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在东北、蒙古、西北、西南等地的山川隘口派驻官兵，担负侦察嘹望、管理游牧、监督贸易、稽查逃人、防止侵略等任务的“更番守望之所，曰台，国语谓之喀伦，亦作卡伦，又有称卡路、喀龙者，皆翻译对音之转也”（注：何秋涛：《朔方备乘》卷10，《北徼卡伦考》叙。），“若边裔，若禁地，则卡伦守之，于要隘处设官兵嘹望，曰卡伦”（注：崐冈等修：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卷66，《理藩院·典属清吏司一》。）。乾隆二十年(1755)左右，清政府在外蒙古的科布多地区设立卡伦二十三座。道光十九年(1839)，又增设了哈喇塔尔巴哈台卡伦。二十四卡伦分为北路十六卡伦、西路八卡伦。由于同治三年(1864)中俄勘分西北边界，同治七年(1868)西路八卡伦全部内迁并撤销。光绪七年(1881)秋，八卡伦始在新界内复设。光绪九年(1883)中俄勘界以后，其中六座卡伦再度内迁，卡伦称谓、驻地、性质和驻兵从而发生很大变化。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科布多地区卡伦总额和西路卡伦数额，由于记载本身即多有讹误，加之史料所限，尚缺乏系统的研究（注：以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沙俄侵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12月第一版）、郭绳武和陈华主编《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一版）、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著《新疆简史》第2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一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沙俄侵华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第一版）、郑汕与傅元祥主编《中国近代边防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4月第一版）为代表的史学论著，对同治二年(1863)至七年(1868)沙俄对科布多地区卡伦的侵略作了较为详细的研究，但并未论及同治七年(1868)西路八卡伦首次内迁的详细情况，对光绪七年(1881)的复设以及光绪九年(1883)的再次内迁则只字未提。），以致于科布多西路八卡伦的两次内迁及改设情况迄今鲜为人知。现予探讨，不逮之处，就教方家。
一、 科布多地区二十四卡伦的设置与管辖
乾隆二十年(1755)左右，清政府在科布多地区设立了永久性卡伦二十三座，从唐努山南麓起，向西、西南方向至额尔齐斯河东岸止，依次为：津吉里克、额尔逊、萨木噶勒台、阿拉克鄂博、鄂尔济呼布拉克、齐齐尔噶那、罕达垓图、博罗伊齐格图、博陀果尼霍垒、乌鲁克诺尔、齐格尔苏台、哈透乌里雅苏台、哈克诺尔、索果克、卫霍尔、噶鲁图、乌柯克、沁达盖图、乌尔鲁、昌吉斯台、那林、库兰阿吉尔噶、霍尼迈拉扈。除津吉里克、霍尼迈拉扈不设塔布图之外，其余二十一卡伦各设塔布图一处或二处（注：富俊纂：《科布多政务总册·卡伦》单行本，禹贡学会民国二十六年(1937)据抄本印刷。）。除上述卡伦外，道光十九年(1839)，科布多西路又增设了哈喇塔尔巴哈台卡伦（按：蒙古语“哈喇”意为“黑色”，“塔尔巴哈”意为“旱獭、土拨鼠”）。该卡伦设塔布图一处，地处额尔齐斯河支流布克图尔满河以南（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位于昌吉斯台卡伦与那林卡伦之间，东至昌吉斯台、西至那林均为六十里左右。