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地区疆域史的内涵极为丰富，它既有西南地区疆域形成变化及历代王朝设治等方面的内容，也包括历代对边疆地区的治理开发以及边疆地区的民族关系。此外，与疆域形成有关边疆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西南边疆与境外地区的联系等方面的内容，也属于西南疆域史的范畴。对近10年来西南地区疆域史研究的情况，分别进行综述。
一、 西南边疆疆域变迁的研究
1987年尤中的《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是第一部关于西南边疆变迁沿革的内容比较系统、考证较为详尽的学术著作，“它的出版，填补了我国西南边疆史地研究上的一个空白”。11990年，尤中又推出了另一部颇具功力的专著《云南地方沿革史》。2前书重点叙述了历代西南边疆《主要是云南地区》疆界的变迁沿革，后书则全面研究了秦至清代云南疆域的变化和历朝在云南地区设治的情况。由于作者对云南民族史和地方史也有深入研究，因此《云南地方沿革史》把历史地理沿革与封建王朝对云南地区的经营活动以及云南边疆的民族关系等项内容很好地结合起来，使该书具有视野开阔、内容丰富同时又考订细密的特点，成为研究边疆沿革方面不可多得的重要著作。
研究云南疆域相关问题的著作，还有徐建新著《西南研究论》和李寿等编著《云南历史人文地理》。3前者从宏观和纵向发展的角度，探讨了西南地区疆域及其历史地位演变的过程。徐建新认为，秦汉至三国是西南初置郡县但不巩固的时期。唐宋时出现的南诏、大理国，使云南成为西南地区的中心，并将其势力伸入东南亚。元朝结束了西南的列国时代。完成了西南地区融入封建帝国的最后过程。西南自进入郡县时代作为中原王朝的弹性边地，经历了有张有缩的弹性变化。直至西方列强插手西南边疆疆界，西南的边外方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外。后者的历史政治地理部分。按时代顺序分别探讨了秦汉至近代云南的政区和疆域，作者还研究了各个时期云南地区的人口、经济发展、交通线和城镇建设。以上著作角度新颖，叙述亦较清楚，对所研究的问题作了较好概括。林超民的论文《明代云南边疆问题述论》，阐述了明末西方列强势力的侵入和云南西南部边境的退缩、明代云南与安南边界的争议等问题。4在西南边疆南部地区，古代出现过一些有名的部落或古国，对这些部落或古国的地望及相关历史的考证历来受到关注，近10年来学者们对此问题继续加以研究。《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了在昆明部落以西1000余里，有一个称为“滇越”的乘象国，但对乘象国的地望语焉不详。杨永生撰文认为，乘象国可能是傣族先民在今云南德宏地区和缅甸北部建立的达光王国，不可能是大盈江流域的哀牢国或缅甸南部卑缪的骠国。刀承华等认为，云南德宏地区自古产象，傣族古代是养象的民族，乘象国应在今云南德宏地区。5元代今泰国北部有一个中心在清迈的“兰那国”，元朝称之为“八百媳妇国”。泰定四年(1327)，元朝于八百媳妇国之地设置蒙庆宣慰司；至顺二年(1334)，元朝又置八百等处宣慰司(治今泰国清迈)。关于八百媳妇国的疆域四至，过去说法不一。泰国学者黎道纲撰写两篇论文，对八百媳妇国与元朝的关系和八百媳妇国的疆域进行了考证。勐卯是14世纪傣族以今云南瑞丽为中心建立的一个古国。在勐卯活跃时期，势力包有以今瑞丽为中心的中缅边境周围地区，明朝“三征麓川”以后勐卯古国方趋瓦解。朱德普根据田野考察的资料，对勐卯古国的有关史实作了考证。6
关于广西地区疆域形成及演变的研究，近10年未见专门著作问世，但一些地方史论著有所涉及。如张声震主编《壮族通史》，对先秦至上世纪50年代广西壮族的历史作了较系统研究，书中涉及到各个时期广西疆域的变化和历代设治的情况。覃延欢等主编的《广西史稿》，7叙述了秦至清代封建王朝在广西地区的经营和设治的情况，对国民政府、新桂系军阀对边疆地区的经营也有论及。
秦汉岭南象郡以及秦末汉初南越国的疆域是有争议的问题。万竟君介绍了近年对秦汉岭南象郡问题讨论的情况。张荣芳等著《南越国史》，是对南越国历史作全面系统研究的第一部著作。8考证了南越国的疆域和设治情况。认为南越国的疆域基本上与秦朝所设岭南三郡相当，其北面与长沙国、闽越国相接，即西北面达今广东连县、南雄县一带；东北面达今福建南部地区；西界与夜郎国、毋敛国和句町国相连，即至今广西环江、河池、东兰、巴马、百色、德保一线；南界则抵达今越南的北部，南濒南海。该书除全面收集和充分利用相关文献记载外，还参考了不少考古发掘的成果，使所提出的见解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南越国史》还认为，南越国实行的是郡国并行制，其郡县制是秦朝在岭南推行郡县制度的继续，见于记载的郡县有南海郡及其下的番禺县、龙川县、博罗县、揭阳县、浈阳县、含洹县，桂林郡及其下的布山县、四会县，以及交趾、九真2郡。南越国还分封王侯实行分封制，并仿照秦制推行户籍制度。
除了以上介绍的论著外，1996年还发表了谭其骧的遗稿《关于隋南宁州总管府唐剑南道的南界》；肖迎研究了汉朝对云南怒江流域地区的经营；王文光简述了历朝在云南边疆地区设置郡县的情况；刘顺良对历代在云南昭通地区设治的情况作了考察；冯智撰文研究了明至清初云南的政教关系及其特点；肖亮中对明末以后云南中甸地区的隶属沿革作了考证；张红对中法战争后法国殖民势力的渗透和云南半殖民地化问题作了考察；潘发生叙述了帝国主义势力在云南藏区的侵略活动；范植清阐述了明朝在广西设置卫所和卫所迁徙的情形；白耀天考证了宋朝在广西西部设置的羁縻州县洞；黄汉英对光绪年间广西的边务作了研究；郑永明发表了《西
南边务大事记》。9
近数十年来，关于我国西南边疆疆域变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南边疆地区疆界的变化、封建王朝在边疆地区的设治和治理、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政权的活动等方面。对上述内容进行研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也应看到，边疆地区疆域的变迁涉及的问题极为广泛，不仅含有历史地理学科如政区设置、疆界变化等方面的内容，也还包括历史创造者主体进行的活动，如对边疆的的经营与开发，内地与边疆之间以及边疆地区本身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和民族关系，乃至西南边疆地区边境内外的各种关系等项内容。目前对上述方面的研究仍有待完善，尤其是综合各种相关因素进行的综合研究目前还很少。从全国宏观的角度，探讨各个历史时期、不同边疆地区疆域形成及变迁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进而总结我国边疆地区疆域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迄今做的研究也还不多，上述方面的研究，都有待今后进一步加强。
二、 西南边疆边政的研究
历代统治者在西南边疆的设治，对西南地区疆域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近10年研究这一方面问题的论著不少。马大正主编《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一书虽以全国边疆地区为研究对象，但针对西南边疆方面的研究内容也占有较大比重。郑汕主编的《中国边防史》10较系统研究了我国历代边防问题。书中对各个时期边防的研究，大致包含时代背景、疆域、对边疆的经营、边防举措与边防特征等几个方面。全书以叙述史实为主，分析和总结相对较少，论及西南边疆地区的篇幅也不多。
