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时期以来，特别是近10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组织、指导下，中国边疆研究取得的成就是真正的辉煌，为学界、政界所一致公认。单就基本建设来说，已出了多种资料，为今后学科发展、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面向21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 主编给出的主题，我想提一个建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领导出一套边疆译著丛书。

懂得多种语言的，特别是懂得边疆少数民族语言的，究竟只是极少数人，即使这极少数人也不可能样样语言都懂，更不可能达到学术研究的水平。因此，一些珍贵边疆资料在没有译为世界通行的语言之前，就不可能进入学术研究的广阔领域，也就是说不可能进入世界学术领域。鉴于此，西方的“吉布丛书”和苏联的“东方古代文献丛集”的主持者组织专家对古代文献校勘、翻译、注释，公开出版，给世界各国学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推动了学术的发展。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理应在这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而且在这方面也有着自己丰富的文化资源及智力资源。

从政治上讲，边疆少数民族史籍的汉译出版，有益于中国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沟通思想感情，促进团结安定，有利于西部的大开发。边疆少数民族往往是跨境而居，对其史籍的了解则更为重要，有时关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做到“知己知彼”，是开展外交、促进友谊的必备条件。

我谨就西北边疆需翻译的著作拟一个草目，供参考。

1．《拉失德吏》(Tarikh—i—Rashidi，此汉语音译名欠妥，民族同志反感，建议用刘志霄先生的译名“热希德史”)。此书已有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本，王治来先生校准，但该汉译本所据英译本不佳，建议依据新出的俄译本重译。理由详见我写的评介：《新出〈拉失德史〉俄译本》(载《西域研究》1998年第3期)。

2．楚剌思《编年史》。该书是《拉失德史》的续编，是研究叶尔羌汗国的核心史料。建议采用阿基穆什金的俄译本为汉译底本，这是一学术性很高的译本，正文之前有译者长达123页的研究性导论，后面附有校勘过的波斯原文，特别是注释部分引用了许多穆斯林作家的著述，而这些著述的抄本又多为前苏联研究机关所珍藏，至今尚未刊布于世(详见《民族研究》1987年第1期所载评价)。

3．《安宁史》(Tarikh—i Amniye)。作者毛拉·本萨·本·毛拉·艾萨于1903年用维吾尔语写成此书。作者在前言中说，他把自己的著作题名为《安宁史》有双重意义：一是该书为穆罕默德·艾明·巴依而写；二是这个书名与当时在清政府治下出现的太平安定局面相适应。《安宁史》是一部通史，其史料价值在于近代部分，但我们从其通史叙述中也可领略边疆民族的思想感情、价值取向。

4．《吉尔吉斯史料》(MaTepHaJIbI no HCTOpHH KHprH3oB H KHprH3HH)。这是原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与原吉尔吉斯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的一部资料集，其第一辑于1973年出版。这一辑由三部分组成：一是10—13世纪的阿拉伯和波斯文献摘译，包括关于喀喇汗王朝的记载；二是14—16世纪的波斯文献摘译，包括尼札木·沙米的《武功记》、木阴的《亦思干答儿史》、舍里甫·丁·阿里·耶思迪的《武功记》以及一些罕见史籍的摘译；三是16—19世纪波斯语、塔吉克语、维吾尔语著作的摘译，包括佚名作者的《喀什噶尔史》。

5．《哈萨克史料》(MaTepHaJIbI no HCTOpHH Ka3axcKHx XaHCTB  XV—XⅧ BekoB)。这是原哈萨克共和国科学院历史、考古和民族研究所编译，包括了15至18世纪有关哈萨克的史籍摘译，像《选择胜利日期之书》(又名《武功记·史选》)、《昔班尼之书》、《阿布海儿汗史》、《沙光荣之书》等珍贵史料。

6．《世界境域志》(Hudud al—Alam)。这是一部关于中亚历史的重要书籍，作者佚名，完成于伊斯兰历三七二年(公元982—983年)，只有一个手抄本传世，用波斯文写成。1937年米诺尔斯基把它译为英文，并做了细密的注释，作为“吉布丛书”新辑第11种出版。此后米诺尔斯基又多次补正，他去世后，1970年博斯沃思为之出了增订的第二版，仍 为“吉布丛书”新辑之第11种。1983年我国学者王治来、周锡娟依据这个英译本译为汉文，向学术界散发了《世界境域志》征求意见稿，迄今已近20年，仍未正式出版。      

如果我们在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能出版20本边疆译著(包括西北边疆的6本)，持之以恒，那么到2050年就会有100本问世，这将是对中国学术——世界学术的重大贡献，这里关键是精选精译，严把学术关。

（资料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