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清朝关于东北沿海的战略思想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这一地区和它的港口开始被看成为从东南沿海的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各省到东北所形成的商业和航运网络（可称为商业通道）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注：参见黄国盛：《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省海关》，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版。），这一通道自1684 年开海贸易以来就造就了商业繁荣和社会安定。在这一时期崛起的商界精英和他们的组织成为当局治理自广州至旅大间的沿海城市和港口的有力的合作者者。正是这一种长期形成的南北商业交往，促成了1826年大运河淤塞时当局作出了招商经海路往北京运送江南漕粮的决定。（注：林珍珠：《摇控，道光皇帝对大运河危机的治理》（1824－1826），密执安州安阿柏：密执安大学中国研究中心1996年出版。（Leonard, Jane Kate.1996. Contrtollingfrom afar. The Daoguang Empreror''s management of the GrandCanl crisis, 1824-26. Ann Arbor MF. Centerfor Chinese StudiesPublication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这种允许南方商人前往东北港口贸易的新政策是随着17世纪末开放海禁逐渐形成的。东南沿海民众自1644年至1683年的抗清行为，引起当局对他们是否臣服表示怀疑及对社会安定严重忧虑。由于确信社会繁荣就是海岸一带长治久安的最好保证，康熙皇帝制定了筹海政策：专为东南沿海四省制订了一套新的关税和防卫制度来扶助贸易和航海事业；这种制度促进商业和航运的发展，这种发展是在商界精英的帮助与合作下实现的。这些商界精英在海关系统与地方行政管理中起着官方所不能起到的重要作用。到了19世纪初清朝当局已把这些有才能的商人视为可借助的力量，认为他们的贸易和航运网络对政府保障京师的粮食供应是不可缺少的。这样一来，清朝的东北战略地图就延伸越过渤海而同中国海疆的商业交通网地图衔接起来了。
19世纪清朝东北战略观的转变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单纯由于清初“忽视”海岸事务，或是从东南沿海直到东北的爆炸性的商业扩张所产生的“势不可档”压力而形成的结果。导致清朝新战略观逐渐形成的复杂的因素是：清政府向边境地区的扩展；大清帝国范围内粮食供应网的改善；还有清廷和沿海商人集团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协作关系。刚好碰上了18世末到19世初之交大运河运输出现危机，使京师所赖以生存的运河漕运中断，上述这三个因素才结合起来真正起了作用。
这三种因素的结合改变了清皇朝一直延续到19世纪初的东北战略观，并促进清朝对沿海地区采取新的管理措施。第一，这种新战略恰好把东北沿岸纳入了那个更大的沿海政治经济关系网中；第二，促进中国漫长沿海地带商业网络的形成；第三，再一次肯定并加强了有关商业、税则、地方安定及城市管理等沿海行政方面的官民协作。这一切都影响了19世纪清朝对沿海地区的治理、对西方贸易和航运新方式的适应，及对西方的科技、行政管理方法与知识的有选择的吸收（注：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本篇论文探讨了清朝东北沿海地区战略的由来与演变：起初清朝加强了该地区特殊的战略地位并把它同外界孤立起来，后来——具有讽刺意味地——又在19世纪初鸦片战争以前，转而促成了它和沿海运输网的联系。本文重新讨论了近来几部论述清朝建国的著作中所涉及的关于早期东北战略观形成的问题。
清朝三个京都的建立
综观中华帝国历史，战略上的当务之急每每牵涉到对都城的治理。这些必须立即考虑的东西都围绕着政治军事的安全，朝廷谷仓的设施以及维持后勤路线的畅通以确保文武官员和京师周围人口的口粮供应。当蒙古族的元代（1264—1368）建立大都作为京城的时候，他们把中华帝国的战略中心从黄河中游移到中国东北。这样做使蒙古人能够控制长城内的中国腹地和更远的中亚地区。为保证新的都城能得到必需的粮食供应，元朝改变了往东北的粮食战略供应线。为此，他们重修往北跨过山东的丘陵地带和河北原野的大运河系统。这是一个极为艰巨的工程。它的竣工是后勤供给方面的重大成就。这为以后各朝京都开辟了粮食供应线和交通线（注：罗荣邦：《忽必烈可汗在位时关于粮食运输的争议（1260－1294）》，《远东季刊》1953年出版。（Lo Jungpang. 1953.The controversy over grain conveyance during the reign of Khubilai Khan 1260 to 1294. Far Eastern Quarterly 13: 262-85.））。
