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末，西北边疆局势错综复杂。从十七世纪中叶至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清政府为解决西北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问题，前后历时一个世纪，其间经历了多次大战，如若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乌兰布通之战算起，至乾隆二十二年(1759年)阿睦尔撒纳走死俄国，也有七十年，历康、雍、乾三帝，始告结束。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三十五年(1696年)、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帝三次出塞亲征，驰骋于大漠草原，指挥大军与噶尔丹周旋，实施大空间的分路合击，决意击灭噶尔丹。草原枭雄噶尔丹，数十年马背生涯，身经百战，战绩赫赫，决非平庸之辈，或铁骑长驱，或东奔西突。两军在广阔无垠的草原上展开规模浩大的激战。这是一场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分裂势力的大战，其间有政策目的，政治手腕，谋略设计。这场斗争的主战场在塞外与漠北，却牵动着内蒙、新疆、青海、西藏，影响之大深且远。当时在中国北方大地上两雄角逐，其势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由于噶尔丹与沙皇俄国相勾结，清政府为平定噶尔丹民族分裂势力，维护国家统一而战，也就具有抗御外来势力的内涵。本文就噶尔丹的兴亡与康熙的决策论述其原委，并对某些关键问题申说己见，以就正于方家。
一 厄鲁特蒙古与清廷臣属关系的建立
明洪武元年(1368年)，元朝灭亡之后，元顺帝妥欢帖木儿退据蒙古草原，蒙古族分为几个大的集团。斡亦喇部据西北，明人称为瓦刺。瓦刺在脱欢和也先时期，日益强大，成为明朝北方的严重威胁。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之变”，明英宗朱祁镇被俘，五十万明军被瓦刺击溃。也先死后，东西蒙古陷入长期战争，瓦刺逐渐向西北迁移，至明中叶，我国蒙古形成三大部：漠南内蒙古(察哈尔蒙古)，漠北外蒙古(喀尔喀蒙古)，漠西蒙古(厄鲁特蒙古)。漠西厄鲁特蒙古即瓦刺，清人称为“卫拉特”。
厄鲁特蒙古分为四部，即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硕特部为元太祖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图哈萨尔的后裔，游牧于乌鲁木齐地区。准噶尔与杜尔伯特部是元臣勃罕后裔，姓绰罗斯1。准噶尔部游牧于天山以北，巴尔喀什湖和伊犁河流域；杜尔伯特部游牧于额尔齐斯河流域。土尔扈特部为元臣翁罕之后，游牧于雅尔(今乌尔扎尔)和塔尔巴哈台地区。厄鲁特蒙古四部虽然形成了联盟，产生了“达尔加”(盟主)，但仍然是“各统所部，不相属”，“部自为长”，“部各有汗”2。因此，各部之间因争夺牧场及各种原因经常发生冲突。17世纪初，四部中势力最强大者是和硕特部，崇祯十年(清崇德二年，1637年)，和硕特首领顾实汗(名图鲁拜琥)进军青海，其势力随之进入西藏。
