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一年(1712),清廷诏令乌拉总管穆克登勘查中朝边界本国一侧,途中于鸭绿江、图们江正源分水岭———小白山山顶凿立高约3尺、长约2尺的查边纪念碑一通,碑文为“大清乌喇总管穆克登,奉旨查边,至此审视,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该碑史称穆克登碑(即外方所称白头山定界碑)。由碑文内容可以明显看出,所谓“白头山定界碑”本来是清朝政府派员自行勘察中朝边界中国一侧的一座碑刻纪念物,而决非中朝边境的“定界碑”,但由于外方对这一历史事件及碑刻的曲解,后来竟成为清代以来中朝边界争议的一个焦点,包括日本学者在内的中外学者对此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和探讨,《白头山定界碑》一书是这种探讨的结果之一。
《白头山定界碑》的作者筱田治策(1879—1946)早年在日本东京“一高”读书,毕业后在东京从事律师事务。日俄战争(1904—1905年)期间,他以进攻旅顺的日本第三军国际法顾问身份从军。据他自己说,他之所以“抛弃自己的业务,决然而起从军之动机,可谓完全是‘为了国家’”,他自认为“受‘一高’校风之陶冶,具有‘为了国家’什么都可牺牲之信念的我,夙有必须向俄国报一箭之仇的觉悟,对于自从三国干涉以来,租界旅顺、大连,占领满洲全部,笼络韩国,以旁若无人之态度压迫我国之俄国,最初并无一刻之犹豫,即使以国命相赌,亦只有举国一致与之战斗之一途。我等虽不在军籍,但无论何事亦必须极尽微力在‘为了国家’上做出贡献,没有考虑个人得失之余地”(见《白头山定界碑》附录———《“间岛”问题之回顾》之一)。于是他抛弃了自己的业务而从军二年多。战后, 筱田治策回国重操律师职业,但时过不久,1906年末,受当时在韩国驻军司令部任职、即将被任命为统监府“间岛”临时派出所主任斋藤的秘密邀请, 筱田治策赴“间岛”派出所参予解决所谓“间岛问题”。筱田在“间岛”派出所的职务是总务课长,兼从历史上、法律上研究“间岛”问题,并承担与清国官宪交涉的使命。后来, 筱田治策担任日本殖民当局监控被废的李氏朝鲜王室的机构“李王职”的长官,并以此身份负责编纂朝鲜《李朝实录》中的最后两部《高宗实录》、《纯宗实录》。此外,他还担任过日本设在汉城的“京城帝国大学”总长,直到1944年辞去该职务, 筱田治策一直以殖民地官僚身份积极参与日本对朝鲜的统治。根据这些情况,说他是一个军国主义分子应该是准确的。
《白头山定界碑》是筱田治策以国际法专家及历史事件亲历者的双重身份撰写的一部著作。该书于昭和十三年(1938)由乐浪书院发行,全书共18章约20万字(按日文计算),另附插图6幅。其内容主要涉及清朝初年白头山地区中朝边界的历史状况、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白头山定界碑的设立过程、光绪年间中朝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间岛问题”的提出及其解决等问题,研究范围上至清军入关前对朝鲜的征服,中经康熙年间对边界的勘察,下及“间岛问题”
的最后解决,比较全面地叙述了清代中朝边界纠纷的来龙去脉。