除《定边纪略》以外的晚清史书和我国当今绝大多数论著对增设的该卡伦均遗漏未载，仍沿袭科布多地区设立二十三卡伦之旧说（注：何秋涛著：《朔方备乘》卷10，《北徼卡伦考》；崐冈等修：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卷66，《理藩院·典属清吏司一》；崐冈等修：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689，《兵部·邮政·驿程二》；赵尔巽等撰：《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第一版，卷137，《兵志八》；姚莹著：《卡伦形势记》，载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抄》第二帙；李毓澍著：《外蒙政教制度考》，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年再版，第55-58页；赵云田著：《清代蒙古政教制度》，中华书局1989年第一版，第170页。据笔者所知，迄今只有《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第197页）和《新疆简史》第2册（第79页）曾提及“哈喇塔尔巴哈台卡伦”这一正确称谓，但未述其增设时间、地理位置、驻兵、卡伦性质及管辖问题。）。篇幅所限，笔者另文考证其增设问题。此后迄至清末，科布多地区共设卡伦二十四座，均由科布多参赞大臣管理，统辖于乌里雅苏台将军。按所处地域和管辖情况，二十四卡伦分为北路十六卡伦（津吉里克至噶鲁图，其具体事务主要由乌里雅苏台办理，故又称乌里雅苏台所属卡伦）、西路八卡伦（乌柯克至霍尼迈拉扈，具体事务由科布多办理）。
二十四卡伦分别由津吉里克、阿拉克鄂博、博陀果尼霍垒、索果克、昌吉斯台、霍尼迈拉扈卡伦侍卫六员总管，另设协理台吉六员帮同管理（各管三、四、五卡不等）。前四者总管北路十六卡伦（合计驻兵五百三十名），后二者总管西路八卡伦（昌吉斯台卡伦侍卫总管乌柯克、沁达垓图、乌尔鲁、昌吉斯台，霍尼迈拉扈卡伦侍卫总管哈喇塔尔巴哈台、那林、库兰阿吉尔噶、霍尼迈拉扈）。西路八卡伦驻兵如下：乌柯克（五十名）、沁达垓图（四十五名）、乌尔鲁（五十名）、昌吉斯台（四十五名）、哈喇塔尔巴哈台（四十名）、那林（四十名）、库兰阿吉尔噶（四十名）、霍尼迈拉扈（五十名），合计三百六十名（注：富俊纂：《科布多政务总册·卡伦》。按：《科布多政务总册》成书之时，哈喇塔尔巴哈台卡伦尚未设立，其驻兵额数系笔者考证而来，详细情况将另文叙述。）。二十四卡伦各设卡伦台吉一员，总计驻兵八百九十名（注：宝鋆等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台北市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66年，第3册，卷18，第1886-1887页，同治二年七月癸亥。）。卡伦侍卫为京缺，由二等侍卫、三等侍卫、蓝翎侍卫、护军参领、副护军参领、护军校、亲军校、前锋校内拣选（注：富俊纂：《科布多政务总册·仓库》。），“凡派往卡伦者，视其远近而任事焉……三年更代则叙之，往卡伦侍卫例赏有差，并准由该处大臣酌保”（注：崐冈等修：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卷82，《侍卫处》。）。协理台吉、卡伦台吉和驻兵均由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赛因诺颜部、札萨克图汗部出派（注：富俊纂：《科布多政务总册·官制》。）（车臣汗部因路途遥远，不当科布多卡伦差使），一年一换，均不携眷。
清代卡伦按其性质分为边地卡伦和禁地卡伦，边地卡伦又有常设、移设、添撤（又称添设）之分。外蒙古向无添撤（添设）卡伦之设，科布多北路十六卡伦和昌吉斯台卡伦侍卫总管的西路四卡均为常设卡伦，霍尼迈拉扈卡伦侍卫总管的四卡均为夏季展放的移设卡伦，其中那林、库兰阿吉尔噶、霍尼迈拉扈等三卡伦原设于阿勒泰山后，道光十九年(1839)移至山前。此三卡伦秋、冬分别内迁至塔木博勒济尔、噶勒济尔巴什、玛尼图噶图勒干（霍尼迈拉扈卡伦侍卫故又称玛尼图噶图勒干卡伦侍卫）。哈喇塔尔巴哈台卡伦秋、冬内迁至斋桑湖以北海留图河一带（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中华书局，1996年12月第一版，第111辑，第818-819页，第631件奏折。），但因史料所限，具体地名目前不详。
二、 同治七年(1868)科布多西路八卡伦的内迁与撤销
