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余年来，经过中国蒙古史学家共同努力，卫拉特蒙古史研究，特别是17至18世纪的卫拉特蒙古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基于此，在历次蒙古史和卫拉特蒙古史学术讨论会上我曾吁请学者们将研究视点移向17世纪以前和19世纪以后的卫拉特蒙古史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检阅清末期刊篇目时，偶尔发现了1904年《东方杂志》上刊有《蒙古土尔扈特郡王呈外务部代奏因时变法请假出洋游历折》和《蒙古土尔扈特郡王整顿政治条陈》两则材料，这对治卫拉特蒙古史多年的我，是有很大吸引力的。因此当我和马汝珩教授在完成了《漂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一书后，[1]即开始了19世纪以来卫拉特蒙古史的资料收集工作。只是其他研究项目接踵而来，资料收集工作时续时断。现据已收集的资料，草成本文，以图补近代土尔扈特蒙古历史上一个小小的研究空白。

一、帕勒塔家世与他的改革主张

上述两则奏折均系新疆东路土尔扈特郡王帕勒塔所奏。在《清德宗实录》光绪三十年（1904年）二月丁丑（28日）条中有如下记载：“本日政务处奏，旧土尔扈特郡王帕勒塔，筹拟蒙古新政事宜十二条代奏一折，着政务处、外务部议奏。”[2]成书于稍后的《清史稿》也记有帕勒塔请求出洋考察一事，其文如下：“清末，袭郡王者帕勒塔赏请出洋。”[3]

帕勒塔，新疆东路旧土尔扈特札萨克多罗毕锡呼勒图郡王，号葆真。[4]其传承如下：[5]

一世：巴木巴尔，乾隆三十六年（1771）授札萨克一等台吉，赐号毕锡呼勒图王，乾隆三十九年（1774）卒。

二世：车凌德勒克，初授一等台吉，乾隆三十九年袭，四十年授东路（库尔喀喇乌苏土尔扈特）盟长，赐印，四十八年（1783）诏世袭罔替，乾隆五十六年（1792）病罢。

三世：巴特玛乌巴锡，乾隆五十七年袭。

四世：那木札勒车登，嘉庆二十二年（1817）袭，道光二十五年（1845）卒。

五世：巴图，道光二十五年袭，同治十三年（1874）卒。

六世：巴雅尔，光绪元年（1875）袭。

七世：帕勒塔，光绪二十四年袭。

美国学者波尔曼西诺夫据1973年10在台北访问帕勒塔长子敏珠多尔济，所记述的帕勒塔传承为：巴木巴尔→巴德玛乌巴锡→车凌德勒克→巴图→巴雅尔→帕勒塔。显然是有误，我们仍应以清代文献记载为准。但波氏对帕勒塔兄弟与子女的记载可引述如下：帕勒塔有弟铁木耳金（？—1912年），长子敏珠多尔济（1903—1975年）、次子策登道尔济（1914年—）、长女 尼尔吉玛（1907—1983年）、次女色尔卓（1913—1930年）。[6]

从系谱传承可知，帕勒塔出身于土尔扈特蒙古显贵名门。其祖先巴木巴尔是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与渥巴锡共同率领土尔扈特蒙古近17万人东归故土的著名首领之一。清朝政府封爵东路旧土尔扈特札萨克多罗毕锡呼勒图郡王，出任盟长。其父巴雅尔于光绪元年（1875年）承袭。帕勒塔出生于光绪八年（1882年），光绪二十四年（1989年）袭爵，时年16岁。[7]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赏乾清门行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赏戴三眼花翎，[8]成了居留北京的年轻蒙古王公。