清朝开国元勋同样具有元朝的抱负。他们花了很大力量去治理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注：白冰菊：《皇帝与大臣：清朝中叶的军机处（1723－1820）》，柏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Bartlett, Beatrice S. 1991. Monarchs and ministerts: The Grandcouncil in mid-Ch''ing china(1723-1820). Berkeley: University ofCalifomia Press.））。他们不仅仅扩大和改进了大运河的交通和全帝国的粮食供应系统（下面还要说到这一点）（注：王国赋：《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纽约州伊色佳，康奈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Wong, R. Bin. 1998.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Ithaca NYComell University Press.）），而且他们还把京城区域扩大到长城以外，包括了从内蒙古东南部直到南满（奉天）的这块地区。总体上说，这一地区是征服者的发祥地。清朝皇帝特在这里建立了北京之外的两个都城以表明这一地区的重要性。第一个都城是沈阳，它被康熙皇帝（1661－1722）看作清朝皇室的礼仪、政治中心和满洲地区的心脏；它地处柳条边墙以东和以北直抵高丽的西边界；北面同黑龙江以北的地区接壤（注：Elliott, Mark C.: 《鞑靼的四周境界：满洲在帝制时代和民国时代的地理概念》，见《亚洲研究杂志》第59卷第3期，2000年出版，第603－646页。(Ellott Mark C. 2000. The limits of Tartary: Mandchuria in imperial and national geographie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9.3:603-46.)）。第二个是承德或称避暑山庄，位于直隶省北部的内蒙古境内。这个大都城是大中国的象征，而且成了南至北京、东达沈阳及通往中亚、西藏、西南的枢纽。
从新近关于清帝国的崛起与建国的重要研究中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清王朝所设计的三个都城象征着其对中华帝国不同地方的统治，沈阳是清朝开国者把不同民族精英锤炼成能征善战的八旗军的中心；统治者赋予他们极高的权力与决策地位。（注：柯娇燕：《透明之镜：清朝皇族的观念》，柏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1999年出版。(Crossley, PamelaKyle. 1999. The translu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niforniaPress. )）北京当然是中国的首都，又是大中国的财政中心。承德是从康熙到乾隆皇帝逐步经营的都城。那里的建筑风格体现了几位清朝皇帝有意融合中亚各民族（包括蒙古人，突厥人和西藏人）以及汉族的不同特征的政治文化。
关于清朝建国构想的研究已有清朝大量实践方面的文献可予佐证。这些材料显示清朝皇帝如何将中亚边区变成“间接”由中枢管治的行政领地。这一类的论文都根据已故的Joseph Fletcher和Robert Lee 关于设立管辖边区的机构和政治文化的具有创造性的著作写成的（注：Fletcher, Joseph F.:《1800年前后清朝的亚洲腹地》，见《剑桥中国史》第10卷，1978年版，第35－106、351－408页。(Fletcher, Joseph F. 1978. "In CHC 10, pp. 35-106.) Lee, Robert H.G.:《清史中的满洲边界》，麻省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Lee,Robert H. G. 1970. The Manchurian frontier in Ch'' ing history.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James Millward的著作《关外》探讨了清朝如何巧妙地操纵土地、商贸和征税等政策，并逐渐稳定了北疆和南疆的局势，因而尽量节省了中央政府的费用，并减少了当地人民的财政负担。（注：Millard. Janes A.:《关外：清朝中亚的经济、种族特点和帝国，1759－1864》。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Millard. James A. 1998. Beyond the pass. Economy,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Nicola Dicosmo关于这些新征服地方政府的多变的行政形式也说明清当局是如何巧妙地设计不同的行政方式来适应当地不同民族的需要和传统。这样灵活的策略和行政形式的变换同样可以从新近研究西南边疆行政的著作中明显地看出来（注：Dai Yongcong：《清代西南边疆的崛起，1640－1800》，华盛顿大学1996年博士论文。(Dai Yongcong. 1996. The rise of theSouthwestern frontier under the Qing. 1640-1800. Ph. D. diss.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约翰·赫尔曼：《种族融合和地区称霸：清朝扩张的政治和文化动力，1650－1750》，华盛顿大学1993年博士论文。(Herman, John. 1993. National intergration and regionalhegemont: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dynamics of Qing stateexpansion, 1650-1750. Ph. D. diss.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最后Mark Elliott关于八旗兵的文化和组织的论述指出了八旗的行政系统对于清帝国的扩展和统治方法的重要影响。