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作为近代中国最早被英国侵占而后又几次拓展的中国神圣领土，又作为有异于一般殖民地较快实现近代化的城市，与国内特别是与祖国南疆发生的重大事件常呈呼应之势。因此，香港一直受到中国近代先贤的紧密注视。
英国殖民者塑制的香港形象，与马克思论述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情景相类似。即英国实际上在完成破坏亚洲式社会和在亚洲为西方式社会奠定物质基础的双重历史使命。它有其正面作用，即迫使亚洲殖民地消除社会长期停滞状态，“同西方世界实际地联结在一起”，从而实现“一个根本的革命”。但它又有其负面作用，即殖民者并不是对殖民地发展有兴趣，而是旨在降服和掠夺殖民地人民，“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再者，宗主国和殖民地情景显然不同，“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1〕。 这又促使殖民地人民在接受近代文明和近代化成果的同时，进行以暴还暴的反抗和谋求权操自我的求富图强，迅谋国家的独立和近代化。
中国近代先贤们诚然不可能像马克思那样洞察事物本相，通晓历史发展规律，但他们本着对现实的体察、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救国救民真理的执着追求，其思维也是沿着上述轨道演进的。
一
英国割占香港岛及九龙半岛南端，是在较长期把香港岛及其洋面作为英国鸦片走私和对抗中国禁烟的据点之后，又通过发动两次鸦片战争、进行威胁性谈判、迫签不平等条约等野蛮手段得逞的，这是英国侵略者极端伪善和野蛮本性的充分暴露。它遭到以林则徐等为代表的爱国官绅军民的坚决反对和英勇抵抗。他们认定香港、九龙湾、尖沙咀洋面都是“中国版图所在”，不能让侵略者据以“窥近虎门”，使广州无法安枕〔2〕。作为鸦片战争前哨战的九龙之战、官涌之战等， 可视为对英国蓄意侵占香港，进窥虎门、广州的有力回击。当琦善执意与英国侵略者谋求妥协、拟在割让香港问题上“委曲从权”时，林则徐等力促当时广东巡抚怡良劾奏琦善。一些爱国官吏、士绅如裕谦、梁章钜、林福祥、张杓还表示应以武力收复香港〔3〕。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 夏燮的《中西纪事》、梁廷＠①的《夷氛闻记》等著作，对上述情况多有记述。对于首次鸦片战争后英国侵略者以香港为前进基地，强进广州城和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粤港同胞开展反对上述侵略的呼应情景，诸如1842年粤港人民抵制“香港通市”、1846年香港华人反征“人头税”的罢工罢市和1856年反对英法联军进攻广州的更大规模的罢工罢市斗争等等都在《夷氛闻记》、《筹办夷务始末》和后来日人佐佐木正哉所搜集辑入的《鸦片战争研究（资料篇）》、《鸦片战争后的中英抗争》（资料篇稿）中的先贤言论中得到反映。这些表明当时爱国人士对香港的深切关注。上述言行虽含有近代社会开端时期人物尚难避免的“天朝”、“夷狄”观和对落后国家人民在当时条件下可能采用的斗争方式的过于笼统的与偏重于单纯爱国激情的描述与称赞，还缺乏理性分析。但正如恩格斯当时的评论：“它终究是人民战争。而对于起义人民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方法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起义民族已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4〕而且， 当时香港主要是鸦片转运和贩运华工的中心和进一步对华武装侵略的基地，马克思当时曾引用很多具体数字和材料论证了当时对华正当贸易因鸦片大量倾入而滞进，指出：“五大商埠底开放及香港之占有，结果只是使商业中心从广州移至上海”，鸦片贸易的增长是广州“市场崩坏的主要原因”〔5〕。又正如当时英国报纸所透露的， 英国殖民者要以香港为基地，首先变广州为加尔各答，以实现其英人“应成为中国人的主人”〔6〕的梦想。 而执行这一任务的就是其时担任香港总督兼英国驻华全国公使的德庇时、文翰、包令等人。所以应该说当时先贤们的上述记载和赞扬话出有因，有其正义性和历史的合理性；而把当时人民中出现的反英舆论和斗争，视为贻误了和平发展的机遇，则非审情度势之论。
实际上，其时一些先贤如林则徐、魏源等已从抵抗侵略、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斗争中，逐步领会到中国人必须学习侵略者的长处，谋求中国近代化首先是军事近代化，才能达到维护国家独立和尊严的目的。魏源的《海国图志》之作和“师夷长技以制夷”〔7〕的明确提出， 反映了从林则徐到魏源的开放心态和新的眼量。1847年魏源南游广州、香港等地，又将一些新资料补入百卷本《海国图志》，并将在香港所得英夷公司之大宪图冠于百卷本之首，因“斯纯乎以夷人谭夷人也”〔8 〕，表明其倍为珍视。这种中国必须与世界相联系的新识，还体现在当时的对外贸易政策上，林则徐明确表示：“中国政府对今后私运鸦片必予以最严厉的惩处，而对从事正常贸易的外商，则加以恩惠”〔9〕。 当时的爱国商绅发布的《告谕英商大略》，既谴责英国侵略者“恃其船坚炮利，任意横行”，又希望加强正常贸易，“同享升平，均沾乐利”〔10〕。但就总的来看，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先贤还是较多注目于香港的被侵占遭凌辱的殖民地地位和主要从事鸦片贸易、损害中国人民并向内地进一步扩张的残暴阴暗面，而作为近代化的光采面则尚未崭露，它仅在遥远的侵略者故乡，以残缺不全的朦胧的形态向中国先贤们招引。
