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边疆史地研究发韧于19世纪初，以祁韵士的《藩部要略》，《伊犁总统事略》、《西陲要略》、《西域释地》，徐松的《新疆识略》、《西域水道记》、《新沟注地理志集释》、《元史西北地理考》等书问世为标志，开启了19世纪边疆史地研究的先河，并在鸦片战争前夕形成以龚自珍、沈垚、俞正燮、程恩泽、李兆洛、张穆、何秋涛和李光廷等有着共同的学术志趣、学术追求和共同的治学风格的专门研究西北边疆史地的学者群。且以开发边疆、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统一之究心时务，关注现实的经世致用的精神著称于世。但是自鸦片战争之后，随着“鄂罗斯兼并西北，英吉利蚕食东南”¹之烽烟四起，海警沓至的严峻局势的出现，以及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不仅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爱国学者致力于边疆史地研究，以求打破朝野上下“暗于边情”的状况，促使国人关心边疆地理史事，激发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感，而且也使边疆史地研究的空间范围从以前对“藩部”（蒙古）和“西陲”（新疆）——西北边疆的单一研究，转向以西北边疆为主，兼及西南边疆、东北边疆，以及东南海疆，出现了“一时风会所趋，士大夫人人乐谈，如乾嘉之竞言训诂音韵焉，而名著亦往往间出”²之边疆史地研究空前所未有的盛况。从而使当时边疆史地研究在中国社会发生空前巨变，抗敌御侮、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非但发生了不同以往的具有近代意义上的实质性的变化，同时亦使19世纪边疆史地研究注入了鲜明的时代精神。

“西北塞防，仍国家根本”

19世纪边疆史地研究的时代精神之一，表现为以筹边谋防、抵御外侮之爱国精神为内涵和底蕴的深沉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指人们站在历史潮流思考问题，深切关注国家、民族、社会前途和命运而产生的一种自警精神和危机感。19世纪边疆史地研究的忧患意识主要涵盖了如下两个层面。

第一，对研究的缺乏或疏漏而致的“暗于边情”之状况的焦虑和忧惧。

中国的历史地理学，可谓源远流长，经久不衰，有着优良的历史传统，但是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内地之山川形胜、风土人情、郡县沿革和河流湖泊等等的考订与爬梳，而对地处偏远、甚至被误解为“殊方异域”的边陲的史地关注殊少，问津者寥寥。直至道咸以降，这种状况始有根本性的改观。由注重内地历史地理沿革转向注重边陲的历史与现状，由繁琐考证转向为现实需要提供对策方略，从而使边疆史地研究具有真正的意义和内涵。故梁启超说：“盖道光中叶以后，地理学趋向一变，其重心由古而趋今，由内而趋外”³。即谓真正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的边疆史地研究当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因为探讨如何巩固边防，有效地抵御外侮，拒敌于国门之外的对策方略，是自鸦片战争以后，每一个忧国虑时的边疆史地研究者所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无论是“筹边”、“备边”、“谋防”，乃至“靖边”，首要一点就是必须“知边”，亦即了解“边情”，主要指边疆的历史与现状，“知边”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知己”。“知己”，方能“战胜攻守”，“审势察机”，立于不败之地。这无疑是推动人们终生致力于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当人们进入研究领域后，发现尽管前人在这方面留下了相对丰富的遗产，然而具有真正意义的边疆史地研究却寥寥无几。就是在这有限的研究之中不仅多有疏漏讹误之处亟待订补。而且又畸轻畸重，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一枝独秀，而西南、东北边疆及东南海疆史地研究犹如凤毛麟角。可见这种研究状况已无法适应和满足抵御外侮、救亡图存之时代和社会的迫切需要。对此，使边疆史地的研究者们倍感焦灼和紧迫，其忧患之情溢于言表。首先魏源针对记载边疆史地的官书的疏漏之弊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官书之弊，莫患于两不收。盖分门各纂，互不相应。如雍正中，北路大军始驻科布多，继移察罕瘦尔，乾隆中又移乌里雅苏台，是三地为屡朝筑城，屯兵控制西北重地。《一统志》成于乾隆平定新疆之后，乃于此三地一字不及。盖图伊犁者，既以科布多及唐努山乌梁海图，而于察罕瘦尔亦不之及，遂以两朝亲王大将军重兵之所，竟莫知所在，此其疏一也。《一统志》于外藩疆域末附云：‘盛京东北濒海，有赫哲、费雅喀、库伦、鄂伦春、绰奇楞、库野、恰喀拉诸部落，各沿海岛居住，每岁进貂皮，设姓长乡长子弟以统之，鄂伦春并设佐领供调遣，旨隶于宁古塔，黑龙江将军，发虽极边，人则内属，故不列于外藩’云云。夫既不列于外藩，则东三省边城中谅必及矣，乃又一字不及。《皇清通典边防门》亦沿此数语。甚至《盛京通志》于此数部之疆域。四至、户口、沿革亦一字不及。则此各部者，既不获列于外藩，又不获列于内地。动称国初声教逮于使犬、使鹿，而地在何方?人为何等?茫如绝域。此又两不收之一失也。至于索伦、达呼尔、巴尔虎、锡伯、卦勒察、毕勒尔等兵，均为东三省驻防劲旅，其人既非满洲，自当详其部落，乃《盛京通志》、《八旗通志》与夫《一统志》、《会典》皆不及之相沿，但呼为‘索伦兵’，无知何种落者。何况天命间削平诸部概归满洲者，更谁问其今为某地乎?以本朝之人谭本朝之掌故，鉤稽不易如此，又何论远古?何论荒外”⁴?魏源通过对官书疏漏之弊的批评，不仅发出了研究边疆史地的不易和艰难的慨叹，而且对这种疏漏将有碍于全面正确了解“边情”，进而为国家抵御外侮，制定克敌制胜的方略也表示出深深的忧患和不安。继之，魏源又对民间边疆史地的研究者们因受传统“夷夏观”的束缚和影响，而导致的边疆史地研究的视野狭窄和由此而生的舛误进行了批评。他不无忧虑地写道：“儒者著书，惟知九州以内，至塞外诸藩，则若疑若昧，荒外诸服，则若有若无。故赵氏翼谓噶尔丹败于土腊河，马尔赛不于归化城邀其归路；俞氏燮谓西藏即古佛国，即中印度，已皆差歧数千里”⁵。无疑这种研究视野的狭窄和由此而生的舛误，不仅反映了当时国人对“边情”的无知和愚昧，像赵翼、俞正燮这样的名家尚且如此“孤陋寡闻”，那么大多数国人对“边情”的了解就可想而知了，同时也寄寓了魏源欲藉“边情”启蒙和教育，以逐渐改变朝野上下“昧于外情”之状况的焦虑之情和良苦用心。正是由于这种自觉的忧患意识的驱动才使魏源写出了一代名著《圣武记》和《元史新编。长期以来，人们多着眼于《圣武记》在开创当代史撰述之风气方面的意义与价值，实际上《圣武记》也是一部边疆史地名著，具有多方面的价值。

