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自创刊以来，在组织学术研究和刊布研究成果方面作了大量工作。近来刊物增强阵容饶有新意，可喜可贺。经过努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跻身一流刊物行列，当可预期。

  近20余年来，我国的边疆史地研究有很大发展，古代治理与开发边疆问题即为大家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从面世的论著来看，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代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和治理，历代经营边疆的各种措施，以及边疆地区农业、矿冶业等生产部门的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在开发建设边疆过程中的贡献等。诸多学者在上述方面进行的研究，表明我国对边疆史地的探讨正向广度和深度扩展，边疆史地研究已突破过去相对狭小的理解，开始向大视野多层次研究的方向发展。

同时，也应指出，目前我们对古代治理与开发边疆问题的研究，还不尽如人意，或者说思路应进一步开拓，可以探讨的领域相当宽泛。

如一些论著谈到历代王朝经营与开发边疆问题时，多习惯于列举统治者开疆拓土在边疆广泛设治，对边疆少数民族施行羁縻之制，以及向边疆地区移民、在边疆地区屯田和传播内地文化等。一般来说，这些说法并无大错，但细究史籍，便会感到一些提法与事实仍有差距，封建统治者对治边的认识和所采取的做法，不同朝代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笔者认为，自秦汉迄明清，历代统治者经营边疆，对边疆地区开发利用的价值，以及经营边疆对国家统一与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认识和相应采取的举措方面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统治者治边思想认识上的不断深化，与封建国家和边疆地区两者的不断发展，以及内地与边疆政治、经济上联系之重要性渐趋明显等有密切联系，同时也有封建统治者所受时代与阶级局限方面的原因。因此，雷同化看待历代王朝的治边思想及其治策，把历代统治者对边疆地区的治理归结为一个固定的模式，其法并不可取。

    以几个重要统一王朝对西南边疆(指今滇、桂、黔、川西南地区)的经营为例。奏汉在西南边疆的开创性设治是对中华文明的巨大贡献，其伟大意义弥时愈久而为彰显。但统治者经营西南边疆或出自某些具体动机，如建元六年武帝始营西南夷和元狩元年复事西南夷，起因都是为打通经由其地西行的道路。在某种程度上说，秦汉统治者没有、也不可能充分认识到在西南边疆开疆拓土所具有的伟大意义。秦汉在西南边疆施行“羁縻之治”，也与在这些地区所置郡县尚属草创，封建统治大致是以郡县为中心辐射周围地区有密切关系；“羁縻之治”所具有松弛灵活与因时因地制宜的特点，与秦汉对边疆郡县地区的统治既必须维系，同时又不可能深入的状况相吻合。

以太宗为代表的唐前期统治者，十分重视对西南边疆的经营。唐朝在西南边疆的统治较前代明显深入，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亦有长足发展。但唐前期治理西南边疆，基本上是以“四海如一家”的“华夷”平等观和“德泽洽夷”的施仁政观为出发点；对开拓西南边疆的深远意义和开发边疆进而实现其利用价值，还不可能有深入的认识。缘由于此，唐前期经营西南边疆百废俱兴不计成本，在管理方面缺少法制规范和施治的连续性，致使一些开明的治策鲜克有终。唐前期对西南边疆的经营，普遍存在重统治轻开发与重投入轻回报的情形。如唐朝在西南边疆地区普遍不收或少收赋税；对西南边疆的矿藏虽亦开采，但总体上是以私人采矿为主，金银产品主要是通过贡纳进献的形式进入内地。“安史之乱”后，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唐廷应接不暇，同时吏治腐败、决策错误不断，因而这一时期唐朝在西南边疆的做法多属燃眉之急，处理边疆争分缺乏长远与全局的考虑。

 蒙元享国虽仅百年，却是西南边疆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点。由于蒙元贵族是来自边疆的少数民族，“华夷有别”与“内华夏、外夷狄”的偏见比较淡薄，对边疆少数民族亦较少歧视与防范。为获取赋税与矿产品，以及通过边疆实现对外扩展的目标，蒙元在西南边疆实行积极经营的政策。统治者还在不少方面采取内地的方式施治，诸如在各地广泛设治并提高控制的程度，普遍征收赋税和矿课，积极发展交通与开办学校，西南边疆地区较大规模的屯田亦始于元代。元朝在西南边疆普遍推行的土官制度，与前代“羁縻之制”主要的区别在于引进了封建官僚制度的机制，对土官进行较为严格与规范的管理，并正式将士官纳入国家官吏管理的体系。蒙元在治边思想上较前代虽前进了一大步，但对在西南边疆进行全面开发和充分利用资源还缺乏充分认识，这一点使蒙元的经营与明清的开发区别了开来。另外，元朝享国日短，中后期迅速腐败，对其在边疆的经营也产生了不利影响。

