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边警频仍，外患日重，俄国侵轶于北方，日本窥伺于东海，英吉利由印缅而规滇藏，法兰西经越南而谋滇粤。边疆学、外交学成为经世学，成为许多忧时爱国之士着力考究的对象。地处中西交涉前沿、得风气之先的上海，涌现了一批这类人才，徐建寅、马相伯、马建忠均属其列。这几位都既有大名于当时，又有学者研究于后世。本文研究的对象，姚文栋，在边疆和外交学两方面，都有学术建树和重要实践，在晚清也是声名卓著者，但后来学者的研究却相对薄弱（注：关于姚文栋，王晓秋的《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对姚在日本的活动有研究，见该书第184—190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另有一篇叙述他与日本著名社会主义活动家片山潜关系的文章《片山潜与姚文栋》，载《学林漫录》第9集。）。

一

姚文栋（1852—1929），字子（ｌｉáｎｇ原字为木右加梁），1852年出生于上海县城，15岁中秀才，以后应乡试未成，乃纳资捐官，两次以随员身份出使外国，积资至二品衔直隶候补道。

他是晚清著名边疆学家，在其名著《筹边九论》中，有一整套御侮固边的理论和策略。他是才智过人的高级幕僚，出入多位公使、督抚门下，参与机密事宜和重大外交活动，在一系列重要事件中作出了积极贡献。

求学时代，他曾受教于龙门书院刘熙载、求志书院钟文蒸、诂经精舍俞樾门下，诸人都是一时名儒。他博采众长，自出胸臆，不拘一门，形成了汉宋兼采的特点。他以宋学明心见性、砥砺气节为根底，以汉学实事求是、缜密考证为入手功夫。两相结合，使他既有深沉的爱国情怀，又有扎实的学术根基。

姚文栋出生、成长的上海，是晚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汇集点。在他出生时，上海已有英、法、美三个租界，这些租界受不平等的治外法权保护，成为中国主权受损的象征。在他青少年时期，小刀会起义、太平军起义、第二次鸦片战争接连发生。愈演愈烈的内忧外患给姚文栋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很早就树立了经世致用、为国效力的远大志向。写于光绪六年的《述怀诗》云：

“何事奔波到蓟州，旁人错认为身谋。书生心事不如此，愿为苍生作马牛。”

“六年江左闭门居，饱读人间有用书。更历长途访民隐，为防儒术尚迂疏。”（注：姚明煇：《景宪府君年谱》，抄本。）

他究心于经世之学，尤重边疆地理，其根底是在龙门书院打下的。龙门书院创办于1865年，由上海道台创办并负责，为上海县城最高学府。书院以研治传统学问为主，推崇经世之学。在书院里，姚文栋与祁兆熙、张焕纶三人以涉猎新书、留心时务、有意经世、无意举业、不囿旧域、博求远方的不进秀才闻名，阅读了许多海外译作和国内著名学者的重要地理论著。这三人在晚清均有令誉。祁兆熙以通洋务著称，曾于1874年率幼童30人赴美国留学。张焕纶为著名教育家，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所由国人自办的新式小学，并担任南洋公学首任总教习。姚文栋则以精通边疆地理学著称。盛宣怀之父盛康欲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向他讨教边疆地理的问题。他列举了曾经购买、抄写、熟读的一批时人著述，包括魏源、徐继畲、姚莹、张穆、何秋涛、冯桂芬、薛福成等人研究边疆地理、海防塞防的重要著作，松筠研究西藏、新疆的论著、西清的《黑龙江外纪》、何璟的《论台湾兴革事宜》、黄懋材的《论南洋形势》和研究西南边外舆地山川风土民俗之作、李云麟的《西陲述略》等，条分缕列，尽出腹笥，充分显示了他在这方面的精深造诣。

光绪初年，俄、英、法、日在中国四周不断挑起争端，边疆危机频频发生，这极大地刺激了姚文栋，促使他研究中国与俄英法日等国关系。他在边疆地理和海防塞防问题上，形成了一整套理论和策略。1880—1881年间，他利用北京为王文韶等人教学塾之暇，编写了《西陲荟要》、《增订北徼汇编》、《外蒙古喀尔喀四部图说》、《塞外金石记》、《海运汇编》、《俄约汇编》等边疆地理书，后被收入《春明十二种》。其中最著名的是《筹边论》。

