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后（注：本文的“鸦片战争前后”时间断限大致为18世纪末至19世纪50年代左右，即嘉道咸时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形成热潮，并发展成专门的学问，出现了众星璀璨的学者群（注：据统计，第一次研究高潮时期，研究西北史地的学者约有48家之多。（见胡斯振：《西北学刍议》，《西北史地》1985年第1期。）除著名的徐松、张穆、何秋涛三大家之外，还有诸如：俞正燮、张澍、龚自珍、林则徐、魏源、沈垚等一大批研究学者，形成了一个以研究边疆史地为主体，进而推及域外史地等众多领域的学术群体。），史地著述不断涌现（注：鸦片战争前后，有关西北史地的著作多达120多种。（此数字根据《贩书偶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皇朝藩属舆地丛书》、《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辞海·历史地理》、《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以及其它一些资料得出。）另据统计，到1861年，已有22部关于世界地理著作问世。（见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2页。））。梁启超说：“大抵道咸以降，西北地理学与元史学相并发展，如骖之有靳。一时风会所趋，士大夫人人乐谈，如乾嘉之竞言训诂音韵焉，而名著亦往往间出。”（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390页。）值得重视的是，这一时期的史书编纂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向，一是突出地表现在由边疆史地研究引发的对域外史地的研究上（注：如禹贡学会的重要代表人物冯家昇指出：“边疆史地的研究起于道光咸丰之间，那时北边有俄罗斯的进迫，南边有英法的侵略，一班士大夫们感觉到边疆问题的重要，遂注意到史地的研究。如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魏源的《海国图志》，都足以代表这个时代的趋向。”（见冯家昇：《我的研究东北史地的计划》，《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10期。））；二是，史地学者能够根据社会变动的需要，不拘成例、灵活变通地运用史书体裁、体例，撰述了一批具有个性色彩和时代特色的史地著作，可以说，这是对乾嘉时代的章学诚寻求史学变革之道、尤其是要求改造史书体裁体例的有力回应，反映了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变化。
一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在史书编纂上的重大变化，从学术自身的逻辑发展来讲，鸦片战争前后史书体裁体例的变化已成为当时史学发展的一种趋势。
如所周知，编年体、纪传体、典志体、纪事本末体是史书体裁的主要表现形式，而纪传体又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奉为正宗的史书体裁。固然，纪传体可以通过勾勒各个朝代治乱兴衰之迹，“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可是，后来学者袭用成法而不知变通，以致失去了史学的创作精神，章学诚对纪传体史书进行了批判性的总结。他说：“纪传行之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然无别识心裁，可以传世行远之具，而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纪传实为三代以后之良法，而演习既久，先王之大经大法，转为末世拘守之纪传所蒙，曷可不思所以变通之道欤？”（注：《文史通义·书教下》）在章学诚看来，由于史学失却创新精神，史书编纂已发展成为一种固定的程式。他呼吁史书体裁到了非变革不可的地步。为了恢复史学著作精神，章学诚强调史书编纂当“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贯穿“圆而神”、“方以智”（注：《文史通义·书教下》）的精神，要以变通的思想思考史学的更革。章学诚认为史家在史学上地位，不但取决于他所选择的体裁，而且取决于他是否有体例上的创造。司马迁《史记》之所以为后世效法，在于“其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者，惟创例发凡，卓见绝识，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学耳。”（注：《文史通义·申郑》）章学诚对史书体裁、体例的见解在当时因不合时宜而空谷回音。然而，他以变通的思想，总结历代史书编纂的经验教训，提出史学更革的主张，“章学诚的‘变更史学之道’，在古代史学的晚期，显现出史学求新的一线曙光。”（注：参见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07页。）。
