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处欧亚大陆中心，位于中国的西北部，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大、陆地边界线最长的省区。自古以来，众多民族聚居于这片广袤的土地，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这一地区以其中西交通的重要枢纽地位，吸引了大批中外学者、探险家、旅行家，留下了丰富的考察见闻。近代以降到新疆考察的中外人士有增无减，尽管他们的目的不同、方式各异，其所作所为或可称道，或被谴责，但其考察实录和考察成果，均无一例外地成为可供后人借鉴、研究、评述的历史遗产。 

“考察”者，按《辞海》解释为：“调查勘察、思考观察”[1]。有清一代中国人的新疆考察具有特定时代特点内涵，考察活动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由清政府组织的考察活动；另一类是个人游历性的行纪，这类行纪几乎贯穿有清一代始终。 

由于有清一代涉足新疆考察的中外人士众多，资料分散，加之本文篇幅有限，这里只能依据已见史载，对中国人的新疆考察作一概述。 

一、清政府组织的新疆考察活动 

清朝立国后，为统辖新疆曾与雄踞伊犁，势力所及几达整个西北和蒙古高原的准噶尔汗国争斗达百年之久。乾隆十年（1745年），准噶尔汗国首领噶尔丹策零死，汗国内部为争夺汗权内讧迭起，贵族们纷纷援引外力以增强自己实力。乾隆帝敏锐地看到统一新疆的时机已到，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两次挥师西进，消灭了宿敌准噶尔汗国，进而又平定了大小和卓叛乱，完成了一统西域大业，有了这样的前提，才使清政府在新疆地区组织地图测绘和国情普查成为需要与可能。进入近代以后，由于帝国主义侵略，边务纠纷日益繁剧，由清政府组织的边界勘查也进行多次。因此，地图测绘、国情普查和边界勘查，构成了由政府组织的新疆考察活动的主要内容。现依次分述。 

（一）地图测绘 

根据已见史载，清政府组织在新疆地区规模较大的测绘活动，康熙年间有一次；乾隆年间有两次；光绪年间还有一次，其规模虽不及上述三次，但颇具特色，且鲜为人知。 

1.康熙年间的地图测绘 

康熙四十七年至五十五年（1708-1716年），在玄烨主持下，清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经纬度测量，其范围包括内地各省、台湾、东北、蒙古、西藏，共测定经纬点631个。这次地图测绘规模之大，不仅在中国地图测绘史上是空前的，在当时世界上也是史无先例的。在这次规模巨大的实测基础上，于康熙五十七年（1717年）绘制成历史上有名的《皇舆全览图》。因当时在西域，清军与准噶尔汗加相持于哈密一线，所以这次全国地图测绘，哈密以西广大地域未能进行。但这次测绘是清政府有组织的在新疆进行地图测绘的开端，为乾隆年间的新疆测绘打下了基础。 

2.乾隆年间的地图测绘。 

乾隆二十年（1755年）后，随着清军在西域的推进，清政府即着手安排新一次地图测绘工作。自二十一年（1756年）至二十五年（1760年），共有组织地进行了两次测绘工作。 

第一次，乾隆二十一年二月下旬开始，至当年10月结束，为时约8个月。此次测绘任务据史载：“乾隆二十年六月，命测量新辟西域北极高度，东西偏度。谕曰：西师奏凯，大兵直抵伊犁，准噶尔诸部尽入版图。其星辰分野、日出入、昼夜、节气时刻，宜载入《时宪书》，颁赐正朔，其山川道里，应详细载入《皇舆全览图》，以昭中外一统之盛。”[2]可知这次测量具体任务有二：一是充实《时宪书》，即把新疆一些地方的二十四节气和太阳出入时刻列入历书之内；二是补绘《皇舆全览图》所缺的哈密以西地域。这支测量队主要成员是：领队何国宗，由原来礼部待郎、左都御史“加尚书衔”，职衔提高便于指挥测绘队全局，他曾参加过《律历渊源》修纂和《皇舆全览图》绘制，是清政府的测绘专家。成员有明安图，时职衔“兵部郎中留五官正任加一级记录四次”，是清政府指名参予此事的科技人员；那海，负责测绘队后勤工作；努三、富德、哈清阿负责安全保卫工作。参加测绘队的还有两名耶稣会教士：法国人蒋友仁（Benoist），葡萄牙人高慎思（J. D’ Espinha）。天山北路是测绘重点，天山南路仅测绘吐鲁番地区及开都河流域。测绘工作由巴里坤分南、北两路进行。北路由努三带队，沿天山北路至伊犁一带，主要测绘点有乌鲁木齐、库尔喀喇乌苏、伊犁、博罗塔拉、塔尔巴哈台、斋尔（今青河县东北）、哈布塔克（即哈布山）、瀚海等；南路由何国宗、哈清阿带队，越托东岭进入吐鲁番，西至哈喇沙尔、库尔勒，沿开都河上行，进入裕勒都斯草原。工作大概进行到十月间，两路在巴里坤会合。何国宗等向乾隆帝报告：“将两路地图，合绘呈览”。[3]两路所测绘的经纬点很多，分布在天山以北和东南的广大地区，范围有数千里之广，把每个地点的二十四节气时刻，以及太阳出入时刻都载入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十月编订的《时宪书》中，测绘队于同年冬返回北京。 