筱田治策在该书中提出:所谓长白山是李氏朝鲜祖先的发祥地,从图们江到凤凰城栅门一线之间是清代中国与李氏朝鲜间的中立地带即瓯脱地带,并把这里妄称为“间岛”。他先是援引国际法提出“间岛”主权归属未定论,继而认为由于韩人首先开发了该地区,所以“间岛”理当归属朝鲜(参见《白头山定界碑》附录———《“间岛”问题之回顾》之四、之十一)。因为日本已于1905年控制了朝鲜, 筱田的这种论调实际上等于主张把所谓的“间岛”地区归属日本,而作为提出这种领土要求的最重要的证据,就是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由穆克登在长白山区鸭绿江、图们江之间的分水岭上所凿立的那座石碑。筱田治策重复光绪朝会勘图们江上源边界时李氏朝鲜勘界使李重夏的主张,认为矗立在长白山天池东南麓的“穆克登碑”是中国清朝与李氏朝鲜之间的定界碑,并认为由穆克登碑往东不远处有沿着黄花松沟子两岸筑设的石堆,可以表明这里就是穆克登碑铭文所指“西为鸭绿,东为土门”的“土门”,此处应该是穆克登所定的李氏朝鲜与清朝之间的边界所在。
为了论证自己主张的合理性, 筱田治策不惜割断历史发展的内在关联,无视自古以来中国对这一地区实行的有效管理。实际上,要论证“间岛”地区的归属,必须综合考察相关地区的边界沿革和行政管辖。根据最新考证,古代中国在这个方向上最早的有明确标志物的边界是战国时期燕国在“真番朝鲜”南面设置的“下障”,也就是“满潘汗”边界。其位置在今韩国京畿道汶(满)山到朝鲜半岛东海岸番(潘)川里之间的南汉(汗)江。在西汉异姓诸侯王国政治势力余波———卫氏朝鲜建立时,这里是西汉诸侯王国卫氏朝鲜辖区与朝鲜半岛南部韩人国家辰国之间的边界。汉武帝经过统一战争攻灭卫氏朝鲜,在其旧域设置“汉四郡”后,这里是西汉真番郡的南部边界。真番郡撤废后,这里是“大乐浪郡”的南部边界。东汉和魏晋时期,这里是带方郡与朝鲜半岛南部韩人国家百济、新罗两国之间的边界。当中国少数民族地方政权高句丽王国南下朝鲜半岛兼并了带方郡后,这里是中国少数民族地方政权高句丽王国辖区与朝鲜半岛国家百济、新罗两国之间的边界。在高句丽被唐高宗以统一战争攻灭后,由于新罗通过两年的反唐战争,占据了氵贝江(今朝鲜大同江)以南地方,735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新罗圣德王三十四年),唐朝与新罗两国之间以赐书、表文形式确定两国以氵贝江为界,而所谓的“间岛”在这一边界以北数百里,当时这里是唐代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渤海国的辖区。继后,辽、金两朝管辖其地,到元朝时候则由双城总管府管辖。这些确凿无疑的事实充分有力地证明所谓的“间岛”地方自古就是中国历朝管辖的领土,何来归属未定之说？
为了增加自己主张的可信性, 筱田治策还引用了朝鲜历史文献《龙飞御天歌》中有关李氏朝鲜祖先原先曾经居住在长白山东部地区的传说,作为所谓“间岛”归属朝鲜的重要证据。《龙飞御天歌》记载的传说称:李氏朝鲜创始人李成桂的五世祖穆祖先在高丽朝做官,后来归顺了元朝,移住斡东(指斡朵里,即今朝鲜咸镜北道庆兴之东),为五千户所达鲁花赤。随后,穆祖之子翼祖袭父职,封千户,因遭到女真诸千户攻击,逃居赤岛。再后来翼祖之子度祖,度祖之子桓祖皆袭职,居双城(咸镜南道永兴),并于高丽恭愍王四年(1355)再次归顺高丽。当时,元朝在双城置有总管府,统治其地。后来,在元明政权交替之际,高丽乘机向北扩张,以密直副使柳仁雨为东北面兵马使,攻打双城总管府。是时,桓祖为内应,双城总管府遂陷,恭愍王九年(1360),桓祖以功任朔方道万户兼兵马使,镇抚东北境(参见《白头山定界碑》第二章《李朝初期对豆满江方面之经略》)。筱田治策明明知道《龙飞御天歌》里关于李氏朝鲜祖先发祥于长白山地区东部的记载都属传说,但他却据此认为“李朝之先祖久已在东北方豆满江方面扶植势力则
是事实”(见《白头山定界碑》第二章《李朝初期对豆满江方面之经略》),以此作为所谓“间岛”地方归属李氏朝鲜的依据。
众所周知,元朝的地方行政体制不是分封制,李朝先祖在元朝做官管辖的地方不是分封制下的世袭领地,当其投奔高丽后,就与原来为官时候管辖的地方没有任何关系了。至于李氏朝鲜祖先后来占据其地,连筱田治策自己都承认是高丽趁元、明政权更迭之际向北扩张夺取中国元朝双城总管府辖区的结果。既然是从中国元朝夺取的,怎么能说此地原来属朝鲜领土呢?