姚莹亦对因陈腐落后的“夷夏观”而致的国人对“边情”的漠视与无知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他愤然写道：“莹谓：中国，周有象胥之宫，所以通四方夷狄之言语也。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如晋《乘》、楚《梼杌》之类，大抵不出《禹贡》九州之域。盖三代以来，不勤远略。非复黄帝、神农以前，德被遐荒之旧矣。儒者习于所见，皆以侈谈异域为戒，而周穆王之享西王母，汉武之通西域。无不诟其夸侈，为其病中国也。然而古今异势，非可拘谈，三代王畿，不过千里，其外，自侯、甸以逮要、荒，屏藩以次巩固，自无事于远求。及秦、汉以来，天下一统，则昔之所谓要、荒者，今皆吾接壤，直侯、甸耳，岂勤远略哉!谓固我屏藩，不劳师于异域可也，若坐井观天，视四裔如魑魅，暗昧无知。怀柔乏术，坐致其侵凌，曾不知所忧虑，可乎!甚矣，拘迂之见，误天下国家也!平居大言，谓一事不知为耻，乃勤于小而忘其大，不亦舛哉”⁶!姚莹认为封闭隔绝、狂妄自大、迂腐落后的“夷夏观”，非但是导致国人对“边情”的漠视与暗昧的根源，而且也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在抵御西方列强侵略的斗争中屡遭重挫和惨败，乃至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重要原因之一。这里姚莹既强调了了解和研究“边情”，对抗敌御侮、救亡图存的至关重要，不容漠视，又对“暗昧无知，怀柔乏术。坐致其侵凌，曾不知所忧虑，可乎!甚矣，拘迂之见。误天下国家也!”之“暗于边情”的现状与随之而来的恶果表示了深深的忧虑和焦灼，实际上在这忧虑和焦灼之中更融入了姚莹对国家民族之前途命运的密切关注和担忧。姚莹的《东槎纪略》就是激于这种忧患而作。他说：“余以羁忧，栖迟海外，目睹往来论议区划之详，实能明切事情，洞中机要。苟无以纪之，惧后来者习焉不得其所以然，设有因时损益，莫能究也。乃采其要略于篇，附及平素论著涉台政者，而以陈周全之事终焉。世有审势察几之君子，尚有采于兹”⁷。10余年后，鸦片战争爆发，姚莹在台湾率领军民抵抗入侵英军，功劳显著，该书的远见卓识和经世价值，受到了严峻而有效的检验。其友人吴德旋对此评价说：“石甫（姚莹字）方以高才硕画。见重当世，造物者盖将有以大用之，非仅于此书为足自表见也。然即以此观，后之从事台湾者，必取其言以为鉴，岂非不朽之盛业也哉”⁸，这实际上是对姚莹以了解“边情”，为抵御外侮寻求方略之爱国精神为底蕴和內涵的自觉的忧患意识的高度评价。

他如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曹廷杰的《东北边防辑要》、《西伯利东偏纪要》、《东三省舆地图说》，姚文栋的《滇湎勘界记》，邓承修的《中越定界图》，薛福成的《中缅交界图》，吴大徵的《皇华纪程》、《吉林勘界记》，丁谦的《蓬莱轩舆地丛书》，王锡祺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等等都是激于筹边谋防、抵御外侮之爱国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为内涵和底蕴的深沉的忧患意识而作。

第二，对“边患”认识不足的忧患和焦灼。

第一次鸦片战争萨隆隆炮声，空前惨败、割地赔款的奇耻大辱，以及强邻四逼、蚕食疆土的严峻时局，并未使绝大多数的朝野人士从陶醉于天朝大国的迷梦之中清醒过来，由此产生自觉、强烈的危机意识，他们始终天真地认为：外夷外强中干，难以自生，“是彼当仰命于我，我不应有虞于彼”⁹。以至在鸦片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列强仍有所图谋的情况下，朝野下上竞然在“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房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¹⁰。即谓在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侵扰和蚕食所造成的严重的“边患”，乃至随之给国家和民族将带来更为严重的劫难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鉴于此，边疆史地的研究者们为唤醒国人的忧患意识和紧迫感，走出蒙昧无知、夜郎自大、冷漠麻木的误区，对“边患”有足够清醒的危机意识，以调动和集中全民族的力量和智慧去抵御外侮，救亡图存，将他们对“边患”的自觉的认识倾注于其撰述的字里行间。