关于断代边政问题的研究，李大龙著《两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吏》11一书中认为，西汉对西南夷的统一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主要采取“厚赂”政策，后期以武力统一政策为主。
唐朝的羁縻府州制度，是对两汉羁縻治策的重大发展，对元明的土官土司制度也产生了直接和深远的影响。史继忠撰文《试论西南边疆的羁縻州》12分析了唐代西南边疆羁縻州的形成、演变、特点、社会基础和羁縻州具有的历史意义，认为羁縻州的大量出现。与唐朝国势强盛有力量开拓边疆、内地与边疆的联系加强以及唐朝以羁縻为“安边上策”等有关。唐代的羁縻州有鼎盛、衰萎、自立和复兴等4个时期，在鼎盛时期，西南边疆的羁縻州有404个，地域约占西南边疆的五分之二。作者认为唐朝的羁縻州有边、属、分、土、别、宜、贡、驰等8个特征，与经制州不同而属于土官系统。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13则以全国边疆地区的羁縻府州为研究的对象。该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研究了唐代羁縻府州的建置与组织、制度与管理、对朝廷的义务和贡赋，以及羁縻府州的变化与迁徙、羁縻府州与唐朝疆域的关系；下篇考证了唐朝在全国边疆地区设立羁縻府州的具体情况。该书是对唐代羁縻府州个案的实证研究，对唐代在边疆设立六大都护府之下诸都督府、羁縻州设置的年代、统属关系、地理方位和兴废沿革等作了具体考证。邹逸麟在该书的《序》中誉其为“以往尚无人对唐代羁縻府州作过如此全面、详尽的考订，有填补空缺的意义”。作者还就唐朝在西南边疆设置羁縻府州的准确数目和方位提出了看法。
尤中撰写多篇论文，就隋唐五代宋以及元明清王朝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设治与经营进行系列研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观点。14如他认为，明朝为加强对西南边疆地区统治采取的措施，主要是设置布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司，建立和健全土司制度，进行大规模的汉族移民垦殖与改土归流。这些措施具有民族压迫和剥削的一面，但也促进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他还提出，元朝对西南边疆地区的设治和经营也具有相当大的规模，主要表现在先后设置万户府和行省，利用土官进行统治，开展军民屯田和设置驿传，提倡儒学和加强对宗教的利用等方面。
对近现代西南边疆的边政和政治制度，过去研究不多。近10年来一些论著涉足这一领域，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谢本书等著《云南民族政治制度史》，对1949年以前云南诸民族的政治制度作了研究。15全书分为古代云南政治制度、云南土司制度和近代云南民族政治制度等3个部分，书中关于云南地方政权边疆政治制度的研究，除阐述南诏、大理国的情况外，还涉及了清代少数民族起义建立的杜文秀政权和李文学政权。关于国民党在云南边疆实行的边政，作者叙述了国民党政府在云南所设立的省级和县级行政机构。并简要分析了这些统治机构运作的情况。龙云是云南近现代的著名人物，他于20世纪20年代初登上云南政坛，自1927年任云南省政府主席达18年之久。潘先林考察了龙云统治时期云南的边政建设。16该文认为，龙云政府在云南边疆保留土司制度，划分土司地区并加设行政官吏；同时注意修建公路发展生产及移民实边，还发展边疆的教育事业。龙云建设边疆的措施大多未落实到位，但毕竟产生了一定的效果，龙云执政期间云南边疆的开发和建设，较之民国初期的十余年前进了一大步。王文成则考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云南的边政。17作者叙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云南边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的过程，以及清除土匪、协调民族关系、解决中缅边界等重大事件，对当时云南的边政工作予以肯定。
马曜主编的《云南民族工作40年》，对1950年至1992年时段，云南边疆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情况进行了详细阐述。18作者根据参加民主改革的亲身经历和所收集的大量资料，对云南边疆实行民主改革和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情况作了细致阐述和分析，总结了经验教训，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该书还附录1950年云南各专区所属县土司情况表，云南省民族自治州、自治县简况表以及云南省民族乡分布表。
近10年来，西南边疆地区的边政问题逐渐受到较多研究者关注，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边政问题在边疆史地研究中的重要性。过去10余年，我国在西南边疆地区边政方面的研究，仍然是对古代的研究较多，对民国时期和1949年以后的研究较少；对各个时期具体治边政策和对边疆少数民族统治政策的研究较多，对历代治边思想，尤其是经济开发思想和非决策人物的治边思想研究还不多。还应看到，我国传统的治边思想以及在治边思想指导下的治边政策，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漫长过程，各个时期以及南北方之间的治边思想与治策相互之间虽然有一定的联系，但也有很大的差别。过去研究者对这一点普遍注意不够，以某一种模式概言长时段的治边思想和治边政策，在各种论著中并不少见。今后应加强对上述方面差异性、类别性的研究，并提倡多从发展变化的角度看问题。
三、 对历代边疆民族政策的宏观研究
历代边疆民族政策仍然受到关注。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组织撰写的《中国历代民族史丛书》，19是我国第一部高水平的断代民族史丛书。该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视对西南地区各民族以及各个时期民族统治政策的研究，并提出了一些重要见解。吴永章主编《申南民族关系史》，对秦至清代的封建王朝在包括今广西在内的中南地区所施行的民族政策作了阐述；其看法亦多创见。如认为清朝的民族统治政策，除了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外，在基层统治制度方面，还有抚瑶土官、抚黎土官和保甲制度等多项内容。20
对西南边疆地方政权的民族政策，也有一些论著研究。秦汉时期，岭南地区居住着扬越、闽越、陆梁、南越、西瓯、骆越等土著民族和迁入的汉族。张荣芳等著《南越国史》提出，南越国在岭南实行“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具体内容是以越制越、吸收越人进入政权，入境随俗、遵从越人风俗习惯，促进融合、大力提倡汉越通婚，以及因地制宜、让部分越人“自治”。