有清一代，盟旗制度下的蒙古札萨克王公，在政治上、经济上均得到清廷十分优厚的待遇。其中一项即是清朝政府制定的“朝觐”制度，亦称“年班”和“围班”制度。围班制度即木兰行围制度，但至乾隆朝后期已逐渐衰落。年班制度，是清政府规定的蒙古族和西北地区其他少数民族上层王公贵族每逢年节来京朝见皇帝的一种制度，年班制经久未衰，直至清末依然实行。参加年班的蒙古王公，分批于每年旧历新年入京觐见皇帝，参加御宴，受领赏赉。按律土尔扈特蒙古王公编入外札萨克年班之第一班中。除此之外，还有部分蒙古王公及其子弟在宫廷“入直当差”，常年驻京。有的还受任例由清室亲贵充任的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八旗都统等显赫官职。年班晋京、入值当差，既可经常出入宫廷，又可享受京城奢华生活，因此到清朝末年，常驻京城的蒙古王公逐渐增加，形成为一个特殊的权贵集团。帕勒塔即是这一集团中的年轻成员，他往来于新疆、京城之间，可视为是清末走出新疆的土尔扈特蒙古王公之第一人。

20世纪初时逢清廷推行新政，在北京的一些蒙古王公也愤于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帝后蒙尘”之辱，萌发兴学练兵、以图自强的决心。他们希冀清政府实施新政，通过君主立宪走改良之路，由开明专制进到君主立宪的日本维新式道路。于是扶桑之国——日本的现状成为一些蒙古王公的关注热点。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冬，驻京蒙古王公头面人物之一、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世袭札萨克多罗都棱郡王、兼卓索图盟盟长贡桑诺尔布，通过日本驻清朝公使内田康畿介绍，和御前大臣、喀尔喀亲王那彦图的长子祺承武、肃亲王善耆的长子宪章等人，各带仆人“未得清政府的许可，由天津私搭日本邮船东渡，此行除了参观正在神户开幕的博览会外，并与日本朝野名流接触频繁，特别是和陆军参谋本部次长福岛安正中将建立了密切的关系”。[9]在当时清王朝高级统治集团成员中，如皇室亲贵、尚书、督抚、驻外使臣，都有一些人主张“变更政体、实行立宪”，提出出洋游历考察动议。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底，清政府派五大臣赴欧美、日本考察 政治。次年，五大臣回国奏请“仿行宪政”。出洋考察、革新政治、推行新政，在当时一些封建王公中成为时尚。显然，这一切对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值年班来京”、年少气盛的帕勒塔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在这股时潮影响下，他于1904年（光绪三十年）提出了《因时变法请假出洋游历折》和《蒙古土尔扈特郡王整顿政治条陈》。

帕勒塔痛心于外犯内忧，在《因时变法请假出洋游历折》中疾呼：“近数十年，彼俄人大有觊觎而未割者，视如囊中之物，设一旦割去，奴隶视之，蹂践听之，已有印度、波兰、安南等代表也。”而当前“内外蒙古全部政治相沿至今，泄沓如故。上至王公不知时局艰难，粉饰太平，徒以旦夕歌舞为乐，下至黎庶不知自势难立，徒以饱食终日，为事日穷日危”。所以当此大清帝国大厦将倾之时，“若不及时图治，数年之后更不堪设想”。而“昔者蒙古尚能为天下，今者不能为身家，推其致弱之由，非蒙古之无智也，实无以开其智也”，因此“亟筹自励之余，必以开蒙古民智为先”。为此帕勒塔提出：“赏假一年，赴欧美二洲各国悉心考查政治，并著蒙文书籍，俟游学旋毕后，请旨为使游说各部落，悔改苛政，发愤自励，群力维新，思图报效。但求有利于国，稍补于时，而舍效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策。”[10]

帕勒塔本着“误国家者一私字，祸天下者一例字”的认识，“不拘旧例，妄拟条陈”，提出“举筹蒙古政治十二条”。[11]《蒙古土尔扈特郡王整顿政治条陈》仅见于《东方杂志》所刊，已不易查找，今录全文如下：[12]

第一条，蒙古各部落设大学堂，习洋文一分、汉文一分、蒙文一分；中学堂，习汉、蒙文各一分；小学堂仅学蒙文一分。按蒙古各部落大小酌量分设。至大学堂应兼学体操法。即王公子弟亦均令一律入学堂。惟经费均在本地筹措，无用国家款项。其学堂一切事宜归各盟长管理。

第二条，蒙古各部落民人二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都入兵册，每人应二十年兵差。按五人抽一充常备兵四年，四年期满接充后备兵十六年。二十年兵差应完将册名注销，除在常备以外，须各务其业，即王公子弟均著一律充当兵差，其一切事宜归盟长管理。