《筹边论》共九篇：论俄国斯；破庸人之论；论东北边防；论正北边防；论西北边防；论西南边外英法两国；论日本；论储养边才；论江防海防。姚文栋子姚明煇认为，他父亲壮年（30—50岁）事业本此九论，后一挫于张荫桓，再挫于袁世凯，迄未成功。

九论概括起来，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唤醒国人对边疆危机的高度警惕性。针对当时国人对边疆问题或茫然无知、或掉以轻心的倾向，姚文栋在《破庸人之论》中指出：一些人姑息自宽，以为俄国反侧未定，未遑远略；邻国通商，志在牟利，中国不必杞人忧天。然而事实上与同、光之际相比，国家虽有一段闲暇，但决不是已治已安：“英俄为中国切肤巨患，人人知之矣，然且听俄人足迹遍于关外，引敌入险，可忧一也；英人不能得志于江海而窥伺云南西藏，可忧二也；安南岌岌其危，苟法人得鹿，是南疆多一印度也，可忧三也；俄日皆有谋夺高丽之心，高丽愚无远谋，恐为琉球之续，可忧四也。”至于通商往来，虽然是贸易为主，但也不能过分相信列强竟无异志，许多事实证明各国往往借通商占据一地，然后吞并更大领土。“尝观诸国议约，近者数年变更，远者十数年变更，未有可守至数十年者。英吉利初至五印度，亦借通商为主，事机顺手，遂吞并其地。今泰西所立公法，各国皆允遵守，然大利所在，往往违犯不顾，空言要约，断不足恃，皆明征也。”（注：姚文栋：《筹边论九篇》，抄本， 1957年。）姚文栋一针见血地指出，同治中兴之后的光绪初年，本应秣马厉兵，励精图治，以应付即将到来的危机，但朝野文恬武嬉，故态复萌，使得危机更为严重。他发此议论之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已过去20年，中法战争还没有影子，他以一介儒生，能洞烛机先，警钟预敲，实在难能可贵。

其二，防俄为重。在诸多帝国主义国家中，俄国斯与中国边界最长，对中国土地掠夺最多。姚文栋筹边九论之首，开宗明义地论定：“终为中国患者，必在俄国。”他以《论俄国斯》、《论东北边防》、《论正北边防》、《论西北边防》等四论篇幅，揭露俄国在欧洲谋求出海口不成，大举东进，鲸吞中国领土，以夺取出海口的野心，指明中国东北、正北、西北均已失去缓冲之地，而与俄国接壤，危机迫在眉睫，必须绸缪未雨。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了中国应取的对策，如加强黑龙江、吉林的原有水师和陆营建设，所费不多，见效较快。振刷蒙古兵，在正北库伦和乌里雅苏台顿驻重兵进行防卫等。

强调重视来自沙俄的威胁，并不是姚文栋独创，林则徐、左宗棠等都有类似看法。林则徐便说过：“终为中国患者，其俄国斯乎！”；左宗棠则为防俄作出了毕生的努力。姚文栋的突出之处，在于他将防俄置于中国安全问题中压倒一切的地位，并从国际战略的角度，提出利用俄、日矛盾，联日拒俄的外交策略。他认为，俄国既然是中国最主要的危险，那么，中国就应该联络日本以对抗俄国，“俄与日本为一，则俄常伺衅于卧榻之旁，中国必不能安枕；日本与中国为一，则日为中国守其门户，中国可以高枕。”（注：姚文栋：《筹边论九篇·论日本》。）此前，中国正与日本在交涉琉球问题，姚文栋觉得，从国际战略高度来讨论中日关系，中国不应为争琉球一案而与日本失和。这是他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和能量估计不足，几年以后，他对此看法有所修正。