其次，鸦片战争前后时局动荡，原纪传体裁为主体的史书形式和史学方法的局陷已无法反映时代和社会的变动。
鸦片战争前后，由于英、俄等国的侵略活动逐渐加剧，着眼于筹边谋防的边疆史地研究成为史学研究的新趋向，其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围遂发生重大变化，外国史地研究、蒙元史（地）、明史、当代史研究与边疆史地研究交相汇融、蔚然成风，逐渐成为“道咸时学”（注：《屠寄致缪荃孙函27》，见《艺风堂友朋书札》上册。）。值得注意的是，鸦片战争后，史地学者在其研究中，普遍表达出渴求了解海事、认识海外的热望，他们将中国边疆史地与外国史地等领域有意识地结合并进行中西比较研究是以前所没有的，而且也较之古代的边疆史地研究要系统、深入得多。传统舆地学专注地理沿革考证，古代史学也主要是围绕有关王朝盛衰的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及对外交往史；而鸦片战争前后边疆史地研究已广泛涉及中外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科技史、交通史及中外关系史等诸多新的领域，这种研究格局是已往所不具备的。随着研究内容的丰富和扩大，边疆史地研究的重心亦由以前主要对国内山川形势、风土人情等具体问题的记载转向研究边疆及域外史地等根本问题。边疆史地研究的旨趣也在发生变化，突出地表现在由给王朝盛衰治乱提供资鉴转变为中华民族之整体命运谋方略、寻出路。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方法存在的局陷，张岂之先生归纳了三点：一是它强调史学方法的前提是史学主体的道德，即史学主体对人伦道德精神的领悟和修养；二是古代史学方法没有更加精炼地体现事物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因果关系，更没有形成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所显示的复杂因果关系进行归类，并予以科学分析；三是古代史学著述、史学考证、史学评论三种方法没有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注：参见张岂之：《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80页。）。鸦片战争前后的史地学者在吸收西方史学方法论的同时，注意继承乾嘉诸老的治史方法，又不断开拓新的途径，力图将史地作品的著述与史学考证、史学评论较好地结合在一起，在撰述中自觉地运用“以西洋谭西洋”、“中西比较”等新的研究方法。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鸦片战争前后社会的大动荡，引起了边疆史地研究上述诸多方面的变化。这样，在史地著作的撰述上，原来主要以宣扬历代封建统治者文治武功的纪传体裁已显然不能充分反映边疆史地研究所涉及的广阔领域，古代史学方法的局限也难以描述正在走向变动的社会。传统史书体裁、体例的更新已势在必然了。
二
鸦片战争前后的史地学者在继承中国古代史书体裁各自优点的同时，又变动史书体裁以容纳具有时代色彩的内容，从而更好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变化。
其一，对纪传体的继承与创新。
魏源的《元史新编》和梁廷枏的《海国四说》是对纪传体改造的典范之作。《元史新编》在体裁上吸取了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该书虽用纪传体，而列传则以人系事，以事系时，因此历史顺序感非常强。同时，魏源传人与传事相兼，凡一事之下可写传之人，皆列为一传。如《元史新编》创立了元代诸朝所平服各国传：太祖平服各国、太宗宪宗两朝平服各国、中统后屡朝平服各国、中统后屡朝平服叛藩等。又如魏源将元朝历史分为“开国”、“世祖”、“中叶”、“元末”四个时期，按各个时期将有关人物一并记载，如开国时期设“开国四杰”、“开国四先锋二部长”、“开国武臣”、“开国相臣”等传，世祖时期设“世祖相臣”、“世祖文臣”、“世祖言臣”等。这种体裁形式，有利于展示各时期的历史轮廓。它为近世史学综合体裁的探索提供了借鉴。梁启超对《元史新编》的编纂成就曾有论评，他说：“魏著讹舛武断之处仍不少，盖创始之难也。但舍事迹内容而论著作体例，则吾于魏著不能不深服。彼一变旧史‘一人一传’之形式，而传以类从。但观其篇目，即可见其组织之独具别裁”（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46页。）。在魏源之前，传人与传事相兼，以时间为脉络，而且合一事件之各主要人物之传，则以前正史鲜有此例。魏源在《元史新编》中的这一独创，可谓是对旧史著述体裁的重要变通。