《中俄北京条约》规定：“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后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予以划分。同治元年七月初八日（1862年8月3日），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等与俄使在塔尔巴哈台开始边界谈判，闰八月中旬谈判破裂。同治二年(1863)二月起，俄军大举进犯伊犁、塔城、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所属卡伦。同治三年九月初七日（1864年10月7日）签订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规定：“将自沙宾达巴哈起至浩罕边界之葱岭止两国中间应分界址，顺山岭、大河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议定交界”。虽然俄国一直宣称以“现在中国常驻卡伦”划界，然而，西路八卡伦等地“无不割隶俄属”（注：王树楠总纂：《新疆图志》卷5，《国界一》。）。《界约记》规定：“其边界以外分入俄国之地，原有中国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所属大阿勒台等山岭以北旧有之乌克克等卡伦……建立界牌鄂博以前，仍听中国在彼驻守，统俟明年（同治四年——引者注）两国立界大臣会同建立界牌鄂博时，何处将界牌鄂博立毕，即将何处应向内挪移卡伦，限一个月内挪移”。由于沙俄的爽约和中国西北局势的动荡，勘定边界、安设牌博的工作迟至同治八年(1869)夏季方得进行。因此，“西疆与俄界毗连各卡伦，按照（同治）三年分界条约，其未定界牌鄂博以前，我国官兵均仍彼住守”（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0册，卷58，第5389页，同治七年四月甲辰。），但沙俄急于吞并已划归其所属的中国领土，加剧了对科布多西路八卡伦等地的侵扰。
我国史学界对同治二年(1863)春季至七年(1868)夏季沙俄对西路八卡伦的侵略已有详尽研究，本文仅述与其内迁直接相关者。同治六年(1867)四月下旬，俄军侵占霍尼迈拉扈卡伦，该卡官兵在卡伦侍卫德振的率领下被迫向东“退至虎郎阿吉尔干（库兰阿吉尔噶）卡伦驻扎”（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9册，卷49，第4739-4740页，同治六年六月庚子。）。同治七年(1868)三月十九日（4月11日）、四月十二日（5月4日），俄国公使倭良嘎理又屡次逼迫清政府撤除西路八卡伦（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0册，卷59，第5417-5420页，同治七年闰四月庚午；卷58，第5389页，）同治七年四月甲辰。）。六七月间，“俄队前来设卡，驱逐官兵，捆掳跟役”。科布多参赞大臣奎昌不得不呈请总理衙门“拟将乌柯克以西八处移入卡内”（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1册，卷61，第5629-5630页，同治七年九月癸未。）。七月二十八日（9月14日），俄军大举进犯昌吉斯台等处卡伦。八月初三日（9月18日），将库兰阿吉尔噶、那林、哈喇塔尔巴哈台、昌吉斯台、乌尔鲁、沁达垓图等六卡官兵全部驱逐到乌柯克卡伦之内（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1册，卷61，第5628－5629页，同治七年九月癸未。），西路八卡伦因此被迫从一个多世纪以来的驻地全部向内迁移。八月十三日（9月28日）奎昌接到禀报后，不得不再次奏请挪移西路八卡，“统俟明年分界事竣，再行酌核办理”（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1册，卷61，第5630页，同治七年九月癸未。）。