仅仅以上这一些例子就足以清楚地说明清朝善于周密地策划并灵活地制订适于地方的行政管理的方式以利于统治它的地域广阔的帝国了。（注：Elliott, Mark C.:《满洲之道：清朝的八旗制度与民族认同》，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Elliott, Mark C. 2001. 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al China.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有些关于探讨清朝对战略空间概念的转变的文章也补充了对清朝建国实践的研究。Mark ELLiott在论及描绘满洲地图的论文中主张清朝皇帝特意给这块地区赋予一种独特地位以便建立这个朝代这块地域的领土所有权，并加强了清朝帝王作为领袖的政治身份（注：Elliott, Mark C.:《鞑靼的四周境界：满洲在帝制时代和民国时代的地理概念》，见 《亚洲研究杂志》第59卷第3期，2000年出版，第603－646页。(Elliott, Mark C. 2000. The limits of Tartary: Manchuria inimperial and national geographie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9,3:603-46.)）。James Millward 在他具有远见的关于变化中的清新疆地图的研究中，也对清朝制图时的政治意图方面加以强调（注：Millard, James A. P: 《地图上：在新疆建立中华帝国‘西部地域’的地理和制 图术语集》，见《晚清中国》第20卷第2期，第61－98页。(Millard, James A. 1999. Coming the map. Western regions'' geographyand cartographic nomenclature in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empire in Xinjiang. Late imperial China 20, 2:61-98.)）。他分析了稳定北疆和南疆局势的过程。然后他争辩说，这些地图有助于解释延续至近代清朝帝国的强有力的地缘政治——行政的边界线；还加强何炳棣在几十年前的主张：清代稳定边疆对近世的重要性（注：何炳棣：《清代在中国历史的重要意义》，见《亚洲研究杂志》第26卷第2期，第189－195页。(Ho p''ingti. 1967.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6,2:189-95.)）。
最后，Peter Perbue对近世初期中国、俄罗斯和蒙古之间的相互影响的研究，把制图和定边界事宜归于扩大的中亚欧的框架之中来讨论（注：Perdue, Peter C.:《清朝廷和甘肃粮食市场，1739－1864》， 见李明珠、罗友枝编：《从经济观点看中国历史》，柏克利：加利福尼亚出版社，1992年版，第100－125页。(Perdue, Peter C. 1992. TheQing state and the Gansu grain market, 1739-1864. In Li andRawski, eds. 1992, 100-125.)），他主张内部和外来的影响都对三国的军事政治结构产生影响。他们分享了诸如勘查和制图的技术，但各国都通过不同的方式来促进自己的议事日程。他认为：康熙帝利用西方的制图、测量技术和耶稣教的技术员纪录和用文献来证明清朝的边界是合法的。
这些最近的研究突出了中华帝国对它的东北三京城地区越来越多的战略的忧虑。这个战略区当然包括和它相邻的海域：包括奉天、直隶、北部的山东省和辽东湾、渤海湾，它也包括下面的重要商港，如烟台、登州、莱州（山东）、天津、秦皇岛（直隶）、锦州、营口、牛庄、旅顺和旅大——这些港口在明代随着同上海的棉花——大豆交易而兴盛起来的。渤海海峡把辽东半岛和山东北岸隔开来，既作为东北沿海部分和外海之间的屏障，又缩短了进入三个京都中的两个河道、即经辽河到奉天中部的沈阳和经海河——大运河到北京的路线。
京师谷物供应和清朝粮食管理
尽管上述的研究着重说明承德和沈阳这两个陪都在战略和礼制上的意义，但它也加强我们认识清当局在战略和后备意义上对北京的极度关心。因北京是养活京城民众和维持整个帝国政府运转的农产区的田赋钱粮的首要集中地。这种关心当然集中在军事粮草的调度，京师粮食供应的可靠，还有全国粮食供应系统的统一管理。在整个夺取天下期间及其后，东北沿海地区一直处于严格的军事管理和政治监视下，绿营水兵基地同清八旗兵的军营同样分布在沿岸以保卫通往北京和沈阳的河道入口。对海上贸易的严格监视甚至一直维持到平定天下、清朝实行开海贸易（1684年）之后。清政府继续使用内陆关卡以监视东北的私营贸易和航运。这和新设的海关形成鲜明的对照，设立海关有利于东南四省贸易和航运的发展（注：参见黄国盛：《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省海关》，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版。）。