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同样继承发展了中国传统的纪传体方式，他介绍英、美的统治世系，同时分类介绍了各国的地理、经济、文化、宗教等情况。然而，该书又不同以往的纪传体裁，梁廷枏比较注重历史年代与历史的发展变化过程。如介绍英国时不仅阐述了英国的历史发展，还重点介绍了英国的大宪章，指出它是13世纪英国封建领主迫使英王约翰签署的文件。《海国四说》的编纂明显受到美国人《美理哥国志略》的影响，梁廷枏在《合省国说》中先概述世界地理，继之以年为经，以事为纬，逐一介绍美洲大陆的发现、历史沿革，及其政治制度、疆域、气候、文化、宗教习俗、物产、经济、交通等。这与古代史书重视皇朝世系的凸显政治史的撰述方式已有很大不同。
其二，对典志体的改造。
在中国史学史上，典志体向为有识史家所重视。司马迁的“八书”、班固的“十志”都是典志体的杰作。以后又发展成大型的典志体史书，如“三通”、“续三通”等。鸦片战争前后问世的典志体史书，代表性著作有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和何秋涛的《朔方备乘》。与以前典志体主要记载国内情况不同的是，鸦片战争前后的史地学者迫于形势需要研究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而编纂世界范围的史地著作无成例可循，他们不得不对原典志体史书体裁进行新的探索。
《海国图志》采用志、表、图、论四体互相配合，别开生面地运用了典志体裁。《海国图志》（百卷本）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首先是《筹海篇》，魏源总结了鸦片战争失败的惨痛教训，并提出一系列政治军事主张，这部分是全书之纲。其次为地图，包括《沿海沿革图》、《地理正背面图》以及亚、非、欧、美四大洲各国地图76幅。复次为地志，魏源以71卷的篇幅介绍了当时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地理状况。最后附以《筹海总论》、《夷情备采》和西方近代制造等资料。（注：参见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113页。）可见，《海国图志》善于运用其它体裁形式作补充，显示出综合运用多种体裁的趋势。该书中的《筹海篇》和各卷的叙、论、各国地图、各种器械图表，都与“志”相配合。（注：参见陈其泰：《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页。）
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共10卷，该书以地图为纲，用地图42幅。首先是全球图说，接着展开对世界五大洲各主要国家历史地理情况的介绍。关于《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两部书在编纂方面的优劣高下，光绪年间的王韬曾有论评，他说：“此二书者，各有所长，中丞（徐继畲）以简胜，司马（魏源）以博胜。顾纲举目张，条分缕析，综古今之沿革，详形势之变迁，凡列国之强弱盛衰，治乱理忽，俾于尺幅中，无不朗然如烛照而眉晰，则中丞之书，尤为言核而意赅也。”（注：王韬：《韜园文录外编》卷9，《瀛环志略跋》，中华书局1959年版。）
《朔方备乘》与前面两部书又有所不同，何秋涛撰写这部书时采用“兼方志外纪”的体裁形式。他先将抄录的“圣训”3卷、“圣藻”1卷、“钦定诸书”8卷置于卷首，“正文”内容以“圣武述略”6卷为先，继之为“考”24卷、“传”6卷、“纪事始末”2卷、“记”2卷、“考订诸书”15卷、“辨正诸书”5卷、“表”7卷、“图说”1卷。总计《朔方备乘》一书，有抄录、述略、考订诸书、辨证诸书、传、纪事本末、记、表、图说等十种体裁。“这种合纪传、编年、纪事本末、考订、注释为一体的编撰方法，不仅适合于其内容上广涉古今中外的需要，而且从各方面综合反映这一领域研究成果的特点，体裁上也显示出独创风貌精神”。（注：参见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4-115页。）梁启超曾评价该书“有组织、有别裁，虽今日读之，尚不失为一名著也”。（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90页。）