满族崛起于东北后，漠南蒙古科尔沁等诸部最先与清结盟。天聪八年(1635年)，清太宗皇太极击败察哈尔，林丹汗走死青海大草滩，翌年(天聪九年)，林丹汗妻囊囊太后，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投降，于是，察哈尔各部皆归附后金。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称帝于盛京，改国号“后金”曰“大清”，漠南蒙古16部49旗共同推奉清太宗为“博克达·彻辰汗”(意为宽温仁圣皇帝)，承认清太宗皇太极为蒙古各部大汗，漠南蒙古成为清的藩属。漠南蒙古的归附，影响及于喀尔喀蒙古和厄鲁特蒙古。崇德三年(1638年)喀尔喀蒙古三部“遣使来朝，定岁贡”。三汗各贡白马八、白驼一，谓之“九白之贡”3。“九白之贡”表明了喀尔喀蒙古与清建立了臣属关系。厄鲁特蒙古与清建立关系早于喀尔喀蒙古一年。崇德二年(1637年)，和硕特顾实汗进军青海后，派使至沈阳觐见清太宗，奉表入贡。其后，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浑台吉之弟墨尔根岱青遣使见清太宗，“表贡马匹”。崇德六年(1641年)四月，“以墨尔根岱青使臣诺垒，送拜山至。赐诺垒及其从役银两有差”4。明朝末年，局势极其动荡，明廷腐朽，农民战争的烽火席卷中原大地。崇德六年四月，清军正围困锦州，明清松锦大战已然揭幕，满洲贵族意欲问鼎中原，气势正盛，而明廷已无力也无暇顾及西北，于是厄鲁特蒙古各部在清入关之前，先后与清建立了臣属关系。崇德七年(1642年)，皇太极在总结自己的辉煌业绩时说：
于缵承皇考太祖皇帝之业，嗣位以来，蒙天眷佑。自东北海滨(鄂霍茨克海)，迄西北海滨(贝加尔湖)，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5。
太宗明确指出，厄鲁特蒙古已与清建立了臣属关系。清军入关建立全国政权后，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顾实汗上表称臣，表示对清廷“臣等无不奉命”。顺治三年(1646年)，以顾实汗为首的厄鲁特各部首领台吉向清朝奉表贡。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浑台吉及其弟墨尔根岱青等人“附名以达”6。此后巴图尔浑台吉不断派使臣向清廷人入贡。《清朝文献通考》载：“巴图鲁台吉(巴图尔浑台吉)于顺治七年曾遣使入贡，其子僧格继之。”7僧格即噶尔丹的异母兄。
在这一时期，沙皇俄国扩张主义势力，也积极向我国西北和北部边陲伸展触角，派使团至蒙古各部，或纵横排阖，从中渔利，或以贸易，或威胁利诱，要求蒙古各部宣誓臣属沙皇，交纳实物税，引起了厄鲁特蒙古等各部关系的变化，局势动荡不安而又错综复杂。
二 噶尔丹的崛起
准噶尔部至巴图尔浑台吉时，日益强盛。噶尔丹是巴图尔浑台吉的第六子。
明崇祯八年(清天聪九年，1635年)，准噶尔部长哈喇忽喇死，长子多和沁继为部长，达赖喇嘛授予多和沁额尔德尼巴图尔浑台吉称号。巴图尔浑台吉对沙皇俄国的侵扰在交涉无结果的情况下，起而以武力反击。崇祯十三年(崇德五年，1640年)春俄使明索伊“携带皇上(沙皇)的赏物，礼品”来见巴图尔浑台吉，“另一方面，俄国人却在攻打我(巴图尔浑台吉)的居民。”8因之，与俄国的关系急剧恶化。为了抗击外来侵扰，同年九月，由巴图尔浑台吉倡导，在塔尔巴哈台(新疆塔城)，召开厄鲁特蒙古与喀尔喀蒙古各部首领参加的会议，“可以把1640年的厄鲁特会议看作是东蒙古和西蒙古团结的会议”9。这次会议调整了厄鲁特各部之间的关系，改善了厄鲁特蒙古与喀尔喀蒙古的关系，制定了《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典》。在改善厄鲁特蒙古各部之间的关系后，巴图尔浑台吉态度坚决反击沙皇俄国的侵袭，“巴图尔浑台吉已经用火与剑威胁西伯利亚各边境城市”10。顺治六年(1649年)，所部攻打托木斯克。
