年八月丙午)1682年，济农在青海达赖巴图鲁台吉的督促下，凑够100匹马，献清廷请罪。[2](康熙二十一年档，全宗号2，编号111，p00129--00132)并以生计维艰，要求允许在宁夏互市。清廷虽宽免缺解马匹，但回绝了在宁夏互市的请求。[3](卷二)
1682年，原逃亡西藏的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来到西套后，以达赖喇嘛令其居住阿喇克鄂拉（龙头山——笔者注），请求清廷赐居龙头山。[4](p433)这是西套蒙古首次向清廷提出“赐居”的请求，表明他们依附清朝的愿望。而清廷则对于他人认为是其辖境的龙头山却一无所知，康熙说：“此龙头山，在边关何处，自边关行几日可到，与内地有关系否，或向系边外无用之地否”。清廷很被动地派理事官拉笃祜前往勘察。拉笃祜还奏称：“今诸蒙古，俱于龙头山北游牧。罗卜臧滚布之意，欲占长宁湖耳。边汛要地，似不宜令不谙法纪之蒙古居住”。[3](卷二)清政府无意“赐居”，仍主张通过与噶尔丹谈判来解决西套蒙古问题。
同年，出使准噶尔的清大臣奇塔特等就西套蒙古问题，与噶尔丹进行了认真的谈判。奇塔特等首先将部发查讯厄尔德尼和硕齐、巴图尔额尔克济农之文交给准方，并说明：“此项事情，先已檄行两次，并无回文。故因我等此来之便，令定议。如厄尔德尼和硕齐、巴图尔额尔克济农，系尔属下人，当限日收捕，照例治罪，赍罚赎送部。若非尔属下人，或不能收捕，我朝另有裁夺”。准噶尔车臣寨桑等答曰：“我汗（指噶尔丹――笔者注）言，前所行两檄，第以为部文，所以未答。既系圣旨，敢不以覆。厄尔德尼和硕齐、巴图尔额尔克济农皆我属下人，得罪而逃至中国又复获罪，可往擒之。其属产等项悉听上裁，至厄尔德尼和硕齐本身乞以畀我”。奇塔特等反驳：“厄尔德尼和硕齐获罪于中国，乃欲擒彼与汝是何言耶。且汝等只言及厄尔德尼和硕齐、巴图尔额尔克济农与汝无涉乎？”。噶尔丹折中道：“厄尔德尼和硕齐和巴图尔额尔克济农皆我所属，此二人，已归达赖喇嘛，我当遣人往召之。倘如命而至，我治其罪，尔等遣人来取罚赎。若复他遁，则无如彼何也”。最后奇塔特等与噶尔丹约定以丑年（1685年）四月为限，解决上述问题。若期间厄尔德尼和硕齐等又作乱，则悉听清廷处分。[3](卷二)可以看出，噶尔丹无意解决西套蒙古问题，因而一直拖延时间，“前所行两檄，第以为部文，所以未答”，是借口。当清朝使臣从万里之遥来到准噶尔，提出解决问题时，噶尔丹却含糊其词、敷衍了事，甚至企图将西套问题推给清朝处理，有以西套蒙古牵制清朝力量之嫌。清使臣也似乎察觉到噶尔丹的用意，极力要求噶尔丹尽快收归西套蒙古。
二
时间在流逝，清准在等待约定时限，而西套蒙古则不能等待任何时间了。虽然贺兰山以北辽阔的无人之境，可供良好的草场，但他们毕竟是被夹于清、准和喀尔喀之间的弱小力量，并长时间未能与之建立正常关系，因而没有安全保障。尤其是与物源丰富的中原地区得不到建立互市联系，而其生活处境一直没有改善。这就使和罗理等西套蒙古贵族深切感到不能照此下去，必须要寻找依靠。准噶尔是他们不共戴天之敌，投靠它凶多吉少。喀尔喀四分五裂，自身难保。只有清朝才是最理想的选择。于是和罗理于1683年，向清廷遣使奏书，请求清廷赐给“黄册金印”，以便管辖部众，消除盗贼。[2](康熙二十二年档，全宗号2，编号112，p73--75)开始正式表达投附清朝的愿望。由于清廷与准噶尔在西套问题上已有约定，回绝了和罗理的投附要求。