西路八卡被俄兵驱逐内迁后，驻卡蒙古官兵云集乌柯克卡伦以内，与以东卡伦、台站官兵并归一处，时常滋生事端。适值署理伊犁将军、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荣全委派章京萨碧屯携带饷银一万二千余两，七月十八日（9月4日）从乌里雅苏台起程，途径西路八卡前往俄国办理赔偿俄商事宜（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1册，卷61，第5593-5594页，同治七年八月丁未。）。八月十五日（9月30日）行抵乌柯克卡伦之后，八卡兵丁与七台官兵聚众滋事，致使萨碧屯未能成行，八月十七日（10月2日）不得不启程折回科布多（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1册，卷61，第5650-5651页，同治七年九月乙未。）。八月二十三日（10月8日）荣全在科布多闻讯之后，经与科布多参赞大臣奎昌、布伦托海办事大臣福济划商，鉴于“今俄人不遵条约，未经分定界址，竟敢恃强驱我现坐之卡。该坐卡侍卫、官兵等业已被逐，聚在一处，人多势众，难免别生枝节，徒有八卡之名，更无一卡之用”，奏请“趁此机会，赶紧撤去八卡官兵，将昌吉斯台、霍尼迈拉扈两卡侍卫暂行移入乌克（柯）克附近，著由索果克所属卡内拨官兵若干名，驻守此地。一俟奴才等与俄人如何分定限界之后，相度地势，择其隘口，随时奏添”（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1册，卷61，第5651-5652页，同治七年九月乙未。）。清政府鉴于“边界所设卡伦，关系綦重，现在分界未定，若遽将卡伦移撤，恐俄人得步进步，易滋口实”，九月二十一日（11月5日），谕令乌里雅苏台将军麟兴、荣全、奎昌等人“务当熟筹妥商，如于分界之事尚无窒碍，即可照拟办理”（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1册，卷61，第5657-5658页，同治七年九月乙未。）。十二月间，麟兴、荣全、奎昌等奏：“伏查乌克克以西八卡，旧属科城专管……均系分给俄国之地，因俄国屡次来侵，从权暂移各卡，以俟立界安置，应俟明年立界之时，由该大臣（奎昌）妥为安置”。同治八年正月十二日（1869年2月22日），清政府无奈之下予以批准（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1册，卷64，第5958-5959页，同治八年正月甲申。），西路八卡伦因此全部撤销，“协理台吉二员、四等台吉八员、兵三百六十名”均被遣撤回旗，昌吉斯台、霍尼迈拉扈卡伦侍卫（又称玛尼图噶图勒千卡伦侍卫）虽得以保留，但被移入乌柯克卡伦以内驻守。
同治八年(1869)五月至七月，奎昌会同俄使勘定了布果素克达巴哈至玛尼图噶图勒干卡伦之间的科布多所属边界，并树立界牌鄂博二十处。从此，科布多参赞大臣所辖“阿勒台山后阿勒坦淖尔乌梁海千余里可耕可牧之地，并科布多乌科（柯）克卡伦以西喀屯河源、布克图尔玛河源及山前之斋桑淖尔以西至爱古斯各哈萨克牧地亦千余里占去”（注：《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11辑，第814页，第631件奏折。）。正如科布多参赞大臣瑞洵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四日所奏：“计同治三年、八年，则有明谊、奎昌将阿勒泰山迤北地方分入俄界，故旧有之乌克克、钦达垓图、乌鲁哷（即乌鲁鲁、乌尔鲁，《清季外交史料》误作“乌鲁呼——引者注）、昌吉斯台、哈喇塔尔巴哈台（瑞洵四月初四日的奏折不慎遗漏“哈喇”二字，误作“塔尔巴哈台”，旋即查出奏请更正——引者注）、那林、胡兰阿吉尔噶、霍呢迈拉扈等八卡伦，均向内挪移改设”（注：《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11辑，第621页，第477件奏折；第622页，第478件奏折（编者对二奏片的认定有误，详见陈维新：《关于〈光绪朝朱批奏折〉二奏片的疑问》，载《清史研究》1999年第5期；卢经：〈光绪朝朱批奏折〉二奏片误编校雠》，载《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王彦威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第3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第一版，卷156，第21-22页。）。同治八年(1869)奎昌会勘科布多所属边界之后，曾有“至于新设卡伦、安置哈回善后各事，俟奴才到任，与（科布多）帮办大臣明瑶斟酌次第办理”（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2册，卷67，第6262页，同治八年八月戊午。）之奏，但一直未能付诸实施。
