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往，不少近代史著作，把袁世凯担任山东巡抚的原因，说成是由于美国公使康格要求罢黜毓贤，并未直接点名的推荐袁世凯继任。清廷屈于压力，乃罢毓任袁。其实，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根据当时山东局势，还有更深的原委在内。

1897年11月德国藉口巨野教案，武装侵占胶澳地区之后，引起连锁反映，俄、英、法等竞相效尤，纷纷争占租界地。与此同时，清王朝害怕德军再向山东内地以至中原扩张，切断江南与北京的通道。事实上，盘占青岛之德军，曾以日照教案为由，出兵日照、沂州等地，四处骚扰。当时，在天津小站练兵之袁世凯，极为关注事态的发展。当德军占据胶澳二十多天后，即1897年12月6日，他就电告新任山东巡抚张汝梅说：“密闻德国国王遣其弟及太子带船先后来华，意似不仅在胶州。查胶州西北为莱州太平湾，倘由此路泊船登陆，进据平度，则芝（罘）、莱隔离，恐非我有，拟应在莱、平（度）、高（邑）、潍（县）均须驻兵防守方妥。”（《养寿园电稿》第三部分，第276。）随后，他又向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王文韶陈说：德国陆续增兵，如巨野教案与德占胶州不速为谈判“定局”的话，“恐嗣后尤难结束”，敦促速为了结，避免事态扩大（《养寿园电稿》第三部分，第277页。）。1898年，德国与英国先后强行租借胶澳和威海以后，于当年10月31日他又给张汝梅去电说：“时局危急，山东逼处英、德，为京畿近援，必须赶练精锐，为国宣劳”；“烟台为通商口岸，德屯据其后，不宜多屯兵，似应在青（州）、潍（县）一带，集成大枝，认真操练，切忌零星分散，进防威、胶，退固泻（原文如此，似为‘济’）南，并可遇事勤王。”（《养寿园电稿》第三部分，第281页。）这个建议是对头的。后来他任山东巡抚时，就是按上述意见布置驻防的。就是说，重点是防御德军西侵。袁世凯认为：处此境地，战争难以避免。因此，当他滞留北京时，还专门写信给代理营务的徐世昌说：“时局至此，战事不可忘，请嘱各营加功操练。”（《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载《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二期，第12页。）袁世凯左一个建议，右一个提醒，出谋划策，预筹战备，是难能可贵的。

对于德国占据胶澳后的局势，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也持有和袁世凯相似的认识。当德军以青岛为基地，向日照、沂州等地不断侵扰之际，1898年11月9日，刘坤一致军机大臣、武卫军总统荣禄函说：“德人占我胶澳，想在割我山东全省及黄河之南。德国前借小故，径以兵队侵扰日照、沂州，姑为尝试，且以察看道路险夷、内地虚实，狡焉思逞，如见肺肝。德若据我沂州，则南北中断，不惟河南可危，中原亦难措手。”因此，他建议荣禄于武卫军所部袁世凯、董福样、聂士成、宋庆中间，抽拨一支劲旅赴沂，与驻防徐淮之刘坤一部“因资犄角。”（《刘坤一遗集》，第5册，第2234—2235页。）1899年3月，刘坤一再告荣禄说：现在德人“益横”，在“日照、兰山一带，猖狂为各国所未有”，如果再行忍让，“德则得步进步，必至荐食山东，各国群起效尤，择肥而噬，中国何以自主？不如破釜沉舟，与德决一死战，如能击败德国，规复胶境，则中国气势一振，可期转圜，不至江河日下。”因此，他再次建议，传集袁世凯、宋庆、聂士成和董福样诸人，“与之熟筹方略，饬催派出一军，即日上道，驰赴山东”，“会同本地官兵，直取胶澳。”（《刘坤一遗集》，第5册，第2248一2249页。）刘坤一、袁世凯提出的建议，促使清廷当局认识到山东局势的严重性。

正是袁、刘等人的意见，促使清廷对胶澳德军的担忧，深恐激发事端，乃先后命令山东巡抚张汝梅和毓贤严密布置，指令登州镇总兵夏辛酉监视德军，“明为保护，暗为防范”，命令夏部要紧靠德军出没地区，因为“事机紧迫，两国兵队相距太远，何以弹压保护？”并密令夏辛酉“相机因应，固不可过于激烈，亦不可稍涉畏葸，总以不动声色，暗为布置，设有意外，不至仓卒失措”。并对张汝梅、毓贤对于德军的内侵，“不得事事忍让，无所底止。”（《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1—22页。）从上述情况表明，清政府极为关心德据胶澳的军事行动，甚至不借以战争来阻止德军内犯。