其三，重视海防。同治年间，朝野曾有过关于海防和塞防争论。或主海防，以李鸿章为首，认为应集中力量防守沿海，不必计较某些周边属国的丢失。或主塞防，以左宗堂为首，对俄国南下压力有所体会，故主张加强塞防。姚文栋主张两者不可偏废，在加强塞防的同时，也要强化海防。他认为，处今日而谈江海已与往代不同。长江变窄，敌国船只溯江而上，沿途开埠通商，长江不复再是天险。洋人打通新道，从美洲经日本而来，正当中国江浙洋面，原来阻挡外洋之敌的南洋数重门户皆成虚设。为此，一方面仍须固守长江，而“海防之策亦须仿长江水师体制，联络沿海各省水师为一支，特设总督一员，以专其责。略分三道，各设一提督。燕齐为一道，江浙为一道，闽粤为一道，建造总督行辕于天津上海广州三处，长年周历操防，京东万里足资镇压。”（注：姚文栋：《筹边论九篇·论江防海防》。）同时添置铁甲兵舰，出海巡守，取一种主动出击的积极态势。“查俄国兵舰皆停泊黑海中，中国若有头批铁甲船，往驻黑海口，塞住俄兵出路，再以二三批分驻苏尔士河、新加坡两处孔道，首尾应援，持久而后与和，未有不帖然者。若任其兵舰东来，一入北洋，处处可以骚扰，防不胜防矣。”（注：姚文栋：《筹边论九篇·论江防海防》。）

与李鸿章等人的海防思想相比，姚文栋的海防对象中，特别强调了沙俄。他的关于中国以铁甲船往驻黑海口塞住俄兵出路的想法，未免脱离实际，异想天开，但他特别警惕沙俄的想沙法则是切实的。在他这里，海防与塞防的对象合成了一个：沙俄。这是他见解独到的地方。

其四，重视西南。姚文栋不仅看到西方各国来自海洋的威胁，也看到它们蚕食西南边陲的深心所在，指出了两者之间的联系。他认为，英法等国在沿海沿江有利之处，已无孔不入，目前又假道缅甸或安南以通云南，是别有用心的。推测其意，云南地近英属印度，英国既不能独占沿海沿江之地利，则希望通过修筑铁路，由印度直趋云南，并由云南分途进入内地和两广，取倒挈天下之势。法国之吞并安南，是为与英国争夺势力范围。他批评中国谈舆地者多持旧观念，以为云南不过是天末遐荒，不关形要，没有认清云南的战略地位，以及近代铁路可以穿山越岭，使天险变通途的巨大战略作用。姚文栋以近代知识为基点的认识富于新意，较之当时绝大多数旧式学者而言，显然高出一筹。

此外，在筹边九论中，姚文桃还谈到了储养边材的问题。他把一国人材分为三种，即吏材、使材、边材，因一般汉人难以游历边境，不了解边情，故以边材最为难得。目前国家对边材需求孔亟，应打破边吏不用汉人的传统，满汉兼用，使有志者得以尽快熟悉边情，边材的储养也就不会成为难事。

作《筹边论》之时，姚文栋并不是封疆大吏，也不是领兵将帅，但他对边疆情况了然于胸，对列强特点分析允当，对清廷弊端一清二楚，这是他以学术经世的结晶。《筹边论》是否见用于当时，那是另一回事，但在近代国防思想史上，它无疑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

二

筹边九论给姚文栋带来很大的声誉，也改变了他日后的人生轨迹。他因此受到中国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的赏识，于1882年被奏请随带出使，为驻扎东京使署随员。1884年，黎庶昌因母亲去世而回国守制，徐承祖继任出使日本大臣，只留用少数前任随员，姚文栋为其中一个。他在日本首尾六年（到1887年奉调离开），在了解日本国情、研究和介绍日本历史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姚文栋精舆地之学，到日本后奉委考求日本地理。他不象一般官吏那样视出洋为牟利之途，而是分秒必争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日本各方面的情况，验证自己原先对日本、对中日关系的认识和所筹策略的利弊。在不长的时间内，他译编成《日本地理兵要》十卷、《日本国志》十卷、《日本艺文志》六卷、《日本会计录》四卷、《日本火山温泉考》四卷、《日本海陆驿程考》八卷、《日本矿产考》、《日本东京记》一卷、《日本近史》六卷、《中东年表》一册、《日本氏族考》、《日本古今官制考》、《日本通商始末》、《日本经解汇函》65种、《日本文源》、《日本文录》、《海外文传》、《日本沿海大船路、小船路详细路线图》64幅、《琉球地理志》三卷、《订正朝鲜地理志》八卷、《安南小志》一卷、《俄国斯属地西卑利亚新造铁路图并说》等，汇为《东槎杂著三十种》。这些书有些在当时就很快出版，风行海内，有些则是手稿或抄本供使馆人员阅读。其中1883年译成的《琉球地理志》，是近代中国翻译的第一部日文书籍。