顺治十年(1653年)，巴图尔浑台吉去世，其子僧格(噶尔丹异母兄)继汗位，与叔父楚琥尔乌巴什台吉共同统率准噶尔部。僧格继承乃父的方针，不断遣使向清廷奉表贡，与清政府保持臣属关系。对沙俄的侵袭，僧格对俄使说：“继我父浑台吉之后，目前由我，僧格掌管全部兀鲁思(领地)。我僧格的克什提姆(属民)，惕列乌特兀鲁思科卡的卡尔梅克(厄鲁特)属民由于饥荒流落到托木斯克城，至今还在托木斯克。而俄国沙皇的将军们没有交出我的那些克什提姆”。坚决要求俄国当局归还属民。其叔父楚琥尔警告俄使，如不归还属民，“我楚琥尔就把他(俄国)的各城镇和托木斯克夷为平地”11。康熙六年(1667年)，僧格为向俄国当局索还属民，派出一支数千人的部队包围克拉斯诺雅斯克城，俄国将军派兵半夜偷袭，僧格的部下奋起反击。
噶尔丹是僧格同父异母弟，约生于顺治元年至二年(1644—— 1645年)。僧格执掌准部期间，他在西藏为僧，“投达赖喇嘛，习沙门法”12。颇受达赖五世之赏识，授予他呼图克图称号，噶尔丹因之与西藏上层人物往来密切，尤其与实权人物第巴桑结过从甚密，参与西藏与准噶尔部之间的政治活动。噶尔丹虽身着袈裟，却“不甚学梵书”，好舞枪弄棒。由于黄教(藏传佛教)在蒙藏地区的崇高地位，蒙古牧民笃信黄教，而达赖又是他们心目中的神王，噶尔丹以喇嘛的身份，有达赖五世授予的呼图克图(活佛)称号，其对蒙古牧民的号召力自然倍增。
康熙十年(1671年)，僧格因准噶尔内部为争夺权力与属产的斗争，被其异母兄车臣、卓特巴巴图尔所杀。僧格子索诺木阿拉布坦立。消息传到西藏，噶尔丹在西藏上层人物的支持下，返回准部，“外假达赖喇嘛为援，内以结其父兄旧属”13。声称为兄僧格报仇，与僧格旧部鄂齐尔图汗联军，同车臣、卓特巴巴图尔激战于阿尔山，杀车臣，卓特巴巴图尔逃往青海。“噶尔丹遂为所部长。”14噶尔丹“性凶狡”15，为人多计谋，勇猛敢战，野心勃勃。他攫取准部大权后，三管齐下：一是假达赖喇嘛之名以施其伎；一是对厄鲁特各部及四邻则发动一系列掠夺战争；一是在其羽毛尚未丰满之时，对清政府貌示恭顺，不断遣使入贡贸易，请求清政府承认其为准噶尔部长。噶尔丹夺取准部统治权之翌年，即康熙十一年(1672年)正月，噶尔丹上书清廷，请求入贡。“理藩院议覆，厄鲁特噶尔丹台吉疏言，伊兄僧格台吉时，曾遣使入贡，今请亦照常遣使入贡。应如所请。从之。”16康熙批准噶尔丹继僧格入贡，实际上就是承认了他是准噶尔部部长，同时也明确了与清政府的臣属关系。
这时，中国腹地形势骤变。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藩乱起，南中国及秦蜀陇兵火连天，而战争之初清军处于被动困难境地，清朝统治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挑战。风云际会的形势，噶尔丹以为时机已到，蠢蠢欲动。“是时诸夏有滇黔变，秦蜀间蜂起。嘎尔旦(噶尔丹)谋所向，达赖喇嘛使高僧语之曰： ‘非时!非时!不可为。’嘎尔旦乃止。其谋臣曰：立国有根本，攻取有先后，不可紊也。……嘎尔旦善其言，乃为近攻计。”17噶尔丹本想利用时机窥伺中原，因力量尚不足，乃定“近攻计”，锐意兼并各部，先为“立国之根本”，为日后实现其政治野心作准备。
噶尔丹所定“近攻计”，立即在各部之间引发战乱，使甘肃、青海形势吃紧；西藏的参与又使问题复杂化，而平定三藩叛乱的战争正处于紧张阶段。如何妥善处理西北局势?如何对待噶尔丹?康熙颇费心思。
康熙十二年(1673年)，噶尔丹把攻击的矛头首先对准支持他上台的叔父楚琥尔乌巴什，失利，求庇于岳父(一说是岳祖父)和硕特部的鄂尔齐图汗。康熙十五年(1676年)，噶尔丹再次进攻楚琥尔乌巴什，杀其子巴噶斑弟，楚琥尔被俘。翌年(康熙十六年)，在西藏第巴桑结嘉错的支持下，噶尔丹反戈袭击其岳父鄂尔齐图汗，“戕鄂尔齐图汗，破其部”18。鄂尔齐图汗侄济农及部属墨尔根阿喇奈多尔台吉、布第巴图尔、厄尔德尼和硕齐等，纷纷率部民向甘州、凉州溃逃。善于诡计的噶尔丹，在击破和硕特鄂尔齐图汗之后，立即遣使向清廷奉表入贡报捷，献所俘战利品，意在向青海和硕特部进军，试探清政府之旨意。康熙对噶尔丹攻伐同类，大不以为然，但因三藩战事吃紧，不能操之过急，谕大学士索额图、尚书明珠等：“厄鲁特鄂尔齐图车臣汗与噶尔丹台吉，向俱进贡。今噶尔丹台吉与鄂尔齐图汗，内自相残，噶尔丹攻破鄂尔齐图汗，以阵获弓矢等物来献，若径收纳，朕心不忍，可止收其常贡之物，以此旨传谕来使”19。康熙拒收噶尔丹阵获之物，是以比较缓和的形式警告噶尔丹不得进攻青海之和硕特部。同年十月，靖逆侯甘肃提督张勇、四川陕西总督哈占、凉州提督孙思克奏报，厄鲁特济农被噶尔丹击败后，闯入汛界，“济农等言：我等皆鄂尔齐图汗之侄，穷无所归，故至此。闻噶尔丹逞兵不已，或来迫我，或趋喀尔喀，俱未可知”20。张勇等认为应“严饬守汛官兵驻护。”由于清政府在甘肃、凉州严加戒备，于是噶尔丹转旗北向，喀尔喀蒙古地区形势急剧险恶。
