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前期，随着清王朝的衰败和乾嘉史学的没落，中国史学开始了转变，其特点是研究领域由古而趋今、由内而趋外，治学宗旨由纯学术而转向经世致用。而中国史学的这一转变是以边疆史地研究的兴起为开端的。这一研究热潮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研究成果曾为国家在边疆施政设防提供了借鉴。本文全面论述边疆史地研究的热潮，力图揭示出其兴起的原因，分析其学术成就和时代思想，以及对历史的影响、对后人的启迪。
一、19世纪初边疆史地研究热潮兴起的原因
中国史学界边疆史地研究热潮兴起子19世纪初，这是和当时的社会环境与学术界本身的情况分不开的。第一，清王朝走向衰败的刺激。清王朝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大帝国，边疆、民族问题关系着国家的稳定和统一。历史上每当中央政权衰微之际，边疆少数民族往往会对中原地区形成威胁，发生严重的边患。这似乎成了历史的必然。所以当清王朝走向衰落之际，我国历代的边患历史使当时一些头脑清醒的学者下意识地注意到边疆问题。第二，对乾嘉学风的扭转。乾嘉学者虽标榜治学实事求是，但却是脱离实际的，及其末流成就已为前人发挥略尽，从而更加空疏、琐碎，学术已无生机。经世派学者面对当时国事日非的局面，针对史学脱离现实的弊病，探索着学术与现实结合，为社会服务，从而摆脱危机的途径。经世派学者把经世致用精神注入到史学研究中去，并把史学作为经世致用的手段，是从研究边疆史地开始的。第三，对研究空白的填补。历史地理是历史学中的薄弱环节，而边疆史地又是历史地理学中的一个近乎空白的领域。乾嘉之时，学者“嗜古成癖，一切学问皆倾向于考古，地理学亦难逃例外”1。当时学者重点研究《禹贡》、 《水经注》、古代正史的《地理志》等，对边疆的山川形势仅按古代正史的志书加以综理，谬误多少无从求证。经世派学者则批评这类成果是“无益之书，可以不作”2。因此，19世纪初边疆史地的研究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基于以上原因，当时一些学者们彼此提携、相互鼓励，以汉学家的实事求是和经世派的经世致用精神作为治学宗旨，发愤攻治边疆史地，“而流风所被，继声颇多，兹学遂成道光间显学”3。
二、着眼于开发边疆、维护国家统一的边疆史地研究
19世纪边疆史地研究的开导先路者是山西寿阳的祁韵士。祁韵士(175l——1815年)，乾隆后期进士，长期为下级京官，在史馆期间，奉旨创立《蒙古王公表传》，这一工作奠定了研究西北史地的基础。1805年，他以罪遣戍伊犁，此间，奉伊犁将军松筠之命，创纂《伊犁总统事略》，“归后又成《藩部要略》十六卷，《西陲要略》一卷。其云西陲者，则新疆，云藩部者，则诸部蒙古也。”4这是系统研究西北边疆史地的开始。稍后从事这方面研究并颇有成就者为徐松。徐松(1781—1848年)，浙江上虞人，字星伯，嘉庆进士，为京官。工811年，他以罪戍伊犁，奉松筠之命补充，扩撰祁韵士创纂的《伊犁总统事略》，书成后于1821年以松筠名奏上，共12卷，上赐名《新疆识略》。该书大略记叙了新疆的行政、军事、地理、物产、财赋等。徐松又对新疆进行了全面考察，“每所之适，携开方小册，置指南鐵，记其山川曲折，下马录之。至邮舍，则进仆夫、驿卒、台弁、通事，一一与之讲求。积之既久，绘为全图，乃遍稽旧史方略及案牍之关地理者，笔之为记。”5在此基础上，他仿《水经注》体例，于1821年撰成《西域水道记》，记述新疆水系，并绘以图说，刊后又自为校注。徐松素怀经世之志，曾规划治理新疆之策，“明农以养之，储兵以卫之，设学校以教之，画郡县以莅之。”6这实际上是新疆建省的先声。徐松可以说是鸦片战争前研究西北史地的代表人物。