第三条，蒙古各部落地方寥廓，必须按该部落地段尽力开垦，若遇地广人稀之段，准招汉民耕种，照章完税，其开垦一切事宜归盟长管理。

第四条，蒙古各部落准其蒙汉来往通商，其各部落盟长应如何纳税俟奏准后再议。

第五条，蒙古各部落查有五金矿产，准蒙古富商开采，如汉富商在该部落禀称开采者，其矿课矿租均归该部落盟长收纳。

第六条，蒙古各部落宜分设工艺局，先制皮革、氆氇毡、布疋、绒毛毡、毡毯等物，售出价值除该留各项经费外，按年查核余利归公。

第七条，蒙古各部落宜分设报馆，须归官办，就大学堂地方开设，至报文用蒙、汉两文，汉文不用文法，只用自话，令阅者晓畅为要。

第八条，蒙古各部落自来牧养牲畜，拟按各部落养畜数目设局派员收税，归各部落盟长查核，照季呈缴归公开销。

第九条，蒙古各部落所设新政，须派汉员，公正廉明，通达时务，有省分道府州县等官，每盟拟设二员以备参谋顾问，如充当三年著有成效者，准其请旨奖励。

第十条，蒙古各部落盟长向来归理藩院奏请旨简放，拟请嗣后由各部落公举文理通达讲求时务之王公拟实正陪，奏明恭请特旨领放充当盟长，以期办事得力。

第十一条，蒙古各部落民间子弟除孤子不令当喇嘛外，其愿当喇嘛者限兄弟二三准其一人，兄弟五人准其二人，如兄弟过五人者不准加充喇嘛。

第十二条，蒙古各部落所拟举筹开浚利源各条，除学堂练兵等项经费外，如有余款，各部落盟长造具清册咨部查核，报效国家而充库帑。

上述十二项条陈，其内容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各个方面，反映了当时希冀依靠清政府进行自救的一部分封建贵族上层的政治主张，这些主张也明显地受到维新变法思潮和政见的影响。这在当时蒙古封建王公中还是不多见的。

帕勒塔考察欧美的计划未能实施，转而准备东渡扶桑。据芬兰著名阿尔泰学家兰司铁记述，1905年帕勒塔曾对来访的兰司铁说：“他不打算呆在北京，而想到日本旅行，进军事学校或大学学习。”[13]1906年4月7日（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十四日）帕勒塔由天津大沽口搭上日轮横滨丸开始东渡扶桑的航程。[14]抵神户后改乘火车于4月16日到东京，受到日本官方礼待。福鸟安正将军会见帕勒塔并陪同观赏樱花会。[15]帕勒塔在留日期间，曾入日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16]于1909年3月回到阔别三载的北京。[17]