与此同时，西套蒙古罕都台吉、厄尔德尼和硕齐也遣使献礼谢罪。罕都台吉称：“臣部运衰，遭噶尔丹执臣祖楚呼尔吴巴什，灭臣父班第。臣时年十三，有陪臣厄尔德尼和硕齐者，挈臣逃出。遵达赖喇嘛之谕，在额济内託赖之地，与皇上边民同居，不谓其妄行劫掠，致干天讨，臣诫惩之。今已悔过，伏望圣主鉴宥”。厄尔德尼和硕齐言：“臣之两台吉，乃噶尔丹之叔及弟也，无罪而噶尔丹执之杀之。既蔑我主，何能与之共事，故掠其边境，奔遁至此。皇上圣德光昭，臣等本无为非之心，只以惜死，遂致草窃。今日夜思维，无所逃于天壤，谨悚惶陈奏于圣明之前”。清廷鉴于罕都台吉、厄尔德尼和硕齐谢罪态度恳切，加上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劫掠鄂尔多斯之事已经宽免。因此接受礼品，进行宥赦。[2](康熙二十三年档，全宗号2，编号113，p49--55)
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当和罗理得知清准关于乙丑年解决西套问题的协定后，反应强烈，遂写一封语言生动的亲笔信，严厉谴责噶尔丹视西套蒙古为其属民：“噶尔丹博硕克图口出狂言，我等何惧之有” ，“若皇上无旨，伊前来取我，我欲较量之”。并对清廷将西套问题交由噶尔丹处置深表委屈。和罗理语气极为恭顺，书信充满对康熙的歌功颂德，把康熙与释迦牟尼、文殊菩萨、观音菩萨，甚至成吉思汗相媲美，可谓用心良苦。书信用康熙纪年标明日期，以示投附清朝之心切。他还向清廷赠献马三九，驼一九，作为丰厚礼物。[2](康熙二十三年档，全宗号2，编号113，p0044--0050)清廷则一如既往，对和罗理没有作出积极回应，“巴图尔额尔济农屡疏请颁敕印，以约束部众，院议不允”。[3](卷三)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只好等待乙丑年即1685年的来临。
1685年四月，清准约定时限已到，准噶尔方面一直没有前来收归西套蒙古，也没有就此与清廷进行交涉。在清准关系框架内解决西套问题的可能已经微乎其微。这时，清朝已经彻底解决南方统一问题，把注意力转向北部边防后，在雅克萨两次战胜俄罗斯，在中俄关系中开始居于主动地位，清朝整个局势明显朝着有利于清朝的方向发展。在这种背景下，清朝把主要精力转向西北边疆，着手解决西套问题。清廷不愿再将西套蒙古推给噶尔丹，决定通过自己的途径寻求解决。五月，清廷作出给西套蒙古赐牧、赐敕、赐印的决定，并派出理藩院尚书阿剌尼前去西套，征求意见。巴图尔额尔克济农称：“皇上以我兄弟族属离散，欲使合处，乃系非常殊恩，何敢有违。近者达赖喇嘛亦谓罗卜臧滚布阿喇布坦所居布隆吉尔之地，地隘草恶，难以容众，不若与济农同居”。当阿剌尼问及欲居何地时，巴图尔额尔克济农答曰：“欲环居阿喇克山之阴，以遏寇盗，不使纷扰边疆。令部众从此地而北，当喀尔喀毕马拉吉里第诺颜之地，由噶尔拜翰海额济内河、姑喇耐河、鸦布赖山、巴颜努鲁、喀尔占布尔古忒、空郭尔俄垅以内，东倚喀尔喀丹津喇嘛之部众，西极高河而居之，则咸沐皇上恩泽，而各得安生矣”。[3](卷三)
清廷鉴于西套蒙古与西藏达赖喇嘛之间的特殊关系，遣使进藏，向达赖喇嘛晓谕西套问题的原委，要求达赖喇嘛派臣协助解决西套问题。康熙指出：“凡厄鲁特诸贝子皆供奉喇嘛，信崇尔法。朕思罗卜臧滚布阿喇布坦、巴图尔额尔克济农，皆鄂齐尔图汗之苗裔也。鄂齐尔图汗于喇嘛为护法久矣，何忍默视其子孙宗族至于困穷。今朕欲将伊等归并一处，安插于可居之地，以示兴绝举废之至意。尔喇嘛其遣使，与朕使臣定期往会，朕于此即遣大臣至所约之地，偕尔使人前往”。[3](卷三)随后康熙下令暂停清朝单方面安置西套蒙古的计划，专心等待达赖喇嘛的答复。[3](卷三)