其三，对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的改进。
祁韵士的《藩部要略》虽是编年体史书，但也吸收了纪传体的长处。学者李兆洛为该书作《序》曰：“先生之为是书也，先以年月日编次，条其归附之先后，叛服之始终，封爵之次第以为纲领，而后分标各藩之事迹而为之传，名曰《藩部要略》，是传仿《史记》，而《要略》仿《通鉴》也”（注：《皇朝藩部要略·序》，道光26年筠渌山房刻本。）。
《圣武记》以纪事本末为体裁，同时吸收典志体作为补充。全书14卷，前10卷用纪事本末体将爱新觉罗氏的崛起、统一东北、进攻明朝，再从进关直到道光年间的对内对外的主要战争，归纳为“开创”、“藩镇”、“外藩”、“土司苗瑶回民”、“海寇民变兵变”、“教匪”六个专题，详述其始末，问题集中，条理清晰。后4卷“武事余记”，分为“兵制兵饷”、“掌故考证”、“事功杂述”、“议武”四个专题，是魏源自己对有关兵制和军事问题的记载和议论。
《中西纪事》采用纪事本末体，又参之以编年体、纪传体、典志体等多种体裁形式。该书记载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史实，始于通商起源，迄于咸丰10年各国换约，涉及到中外大量的史实。关于本书的编纂，夏燮介绍说：“是编草创未就，得见同年魏默深中瀚所撰《海国图志》，爱其采摭之博。惟其体例，兼备四洲，故于英人入寇，及海畺用兵之利钝，不具详也。猾夏起于通番，漏卮原为互市，边衅之生由枿于此，原稿皆叙于各案下。续据《海国图志》所载各档案，遂仿纪事本末之例，厘为四卷，著始祸也。五卷以后，边衅本末，多据邸抄及奏咨各案，参以西人纪载之可信者。十五卷换约以后，则条约章程颁行各省，尤为班班可考，续论次之。而以剿抚异同，管蠡一得殿焉。卷末记海枿殉难诸臣。”（注：《中西纪事定本目录》，岳麓书社1988年。）显然，《中西纪事》一书的编撰受到了《海国图志》和西方人撰述的影响。夏燮在运用传统史书体裁的基础上又结合时代的特点有所创新，从而使《中西纪事》没有受到内容的限制。
综上所述，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史书编纂，在体裁形式上反映了一种继承与创新的发展趋向。史地学者能够根据史学内容的需要，努力在其史著中既沿用传统体裁的优点，又吸收西方史学的长处，不拘成例地运用史书体裁形式。史地学者注意糅合各种体裁，尤其是典志体与纪事本末体，反映了史书体裁向一种新的近代综合体演进的趋势。上述《朔方备乘》等史著即是多种体裁综合运用的代表作。
三
体裁和体例是史书编纂的重要内容。史书体裁是指各类史书所采取的不同编著形式，而史书体例主要是指某一种史书在组织结构、表述形式上的统一做法。史书体例大都属于表述形式问题。它是按照史书内容和编著者的主观意图确定的。古代史家重视史书体例，唐代刘知几说：“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注：《史通·序例》）。南宋郑樵、清代章学诚也都强调体例的重要性。鸦片战争前后的史地学者同样注意到史书体例在史书编纂中的重要作用，他们关于史书撰述体例的论述，深化了传统史学的内容。
其一，“史例亦随世而变”的原则。
中国古代的史著中虽然也有一些关于外国史地的记载，但还未出现对世界史地进行系统研究的史学发展趋向。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加剧，一些眼光敏锐的史地学者为抵御外侮、谋求民族的生存发展，他们开始自觉地以新的视角观察中国以外的世界。在撰述史地著作时，魏源主张“地气天时变，则史例亦随世而变”（注：《海国图志》（100卷本）卷5，《东南洋叙》，同治6年郴林陈氏刻本。），提出史书体例应适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史例亦随世而变”也实际上成为鸦片战争后史地学者普遍的撰述原则。魏源的《海国图志》、姚莹的《康輶纪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夏燮的《中西纪事》、何秋涛的《朔方备乘》、梁廷枏的《海国四说》等史地著作都反映了撰述内容和方法上的新变化。史地学者研究世界史地，一般以地理方位、洲别、国别、图表作为研究基础，这就改变了过去以传说和一般观感、记游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史地学者吸取了西方人的大量资料和写史的某些特点，尤其是直接联系社会现实，突出史论的运用，等等，都是史例应时而变的具体体现。
其二，以“西洋人谭（谈）西洋”的方法采撷资料。