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国势日衰，沙俄乘机加紧侵华，蚕食中国疆土，而对沙俄给中国北部边疆所造成的严重威胁，并未引起绝大多数国人的警觉，以至连一部专门研究中俄边界问题的史著都没有。何秋涛正是出于人们对“俄患”缺乏清醒认识的忧患而作边疆史地名著《朔方备乘》。对此，他说：“益究经世之务，尝谓俄罗斯地居北徼，与我朝边卡相近，而诸家论述，未有专书，乃采官私载籍，为《北徼汇编》六卷”¹¹。后来又增补图说至80卷。咸丰八年（1858年）将是书进呈于咸丰帝，颇得赞誉，遂赐名《朔方备乘》。何秋涛于《朔方备乘》中，以“边防之事有备无患”和“其所以防患于未然者，意至深远”¹²之自觉的忧患意识为指导思想，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来说明对中国北部边疆构成侵略威胁最大的就是俄罗斯，以引起国人对“俄患”的警醒与关注。首先，他通过对于沙俄自清初以来就屡屡侵犯中国东北边疆的史实的认真研究，指出“俄患”由来已久，旨在使国人能识破沙俄长期以来觊觎吞并中国东北地区的阴谋。他说：沙俄自清顺治年间即开始侵犯中国东北“略地而东，遂于顺治年间窃取雅克萨地，侵扰索伦等部垂四十年”¹³。不仅如此，沙俄甚至图谋侵入新疆地区，如在乾隆年间，俄罗斯就曾暗中支持新疆地区额鲁特辉特部阿睦尔撒分裂祖国的叛乱，阿睦尔撒兵败遁入沙俄境内，沙俄仍“欲抚而用之”，后因其很快病死而未能得逞¹⁴。这些记叙，无疑有助于国人认清沙俄的侵略本性，增强边疆危机意识。其次，他从对与中国北部边疆接壤的诸国国力的比较分析中，亦认为沙俄将是中国北部边疆的最大强敌和威胁。对此，他意味深长地写道：中俄边疆广袤万里，同中国北疆为邻的除“哈萨克之外，惟俄罗斯为强国。然则边防所重，盖为以知矣夫”¹⁵。继之，又指出：俄罗斯虽地在哈萨克以外，距我边地卡论仍有千数百里远近不等。但“哈萨克诸部皆无城廊，迁徙不常，是以俄罗斯人竟可直至喀伦（卡伦）之外，如嘉庆年间有俄罗斯向哈萨克人索取安集延人口之事，即系至塔尔巴哈台喀伦之外。……其明验也”¹⁶。由此他大声疾呼道：“西北塞防，乃国家根本”¹⁷。上面所述，言语之中不仅凝结着何秋涛对“俄患”认识的深刻透辟而生的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担忧和牵挂，而且也渴望通过他的研究与撰述加深国人对“俄患”严重性的认识，并反复告诫国人对一贯侵略成性的沙俄万万不可放松警惕，掉以轻心，否则后果不堪想像。同时，他更期待国人能够将防备“俄患”的西北边防提到直接关乎国家休戚安危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和对待，以居安思危，早做提防和筹划，有效地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统一。历史证明，何秋涛于《朔方备乘》中对“俄患”的认识和判断是准确的、具有预见性的，就在何秋涛辞世两年后，沙俄就是通过不平等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斋桑淖尔南北40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割去。

作为何秋涛的后继者曹廷杰致力于东北边疆史地研究前后达30余年之久，他的边疆史地名著《东北边防辑要》等书亦是出于对“俄患”日趋严重的忧虑和紧迫而作。所以他盛赞何秋涛的《朔方备乘》：“于中俄交界及俄国古今疆域无不条分缕晰，诚如圣谕所谓制度沿革，山川形势，考据详明也。顾其时东南多事，俄人乘隙窥我东北，尚有康熙二十八年尼布楚城定议界碑，足严中俄之限。故其书于东北边界特由安巴格尔必齐河源外兴安岭东抵海，凡中俄分属山河不惮详述”¹⁸。即谓该书对备边抗俄极有裨补，但是《中俄瑗晖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之后．“今则疆界已殊，情形不同矣”¹⁹，也就是说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的内容已不完全适应当时防务的需要。因此，曹廷杰激于忧国虑时和筹边抗俄之义愤，试图在《朔方备乘》的基础上，结合新形势，对东北的边疆与边防重新进行深入系统的考察和研究，以适应备边抗俄的需要。这就是曹廷杰撰述《东北边防辑要》的动机和旨趣。基于此，使国人真正洞察沙俄意欲吞并中国东北地区的阴谋，免生侥倖之心，未雨绸缪，及早预防“俄患”，以不给沙俄侵略者可乘之机，曹廷杰于书中通过追述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的历史，着重分析了沙俄惯用的侵略伎俩和特点。他说：“再考俄人开疆，每多取人之所不取，或人之所不及防。即如咸丰时，窥我东南有事，乘机窃发，两次进踞，正亦顺治初乘我入关之师初定中原，因而窃据故智耳。驰守备则蓦入，张声威则潜退，穿窬之盗何以异此!此则夷情之今犹古若者也”²⁰。指出沙俄惯用的侵略伎俩就是乘人之危和趁火打劫。为了加深国人对沙俄侵略伎俩的认识，曹廷杰于另一篇有关边疆史地研究的文章中，则详细地阐述了这个看法。他称：“卑职伏查俄人贪狡成风，往往乘人之危，攘地窃踞，虽与中国通好最久，然康熙初年伺三藩之变用兵南服，彼遂侵及雅克萨，受我尼布楚，自安巴格尔必齐河口溯源，循大兴安岭，直抵东海为界。道光、咸丰之际，英人外扰，发捻内讧，兆兵南征，边堠虚戍，彼又观衅而动，任意欺蒙，一再易约。先顺黑龙江入松花江。即顺松花江入东海，将北岸数千里之地划归彼界；又从乌苏里江入松花江处溯乌苏里江，南入松阿察河，逾兴凯湖，直至白稜河口，顺山岭至瑚布图河口，再由瑚布图河口顺绥芬河及海中间之岭至图们江口，将东岸数千里之地踞为彼有。同治时，彼乘回匪倡乱，窃居伊犁，因我大兵方席全胜之势诡云代守，但求偿资返地，仍复恣情割裂。嗣闻法入据越南，英人据缅甸，则又怦然心动，垂涎朝鲜，窥我根本重地。其时，英人与彼战于阿富汗，移兵巨文岛，作去火抽薪之计，彼始稍戢。综观俄人行事，无非乘隙蹈瑕，以见可而进，知难而退，操必胜之权耳”²¹。曹廷杰不厌其烦地追述沙俄侵华的历史，目的不仅在于使国人洞悉沙俄的侵略本性及其伎俩，更重要的是使国人从惨痛屈辱、代价昂贵的历史教训中汲取有益的启示，引以为戒，树立和增强防备“俄患”的清醒、自觉的国防意识，以期从根本上改变以前由于对“俄患”的严重危害缺乏清醒足够的认识而致的“无兵以为之备、无民以为之防”²²的边守驰废的状况，充实和巩固边防，严阵以待，不给惯于使用“乘人之危”和“趁火打劫”之侵略伎俩的沙俄以一丝一毫的可乘之机，使东北地区成为抵御沙俄侵略和保卫国家安全的坚不可摧的屏障和堡垒。同时，曹廷杰对沙俄欲加紧实现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越东北的计划表示了强烈的焦虑和忧惧。他指出沙俄修铁路乃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无非是借修铁路之名，行侵略之实。即“俄人将辟铁路至海参崴，其志在朝鲜及东三省，并豫计他日进兵之路，……彼之东方铁路环绕中国西北东三面，明年均可告成。西则窥伺卫藏，与英人同藏祸心，形势已露；东则冀得渤海，悉力经营。……若许修呼兰、宁古塔一路，除呼伦贝尔孤悬道南外，凡江省东境、三姓属地均在路北，五金矿产不下数十处。设因许路而再求割地，遂先开矿而即利修路。不几藉寇兵而赉盗粮乎?若许分修江省至营口一路，则三省大局尽入囊中，旗汉生灵数千百万生灵遭其荼毒，无所逃避者，犹可委之气数，祖宗基业任其侵占，三陵重地隔越山川者，断难听之。适然然于此不许，则以彼贪得无厌之心。值我和战未毕之际，势必恃强逞奸。藉端寻衅，其患又不可胜言”²³。这里曹廷杰不仅强调了允许沙俄修筑西伯利亚穿越中国东北地区的铁路将给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带来严重的危害，同时也欲藉此引起国人的警觉和关注，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共商抗御沙俄，保卫国家安全的对应之策。赤诚的爱国之心、济世之志、忧时之情跃然纸上。