第二次，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五月，大小和卓叛乱已平定，乾隆帝命明安图率测绘回部舆图，测绘工作于次年三、四月间结束。这次测试工作由明安图主持，前一次测绘队主持人何国宗因受其弟何国栋贪污舞弊案牵连而罢官未能参与其事。测绘队成员有：二等待卫什长乌林太，乾清门行走蓝翎待卫德保。参予其事的还有耶稣会传士，时任钦天监右监傅作霖（F, Da Rocha）和高慎思[4]。测绘工作主要在天山南路开展，史载：“按天山南路，惟辟展属旧隶版籍。自哈喇沙尔以西，迄于叶尔羌、和阗、新疆内附诸境，命使测量，一如准部。诸回部咸有城郭可凭，各就治所起数，方隅道里，尤称准的云。”[5]这次测绘路线是，从哈喇沙尔以西开始，沿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测绘了当时属清政府管辖的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 

乾隆年间新疆的测绘工作，其实测的经纬点直接记录没有留下，但《西域图志》第六、卷七晷度一、二中所载安西北路、库尔喀喇乌苏路、塔尔巴哈台路、伊犁东西路、天山南路的经纬点共103个（如加上安西南路13，共有116个）[6]。其中著名的有哈密、镇西府（巴里坤）、迪化（乌鲁木齐）、昌吉、绥来（玛纳斯）、库尔喀喇乌苏（乌苏）、晶河（精河）、塔尔巴哈台（塔城）、雅尔（今哈萨克斯坦境内乌尔扎尔）、额敏、伊犁（伊宁）、塔拉斯（今哈萨克斯坦境内江布尔）、吐鲁番、哈喇沙尔（焉耆）、库陇勒（库尔勒）、库车、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喀什）、英噶萨尔（英吉沙）、叶尔羌（莎车）、额里齐（和田）、克尔雅（于田）等。 

乾隆年间二次测绘是18世纪地图测绘史上的创举，有了实测新疆的基础，乾隆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1760-1762年），清政府完成了《乾隆内府舆图》的绘制，是图最精彩的部分是吸收了康熙、乾隆年间实测的成果。邵懿辰在《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中指出：“此图南至琼海，北极俄罗斯北海，东至东海，西至地中海，西南至五印度南海，合为一图，纵横数丈，而刻分为十三排，合若干叶，每叶著明经纬度数，盖本康熙图，而（制）极其精，推极其广，从古地图未有能及此也。” 

3.光绪年间的地图测绘。 

光绪十二年至十三年（1886—1887年），在新疆首任巡抚刘锦棠和继任魏光焘的组织下，进行了一次由玉门、联关，穿罗布荒漠，沿塔克拉玛干沙漠至和阗的勘查考察。主持其事的是刘锦棠下属，清军副将郝玉刚、参将贺焕湘、都司刘清和。郝玉刚等在完成了探路任务后，皆有报告上呈新疆巡抚，并附有地图，但未见正式报告问世，唯有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五“汉玉门、阳关路”下，首予摘要揭载，陶保廉按语如下：“前任巡抚刘毅斋（刘锦棠）、护抚魏午应（魏光焘）先后遣郝副将永刚、贺参将焕湘、刘都司清和，裹粮探路，各有图记，惟不谙考古，措词亦艰涩，特汇集诸说，就作者本意疏明之如左。”显然陶保廉当是在其父陶模抚署中看到了报告原件，并汇入自己著作之中，成了留存至今有关此次实测活动的珍贵资料[7]。 

此次探路考察分北道、南道二路并进。北道出敦煌西门，渡党河西行，达吐鲁番，其间记述地名29个；南道出敦煌西南行，穿越罗布泊直达和阗，其间地名32个[8]。1914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第三次在罗布泊考察，才测绘了楼兰至古代玉门关的交通线。因此，实际上最早勘查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罗布泊地区，并写有调查报告和实测路线图的是中国军人，他们的实测活动至少比斯坦因要早30年。 