清咸丰、同治年间，回族领袖杜文秀领导云南各族人民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反清起义。起义军在大理建立政权，坚持斗争达17年之久。杜文秀政权实行“联汉联夷、团结抗清”的民族政策，产生了积极和广泛的影响。杨兆钧主编《云南回族史》指出，杜文秀政权的历史贡献，首先值得赞扬的就是他的正确的民族政策，其政策总的原则是“重用汉人”、“不分汉回一体保护”。高光汉认为杜文秀政权实行民族平等、联合各民族共同反清的民族政策，与杜文秀出身社会下层同时具有广阔胸襟有关，也反映了他的思想水平比别人高出一筹。21谢本书等著《云南民族政治制度史》指出，杜文秀政权的民族政策有两点值得注意，即以各民族平等为政策的基点，其政策在中后期执行得较好；杜文秀政权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的政策得到认真贯彻，是该政权能发展壮大并长期存在的基本原因之一。
四、 对土官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的研究
土官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问题，仍然是西南边疆民族政策研究中的重点。李世愉对土官土司制度和明清的改土归流作了较全面研究，并提出诸多具有新意的观点，如认为土司制度是伴随着西南各民族从“化外”到“内属”的发展过程而产生的，它是封建统治者对西南各民族采取的一种特殊的统治方式；但设置土司绝不是最终目的，这一点封建统治者十分清楚。土司制度至清代已十分完善，与前代明显不同的是，清代尤其是改土归流后设置或保留的土司。与流官的区别仅在于世袭、无俸禄而已，表明清朝对边区的控制和管理大大超过了元明两朝。清朝所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集中反映了封建政府控制边区的强烈要求，具体表现是清朝在政治上要控制边区安靖地方、巩固中央集权，军事上要控制战略要地巩固国防，经济上要从西南边区获取更多利益，在思想文化上要以汉族的正统观念影响西南各民族，达到“以夷化夷”的目的。龚荫就西南地区土司制度的作用与流弊，提出了新的看法。粟冠昌则进一步探讨了明代广西土官改土归流有关的问题。22
苏建灵著《明清时期壮族历史研究》，以较多篇幅研究了明朝在桂东地区设置土司的情况，他认为桂东地区的土司具有如下特点：多数建立在地主经济的基础之上，土司的辖地是官府从流官辖地中划给的，级别较低且多为副职，废置无定且大部分寿命不长。李干芬、韦东超等人也研究了广西地区的土司制度。董守义探讨了清末改土归流决策方面的问题，他比较了始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的第一次改土归流和三十年（1904）的第二次改土归流，认为第一次改流由于时机不成熟和缺乏经验而失败；第二次改流大小环境虽不甚有利，但统治者汲取以往的经验和教训，注意起用得力官吏，以武力为后盾造成巨大声势，遂取得了差强人意的效果。王缨的《鄂尔泰与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也是研究清代西南地区改土归流的一篇颇有份量的论文。曹相则对雍正年间清朝在滇西南地区进行的改土归流作了研究。23
近10年来土司制度研究的一个特点，是探讨土司家族及其演变的文章明显增多，一些文章还将土司设置与西南地区疆域的变化相联系。例如：元朝在云南南部红河北岸设置了纳楼士官，明清时纳楼土司的辖地发展到红河南岸。尤中通过对纳楼土司势力消长的叙述，阐明在近代中法勘界之前，红河南岸地区一直在清朝的控制之下。肖迎和王璞分别研究了云南怒江地区土司的建置和明代丽江的木氏土司。24肖迎认为，封建王朝对怒江地区的统治，是随着当地土官土司的设置逐步巩固的。元代云南行省的范围虽包括怒江中上游，但因势力不能直接深入。遂委托丽江路代管。明清在怒江地区先后设置兰州土知州、兰坪兔峨土司和中排土司、云龙土知州、泸水六土司、茶山长官司以及维西康普等土司，在怒江地区的统治亦随之深入。王璞认为，西南各地的土司制度以云南地区的相对成功，原因是云南土司具有“以汉化夷”的倾向及其相应政策。丽江木氏土司与西藏地方首领为争夺滇藏川交界地盘发生过战争，木氏出征是带有自卫性质的御边和平叛。木氏土司的经营对丽江的发展具有正面影响，也为清代及至近现代丽江的进步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董咸庆认为，边疆土司对保境守地、联络边疆各民族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为明朝所重视。晓根探讨了拉祜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问题，认为拉祜族地区的改土归流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变革，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粟冠昌对清代广西的土官制度与改土归流作了探讨，25他认为清朝对土官的管理十分严密；从记载反映的种种迹象来看，清代土官制度确已走入低谷进入全面衰落时期。清朝对广西的改土归流有其特点，改流大都集中在康熙雍正及光绪宣统年间；大规模改流主要出自平叛、为增加矿课赋税、发展交通和军事考虑方面的原因；改流地区的地主经济虽已出现但很微弱，还不足以促进改土归流的进行。龚荫对元明清时期云南等省土官土司设置及演变的情况作了概述。华林则研究了明清时期西南边疆土司的承袭制度。26
对近代西南边疆地区的改土归流，过去研究不多，王文成对此进行了探讨。27作者提出，近代以来云南边疆的改土归流与明清之际的改土归流截然不同，具有以下特点：改土归流与近代特有的边疆问题紧密相连；改流方式发生显著变化，主要是通过增设流官打破土司一统天下；改土归流的焦点不再是废除土司制度，而集中到削夺土司的部分统治权上来。1942年日军进攻云南西部边疆，龙潞边区沦陷，正在进行的改土归流被迫中止。王文成对滇西抗战影响下云南龙潞边区土司制度延续的问题作了探讨。27他指出当时民国政府向龙潞边区的土司“示以殊恩”，使当地的土司制度得以延续，龙潞土司内部的军政制度随之发生变化。这一事件产生了重要影响，如调动了龙潞土司和当地民众抗日的积极性，土流关系也发生一些变化，如出现了“土中有流”，土司的形象得到改善，一时出现了保留土司制度的舆论等，因此抗日战争胜利后龙潞边区的土司制度得以保留。
历代封建王朝的边疆民族政策，尤其是元明清王朝的土官土司制度和明清的改土归流政策，仍然是研究者热衷探讨的课题。近年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已不限于就土官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的内容、意义和影响等作一般性的讨论，除了更有深度的总体研究外，还出现了就上述制度在各省区的施行以及结合具体问题研讨的趋势，表明研究正朝着深入的方向发展。同时，也应指出，历代王朝统治边疆少数民族的政策，实质上仍是边疆地区治策的一个部分，应将其放在更为宽泛的历史背景下，联系更多的相关因素加以考察，而大多数研究者似乎未注意到这一点。另外，土官土司制度主要施行于南方，并非是在全国边疆地区通行的统治制度。这一统治制度在南部边疆地区施行后，对边疆各民族的关系和边疆各民族于内地的文化认同感，对边疆与徼外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以及对南部疆域发展演变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也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