当时经世派的杰出代表龚自珍也很留心边疆史地研究。“自珍更名巩祚，字瑟人，浙之仁和人。于经通《公羊春秋》，于史长西北舆地。”7 1820年，在张格尔叛乱的刺激下，他写了著名的《西域置行省议》，提出了开发新疆的计划。李鸿章后来赞曰：“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创于书生忧患之所得。龚自珍议西域置行省于道光朝，而卒大设施于今日”8。当时研究边疆史地较有成就者还有沈尧和俞正燮。沈尧(1798——1840年)浙江人，号子敦。他生于鱼米之乡而慕绝域山川，通过西北史地研究论证了新疆对祖国安全的重要战略地位。张格尔叛乱时，朝臣有以新疆悬远难守，欲弃之者，沈尧对此批评道：“谓西域绝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真迂士之论。”9驳斥了不利于统一的言论。俞正燮(1775—1840年)，安徽人，字理初，著《癸巳类稿》，记清廷平蒙古、回疆、西藏之经过，并记述清代中俄关系，并由研究边疆而推及到域外，实为战后外国史地的研究开了先河。
道光中叶，张穆著《蒙古游牧记》，标志着边疆史地研究的深入。如果说19世纪初期“边徼地理之研究，大率由好学之谪宦或流寓发其端”10，尚带有被动性，而这时的研究则是在时代巨变的强烈刺激下自觉地推向深入。
张穆(1805——1849年)，初名瀛暹，字诵风，又字硕洲、石州，山西平定人。1839年他参加顺天乡试，因与监试人发生冲突，被摈于考场之外，从此不求仕进，专于西北史地研究，代表作为《蒙古游牧记》。
《蒙古游牧记》全书16卷，开始编撰和成书的具体时间不详。1849年张穆去世，其书只成初稿，后经何秋涛近十年的补充才始克成。《蒙古游牧记》是张穆积平生功力所作，虽然他没有亲历西北实地考察，但他引证了大量资料，包括历代正史，特别是辽金元史及各种稗史、碑碣方志、官修方略等，还参考了同时代师友的研究成果。所以时人赞曰：“著述卓然不朽者厥有二端：陈古义之书则贵乎实事求是，论今事之书则贵乎经世致用。二者不可得兼，而张子石州《蒙古游牧记》独能兼之。”11
张穆撰《蒙古游牧记》的动机是：他感到蒙古是中国北方的大民族，但尚无专书考其行政区划、地理沿革，钦定的《大清一统志》、《大清会典》藏于内府，流传不到民间。所以，中原知识分子对蒙古的“旗”、 “部”、“盟”的地理位置都很模糊。《蒙古游牧记》可分成三个部分：1—6卷记内蒙古6个盟、24个部、49个旗的史地，7—10卷记外蒙古喀尔喀四部的史地，11——16卷散记今新疆、宁夏、青海之土尔扈特、杜尔伯特部的史地。他根据蒙古族以游牧为主，不定居的特点，“因其部落而分纪之”，突破了一般志书的局限，还打破了烦琐考证的清规戒律。书中考察了古代蒙古与近代蒙古的变化，叙述了蒙古各部距内地的里程、途径、历史沿革、建置区划、行政演变、地理等情况。书中盛赞祖国的辽阔和统一，强调中央和地方的统属关系。该书学术价值较高，体现了作者面向现实，经世致用的思想。
由上述可见，从祁韵士、徐松到张穆，边疆史地研究从开拓而走向深入，他们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闪耀着要求开发边疆、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光辉。
三、着眼于巩固边防、抵御外侮的边疆史地研究
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中国遭受大规模外来侵略的开始，顺应巩固边防，抵御外侮的时代要求，何秋涛著《朔方备乘》，为国家筹安边之策，并将边疆史地研究推向顶峰。
何秋涛(1824—1862年)，福建光泽人，字愿船，道光进士。他究心时务，博极群书，对边疆史地有浓厚的兴趣。咸丰八年奉旨将所撰《北徼汇编》进呈御览，咸丰帝阅后称“此书于制度沿革、山川形势，考据详明，具见学有根柢”，并赐名《朔方备乘》12。《朔方备乘》是当时边疆史地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何秋涛把汉学家的考据方法同经世致用精神相结合，使该书具有较高的学术性和较强的时代精神。