上述香港社会的阴暗面和光采面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进行的太平天国运动中也产生了正负作用。不过光采面似乎明显一点。它反映在太平天国代表人物在这一运动过程的两次转型中。
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就体现为古代农民战争向近代农民战争的转进，其标志之一是反对外国沦中国为殖民地，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作为洪秀全发动太平天国运动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痛恨香港被英占领后日益猖狂的鸦片输入和由此给中国人民尤其是给广州一带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他愤切指出：“炼食洋烟最颠狂”，致使多少英雄汉为其所害〔11〕，为此而“拍案三叹”，指斥清政府颟顸腐朽，因而奋起领导农民起义。他又显然有感于鸦片战争所加给中国的耻辱和香港的被割占，“素知洋人反复”，明确表示对“尔吞我并”、以强犯弱的侵略行径的坚决反对，主张万国一家，互相尊重，平等相处〔12〕，而且始终坚持反侵略立场。其标志之二是为适应新时期斗争的需要，须采取不同于往昔的途径和方式。洪秀全由于生长和早年活动之地毗邻港澳，既便于获取属于由古代向近代农民战争转型所必需的鸦片战后新形势的感知和新的斗争动向，又因西方传教士在广东的较为活跃而使他易于接受新的宗教工具，以便于开展斗争。他从梁发的《劝世良言》中，得到辟斥旧的传统势力、要求人与人国与国实行平等、讨平邪恶的新启示，创立了旨在发动新的农民运动的拜上帝教。他曾从学的美国传教士罗孝全，曾经居住澳门、香港，虽然所谋之道不同，但罗孝全等有可能给他灌输了某些港澳方面的影响和形象。而洪秀全后来也“没有忘记罗孝全，对罗孝全有好感”〔13〕。又据洪仁玕在香港对传教士童山文说，洪秀全在金田起义前讲过“如果上帝助吾恢复祖国，我当教各国各自保管其自身之产业，而不侵害别人所有。我们将要彼此有交谊，互通真理及知识而各以礼相接。”〔14〕这里提到的“真理和知识”的源头，揆情主要是指西方世界和港澳这个渠道，也就是说，他已意识到在港澳和西方世界已有真理和知识可寻。诚然，这种真理和知识在首次转型中还只表现为西方基督教及其与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均平思想相衔接的寓存于原始教义中的平等思想。此后，香港总督兼驻华全权公使或其委任代表，如文翰、约翰·包令的代表麦华陀、卢因·包令（约翰·包令之子）以及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国统帅额尔金等相续访问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与太平天国领导或将领商谈。其主要意图在于搜集太平天国情报、威压诱逼太平天国承认《江宁条约》，使中国基督教化，并掠取新的侵略特权等。在这一过程中，也很可能散播了英国和香港的信息。而太平天国领袖和将领对上述来访者所表示的态度，既有农民阶级的封闭心理，把“天王”自封为“天下万国之真主”，把来访者称为来朝归顺。但也主张“照常经营商业，悉听其便”，而对以香港为主要转运站的鸦片贸易则严予禁止。对于文翰要求香港总督总辖五口通商、自由行使权利一事未予正面答复〔15〕。它曲析地进一步表明了太平天国领袖的早期香港观。
到太平天国后期，为改变太平天国政权封建化趋向，把中国引向近代化，洪仁玕于1859年提出了并得到洪秀全大体赞同的有鲜明发展资本主义色彩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篇》，出现了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转型的动向。洪仁玕因未能随太平军北上而滞留香港、上海7年，担任英国伦敦会设在香港的差会部传教士，据其自述， 他在“洋人馆内教书、学天文、地理、历数、医道、尽皆通晓。……其国中所有体制情伪，我亦尽知”〔16〕。他在香港交游甚广，在《资政新篇》中提到的外国传教士就有22人，外人亦称赞他“思想豁达”、“思想开明”和博学多识。《资政新篇》称英国“为最强之邦，由法善也”〔17〕。可见它主要取材于英国和香港正在实施的近代化。