在上述背景下，1899年5月1日，荣禄命令袁世凯和聂士成各率所部，开往山东境内演习。袁奉命后，以所部武卫右军二成继续留驻小站训练；其余由袁率领于5月5日分批开赴山东。5月13日，到达德州。

袁世凯此行的目的，公开宣布的是“藉以弹压匪类，保护教民”（《袁世凯奏议》，上册，第23页、第26—28页、第31—33页。），实则是遏制德军。他雄心勃勃，大有与德军决战、战而胜之的愿望。5月7日，他从静海唐官屯行军途中，兴高采烈地给留守营务的徐世昌信说：“此行怦怦，颇有战兴，未知能如愿否？”并嘱徐世昌“将留营二成操练实用如法，以为后劲。”次日，他再告徐说：“德人必有诡谋，岂聩聩者所能见及，姑俟至德（州）查看情形，再商办法”。“聩聩者”，指的是山东巡抚毓贤也。当他抵达德州后，于16日再次给徐世昌去信，谈到青岛时有“电来，夷兵不及二千”；“此来将士均甚高兴，志在一打，如又了事，必挫锐气。德人兵力有限，应不致谋我后路，伊必专心谋山东，各守瓜分之说。”（《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载《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二期，第14-15页。）由此可见，荣禄派袁世凯与聂士成两大劲旅同时开赴山东，其目的是想寻机打击德国，袁世凯“志在一打”的愿望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和德国打仗，敌强我弱，中日甲午战争余悸犹在，西太后是决不会平的。进军山东演习，无非是向臣民表明她在重整军备，有意抗敌而已。唯其为此，袁世凯是得不到对德作战谕令的。毓贤对袁世凯这个客人，又实在是很不客气，到处作梗，甚至密派官员，明查暗访察看袁部有无违纪行为。袁世凯感到毓贤“预有成见，故来吹求。”对“志在一打”的袁世凯，乃至兵临阵前，又迟迟得不到谕旨，袁看到了“料其必无高著”。只好把毓贤种种不是，包括德国驻青岛官员“请治其罪”，对袁军又“复求其疵”一一上告荣禄。袁指责毓贤“甚无用，偏而且乱”，“又甚恶洋操”，表示他在此“久处不便”。但是，他对毓贤故意作梗，不肯罢休，他向荣禄控告，只是“先伏一笔”，等部队撤回后，再做“文章”进行报复。此情此景，袁世凯感慨地说：“出师未捷，已腹背受敌，今而后知带兵之难也。”（《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载《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二期，第15-16页。）不久，“无着”的荣禄，只好对袁和聂士成下令，操演顺利完成，予以奖励，命令各部遄迫原来驻地。7月，袁率部返回小站。

综上可见，袁世凯“志在一打”，“颇有战兴”，正是他与刘坤一、荣禄等人一致的看法。只是西太后不下决心，“一打”落空了。

袁世凯此次演习之另外一个目的，是“藉以弹压匪类”，这不是主要的。因为正在襁褓之中的义和团，无须使用大量正规部队，就可以压制下去的。

袁世凯在行军归途中和回到小站后，接连给西太后上了两个奏折。

5月20日，在题为《时局艰危亟宜讲求练兵折》中，提到“前年德人首发难端，袭击胶澳”，“近日德复进驻日照……条约不可行，公法不可诘，情理不可喻，即欲引一排难解纷之强邻，而亦不可得，推求其故”，在于“我之兵力不兢而已。”他说：“有兵不练与无兵同，练兵不如法与不练同”、“且器械为兵所用，不练则不知用法，不知用法则不能尽利器之长”。中国积弱，为列强所欺，原因是多方面的，单就军事来讲，袁世凯的意见，无疑是对头的。因而，他在这一奏折中建议，就“兵法”、“操法”、“军规”、“器械”等方面，应仿照各国军制，“立定划一章程，请旨颁发各军一体遵照”。这对于编制混乱，操法各异，武器不一，章程不清的清军来说，“划一章程”，确是一件促进清军改革，加强军力所急需解决的问题。根据西太后对这一奏折的批示（《袁世凯奏议》，上册，第23页、第26—28页、第31—33页。），袁世凯主编了《训练操法详细图说》于8月23日上呈。