《朔方备乘》凡80卷，从研究的空间范围上看，已不局限于蒙古及西北史地，而是以北徼与俄罗斯关联者为范围，并叙及东北边疆，对俄国西伯利亚及中亚、东欧之地亦有考证，从研究的时间范围上看， “自汉晋隋唐迄于明季，又自国朝康熙，乾隆迄于道光”，对历代北徼用兵、清代中俄交涉、两国经济、文化往来都有记述。可见，此书无论研究的空间范围还是时间范围都大大超过了前人。何秋涛认为，“俄罗斯东环中土，西接泰西诸邦，自我圣祖仁皇帝整旅北徼，聾威定界，著录之家虽事纂辑，未有专书”13，故撰《朔方备乘》。该书规模宏大，梁启超后来赞曰：“有组织、有别裁，虽今日读之，尚不失为一名著也。”14
何秋涛的史学成就和时代贡献反映在《朔方备乘》一书中，有以下几方面。
(一)经世致用、以史为鉴。何秋涛明确宣称：《朔方备乘》“备用之处有八：一曰宣圣德以服远人；二曰述武功以著韬略；三曰明曲直以示威信；四曰志险要以昭边禁；五曰列中国镇戍以固封圉；六曰详遐荒地理以备出奇；七曰征前事以具法戒；八曰集夷务以烛情伪”15。这是在边疆史地研究中最明确的史学经世的呼声。书中还有《圣武述略》六卷，记述清历朝用兵边疆、维护国家统一的事实，以颂扬盛清武功来激励当代统治者效法先王，总结经验教训，抵御外来侵略。他告诫当今统治者应以祖先为榜样，不可忽视北方防务，当盛清之时，“常宿重兵于漠北，将帅大臣星罗棋布，东西相望，其所以防患于未然者，意至深远，……司事诸臣可不深思其故哉”16。书中还有《历代北徼用兵将帅传》，为的是“前率不忘，后孪之师”17。为了给国家应付边疆危机提供借鉴，《朔方备乘》中还有北微界碑、条例、喀伦、形势、城垣、邑居诸考。《朔方备乘》是一部有关北部边防的全書，这种贯穿着经世致用精神的边疆史地研究使之具有历久不衰的生命力。
(二)正确分析中俄边界形势。何秋涛在《朔方备乘》中作《北徼界碑考》、《北徼条例考》、《北徼喀伦考》，研究北方边境，还进一步研究北方边疆的山脉、水道、教门、方物等。他又作“《北徼沿革表》，订考古今，足知损益”，作“《北徼地名异同表》所以志异名而免淆混”；作“《俄罗斯境内分部表》所以考疆域而辨形势”18。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系统地对中俄边界加以研究，其意义十分重大。在研究中，他发现我国学者由于不了解北方边疆而形成了一些错误的观点，并予以纠正。如当时一些学者“误以崇德四年，罗剎已据雅克萨城”，“秋涛……详加研究，爰知雅克萨城一区，中国隶籍在前，罗剎兵争在后”19。他还明确指出：据《尼布楚条约》划给俄国的尼布楚城，“本中同蒙古属地，初非罗剎所有，亦非瓯脱之区”20。辨明中俄边界的模糊问题，澄清是非，这也是何秋涛对边疆史地研究的一大贡献。
(三)研究俄国情况、记述中俄关系。何秋涛从边疆史地研究推及到域外史地研究，研究俄国情况。 《朔方备乘》中布《波罗的等路疆域考》、《锡伯利等路疆域考》、《俄罗斯亚美里加屈地考》，研究俄国的欧洲部分、亚洲部分和美洲部分(今美国阿拉斯加)，并考订俄国亚洲部分的城垣、山脉、河流等。 《朔方备乘》在记述中俄关系时除了记载两国军事冲突、边界谈判、定约划界等内容外，还记叙了两国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友好往来。《俄罗斯互市始末》专记两国通商关系。“我朝与俄罗斯互市凡三；曰京师互市、曰黑龙江互市、曰恰克图互市”。俄国的皮毛、金属制品深受内地人民的欢迎，而我困的茶叶、纺织品又为俄同所必需。在恰克图，“山西人由张家口贩运烟茶缎布杂货，前往易换各色皮张毡片等物，初时俗尚俭朴，故多获利。嗣是百货云集，市肆喧阗，恰克图遂为漠北繁富之区”21。这给两国都带来了好处。当时北京有一些俄国人，“有贡使、有商人、有来京读书学生、有住京喇嘛，又有来学医术之人。虽事不恒见，然皆以俄罗斯馆为寓居之”22。当时北京设有“俄罗斯学”，因为“俄罗斯国自归诚以后，请遣幼童来京读书，年满更换，二百年来恪守成规”。而中国“内阁衙门别设八旗学生专习俄罗斯文字，以备翻译，亦谓之俄罗斯学”23。