（二）普查性的调查活动 

由清政府组织的带普查性的全疆调查，主要有两次，前一次在乾隆中期，后一次在光绪末期。 

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政府在组织测绘工作同时，次年二月，乾隆帝即传谕刘统勋会同何国宗，将新疆山川地名，按其“疆域方隅，考古验今，汇为一集，咨询亲记，得自身所经历，自非沿袭故纸可比”[9]。又以西域地名，来自不同民族语言，原有意义，因不晓民族语言，仅译其音，不解其意，不免“粤问而燕答，鲁鱼亥豕之纷”[10]，常将一个地名，因写法不同竟分为几地；一个人名，因译音不一，竟立为两传。乾隆帝对于民族语文“因略而习焉”，故令收集人名、地名的各种语言的音和义，以便“谙其字形，悉以文义”，互为对照。刘统勋、何国宗组织大量人力在天山南北进行普查，将资料送回北京，由熟知西北史地的方略馆编纂褚廷璋加以编纂。经过7年之劳作，由大学士傅恒领衔纂成初编，后又经过二十余年修纂增补，由英廉等增定，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才得以完成，定名为《皇舆西域图志》，由武英殿刊刻，并编入《四库全书》。全书五十二卷。卷首四卷，多为乾隆帝夸耀武力之诗文，但诸如平定回部勒铭叶尔羌碑文、平定回部勒铬伊西库尔淖尔碑文、准噶尔全部纪略、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土尔扈特纪略等，均为可据文献，史料价值颇高。余分图考、列表、晷度、疆域、山、水、官制、兵防、屯政、钱法、学校、封爵、风俗、音乐、服物、土产、藩属、杂录、连同卷首天章共分二十门。图考中还附有疆域、山川等图31幅。这些图绘有山脉、水系、居民点、戈壁和道路，均是当时实测和普查的成果。这是第一部新疆通志。与此同时，又据刘统勋、何国宗收集的不同民族文字的人名和地名资料，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编成《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以通西域属国之文，分四大纲：曰地、曰山、曰水、曰人。首列国书为枢纽，次列汉字以释名义、次列三合切音以求声韵，次列蒙古、西番、托忒、回字，丝连珠贯、比类可求。仰见奋武揆文，并超轶三古”[11]，全书使一地、一名，六种文字全备，并用汉文注释语源、含义、地方沿革、人物世系等，实是一部新疆地名、人名大辞典。上述两书可视为乾隆中叶新疆测绘和普查的成果总汇。 

清末，清政府推行新政。光绪三十年（1907年）在京师成立编书局，通令各地州县编纂地方志和乡土志。为开展此项工作新疆地方政府进行了普查，此乃清代新疆第二次全疆性普查。乡土志编纂历时四载（1907—1910年）。据已见不同稿本，新疆乡土志稿总计有66种，除去重复者，实际有44种，其中哈密、昌吉、若羌、沙雅、和阗均有两种不同稿本，故实为39种。当时新疆省建置有6府、8直隶厅、2直隶州、2分防厅、1州、21县、2分县，合计42个地方政权机构。现存39种乡土志中实际上仅缺迪化府、疏附县、霍尔果斯分防厅三地，其余均有了详略不同的完成稿本，可视为此时普查的一个直接成果。由于新疆乡土志编纂的完成，使王树楠在宣统三年编成清代新疆第二部通志《新疆图志》成为可能。该书始纂于宣统元年（1909年），凡一百六十卷，是新疆建省后第一部完备之志书。分建置、国界、天章、藩部、职官、实业、赋税、食货、祀典、学校、民政、礼俗、军制、物候、交涉、山脉、土壤、水道、沟渠、道路、古迹、金石、艺文、奏议、名宦、武功、忠节、人物、兵事等二十九门。该书地图则以《新疆全省舆地图》为名，于宣统三年在汉口印行。《西域图志》和《新疆图志》是清代新疆方志编纂史上两个里程碑，正好象征清王朝统治新疆的开始与结束，也是清代新疆两次大普查、大考察的成果实录。 

（三）界务交涉和巡边活动中的考察 

近代以降，俄国势力进入新疆，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中国西北大片领土，并进一步强占伊犁、觊觎南疆，逼迫清政府签订中俄《改订条约》（又称《圣彼得堡条约》），中俄间界务交涉日益增多。一些参予其事的清政府官员，或在界务交涉中亲往实地踏勘、会商，或为加强边防到边地巡边，并留下了记录。在此拟择已见有专籍记载者略作介绍，以窥见清代新疆考察活动的又一个侧面。 

1.光绪八年至九年（1882—1883年）沙克都林札布的南疆勘界考察。 

沙克都林札布，满洲正白旗人。同治十一年（1872年）任巴里坤领队大臣，光绪七年（1881年）中俄签订《改订条约》，沙克都林札布被任命为分界大臣，公同俄国分界官员梅金斯基（咩登斯开）负责新疆南段，也就是纳林哈勒噶以南，阿克苏、喀什噶尔辖境中俄边界线的勘分和建立界牌、鄂博事务。从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二十一日起，到次年十月二十九日止，历时480余天。沙克都林札布在考察中为后人留下日记《南疆勘界日记图说》一册[12]，为我们了解这次勘界考察提供了一份珍贵资料。 