五、 对西南边疆民族关系的研究
边疆各民族是巩固和开发西南边疆历史活动的主体。西南边疆又是多民族杂居地区，除了土著民族外，历代都有不少汉族《某些时期是北部的少数民族》人口迁入西南边疆，共同建设和开发了边疆。研究西南边疆地区的民族关系，是中国疆域史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西南边疆地区的民族关系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土著民族与外来人口的关系。由于内地汉族迁入西南边疆的开端期早且过程漫长，迁入人口数量较多而且影响也最大，汉族移民与西南边疆各民族的关系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葛剑雄等著《简明中国移民史》是近年研究中国历代移民问题的力作，对内地向西南边疆地区移民的研究，在该书占有一定的篇幅。作者阐述了历代向西南边疆移民的背景和有关史实，还分析了各个时期移民运动的特点并估算了移民人口的数量。马汝珩等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对清代的“移民实边”政策作了研究，提出清朝在西南边疆虽颁布过禁止移民的禁令，但自雍正朝大规模改土归流后，打破了内地与边疆地区的地域壁垒，出现了内地人口移往西南边疆的浪潮，清朝实际上是采取了默认和纵容的态度。29
翁俊雄著《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对贞观十三年（639）和天宝十二载（753）剑南道、岭南道所领州县及其户口数作了考订。尤中《云南民族史》将汉族和北方少数民族迁入西南边疆以及这些民族与西南边疆各民族的关系，作为该书叙述的重要内容之一，并细致勾画了外来民族与西南边疆各民族相处和融合演变的过程。与近10年出版的另外一些民族史著作中少提甚至不提边疆地区汉族人口的情况相比较，《云南民族史》在见识上明显高出一筹。尤中还认为，在明代以前，迁入西南边疆的汉族人口主要被西南本地民族所融合，自明代始有大量内地人口迁入，西南边疆乃形成了一些汉族地方性群体，民族融合过程的倾向也发生逆转，始有较多的白蛮《今白族》、侬人《今壮族》等发展程度较高的本地民族的人口为汉族移民所融合。蓝勇著《西南历史文化地理》，是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探讨西南地区历史人文现象的新作，以观点新颖、资料充实和分析深入见长。30
郝正治编著《汉族移民入滇史话》，对秦汉至近代内地汉族人口迁入云南相关的问题作了较全面研究。该书对史料的铨释和分析虽不无可商榷之处，但仍不失为一部研究西南边疆汉族移民有重要价值的专著。苍铭著《云南民族迁徙文化研究》，对云南外来民族的迁徙来源、迁徙原因、迁徙的一般规律、民族迁徙与云南的多元文化、民族迁徙产生的社会文化影响等作了探讨。该书不仅研究了汉族人口迁入云南的情形，对历史上云南本地及云南与外地间人口流动的问题也作了考察，在研究角度和方法上有其新意。方铁等著《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指出，南北朝时期云南出现的白蛮，是迁入云南的汉族移民融合本地僰人所形成的新的民族群体；白蛮的经济文化水平比僰人更高，其中最活跃和先进的部分，是由汉晋时汉族移民的后裔演变而来。南诏和大理国的主体民族均为白蛮，表明南北朝时云南汉族移民的“夷化”并不是消失，其传人和影响通过新的形式，在云南社会的发展中继续起着骨干的作用。31明代以前迁入西南边疆的外地移民主要被本地民族所融合，在贵州和广西等地亦不少见。尤中著《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续编>》，即认为元明时期贵州的龙家、宋家和蔡家等群体，是土著民族融合了迁入的汉族人口而形成的。古永继认为明代云南移民的一个重要来源是谪流之人，并阐述了明代谪流人口入滇的相关史实以及谪流人口在滇的活动及影响。陈斌则探讨了明清时期瑶汉民族融合的问题。32
对古代汉族人口迁入广西的问题，也有一些人作了研究。刘美崧认为，广南西路的人口在宋廷南渡后有很大增长，主要是因汉族大量南迁造成的；进入广西的汉族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是宋代广西得到迅速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苏建灵提出明清时期汉族人口向广西迁移，有派遣军事卫所、罪犯发配、举办商屯商人进入和自发迁入等几种途径。明代的外来人口主要集中在广西江河两岸和桂东桂中地区，清代外来人口以自发迁入的数量最多，并有一些迁入了桂西土司地区。范玉春研究了明代广西的军事移民。他认为明朝以卫所为依托，向广西进行大规模军事移民；移民来源广泛，但以来自广东、湖广和江西的人口为主。移民在广西的分布相对集中，以桂林、南宁和西江沿线最为密集；这种分布格局对广西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33
除汉族外，元代有不少蒙古族人和色目人、清代也有一些满族人口迁入了西南边疆。尤中著《云南民族史》，对上述民族在云南地区的活动和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杨兆钧主编《云南回族史》对元代色目人的主要部分回回人迁入云南，以及明清和近代回族在云南的活动与贡献等作了全面研究。罗贤佑则研究了元代蒙古人南迁的方式和与汉族等民族融合的情况。元朝在云南及其附近地区设立行省以后，任命原大理国王后裔段氏为世袭大理总管。元代后期段氏大理总管据有滇西，与据有滇东的蒙古宗王梁王相对而治。段氏与梁王的关系，既是地方势力与元朝地方统治者的关系，又代表了白族等云南本地民族与蒙古族统治者的关系。方慧对段氏与梁王及元蒙政权的复杂关系也作了研究。34
元代还有一部分契丹人以军人身份迁居云南。20世纪80年代中期，研究者在云南保山地区发现了刻有契丹小字的碑文，参证以其他记载，证明当地称为“本人”的一些居民是元代契丹人的后裔。孟志东著《云南契丹后裔研究》，对云南契丹后裔的现状和简史，云南契丹后裔的来源、姓氏、语言以及在云南发现的契丹小字等作了探讨，并附录了相关碑文和族谱。杨毓骧等人对云南契丹人后裔的历史、姓氏来源和社会文化等作了研究。35
还有一些论著探讨了西南边疆诸土著民族之间的关系。例如：方铁根据考古发现新提供的资料，提出秦汉时见于记载的西南民族中相当一部分，原本就是西南边疆的土著；秦汉时西南边疆王著民族分布的总体格局，在新石器时代已初步形成。他还研究了先秦时期濮、越的民族关系，认为濮、越为南方不同的族群，越的分布比较清楚；濮分布在江汉地区以南的湘西，以及江汉西南面的鄂西、川东、四川盆地及其南面的川南、贵州、滇东与滇中等地。王文光根据对有关史料和语言学材料的分析，指出中南半岛的掸泰系民族，主要来源于古越族中的“越裳”。方慧则研究了居住云南南部的傣族与蒲人的历史关系，以及佤族、布朗族和德昂族与其他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宗法制度与民族关系有一定的联系。钱宗范等著《广西各民族宗法制度研究》，全面研究了历史上广西各民族的宗法制度，对壮族土官土司制度中的宗法形态也进行了探讨。36