7月24日，袁世凯再上《强敌构衅侵权亟宜防范折》。他说：“德人窥伺山东，蓄志已久，分布教士，散处各邑，名为传教，实勘形势。而构衅之由，亦即阴伏于此”；“今日照之事甫息，高密之复又起，接踵而至，竟成惯技，不但骚动民心，尤足损我国体”，“且东省居海北要冲，海程陆路悉由于此……利害所关，殊非浅鲜。现筹防之策，似莫若先自经理，不资以可藉之口，不予以可乘之隙”。为此，他建议：“慎选牧令”，“讲求约章”，“分驻巡兵”，“遴员驻胶，”（《袁世凯奏议》，上册，第23页、第26—28页、第31—33页。）作为防止德国藉教案为口实而入侵，亦即防止发生教案。袁的意见是有理的，它实际上指控毓贤办理教案不善，以至事端迭起，其四条既有普遍性，也是针对毓贤的要害而发的。这是他在行军途中，对徐世昌所说的对待毓贤，“俟撤回后，再藉此作文”（《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载《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二期，第16页。）的“文”。与此同时，这个奏折阴含自荐之意。这个奏折为西太后所嘉许，立即抄给毓阅看，责令他“查明办理。”（《袁世凯奏议》，上册，第23页、第26—28页、第31—33页。）

1899年下半年山东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旗帜，逐渐发展。高密等地群众反对德国修筑胶济铁路的浪潮也日形高涨。11月2日，意大利企图租借三门湾未果以后，又派军舰多艘在烟台海面游弋，想在瓜分中国的宴席上也能捞到一块肥肉。这时，刘坤一给北洋大臣裕禄写了一封信，说明：“现在广州湾尚未了结，意人又欲占我浙江之三门湾、山东之庙岛”。“德国耽耽逐逐，垂涎山东，不久恐有变动，万一沂州有失，则南北声援中断，来往不通”。因此，他建议于武卫军袁世凯、董福祥、聂士成、宋庆中间“拨一军赴沂，方为力势雄厚，可支劲敌”。望裕禄与荣禄“熟筹之。”（《刘坤一遗集》，第5册，第2257页。）在刘坤一、袁世凯一再提示下，清廷于11月10日谕令，命令他抽调武卫右军一部进驻沂州，就近防范外敌（《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8页。）。

袁世凯奉命后，命令武卫右军左翼翼长姜桂题率领步军2营，骑兵2队，炮兵1队共3500人分别于11月30日和12月1日，从小站出发开赴沂州，这为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打下了基础，是先声。

义和团兴起于山东后，历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张汝梅和毓贤，在不同程度上，同情并间接或直接地支持义和团，毓贤尤为显著，这是山东义和团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毓贤对义和团更是“一味纵容，并出示讽煽”；“匪民自谓奉官所允，又为法所不禁，兵吏均不敢逼前，”（《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载《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二期，第19页。）促进了义和团的发展。

既要防止德国等帝国主义继续入侵，又要防止民教纠纷引起教案，两者既有严格的区别，又有联系。外国的侵扰，引起人民的反抗，引起教案，而教案又往往为列强进行扩张、发动战争的藉口。对此，愚昧守旧、盲目排外的毓贤无能驾驭局势，只能是“自己怕洋人而煽动百姓与人闹事。”（《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载《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二期，第20页。）这引起了列强公使对他的不满。1899年12月5日，美国公使康格径向总理衙门提出，要求撤换毓贤，派一个能干的人去代替他的职位，以平息山东民教纠纷；假如没有足够武力的话，可把天津操练得很好的军队调去协助（《美国对外关系》，第2卷（1902年）第77、78页。），不点名的推荐袁世凯代替毓贤。这个意见，无疑是一个触发剂，正符合西太后、荣禄早已存在罢毓任袁的想法。12月6日，任命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

袁世凯调陛巡抚，一是由于屡上条呈，并且言之成理，得到西太后、荣禄的赏识；二是他的精锐部队已经进驻山东；三是毓贤无能，不能稳住局势。因此，清廷和列强都看中他，西太后、荣禄的决定是主要因素，美国公使的意见只是起了促进作用。

（资料来源：《东岳论丛》199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