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叶,新疆各地爆发了许多次农民反封建斗争。其中一八六四年的农民起义,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都是新疆地区近代历史上所罕见的。对于这次武装斗争,目前有“反清起事”、“反清斗争”、“反清起义”等各种不同的提法。看来,弄清这一时期新疆地区阶级斗争的特点,阐明这一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和经过,分析它的成败功过及其性质、作用和意义,还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打算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借以引起深入的讨论。
一
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由封建主义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内阶级矛盾日渐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彼伏此起,连续不断。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以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为发端,农民起义席卷全国,形成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革命高潮,僻处西陲的新疆也不例外。
新疆农民,特别是构成新疆农业区主体的维吾尔族农民,迫切要求打碎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农奴制度,这是促成十九世纪中叶新疆各地农民暴动的根本原因。清政府为了转嫁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战争赔款,为了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加紧了对国内人民的压榨。新疆各族人民的负担比以往更加沉重了。清政府对陕西、甘肃回民起义的疯狂镇压引起新疆回民的惊恐与愤怒。反对清政府越来越残酷的剥削压迫和武装镇压,是引起一八六四年新疆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
农奴制度在新疆已经延续了很长时间。维吾尔城乡实行的伯克制度,就是与摇役制经济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十八世纪中叶,清政府曾对新疆的农奴制度进行改革,主要是实行政教分离、废除伯克世袭、限制各级伯克对耕地和“燕齐”农奴(燕齐,维吾尔语,“依附者”之意。又作“烟齐”,或“颜齐”,燕齐农奴指为维吾尔等族封建伯克种地、服役之农奴。)的占有量,对于促使生产的发展起过一定的作用。一百年来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冲破农奴制的牢笼。然而王公伯克却任意扩大耕地和“燕齐”农奴的占有量。他们一有官府作护符,二有执掌民政的实权,肆无忌惮地压榨着属下的农奴和依附农。
劳役和摊派是压在农奴和依附农身上的沉重负担。无论是官府还是王公伯克,一切需用完全直接从属下掠取。开渠垦荒、种地筑屋、修桥辅路以及种种杂役,所需劳力一概都由属下分担;官员过往、王公伯克年班进京,所需牛羊油面、柴草薪炭以及运送物件所需之畜力,一律都向属下勒索。此外,宗教头目对农民的剥削也是十分苛重的。