太平天国领袖这一新动向，表明以农民为主体的东方民族首次宣告中国要“适乎时势之变动为律”〔18〕，即适应世界潮流，摆脱从属于西方资产阶级国家、自谋变革发展、谋求“兵强国富”、“与番人并雄”。这是太平天国农民领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尝试，即依据中国沿江沿海的近代农民小资产阶级性格逐渐增长的趋势，较易于接受外部世界首先是港澳的影响，产生扭转农民政权蜕变为封建政权的惯性、转向资本主义性的开明专制政权中寻找出路的企图。可是，这两次农民运动转型所出现的新生机，虽源于西方世界和香港的刺激，却遭到以香港为侵略据点的英国为首的西方侵略势力与清政府相勾结的联合扼杀，再一次暴露了西方侵略者的野蛮本性和散播文明的伪善面孔。洪仁玕在就义前痛切地说：“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19〕，这是太平天国农民领袖对西方侵略者（其中应包括对香港殖民者）的残暴阴暗面的最终认识。
二
洪仁玕等的生前理想虽遭破灭，但他在临终前仍然相信“未来的某一个时期，它一定会复生”〔20〕。这种中国既要反抗侵略、又要近代化的情景，果然由随后的先贤以日益鲜明的言论和切实的行动表现出来，这和他们对香港的审视亦多有关连。
香港在19世纪60～80年代确实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英国通过逼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强行割占了九龙半岛南端，在1898年的列强瓜分中国狂潮中，又强租香港新界，而在这一期间，英国为适应其日不落帝国地位和扩大其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把香港辟为自由港，并把它较快地发展为世界中转贸易的重要港口和航运、金融业中心；还将英国某些政治、法律制度移殖到香港，使之逐步成为有异于其他英属殖民地的华洋共处的法治社会。它虽不如英国本土，却较同时期的其他英属殖民地较为文明和繁荣。但是香港毕竟是殖民地，终19世纪，除个别华人进入立法局、取得咨询权外，绝大多数华人仍饱受种族歧视，处于无权和受欺凌地位。加之，中国边疆四面告警，民族危机日趋严重。这样，香港既以其迅速近代化招人注目，又以其种族不平等，并且是英国继续向中国内地扩张的基地而激发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由于当时洋务运动开展和民族企业建立的需要，许多探首外界的人士多注重处于鼎盛时期的英国的成就和经验，他们对近在眼前的与落后内地形成如此鲜明反差的香港，自然也予以首要和特别瞩目了。这在当时到过香港的一些外交官员和留学生的著作，诸如容闳的《西学东渐记》、斌椿的《乘槎笔记》、张德彝的《航海述奇》、薛福成的《出使四国日记》、黎庶昌的《西洋杂志》、志刚的《初使泰西记》、徐建寅的《欧洲杂录》、郭嵩焘的《使西纪程》、曾纪泽的《使西日记》等书中都有反映。他们多异口同声地赞扬香港或英国的近代化建设和资产阶级法治秩序。但也指出它被英国割占任由英人主宰的事实。如薛福成称赞“英人招徕垦辟，尽力经营，逐成巨埠。洋楼攒倚山岭如蜂窝，……瑰货骈集，寰阓云连”，又指出英人因香港“极占形胜”，“涎睨已久”；而且，“香港为闽粤逋逃薮”，“中国官不能拿问”，中国欲在香港设领事官“严缉奸宄，保护商民”而“屡争之不能得”〔21〕，深抱丧失领土主权之痛。郭嵩焘、曾纪泽对香港的工厂、监狱设施等表示赞赏，但亦扼腕叹息“扼全粤之形胜、较大沽海口尤为雄阔”〔22〕的香港的被外人占有。志刚在考察香港、英国等之后，看到了英国在巩固其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后，将必“左提中国，右携西洋”，并且严厉谴责了“最爱上帝”而又自称“以爱人为怀”之洋人，却对中国人民施以毒害最深之鸦片〔23〕。也有的如黎庶昌认为英国最为强大，应“深与结纳”〔24〕。
如果说，以上人士仅系路过香港，闻见不免浮光掠影，难以全面深刻。那么，下面列举的与香港关系较深的几类人士则更有代表性。
鸦片战后，对外开放优势虽一度中落但仍和香港保持密切联系的广州、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香港以及迅速崛起的上海地区，组成一条迫使中国接受西方影响、促进内陆改革的联动带。王韬、郑观应、康有为等可视为这一联动带上的代表人士。王韬（1828～1897）出生于江苏，及长，谋生于上海，喜与传教士相交结。1862年因上书太平天国事发避难到香港，居留22年，直到1884年重返上海。1874年起，他主持香港《循环日报》，评论时政，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实行变法自强。就日人西里喜行列举的该报879篇文章目录看〔25〕， 由于他对内地和香港都有较长期的观察，故议论日、俄、法侵华事件和亟需改革的建议占绝大多数，反映了王韬等人对当时边疆危机的十分关注和由香港观察所得的亟图维新图强。其中以谈论英国和香港为主题者则仅10余篇，表明他长期身处香港，具有在殖民统治下进行新闻工作的局限性；加之，第二次鸦片战后，中英在这段时间较之俄、日、法等国直接构衅的事件较少。