此次踏勘路程，据日记所载，大体上是：光绪八年，由绥定出发抵小贡古鲁，入山分界，至喀苏勒棍伯色停界，再赴喀什噶尔，计程4455里，光绪九年，由喀什噶尔启行，赴喀苏勒棍伯色接续分输送之处，过喀克善山，至库嘎尔特山口，由库嘎尔特勘分至依尔克什他木，经业干回喀什噶尔，再由喀什噶尔回阿克苏，越冰岭，返回绥定，计程9016里。总行程13471里。沙克都林札布在日记的自序中说：“每日行程办事，就其大略梗概，公余之暇，笔记数言，兼嘱绘图委员日绘一图，以相互证，久有可徵。或以道里之远近，或以路途之险夷，或以山川之要害，或以形势之南北即山之阴阳，或以中俄之界址，或以牌博之表志，或以地名之正讹，或以山川之气候，或以天时之阴晴，或以水草之有无，或以地土之硗沃，或以寒暑之递迁，斯皆寓诸耳目，慎诸询确，徵诸笔墨。”也就是说，凡所经历地区的山川形势、物候气象等自然地理特征，以及居民分布、生产兴衰、边界走向、界碑位置、关隘道路等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在日记中均有简要记述，前所未见的第一手资料，使人们对世人罕到的新疆边界地区的自然风貌和社会情况，得以了解。同时从中可知这次中俄勘界的详尽始末。从1840年以来百余年，中国与资本主义列强进行过几十次勘界交涉，签订过几十个分界条约和议定书。就中俄西段边界而论，从1864年以来，关于勘界交涉达10氽次，每次中国都是屈辱失地。但勘界实录留存于今的仅此一种，故弥足珍贵。对沙克都林札布在此次中俄勘界中的失误、辱国，可以另作专文分析总结。但他的踏勘实践，在新疆考察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 

2.光绪十七年至十九年（1891—1893年）海英、李源鈵踏勘帕米尔高原。 

鉴于俄英在帕米尔地区争夺加剧，光绪十七年（1891年）清政府采取了相应措施，一方面命令清军都司衔旗官张鸿畴率兵赶赴帕米尔的苏满地区，加强中国在帕米尔地区防备实力；另方面组织人员查勘新疆南部边境地区，指令“详细绘图，以资考证”[13]。 

这次踏勘可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1891年7月3日，止于次年3月25日，历时8个月，行程3000余里。主持人是喀什噶尔道属下的海英、候补主簿李源鈵。踏勘首先从帕米尔地区开始。1891年9月，海英、李源鈵率领测绘、向导、文书传递、工程开路等人员从疏附县出发，查勘了波罗里坦、塔什米里、科鲁特则、改子外卡、布伦库尔、苏巴什、塔哈尔满、色勒库尔、和家克巴依，翻越丕一克山口进入小帕米尔，于次年初到达阿尔楚尔帕米尔的苏满卡伦。在苏满，海英命令随行人员重新刻立1891年夏秋沙俄入侵该地区期间捣毁的乾隆纪功碑，并绘制了《海英查勘苏满碑卡图》，详细描绘了中国管辖的苏满卡伦和乾隆纪功碑周围地区的地形、地貌，成为当时中国在该地区享有主权的一件重要物证[14]。之后，海英率领踏勘人员经却克泰（却和太）山口返回布伦库尔，并沿原路于1892年3月25日返回疏附县城。此次踏勘共绘制了塔克墩巴什帕米尔、小帕米尔、大帕米尔、阿尔楚尔帕米尔萨雷兹帕米尔和郎库里帕米尔等六幅道里图。[15] 