新疆岁需饷银二、三百万两,全由内地省分协济。鸦片战争以后偿付巨额赔款使清政府财政日渐破产,各省拨到新疆的协饷时续时断,一八六二年终于完全断绝。所需饷精通过种种手法向劳动人民夺取。竭泽而渔的压榨使农民纷纷逃亡。城镇充斥着“贫民”、“饥民”,出现了铤而走险的“饥匪”,社会动荡不安。“口外各商俱形萧肃”,(《清文宗实录》第211卷,第17页。)城乡经济呈现破产景象。同时,各地营兵纠众乞饷,围官索饷的事端纷见迭出。一些大臣在内地迁延逗留,借故拒不上任、返任。清政府在新疆的统治面临着深刻的危机。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新疆各地人民掀起了日益频繁的抗差、抗徭、抗粮的斗争。
一八四五年,喀什噶尔索胡鲁克庄铁匠阿瓦斯及胡完等人组织维吾尔、柯尔克孜族人民举行暴动。
一八五四年,喀什噶尔罕爱里克庄沙木蒙等率众暴动。
同年,奇台县令向当地回、汉农民每户加征官粮四斗,“致激民变”。(乐斌等:《行乌文稿》,抄本第33页。)
一八五七年,和田暴动,袭坡斯坎等处军台。
同年,喀什噶尔阿图什庄人民因铜厂交课苦累,聚众抗差,“求免差摇”。(《平定陕西甘肃新疆回匪方略》第10卷,第17页。)
同年,库车办事大臣准许当地伯克将历年积欠商民之巨额银钱由各庄民众摊还,遭到各庄农民的反抗,并进而提出革退伯克、革退阿訇、裁撤“燕齐”户、只当五样官差、退还私占官地等要求,斗争矛头直指农奴制度,反映了农民要求人身自由、要求土地、限制徭役的愿望。遭到镇压后,迈买铁里等“率众抗拒,开放枪箭”,(庆英:《遵旨审明库车回子聚众滋事各情折》,载《庆固奏稿》抄本第2卷,第21页。)发动武装起义。
一八五八年,喀什噶尔新垦地农户抗粮,“聚众滋事”。(《清文宗实录》第265卷,第27页。)
一八六○年,叶尔羌(莎车)托果斯铅庄人民奋起“抗违粮赋”。(《清穆宗实录》第10卷,第9页。)
同年,叶尔羌阿奇木伯克等“摊派回众银两”,遭到阿布都萨依提等聚众反抗,“几至酿成重案”。(《清穆宗实录》第29卷,第25页。)
一八六二年,和田金矿矿夫暴动。
同年,库车木罕买提起事。
同年,拜城艾沙衮拜孜等要求减轻赋役,持械闹事。
一八六三年,伊犁惠远(霍城南)回民杨三星、飞刀马二率众起义,联合驻防绿营内的回族士兵“抢劫库存军械,杀毙兵丁”。(《清穆宗实录》第68卷,第31页。)
以上就是从一八四○年到一八六四年农民起义爆发前新疆各地农民反封建斗争的初步统计。从中可以看出:一、斗争的锋芒主要是指向封建徭役制度;二、斗争是自发的,但遍及农村各地区、各民族;三、斗争几乎都集中在一八六四年起 义爆发前十年,而且有越来越频繁的趋势,预示着一场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已经迫在眉睫了。
二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有着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斗争任务。在那民不聊生的岁月里,太平天国革命斗争的消息曾经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巨大的鼓舞。一八五九年,太平天国的告示赫然出现在塔城的城墙上。一八六二年,陕西回民起义后,就有人“潜赴伊犁煽惑”。(《清穆宗实录》第68卷,第32页。)甘肃河州(临夏)阿匐妥得□出关至乌鲁木齐,玉门回民杨春也赴库车活动。新疆回民多来自陕西、甘肃,陕、甘回民来新疆联络起义,一致反抗清朝反动统治,是很自然的事。太平天国革命和陕、甘回民起义促进了新疆农民起义高潮的到来。
一八六四年新疆农民起义的烽火首先是在库车点燃的。在渭干河近旁,有一批无力交纳粮赋而被迫服劳役的农民在开渠垦荒。饥寒交迫,冻饿而死的人很多。托乎提尼牙孜哈里等人率众暴动,一个夜晚就杀死两名官吏和十五名伯克,随后又向库车城进发。(一九七五年库车调查,未刊。)城外各族居民在回民杨春、马三保、马隆等人领导下焚毁军台及城厢商铺。库车办事大臣萨灵阿急向喀喇沙尔(焉耆)大臣求救,说“骤有‘汉匪’‘逆回’聚众滋事”,要求一同发兵镇压。(《平定陕西甘肃新疆回匪方略》第68卷,第2页。)六月,六日,起义人民攻入城内,萨灵阿等清朝官吏、阿奇木伯克库尔班等八名伯克被杀。起义群众迎库车郡王、已革阿奇木伯克爱玛特(维文史书称阿合买提王伯克)为首领,爱玛特不从,被杀。库车起义写下了一八六四年新疆农民起义的光辉一页。