何秋涛关于中俄关系的记叙还是比较全面的，使人们能对俄国情况有所了解，并对清代中俄间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关系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四)考证诸书、集北方边疆史地研究之大成。 《朔方备乘》是当时边疆史地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在书中何秋涛还作了《考订诸书》15卷、《辩正诸书》5卷，共20卷，对自明末以迄清道光朝18部涉及北方边疆史地的著作、文章进行了整理，订证其中的谬误，对迄当时为止的北方边疆史地研究做了一次全面总结。他指出：“载籍浩繁，抵牾难保。”“俄罗斯地处荒遐，诸家叙次，疏舛良多，只缘各自成书，两不相谋，或有递加援引，不知其误者。……若不辩正，疑于疏漏。”但“考证之学，后人多指前人之疵瑕，非前人之逊于后人也”，“非敢拟匡谬正俗之编，庶可除郢书燕说之弊云”24。这反映出何秋涛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及对史学的高深造诣。
在边疆史地研究的热潮中，姚莹于1847年撰成《康輶纪行》一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历来存在重北轻南现象，这是由于我国历代边患皆起于北方之故，19世纪边疆史地研究热潮也主要研究的是北方边疆。《康輶纪行》则是一部叙述西南边疆，并考及周边域外史地的杂记。该书主要是逐日杂记沿途见闻，内容十分驳杂，没有形成严谨的著作体系，不过所记多系亲身见闻，对研究西南地区仍有参考价值。书中记载了边疆地区的生活习俗、风土物产、宗教活动以及山川形势、道路里程等。姚莹是经世派著名人物，他强调学术为现实服务，强调了解西方及我国边疆情况以应付外来侵略。他在内忧外患、颠沛流离的困境中“喋血饮恨而为此书”，满腔的爱国热情实令后人敬佩。
四、结束语
19世纪边疆史地研究的不足之处表现在：一是重北轻南，在西南边疆史地研究方面着力太少，没有突破；二是在记述边疆，民族问题时由于受传统夷狄观念的束缚，因而有一些陈腐的观点。但总的来说，19世纪边疆史地研究的意义仍很重大，它开始突破了乾嘉史学的樊篱，为中国史学摆脱危机闯出了一条新路。这一研究终于在鸦片战争的炮声中与研究当代史和研究外国史地的史学热潮相汇合，形成了一个以爱国主义思想和经世致用精神为灵魂的史学潮流。他们的研究唤起了人们的忧患意识，为应付内忧外患提供了借鉴，也为古老的中国史学带来了柳暗花明的春色。
19世纪边疆史地研究表明：一门学术要想在新形势下得到振兴、发展，就要能反映时代精神，立足于新时代的社会变革，能和谐地把历史与现实统一于其研究之中，并具有敢于创新、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的精神。
注释：
1、3、4、10、14、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影印本，第320、321、322页。
2、祁韵士，《西陲要略序》，粵雅堂丛书本。
5、6、徐松，《西域水道记序》、《新疆赋》，徐氏西域三种本。
7、魏源，《古微堂外集》卷三，见《龚自珍研究资料集》第32页。
8、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见《龚自珍研究资料集》第80页。
9、沈尧，《落帆楼文集》卷一，吴兴丛书本。
11、祁俊藻，《蒙古游牧记序》，同治六年寿阳祁氏刊本。
12、《朔方备乘》卷首，光绪七年刊本。
13、李鸿章，《朔方备乘叙》。
15、18、《朔方备乘·凡例》。
16、17、19、20、21、22、23、24、《朔方备乘》卷十一、三十五，十四，十五、三十七、十二，十三、六十。
（资料来源：《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