北京所具有的战略中心意义的一个重要侧面在于它对战略粮食的管理和储藏保管（注：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彭云鹤：《明清漕运史》，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京师的粮库不但供应北京的清朝文武官署， 而且还为直隶安全提供重要的粮食保障。直隶是京师所在的省份。但是由于雨旱不均和河道淤寒、泛滥成灾，当地的谷物生产出了问题。对这些粮食供应问题的担心，自然促成了清政府解决京畿安全的方法。他们成立了防卫部队（注：李明珠与Alison Dray－Novey：《清朝对京师粮食安全的保卫，国家、市场和警察》，见《亚洲研究杂志》，第58卷，第4期，第992－1032页。(Li, Lillian M, and Alison Dray-Novey. 1999. GuardBeijing''s food security in the Qing dynasty: State, Market,and polic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8,4:992-1032.)），沿大运河北段和东北地方沿岸布置军事力量，并在全省各地建起地方粮仓（注：魏丕信：《中国18世纪的荒政史》，翻译，重编，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Will, Pierre-Etienne. 1990. Bureaucracy andfanine inb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Trans. Elborg Forster.Rev. ed. Standtord University Press.)魏丕信：《关于18世纪广东市场和市场原理的讨论》，见《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7年版。（Will, Pierre-Etienne, 1997. Discussions about the market-place and the market principle in eighteenth-century Guangdong.)）见《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7年版。））。这些担心还促成了大运河上漕粮运输的细心管理，并且为之组织了经改进过的官方和半官方的驳运船队。若运河北段水位过低、漕船无法通过，则使用小驳船（注：大卫·E·凯利：《教派和会社，清代贡米船帮中Luo教的演变，1700－1875》。哈佛大学1986年博士论文。(Kelly. David E. 1986. Sect and Society. The evolution of the Luo sect among Qing dynasty grain tribute boatmen, 1700-1850. Ph. D.diss. Harvard University.)林珍珠：《遥控，道光皇帝对大运河危机的治理，1824－1826》，密执安州安阿柏：密执安大学中国研究中心1996年出版。(Leonard, Jane Kate. 1996. Controlling from afar. The Daograng Emperor''s management of the Grand Canal crisis, 1824-26. Amm Arbor MI.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Publications,University of Michigan.)）。政府使用运河运粮，比起私人贸易和航运，乃至地方农业部门需用运河的水源时，总是享有优先权的。
从清初重修大运河一举可以看出：在直隶战略优先权是给予粮食运输部门的，1683年统一台湾后，康熙皇帝马上着手恢复大运河的雄心计划。清代运河工程人员疏浚了直隶的河流并改变河道，以便它们在天津和海河汇合。同样，在淮安大运河和黄河的交汇处周围，另一个雄心勃勃的重修运河工程，在水利专家靳辅指导下，创造了大大改观和具有复杂的机制的水利系统。运河行政管理上的重要组织的改革与征粮和运粮方面的效率提高，是两项在清朝自始至终由皇帝亲自抓的大事（注：林珍珠：《摇控，道光皇帝对大运河危机的治理》（1824－1826），密执安州安阿柏：密执安大学中国研究中心1996年出版。(Leonard, JaneKate. 1996. Contrtolling from afar. The Daoguang Empreror''smanagement of the Grand Canl crisis, 1824-26. Ann Arbor MF.Centerfor Chinese Studies Publication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大运河的粮食运输系统是清朝谷物供应管理的基石，它当然对于供给京师粮食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它对规模更大的全国性粮食供应也是同样不可少的，这个系统涉及方方面面，要想方设法保证粮食可以运达，在维持民食同时应付紧急救济和军需。这种制度一般地是依靠地方政府以各种形式买卖、储藏及分配粮食，以及通过私商、市场、分销系统来储存和因地制宜地分配粮食（注：全汉升与Ricard A. Kraus：《清朝中叶的米市和交易：一篇关于价格历史的论文》，麻省坎布里奇：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1975年版。(Quan Hansheng and Ricard A. kraus.1975. Mid-Ch''ing rice markets and trade: An essay in pricehistory. Cambridge MA: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University.)）。换言之，国家和私商团体就地联手解决粮食供应紧急需要。渐渐地到了18世纪末，国家越来越依靠私商、市场和分配渠道来应付地方和大区域的粮食需要了（注：Millard, James A：《关外：清朝中亚的经济、种族特点和帝国，1759－1864》。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Millard, James a. 1998. Beyond the pass.