第二阶段，踏勘分两路进行。一路由海英率领再次踏勘帕米尔地区。1892年4月，海英率队从疏附出发至布伦库尔，再经苏巴什登萨雷阔勒岭，顺岭自西北至乌孜别里山口，再自北行至伊尔克什坦，沿途详细勘测了1884年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所规定的中俄两国从伊尔克什坦至乌孜别里山口地段边界地形。之后，海英南返苏巴什，并由此顺萨雷阔勒岭向南行至明铁盖达坂，再向西越倭海及蕊达坂，（瓦呼罗特山口）进入瓦罕帕米尔，于1893年3月返回疏附。另一路由李源鈵率领踏勘喀喇昆仑山北坡和昆仑山西段。1892年4月，李源鈵率队由英吉沙尔出发，向南经八沙达坂踏勘了卡拉胡鲁木达坂（今喀喇昆仑山口），而反顺泽普勒善河（今叶尔羌河）向南再转向西行至八扎塔拉，因夏季泽普勒善河河水猛涨，无法继续西行，遂东返，经黑子黑将木干、麦盖提，溯哈拉哈什河（今喀拉喀什河）东行，到达昌器利满达坂（今空喀山口附近），顺原路返回麦盖提休整，再北上返回英吉沙尔县城。稍事休整，李源鈵又率队西行并转而南下，从色勒库尔（今塔什库尔干县城）入山，踏勘喀喇昆仑山北坡及其附近地区，先后踏勘了丕一克达坂、阿格吉勒达坂（即倭海及蕊达坂）、明铁盖达坂、红孜纳普达坂（今红其拉甫山口）、星峡达坂，向东抵上次大东面入山踏勘所行最远地点八扎塔拉。直到1893年7月，李源鈵一行才完成对整个喀喇昆仑山北坡和昆仑山西段的踏勘和测绘，返回英吉沙尔，历时一年余，行程万余里[16]。 

海英、李源鈵所踏勘地区，海拔极高、山形险恶、气候恶劣、人迹稀少，他们“跋涉穷荒，冲冒瘴疠”[17]，可谓是探察史上的伟业。海英、李源鈵在完成踏勘后，曾分别向清政府呈交踏勘中测绘的地图，仅收入《新疆图志》就有六幅。这六幅是：《海英校勘总署帕米乐图》、《海英查勘西南边界及帕米尔全境形势道里图》、《海英查勘中英两界图》、《（中英两界）线说图》、《海英查勘苏满碑卡图》、《李源鈵查勘莎车叶城各属东南边界图》。他们的部分踏勘报告、公函收入了徐崇立编《西城舆地三种汇刻》，该书还收入了海英等人绘制的三幅地图：《喀斯库穆等处形势图表》、《帕米尔形势界画道里图》、《新疆西藏西北边隅疆界图》。这些地图的精确与详尽，远超过《大清一统舆图》、《西域图志》、《新疆识略》等书中的有关地图[18]。 

3.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宜珍的伊犁沿边查勘。 

宜珍，满洲赫舍里氏，光绪三十四年受伊犁将军长庚指派，率测绘生刘宗关、小通事前锋景库泰，会同理藩部官员陈亮畴，另有随员4人，共一行8人对伊犁沿边卡伦界碑进行调查。是年七月十八日出发，八月二十五日返回惠远城，历时一月有余。考察路线是出惠远至宁远，南下在雅玛图渡伊犁河，循路南行经博罗台，折西至霍洛海台，游圣佑寺（在今昭苏县城），续向西至格登山，然后沿边北上，沿途对界碑的位置、商贸情况，宜珍等在《额鲁特行记》中均有记述[19]。 

二、有清一代的个人游历性考察 

个人游历性的考察，在有清一代的新疆考察中占有重要地位。从留存至今的众多考察记、行程记来看，这类考察始自康熙晚期，下迄光绪、宣统年间，考察地域遍及天山南北。从考察者身份看可分四种类型：随军入新或赴新执行某项政治使命之官员；上任或调任的边吏；遣戍之员；其他个人考察者。现依次分述。 

（一）随军入新或赴新执行某项政治使命之官员 

清朝前期，雄踞天山南北的准噶尔汗国与清政府长期对峙，为执行政治、军事使命，清廷大吏或各种官员入新颇多。他们中有些人留下了沿途见闻录和考察记，成为有清一代最早一批新疆考察报告。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准噶尔汗国策妄阿拉布坦兵扰哈密，清政府令吏部尚书富宁安总理军务，分三路进军新疆。时任陕西盩厔县知县张寅，作为此次军事行动的后勤支援于是年六月九日由陕西解送骡马，经甘肃入新，十月十四日至哈密，十月二十四日至吐鲁番，十月二十八日至巴里坤，十月二十九日抵富宁安指挥所。张寅的纪行题为《西征纪略》[20]，是清人较早的赴新疆考察的纪行之作。张寅所记始于六月二十九日，止于十一月初八。其中记述哈密的景观，以及十月十三日会见哈密王的情景，对我们了解18世纪哈密的风情实为不可多得的资料。他对富宁安大帐的描述，也是罕见的当事人见闻，作者对沿途沙海的描述也颇传神：“戈壁内，水草俱无，是夜卧沙土中，月殷风寒，放眼平谷，千里一碧”，瀚海的无垠与孤寂跃然于人们眼前。 