但王韬等对英国对华续行鸦片侵略，以及英国对埃及侵略等事件仍有著文指责，又表明他们对英国对外侵略一面不无认识。郑观应（1842～1922）生于广东，主要生活在上海，但常往来于沪、港、澳、粤之间，对香港历有关注。其最早著作《救时揭要》到80年代增订为具有36篇的《易言》，由香港中华印书总局印行。1885年香港殖民当局以郑观应所保荐之原太古洋行总办亏损事而迫使郑观应变产偿债，激使郑脱离仕途商场，留粤专门从事著述，到1893年，把《易言》扩充为103 篇的《盛世危言》问世。考其所增内容，主要是表明实行君主立宪、发展民族企业、设学校培育人才、增强国防建设等主张，显然取鉴于英国和香港的现行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和措施；他以“救时”和“盛世危言”命名其书，其中所举民族危机现实，号召人们奋起开展“商战”，实行富国强兵，又显然和他当时对时局的体察及对英国殖民者所加给的中华民族和个人的屈辱有密切关系。康有为（1858～1927）的阅历与前二人稍异，但也颇相似。当他“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之时，于1879年“薄游香港，览西人官宝之瓌丽，道路之整洁，巡扑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1882年“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26〕以此为契机，终于掀起维新救亡运动。
何启、胡礼垣等则代表香港土生土长的资产阶级建言立说。在太平天国和广东红兵起义期间，许多广东商绅迁避香港，适值香港工商业迅速发展，香港华人资产阶级由而形成，并日益在香港社会中拥有实力和影响，堪与英国在港资本家相侔， 迫使第八任港督轩尼斯在任期间（1877～1882）稍改过去种族歧视政策，开始让个别华人代表进入咨议局，参与议政。关于这个阶级的秉性，有如《太平天国亲历记》的英人作者吟利所描述的：他们“大声赞扬这个殖民地，说香港的一切都是刮刮叫，但对自己国家的情况和满清政府则激烈表示不满。”〔27〕何、胡都出生于香港，接受英式教育，又一直在香港当绅士，何启更于1890年出任香港立法局华人议员。从他们的代表作《新政真诠》中，可以看到他们对英国和香港殖民制度赞佩不已，对于洋贷的经济侵略和殖民者对华侨的残酷迫害不表反对，甚至把英国的鸦片侵略说成是“通商”，把帝国主义夺占中国土地、欺压中国人民说成是“皆由在上者之自取。”〔28〕这些认识无疑渗杂着殖民教育的毒素。但他们实际上仍紧密注视和关心祖国，坚决主张中国从厉行内政改革，并实行英国现行的开议院和“君民共主”中找出路。在这方面，他们较同时期维新人士更为鲜明而激进，乃至赞襄孙中山领导的共和革命。
与前面两类人士有同有异，另具特色的是既有祖国灾难生活阅历、又长期接受以美国为主的教育和生活方式影响的容闳等人。容闳出生于南海之滨，贫苦的幼年经历使他对中国下层群众深切了解和同情，他曾短暂就学于澳门、香港，而长期留学美国，毕业于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但他始终魂系中华，关注祖国的命运和前途。60年代后，曾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进行多种活动。由于他接受的是美国评判标准，和英国关系较浅，在香港谋操律师职业时，又因英国律师妒忌排挤而被迫离港，乃至曾因英人侮辱而予以还击。因此，他对香港并无赞词，而且较同时期接受欧美教育的人士更富于民族自尊心，对香港的作为殖民地的看法更为清醒，他指出：“香港为中国南部形胜，无怪外人垂涎，且港口深阔，足为英国海军根据地。有此特点，故此岛终不我属，卒为英国有也。”〔29〕
三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先贤中对香港关注最多的一位。仅据台北出版的《国父全集》（1973年版）和随后出版的《国父全集》补编所附“索引”统计，提到香港地区就有114处。他于1883年初到香港求学到1924 年11月北上途经香港止，常来往于香港与内地或国外居留地之间，其次数难以确计。在1896年遭到港英当局放逐后，他仍始终重视香港。有人论证，从那时到其逝世，其香港之行至少有17次，其中7次登岸〔30 〕。可以说孙中山酝酿、奠定改造中国和进行民主革命的思想、其一生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和革命、建设方案的制订，多与香港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甚至可以说，孙中山对香港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中外关系和国际社会的关注。从他在这方面的认识演进中，我们可以约略地听到他追求祖国独立统一和近代化的脚步声。