三 噶尔丹“向有侵西海(青海)之意”与康熙的对策
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月，理藩院疏言，据张家口报称，厄鲁特与喀尔喀交恶兴兵，形势紧张。此时因三藩战争，清政府无力顾及噶尔丹逞兵于喀尔喀，然而，北部边疆不宁，南中国战斗正炽，平叛战争将受到牵制。康熙权衡大局，决定的方针是：调解厄鲁特与喀尔喀的矛盾纷争，令其罢兵息争，不使事态扩大，稳定北部边疆。为此，对噶尔丹所求，适当允准，使其“毋致生衅”21，以免分散精力于平叛战争。同时，加强戒备，密切注意其动向。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月十一日，谕大学士等：
闻厄鲁特、喀尔喀，交恶兴戎，虽虛实未确，朕统御寰宇，一切生民，皆朕赤子， 中外(边疆)并无异视。厄鲁特、喀尔喀，倘因细故交恶，至于散亡，朕心大为不忍。(一)伊等向相和好，贡献本朝，往来不绝，若交恶果实，当遣使评其曲直，以免生民于涂炭，如仰副朕一视同仁之意，仍前和好，相与优游太平，朕大嘉悦焉。但天寒路远，若遣使往回，无饲马驰驿之所，或致有误。今厄鲁特、喀尔喀使至，其令理藩院，明白备檄，发来使传谕之22。
同年十二月，形势为之一变。张勇奏报，甘州、凉州近南一带，有被噶尔丹击败的西海墨尔根阿喇奈多尔济台吉等庐帐千余，肃州境内，有济农布第巴尔等庐帐万余，他们是从黄河西套逃奔而来，大草滩之地处处充斥，所在告警，甘肃汛界受到极大威胁，请旨如何处置。康熙立即命令驻扎西安负责西北平叛战事的图海，统筹一切。谕曰：“大将军图海，身在陕西，其沿边流番，或令提督等率兵往逐，或严饬边汛官兵，各固守汛地。选干练人员至番人头目处，开诚晓谕，令彼退回。著大将军酌量指授而行，毋致生衅。”23图海奉命后，一方面遣郎中拉笃祜前往济农布巴第尔筹处，传谕令其“退归故巢”；同时建议派一重臣“驻扎兰州以西地方，固守三边”。此时，因甘肃沿边与喀尔喀地区同时告急，而噶尔丹“向有侵两海(青海)之意”24，康熙一时不知噶尔丹兵锋所向，决定在西北加强戒备，命令张勇“自兰州移驻甘州，固守沿边地方”25 。又命拉笃祜驰驿来京，面承密旨，然后“赴凉州，探噶尔丹消息，不时以报”26。康熙十分关注噶尔丹在西北的动向，是因为吴三桂旧部陕西提督王辅臣叛，陕甘战乱年前始平定。局势初定，若噶尔丹逞兵于甘肃、青海，局面可能逆转。而噶尔丹将征青海厄鲁特墨尔根台吉之传言又甚嚣尘上，若然，必将进入清军汛界趋大草滩。张勇据此奏报请示，康熙迫于三藩战事，决定有条件地对噶尔丹让步通融，谕令张勇、孙思克：“一面放噶尔丹过往(大草滩)，一面奏闻”，但必须“令其坚立盟誓，不许骚扰民人”。若噶尔丹“强欲入边”，则“坚拒止之”27，星夜速奏。为防噶尔丹逞兵于西北，康熙命大将军图海就如何加强甘肃清军兵力与张勇、总督哈占“公议酌行”，大将军则应注意用兵之“轻重缓急”，反映了康熙对平定三藩与防备噶尔丹应如何统筹兼顾的思虑。噶尔丹威胁的存在，使康熙不敢稍有疏忽。康熙这时的方针是有条件的通融，避免与噶尔丹接战。