出使日本六年的经历，深化了姚文栋对日本的认识。他看到日本对中国的野心，感到日本有可能成为中国的肘腋之患。由此，他修正了自己以前联日抗俄的思想，发展为一面要联日抗俄，一面要尽力遏制日本的扩张，尤其是对朝鲜的觊觎。当时国内具有如此清醒认识的人为数甚少，多数人还是以蕞尔小国，无足轻重看待日本，介绍日本情况的著述译作也十分稀少。有鉴于此，姚文栋将翻译介绍日本情况作为当务之急，他奉派考求地理，但从《东槎杂著》目录我们可以看到他尽力将观察与介绍的视角伸展到各个方面。他自述，做此项工作，相当艰苦：

文栋前奉派委，考求日本地理……自维一介陋愚，才识疏浅，虽夙好地理，而致力未深。况海外情形，尤素未涉览，闻命之下，深惧弗胜。查日本旧为二百余藩，列侯各私境宇，秘其图籍，不许士民考求。故志乘零星，都无善本。明治而后，尽撤藩封，由是官府私家，渐有著述。然海国荒陋，体式甚粗，羼杂倭文，聱牙难读。文栋访搜众说，兼聘译人，拟汇辑《日本国志》一书，而日人百事居奇，征材一时未足，未能急就，有待徐筹。（注：姚文栋：《上黎星使笺》，载《读海外奇书室杂著》，光绪十一年姚氏铅印本。）

在未能急就、有待徐筹的情况下，他首先译编成《日本地理兵要》一书，表明他把防止日本扩张视为头等大事。书中写道：

又日地簇浮海中，其襟要之区，皆在濒海，故别辑《地理兵要》，专详海道情形。载笔年余，粗已就绪。文栋非不知穷兵黩武，圣世弗为，善战上刑，儒者所戒。况皇华修好，意主怀柔，乃以兵要为名，得毋与义有悖。第方今五洲通道，列国争雄，时势与昔不同，要难拘牵文义。况日虽小国，而地近中华，其上下皆有狡谋，觊觎已非一日。台役一之为甚，琉案波犹未平，若无制胜之言，终遗肘腋之患。文栋愚昧之见，以为兵谋必先知地理，而岛国尤重在海程，故于沙礁触碍之端，港湾停泊之处，虽微必载，详益求详。惟是足迹未能遍经，绵力更属有限，事多扞格，满志綦难。一以副台端不遗葑菲之盛心，一以为考求东方舆地者之嚆失，不揣简陋，率尔操觚。倘后来者踵事加详，则文栋所私心冀幸者也。

《日本地理兵要》是他在日本最重要的译作，共10卷8册。 在《例言》中，姚文栋阐述日本的水路要害，进入日本的几条海道，若干自古兵家必争之地，其地志纲要（日古制为九道八十五国）按日本传统的道国为纲，而不以府县为纲，以便更切合实际状况。综合历史与现实考察结果，他指出制胜日本的要害在于“日本四岛，幅员无几，而大海环之，论其形势，不在陆而在海。”“赖襄（日本著名史学家）尝言：元（元朝）幸自一面来耳，若自四面来，扼吾要喉，断吾粮道，杜绝吾兵之策应，其祸岂可胜言。此诚破的之论，兵家舆地家所宜共知者也。”