这种关注和认识演进，是以其生长之地与香港仅一水之隔，早年又求学香港为重要基因。按照孙中山多次记述，他的改良祖国与革命救国的思想，萌动于将檀香山社会与落后中国社会的比较，成熟于将香港近代化与内地落后的比较。香港作为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被孙中山视为较广州便于鼓吹革命和交结革命同志之地。1894年在檀香山首创革命团体兴中会之后，就立即回到香港与以杨衢云为首的香港辅仁文社志士于1895 年初共建香港兴中会， 以为就近策划内地革命的总机关， 旋于1895年10月策动了未遂的广州起义，揭开了中国共和革命的序幕，它显示了香港在近代先贤心目中的新的积极作用。
至此，香港仍是一个多种人士、多种文化并存的社会，各种思想主张均有其传播面和社会基础。19世纪末20世纪初，香港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乃至反动派角逐场所。港英当局所施展的多面手法，更增加了先贤们认识事物本相、掌握事态发展的难度。尽管如此，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英国和港英当局与中国反动派加紧勾结、阻止中国新生的专横野蛮一面日益突出，香港人士中的民族民主情绪也有所增长。这就推动孙中山较前此先贤对香港有新的体察，采取新的对策。
就正面作用看，较前此先贤不同的是，孙中山不仅始终重视英国殖民地在香港完成的破坏和建设的双重历史使命及其已成图象，比如香港的城市近代化、法治社会的确立、官员的洁己奉公等等〔31〕；而且由于其出身阅历、文化背景与前者有异，因而更远瞻更坚定地看到美、法式的共和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他曾言：“英人最富于保守性质，世有约翰牛（John Bull）之称。其宪法号称不流血的和平宪法”， 仅因彼国人不乐闻“急激之革命手段”，且“香港为其殖民地，时有禁压党人行动以交欢清政府情事。吾党每次向粤进攻之出发点，始终不能离开香港，故亦不能坦白陈述，以妨碍进行。”〔32〕因此，他固然对英国社会政治有好感，称之曰远胜中国的“良政治”、“政仁法美”，但并非指政体。它只是促进他“由市政之研究进而为政治之研究”，而决心对中国当时专制腐败政府必须“经营而改变之”〔33〕。而通过共和革命来改变中国现状，则非感自香港现实，而是取法乎上，瞩目美、法。至于广大香港华人，则随着其民族民主觉醒，逐渐增多地加入或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事业，他们凭借其渴望祖国新生的热情和便于接济国内革命的地理、物质等条件，常给革命者以活动地盘，给予他们的政治军事活动和建设事业以人力物力支助，乃至生活和工作在香港的某些英国人士如康德黎等人，也有帮助孙中山的义举。孙中山对这些多有赞词，一些论著亦多论及。在香港出现的这种日趋热烈的响应民主革命的情景，自是其积极作用的前所未有的发扬。
英国殖民者的负面作用，孙中山早在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就有所认识。他因港英当局镇压拒修法舰的香港工人而大为愤慨，并从中看到，“中国人已经有相当的觉悟”和“种族的团结力”〔34〕。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港英当局徇清政府之请，三令五申，不准孙中山来香港活动。他从中更认识到宗主国和殖民地的明显差异，他愤切表示要将港督违反本土惯例的行径“诉诸英国公众和文明世界”〔35〕。在20世纪初帝国主义再次鼓噪瓜分中国、英国进夺西江航行权、图划两广为其势力范围之时，身在国外的孙中山忧心如焚，于1907年明确指出“江宁条约”为不平等条约，谴责英国割占香港，表示实行民族主义，来“湔除中国人民作为‘双重奴隶’的耻辱”，誓志“恢复我汉室的山河，再把国家变强盛，那时自然可以和外国讲平等了”〔36〕，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在致力实业建设迅谋国家强盛的同时，又几次宣称：要谋求中英权限的相等，要在数年后“恢复已失之疆土”〔37〕。辛亥革命失败后，英国支持袁世凯及其后继者，搞专制复辟，并在香港等地“热衷于迫害我爱国同胞”，拉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孙中山更视英国为帝国主义元凶，指责其横行霸道，发出英之“夺我香港，……据何公理？逼我吸销鸦片，划我国土地为彼势力范围，据何公理”〔38〕的怒吼。孙中山制订中国建设计划时，曾对香港多有期待，热望就近获取财力和技术援助。然而，事实使孙中山很快认识到：“以此亿兆中国人民之觉醒，使香港政府大为警戒。该地当局，用其全力以阻止一切使广州成为海港之运动，凡诸计划，稍有萌芽，即摧折之。”〔39〕到首次国共合作建立和实行时期，英国和港英当局更与中国反动势力紧相配合，破坏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权。孙中山在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同时，对英国霸占香港并对华人加征赋税，且唆使陈廉伯发动商团叛乱、企图把广东变成第二个印度等等罪恶图谋和行径，屡加揭露和谴责。1924年11月26日，他在神户的一次谈话中，首次公开表示有意收回香港〔40〕。