雍正十二年（1734年）和乾隆三年（1738年），为划定喀尔喀与准噶尔以阿尔泰山为界的游牧范围，清廷大吏阿克敦两次出使西域。此次使命的完成，使清政府与准噶尔汗国间自此之后维持了20余年的和平局面。阿克敦（1685—1756年），字仲和，章佳氏，满洲正蓝旗人。入仕后官运享通，武职曾任步军统领、八旗都统，文职作过国史馆副总裁。他曾三次入新执行公务。第一次是雍正九年（1731年），以内阁额外学士衔从抚远大将军马尔赛征讨准噶尔，协办军务；第二次是雍正十二年（1734年），任傅鼐的副使出使准噶尔“议罢兵息民”[21]，是年八月九日出京师、过陕西、经河西走廊，历四月余，于十二月初九到伊犁，次年（1735年）三月返回北京；第三次是乾隆三年（1738年）春，他以正使身份率使团赴准噶尔汗国议和，此次西行是取道乌里雅苏台，越阿尔泰山，于七月四日抵伊犁，十二月返回京师[22]。阿克敦新疆之行，其执行政治使命的情况在《德荫堂集》卷十二至十四中留下了纪录，而沿途见闻，随感而发的文论，则多在其诗集《奉使西域集》中[23]。他的诗作以写新疆山川之雄奇、大漠之浩瀚为多，还通过景物来抒发开拓边陲“丈夫思报国，策马出神京”[24]的雄心壮志。 

与阿克敦同一时期入新的还有二人：一是方观承，另一人没有留下姓名，他们都留下了自己的考察行记。 

方观承，字违穀，安徽桐城人。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六月，随定边大将军福彭入新讨伐准噶尔，进军路线是“自张家口至乌里雅苏台军营，凡四十七台，十六腰站”[25]，次年六月，自乌里雅苏台进驻科布多城。方观承行纪题为《从军杂记》，沿途风物多有记述。 

另一为佚名，其所著《哈密至准噶尔路线》[26]实是一篇难得的考察行纪之作。考其所记，作者当是雍正十二年傅鼐、阿克敦使团的随员，所记始于雍正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止于次年一月二十八日，计36天。全篇以记地名与里程为主，入新路程大致始哈密以东额尔特木尔台，经哈密、皮裨（今鄯善）、土尔番（吐鲁番）、衣拉里刻（今托克逊西）、准土斯（裕勒都斯，今天开河上游），后顺孔济斯河（今巩乃斯河）到准噶尔汗国噶尔丹策凌牙帐所在地伊犁（今伊宁附近）。这一行程的记述，可补阿克敦《奉使西域集》记之不详，同时也使人们可知，这条越天山，穿巴音布鲁克草原的通道是由哈密到伊犁的又一条东西走向的交通线。作者在行纪中还着力考察准噶尔的历史与现状，共中记述了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凌父子牙帐和准噶尔汗国政权结构，以及阿克敦会见噶尔丹策凌时情况，均为他书所未载，弥足珍贵。这位未留下姓名的考察者，为今人留下了一篇极可贵的历史和地理的考察实录。 

（二）上任或调任的边吏 

有清一代赴新疆上任，或在新疆境内调任的边吏人数众多，但留下行纪的并不多，就我所见，咸丰朝有2种，光绪朝有6种，宣统朝有1种，列表如次[27]： 

上述边吏的行纪为人们提供了当时新疆交通的情况。一是入新路线大都是走河西走廊，由星星峡进入新疆（如方希孟、袁大化等）；也有经乌里雅苏台进入新疆的（如李德贻、余培森等）。二是由北疆赴南疆，一般也是走乌鲁木齐、托克逊、哈喇沙尔（焉蓍）、库车、阿克苏、叶尔羌（叶城）（如倭仁、易炳熿等），景廉由伊犁到阿克苏走的是翻越天山的险道——冰岭。冰岭是天山西段的穆素尔达坂，是伊犁通住阿克苏的捷径，景廉的行程是由惠远城出发，经固尔札、索果尔台、库森绰罗塔坂、傅尔台、霍诺海台、特克斯台、沙图阿满台、阿东格尔台、亮噶尔台、噶克察哈尔台、特穆尔苏、穆素尔塔巴罕（穆素尔达坂，即冰岭），再经塔玛哈塔什台、胡素图托海台、土巴拉克台、蜴蛳塔坂、亮噶尔台、阿拉巴特台、扎木台而抵阿克苏[29]。 