三、 光绪七年(1881)科布多西路八卡伦的复设
西路八卡伦全部内迁并撤销后，每年由索果克卡伦侍卫总管卡伦内分拨官兵三十名，派往巡查科布多西路边界，但因地广兵单，俄属哈萨克不断潜入阿尔泰乌梁海七旗等牧地。光绪五年(1879)春，“俄国境内哈萨克人众忽有携带毡房、牲畜等项盘踞札哈沁等处，并有抢掠情事”，科布多参赞大臣清安、帮办大臣桂祥派员驱逐，“勒令出境”（注：《清德宗实录》卷98，光绪五年七月壬午。）。七月初十日（8月27日），清廷谕令清安等“督饬派出各员迅速驱逐，务令悉数押回原处，不准逗留，仍著随时防范，毋任再行阑人”（注：《清德宗实录》卷98，光绪五年七月壬午。）。在此情况下，清安、桂祥与乌里雅苏台将军春福等往返筹商，决定奏请复设西路八卡伦。光绪六年三月初九日（1880年4月17日）（注：该奏折为光绪六年三月具奏，但《光绪朝朱批奏折》未收录。对其日期的认定是根据乌里雅苏台驿递至京所需时间以及《清德宗实录》卷112，光绪六年四月庚子；《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13辑，第836-837页，第764件奏折；第870-871页，第802件奏折；第945页，第877件奏折。），春福（主稿）、清安等奏：“现在各项哈萨克越界强据，不服拦阻，且所辖地段过长，所拨官兵不敷分布，自应酌量添派，以免边卡虚悬。原设昌吉斯台等八卡地面已经分给俄人，其添设卡伦处所，应择要隘，分段安置。查自乌克克起，由沁达垓图、乌尔鲁，向西南至玛尼图噶图勒干止，与塔尔巴哈台卡伦相接，共一千数百里之遥，适中要隘均与俄国接壤，亟应早为添设，以卫边卡……今拟仍设八卡，每卡各设四等台吉一员、兵十名，八卡共设协理台吉二员，各管四卡，以专责成。统计共设协理台吉二员、四等台吉八员、兵八十名，仍由原撤官兵各旗均匀分派，即自光绪六年七月初一日为始，按照每年各卡换班之期，如数到卡，交（昌吉斯台、玛尼图噶图勒干）该两卡伦侍卫管辖，分拨八卡驻扎。所有按年由索果克拨派官兵三十名，俟新兵到卡，即行停止，仍归本卡当差”（注：王彦威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第1册，卷22，第11-13页。）。四月初三日庚子（5月11日），奉旨交部议奏（注：《清德宗实录》卷112，光绪六年四月庚子。）。七月十九日（8月24日），总理衙门等奏：“由索果克所属卡内分拨官兵驻守，原系一时权宜之计。近来哈萨克迭有越界强据情事，实与蒙古游牧有碍，若仅以官兵三十名防守各卡，诚有不敷分布之处，自应酌量情形，随时增补……该将军等为防卫边卡起见，应照所请办理”。军机大臣奉旨：“依议”（注：《清季外交史料》第1册，卷22，第11-13页；《清德宗实录》卷112，光绪六年四月庚子。）。
迄至光绪六年(1880)十一月，仅有札萨克图汗部派拨官兵二十余员、名抵达科布多。因冬雪封坝，官兵等尚未到齐，十一月二十八日（12月29日），清安、新任署理科布多帮办大臣额尔庆额奏准将“已到官兵暂行饬令回旗，以及未到官兵，檄令统俟明春听调来科”（注：《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13辑，第870-871页，第802件奏折（该书编者错误认定为光绪六年十二月）。）。光绪七年七月（1881年8月），驻卡官兵九十员、名均已陆续到齐，清安、额尔庆额差派委员喜福带领前往卡界，会同昌吉斯台卡伦侍卫福保、玛尼图噶图勒千卡伦侍卫富保酌核相度地势，择其要隘，妥为安设，“自噶噜图卡伦往西复设四卡，牌博均在山顶，并无水草，官兵不能常驻，是以择得山阳水草茂盛处所洪木素大坝山前霍洞淖尔安设一卡，洪木素套勒盖安设一卡，哈那斯安设一卡，霍吉图安设一卡，以上四卡均与陈设牌博相连。以下接至原设萨拉陶卡伦、萨勒钦车库卡伦、鄂里布拉克卡伦、玛呢图噶图勒干等四卡（同治八年在此四地树立14、15、17、20号牌博后，由索果克等卡分拨官兵巡查，“原设”四卡当系此项官兵所设——引者注），仍旧设兵，均已安设齐备……分令侍卫福保、富保各管四卡（注：《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13辑，第945-946页，第877件奏折。）