这里有一点必须指出，这就是边疆史地研究者们的忧患意识，绝非一时的热血沸腾和慷慨陈词，而是以对国家和民族之深沉的挚爱和高度的关注为底蕴与内涵，并建立在对边疆史事的俯观仰察与认真思考的基础上为当时的筹边谋防、抵御外侮、救亡图强提供的诸多方略对策和种种启示借鉴，是历史认识和现实判断的思想结晶，是历史感与现实感的有机结合与统一。正是由于这样，边疆史地的研究者们不仅在其撰述中大声疾呼了解和认识“边情”和“边患”的重要，以引起国人的警觉与关注，同时在他们的撰述中更注重研究和探讨如何筹边谋防、抵御外侮、消除“边患”，以保卫国家专全的方略与对策。这可以说是边疆史地撰述所具有的共同特点。

这时期的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便是一部历史感与现实感统一的边疆史地名著。该书12卷，以方域为骨骼，以事实为血肉，记叙了自古代迄止道光年间内外蒙古之地理沿革与重大史事。作者于自序中语重心长地写道：“今之所述，因其部落而分纪之。首叙封爵、功勋，尊宠命也；继陈山川、城堡、志形胜也；终言会盟、贡道，贵朝宗也。详于四至、八道以及前代建置，所以缀古通今，稽史籍，明边防，成一家之言也。”而“缀古通今，稽史籍，明边防”，是《蒙古游牧记》的主要着眼点。所以该书不仅论述了蒙古各部同历代统一皇朝的密切关系，尤其是它与清皇朝的密切关系，对巩固边防，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安全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清皇朝的治乱兴衰的历史表明：蒙古是清皇朝的主要的政治、军事力量支柱之一，它所拥有的精兵强将和所处的地理位置，悉与清北部边疆的休戚安危息息相关。如每“有大征伐，（科尔沁部）必以兵从，如亲征噶尔丹、及剿策妄阿喇布坦、罗卜藏丹津、噶尔丹策凌、达瓦齐诸役，札萨克等效力戎行，莫不懋著勤劳”²⁴。因此，张穆十分赞同清皇朝支持蒙古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加强和密切内地同蒙古联系的举措，认为它有利于边防的巩固与安全。反映了作者以思考历史为起点，以服务现实为归宿的鲜明、自觉的经世致用意识。同时由于蒙古广袤千里，是中国北疆的门户屏藩，了解其山川险夷，要塞关隘，直接关乎到边防的巩固和国家的安危。因而，张穆强调书中不厌其烦地考察山川城堡，其目的就在于“志形胜也”。鉴于此，他旁征博引，由今溯古，详审地考察了蒙古各处地形、驻军重镇与边地卡伦、屯兵地点等，旨在为国家筹边谋防、抵御外侮提供借鉴和依据。如其所记：“喀尔喀、杜尔伯特、土尔扈特诸部，或跨大漠杭海（即杭爱）诸山，或据金山（今阿尔泰山）南北，或外接俄罗斯、哈萨克诸国，所居皆天下精兵处，与我西北科布多，塔尔巴哈台诸镇重兵相为首尾”²⁵。对了解“边情”殊多补益。

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张穆的“明边防”和“志形胜也”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防俄和制俄之边防思想。自19世纪30年代起，沙俄不断向中国西北境内的巴尔喀什湖与斋桑湖地区实行军事渗透和伺机蚕食，“俄患”已凸显出来，已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忧虑与关注。故张穆于《蒙古游牧记》中多次谈到防俄问题，他在论及中俄交界地恰克图时指出：恰克图“为喀尔喀四部适中之区。边东二十八卡伦。土谢图、车臣两部设。边西十九卡伦，札萨克图、赛音诺颜部设。商民于此建立一木城，俄罗斯亦于对面建设市圈，万货云屯，居然一都会矣。钦差大臣驻扎库伦以控制之。”并强调道：“恰克图边东车臣汗部十四卡伦。沙甸平坦。边西多山，林木蓊郁，往来以色楞格河为津要，连冈而东。边南至衮图达坝罕。其间峡沟丛树，险隘天成，足资防御”²⁶。明确地表达了其巩固边防，以备“俄患”的思想。