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Perdue, Peterc:《清朝廷和甘肃粮食市场，1739－1864》，见李明珠与罗友枝编：《从经济观点看中国历史》，1992年版，第100－125页。(Perdue, Peter C. 1992. The Qingstade and the Gansu grain market, 1739-1864. In Li and Rawski, eds. 1992, 100-125.)魏丕信：《关于18世纪广东市场和市场原理的讨论》，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7年版。(Will, Pierre-Etienne. 1997. Discussions about the market-placeand the market principle in eighteenth-century Guangdong.Zhongguo Haiyang fazhan shi lunweiji. Taibei: Sun Yat-sen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魏丕信：《养民：中国1650－1680年间的义仓制度》，安阿柏：密执安大学：中国研究中心1991年版。(Will, Pierre-Etienne and R. BinWong with James Lee. 1991 Nourish the People. The statecivilian granary system in China, 1650-1850.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纽约州伊色佳，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Wong, R. Bin. 1998. China transformed.Historical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Ithaca NY CornellUniversity Press.)）。
康熙皇帝决定依靠大运河作为主要运粮大动脉，因为他意识到运河在17世纪的战略意义。的确，他对明末海盗的印象、对沿海郑氏集团长达40年的征讨以及越来越多的荷兰商人和冒险家的出现，都是他重视运河的部分原因（注：Caroti, Patrizia：《从17世纪的国际形势看郑氏海上政权》，见《明清研究》，编者Paolo Santangelo，罗马，1996年版，第29－67页。(Caroti, Patrizia. 1996. The Zhengs'' maritimepower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of the 17 century. In Ming Qing Yanjiu. Ed. Paolo Santan-gelo. Rome, pp. 29-67.) Wills, John E:《自汪直到施琅的海洋中国：关于边境史的论文集》，见《自明朝至清朝：征服，地域和连续性》。康涅狄格州纽敏：耶鲁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02－238页。(Wills, John E. 1979, MaritimeChina from Wang Chih to Shih Lang: Themes in peripheralhistory. In From Ming to Ch''ing: Conquest, region,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New Haven C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238.)）。然而除了东南沿海明摆的危险之外，清帝选择内陆运河来运输征粮还因为它更加容易监视、保护及控制，以及运河延伸的范围比沿海单独一条海运线路要广大得多。它的位置大大有利于全国各地向京师运送粮食和对全国缺粮地点发送粮食。
大运河具有广阔的航运网。 它包括运河所贯穿的从北京至杭州的8个省份（其中有直隶、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和延伸到长江中游的省份（江西、安徽、湖南和湖北）。这个广大地区不仅把首要的产粮省份和北京——通州的谷仓连接起来，而且还通过许多小规模河流纵横的运输网，同更遥远的内地地区相连。这样就使清朝政府能更便捷地处理那里的供应问题和采取紧急措施了。学者们过去一般都把短浅的目光投在大运河、京师粮食供应和国家谷物运输的费用和不合理之处，而忽略了大运河对更大的谷物供应制度所发挥的巨大的后备支援作用（注：戴鞍钢：《清代后期漕运初探》，见《清史研究集》第五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194－229页。李文治：《清道光后改革漕制议》，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第29－44页。李文治、 江太新：《清代漕运》。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清政府对这个制度的现实和人道主义方面的重视才刚刚被人理解，但清政府把花费在政府粮食运输制度的人力和物力看作为它的中心职责以及一种提高它的政治“本钱”的手段，似乎是显而易见的（注：魏丕信、王国斌与James Lee：《养民：中国1650－1680年间的义仓制度，》，安阿柏：密执安大学：中国研究中心。(Will, Pierre-Etienne and R. Bin Wong withJames Lee. 1991. Nourish the people. The state civilian granarysystem in China, 1650-1850.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纽约州伊色佳，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Wong, R. Bin. 1998.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清朝的海洋政策