在库车起义的影响下,六月中旬,库车以东、以西各地农民奋起战斗,攻占各城,并组成东征、西征两支军队出击,从库尔勒到阿克苏一大片地方,清朝统治势力被迅速扫除。
七月上半月,奇台(奇台县的老奇台)汉民结团抗粮抗赋,县令恒颐挑拨回汉械斗半月之久。回民失败后联络附近回民进攻古城(奇台县城)。七月下半月,乌鲁木齐、昌吉、玛纳斯、库尔喀喇乌苏(乌苏)等地回民起义。绿营署理中军提标参将索焕章,在妥得□的协助下,诱杀绿营提督业布冲额。两股回民武装东西夹击,清朝官兵全部被歼。
九月底至十月,哈密、巴里坤维吾尔和回族人民起义,遭哈密王和清军的镇压而失败。
十月,伊犁维吾尔和回族人民在署理阿奇木伯克阿布都鲁苏勒策划和领导下攻占宁远城(伊宁市)。十一月九日,惠远旗丁根老八率众“千余与之合”,与维、回族群众“联为一气”。(《新疆图志》第116卷,第3页;魏光焘:《戡定新疆记》第1卷,第3页。)一八六五年二月惠宁(巴彦岱)被攻占。次年三月惠远城被攻占,新任伊犁将军明绪自尽,已革将军常清被俘。
一八六五年春节,塔城回、哈萨克族人民在苏玉得的率领下攻入城内。第二年四月再一次攻入城内,两月后南下库尔喀喇乌苏,从此不见于记载。
一八六八年五月,流落于布伦托海(福海)等额尔齐斯河流域的北疆汉、满族人民,在奇台人张□〔hong音轰〕等领导下奋起反抗新任布伦托海办事大臣,坚持斗争一年有余。
南疆西南部的情况比较复杂。当库车西征军攻占阿克苏、乌什之后,一八六四年七月下旬,英吉沙尔绿营中营守备兰春发、喀什噶尔中营把总王得春等,联合当地回民共同起事。喀什噶尔白山派宗教头目托合提马木提占喀什噶尔回城(喀什市)称王。塔什米里克(疏附县南)阿奇木伯克、柯尔克孜族头目思的克联合附近回民攻取该城。拜城阿奇木伯克海孜那奇,于库车起义后即潜回和田原籍,联络刚从麦加朝觐回国的宗教法官哈比布拉起兵,占据和田。叶尔羌维、回人民起兵进攻叶尔羌汉城,叶尔羌回城阿奇木伯克尼牙斯举兵自树一帜。库车军队乘胜南下,插手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的纷争。思的克攻取喀什噶尔回城后无力控制局势,派遣排素巴特(伽师)屯田回民金相印、马秃子阿匐等赴浩罕,要求将大和卓波罗尼都之后裔遣归新疆。和田哈比布拉亦派人赴外国乞援。(吉玉素甫:《史集》,维文抄本,汉文节译稿,未刊;佚名:《巴达吾来特(阿古柏)传》,维文抄本,汉译稿,未刊。)
总之,到一八六四年底,南疆全部及北疆之乌鲁木齐、伊犁一带,除惠远城、惠宁城喀什噶尔汉城、英吉沙汉城等尚有清军困守之外,清朝统治势力已被打垮了。在上述地区出现了几个以当地宗教头目和封建主为首的地方割据政权。他们之间相互争战,最后大体上形成:一、库车热西丁“汗和卓”(汉文史书讹称“黄和卓”并误认为人名)政权,控制天山南麓自乌什至喀喇沙尔大片地区;二、乌鲁木齐妥得□“清真王”(维文史书称“哈里发”)政权,占据自玛纳斯到吐鲁番一带;三、统治和田的是哈比布拉的“帕夏”政权;四、割据伊犁的自称“苏丹”。最后一个“苏丹”是某千户长的儿子艾拉汗(俄文史书称“奥不尔·奥格拉”),他统治的时间最长。清朝统治势力被迫退缩到东疆的哈密、巴里坤、北疆北部的额尔齐斯河至塔城一线,往后几年又复扩展到库尔喀喇乌苏、精河及木垒、奇台、吉木萨等地。
新疆的分裂局面引起外国侵略者的注意。一八六五年一月,浩罕军官阿古柏挟持大和卓波罗尼都的曾孙布素鲁克侵入我国新疆南部;一八七一年沙俄出兵侵占我国伊犁,均遭到起义农民的英勇抵抗。
“伊犁、塔城等处领事官署、商圈(贸易圈)房屋悉被焚烧,货物多为抢掳,边界交易一无所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49卷,第28页。)新疆各族人民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着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