二、从保皇到投靠北洋政府

1909年的中国，正处于大革命的前夜。

人民群众自发反抗斗争遍及全国各地，资产阶级革命派已从舆论宣传发展到发动武装斗争。1908年钦廉上思之役、河口之役、安庆之役，虽均遭清政府镇压，但武装推翻腐朽清王朝的星星之火已点燃，清王朝统治陷入四面楚歌的绝境。清廷为摆脱危机，企图通过立宪来缓和国内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1906年宣布“预备仿行宪政”，1907年下令在中央设资政院，1908年颁布了“各省咨议局章程”和“宪法大纲”，规定九年内完成“立宪”准备工作，1909年各省咨议局也分别开会议政。各种政治势力以及他们的代表人物纷纷出现于当时的中国政治大舞台上。帕勒塔回国后即受到清政府器重，很快就任“陆军贵胄学堂蒙旗监学”，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载涛专门奏请“赏给藩属郡王（帕勒塔）爵章”。[18]作为驻京蒙古王公的一员，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言：“帕勒塔无疑是杰出的知名人士，是当时蒙古王公中受到最好教育的王爷”[19]，他当然不甘于政治上默默无闻而沉溺酒色之中。综合各种史料可知，辛亥革命前夕居留北京的蒙古王公中的头面人物，在清廷御大臣中有喀尔喀赛音诺颜部札萨克亲王那彦图、内蒙古科尔沁辅国公博迪苏；在八旗都统、副都统中有科尔沁札萨克亲王阿穆尔灵圭、土默特札萨克贝子棍布札布、科尔沁辅国公达赉、喀尔喀亲王那彦图之子祺诚武；在资政院钦定议员中有喀喇沁札萨克郡王贡桑诺尔、喀尔喀车臣汗部郡王多尔济帕拉穆，其他还有科尔沁札萨克宾图郡王棍楚克苏隆、巴林札萨克郡王札噶尔、奈曼札萨克郡王苏诛克图巴图尔等等。这些蒙古王公中，那彦图是清朝前期平定准噶尔时著名将帅、超勇襄亲王策凌之后，还兼任着领侍卫内大臣和列清朝八旗之首的镶黄旗满洲都统等显职；阿穆尔灵圭是僧格林沁的曾孙，博迪苏也是僧格林沁的裔孙，身为镶白旗汉军都统的阿穆尔灵圭，还受命为总司稽察守卫事宜王大臣、掌管整顿整个宫廷的侍卫，博迪苏也兼任首领侍卫大臣、八旗都统等职。贡桑诺尔布则是以“兴业变革”闻名的蒙古王公。[20]

辛亥革命前夕活跃在北京政治舞台上的蒙古王公，有的是清廷世勋功臣之后，跻身于统治集团核心，有的是少年得志、正欲在政坛一展雄心的人物。但他们都是蒙古封建贵族阶级的上层人物，其政治命运与清廷休戚相关，政治立场是反对革命，力图想通过清廷推行“新政”以“变革图强”。因此，在清王朝行将灭亡的历史转折关头，他们必然是反对共和、反对革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烈火迅速燃遍大江南北，清王朝的倾覆已成定局。在北京的蒙古王公为保护自身的封建特权，也积极展开了政治活动。在那彦成、贡桑诺尔布、博迪苏等首倡下，于12月24日成立了“蒙古王公联合会”，又称“旅京蒙古联合会”、“蒙古联合会”、“蒙古同乡联合会”。[21]设总会于京师，还计划在蒙古各地设立分会。该会章程提出：“本会以开通蒙古风气，改良政治，保存权利，联络全体，互相辑睦为宗旨”（第一章第一条）；规定“本会以蒙古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札萨克、议员及现有职任之台吉、他（塔）布囊、旗员等为会员”（第二章第二条）。[22]从章程可看出，这是一个蒙古王公、显贵旨在“保存权利”，也即是保护自身封建特权的政治小团体。联合会成立后第三天，即1911年12月26日（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七），联合会以全体蒙古王公名义，向清廷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呈递信函，内称：“代表等世居朔漠，久濯王灵，于大皇帝无二心，于强邻无异志”；恭维袁世凯是当今“分崩云扰”之际“只手擎天”的“再造中国四万万生灵者”，因此，希冀袁世凯“详示就里，以释群疑”；然后，这些驻京王公代表即将“此意通告内外各蒙藩，俾识德意，咸生爱戴”；通览全文，中心主旨即是面对革命剧变“痛心疾首，期复旧观”。[23]他们还联名提出意见书，维护“君主立宪”，保护盟旗制度，要求清廷“亟图整顿”，否则“局势甚为可危”。[24]