在《例言》中，他坦言地理兵要的重要性，希望当政者加以重视，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日本近颇留意地学，立于官者，内务省有地理局，海军省有水路局。士民私立者有东京地学协会。虽人才奋起，而著述未多，兹编系取陆军省军人所诵习之《兵要地理小志》，照译汉文，旁搜近人航海记载以附益之。又以沿海港湾岛屿礁岬等为海道要端，博考详稽，分条胪载，意于欲借彼先导，为吾指南。总望吾国轮派将弁东来测量，庶几考核得真，讲求渐熟，可备异时缓急之用。或请将此书印给外海水师各营，令其粗明梗概，则亦不无小裨。日本海路军人咸诵习内务省所颁之《清国兵要地理》一书，吾地情形，彼军人固讲之有素矣。

该书为“中文日本地理最早之本，”也是近代中国人最早翻译的日本地理著作，时在甲午中日战前十一年，甲申成书，呈总理衙门，张佩伦十分赏识，命发同文馆刊印，分送各省及各国使馆，其后坊间有翻印本行世。

《日本国志》是姚文栋关于日本的另一部重要著作。 此书著于1884年（光绪十年），竟与黄遵宪所著《日本国志》书名完全相同。当然，黄书仿通志例，此则为地理志。此书写定后未梓行。光绪中叶，国内有不少学者读过。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梁启超作《西学书目表》曾载入。该书写定稿藏于家。据研究，从时间上看，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动笔在前，完稿却在后，姚文栋的《日本国志》完稿比黄书早，但没有刊行。（注：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第187页。）

薛福成在为《日本国志》所作序言中，对姚文栋筚路蓝缕研究日本情况的一片苦心作了高度评价：“上海姚君子（ｌｉáｎｇ原字为木右加梁），通知时事，研究舆地之学。尝随吾友遵义黎纯斋使者于役日本，为《日本国志》十卷，阅三年而书成。其论疆域形势，沿革建置，纲举而目张，条分而件系，了然如示诸掌。至维新诸政事，尤必备载之，以征风气。”“君子之为学也，其于有用而不托诸空言。今者时事方殷，外患孔棘，而瞀儒拘论，犹且深（原字为目右加宾的繁体）太息，（ｘì原字为谷右加阳的左部）洋务为不屑道。及问以环瀛大势，外国近事，辄窈冥而莫知其原。而我且门户洞开，堂奥毕见，如之何其可也。”“姚君曾为《日本地理兵要》十卷，所述中国往来海道，至详且悉，可以见之于施行。自来兵法舆地相为表里，一旦海上有事，当必有取于此。”

姚文栋在日本著书立说的同时，利用使署随员的身份，联络日本各界，广交朋友，也由此获得一些机密情报，在中日交涉史上起过作用。其中最突出的是，他获取了日本要在朝鲜进行阴谋活动的情报，在解决朝鲜壬午兵变这一近代史上重大事件中，扮演了重要的幕后角色。事情是这样的：光绪八年六月十八日，姚文栋侦知日本阴谋勾引朝鲜“事大党”，欲借朝鲜初九日内乱，遣外务大臣井上馨率海军往仁川，藉端取汉城，借兵临城下的压力，迫使朝鲜割让对马海峡的要地巨济岛或海参威对面的郁陵岛。姚文栋侦得情报，立即密报钦使，请电总署告急。公使黎庶昌顾虑所侦不实，致干造谣之咎，谓事著而后入告未晚。姚知道消息可靠，虑失时机，促速电，并表示如有差误，愿任其咎，上呈密禀以为证据。钦使始密电总署及北洋。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树声接电后，感到事机重大，不敢贸然行动。时任张树声机要幕僚的薛福成在事先接得来自黎庶昌的电报，词气峻急。薛力劝张果断行事，张遂遣丁汝昌带兵舰三艘急驶仁川。丁汝昌率兵于六月二十五日辰刻抵港口，日舰同日未刻始到一艘，较清军迟了半日。日军于二十八日续到三艘，兵士千数百人，兵力虽强于中国，但先机已失，不敢妄动。总署接电，也派提督吴长庆率淮军六营于七月十二日驰抵汉城，十七日平乱，清朝代表介入朝日谈判，阻止了日本割占土地的阴谋。黎庶昌因顾虑所侦不实，电报中游移其词，因与薛福成有旧，故另有私电。北洋出兵，由薛促成。故论功行赏，未及黎，当然更不及姚。但情报系姚侦知，当得首功。