明朝继承了汉唐“守在四夷”的治边之策。由于视北方蒙古诸部为胁腋之患，因此明廷驻兵与移民的重点是在北方。明朝统治西南边疆地区的基本目标，是通过遣兵置守和施行土司制度以争取“无西南之忧”。另—方面，由于受中央集权与实行卫所制度的影响，同时明廷对西南诸族强悍不易管理亦较了解，因此在西南边疆地区派驻了众多军队。为解决驻军给养，同时基于驻地有适合耕种的土地，明朝在西南边疆广为屯田，镇守各地的军士也成为强制迁徙的移民。大规模屯田以及伴生的强制性移民，对西南边疆地区的开发起到很大推动作用。明朝在西南边疆亦征收农业税，收入主要供当地官府开支。明廷还扩大对金银铁铜铅锌宝石等的开采，并利用原铜就地铸钱。这些举措表明，明朝对西南边疆矿藏开发利用的程度明显提高。但明朝大量搜刮重要金属尤其是金银，主要是为满足最高统治者个人的私欲，这一点与清朝有所区别。

    清朝对西南边疆进行了全面治理与开发。清廷治边思想的核心仍是传统的“守中治边”及“守在四夷”，同时也继承了元明积极经营边疆的传统。清朝贵族对边疆少数民族较少歧视，这一点与元朝相似。清统治者治边思想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对西南边疆资源的重要性有了切实认识，把边疆地区的出产视为国家赋税和金属产品的重要来源。受实际利益的驱动，清朝加大开发边疆人力物力的投入，同时西南边疆地区也更多地介入全国的经济生活。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清廷允许流民迁入西南边疆地区，在当地造成了规模空前的平民移民垦荒运动。清初统治者对内地矿藏多有封禁，唯独对云南等地矿业的开采积极扶植，原因是其地矿藏资源丰富，清廷以之为供应全国铸币用料的基地。清朝重视经营西南边疆，还表现在积极发展交通业与文化事业等方面。但也应指出，清代西南边疆经济发展的速度虽明显加快，但统治者对各族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也是十分严重的。清代经营西南边疆的另一个特点，是在其统治的前半期与后半期，边疆治策内容上的差异颇为明显，施行的效果亦有较大差别。

笔者提出以上看法，并非是否定历代王朝在治理开发边疆方面的贡献，而是提倡多从历史纵向发展和前后时段比较的角度看问题。对历代王朝治理边疆的治策及其举措，出现研究结论相似甚至雷同的现象，与一些研究者囿于断代研究对历史纵向过程疏于思考，以及对治理边疆的总体研究不够深入等原因有关。在古代治理与开发边疆领域，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还不少。例如：农业是封建经济建立和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以长江黄河流域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古代农业，是我国中部文明延续数千年之久基本的物质基础。但是，古代所有边疆地区的开发，是否都以农业生产发展的程度为尺度?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事实上，在农业生产不断获得发展的同时，畜牧业在北方草原地区的经济中长期占据重要地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包含农业、畜牧业、养殖业、采集和狩猎成分的初级复合型经济，是西南边疆大部分地区主要的经济形态。这种经济发达程度通常并不高，但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地形气候条件复杂的西南边疆地区，初级复合型经济具有很强的适应性与互补性。古代西南边疆地区较少出现严重饥荒和流民  运动，与这种初级复合型经济的普遍存在有很大关系。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西南边疆地区的各民族，在合理利用动植物资源，以及处理好生产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等方面有很多成功经验，这些都值得认真发掘和总结。

此外，应予细致研究的问题还有如：在古代开发边疆的过程中，封建王朝的治理与边疆各民族的劳动如何形成合力；迁居边疆的内地人口与边疆各民族，在共同开发边疆中的交往与融合问题；边疆与内地经济文化双向性的交流以及经济产品的交换互补问题；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文化进步与我国边疆形成和巩固的关系；作为封建国家对外交往的门户、纽带和屏障，古代边疆地区的特殊地位和作用问题；历代王朝对边陲地区的经营，在现今边界以外地区产生深远影响的问题；地理位置不同的边疆地区，其形成发展的过程及其特点的比较等。

注释：

1、昭槤：《啸亭杂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页。

2、参见吕一燃：《驳南海诸岛“无主土地”论》，《南沙诸岛——地理•历史?主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3、参见刘家和：《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分析》，《东西方文化研究》创刊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第31—76页；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9页。

4、参见刘家和：《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分析》，第33页。

5、[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沈宗美校：《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6、参见刘家和：《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分析》，第39页。

7、[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第61页。

8、刘家和：《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分析》，第43页。

9、参见(逸周书》卷7《王会解》。

10、参见田继周：《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略论》，《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1、参见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资料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