在曹廷杰的边疆史地研究中表现了更为强烈的自觉的筹边谋防和防备“俄患”的意识。史载他利用“公余暇曰”，或者“躬亲考验”，进行实地调查；或者“手不释卷”，“荟萃群书”；“凡东三省地理险要与夫古人用兵成迹有关于今日防务者”，无不详加考究。在考察三姓的地理位置时，曹廷杰指出：“盖东北抵海，西北抵外兴安岭，其岭南所出之水，自索伦以东皆小川，东入海；自噶穆河以西，为哈滚河，格楞河诸大川，其北控俄罗斯，南接宁古塔，万山环叠。雄长东陲。是三姓之形胜也”²⁷。提醒人们注意三姓所处地理位置的重要。论及吉林边防时，曹廷杰结合时局与疆界的新变化写道：“咸丰十一年与俄罗斯分界由乌苏里江口逆流入兴凯湖，逾岭抵图们江口，江以东皆为俄属，于是宁、珲、姓三城边防始重。查珲春南四十里黑顶子，又东南岩杵河、摩阔崴，又东北阿济密、蒙古街、虾蟆塘、海参崴等处地方，宁古塔东南六百余里双城子，又东北二百里红土岩地方，三姓东北八百余里徐尔固，一千六百余里伯力地方。俱俄人与吉林交界要隘，而徐尔固、伯力、双城子、虾蟆塘、海参崴、蒙古街、阿济密、岩杵河诸处，均有重兵戍守，则吉林边防可因敌而筹制胜之方矣。夫宁、珲要害城在宁、珲，三姓要害则在黑河口、蜂蜜山二处。盖黑河口在三姓东北七百余里，当水路之冲，凡顺黑龙江而下，逆混同江而上者，此处实扼其咽喉；蜂蜜山在三姓东南六百里，与宁、珲成犄角之势，与三姓为陆路之门，南可断岩杵河、海参崴诸处之后路，北可据伯力之上游也。若夫鸭绿、图们二江发源之处，虽关于沈阳者甚巨，而系于吉林亦非轻。至乌苏里江口以上，诺罗、奇讷林二河之间部落，仍属赫真疆域，实非欧脱矣”²⁸。这实际上就是曹廷杰依据时局和疆界的巨变，以及抵御沙俄、巩固边防之新形势的迫切需要所描绘出的一幅全新的防务图。他不仅提出了新的防务思想和对策。而且逐一指出在新的防务体系中具有战略意义的新的关隘要塞所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利害攸关的密切联系，颇具启示和补益。

而姚莹的《康輶纪行》则是出于了解西南“边情”，有裨边务而作。这从姚莹对驻藏大臣和泰庵所撰的《西藏赋》一书的赞誉中亦可略一斑。他称该书：“其于藏中山川风俗制度，言之甚详，而疆域要隘，通诸外藩形势。尤为讲边务者所当留意，不仅供学人文士之披寻也”²⁹。同时这也反映了姚莹的撰述旨趣和追求。因此，姚莹于《康輶纪行》中非但提出了一些有助于了解“边情”，加强“边务”之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和方略，同时又绘制了《西藏外各国地形图》、《乍雅地形图》等。姚莹在阐述绘图动机时说：“……先是哲孟雄与披楞隔界有大山，甚险阻，无路，有一线道可容羊行。近为英人所据，屯兵其上，凿宽山道，可以长驱抵藏矣。……阿里西边外为拉达克，本有阿里半境，而为达赖喇嘛所有。道光二十年，尝诱森巴入寇。森巴在拉达克西北，其南为白木戎，又南即通中印度之痕都斯坦，近亦为英吉利所据矣。痕都斯坦之北为克什弥尔，即北印度也。又北则葱岭前后诸国。痕都斯坦之西为包社大白头回国，又西北则俄罗斯所据南都鲁机地。近年英、俄二夷，在西北二印度之间搆兵，盖俄罗斯之垂涎印度，亦犹英吉利之垂涎前、后藏也。今为此图，俾吾中国略知其形势云。中国西边与英吉利所有东、中二印度地，皆以黑线界之”³⁰。姚莹不仅欲藉此图使国人知晓西南边疆所面临着为英国蚕食和吞并的严重危机，以增强国人的忧患意识，尽早预防和准备，同时也想通过此图为制订加强西南边务，抵御英国入侵的对策方略提供直观真切的科学依据。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边疆史地研究者们的忧患意识与传统史家的忧患意识有许多共同点，诸如对国势的兴衰、世风的臧否、民生的优乐等，悉寄寓深切的关注之情，但随着历史的巨变，现实需求注入新的内涵，使忧患意识因时代的不同而各具特色。传统史家的忧患意识所关注的是王朝的兴衰治乱，而边疆史地研究者们所着眼的是国家、民族的强弱存亡。前者是王朝意识占主导地位，后者是国家、民族意识占主导地位。正是由于这种忧患意识的不同，不仅使19世纪边疆史地研究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而与传统的历史地理学分道扬镳，同时亦使19世纪边疆史地研究成为由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重要的标志之一。

“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

19世纪边疆史地研究的时代精神之二，则表现为研究视野的空前开阔。即谓边疆史地的研究者们不仅将筹边谋防、抵御外侮同了解和认识“夷情”——外部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将中国的边务乃至国家、民族的休戚安危置于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之错综复杂的国际大环境中去思考、判断乃至抉择。也就是说开始用世界的眼光来审视和筹划中国的边疆防务和国家安全问题。这在中国历史撰述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个问题亦涵盖了如下两个层面。

第一，将筹边谋防、抵御外侮同了解“夷情”——外部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鸦片战争的空前惨败和处理“边事”的屡屡失利受挫，使边疆史地研究者们逐渐认识到之所以会落到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强邻四逼的痛苦屈辱、祸患接踵的危机境地，就在于对“敌情”——“夷情”的一无所知和不屑一顾。结果只能在毫无准备和防范的情况下，仓促应战有备而来之敌，最终惟有被动挨打。还有这个敌手已非从前披发左衽、以骑射见长的周边少数民族．而是拥有坚船利炮、武装到牙齿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这一切都使边疆史地研究者们深切感到要想加强边务，有效地抵御外侮，仅是“知已”是远远不够的，而且更应该“知彼”即必须了解和认识“夷情”——外部世界，真正做到“知已知彼”。这实际上将“夷情”亦视为“边情”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认识是在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而昂贵的代价后获得的，对此，边疆史地研究者们感触尤深。