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的实践也应该是评价历史事件、判断历史是非的唯一标准。那么,一八六四年新疆农民起义给新疆带来什么变化,在新疆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起了什么作用呢?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推翻了军府制统治。新疆推行军府制度是在清政府统一新疆之后的一七六二年。最高统治者是伊犁将军,下辖乌鲁木齐都统及各城参赞大臣、办事大臣。在巴里坤与乌鲁木齐地区聚居的主要是回、汉族人民,清政府在那里实行郡县制,建镇西府与迪化州,上设镇迪道,隶于甘肃省,由乌鲁木齐都统兼辖。伊犁将军及各地驻札大臣,除了兼理王公的袭封和伯克的任免外,只管军政不理民事。民政事务都由少数民族中的王公伯克治理。王公伯克在地方上自成体系,形成一个个独立王国,对属下人民实行残酷的农奴制统治。他们不顾清政府的明文规定,私自扩大耕地和“燕齐”农奴的占有量,大批自耕农重新沦为农奴。对于王公伯克的种种不法行为,伊犁将军和各地在臣佯作不知或有意纵容。军府制已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农奴制的政治支柱。
一八五七年库车起义人民提出的革退伯克、裁撤“燕齐”的要求,正反映了广大人民反对农奴制的强烈愿望。但是他们采取的是向伊犁将军递禀告状的方式,说明对清政府还抱有幻想。生活的现实打破了这种幻想。在太平天国革命和陕甘回民起义等全国农民战争的影响下,新疆农民迅速行动起来,向着反动的清政府发起了猛烈的冲击。伊犁将军、各地驻札大臣及清朝官兵,甚至站在清朝官府一边而不能随机应变的王公伯克,都成了一八六四年农民起义打击的目标。连那些钻进起义队伍的回族军官,也在后来的内部权力斗争中遭到失败,或在日后的斗争中消声匿迹。无怪乎后来进入新疆的湘军总统刘锦棠哀叹:“旧制……荡然无存,万难再图规复”。(《刘襄勤公奏稿》第3卷,第44页。)这就说明以军事民政分离为特征的、多元化的军府制度,已经不适合新疆社会的发展要求而被推翻了。
二、埋葬了伯克制度。伯克制度主要通行于维吾尔地区。各城镇设阿奇木伯克一员,下设伊沙噶伯克一员作为副手,并置伯克多名分掌钱粮、商贾、诉讼、水利等事项。清政府将各级伯克定为三品至七品不等,允许他们按各自品级之不同占有二至八十户“燕齐”农奴,占有十至一百五十“巴特满”的养廉田。这是嘉庆年间的限额,比乾隆时已有缩减。事实上这种规定是限制不住伯克们手脚的。伯克就是农奴主当权派。
一八六四年库车起义时,伯克同清朝官吏同样是打击的对象,其他各地起义过程中也有许多伯克遭到镇压。有的钻进起义队伍,但在后来争夺权位的过程中先后被杀。这是统治阶级内部狗咬狗的斗争,但是这是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基础上发生的。局势动荡,各地有势力的、地位较高的伯克,不是死亡就是衰落,从此一蹶不振。
当清军收复新疆后,环顾全境只见哈密亲王“所部回众尚多,差堪自立”,其他各地王公伯克都已经“家产荡尽”不能自立了。(《刘襄勤公奏稿》第15卷,第11页。)库车郡王爱玛特、吐鲁番郡王阿克拉依都受到起义农民的镇压,清军到来后,特准他们的儿子“承袭世爵”,但是,“无阿奇木伯克可兼,而廉俸无几,卯粮寅支,负债既深,拮据万状”。(《刘襄勤公奏稿》,第15卷,第11页。)清政府通知吐鲁番新袭郡王玛木特年班晋京,他连路费都筹措不起,不得不恳求展缓。因为“吐鲁番等五王,均流离混迹为民”,(裴景福:《河海昆仑录》第4卷,第25页。)既无跟班、随从、力役供他呼唤驱使,又无法再按老例向属下农奴摊派金银、牲财、食物,万里赴京谈何容易!