这是孙中山也是中国近代先贤对香港审视得出的最后结论。至于如何收回，孙中山没有说明。但是，孙中山在制订《建国方略》时已提出“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41〕的模式，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孙中山很重视对香港各界人士尤其是财界人士的争取，频频希望得到香港的经济支持，港人及受过香港教育的人在其领导的军政府中占了近五分之一〔42〕。他对英国人士何东爵士的和平解决中国问题的通电也“极表赞同”〔43〕。直到临终前，他仍主张召开和平统一的国民会议。就对外而言，孙中山虽强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主要是通过谈判，没有也不可能诉诸他当时已认知的力不足抗的武力。如此等等，即使孙中山把收回香港提上议程，也存在着尽力保持香港繁荣稳定，以有利于国家统一和建设的内在发展趋向。
四
人对社会的认识，有一个主观条件和客观情况逐步结合的过程。由于中国近代社会和香港社会都处在变动中。近代先贤本身就是过渡时期的各种类型的转型人物，因此在审辨香港问题时呈现不同角度、不同思想倾向，得出不尽相同的审辨结果是很自然的。其实，细加考究，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异中趋同。
他们对香港认识的演进，主要是视其对香港本相及其两面作用的认识程度和价值估量。19世纪50年代前，先贤们还主要着眼于反对英国侵占香港和向内地的扩张。50年代后的先贤们则大体上看到了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和崛兴为近代城市的两面，并且多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想把香港问题与反映中国近代历史的主要内容和发展方向的中国要求独立和近代化联系起来，进行观察和衡量。他们的认识和估量构成了近代中国人民认识香港的量度计，由不清晰、残缺、浅薄到逐渐真切、完整和深刻；与此同时，谋求香港回归祖国的意念日趋强烈，其态度也日趋鲜明和坚定。
驱动这种认识演进的是与民族危机日趋深重相并进的日益强烈的忧患爱国意识和亟亟于振兴中华的心。而且这种爱国心很快摆脱以往狭隘的民族感情，由单纯爱国激情进而接受理性支配，形成近代民族主义，即意识到中国与世界的必然联系，要使中国自立于世界之林，就要摒弃闭关自守和盲目排外情绪，赶紧学习西方长处，尽快赶上和超过西方，变弱国为强国。否则，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就无法真正实现。香港的地位和状况，既给了中国近代先贤以近代化借鉴，也给了他们深深的屈辱，感受到中国独立统一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可是，中国近代先贤终因形格势禁，有志难伸。林则徐在身遭贬谪无法坚持抗英的情况下仅能翘望“有伟人出”收复失地〔44〕；洋务官僚空叹弱国无外交，自强亦迅成梦幻；维新救亡运动更是转眼即逝；眷顾香港最久且略近解决门径的孙中山也只是把废除包括割让香港在内的不平等条约列入遗嘱。但他们留下的宝贵历史经验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认真总结并予以发展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屹立于世界、改革开放政策的巨大成功，国力的大为增强，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构想的适乎世情人心，终于迫使曾经骄横不可一世的英帝国把香港捧还给中国。先贤们果真在天有灵，当也是：“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45〕
注释：
〔1〕〔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75、20、42～43页。
〔2〕〔10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80、96～98页。
〔3〕详见《香港地区被迫“割让”与“租借”的历史真象》，载陈胜粦：《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增订本），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5〕《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第186 ～187页。
〔7〕《魏源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7页。
〔8〕魏源：《海国图志》卷4，第43页。
〔9〕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译：《鸦片战争史料选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8页。