他们的行纪中还记载了沿途所见民族、民俗、民情，也涉及历史与现状，对于研究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新疆社会，实是极有用的材料。如王廷襄在《叶析纪程》中所记库尔勒以西至库车一带生产发展情况，车尔楚“水发源北面山峡，土人称从前杨侯（指道光六年参加平定张格尔之乱的杨遇春——引者）西征，疏浚为河，居民利赖；自安夷（指阿古柏匪帮——引者）窃据南疆，缠族兵燹离散；兹河遂废。光绪已卯年（1897年）办理喀库善后局黄丙熿，商同管带精骑马队总管王玉林督率兵勇，兼雇民夫，自北面山峡觅水源，引自南流成通渠，长四十里，六月工竣，并立碑记其事。至今缠民夹渠左右，阡陌相连，数十户无忧乏绝。现值寒冬，而残柳夹岸，中尚有鸟鸭迎波上下，若春夏消融冰雪，水尤滔滔，则修筑此渠，于民田有益不少”。反映了这一带在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农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方希孟在《西征续录》中评议新疆政局：“新疆自刘襄勤、陶勤肃去位后，代者为潘中丞效苏，藩司为李滋森。奢豪贪肆，吏治因之日坏。候补守令竞以苞苴馈赂得官，某某等皆先贷赀于藩司之新饷所，指缺以偿。动辄千万，局员得上下其手，胶轕纠纷，以致库帑空亏，莫可究诘。南疆州县，皆以浮征粮石，鱼肉缠回为衣钵，积赀皆累巨万金，饱置囊橐而去，同官者皆羡为有才，相与效尤。不知官箴吏治为何事，天下各省之奔竞钻营，贪污卑鄙，明目张胆，殆未有过于新疆者。”可谓是切中时弊的警世之言。 

（三）遣戍之员 

清代“若文武职官犯徒以上，轻则军台效力，重者新疆当差，成案相沿，遂成定例”[30]。新疆地处边远，成为清政府发遣重罪官员的主要地区。这些被流放的官员，称之为遣员、戍员或废员。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政府统一新疆后，次年即开始往新疆各地发遣内地获罪官员，到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仅伊犁、乌鲁木齐两地的遣戍之员，除已陆续返回内地外，累计达270余名。[31]到嘉庆十二年（1807年）止，乌鲁木齐一地先后安置各类遣戍之员380余名。[32]遣戍之例与清朝相始终。 

遣戍之员，作为统治阶级的一个特殊阶层，大部分人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统治经验。他们中有的人在新疆途中借景抒情；有的人在新疆进行调查考察、著书立说。留存至今的遣戍之员的诗文、著作，均成为我们研究清代新疆考察史的重要史科。现将我所目，见的遣戍之员的纪行列表如次[33]： 

上述行纪的价值与上任、调任边吏的行纪相同，不外一是对天山南北交通的记述，二是对沿途民情的记述，可补其他史载之不足。只是由于身份有异，前者比后者观察更显细致，他们中如洪亮吉、祁韵士等人通过实地考察，潜心著书立说，其成绩已为世人所称道。这里仅以徐松、林则徐的新疆考察略作简述。 

徐松（1781——1848年），字星伯，直隶大兴（今北京市）人。嘉庆十五年（1810年）督学湖南，十七年因“海慢圣贤”，“试题割裂经文”等罪名，被发遣伊犁，效力达十年之久。十八年至惠远城，据沿途所见，撰成《新疆赋》。嘉庆二十年（1815年），受伊犁将军松筠邀请修订《伊犁总统事略》，使徐松有条件致力于新疆实地考察。他跋山涉水、深入沙碛，远至巴尔喀什湖地区，考察天山南北的山岭水道，行程一万三千余里，写成了《西域水道记》，并附有详图，开创了按照新疆河流归宿进行系统分类研究新疆史地的先例，也是徐松通过考察写成的令世人重视的名篇。邓廷桢在该书序中指出：“《西域水道记》有五善：一为补缺；二为实用；三为利涉；四为文采，五为辨物。”五善兼备，实为不可多得的好书。 

林则徐在遣戍新疆期间曾受道光帝之命，在布彦泰的支持下进行南疆勘垦，时在道光二十四年乙巳（1845年）冬。此次勘查屯垦情况共八站，依次为库车、乌什、阿克苏、和阗、叶尔羌、喀什噶尔、库尔勒、哈喇沙尔。林则徐于次年六月二十二日抵哈密，又接令勘查托克逊军台以西的伊拉里克新垦地和哈密以东塔勒纳沁屯垦点。此次勘查几近一年，行程近一万七千里，遍及天山南路各主要垦区，勘田总数达689718亩[34]。林则徐南疆勘垦主要任务除了丈量耕地外，更重要的是为清政府制定南疆垦荒政策提供决策依据。林则徐此次考察的积极成果是通过实地考察调研，促使清政府制定了有利于发展新疆农业经济的政策措施。 

（四）其他个人考察者 

不同于上述三种类型的，当时赴新人员中还有一类是随行入新者，其中留下有行纪者据我目见有同光年间的施补华、吴恢杰、陶保廉。 

施补华，浙江乌程人，字均甫。同治九年（1870年）举人，曾为左宗棠幕僚5年，后被劾，出嘉峪关至阿克苏，为帮办军务张曜留佐戎幕。施补华赴阿克苏路程是由星星峡入新后，循天山西南行，以奇台、焉耆、尉犁、库车，达阿克苏。在佐张曜戎幕时，曾奉派踏勘中俄喀什噶尔界段，踏勘由喀什噶尔城出发，西北行经克齐克卡、明约路卡，越铁力克达坂，至七木伦，行程千数百里，沿途安抚各族人众，此行虽未留下考察纪，但却有诗14首，对沿途见闻，多有描述[35]。因所踏勘之地为一般人士未及，故可补前人记述之不足。 