可见,除哈密王未曾受到农民起义的巨大打击外,其他王公伯克的根基已被冲垮,伯克制度已经名存实亡。新疆建省后,清政府正式废除伯克制度,只不过是确认既成事实罢了。
三、促进了徭役制向租佃制的发展。人身依附关系是维系徭役制的纽带。这次农民起义埋葬了伯克制,也就从政治上斩断了农奴、依附农对王公伯克的人身依附关系,从而促进了徭役制向租田制的发展。这是一次影响深远的维吾尔农奴解放斗争。在这一斗争中,伯克们的养廉田都被昔日的“燕齐”农奴自行占用,被持强霸占的官地也都回到了农民的手里。伊犁“苏丹”艾拉汗准许农奴以出人当兵作为交换条件占用耕地。伊犁驻防之锡伯等营各旗兵丁也起来占地。总之,占地现象遍及各地农村。迨清军收复新疆,发现各处耕地早已“听兵民自占,旧时经界无可遵循”,(《刘襄勤公奏稿》第10卷,第59页。)原有的土地制度已经被破坏了。
随着原先的土地制度被破坏,新疆农村自耕农的数量有了很大的增长,另外还出现了地主和佃户。农村的阶级构成有了变化。这可以从清政府征收的田赋上反映出来。以往新疆实行的是“按丁索赋”的制度,每年额定征收米粟十四万三千余石。(《新疆图志》第1卷,第2页。)收复新疆后,旧章无可依循,一八七八年决定采取临时办法,规定“按民间收粮实数十一分而取其一”。(《左文襄公全集·奏稿》第56卷,第21页。)这一年征粮多少没有记载。一八七九年仍按此规定执行,共征粮二十六万一千七百余石。(《左文襄公全集·奏稿》第56卷,第22页。)一八八○年清丈地亩的工作尚未结束,继续按上述规定征粮,共征三十四万七千二百余石。(《刘襄勤公奏稿》第3卷,第21页。)这时伊犁尚未收复,这个最富庶地区的农业税还无法征收;由于内外反动统治者的大肆屠杀,劳动力锐减,虽经招集流亡,耕地面积也没有恢复到以往的水平;税率也比以往低得多。在这样的情况下,清政府在新疆所征粮食,竟比以往额征数分别增长百分之八十三和百分之一百四十三。田赋的成倍增长说明向政府缴纳田赋的人大大增多了。过去伯克的养廉田都由“燕齐”农奴耕种,收成全部归伯克所有。如今,农奴占地后成了自耕农,伯克失去了养廉田和农奴,成了地主,自耕农又有一部分分化为地主和佃户。他们都是国家的编户,都需要向地主阶级国家交纳田赋粮。
影响所及,连兵屯制度也有所变通。兵屯是新疆屯田制度中的一种。兵丁在屯田期间与维族农奴的待遇无甚差别。他们没有生产积极性,“虽任□锄之役,不期收获之丰”,“事属大众,只图塞责”。政府“耗资颇多”而所获无几,“通算迄无利益”。为了改变这种现象,在兵屯中仿行民屯之制,将各旗营勇中的老弱者,“就各兵驻防之所,如有荒地可拨,为之酌数分给,即同己业”。(《刘襄勤公奏稿》第7卷,第16—17页。)分给土地,收取租赋,田赋制度也推行到兵屯中去。
徭役制经济在新疆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但是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因为哈密王依旧维持着对属下农奴的徭役制剥削。有些地方还存在着农奴制庄园。租佃制已经出现,但带有深深的徭役制烙印,这就是无债劳役与对分制相结合的一种租佃剥削形式。这种剥削形式是落后的、残酷的,但是与哈密的徭役制剥削相比,在一定的时期内与当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因此对新疆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还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四、坚持了反侵略斗争。起义农民在反抗封建统治的同时还英勇抵抗了外国侵略者。沙俄通过《伊塔通商章程》所取得的特权,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被中止了。布伦托海起义人民还袭击了侵入斋桑湖岸非法建立哨所的两连俄国兵,给了侵略者以应得的惩罚。阿古柏对南疆和乌鲁木齐等处的侵略,沙俄对伊犁地区的侵略,同样遭到当地人民的英勇抗击。正是由于各族人民长期坚持斗争,清军收复新疆之战才得迅速获得胜利,并通过谈判收复了伊犁。
五、扫清了新疆建省的障碍。反侵略斗争取得胜利之后,在新疆建立了行省制度。早在一八二○年,进步学者龚自珍在他的《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中就提出了新疆建省的呼吁,但是未能实现。数十年来未能建省的原因之一是新疆存在着伯克制度。作为新疆主体民族的维吾尔族人民都归王公伯克们统治着,政府管不了民政。农民起义埋葬了伯克制,收复新疆后,各地新建的善后局治理了民政事务。清政府提出的新疆除旧有各州县外其他各城“倘置郡县有无可治之民”(《清德宗实录》第78卷,第17页。)的问题,事实上已经解决。这样,建省、立郡县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了。这对于加强多民族国家的中央集权政治,对于防止帝国主义利用内部分裂主义势力策动分裂叛乱,以及对于新疆地区经济的开发,都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四