在资料采撷上，史地学者尽量采用外国人的撰述反映了研究方法上的时代特点。如《四洲志》主要译自英国人慕瑞所著的《世界地理大全》。《海国图志》一书，魏源尽可能不用“中土人谭（谈）西洋”，而以“西洋人谭（谈）西洋”的方法，广泛征引中外人士有关外国记载的材料，尤其注意采用西人的直接记述，避免了中国典籍依据传闻杂录论述域外情事的不实之弊。据熊月之统计，《海国图志》所征引的国人的著作显然多于西人著作，但从书中实际所引内容数量上看，西人著作比重大大超过国人著作。熊氏粗略估算了一下，在引述资料的比重上，西人著作与国人著作之比为四比一。在考证具体史实，处理古今中西记载歧异问题时，魏源的基本原则是立足今、西，即主要以新的著作、西人的著作为基础。熊氏还指出，魏源在编撰、修订这部巨著时，不但搜集、使用了较易得到的西书，而且尽力发掘那些尚未行世的中译抄本，密切注意新书出版动向，随时吸收新出西书的内容。《外国史略》是抄本，《平安通书》是最新西书。（注：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9页、第262-263页。）
《瀛环志略》的资料来源大部分来源于以下两方面：一是与外国人士的接触。除了雅裨理外，徐继畲还利用职务之便，在接触外国官员、传教士、商人时尽量询问世界各国的情况。雅裨理的朋友，美国传教士甘威廉（W.H.Cumming，书中称为甘明）即为徐氏询问的对象。《瀛环志略》有关瑞士的章节引用了他的叙述。英国首任驻福州领事李太郭(G.T.Lay)与徐继畲结识后，徐氏经常向他请教，书中有关古希腊文明、古犹太史等，就有李太郭提供的知识。李太郭的后任阿礼国(R.Alcock)及其夫人也多方面地为徐继畲提供外国史地情况。二是搜集外国地图集以及西方人士的汉文书籍。道光24年，徐继畲的下属泉州府同知霍明高（蓉生）“购得地图二册，……较雅裨理册子尤为详密，并觅得泰西人汉字杂书数种”。（注：《瀛环志略·自序》，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此外，徐继畲还通过各种渠道罗致流传在东南沿海地区的西洋人编写的介绍世界地理、历史的出版物。《瀛环志略》的“泰西诸国疆域、形势、沿革、物产、时事，皆取之泰西人杂书。”（注：《瀛环志略·凡例》。）《瀛环志略》还引用了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C.Gutzlaff)和葡萄牙传教士玛吉士(Machis)的作品。
姚莹的《康輶纪行》卷十六的图说，也主要来自外国人之手。姚莹多方搜集各国地图，有艾儒略《万国全图》、汤若望《地球剖圆图》、南怀仁《坤舆全图》、夷酋颠林进呈图等。
此外，何秋涛的《朔方备乘》以及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其中的外国资料都占有相当的比重。
其三，运用历史比较法，对世界各国、尤其是中西史地进行对比考察。
由于研究范围的扩大和研究重心的转移，这一时期的史地学者注意到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与西方国家联系与差别。他们运用历史比较法，对世界各国、尤其是中西史地进行了对比考察。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撰有“南海西洋各国教门表”、“中国西洋历法异同表”、“中国西洋纪年通表”，分别对佛、回、基督教等不同宗教和中西纪年、历法进行了比较研究。
姚莹在《康輶纪行》中通过对我国西藏相邻的廓尔喀（尼泊尔）、印度、孟加拉、哲孟雄等国家和地区的地势情形的研究，觉察到英国在占据印度和孟加拉后，又企图控制廓尔喀和哲孟雄，并进而侵略中国西藏的野心。他说：“道光十九年……其时英吉利先已鸱张，欲谋并廓尔喀，以窥西藏矣”（注：《康輶纪行》卷3，《廓尔喀披楞（三条）》，同治6年桐城姚氏刻本。）。姚莹绘制了一幅《今订中外四海舆地总图》，附于《康輶纪行》书后。他颇为推崇此图，称之“四海万国，具有在目中，足破数千年茫昧。异时经略中外者，庶有所裁焉。”（注：《康輶纪行》卷16，《今订中外四梅舆地总图》。）他自己还校订绘制了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地形图，如《西藏外各国地形图》、《新疆西边外属国图》。这些比较研究为时人直观地了解、认识世界提供了方便。
徐继畲《瀛环志略》中历史比较俯拾皆是。他通过深入了解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现状后进而发现，英国也不是一贯称雄泰西。世界各国都是此一时，彼一时。法兰西、美利坚先后战胜过英国，就连小小的丹麦也曾一度占据英伦三岛。“今西土论国势者，英吉利第一，佛郎西第二，峨罗斯第三，奥地利第四”（注：《瀛环志略》卷5，《奥地利亚国》。）。欧罗巴诸国逐鹿海隅“比权量力，不过齐秦晋楚，相为匹敌已耳”（注：《瀛环志略》卷4，《俄罗斯国》。）。徐继畲还从中国的势力从南洋群岛与东南亚半岛的退出这一事实中看到中国国际地位的下降和中国的积弱。千百年一直对中国纳贡称臣的藩部，“皆变为欧罗巴诸国埔头”。（注：《瀛环志略》卷2，《南洋各岛》。）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已被远在万里之外西班牙、荷兰等弹丸小国所取代。《瀛环志略》注意探求世界各国兴衰强弱之理，为当时衰朽的清王朝振衰起敝提供各方面的借鉴。