清朝帝国在海洋政策上作了惊人的变革。康熙皇帝在1683年统一台湾后开始了这一变革。这个政策围绕这样一个观念：把从前作为郑氏政权堡垒的东南沿海各省的长期安定系于商业的繁荣上。他于1684年立即行动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海关来扶植东南四省的贸易，海关还处理有关军营以及闽南等长久缺粮地区的粮食供应的问题。（注：参见黄国盛：《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省海关》，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版。）
清朝海洋政策的戏剧性成功得到大量文献的证明。在中国新近出版的文献中尤其如此。清政府对海洋贸易的扶持促进了省内外商贸和航运的迅速发展。蓬蓬勃勃的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包括沿海贸易和航运的空前兴盛，这在明朝和清初对商人横加干扰下是不可能做到的。同样，中国人与东亚和东南亚的贸易也继续扩展。
沿海的商业革命促进了沿海主要口岸及其腹地的巨大变化。这一变化又带动了东北的口岸的变化，尽管东北的变化速度较慢，并且不象东南地区那样引人注目（注：郝延平：《19世纪中国的商业革命：中西商业资本主义的崛起》。柏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Hao Yen-p''ing.1986. The commerial revolu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The rise of Sino-Western mercantile capitalism.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nifornia.)）。这个地区向来不象长江地区那么发达，而且深受明清之季社会动荡的影响，所以它需要用长时间来恢复和发展。海洋条件也是东北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东北的海岸不同于东南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各省那样富有深水港湾和海岸线；相反，东北海岸在冬季常有危险飓风，而且海岸线海浅沙多、礁石密布。为此，长江三角洲的私营船主专门建造了吃水浅的平底船，即“沙船”（注：萧国亮：《沙船贸易的发展与上海商业的繁荣》，见《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第118－122页。）。从上海开出的一队队“沙船”垄断了通往东北的运输业务，直到了18世纪末，福建与广东的吃水深的远洋船只驶往北方时，这一状况才开始改变（注：黄国盛：《1750－1830年中国海关的变革》，见吴振强和Edwin Li合编：《1750－1830年海洋中国与海外华人社会变迁》，新加坡国立大学，2002年出版。(Huang Guosheng. 2002 forthcoming.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in transition,1750 to 1830." In Maritime China and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in transition. 1750-1830. Eds. Ng Chin-Keong and Edwin Li.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天津是最先发展东北商务的口岸。这是因为天津是大运河贸易往来、长芦盐区与新兴的通往亚洲腹地的商路的要冲以及它和直隶、奉天、山东等省口岸的货运联系（注：Kwan, Man Bun：《天津的商人世界：会社和一个中国城市的经济》，斯坦福大学1990年博士论文。(Kwan,Man Bun. 1990. The merchant world of Tianjin: Society and economy of a Chinese City. Ph. D. diss. Standford University.) Kwan, Man Bun:《天津的盐商，晚清中国的治国和民间社会》，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Kwan, Man Bun, 2001. The Salt merchants of Tianjin. State-making and Civil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这些东北部的口岸在同上海地区日益扩大的棉花——大豆交易中迅速崛起，并带动各自紧接的小港口以及附近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位于辽东湾两岸女儿河和小凌河交汇点的锦州，是奉天的主要贸易口岸之一。盘山，位于辽河西支流双台子河以东，是一个较小的口岸。沙洲和浅滩在山海关和锦州之间的奉天海岸时有出现，锦州至盘山之间的海岸尤多。
再往东就是辽河地区的一些港口：其一是营口，是个直隶厅的辖地；另一个是牛庄，它本是海城县的一个巡检司辖地。它的市场苗口，既是一个军营驻地，又是营口直隶厅的同知衙门的所在地。19世纪后期该地成为牛庄商埠的外国人居留区。奉天其余的港口都位于辽东半岛的南端；旅顺（后来外国称为Port Arthur阿瑟港）就在半岛的顶尖上； 旅大（大连）就是其东面的避风港。