。九月二十六日（11月17日），清安（主稿）、额尔庆额、新任乌里雅苏台将军杜嘎尔等具奏了复设八卡的详细情况（注：《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13辑，第945-946页，第877件奏折；《清德宗实录》卷138，光绪七年十月庚辰。）。揆诸下文所引史料，昌吉斯台卡伦侍卫福保驻扎霍吉图卡伦（又译扈济勒图卡伦（注：《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15辑，第657页，第610件奏折。）），总管霍洞淖尔、洪木素套勒盖、哈那斯、霍吉图四卡，玛尼图噶图勒干卡伦侍卫富保总管萨拉陶（又译萨尔岛卡伦（注：曾问吾著：《中国经营西域史》，台北市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2册，第446--447页。））、萨勒钦车库、鄂里布拉克、玛尼图噶图勒干四卡。西路八卡伦复设之后，已皆非同治七年(1868)以前旧有驻地和名称，卡伦性质也发生变化，原有的四座移设卡伦不复存在，八卡均改设为常驻卡伦。除卡伦侍卫二员、协理台吉二员、卡伦台吉八员维持原额外，“每卡伦因陋就简，仅止设兵十名”（注：《光绪朝朱批奏折》第54辑，第969页，第771件奏折。），八卡驻兵由原来的三百六十名急剧减至八十名。
四、 光绪九年(1883)科布多西路八卡伦的再次内迁
光绪七年正月二十六日（1881年2月14日）《中俄改订条约》规定：“同治三年塔城界约所订斋桑湖以东之界，查有不妥之处，应由两国特派大臣会同勘改，以归妥协”。光绪九年七月初四日（1883年8月6日），中俄议定以额尔齐斯河的支流阿拉克别克河为两国新界，“其余应分之处，均照此类推”。七月初十日（8月12日）《中俄科塔界约》规定：自阿拉克别克河口沿河向北及东北方向，“直至阿克哈巴、喀喇哈巴两河交会之处，循阿克哈巴河上游而行，至大阿勒泰山岭来源，自此即归同治三年塔城所定旧界”，属于科布多新界，至于“阿克哈巴河源以东旧定边界，应仍其旧，毋庸更改”。七月十五日（8月17日），中俄使臣前往勘定科布多新界，“自阿拉克别克河口之喀拉素毕格库玛小山梁上竖立牌博一处。由此向北，至喀拉图柏山梁，名曰阿克塔斯，竖立牌博一处。由此向东，至克森阿什齐山梁竖立牌博一处。从此向东北，至塔木塔克萨斯，竖立牌博一处……共竖立牌博四处”，从阿克哈巴河与喀喇哈巴河汇流之处起至大阿勒泰山止的新界，“毋庸在此建立牌博，即以原河（阿克哈巴河——引者注）为两国交界”（注：《清季外交史料》第1册，卷34，第25页——卷36，第7页。）。同治三年旧界与光绪九年新界之间的科布多领土被沙俄侵占，复设不久的西路八卡伦因之再次内迁。
关于西路卡伦再度内迁的直接史料尚未发现，但可以肯定的是，与光绪七年复设之时相比，西路卡伦的性质、驻兵及管理并无变化（注：《光绪朝朱批奏折》第54辑，第969页，第771件奏折；《清季外交史料》第4册，卷24，第3页。）。此次内迁以后直至清末，西路八卡伦未再挪移改设。因此，光绪二十七年(1901)乌里雅苏台将军连顺的奏折可以反映西路卡伦此次内迁的基本情况。连顺奏折所附清单载：在北路十六卡伦中，除“卫霍尔”早已易名为“达尔钦图”（注：道光二十九年(1849)闰四月，科布多参赞大臣慧成巡阅科布多西路八卡伦之时，“卫霍尔”卡伦业已改名为“达尔沁图”卡伦，详见慧成撰：《科布多巡边日记》，载吴丰培辑《科布多史料辑存》，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86年第一版。另参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5册，卷30，第2965-2966页，同治二年十一月甲子。）之外，其余十五卡伦概仍其旧（清单将“乌鲁克诺尔”、“噶鲁图”译为“乌龙诺尔”、“噶鲁欧图”，仅系汉译音不同），西路八卡伦由南向北则依次为：阿拉克伯（别）克河、阿克塔斯、克森阿什奇、塔木塔克萨斯、昌吉斯台、鄂罗劳（乌尔鲁或乌鲁鲁之异译）、青（沁）达盖图、霍通（洞）诺尔（注：《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15辑，第41-43页，第45件奏折。）。