何秋涛以开阔的视野总结中俄诸国的兴衰演变。《朔方备乘》着重考察中俄边界的历史和现状，进而考察了俄国及其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地理等有关问题。“北徼界碑考”、“库叶附近诸岛考”、“艮维窝集考”、“艮维诸水考”等具体记载了中俄两国交兵，及在两国边境划定疆界、分界立碑等史实；“俄罗斯学考”、“俄罗斯至市始末”、“俄罗斯进呈书籍记”等阐述了两国定界议和后经济文化上的友好往来；“波罗的等路疆域考”、“锡伯利等路疆域考”、“俄罗斯亚美里加属地考”等叙及了与中俄有关的域外情况。何秋涛对中俄交往的比较研究，在当时有着很强的现实资鉴意义。
除上述史地学者外，夏燮的《中西纪事》、俞正燮的《俄罗斯佐领考》、《俄罗斯事辑》、梁廷枏的《夷氛闻记》、《海国四说》等史地著作中都可看到历史比较方法的运用。总之，鸦片战争前后的史地学者试图运用这种历史比较法观察中国以外的世界，同时又从变动的世界来考察中国的出路。这是史书撰述方法上的一大变化，对近代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后，重视史论的运用。
联系当时社会的实际阐发议论是鸦片战争前后史地撰述方法上的又一重要特色，上文对此略有述及。这类史论文章还有龚自珍的《御试安边绥远疏》、《西域置行省议》、沈垚的《新疆私议》等。
《御试安边绥远疏》一文批评了以往的羁縻政策，龚自珍认为边政的长治久安之策是“以边安边”，即在天山南路开垦农田，保证供应，在天山北路训练精兵，达到“足食足兵”、“常则不仰饷于内地十七省”（注：《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新1版，第113页。）。在《西域置行省议》中，龚自珍一方面指陈了当时社会的腐败状况，另一方面他充分肯定了西北塞防的重要性，提出了移民实边、改革屯政、在西域设置行省等主张。龚自珍讨论的经济、政制、风俗、教化以及民族诸问题及如何实施之策，不完全是书生的空谈。（注：参见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678页。）
沈垚的《新疆私议》，与其说是史地著作，毋宁说是政论文章。针对当时有些人以喀什噶尔等边城“悬远难守”、费用巨大为由，主张“捐西守东”之议，沈垚明确指出：“然者远终不可守乎？非也。不尽其守之道，故不可得而守也。不守远必守近，而守近之费不减于远或更甚焉。”他历举汉朝以来经营西域的史实，说明新疆安定对我国国防和领土统一的意义至为重大。沈垚还针对当时新疆的局势，提出了加强边政建设，开发水利，实行屯田等巩固边防的措施。
在《圣武记》中，魏源采取以论述为主，以考证为辅的撰史原则，如首篇《开国龙兴记》中对萨尔浒战役的考订与论证，他既通过考证指出《盛京通志》的不实之处，又比较客观地总结了清军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又如对康熙平定三藩、雍正实行“改土归流”等，都以发展、变通的观点，提出了较为公允的见解。这样，《圣武记》就不只是颂扬清代武功，而是用一根探求历史治乱盛衰原因的主线贯串起来，表达了他的经世目的。《道光洋艘征抚记》中的议论亦有独到之处，发人深省。如关于“师夷”，魏源主张“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注：《道光洋艘征抚记》（下），见《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第206页。）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此外，沈垚虽以精史地考证闻于世，但他自己并不以为然，表示“意之所期，实不愿以考证见”（注：《落帆楼文集》卷10，《与吴半峰》，吴兴嘉业堂丛书本。），“垚心所欲言者，拟为史论以发之”（注：《落帆楼文集》卷9，《与许海樵》。）。梁廷枏在《海国四说》中指出大宪章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起了争取君主立宪的作用。这也反映了他通过论史表达自己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倾向。总之，史论的运用是鸦片战争前后史地撰述中的突出现象，史地学者以史论的形式，不仅仅为了臧否人物史事，更重要的是抒发对社会现实的看法，表达其经世意图。
（资料来源：《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