边疆地区疆域的形成与巩固，与外来人口进入边疆和边疆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均有着密切的联系。历代统治者对此已有所认识。但具体而言，从巩固边疆地区统治的目标出发。历代统治者在向边疆移民和处理边疆地区的民族关系等方面，有哪些考虑并相应采取了哪些治策，目前还不完全清楚。另一方面，西南边疆地区外来移民和本地民族的关系是如何发展的，西南边疆地区长期形成的各民族广泛杂居、兼容共存大于对立纷争的民族关系格局。是在哪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下形成的?同时，上述类型的民族关系。对西南边疆地区的发展演变所产生的复杂影响，也都应作进一步的研究。还应指出，对近现代西南边疆地区民族关系的探讨迄今还不多，这也是有待加强的一个薄弱环节。
六、 对西南边疆跨境民族的研究
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近10年来，对西南边疆跨境民族的研究又继续深入。这一时期西南跨境民族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将西南跨境民族问题放在全国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同时注重研究跨境民族的现状和现实影响，对跨境民族的界定也提出了新的看法。主要著作有金春子等编著《中国跨界民族》和赵廷光主编《云南跨境民族研究》。37
研究西南边疆跨境民族的论文也不少。刘稚《论跨境民族与云南的对外开放》认为，云南跨境民族参与对外开放主要有边民互市、参与贸易、个体商贩活动、民族节日期间贸易活动等几种形式，其经济活动还处于较低层次。作者分析了云南跨境民族具有的特点，对充分发挥跨境民族在对外开放中的积极作用提出了建议。赵廷光对云南与周边国家的跨境民族作了分析，他认为，云南面临进一步改革开放和走向东南亚的极好机遇，处理好跨境民族问题至关重要；应充分利用跨境民族所具有的积极方面，消除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方铁探讨了云南境内外跨境民族的分布、来源及其对云南边疆稳定的影响。他认为受地域分布、人口来源等因素的影响，云南境内的跨境民族是保卫边疆的重要力量，同时境内外跨境民族的活动对云南边疆的稳定又有直接的影响。云南境内外跨境民族群体间的密切交往和具有的宗教信仰，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这种影响以积极的成分居多，但对之不能掉以轻心。鲁刚等还研究了近20年外来流民在云南边境地区所产生的影响，对解决外来流民消极影响的问题提出了建议。38
关于跨境民族的界定，还存在不同的看法。金春子等著《中国跨界民族》认为，跨界（境）民族是指由于长期的历史发展而形成的，分别在两个或多个国家中居住的同一民族。方铁认为跨境民族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跨境民族指主要居住地在两国的毗连地区，该民族群体自认为属于同一民族，而且居住国和民族学家对此大体无异议者。但在两国毗连或相近地区还居住着另一类群体，他们过去共同出自某一古老族群，居住地长期或曾经毗连，某些部分过去可能还处于同一政权的管辖之下；但群体的某些部分后来因迁徙脱离了原来的居住地，或因居住地区内国界发生变动，这些部分因分属不同国家逐渐产生了较大差异，对群体的这些部分今天是否属于同一民族目前看法不一，对这一类群体，可称为广义跨境民族。在我国西南和相邻的境外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广义跨境民族有傣族、壮族、掸族、佬族和泰族等。近百年来人们对我国西南跨境民族相关的争论，主要是发生在广义跨境民族中，因此应重视对广义跨境民族的研究。39
目前在泰国北部居住着10万以上的云南人，这些移民以汉族人口居多，但也有不少少数民族人口。云南人移居泰国北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是云南人移居泰国北部的又一次高潮。董咸庆研究了古代云南人移居泰国北部的时代背景。何平叙述了泰国北部云南人的分布和生产生活状况，认为泰国北部云南人中人数最多的是汉族，其次是回族；泰国北部的云南人主要从事经商和务农，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民族，但和睦相处并相互通婚，并建立了云南会馆借以联络。40由于泰国北部的一部分云南人未能入泰国籍或缺少发展的机会，其状况引起了泰国和我国一些研究者的关注，对泰国北部云南人的问题正进行研究。
在云南省与相邻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中，跨境民族起着重要的作用。何平和申旭阐述了回族在云南与境外地区贸易中的作用和贡献。41何平认为，云南回族参与滇缅贸易，与他们移居云南的历史一样悠久。在滇缅贸易中，云南回族商人一直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申旭指出。作为一个擅长商业贸易的民族，回族商人长期往来于云南与泰国、缅甸等邻国之间，西藏以及印度、尼泊尔等地也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的商业活动带动了西南丝绸之路的发展，为西南地区的对外交通贸易作出了积极贡献。
七、 对西南边疆与徼外地区关系的研究
南诏是否是泰族建立的国家，对我国学者来说已不成为问题，但国外研究者对此仍有不同看法，与国外研究者共同探讨以缩小观点上的差距，应是解决分歧的一个途径。陈吕范从大理国与南诏的差异、南诏的民族分布与族属、南诏的语言文字、南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等方面，论证了南诏是白族和彝族先民建立的地方政权。他还对西方流行的“泰族7次南迁说”进行分析，认为缺乏足够的历史根据，同时介绍了西方关于泰族起源主要的观点。黄惠焜认为，泰族起源问题是1个世纪以来东南亚历史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但目前还远远谈不上已解决。国内学者对“泰族南迁说”和“泰族建立南诏说”多有批判，但对于抽去南诏史以后的泰族古代史却少有叙述，他希望能填补这一空白。并提出泰族大体形成于当地，迁徙并不是民族形成的原因。贺圣达则就“南诏泰族王国说”从盛行到破产的过程，作了深入的分析。许肇林则就泰族的族源谈了自己的看法。建立于明代的澜沧国，是老挝独立国家的前身。长期以来，国内外学人对澜沧国建立者的族属和建立年代等问题的看法莫衷一是。申旭探讨了这一问题，认为澜沧国为11世纪以后佬族王子法昂所建立，它与传说中的孟骚国不是一回事。42
一些论著探讨了中国与中南半岛诸国历史关系方面的问题。近年出版研究东南亚或中南半岛诸国历史的著作，大都有探讨中国与中南半岛诸国历史关系的内容。这些著作有刘迪辉等主编《东南亚简史》、申旭《老挝史》、贺圣达《缅甸史》、贺圣达主编《当代缅甸》、梁英明等《近现代东南亚》、王民同主编《东南亚史纲》。43其中《老挝史》和《缅甸史》，是1949年以后出版的首部研究老挝和缅甸历史的著作，具有填补空白的性质。大多数著作共有的一个特点是，内容方面注意到了东南亚或中南半岛诸国在发展过程中与中国的关系，对其政治、经济、文化和移民方面与中国存在密切联系的史实进行叙述。尤值一提的是，贺圣达先生不仅深入研究了古代至近现代缅甸的历史，还重彩描绘了历史上东南亚诸国与中国的频繁交往和紧密联系，这方面的内容亦反映在他撰写的另一部著作《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中。此外，贺圣达《近代云南与中南半岛地区经济交往研究三题》一文探讨了近代云南与中南半岛经济交往的性质和特点、交往在云南对外联系中的地位以及对云南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的影响》一文则从物质、制度和精神方面，研究了中国古代文化对东南亚诸国历史及文化的影响。著文研究中国与中南半岛诸国历史关系的还有：张笑梅探讨了明军入越南的历史原因，以及元朝入侵越南的若干史实；朱亚非探讨了清朝对中南半岛诸国的外交政策；余定邦对1782年至1852年中泰之间的交往作了研究；郭振铎等研究了1788年至1789年清兵入越战争中的几个问题。44