三

姚文栋研究边疆地理，了解海外各国情况，研究它们与中国的关系，不完全是坐而论道，更注重起而实践。他充分认识到云南的重要性，一直十分留意英法等国在云南的行动。1888年（光绪十四年），他在使欧结束后，征得出使俄德奥荷公使洪钧及总署同意，由巴黎起程，舍海登陆，顺道游历印度、缅甸、越南等地，经印缅边界入云南回国，以便考察西南边疆地理和形势。此时正逢中英即将开始中缅边境划界谈判，中方探得英印政府已派人分两路沿云南边界进行考察，出使英法意比大臣薛福成担心一旦英人勘察完成，熟悉边界情况，就会要求开始谈判，而我方却缺乏必要准备，谈判势必处于不利地位。所以当姚文栋道出巴黎告知打算时，薛福成立即札委姚氏顺路谘访印缅商情及滇缅界务等切要情形，据实禀报他本人和云贵总督王文韶，以备他日谈判之用。

姚由法国马赛乘船经地中海、红海、苏伊士运河，抵锡兰，入孟加拉海，由印入缅，沿途调查印度、缅甸境内华商情况。四月经缅甸新街取道腾越，亲身穿行沿边蛮荒之地，入野人山，五月底抵达云南省城。所历之境艰苦、危险万分，山中所居惟有土著，地形极险，峭壁不可梯绳，弱水不任舟筏。穿过野人山后，又渡龙川江、潞江、澜沧江，皆极边烟瘴之地。他身中瘴毒，以至在结束考察不久，大病一场。当时像他这样做的官吏实不多见。

姚文栋考察期间，滇西形势错综复杂。滇西以永昌府和腾越龙陵两厅为最边之地。野人山即腾越西境群山，介于缅甸中国之间，为滇西唯一天险，险峻难攻，先据者胜。缅甸被纳入英国势力范围后，中缅之间最紧要的战略重镇新街（又称八募，蛮募）被英军占领，中英双方对峙于大金沙江两岸，与新街隔江而望的野人山成为中英之间的缓冲地带。作为获得新街的补偿，英国人曾经有口头允诺，中方可以在江边的老八募（又称老蛮募）设关收税，派兵把守。老八募与野人山如被英人占据，即可长驱直入云南。英人知其为要害之地，故不断进行窥视。在调查中姚文栋查阅文献，采访边民，发现野人山一向由中国的当地土司管辖，故属于中国，并非无主之地，更不是缅甸领土。由千总黄正林、张天明率领的保商营二三百营丁，保护商人由腾越翻越野人山到达老八募，沿途梭巡，使英军贸然不敢深入。但目前官小遭谗，势孤力单，上司永昌知府邹馨兰、腾越总兵张松林等以兵单力小，经费不足，要求撤兵，据说是因为收受了缅甸英商买办的贿赂，贿赂目的在于便利洋货输入。边吏虽多，却无人认真考求边务，以至不明野人山归属，以为那里不过是土匪出没、贫瘠荒凉的不毛之地，弃之无关大局。中英之间微弱的平衡随时随地会被打破。

艰苦的经历带来丰硕的成果。姚文栋由此获得对云南边疆地理形势的真切认识，原有看法进一步具体化。他认为在中国和英国势力之间必须保持必要的空间或缓冲之地，通过外交途径对可资据守的战略要地寸土必争，并加强这些地方的军事防卫。他认为滇西要地在新街，滇南要地在孟艮，“新街、孟艮之与云南，如鸟之有双翼。新街跨山为险，屏卫其西，孟艮扼江为险，屏卫其南，皆形势必争之地。若失此两险，则如无翼之鸟，就擒必矣。昔年英廷欲举潞江下游以东悉归于我，即指孟艮以内之地，于云南边务，裨益非浅，奈之何其不受也！”（注：薛福成：《庸庵全集·出使公牍》，卷二，传经楼校本，18页。）新街已失，必须固守与新街隔江而望的老八募，争得对孟艮的控制权。滇北为瓯脱之地，与中缅均无隶属关系，由当地土著居之。有三条道路入华，分别通往西藏、四川、云南。“若使日后沦入于英，则三省边防疲于奔命，实为一大隐忧。”（注：薛福成：《庸庵全集·出使公牍》，卷二，传经楼校本，19页。）