然而，巴图尔额尔克济农迫不及待地推进西套蒙古投附清朝。1685年九月，他又向康熙帝奏书，诉说自己没有安全感，总是听到噶尔丹率兵前来收归他们，因而这两年他仍未能朝见康熙皇帝，并恳求清廷尽快授予敕书、敕印，收归其于旗下。巴图尔额尔克济农特意将包括自己唯一爱马在内的“五九良马”献给康熙皇帝，以示投附清朝的强烈愿望。[2](康熙二十年档，全宗号2，编号133，p261--266)这里需要探讨的是，巴图尔额尔克济农等听到的噶尔丹兵进西套应当是传闻，没有事实依据。在清准乙丑年时限过后不久，噶尔丹便向清廷遣使，正式声明西套问题“凡有是非一听圣裁”，[3](卷三)对搁置已久的纠纷作出明确答复，决定放弃收归西套蒙古。再说，此时噶尔丹正积极准备东进喀尔喀，西套蒙古显然不在他的战略考虑之中。由于清准相隔遥远，噶尔丹的书信从伊犁到北京需要半年时间，而北京的消息传到西套又需要两个月时间。因此，在巴图尔额尔克济农等在较晚收到并证实准噶尔方面信息之前，对各种传闻产生疑虑是可以理解的。
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巴图尔额尔克济农率780人入见清帝。适值噶尔丹使团正在北京，为了避免引起噶尔丹的不满，清廷急忙通知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只带200人入京，其余均留归化城，并且遣回以年节来觐之归化城都统顾慕德监视盗贼抢掠。清廷还令户部、理藩院各派一司官，前往宣化府，分别提取库粮、采买羊只供给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康熙帝特意吩咐：“此系外藩宾客，不必限以银数，尔院所差之官竟行买给可也”。随后巴图尔额尔克济农至京朝见，康熙十分高兴，“照大台吉例颁赏，仍以上服貂裘赐之”。[3](卷三)从清廷对巴图尔额尔克济农等的倍加关照和高规格的接待以及康熙的言语中，不难看出清廷对西套蒙古的态度已有明显的变化，开始把他们视为自己的“藩属”，这与以往形成鲜明对比。同样，巴图尔额尔克济农等通过朝见，受宠若惊，从而更加坚定了投附清朝的信念。
三
康熙虽然接见了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并承认其为“藩属”，但没有划定游牧区，也没有赐给敕印，显然是等待达赖喇嘛的回信。1686年七月，达赖喇嘛致信清廷，赞同给西套蒙古划定牧地，建议清廷“择水草宽阔处，安插一隅”，并通知自己已派遣车齐克他赖堪布罗卜臧至阿喇克山，与清使臣共同商议划牧一事。同年九月，清朝使臣理藩院右侍郎拉笃祜、一等侍卫文达于嘉峪关外会面达赖喇嘛使者后，勘察地界，给巴图尔额尔克济农、罗卜藏滚布阿拉布坦、厄尔德尼和硕齐等划定了统一牧地：喀尔占布尔古忒、空郭尔俄垅、巴颜努鲁、雅布赖、噶尔拜翰海等地方，给汝游牧外，自宁夏所属玉泉营以西，罗萨喀喇山嘴后，至贺兰山阴一带，布尔哈苏台之口。又自西宁所属倭波岭塞口以北，奴浑努鲁山后，甘州所属镇番塞口以北，沿陶阑泰、萨喇春济、雷浑希里等地，西向至厄济纳河，俱以离边六十里为界，[3](卷三)即阿拉善地区。并为西套蒙古制订法规，予以约束。