然而宣统三年(1911)阿尔泰办事大臣忠瑞致外务部的调查表对西路八卡伦的称谓与此有别，该调查表载：“但就阿属边境现在卡伦言之，起于阿境北面哈头里达坂之西，曰霍洞淖尔卡伦，又西曰胡木苏托罗盖卡伦，又西曰乌松呼吉尔图卡伦，又西曰呼吉尔图布拉克卡伦，又西南曰萨斯卡伦（即塔木塔克萨斯卡伦，萨斯山湾因有塔木塔克的坟墓，故名（注：《清季外交史料》第1册，卷34，第34页；《中俄边界条约集》（俄文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一版，第78页。）——引者注），又西南曰克咱勒阿什卡伦（克森阿什奇之异译——引者注），又西南曰阿克塔斯卡伦，迄于阿境西面之阿拉克别克卡伦，共计卡伦八处，此系阿属所存者”（注：《清季外交史料》第4册，卷24，第3页。）。《清史稿》则载：“卡伦自再划界后，南起（阿尔泰乌梁海）右翼散秩大臣旗阿拉克别克，而北曰阿克塔斯，又东北曰克杂那阿斯（克咱勒阿什、克森阿什奇之异译——引者注），曰萨斯，曰呼吉尔图布拉克，曰乌松呼吉尔图，转东曰胡布苏，讫罗盖布，东北至左翼散秩大臣旗之霍洞淖尔止，凡八卡伦”（注：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48册，卷524《藩部传》七，第14525页。）。《清史稿》的记载显然源于忠瑞的调查表，“胡布苏”为“胡木苏托罗盖”之异译（“托罗盖”又作“套勒盖、陀罗海、托罗海”等，蒙古语意为山顶）。忠瑞作为阿尔泰办事大臣，负责管辖西路八卡伦（见下文），而且其调查表系外务部奉旨饬令调查而成，可靠性毋庸置疑。以上三则史料对“阿拉克别克河、阿克萨斯、克森阿什奇（克咱勒阿什）、塔木塔克萨斯（萨斯）、霍洞淖尔”五座卡伦名称的记载一致，连顺所云“昌吉斯台、鄂罗劳（乌尔鲁）、青达盖图”显系沿用同治七年(1868)以前的旧名（当然属于同名异地卡伦），分别为忠瑞的调查表和《清史稿》所云“呼吉尔图布拉克、乌松呼吉尔图、胡木苏托罗盖（胡布苏）”，三座卡伦的名称何时发生变化、孰先孰后，尚未知其详。
与同治七年(1868)西路八卡伦全部内迁不同的是，光绪九年(1883)并非所有八卡伦均从光绪七年(1881)复设的驻地向内挪移改设。光绪七年复设的“玛尼图噶图勒干、鄂里布拉克、萨勒钦车库、萨拉陶”四座卡伦（由玛尼图噶图勒干卡伦侍卫总管）分别安设在同治八年(1869)树立的第20、17、15、14号牌博附近，光绪九年勘界时，这些地区均已划归俄国。光绪九年勘界之后，该卡伦侍卫总管的阿拉克别克河、阿克塔斯、克森阿什奇、塔木塔克萨斯（即萨斯）卡伦则分别驻在新设的第4、3、2、1号牌博附近，显然该卡伦侍卫总管的四卡伦已全部从光绪七年复设之时的驻地向内挪移改设（虽然阿拉克别克河卡伦又可沿袭玛尼图噶图勒干卡伦的旧名，但系同名异地）。光绪七年(1881)复设西路八卡伦之时，昌吉斯台卡伦侍卫总管的四卡由东至西分别为“霍洞淖尔、洪木素套勒盖、哈那斯、霍吉图”。光绪九年(1883)勘界之后，该侍卫总管的四卡则依次为“霍洞淖尔、胡木苏托罗盖（胡布苏、沁达垓图）、乌松呼吉尔图（乌尔鲁）、呼吉尔图布拉克（昌吉斯台）”。光绪九年中俄勘界只是重新划定了阿拉克别克河口至阿克哈巴河源之间的中俄边界，阿克哈巴河源至大阿勒泰山的同治八年(1868)所划边界则“仍循其旧”，光绪七年(1881)复设的“霍洞淖尔卡伦”无疑位于此段旧界之内。据忠瑞的调查表载：霍木苏托罗盖（即光绪七年复设的“洪木素套勒盖”卡伦所在地之异译）位于大阿勒泰山前，是额尔齐斯河支流布尔津河（布尔崇河、博勒济河）的发源地（注：《清季外交史料》第4册，卷24，第7页。），该地显然也处于此段旧界之内（注：参见郭绳武、陈华主编：《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第270-271页。）。因此，霍洞淖尔、洪木素套勒盖（胡木苏托罗盖、胡布苏、沁达垓图）卡伦此次并未内迁。光绪七年(1881)复设的“哈那斯卡伦”在光绪九年勘界之后已不见于史籍，显然已内迁改设为“乌松呼吉尔图（乌尔鲁）”，在哈那斯西南的“霍吉图卡伦（又译扈济勒图卡伦）”驻地自然也于光绪九年划归俄国，向内挪移改设为“呼吉尔图布拉克（昌吉斯台）”。因此，光绪九年(1883)勘界之后，光绪七年复设的西路八卡伦之中的六座卡伦再度内迁、挪移改设。正如瑞洵光绪二十八年(1902)所奏：经过两次内迁，西路“现在之卡伦均非”同治七年(1868)以前“旧址”（注：《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11辑，第621页，第477件奏折。），“沿边卡伦乃已两易其地”（注：《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11辑，第622页，第478件奏折。）。