申旭著《中国西南对外关系研究》以西南丝绸之路为中心，探讨了我国西南地区与中南半岛诸国文化交流与移民、交通联系与商贸、近代西方人对中国西南边疆的探险等方面的问题。吕昭义著《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主要研究了18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的关系，该书探讨的重点是英属印度与中国西藏地区，但对英国殖民者通过缅甸北部染指云南边疆的情形也有所描述。马曜主编的《云南简史》是第一本简要叙述古代和近代云南历史的著作。1991年出版的修订版在1983年初版的基础上，增加了第七章“古代云南地区与东南亚的关系”，叙述了古代各个时期云南与中南半岛地区在政治上的联系，以及在经济、文化方面交往的情况。朱昌利研究了南方丝绸之路与中、印、缅经济文化交流的关系。高鸿志著《英国与中国边疆危机》阐述了英国殖民势力向云南扩张后造成的边疆危机，并提出清代回族起义领袖杜文秀在对外关系中犯了严重错误。认为刘道衡使团前往伦敦，拟勾结英国灭亡清朝的乞援活动是受杜文秀派遣，对原因也进行了分析。45
在傣泰语民族关系史研究方面，应该提到朱德普的著作《泐史研究》，这是近年探讨傣泰语民族关系史的重要成果。《泐史》是以傣文撰写的西双版纳编年史，记事起自1180年叭真在今景洪建立景龙金殿国，对了解傣族和西双版纳与中南半岛毗连地区的关系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泐史研究》主要探讨了《泐史》的版本和翻译、叭真及其建立的景龙金殿国、勐泐与庸那迦以及车里与洞吾王朝的关系等问题。五代时期今越南北部出现了镇将建立的大瞿越国，北宋始承认大瞿越国的独立地位，标志着中原王朝统治该地“郡县时代”的结束。尤中《宋代在西南
边疆出现的“越人”国家》一文研究了宋代大瞿越国及随后黎朝、李朝建立和消亡的经过。该文重点阐述了以上几个政权与两宋的政治关系，是研究这一问题近年难得的力作。46
南诏对云南南部和相毗连的缅甸北部进行积极经营，在上述地区设置了不少城镇，并着力发展当地交通。一些论著对此作了研究。47
在《明史·土司传》中，有嘉靖十一年（1532）缅甸地方势力“蚕食诸蛮”，明朝车里（今西双版纳）宣慰使刀糯猛“以大车里应缅，而以小车里应中国”的说法。刀永明考证了这一段史实，认为元明两代车里并不分大小，车里在元明清时都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明史·土司传》关于车里土官“以大车里应缅”的说法有误。粟冠昌等研究了宋朝与交趾的关系，认为宋朝与交趾的关系可分为3个阶段：宋初至交趾黎朝灭亡，交趾李朝建立至宋熙宁年间，宋朝熙宁战争结束后至宋朝灭亡。文章进一步分析上述3个阶段中宋朝与交趾关系演变的具体情况。正统年间明朝发动的三征麓川，是震动一时的用兵事件。过去学术界多认为三征麓川对维护祖国边疆统一是必要的，但也留下了一些后患，与以后八关以南地区的分裂有直接关系。赵毅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明朝征伐麓川有3处错误：开始时用剿不用抚是决策上的错误；继而大举进兵不纳乞降是战术上的错误；其终又谕木邦、缅甸土司参与征剿，并允许裂土以酬是战略上的错误。48
近年探讨西南边疆跨境民族以及西南边疆与徼外地区关系的论著有所增多，表明上述领域已受到研究者较多的关注。10年来面世的研究成果，涉及到了跨境民族的内涵和定义、西南边疆跨境民族历史与现状的联系、跨境民族与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对外开放等问题，一些论著还以我国边疆地区的跨境民族整体作为研究对象，这些探讨都具有开创性的价值。在西南边疆与徼外地区关系方面较重要的成果，是一些研究者初步摆脱了讳言中国与邻国历史上存在过纷争的桎梏，开始认真研究这一方面的问题。同时也应看到，跨境民族是近现代才出现的概念。在封建社会相当一部分时期，中国边疆的疆界具有较大的弹性和一定的可变性，封建王朝施行羁縻政策的范围，在很大程度上涵盖了疆界内外较大的地域，对居住在以上地区的各民族，似乎可称为古代边疆民族。古代边疆民族与跨境民族虽有一定的联系，但毕竟不是同一个概念，对古代边疆民族，也应作全方位和深入研究。另外，近年还有研究者著文否定中国存在跨境民族，可见在跨境民族相关的基本问题上，作进一步磋商仍有必要。至于我国西南边疆与徼外地区的关系，近年在地区史和世界史等方面的论著中虽多有论及，但离全面和深入研究还有较大的差距。笔者期望有志者继续努力，在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诸国关系史，以及中国西南边疆与相邻地区交往史方面写出有份量的专文或专著，以弥补该领域研究的空缺。
注释：
1、林荣贵：《<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评价》，《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88年第1期。
2、尤中：《云南地方沿革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3、徐建新：《西南研究论》，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李寿等编著：《云南历史人文地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林超民：《明代云南边疆问题述论》，《中国边疆研究通报<云南专号>》，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5、杨永生：《“乘象国滇越”考》，《思想战线》1995年第1期；刀承华等：《乘象国地望补正》，《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
6、[泰]黎道纲：《八百媳妇请属元廷考》，《东南亚》1995年第1期；《八百媳妇国疆域考》，《东南亚》1995年第3期。朱德普：《勐卯勐神内涵及与勐卯古国史事互证》，《思想战线》1994年第6期。