姚莹在这方面是为数不多的“先行者”之一。早在19世纪初的几十年中。姚莹即开始留心“夷情”，以备“边事”之需。对此，他不无感慨地写道：“莹自嘉庆中每闻外夷桀骜，窃深忧愤。颇留心兹事，尝考其大略，著论于《识小录》矣。然仅详西北陆路，其西南海外，有未详也。及乎备兵台湾，有事英夷，钦奉上询英地情事，当时据夷酋颠林所盲，绘图陈说，而俄罗斯距英地远近，莫能明焉，深以为恨，乃更勤求访问。适友人魏默深贻以所著《海国图志》，大快我心。故乍雅之役，欣然奉使，就藏人访西事，既得闻所未闻，且于英人近我西藏之地，与夫五印度、俄罗斯之详，益有征焉”³¹。这里不仅记述了姚莹将了解和认识“夷情”——外部世界同抵御外侮、筹边谋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清醒、自觉的意识，这是前人所没有的，同时这种意识也是推动姚莹作《康輶纪行》的深层原因之一。《康輶纪行》凡16卷，内容丰富翔实，姚莹概括为：“大约所记六端：一、乍雅使事始末；二、剌麻及诸异教源流；三、外夷山川形势风土；四、入藏诸路道里远近；五、泛论古今学术事实；六、沿途感触杂撰诗文”³²。其中：一、二、四，多论西藏的历史、地理、宗教、风俗、戍守等；三，多及外国史地；五、六，虽多为学术与杂感，但大都与西藏事务相关。如该书中所撰《英俄二夷交兵》、《俄罗斯方域（二要）》、英吉利》、《佛兰西》、《英吉利幅员不过中国一省》等诸多篇目，以及《艾儒略<万国全图>说》等外国地图解说诸篇目，无一不是了解和认识“夷情’以为筹边谋防、抵御外侮服务的自觉之意识的反映和实践。正是出于“国家或有事边海时，亦有需于此”的考虑，姚莹对魏源的《海国图志》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其书“通中外之异言，订地名之沿革，诸国崇奉佛教、回教、天主教之异同源流，大山巨泽之原委分合，五天竺、俄罗斯、英吉利、佛兰西、弥利坚、利未亚，各域内区分之部落、贸易、攻战之所长，金银货贝之所出，无不详载言之。如指诸掌，皆有依据，非凭臆说。余数十年之所欲言、所欲究者。得默深此书。可以释然无憾矣”³³。这的确是姚莹的肺腑之盲．因为它不仅表达了姚莹在了解“夷情”，探索备边御侮之策的道路上踽踽独行时突遇一志同道合的“知音”而欣喜不已，而且又强调了解“夷情”对筹边谋防、抵御外侮的重要作用。在如何了解“夷情”问题上，姚莹认为当从学习外国文字人手。他从“外夷留心中国文字”的事实，论证了这一必要性，他说：“观英吉利、普鲁社、耶马尼之留心中国文字，日本、安南、缅甸、暹罗之讲求记载，是彼外夷者，方孜孜勤求世务，而中华反茫然自安。无怪为彼所讪笑、轻玩、致启戎心也。然如西洋士罗所印，说英吉利留心中国史记、言语，亦不过十二人，礼拜庙中尚无座位，岂叶公好龙，中外有同慨耶!余于外夷之事，不敢惮烦，今老矣，愿有志君子，为中国一雪此言也”³⁴。这振聋发聩、意味深长的文字，反映了姚莹自觉的世界意识，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掷地有声，足以警示国人。除留心外国文字外，姚莹认为还应“心其山川，则知形势之险易；习其人物风土，则知措置之所宜。非如文人词客，徒资博雅助新奇也。故留心世务者，皆于此矻矻焉”³⁵。他希望人们能更多地关注，并身体力行地从事外域状况的考察，因为在“烽烟四起”、“海警沓至”的年代，这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

何秋涛《朔方备乘》一书则表现了鲜明、自觉的“知夷制夷”之意识，诚如作者于该书《凡例》中所言：“是书备用之处有八：一曰宣圣德以服远人，二曰述武功以著韬略，三曰明曲直以示威信，四曰志险要以昭边禁，五曰列中国镇戍以固封圉，六曰详遐地理以备出奇，七曰征前事以具法戒，八曰集夷务以烛情伪。”就是说何秋涛所谓“集夷务以烛情伪”，其目的是防备“俄患”，“以固封圉”，即加强边务、巩固边防、有效地防备和抵御沙俄的侵略。从这个指导思想出发，何秋涛于《朔方备乘》一书中，非但记述了往朝历代于北疆用兵成败得失之故，以资借鉴，而且也详审地考察了从东北到西北的疆域沿革，以及攻防战守之形胜。同时在当时力所能及的前提下，何秋涛又系统考察与介绍了相对完整的俄国的历史、地理、政区、户口、文化、宗教、民族、习俗和物产等概况，以及清前期中俄关系等等。如书中所撰的《波罗的等路疆域考》、《锡伯利等路疆域考》、《俄罗斯亚美里加属地考》、《俄罗斯境内分布表》、《俄罗斯馆考》、《俄罗斯学考》、《俄罗斯互市始末》、《俄罗斯进呈书籍记》等诸多篇目即是，旨在为“知夷制夷”，有效地抵御沙俄的侵略，“以昭边禁”、“以固封圉”提供依据和借鉴。对此，李鸿章对《朔方备乘》颇加称道：“《大学》之言治平，知己之学也；《周官》之言周知，知己而兼知彼之学也。自来谈域者，外国之书务为夸诞。傅会实多；游历所记，半属传闻，淆讹叠出；又或展转口译，名称互歧，竟尚琐闻，无关体要，以云征信，盖亦难之。”“窃见故员郎衔刑部主事何秋涛究心时务，博极群书，以为俄罗斯东环中土、西楼泰西诸邦，自我圣祖仁皇整旅北徼，砻威定界，著录之家，虽事纂辑，未有专书。秋涛始为汇编，继加详定”，“是书所记，虽止北徼一隅，然学者由是而推之”³⁶。即谓有启蒙、垂范的意义。