五、 科布多西路八卡伦转隶阿尔泰办事大臣
如前所述，科布多二十四卡伦差使向由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赛因诺颜部、札萨克图汗部三部落充当。因喀尔喀蒙古连年被灾，光绪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1885年8月4日），乌里雅苏台将军杜嘎尔、库伦办事大臣桂祥、科布多参赞大臣清安等奏准：除津吉里克、额尔逊、萨木噶勒台仍由喀尔喀蒙古当差外（注：《光绪朝朱批奏折》第54辑，第404页，第306件奏折。），阿拉克鄂博卡伦（含）以西等北路其余十三卡伦差使改派杜尔伯特部十六旗左、右两翼接当，西路霍洞淖尔（含）以西八卡伦差使改由阿尔泰乌梁海七旗左、右两翼接当（注：《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14辑，第237-241页，第209件奏折。）。嗣因经费未到，新任科布多参赞大臣沙克都林札布奏准“将此项新换官兵暂缓赴卡”。经费到达后，从北路阿拉克鄂博卡伦起至西路阿拉克别克河的二十一卡伦，自光绪十二年八月十七日（1886年9月14日）起至九月十七日（10月14日）止，分别由杜尔伯特部、阿尔泰乌梁海“陆续一律安设完竣”。按照旧制，西路八卡伦各设四等台吉一员、兵十名，四卡设协理台吉一员，但因阿尔泰乌梁海七旗并非札萨克旗，而是内属蒙古旗，“该旗向无台吉，现以扎兰章盖、昆都暂且充补斯缺”，“计八卡内现设委扎兰章盖二员、章盖四员、昆都四员、兵八十名”（注：《光绪朝朱批奏折》第54辑，第239页，第179件奏折。）。
西路八卡伦所在之地本属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光绪三十年四月十二日（1904年5月26日），清政府决定在阿尔泰设置科布多办事大臣（又称阿尔泰办事大臣），阿尔泰与科布多实行分治。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日（1906年12月24日），科布多参赞大臣联魁（主稿）、科布多办事大臣锡恒奏请将科布多所属阿尔泰乌梁海七旗、新土尔扈特部二旗、霍（和）硕特部一旗，共计三部落十旗，拨归阿尔泰管理，“其昌吉斯台等八卡伦相接阿疆，并布伦托海屯田均在（阿尔泰）乌梁海游牧，自应一并归阿管理”。十二月初七日（1907年1月20日），朱批：“该部议奏”（注：故宫博物院特刊：《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台北市国立故宫博物院民国六十二年(1973)七月出版，第23辑，第796-798页；《清德宗实录》，卷568，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己巳；《东方杂志》（第4年第3期），第106-108页。）。十二月二十五日（1907年2月7日），理藩部等认为“所拟尚属妥协，应如该大臣等所请办理”。朱批：“依议”（注：《东方杂志》（第4年第3期），第106-108页。），阿尔泰最终与科布多分治，昌吉斯台等西路八卡伦从此转隶科布多办事大臣（阿尔泰办事大臣）管理，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式交接。仍由乌里雅苏台将军统辖，每届五年亲往查阅一次（注：《光绪朝朱批奏折》第55辑，第127页，第102件奏折。《清季外交史料》第4册，卷24，第3页。）（按：该将军原为三年查阅科布多地区二十四卡伦一次，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将军崇欢奏准改为五年查阅一次（注：《光绪朝朱批奏折》第54辑，第404页，第306件奏折；第54辑，第751页，第593件奏折；第55辑，第97页，第121件奏折。《清德宗实录》卷396，光绪二十二年十月癸未。）），科布多参赞大臣此后专辖科布多北路十六卡伦。
（资料来源：《西域研究》2003年第3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