直隶省只有两个堪称重要的沿海港口：就是上面提过的天津和在永平府境内、紧靠奉天和设在山海关的内地关的秦皇岛。沿岸较小的港口城镇有天津以南的歧口和天津以北的北塘、大青河口的一系列小市镇以及滦河靠上游的那一段包括河口和它的一块曲折蜿蜒的土地上所聚集的、以永平府治为首的一些市镇。直隶的海岸往北直达滦河口，多有沙滩。山东北岸的港口有海仓、莱州、登州和烟台；山东南岸作为往东北航路停靠站的有胶州湾的青岛和更往东的小镇石岛口。
伴随着清代商业经济发展，沿海沿江商业中心的商人团体和它们的首领也开始在城市管理方面充当起重要的角色。（注：Lufrano, Richard John：《中国晚清体面的商人，商贸和自我修养》，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Lufrano, Richard John. 1997. Honorablemerchants. Commerce and self-cultiv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曼素珊：《地方商人和中国官僚，1750－1950》，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Mann, Susan. 1987. Local merchants and the Chinese bureaucracy, 1750-1950. 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吴振强：《贸易和社会：中国沿海的厦门网，1683－1735》。新加坡：新加坡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Ng Chin-Keong. 1983. Trade and Society:The Amoy network on the China Coast, 1683-1735. Singapore: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张忠民：《上海从开发走向开放，1368－1842》，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张忠民：《清代上海短期过客和商务协会所起的世俗作用》：见安乐博和林珍珠合编：《龙、虎、狗，地方行政和国家权力的界限》。纽约州，伊色佳，康奈尔大学东亚系列。(2001 forthcoming. The civil role of sojourner andtrade associations in Shanghai during the Qing period. InDragons, tigers, and dogs. Local governance and the boundariesof state power in the Qing Period. Eds. Robert Antony andJane Kate Leonard. Ithaca: East Asia Series, Comell University.)）其中最有影响的那些商人组织与其它海港、内陆、城市和海外中心点建立了联系，甚至在那里设立了分支机构。到了19世纪，杰出的商贾承担了官府以外的重要职能如收集商税、管理市场、监听市情及航运情况，以及出资兴建和维修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充当城市慈善机关的头面人物。事实上，这些精英成了地方城市管理中的受人尊重的人物了。
19世纪清朝战略版图的变迁
19世纪刚刚开始时，沿海的经济是一种结构极为复杂而高度完整的商品经济。其买卖和航运的商品不止限于大豆和棉布。一方面，上海作为东北口岸商品的集散地日益扩大并吸收国内外的货品以使其种类日益繁多；另一方面到18世纪末期它又同东南的福建和广东进行长距离的直接贸易。国内的海上贸易集中于八条主要路线上；其中四条起于江苏和浙江中部沿海地区，另四条起于福建和广东（注：黄国盛：《 1750 －1830年中国海关的变革》，见吴振强和Edwin Li合编：《1750－1830年海洋中国与海外华人社会变迁》，新加坡国立大学，2002 年出版。(Huang Guosheng. 2002 forthcoming.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in transition, 1750 to 1830. "In Maritime China and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in transition. 1750-1830. Eds. Ng Chin-Keong and Edwin Li.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结果，东北的口岸也直接合并于更大的沿海商业网——这些商业网甚至和江河的商业中心也相连了。
更重要的是台湾粮商地位的逐渐上升，使台湾的商业系统也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后勤位置。自17世纪80年代开始，政府在这里招商协助筹办军粮和福建的民食以来，粮商和它们的商业网就逐渐在地区粮食供应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注：参见黄国盛：《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省海关》，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版。）。 这种地位以及精明的大商人在城市行政管理上的作用都表现出一种互信互惠的坚定的工作关系。到了19世纪这些能干的大商人和他们的组织为沿海一带的官府提供了扎扎实实的帮助，而这种雇佣福建粮商的经验，给尝试以海运接济京师的粮食的办法提供了一模范的先例。