与此同时，驻京蒙古王公以内外蒙古10盟（部）135旗的名义，由外藩世爵中地位最高的科尔沁图什图业、达尔罕、卓里克图三亲王，及喀尔喀三汗并赛音诺颜亲王等联合署名，致电参加南北议和的民军代表伍廷芳，攻击以孙中心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是“狭隘民族主义”，表示反对共和、拥戴清室。稍后，蒙古王公又给伍廷芳发了一封长达千余言的信函，指责民军方面不允议和罢兵，“必欲去此有名无实之君主”，以“致兵联祸结，陷万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乃是“以共和为美名，日行专制之实际，较之旧政府且变本加厉”；声称：“满蒙藏回土宇辽阔，几占全国之大半，其人民习惯只知有君主不知何谓共和，更深惧君子少数专制之共和”。信末威胁：“如诸君子持已见，鹜虚名，速实祸，以促全国之亡，则我蒙古最后之主张未便为诸君子宣布。”[25]在上述分别致送南北双方函电信件是署名的王公，都是蒙古各盟旗中的显赫人物，但若稍加留意，其中不少蒙古王公实际并不在北京。如科尔沁亲王阿穆尔灵圭正在东北；鄂尔多斯贝子绷楚克车林在库伦蒙古办事大臣任上；喀尔喀蒙古车臣汗阿克旺那林、赛音诺颜亲王那木囊苏伦、土谢图汗部亲王杭达多尔济等正忙于参预库伦“独立”闹剧。显然，函电信件的真正始作俑者是那彦图、贡桑诺尔布、博迪苏等驻京蒙古王公中的头面人物。在这些函电信件中均署上大名的帕勒塔，在驻京蒙古王公中是一个政治上活跃的人物，但毕竟年轻资浅，还不能跻身于这一特殊政治群体中的领导层之列，而只是他们中间的一个积极参预者。也正因如此，正面记述帕勒塔这一时期政治主张和活动的史料不是甚详，我们只能从驻京蒙古王公总体政治活动的蛛丝马迹中勾稽其活动的轨迹。

帕勒塔与其他驻京蒙古王公一起，除以“蒙古王公联合会”名义致函袁世凯和伍廷芳，表述自己政治主张，以期扩大政治影响外，还与那彦图、贡桑诺尔布一起多次参加隆裕太后主持的宫廷御前会议，扮演了死心保皇、反对共和的政治角色。

1911年12月下旬至1912年1月底，隆裕大后曾先后召集多次御前会议，随革命形势的发展，御前会议讨论问题的重点依次有三个。1911年12月下旬主要讨论是否同意由国会公决国体问题；1912年1月17日至23日主要讨论是否同意共和、清帝退位；1912年1月26日以后主要讨论是否接受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

1911年12月28日，隆裕太后召开御前会议，宣布同意召集临时国会，通过国会投票决定国体。[26]但此议遭到不少皇族亲贵和蒙古王公反对，“终因有在京蒙古王公中数人多不谓然，未能定议”[27]。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告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在得到南京方面让予大总统职位和优待清室及满蒙贵族等承诺后，力促召开御前会议，迫清帝退位。1月17日至23日，隆裕太后又召集御前会议，参加者有皇族近支、蒙古王公及袁世凯内阁主要成员。出席御前会议的蒙古王公有那彦图、贡桑诺尔布、棍楚克苏隆、博迪苏和帕勒塔。[28]在与会的14人中，“惟有四人有言，余皆缄口”[29]，4人中即有那彦图，他力劝隆裕太后切勿听信庆亲王奕劻接受共和的主张，态度极为激烈。[30]在会上“清太后伏案啜泣，满座无声，忽有一个列席的蒙古王公，慨然起而反对，和奕劻争论”，[31]在赵尔巽全宗档案中也记述了这次御前会议上的“退位之争”，“嗣因蒙古王公反对甚力，未得解决”[32]。1月18日，御前会议继续召开，会上“奕劻仍执前议，并将密定优待条件提出，蒙古王公反对更烈……仍无结果而散”。[33]1月19日的会上，当袁世凯内阁代表提出在天津另组一临时内阁，更遭到了“满蒙的王公亲贵，一致反对”，[34]只得作罢。1月23日御前会议仍然争执不休，“皇太后一味痛哭，然无以应对国务大臣，赖亲贵力争，未准共和之议”[35]1月24日，有人致函赵尔巽称：“奸贼袁世凯竟吓逼两宫及各亲贵允认共和，仅以蒙古王公与各路军将反对，尚未宣布逊位诏旨”[36]。

此时驻京蒙古王公反对任何共和之议，且态度坚决。帕勒塔在历次御前会议上到底说了些什么？那个起身与奕劻争论的蒙古王公是否是帕勒塔，终因史载不详，不可妄加推测，但帕勒塔还是为后人留下了一则表明自己政治立场的绝好的文字记载。当时报纸曾有一篇题为《帕邸不认共和之声》一则报导，文如次：