他被奏留云南，为总督王文韶总筹滇边防卫，得到了实践多年理想、运用丰富学识为国家效力的机会。针对不同情况，他提出了保边三策：“西路之野人山，本系现属土司界内之地，有新旧各志可据。此可折之以情理者也。南路潞江以东之孟艮，为乾隆时旧土司，英廷尝议归于我。案悬未定，此当引申初意者也。至北路之树浆厂，距缅最远，向未属缅，而所关于我边防者甚大，按公法云：遇荒地不属邦国管辖者，无论何国，皆得据为己有。此当以兵力预占，可以先入为主也。”（注：薛福成：《庸庵全集·出使公牍》，卷二，传经楼校本，19—20页。）

对于滇西事态，他认为野人山撤兵便于洋人，不便于中国，便于野匪，不便于商人。回到省城后，自六月至十二月，他九上说帖于总督，论证野人山为滇西紧要门户，属于中国；保商营宜筹不宜撤；野人山当早设防营；蛮允驻防兵应当出驻边界；应令腾越厅镇守住边界，不让英军进入；英人越界强占野人山，不可轻信腾越总兵张松林放弃该地之说等一系列紧急防卫措施，力主照旧扼守野人山外重镇老八募，不让英军渡过大金沙江。意在以商款养保商之土勇，用土勇以守山外之国土。这些措施得到王文韶的赞同，以及云南商人的支持。但是，由于藩司兼善后局总办史念祖、会办汤寿铭极力反对，拖延了增兵布防的时机，使张松林、邹馨兰得以撤回保商营，逮治两位不愿后撤的总兵，勒令与英军鏖战的当地土官闷正泰撤入关内，使英军不久尾随而进，过江入山，将渡猴桥，兵临腾越，遭到当地团练防堵，才不得不终止入侵。

姚文栋继续向总署力争，引起英方忌恨。英国驻华公使威胁总署堂官张荫恒，谓不撤姚文栋，不得进行滇缅划界谈判。总署大臣、吏部右侍郎徐用仪致书姚文栋云：

前闻阁下差竣，取道缅甸入滇，籍观形势，预为筹边之计。行程数万里，艰险倍尝，不辞劳瘁，钦佩无似。嗣经夔帅奏留差委，意谓一枝可借，正可大张猷为。乃无端为英人所忌，向总署再三饶舌，竟有调离滇省之请，经署中多方解释，始得了事。（注：姚明煇：《景宪府君年谱》，抄本。）

总署致电云南，阻止继续按姚的计划御敌保商。至此姚不得不黯然申请销差，回沪省亲。是年冬天，参加会试的举子们聚集省城，备知边事，公论沸腾，为保护他的安全，沿途护送；明了真相的腾越边民撰《野山谣》，刻碑立传于腾越边境，碑文云：

贤哉姚君，虑吾边陲，防山固圉，民实赖之。与公为敌，厥为英夷，积惮生忌，间之京师。亦有内奸，彼何人斯，武则总兵，文则藩司。厚禄是糜，高位是尸，与公为敌，是曰非宜。吁嗟姚公，志在拯时，厥功未竟，厥名四驰。贤奸不并，振古若兹，吾民无福，奚为怨咨。（注：姚明煇：《景宪府君年谱》，抄本。）

姚文栋个人在云南的筹边使命虽然至此结束，失意而去，但他亲履艰险，花费极大精力，博访周咨，实地考察而得的滇西边疆地区资料，翔实明白，深中肯綮，为不久以后使臣薛福成与英国进行的中缅边界谈判，划定滇西边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避免了前任使节曾纪泽任内因不明边情使国家遭受损失的旧事重演。1894年（光绪二十年）签定的滇缅条约，划定尖高山至龙川江之间一段边界，虽失去野人山外蛮募土司之地，但能以野人山为分界，索回若干被英军占领的领土，即依据姚文栋所提供的资料和地图。所谓“聊挡英人东进之冲，犹仗文栋查报之详实，及滇中民气之伸张。”

（资料来源：《史林》1999年第2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