大运河机制的逐渐衰落促进了19世纪初有关海上交通和京师粮食供应的战略思想的改变。主要由于黄河泥沙淤塞，到19世纪20年代中期苏北的大运河随之开始淤塞，大号漕船和小号的驳船逐渐不能通行。面对这个难题，清政府被迫另想办法向京师运粮。更由于京师粮食后备日渐匮乏，其急迫性大大地增加（注：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正当粮食储备减少之际，又遇上军情和饥荒告急。原来自18世纪后期开始，清朝屡屡遇到叛乱起义情事，尽管私营粮商系统协助减轻了食粮的短缺，缓解了军需和赈灾需求；而地方市场的需要和救济品的发放的主要来源，仍仰给于京师的谷仓（注：李明珠与Alison Dray-Novey.：《清朝对京师粮食安全的保卫：国家、市场和警察》，见《亚洲研究杂志》，第58卷，第4期，1999年出版，第992－1032页。(Li, Lillian M., and Alison Dray-Novey. 1999.Guard Beijing''s food security in the Qing dynasty: State,Market, and polic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8,4:992-1032.)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北京：中华书局。Perdue, Peter C.: 《清朝廷和甘肃粮食市场，1739－1864》，见李明珠、罗友枝合编：《从经济观点看中国历史》，1992年版，第100－125页。(Perdue, Peter C. 1992. The Qing state and the Gansu grain market, 1739-1864.In Li and Rawski, eds. 1992. 100-125.)）。
正当直隶的粮食供应令人发愁之际，自从乾隆派军征战西北最终使北疆和南疆稳定以来，边疆的事态一直使中枢焦心军粮供应的问题，清朝政府探讨过各种新途径来解决北方的粮食供应问题：在华北和边疆扩大生产；扩大利用商人的供应线路；在新疆扩充灌溉工程和举办军屯等等。这种担忧于19世纪20年代发生的南疆叛乱而达到顶点，迫使清政府动员军队赶运粮食来发动一场靡费巨大的平叛战役（注：Borei, Dorothy：《新疆南部种族冲突和清朝土地政策，1760－1840》，见安乐博与林珍珠合编：《龙、虎、狗，清朝地方行政及国力范围》纽约州伊色加，东亚系列，康奈尔大学2001年版。(2001forthcoming. Ethic conflictand Qing land policy in Southern Xinjiang. 1760-1840. In Dragons, tigers, and dogs Local governance and the boundariesof state power in the Qing period. Eds. Rogert J. Antony andJane Kate Leonard. Ithace NY: East Asian Series, CornellUniversity.) Millard. James A.:《关外：清朝中亚的经济、种族特点和帝国，1759－1864》。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Millard,James A. 1998.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dford: StandfordUniversity Press.)）。
19世纪初环境和条件的改变并没有减轻清朝要在京师尽量储备粮食的紧迫感。这种看法基本上没有动摇。改变的是向京师输送粮食的手段的选择。比起单纯依靠政府来扩大包括海运在内的粮食运输系统，依赖往东北的完善的私商运输网络与官商协作似乎更受欢迎。 最后， 随着1825年的一次短暂而激烈的论争之后，清当局决定采纳招商从海道输送江南粮赋充实京师贮备的办法（注：林珍珠：《摇控，道光皇帝对大运河危机的治理》（1824－1826），密执安州安阿柏：密执安大学中国研究中心1996年出版。(Leonard, Jane Kate. 1996. Contrtollingfrom afar. The Daoguang Empreror''s management of the GrandCanl crisis, 1824-26. Ann Arbor MF. Centerfor Chinese StudiesPublication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各种官商协作的区域性粮食贮备、大运河的衰落、清政府长期推行在商界精英中寻找坚定合作者的海洋政策的成功，以及建立自东南沿海直达东北的单一海上运输线等等措施，都有助于清朝重新认识直通东北的沿海运输系统所起的作用和重要性。当初清朝认为必须实行严格控制的战略观让位于一个要兼顾商营海运在经济和战略上的重要的战略思想。这样就不仅仅保证了沿海人民的生计，又保障了国家后勤。从概念上来说，三个不同的战略地图：东北方的三都城地图，以大运河为中心的全国范围的粮食分配体系图和反正统的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区图，在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拼合成一种犬牙交错的地图，其中战略和商业的利益越来越溶成一体。这一溶合便成为1826年清廷决定实行漕粮海运的近因，并有助于为中国加入近代全球商业性和地缘政治性的相互交往创造条件。
（资料来源：《东南学术》200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