7、张声震主编：《壮族通史》，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覃延欢等主编：《广西史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8、万竟君：《秦汉象郡问题的讨论》，《东南亚纵横》1995年第4期。张荣芳等：《南越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9、谭其骧：《关于隋南宁州总管府唐剑南道的南界》，《复旦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肖迎：《两汉对云南怒江流域的经略》，《云南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王文光：《云南民族地区郡县设置述略》，《思茅师专学报》1991年第12期；刘顺良：《昭通地区建置沿革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冯智：《明至清初云南的政教关系及其特点》，《中国藏学》1993年第4期；肖亮中：《明末以后中甸地区隶属沿革考》。《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张红：《中法战争后法国势力的渗透和云南的半殖民地化》，《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潘发生：《帝国主义在云南藏区的侵略活动》，《西藏研究》1997年第4期；范植清：《明代广西卫所的设置与迁徙》，《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白耀天：《宋朝在今广西西部设置羁縻州县洞考》。《广西民族研究》1998年第1—2期；黄汉英：《光绪年间的广西边务》。《东南亚纵横》1994年第3期；郑永明：《西南边务大事记》。《档案史料与研究》1992年第1期。
10、郑汕主编：《中国边防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11、李大龙：《两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吏》，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12、史继忠：《试论西南边疆的羁縻州》，《思想战线》1989年第5期。
13、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4、尤中：《隋唐五代宋王朝对西南各民族地区的经营》，《云南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明朝对西南各民族地区的设治和经营》，《思想战线》1992年第3期3《元朝对西南各民族地区的设治和经营》，《思想战线》1995年第2期；《清朝对西南民族地区的设置和经营》，《云南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
15、谢本书等：《云南民族政治制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6、潘先林：《龙云的民族思想及其统治时期的云南边政建设》，《中国边疆研究通报》，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7、王文成：《解放初期的云南边政与边疆民族区域自治的确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4期。
18、马曜主编：《云南民族工作40年》，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
19、《中国历代民族史丛书》，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
20、 吴永章主编：《中南民族关系史》，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21、杨兆钧主编：《云南回族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修订本。高光汉：《杜文秀大理政权的民族团结政策》，《思想战线》1991年第6期。
22、李世愉：《略论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龚荫：《土司制度的作用与流弊》，《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粟冠昌：《明代广西土官制度的改土归流问题》，《广西民族研究》1989年第3期。
23、苏建灵：《明清时期壮族历史研究》，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卫57页。李干芬：《略论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韦东超：《明代广西土司制度散论》，《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董守义：《清末改土归流决策论》，《史学集刊》1992年第1期。王缨：《鄂尔泰与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清史研究》1995年第2期。曹相：《清朝雍正年间滇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24、尤中：《红河彝族纳楼土司史略》，《思想战线》1989年第6期。肖迎：《怒江地区土司建置沿革考》；王璞：《明代云南的丽江木氏土司》．均载《中国民族史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5、董咸庆：《明代西南边境百夷土司的社会作用》，《思想战线》1989年增刊。晓根：《拉祜族地区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粟冠昌：《清代广西土官制度改流述议》，《广西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清代广西土官制度的衰落》，《广西民族研究》1991年第l——2期。
26、龚荫：《西南诸省土司设置及演变概说》，《民族研究》1993年第l期。华林：《明清西南土司的承袭制度和文书》，《贵州文史丛刊》1994年第4期。
27、王文成：《近代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改土归流述论》，《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土流并治在近代云南边疆的全面确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28、王文成：《滇西抗战与云南龙潞边区土司制度的延续》，《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2期。
29、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马汝珩等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4页。
30、翁俊雄：《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尤中：《云南民族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1、郝正治编著：《汉族移民入滇史话》。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苍铭：《云南民族迁徙文化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方铁等著：《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2、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续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古永继：《明代云南的谪流之人》，《思想战线》1992年第1期。陈斌：《试论明清时期瑶汉民族的融合》，《思想战线》1991年第1期。