然而，清朝划定的西套蒙古游牧地仍在边外，并清廷也没有满足西套蒙古贵族称臣受封之要求，更没有在西套蒙古设旗编佐，因而难以肯定双方之间建立了严格的隶属关系。可以说，清廷尚未充分认识到西套蒙古及西套地区所应有的战略地位。西套蒙古东邻宁夏，北接喀尔喀，西近准噶尔，对各方的军事行动可形成牵制之势。综合各种史料记载，清朝只是把着眼点放在了怎样防止西套蒙古在沿边偷盗抢掠等问题上，而没有考虑将西套纳入清朝的直接统治下，视为清帝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行有效治理，从而发挥其在西北防务中，尤其是抵御噶尔丹东扩南下中应有的重要作用。正是由于认识不足，清政府以后对西套问题的决策屡屡出现失误，导致了一系列不良后果。
1688年，噶尔丹大举进攻喀尔喀后，战争很快升级为与清朝的直接对抗。战争也在西套蒙古引起了震动。巴图尔额尔克济农、罗卜藏滚布阿拉布坦等则试图乘机攻打噶尔丹，以复弑祖夺地之仇。于是巴图尔额尔克济农乞师于清朝，清廷未允所请；罗卜藏滚布阿拉布坦虽领兵支援喀尔喀，但也被清廷阻止。[1](康熙二十八年四月己卯)清廷不仅阻止西套蒙古反噶尔丹之举，而且派遣理藩院尚书阿喇尼前往噶尔丹行营，再次就西套蒙古问题与噶尔丹进行交涉。清廷这样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从康熙对阿喇尼的吩咐中可得了解。康熙对阿喇尼说：“噶尔丹必问及巴图尔额尔克济农之事。尔等但述丑年四月之约，并言达赖喇嘛，向亦遣使至西海，及我使者定议，令罗卜臧滚卜阿喇布坦，与巴图尔额尔克济农等同居一处。至今尚未同居。且巴图尔额尔克济农虽在我地驻扎，并未受彼归顺，分为旗队。况厄鲁特、喀尔喀交恶之后，巴图尔额尔克济农请曰，乘此机会，欲复我雠，但我兵器，已易粟而食，乞赐我等兵器。亦曾谕而遣之曰，厄鲁特、喀尔喀向俱诚心朝请职贡，朕未尝异视，但欲使两国罢兵安生而已，岂肯给尔兵器，使尔兴戎耶。其以是答之，将此等案卷，俱录之以往”。[1](康熙二十八年四月己卯)这里包涵两层含义：其一，西套蒙古问题是按丑年四月之约进行处理的，而且并不是我们清朝一家做主，是达赖喇嘛与我们共同议定的。虽然我们给西套蒙古划定牧地，但他们没有按我们划定的范围去同居一处，我们更没有接受他们的归顺，以此流露出西套蒙古仍是你噶尔丹属众之意；其二，让噶尔丹知道清廷阻止西套蒙古攻打他的目的就是希望他停止进攻喀尔喀并不要与清朝对抗。可以说，面对噶尔丹咄咄逼人之势，清廷采取措施阻止噶尔丹的进攻是无可非议的，但清廷偏偏以西套蒙古作为手中筹码，以图达到缓兵之目的，显然不是高明之举。结果，噶尔丹丝毫不买帐，“使如旨谕之，噶尔丹不从”，[5](p139)清朝的缓兵之举不但没有奏效，反而使西套蒙古对清朝的态度为之一变，对清朝的信任荡然无存，二者关系遂降至冰点。双方关系经过长期的曲折反复，到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西套蒙古终于正式归附清王朝。此后，在历次西北战争中，阿拉善旗“辄以所部为军锋”，[6](p114)为清朝的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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