一个世纪以前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边疆地区的农民起义,不可能不带有时代与阶级的局限,也不可能不带有民族和宗教的偏见,最后导致可悲的结局。
首先是领导权问题。列宁曾经指出:“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载《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210页。)一八六四年新疆农民起义最后被引向歧途遭到失败,根源正在于此。
这一次起义规模很大,但在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集团,没有形成一个指挥中心。起义者分属几个互不统属的集团,领导权都掌握在当地伊斯兰宗教显贵与头目手中。他们是信徒们精神生活的主宰。当王公伯克成为农民起义的打击目标后,宗教领袖就成了唯一可以号召群众同清政府官员相抗衡的地方势力。他们利用农民生活每况愈下的景遇,利用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号召群众起来反清。个别地方,如库车,则是农民起义爆发以后要寻找一个领导人。起初,人们要郡王爱玛特出来领导,爱玛特不从被杀,又转向热西丁和卓。热西丁上台后把人们所遇到的一切不幸都说成是“异教徒”统治所造成的,号召群众进行“圣战”。(毛拉木沙:《伊米德史》,维文抄本,1960年汉译油印稿,上册,第87页。)农民群众的反封建农奴制斗争,受到了狭隘宗教偏见的严重干扰,越来越带有浓厚的民族与宗教的色彩。
最明显的表现是,在漫长的斗争过程中,没有提出过明确的政治纲领,一切都被反异教徒、杀异教徒这种模糊群众阶级意识的宗教狂热所掩盖了。伊犁世袭台吉迈孜木杂特在投机到起义农民一边时曾打出过“官逼民反”的旗号。(《平定陕西甘肃新疆回匪方略》第92卷,第3页。)如果说这多少反映了群众的愿望,那也只是反映了群众行动的理由,没有反映出所欲达到的目标。伊犁农民在攻打惠宁城时写在战旗上的“生存”二字,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唯一的起义农民自己提出的口号。(毛拉比拉里:《穆斯林在中国的战争》,维文,汉文译稿,未刊。)这也只是反映了农民的最低要求。至于农民渴望的人身自由和土地要求,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农民们英勇地向着旧制度冲锋陷阵,挣脱人身依附的枷锁,夺取土地,但是没有形成政治纲领,更无法建立一个能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新的制度。另外,恩格斯说过:“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4页。)而这次斗争既没有提出过反对宗教或改革宗教的口号,也没有这方面的行动。从这一点看来,一八六四年的农民起义比一八五七年的库车起义确是后退了一步。
另一个表现是,在推翻了清朝统治势力之后建立起来的政权,都是政教合一的地方割据政权。它们的头目为了扩大权力和统治地盘,不惜相互谋杀和相互作战。另方面又利用农民起义的威势同清政府讨价还价,企图求得某种妥协,以维护自己已得的权势。哈密办事大臣文麟先后派遣乌仁泰、梅振清等赴乌鲁木齐,受到妥得□的良好接待。妥得□也以盟主自居,表示愿意召集南疆各城头目于乌鲁木齐,与清政府共同“商办抚事”。(《平定陕西甘肃新疆回匪方略》第197卷,第15页。)伊犁将军明绪曾派遣多博硕库赴宁远。尽管“苏丹”更替再三,多博硕库一直住在宁远城内。迈孜木杂特任“苏丹”后向伊犁将军表明心迹,说自己对朝廷“不敢稍有异志”。(《平定陕西甘肃新疆回匪方略》第92卷,第8页。)肖开特阿訇任“苏丹”后,通过锡伯营总管喀尔莽阿与伊犁将军谈判,要求将伊犁九城及各级官职分成三分,由伊犁将军、维族“苏丹”、回族“苏丹”三方分治。(《喀尔莽阿呈伊犁将军禀帖》满文残本,汉译稿,未刊。)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成了他们向清政府要官、要地盘的筹码。这表明农民起义的成果被宗教头目窃夺后,成了他们改朝换代、争权夺利、建立伊斯兰封建小朝廷的工具。
由此可见,在一八六四年农民起义过程中,农民群众和宗教头目走的不是一条路。农民是为了挣脱封建徭役制度,反对剥削压迫,而宗教头目却是为了在风暴中投机钻营、谋求地位和权势。如果说,宗教头目在初期反对异教徒和叛教者的口号下同清朝官员和王公伯克的斗争,客观上有利于摧毁农奴制度及其支柱的话,那么,当他们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割据政权后,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肯定的东西了。起义农民在作战期间还有些战利品可以分享,随着战事的结束,这点好处也得不到了。宗教统治者是一伙“披着袈裟的农奴主”(《各阶级和各政党对宗教和教会的态度》,载《列宁全集》第15卷,第391页。)。他们对农民依然维持着农奴制剥削。在叶尔羌、和田等地的调查表明,农民所受的剥削压迫丝毫没有减轻,有的反而更重了。