筱田治策以朝鲜历史传说作为定界依据的做法显然经不起推敲,这种以王室祖先原籍地作为确定领土归属依据的做法如若成立,那么俄国基辅罗斯的创始人留里科源出北欧的东支诺曼人,则瑞典是不是应该归属俄罗斯呢?英国诺曼王朝威廉源出法国诺曼底公国,是不是法国归属英国呢?如此等等,这样的归属理论完全是十分荒唐的谬论!
为了给自己的主张寻找更多的依据,同时也为了标榜自己的公正, 筱田治策在该书中貌似中立地举出了清朝王室和李氏朝鲜王室都以长白山地区为“龙兴之重地”的事实。然而筱田治策忽略(也许是有意掩盖)的另一个事实是,长白山地区为李氏朝鲜“龙兴之重地”的说法是在穆克登查边之后数十年才提出来的。筱田治策在该书中引用的一段文献就透漏了这一信息:“丁亥(1767年,英祖四十三年)秋七月,左议政韩翼言曰:‘白头山是乃我国之朝宗山,北道亦国朝发祥之地也。北岳之祀秩宜移设于白头山。’上下询诸大臣。俞拓基曰:‘我国诸山之脉,皆发于白头山,而山之近旁又是列圣发祥之地,立国以来虽经四百年,尚未崇祀,恐为缺典,祀白头山事,臣无容别议。’上从之。命咸镜北道臣于甲山府八十里云龙堡之北望德坪择地建阁望”(见《白头山定界碑》第一章《总说》)。此即朝鲜自英祖朝起以祖先发祥之地而崇祀白头山的开始,而其事远在1712年穆克登第二次奉旨查边后的65年。如此看来, 筱田治策关于长白山地区为李氏朝鲜“龙兴之重地”的说法显然是别有用心。
在《白头山定界碑》一书中, 筱田治策也主张“土门”不是图们江说,并认为黄花松沟子即为穆克登碑中“西为鸭绿,东为土门”中的“土门”。我们有确凿证据证明这是无端的谬说。在穆克登查边时,李氏朝鲜方面并不曾提出过“土门”不是图们江,而是在穆克登查边很久以后,由李氏朝鲜东北经略使鱼允中听一二居民之言,才炮制出来“土门”不是图们江的妄说(参见《白头山定界碑》附录———《“间岛”问题之回顾》之五)。这在光绪朝中朝会勘图们江边界时的李氏朝鲜勘界使李重夏在上奏高宗的《乙酉状启别单》中也已然讲述清楚。至于穆克登碑当初的凿立地点是小白山顶的说法,以及由此碑审定的图们江正源是朝鲜大红丹水的说法,有穆克登委托李氏朝鲜代为设标立栅时“使众人知有边界”的咨文为证(参见《白头山定界碑》第十一章《白头山定界碑之建立》之第三节《设栅问题》),更有李重夏的《乙酉状启别单》中说出的在分队实地勘查中发现的从小白山到三汲泡(三池渊)之间筑设的一些石堆为证,只不过当时清朝勘界委员并没有发现,被李重夏瞒哄过去罢了。李重夏在这份《状启别单》中庆幸地说:“今日入山之行,默察形址,则果有旧日标址,尚隐隐于丛林之间,幸不绽露彼眼。”则穆克登立碑的分水岭是小白山,“西为鸭绿,东为土门”分别指鸭绿江正源二十四道沟和发源于三汲泡的大红丹水,大红丹水乃穆克登准确审定的图们江正源,“图们江”就是“土门江”,也就是朝鲜所称的“豆满江”,其事至明。
穆克登碑的失踪过程一直迷雾重重,《白头山定界碑》一书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找到的惟一记载穆克登碑(即筱田治策所称的“白头山定界碑”)失踪经过的文字记录。筱田治策记录穆克登碑失踪的日期是1931年7月28日上午9时至翌29日晨之间。他还明白记录了穆克
