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北京藏学讨论会于2001年7月24日至28日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举行。会议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主办，是继1991年和1997年北京藏学讨论会之后的第三届国际性藏学研讨会。与会代表共170多人，有来自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荷兰、美国、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的学者30余人，国内学者130多人。会议提交论文近160篇，涉及政治、经济、宗教、历史、教育、语言、社会等许多方面，现将有关边疆史地的论文简介如下:

    一、吐蕃历史及相关问题。石硕《佛教对吐蕃王朝政权体制的影响》认为佛教的传入对吐蕃传统的社会政治结构形成了全面冲击，其政权形态则在前期和后期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转型。东干·格西奇珠等《吐蕃王朝时期藏族姓氏研究》认为吐蕃王朝时期藏族人人有姓有名，又反映了藏民族的历史、宗教、社会、地域等的文化内涵。陈楠《吐蕃与南诏关系研究》认为吐蕃和南诏之间的交往对吐蕃、南诏以及唐王朝的历史及其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汤开建《董毡统治时期青唐吐蕃政权的走向及与周边政权的关系》认为该政权夹在北宋、西夏两强之间，不断变换外交策略，从而获得生存和发展。

    二、元明清三代藏区(含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藏区治理及相关问题。张云《元朝在西藏地方征税考》认为元朝在西藏地方征税是确凿无疑的事实。美国学者埃利奥特·史伯岭的《明朝时期松曲卡地区的商巴家族》对明朝中央与松曲卡即松藩地区的商巴家族的关系作了研究，并探讨了该家族受朝廷关注的原因。

    清朝治藏政策及相关史事方面共提交论文9篇。冯智《清朝对噶桑嘉措的册封与序位的

确立》论述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在册封噶桑嘉措问题上的政策连续性和策略的异同。邓锐龄《年羹尧在雍正朝初期(1723-1725)的治藏政策孕育过程中的作用》则论证了1723年至

1725年间年羹尧对清朝中枢确定治藏政策的影响。张虎生《西藏新见两通摩崖碑刻与清中央“驱准安藏”政策》对清前期“驱准安藏”及相关政策作了探讨。马兰《从雍和宫看乾隆的治藏政策及其他》论述了乾隆帝通过雍和宫联系藏传佛教上层的史实，及其所反映出的治藏政策。常凤玄《从一份晚清科举试卷看当时朝野对西藏地位的重视》结合史实分析了该试卷的内容，认为这反映了晚清时期举国上下对西藏地方的普遍关注。索文清《1908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晋京朝觑纪实》对1908年十三世达赖晋京朝觑事件作了研究。廖祖桂等《<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版本考略——<西藏历史档案荟萃>所辑二十九条并非正本》论证了该章程的形成过程及有关版本的情况，认为《西藏历史档案荟萃》本并非正本。桑丁才仁<试论清代西藏奏书的基本与清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孙冬虎《清代对西藏地理的考察与记载》认为这些考察和记载与不同时期的国内外局势密切相关。

    三、民国时期的藏区治理、藏族史事以及相关问题。张羽新《蒙藏事务局及其对藏政的管理》认为该局在当时为反对分裂、维护统一以及国家对西藏的主权做了有益的工作。喜饶尼玛《论战时藏传佛教界的抗日活动》认为佛教界的努力影响带动了广大民众，促进了各族人民的团结，为抗战胜利、民族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孙宏年《国民参政会与国民政府治藏政策初探》认为国民参政会中藏族参政员的遴选表明了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的事实，治藏议案对于维护统一和发展藏区经济文化产生了一定积极作用。

    四、西藏地方历史上的涉外关系问题。尼泊尔学者索波扎·苏巴·达哈尔《西藏一尼泊尔关系的历史证据》对尼泊尔卡萨王国时期的一块藏文石碑进行了研究，认为这是西藏对尼泊尔王国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依据。俄罗斯学者巴蒂尔·基提诺夫《1771年之后:西藏对卡尔梅克人的影响及俄罗斯对此的评价》论述了1771年至1917年间西藏对移居于俄国的卡尔梅克人的影响以及沙俄政府的相应政策。伍昆明《1936至1937年英国古德使团赴藏分裂中国的活动》认为使团的根本使命是分裂中国领土西藏，使之成为英国实际上的附庸。陈崇凯《简论西藏近代反分裂斗争的有关问题》则认为近代中国西藏的反分裂斗争包含三个层次，并总结了西藏反分裂斗争的特点。美国学者谭·戈伦夫《美国与西藏》对20世纪上半叶至1971年间美国在中国西藏问题上的政策作了研究，认为美国政府的西藏政策是其对华政策的组成部分。胡岩《美国对中国西藏政策的演变》论述了19世纪末至1959年间美国对中国西藏政策的演变过程。冯明珠《国民政府对英印侵入康藏南境之因应(1943-1947)》论述了国民政府就英印侵略我国门达旺、察隅问题同英国、印度交涉及采取的其他相关措施，认为这是西藏地方政府依靠中央政府反抗侵略的很好案例。房建昌《1856-1947年白马岗的历史及与稚鲁藏布江下游沿岸路巴族居住区的交通》分析了西藏地方政府抵制英国侵略墨脱宗辖地的斗争情况。

    五、考古发掘与文献考订的新成果。王尧《吐蕃金石斟补》对“云南丽江藏文古碑”和“青海玉树公主佛堂左近一吐蕃摩崖石刻”作了诊释。吴景山《安多藏族地区的金石碑铭》认为安多藏区散布的大量以藏、蒙、汉文字镌写的摩崖碑刻，涉及到该地区藏族的政治经济、典章制度、民族融合等多方面内容。王仁湘等《西藏琼结吐蕃王陵勘测与研究》确定了西藏琼结吐蕃王陵数目及各陵间的方位关系，并绘制了陵区分布图。

    陈庆英《关于<汉藏史集)作者的探讨》分析了元末明初西藏地方的政治、宗教状况，结合藏文《至尊宗喀巴大师传》的记载，认为作者班觉桑布即该书记载的嘉乔贝桑。周华的《藏文<大藏经>—“于阐国授记”中的“Liyul”考释》介绍了前人的观点，并对古代藏文《大藏经》中的Liyul—里域的地理方位、佛教盛兴情况以及藏里关系作了考释。

此外，西绕云贞《文化边缘的历史转折—清代迪庆归滇研究》探讨了1726年迪庆归滇前后的社会变迁;王兴凤等《浅析六世班禅朝靴前的国际环境》通过分析1779年前的国际环境论述了六世班禅朝觑的重大意义;彭清深等《晚清民国时期的西藏社会经济形态考察》论述了晚清民国时期西藏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孙林《现代性与民族意识:关于西藏近代史上一次政治改革性质的社会学分析》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十三世达赖的改革性质及其社会作用作了分析。

（文章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3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