〔11〕〔12〕《太平天国印书》（上），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5～16页。
〔13〕茅家琦：《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7页。
〔14〕〔1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54、907～910页。
〔16〕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编；《洪仁玕选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80页。
〔17〕〔18〕《太平天国印书》（下），第682、678页。
〔1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第853页。
〔20〕转引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下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04页。
〔21〕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22〕曾纪泽：《使西日记》（外一种），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37页。
〔23〕志刚：《初使泰西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第100、129～130页。
〔24〕黎庶昌：《西洋杂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第180～182页。
〔25〕参阅〔日〕西里喜行：《关于王韬和〈循环日报〉》，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0辑。
〔26〕《康南海先生自编年谱》（外二种），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11页。
〔27〕吟利：《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0页。
〔28〕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后总序。
〔29〕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 页。
〔30〕莫世祥：《孙中山香港之行》，载《历史研究》1997 年第3期。
〔31〕《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1～1986年出版，第359页；第7卷，第115～116页。
〔32〕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2页。
〔33〕《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7页；第7卷，第115～116页。
〔34〕林柏克著，徐植仁译：《孙逸仙传记》，上海民智书局1926年版，第158～163页。
〔35〕《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74～175页。
〔36〕〔40〕王耿雄等：《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44页、318页。
〔37〕《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68、413～414页。
〔38〕《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35～236页；第4卷，第43页。
〔39〕〔41〕《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302、398页。
〔42〕见邓开颂等：《粤港澳近代关系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0页。
〔43〕《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217页。
〔44〕转见蒋文杰：《林则徐的神思》，载《文汇报》1997年7 月1日。
〔4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00页。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木右加丹
（资料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