“京函云，现蒙古各王公之反对共和已纪各报，兹闻其反对最力者，除喀尔喀亲王那彦图外，以旧土尔扈特帕勒塔为尤甚。昨曾与庆邸等声称，以蒙古自有历史从来臣服中国，惟与清廷有血统之关系，故二百数十年来，列为藩属，相亲相爱。今一旦撤消清廷，是蒙古与中国已断绝关系，将来驱逐中原，尚不识鹿死谁手云云。庆邸等竟无以驳之。按帕邸雄才大略，为蒙古中之佼佼者，曾留学日本陆军大学，极有军事上知识。现亦为各蒙王所推崇。今其言如此，恐中国之战事未能遽定也”。[37]一个驻京蒙古王公向记者发表谈话，并见诸报载，这在驻京蒙古王公中是空前绝后的惊人之举。从中人们不仅可以看到帕勒塔顽固保皇的政治立场，同时也充分显示其在政坛上活动的能量。

驻京蒙古王公们与皇族“宗社党”一起，在推迟清帝退位时间上是起了作用的。帕勒塔在这股逆流中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积极参预者、推波助澜者。也许正是帕勒塔对清室的忠诚，已是气息奄奄的清政府，于1912年1月22日（宣统三年十二月初四）还任命“旧土尔扈特多罗郡王帕勒塔署科布多办事大臣”。[38]只是帕勒塔还未以封疆大吏之尊走马上任，北京的政治形势就发生了突变。

1912年1月26日，“宗社党”头目良弼被革命党炸伤身亡。袁世凯也策动北洋军阀实力派段祺瑞、姜桂题等46名清军主要将领致电清廷，要求“立定共和政权”，[39]催逼清帝退位，清王朝覆亡命运已无可挽救。驻京蒙古王公急忙转舵，在1月29日的御前会议上，蒙古王公们一改反对共和的顽固立场，表示：“若以中国国体而论，本宜于君主，而不宜于民主。惟今日全国人心既皆坚持共和，且各亲贵亦多赞成此事，我辈又何所用其反对。今惟全听御前会议如何解决，如决定办共和，我蒙古自无不加入大共和国家”。[40]他们还于2月1日复电孙中山、伍廷芳称：“合五大民族组织共和政体，使全国人民得享自由幸福，规划之宏，寰烁今古，此本无所用其反对。惟以蒙古制度、风俗、语言、文字，向与内地不同，又以地居全国大半，民风强悍，逼处强邻，危险实多”，而“自民军起事以来，南北阻绝，谣诼繁兴，传闻各异，处此惊疑之地，自难免误会之端”，[41]将以往反对共和的立场，以“误会”一词而开脱。进而声称驻京蒙古联合会是蒙古王公的全权代表，要求南方民军“如有应商事件尽可直接通电，无须另举代表南行，以免稽延时日”。[42]言下之意是告诉革命党，如果要我们拥护共和，就得保留原有封建特权。

当然，驻京蒙古王公们清楚，向南方革命军讨价还价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修补他们与袁世凯在迫清帝逊位上步调不一致之处。2月6日，在袁世凯邀集的皇族近支、蒙古王公、军政大员会议上，蒙古王公表示：“某等对于君主、共和并无成见，只要双方和平了结，则为我五大族之幸福。况朝廷已欲颁诏共和，某等敬谨遵旨，决不反对”。[43]2月9日，即清帝正式颁诏退位前三天，蒙古王公联合会又通电南京政府孙中山、黄兴并全国各省督抚，吹捧袁世凯“于大局一事始终甘心孤诣，竭力维持……厥功至伟，且政治经验至富，军队尤极推崇”，声称：“同人佥谓统一新政府临时大总统，以冀收建设之功，兼保和平之局”。[44]这份通电不啻是驻京蒙古王公投靠袁世凯的公开宣言书。昨日还是清廷显贵的驻京蒙古王公们，转眼成了北洋军阀政府的座上客。