作为何秋涛的后继者曹廷杰疾呼了解“俄情”对加强东北边务、防备和抵御沙俄侵略的重要性，如其所言：“俄情常通。似于边防尚有裨益”³⁷。又说：“审今日之俄情，切将来之杞忧”³⁸。他又肩负特殊使命，亲赴实地考察，他说：“窃卑职于光绪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在靖边后路营中，由后路统领葛胜林奉到三月二十二日密札一件。内开：饬职变装前往一带，密探俄界情形，即游行其境，凡彼兵卒之强弱从寡与夫道路之险易，某某为彼之咽喉要害，均著在留意，默识于心。往返无须拘定时日，总宜探察明白始可报等因。当即遵照指授机宜，订期四月十三日启程前往，呈报在案。嗣于四月二十七日入俄界，即顺松花江至东海口，复由海口溯流入黑河，至海兰泡地方，仍顺黑河返伯利，溯乌苏里江过兴凯湖，经红土崖由旱道至海参崴，坐海舟入岩楚河海口，于九月初八日入珲春界，九月三十日抵省，共在俄界一百二十九日。谨遵密札，探得一百一十八条。凡东海滨省所占吉江二省地界，兵数多寡，地理险要，道路出入，屯站人民总数，土产赋税大概，各国在彼贸易，各种土人数目、风俗及古人用兵成迹，有关于今日边防与夫今日吉江二省边防可以酌量变通，或证据往事堪补史书之阙者，皆汇入其中，终以有事规复一策。不揣冒昧，谨缮具清册一本，并绘图八分，恭呈宪鉴”³⁹。这也就是曹延杰另一部东北边疆史地名著《西伯利东偏纪要》撰述的始末原委、动机旨趣及其主要内容。如果说《东北边防辑要》是着眼于历史文献的搜集，那么《西伯利东偏纪要》则偏重于对现实的调查分析。从上述不难看出曹廷杰之所以冒着生命的危险，深入俄境内考察，就是为了掌握沙俄的侵略动向和信息，研究如何筹边谋防，预防“俄患”，为未来的反侵略战争做好准备。如他在调查了沙俄20多个军事据点的基础上，结合我东北的边务，提出了严阵以待，对来犯之敌坚决还击，以求“规复旧境”之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同时他于该书118条中，依据“知已知彼”的原则，还设想了“六路出兵反击”、“出奇制胜之方”和“万全之策”三个反侵略的总体作战方案。这不仅反映了曹廷杰清醒、自觉的世界意识，同时也表达了他坚决反对侵略，积极抗俄之赤诚的爱国情怀，显示了鲜明的时代精神，这也是从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嬗变的过程中所传递出的新的信息。正因为如此，《西伯利东偏纪要》一书颇受好评，吉林将军希元阅读完该书后，即致批示说：“据阅图说及笔记各条，于俄界情形详明赅备，迥与寻常游历不同，具有深心，殊堪嘉尚。仰候核定，随折呈览。缴图记存”⁴⁰。后来这位封疆大吏从《西伯利东偏纪要》中摘出85条咨送军机处备查，又摘其最要者35条送呈御览。足见该书在加强边务、抵御沙俄方面的重要价值。

第二，将中国的边务乃至国家、民族的休戚安危置于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大环境中去思考、判断乃至抉择。也就是用世界的眼光来审视和筹划中国的边疆防务与国家安全问题。

这不仅体现在边疆史地研究者们非但从中俄、中英等中西关系的视角来思考探求“筹边谋防、抵御外侮之策，而且表现在他们欲通过对国际关系的洞察与分析，巧妙地利用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来筹划加强边务、抵御外侮的方略，以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对此，魏源曾说：“筹夷事必先知夷情，知夷情必先知夷形，请先陈其形势：英夷所惮之仇国三：俄罗斯，曰佛兰西，曰弥利坚。所惮我之属国四：曰廓尔喀，曰缅甸，曰暹罗，曰安南。……陆攻之法在印度，偪壤印度者日俄罗斯与廓尔喀。俄罗斯国都与英夷国都中隔数国，陆路不接，而水路则一由地中海，一由洲中海，朝发夕至。康熙三十年间，英吉利国王曾以兵船由地中海攻俄罗斯，败绩遁归。自后两国不相往来，而兵争专在印度。印度者，在葱岭西南，与我后藏、廓尔喀、缅甸接壤，去英夷本国远数万里。英夷以兵舶据其东、南、中三印度，而俄罗斯兵则由黄海、里海之间攻服游牧诸部，亦与西中二印度接壤，止隔一雪山，各以重兵拒守。自东印度之孟阿腊之麻尔洼，南印度之孟迈之曼达喇萨，鸦片盛行，英夷岁收其税银千余万，俄罗斯久觊覦之。乃英夷调印度兵艘入犯中国，深恐俄罗斯乘虚以捣温都斯坦；又传闻俄夷使者．已自比革特起程人中国，惴惴懼其倚角。……故英夷之懼俄罗斯者，不在国都而在印度，此机之可乘者一。廓尔喀者，亦在后藏之西，与东印度偪处。方乾隆中，我师主廓夷时，英夷印度兵船亦乘势攻其东境。故上年英夷罢市后，廓夷亦即驻藏大臣出兵攻击印度。当时若许廓夷扰其东，俄罗斯捣其西，则印度有瓦解之势，寇艘有内顾之虞，此机之可乘者二”⁴¹。在魏源看来，要想筹边谋防，有效地抵御外侮，保卫国家的安全，不仅需要“知彼”——“悉夷情”——了解自己的敌手，同时更需要了解自己的敌手的敌手，亦即密切追踪和注视扑朔迷离的国际关系不断变化的新动向，并加以认真研究和分析，就能从彼此之间的得失利害的相互冲突和对抗中，发现可为我用的有利形势，只要因势利导、把握为我“可乘之机”，巧妙地利用敌手与敌手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如迫于形势的需要，为争取更多的外部支持，甚至可不计“前嫌宿怨”化敌为友，以集中最大力量应对当前对我威胁最大、最紧迫的敌手，如此一来可使我在筹边谋防、抵御外侮的斗争中，变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乃至最终化解危机，赢得反侵略斗争的胜利。这种欲从“世界大势”亦即国际关系的变化中来思考，探求中国的边疆防务与国家安全之方略的自觉意识，不仅反映了魏源具有世界眼光的恢廓的视野，而且也表现了魏源对国家、民族休戚安危乃至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和理智判断。这些即是中国历史撰述上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同时也是从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明显标志之一，亦具有“界碑”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姚莹在《英吉利幅员不过中国一省》文中，亦表述了同样的认识，他说：“嗟乎，海外诸国，其地之幅员何若，其人之生齿何若，吾不知也，海外夷人讲求世务者，乃能知之，而且言之；并吾中国之土地人民亦能知之、言之，确与否吾变未知也，然大略可睹矣。夫以中国土地之大，人民之众，甲乎四海如此，海外诸国，无不震惊而尊之如此。彼区区英吉利者，地不及吾二十之一，人民不及吾百之一，且其本国有佛兰西，其新开西海之地有弥利坚，新开印度之地，又有俄罗斯，皆强邻逼近与为仇雠者。被之患在肘腋，实有旦夕之虞，苟能知其虚实与其要领，何难筹制驭乎方略乎!曷不尽取外夷诸书与留心时务者，日讲求之，更进外夷之人素仇英吉利者，日咨访之乎”⁴²?姚莹这里不仅欲通过中英两国国土、人民之大小众寡的显而易见的比较，来增强国人加强边务，抵御外侮之自强自立的意识和信心，并且认为只要认真关注和研究“夷情”与“时事”，尤其是国际关系，就不难发现英国与法国、美国和俄罗斯等国在争夺殖民地的过程中存有尖税的矛盾，以及潜在的危机，这样只要审势察机、巧妙地利用英国与其他列强之间的矛盾，就不难制订出切实有效的筹边谋防、抵御英国侵略的对策方略。同样显示出了具有世界眼光的开阔的视野，以及对国际关系的深刻思考和敏锐的判断力。