登碑是被人为挪走的,并且推断“盖自撤去碑石代以木标见之,显系有计划之行为,而非出于一时好奇心之恶作剧。且可推知系多数人所为,而又系到天池附近并组成群体露宿之普通登山者以外之人所为”。筱田治策还是迄今为止亲自主动查询穆克登碑下落的第一人。他曾经“屡次以其搜查事进言朝鲜总督府……然而,当局对此问题竟如此漠不关心,遂时至今日亦未曾试图进行搜查”(见《白头山定界碑》之《筱田治策自序》)。
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碑刻神秘失踪的蹊跷历史事件,值得我们仔细玩味。长白山地区属于高寒气候,每年大部分时间冰冻,只有7月下旬到8月中旬冰雪和冰川融化的短短一个月左右时间才可以登山,穆克登碑失踪正是在这个季节里。而这时也正是日本军部和关东军司令部接连派遣军事间谍,以“参谋旅行”的名义对我东北地区进行全方位、大规模的调查、侦察,大力搜集各种情报,为侵略我国东北做准备的特殊时期。在穆克登碑神秘失踪后的51天,日本军国主义就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谋夺“间岛”和发动“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我国全过程中的两个重要事件。谋夺“间岛”是以穆克登碑为最主要的依据,所以这个碑刻才受到日本政府及其派出统治朝鲜的机构“统监府”的高度重视。而当日本政府决心要吞并我国东北时,曾被视为所谓“国境石”的穆克登碑的有无对日本政府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这就是筱田治策所说“当局对此问题竟如此漠不关心”的缘故,否则,作为统监府继承机构的朝鲜总督府对穆克登碑失踪漠不关心的态度就难以理解了。
上面所列举和批驳的是筱田治策在《白头山定界碑》一书中提出的一些谬说,尽管该书谬误百出,但是作者在该书中关于中朝边界问题一系列重大事件的记载仍然值得我们关注:其一,该书以罗列史料的形式比较具体地回顾了穆克登立碑的前前后后,尽管作者对这段历史不无歪曲之处,但是却从反面给我们提供了难得的历史资料。其二,比较详细地反映了光绪年间中朝边境交涉的情况。光绪十一年(1885)至十三年(1887),中朝两国政府就图们江上源边界问题举行了谈判,该书以4万余字的篇幅对谈判的具体细节进行了极为详细的记录,这些记载足可与我国史籍的有关记载相互对照,从而有助于我们了解交涉双方的立场及观点。其三,比较全面地揭示了解决“间岛”问题的历史进程。1907—1909年的“间岛”交涉是日本侵略中国的重大步骤。在交涉过程中,清政府驳斥了日本在“间岛问题”上散布的种种谬论,挫败了日本侵占这一地区的阴谋。与此同时,日本在交涉过程中也不断调整外交策略,以“间岛”为筹码,逼迫清政府在东三省五案交涉上做出让步,攫取了大量的路矿权利。该书对这一复杂外交斗争的记载较为详细,从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解决“间岛问题”的整个过程。由此看来,加强对该书的研究,可以进一步丰富中朝边界史研究的资料,同时由于白头山定界碑是清代以来中朝边界纷争的源头问题,又由于作者身份的特殊性,加强对该书的研究,既有利于驳斥外方在“穆克登碑”问题上的谬说,也有利于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我东北的历史罪行。
（资料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