吴恢杰也是应帮办军务张曜之邀，赴新疆参与其幕，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自苏州启程，穿河西走廊，光绪元年（1875年）二月二十三日抵哈密，驻留哈密近一年而返。写有《西征日记》和《东归日记》[36]，沿途见闻均有记述。 

以显宦之子弟，随同其父入新赴任，并留有著述，陶保廉为仅有一例。陶保廉为新疆巡抚陶模之子，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随其父入新就职，随身携带必备书籍9箱之多，沿途悉心考证地理，写成《辛卯待行记》六卷。其卷五“自甘州西北经肃州安西至哈密，其一千八百八十二里，”卷六“自哈密西北经吐鲁番至新疆省城，一千四百一十八里”，记述极详，考释尤精。陶保廉在书中还收录了他所收集到的考察报告，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光绪年间罗布泊考察即是一例。王树楠在该书序中指出：“行历秦晋赵魏齐燕六国之地，西踰长城，渡瀚海，入月氏、鲜卑、车师、蒲类诸国以达新疆，都行一万一千余里，凡山川关隘之夷险，道路之分歧，户口之多寡，人心风俗物产之异同，罔不勤诹广稽，取其事有关经史及体国经野之大者，著于篇。”当代著名西北史地学家冯家升教授也称该书为“西北地理权威之作”。 

三、简短的小结 

综观有清一代的新疆考察，虽然缺乏整体的计划性，与现代意义的科学考察也有相当距离。但在当时封建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不管是官方组织的考察，还是个人自发的游历性考察，其总体成果，诸如《新疆舆地图》、《西域图志》、《西域同文志》、《新疆图志》，以及考察报告和众多或详或略的行纪，都是今天应该批判继承的宝贵学术遗产。以愚之见，至少在如下六个方面为今天的深入研究积累了资料，提供了继续思考的依据。 

一是，考察者既是实践者又是亲历者，他们是所记述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或同时代人，因此所记述都是第一手史料，值得今天研究者重视，尤其是行纪中对所经历之地的现场描述，实是地方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资料。 

二是，考察者对新疆时政的评议，特别是同治、光绪年后对新疆时政弊病的评说和治新之策的议论，从一个侧面可使人们了解清政府治新政策成功与失误的演变历程，从中还可体味到国力的兴盛和边疆稳定与发展的密切关系。 

三是，社会经济，特别是林则徐南疆勘垦调查，对于发展新疆农业起了促进作用，于今仍不失其借鉴价值。 

四是，民族民情是考察者记述的重点之一，这对多民族聚居的新疆是一项不可缺少的国情知识的积累。 

五是，地图的测绘和沿边的巡查，对后人的工作具有不容低估的意义。 

六是，众多考察者足迹遍及天山南北，昆仑山麓、帕米尔高原，他们的行纪反映了新疆交通发展的历史进程。 

从新疆考察史角度来研究有清一代的新疆考察，在当前还处于始步阶段，本文只是依据已目见的资料略作分类，进行初步勾划，既不深入，也难全面。但通过此次写作实践，从深入研究新疆考察史，乃至中国边疆连续考察史言，可做的工作很多，其主要者至少有： 

一是，系统收集资料。应下大气力从众多正史中去勾稽，从浩瀚的私家文集中去发掘。黄盛璋教授从《辛卯待行纪》中发掘出鲜为人知的光绪年间的罗布泊地区考察报告（尽管不是完整的报告）即是成功的一例；吴丰培教授穷半世纪功力收集数十种行纪的钞本，编成《甘新游踪汇编》，为今天研究提供了扎实的资料基础，更应称道。外国探险家、旅行家、冒险家、殖民者对新疆的考察，同样留下了大量报告、专著，也应有计划整理、有选择翻译，以应研究之急需。 

二是，对中外人士的新疆考察，应按时、按人进行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在研究的初始阶段尤在重视按时、按人、按类的微观研究，只有微观研究深入了，宏观研究的开展才有可靠的基础。 

三是，着力于比较研究，特别是中外考察者考察活动的比较研究。进行不同时期、不同国家考察的背景、目的、手段、方法及成果的综合研究十分必要。我们还应把有清一代新疆考察作为一个发展阶段，放到新疆考察史的历史发展长河中进行研究，从中寻求规律、总结经验，以推动今日新疆考察的开拓与深化。 

（資料來源：《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