33、刘美崧：《宋代汉族迁入岭南及其对南疆的开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2期。苏建灵：《明清时期汉族人口向壮族地区的迁移》，《广西民族研究》1991年第1—2期。范玉春：《明代广西的军事移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2期。
34、罗贤佑：《元代蒙古人南迁活动述略》，《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方慧：《大理总管段氏与元蒙政权关系剖析》，《广西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天历兵变中的大理总管段氏》，《民族研究》1990年第5期。
35、孟志东：《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杨毓骧：《云南契丹后裔考说》，《思想战线》1994年第2期。黄震云：《云南契丹后裔和契丹姓氏》，《思想战线》1995年第2期。
36、方铁：《从考古遗存看远古时代西南地区人们共同体的分布》，《思想战线》1989年增刊；《先秦时期濮、越的民族关系》，《中国西南文化研究（3）》，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王文光：《从“越裳”、“滇越”、“掸”看中南半岛掸泰民族的来源》，《思想战线》1991年第6期。方慧：《德宏地区历史上傣族和蒲人关系刍议》，《思想战线》1991年第5期；《历史上我国南亚语系民族与周边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1期。钱宗范等著：《广西各民族宗法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7、金春子等编著：《中国跨界民族》，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赵廷光主编：《云南跨境民族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
38、刘稚：《论跨境民族与云南的对外开放》，《民族研究》1992年第5期。赵廷光：《关于云南与周边国家跨境民族的综合研究》，《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方铁：《云南境内外跨境民族的分布、来源及其对云南边疆稳定的影响》；鲁刚：《云南边境民族地区外来流民的现状与思考》，均载《中国边疆研究通报（云南专号）》。
39、金春子等：《中国跨界民族》，第l页。方铁：《云南境内外跨境民族的分布、来源及其对云南边疆稳定的影响》。
40、董咸庆：《中国古代云南人移居泰国北部的背景分析》，《思想战线》1991年第1期。何平：《泰国北部的云南人》，《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
41、何平：《云南回族与滇缅贸易》，《思想战线》1992年第3期；申旭：《回族与西南丝绸之路》，《云南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
42、陈吕范：《泰族起源问题研究》，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版。黄惠焜：《从越人到泰人（上）》，《思想战线》1990年第6期；《从越人到泰人（下）》，《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贺圣达：《“南诏泰族王国说”的由来与破产》，《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许肇林：《泰国泰族探源》，《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3期。申旭：《澜沧国问题研究》，《东南亚》1989年第3期。
43、刘迪辉等主编：《东南亚简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申旭：《老挝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贺圣达：《缅甸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贺圣达主编：《当代缅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梁英明等著《近现代东南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王民同主编《东南亚史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44、贺圣达：《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近代云南与中南半岛地区经济交往研究三题》，《思想战线》1990年第1期；《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的影响》，《思想战线》1992年第5期。张笑梅：《关于明入越的历史原因》，《东南亚纵横》1991年第3期，《试析十三世纪元朝入侵越南的若干史实》，《东南亚纵横》1994年第1期。朱亚非：《从中缅之战看清政府对东南亚的外交政策》，《东岳论丛》1993年第1期。余定邦：《1782—1852年的中泰交往》，《中山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郭振铎等：《1788——1789年间清兵入越战争中的几个问题》，《东南亚纵横》1992年第4期。
45、申旭：《中国西南对外关系研究》，云南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吕昭义：《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马曜主编：《云南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修订版。朱昌利：《南方丝绸之路与中、印、缅经济文化交流》。《东南亚》1991年第3期。高鸿志：《英国与中国边疆危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46、朱德普：《泐史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尤中：《宋代在西南边疆出现的“越人”国家》，《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3、4期。
47、赵鸿昌：《唐代南诏城镇散论》，《云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陆韧：《南诏交通与城镇关系初探》，《思想战线》1995年第2期。
48、刀永明：《浅谈明史“大车里应缅”之误说》，《民族研究》1989年第6期。粟冠昌等：《宋王朝与交趾关系叙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2期。赵毅：《论“麓川之役”》，《史学集刊》1993年第3期。
（资料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