第二是民族仇杀问题。由于起义领导权被伊斯兰宗教头目篡夺,他们鼓吹“圣战”,广大非伊斯兰教民族人民也就成了屠杀的对象。这种杀戮一旦被煽起,受害的都是双方劳动人民。这是宗教头目用以扭转农民起义斗争方向的一个狡猾毒辣的手段。它给新疆地区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尤为严重的是,在外敌入侵时,应该为保家卫国英勇杀敌的千万勇士却早已作了民族仇杀的牺牲品,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为了争夺权力和地盘,宗教头目和封建主还在起义者内部挑起维吾尔族和回族人民之间的仇杀,有的还插手其它割据政权内的维、回冲突。伊犁起义群众攻下伊犁将军驻地惠远城后,就发生了维族“苏丹”艾拉汗同回族“苏丹”马万信(一作马万倍)之间的战争,其激烈程度不下于当初同清军之作战,最后以马万信被杀而告终。乌鲁木齐的妥得□不仅插手伊犁两“苏丹”间的内战,而且在阿古柏侵至库车以前还派兵同热西丁争夺布古尔(轮台)。库车热西丁派兵东征西讨,插手叶尔羌内部纷争,到阿古柏入侵之后还不肯停息。后来连续败于阿古柏,才从东部抽回兵力以对付入侵者,可是又想在打阿古柏的过程中削弱东征军首领伊斯哈克(汉文史书称伊萨克)的势力,调兵遣将诸多掣肘。大敌当前他们还不能一致对外,使入侵者得以伺机各个击破,侵占了新疆大部分地区。对此,各个割据称王的头目是不能辞其咎的。
第三是勾引外敌问题。思的克攻入喀什噶尔回城之后,当地少数伯克、阿訇在浩罕商人的煽惑下致书浩罕首领,要求出兵攻打喀什噶尔。这是货真价实的里通外国。思的克为了统治人民,派人赴浩罕迎请和卓后裔,以便借用“和卓”这个伊斯兰宗教显贵的身份来统治各族穆斯林。结果阿古柏与布素鲁克同来。思的克极为不满,最先举兵反抗阿古柏的也正是他。此外,和田哈比布拉也曾派人赴外国求援,塔城回民头目也向俄国寻求过援助,但都没有具体结果。不管是事与愿违,还是未能如愿,勾引外敌的行为是不容掩盖的。但是,南疆一有纷争,浩罕立即挟和卓后裔入寇,这是十九世纪清朝国力衰落以来一个屡见不鲜的现象。阿古柏的入侵只是这种现象的继续和最后,次再现而已。同样,沙俄之侵入伊犁也是它蓄谋已久的侵略我国的一个罪恶行动。侵略是它们的本性决定的。至于阿古柏和沙俄入侵之后一些头目无耻投敌,为虎作伥,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些都说明了宗教头目和封建主篡夺起义领导权后,为了实现个人野心是什么手段也使得出来的。
十九世纪中叶是我国社会经历着激烈动荡的时期。各个政治势力都纷纷登台表演一番,地处边陲的新疆也不例外。这就给 一八六四年新疆农民起义造成非常复杂的现象。它以农民的反封建斗争开始,后来被宗教头目篡夺了领导权,形成封建割据,最后导致外国侵略者乘虚而入。
历史现象是错综复杂的。当我们对这些眼花缭乱的现象进行具体分析的时候,必须研究运动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和每一个方面,必须分清本质、现象和假象,分清主流、支流和逆流,分清成绩、缺点和错误。列宁说:“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战争,它们虽然像一切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仍然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促进了人类的发展,加速地破坏极端有害的和反动的制度(如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破坏欧洲最野蛮的专制政体(土耳其的和俄国的)。”(《社会主义与战争》,载《列宁全集》第21卷,第279页。)一八六四年的新疆农民起义固然也带来了“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对于“加速地破坏极端有害的和反动的”农奴制度,促进边疆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二者相比,后者显然是主要的。对于这一次农民起义的历史功绩应该充分肯定。这次农民起义是在祖国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爆发的、以推翻封建农奴制为主要目标的、反抗清朝的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反抗沙俄和阿古柏侵略的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它是在全国人民反清革命斗争的总的形势下爆发的,属于近代中国第一次革命高潮的一个组成部分。
(资料来源:《民族研究》197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