可以这样认为，在19世纪边疆史地研究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具有世界眼光的恢廓的视野，非但使传统的历史地理研究开始新陈代谢的历程，推动其研究不断从域内到边徼，从边徼到域外之更为广阔的空间拓展和延伸，同时对于打破传统史学之钟情于王朝治乱兴衰的探讨的封闭狭隘、单一贫乏的学术格局，进而推动从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嬗变的进程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与意义。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正是由于具有上面所说的鲜明、强烈的时代精神，才使19世纪边疆史地研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涌现出了一批集较高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于一书的边疆史地名著。并对当时的学术与社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即谓19世纪边疆史地研究，非但有助于推动从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同时更重要的是它对促使国人了解“边情”、了解域外世界，激发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感，为中国政府筹边谋防、抵御四方列强的入侵，进行边疆谈判提供了丰富翔实、极具价值的历史依据和借鉴启迪等方面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与意义。像祁寯藻评价张穆的《蒙古游牧记》时说：“陈古义之书则贵乎实事求是，论今事之书贵乎经世致用，二者不可得兼。而张子石洲《蒙古游牧记》独能兼之”。故此书一出“读史者得实事求是之资，临政者收经世致用之益，岂非不朽之盛业哉”⁴³!还有方复恒对姚莹的《康輶纪行》的评价，他说：“观其所记风土人情，山川形势，实有以证海国诸书之虚实，……盖先生身历时艰，实有见夫事势之杌臲，而大惧于将来。因使车所止，穷究西方诸国及异教源流，俾天下晓然，不为蛮夷所欺，原其忧国忧世之心，岂不深远也哉”⁴⁴!诸如上述，可以视为是对19世纪边疆史地研究之价值和意义最贴切中肯的评价和褒奖。

注释：

1. 魏源：《南洋西洋各国教门表》，《海国图志》，卷71。

2. 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

3. 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

4.魏源：《掌故考证》，《圣武记》附录，卷12。

5. 魏源：《掌故考证》，《圣武记》附录卷12。

6.  姚莹：《外夷留心中国文字》，《康輶纪行》卷12。

7.  姚莹：《东槎纪略自序》。

8. 吴德旋：《东槎纪略》序。

9.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第1册，页141。

10.  佚名：《软尘和议》，《鸦片战争》，第5册。

11.   黄彭年：《刑部员外郎何君墓表》，《一镫精舍甲部稿》卷首。

12.  何秋涛：《北微形势考叙》，《朔方备乘》，卷11。

13.   何秋涛：《索伦诸部内属述略》，《朔方备乘》，卷2。

14.   何秋涛：《圣训》，《朔方备乘》，卷首。

15.   何秋涛：《北徼形势考叙》，《朔方备乘》．卷11。

16.  何秋涛：《北徼喀伦考》，《朔方备乘》，卷10。

17.  何秋涛：《北徼形势考叙》，《朔方备乘》，卷11。

18. 曹廷杰：《东北边防辑要》自序，《曹廷杰集》，上册。

19.  曹廷杰：《东北边防辑要》自序，《曹廷杰集》，上册。

20.  曹廷杰：《吉林根本说》，《东北边防辑要》，卷上，《曹廷杰集》，上册。

21.  曹廷杰：《查看俄员勘办铁路禀》，《曹廷杰集》，下册。

22.  曹廷杰：《条陈十六事》，《曹廷杰集》，下册。

23.  曹廷杰：《查看俄员勘办铁路禀》，《曹廷杰集》，下册。

24.  张穆：《蒙古游牧记》，卷首，祁寯藻序。

25. 张穆：《蒙古游牧记》，卷13。

26.  张穆：《蒙古游牧记》，卷7。

27.  曹廷杰：《三姓疆域考》，《东北边防辑要》，卷上，《曹廷杰集》，上册。

28.  曹廷杰：《吉林根本说》，《东北边防辑要》，卷上，《曹廷杰集》，上册。

29.   姚莹：《<西藏赋>言疆域》，《康輶纪行》，卷9。

30.   姚莹：《<西藏外各国地形图>说》，《康輶纪行》，卷16。

31.  姚莹：《康輶纪行·自叙》。

32.  姚莹：《康輶纪行·自叙》。

33.   姚莹：《商贾说外夷有裨正史》，《康輶纪行》，卷12。

34.  姚莹：《外夷留心中国文字》，《康輶纪行》，卷12。

35. 姚莹：《详考外域风土非资博雅》，《康輶纪行》，卷5。

36.  李鸿章：《朔方备乘》书首。

37.  曹廷杰：《条陈十六事》，《曹廷杰集》，下册。

38. 曹廷杰：《查看俄员勘办铁路禀》，《曹廷杰集》，下册。

39.  曹廷杰：《上希元禀文》，《西伯利东偏纪要》，《曹廷杰集》，上册。

40.  希元：《西伯利东偏纪要》阅后批文。

41.  魏源：《筹海篇三》，《魏源集》，下册。

42.  姚莹：《英吉利幅员不过中国一省》。《康輶纪行》；卷12。

43.  祁寓藻：《蒙古游牧记》序。

44.  方复恒：《同治六年<中复堂全集>本跋》，《康輶纪行》后附。

（资料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2期）0){ for(var i=0;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