保皇最烈的阿穆尔圭灵仍保留“专办蒙旗事宜”职衔，并于1912年10月代表北洋政府出席在长春召开的内蒙古哲里木盟10旗王公会议。[45]那彦图于1912年6月受任乌里雅苏台将军。他们二人还出任大总统翊卫处正翊卫使和都翊卫使。据民国4年2月2日订《设立翊卫处办法》规定，这是一个沿袭清代陈例笼络蒙古王公的机构。1914年9月9日，那彦图出任大总统直辖的将军府绥威将军。[46]另一个驻京蒙古王公中的头面人物贡桑诺尔布当上了蒙藏事务局总裁。

帕勒塔也在受封进爵之列。1912年10月9日，北洋政府大总统明令颁布嘉奖，全文如次：

前奉大总统令，现在边事未靖，凡效忠民国实赞共和之蒙古各札萨克王公等均属有功大局，允宜各照原有封爵加进一位，汗亲王等无爵可进者，封其子孙一人，以昭荣典等因。兹准新疆都督电开土尔扈特东部落正盟长、郡王帕勒塔现任阿尔泰办事长官，子名永昌，副盟长贝子德恩沁阿抹什，均深明大义，赞助共和，应如何奖励之处，祈核办等语。查汗亲王之子例授头等台吉，贝子进一位例封贝勒。该郡王帕勒塔前以有功大局，业奉大总统令进封亲王，其子永昌例授为头等台吉，由头等台吉进封一位应封辅国公，德恩沁阿抹什原爵贝子进封一位应封贝勒。[47]

在上述嘉奖令颁发之前，1912年5月17日北洋政府已正式任命帕勒塔“由科布多办事大臣调充阿尔泰办事长官”，[48]他也旋即以边疆大臣身份走马上任，在正逢边事纷争的中国西部边陲开始其政治生涯的新阶段。

帕勒塔一生政治生涯大体上可分两个阶段。1898年袭爵至1912年，为其参政的第一阶段；1912年出任阿尔泰办事长官至1920年病逝北京，为其参政的第二阶段。[49]就帕勒塔政治生涯第一阶段15年间的活动，又可就其政治活动重点，以1909年自日本游历回国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1898年至1908年，帕勒塔作为本世纪走出新疆的蒙古王公，深受19世纪末维新思潮影响，看到了清王朝面临的危机，力图依靠清廷推行变法，以图自救而达自强，1904年提出的《蒙古土尔扈特郡王整顿政治条陈》是帕勒塔政治改革主张的集中反映，而在日本的三载游历考察，更加深了他依靠王室进行改革的信念。帕勒塔的这种认识，在辛亥革命前夕中国社会大变动中，显然已是落伍者，但在封建王公，特别是在蒙古王公中，帕勒塔仍是一位识时势、有政见的佼佼者。

1909年帕勒塔自日本归国，定居北京后，正当准备在清廷支持下一展自己政治抱负时，面临的却是革命浪潮汹涌澎湃，清王朝倾复在即的局面，出于切身阶级利益的考虑，帕勒塔不愿意，也不可能接受一个新政权取代清王朝的局面出现。所以，1909—1912年初，他的政治活动重点即是通过保皇达到保护蒙古王公特权。为此，帕勒塔与驻京蒙古王公几个头面人物一起，周旋于当时三大政治势力之间，即气息奄奄的清廷、充满生机的革命军、野心勃勃的袁世凯。但他们的政治倾向是明显的，对清廷充满依恋之情；因在维持清室帝位上与袁世凯有分歧，双方时有摩擦；而对革命军则是充满敌视与疑惧。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保皇已不可能，于是改换门庭，由清廷重臣一变为袁记政府新贵，与此同时，蒙古王公们还争得了一个《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50]达到了保存蒙古王公特权的根本目的。从这一角度看，帕勒塔在政治斗争中不是一个庸才。

（资料来源：《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华文史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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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书已于199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50] 待遇全文如下：“今因满蒙回藏各民族赞成共和，中华民国所以待遇者如左：一、与汉人平等。二、保护其原有之私产。三、王公世爵概仍其旧。四、王公中有生计过艰者，设法代筹生计。五、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六、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解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七、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以上条件列于正式公文，由两代表照会各国驻北京公使，转达各该政府。”（宣统三年十二月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见《宣统政纪》，卷70，页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