噶尔丹欲进军青海，并非是一场虚惊。“噶尔丹举兵欲侵西海，行十一日撤归。”28噶尔丹之所以中途折回，主要是得知清军有备，他致书甘肃提督张勇说：“西北一带地方，皆得之矣，惟西海(青海)向系我祖与伊祖(和硕特顾实汗)同夺取者，今伊等独据之，欲往索取，因系将军所辖之地，不敢轻举。”29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1636年)，和硕特顾实汗自塔尔巴哈台率军远征青海却图汗，由于兵力不足，与噶尔丹之父准噶尔巴图尔浑台吉联军，准噶尔军有大批火器，战斗力强。顾实汗与巴图尔浑台吉率军至海青，血山一战，捕杀却图汗，击溃其军三万余，顾实汗据有青海，将己女嫁于巴图尔浑台吉，致送大批礼物，以谢其联军助战之功，随后巴图尔浑台吉率部返回准噶尔。噶尔丹以此为理由，处心积虑欲进军青海，康熙令甘肃清军严加防范，固守汛地，噶尔丹无机可乘，制止了他向青海攻掠的野心。同时，也因为准噶尔部内部意见不一，担心大军远行，“西海路远，恐一动而本地有事”30。于是，噶尔丹才在进兵青海的途中返回。
康熙十八年，噶尔丹自以为“西域既定，诸国咸奉为汗……乃请命于达赖喇嘛，始行博硕克图汗事，额鲁特雄长于西北”31。噶尔丹称雄于西北，羽毛已丰，居然命令“驻屯甘州(今甘肃张掖)地方附近的军队征收硫黄、倭铅等贡赋”32。敛取作战物资，准备扩大战乱。同年九月，噶尔丹意欲清廷承认其博硕克图汗称号，以此号令蒙古各部，“胁诸卫拉特，奉其命”33。理藩院题：“噶尔丹称为博硕克图汗，遣使贡锁子甲、鸟枪、马驼貂皮等物。来使云：‘达赖喇嘛加噶尔丹以博硕克图汗之号，是以奉贡入告’”34。向例是：喀尔喀、厄鲁特有奏请敕印来贡者，准予纳贡，授予敕印，并加赏贡，“从无擅自称汗号者，准其纳贡之例”35。但为了羁糜噶尔丹，清政府“准其献纳”。此后，噶尔丹便以博硕克图汗称号遣使进贡，清政府则“赏贡如例”，承认其汗号。
噶尔丹既得汗号，不能逞兵于青海，便转向征服南疆回部。
天山南路，在清王朝建立后即奉表贡，顺治初，“每奉表贡皆叶尔羌汗署名”36。康熙十八年(1679年)，即噶尔丹从征青海途中返回之次年，噶尔丹领兵三万，占领了哈密、吐鲁番。其时，南疆白山派(白山宗)首领和卓伊达雅图拉(即阿伯克和卓)与黑山派(黑山宗)斗争失败，流浪中亚近十年后，至西藏请求达赖喇嘛写信给噶尔丹支持自己，和卓伊达雅图拉携达赖的信至伊犁，投身噶尔丹门下。达赖在信中说：“和卓阿伯克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他的故乡是叶尔羌和喀什噶尔，他是那个国家的穆斯林的和卓。伊斯迈尔汗(即伊斯玛拉汗)强占了他的国家，并把他赶了出来，你(噶尔丹)应该派支军队，收复他的国家，并交还给他。”37康熙十九年(1680年)，噶尔丹派12万铁骑进攻叶尔羌与喀什噶尔，白山派教徒纷纷响应配合，于是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南疆地区。和卓伊达雅图拉被扶植上台，称阿伯克和卓(意为世界之王)，其子亚赫亚分管喀什噶尔。从此，南疆地区处于准噶尔统治之下达80年，与清政府的关系亦随之中断，“逮准噶尔强盛，攻破回子千余城，自后无复表贡”38。准噶尔贵族采取“执其酋，收其赋”39的政策，对维吾尔族人民进行残酷的压榨，“征发期会，惟其所使”40。魏源说：“当准噶尔时，竭泽而渔，喀城岁征粮至40898帕特玛(即普特，一普特合四石五斗)，他税称是。叶尔羌岁征匠役户口、棉花、红花、缎布、金矿、铜硝、牛羊、猞猁、毡毯、果园、蒲桃(葡萄)之税十万腾格(五十钱谓之一腾格)，他城称是。且不时索子女，掠牲畜。”41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政府统一回疆，才结束了准噶尔贵族在这一地区的统治。
噶尔丹在康熙十九年(1680年)一举征服南疆之后，随即挥戈西向。连年征战，至康熙二十三年(1 684年)先后攻打哈萨克、诺盖、吉尔吉斯、费尔干等部族。接连不断的胜利，加强了噶尔丹的军事统治，以伊犁河谷为其中心，噶尔丹雄据西北，其野心也与日俱增。
四 噶尔丹与沙俄的勾结
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噶尔丹“攻破回子千余城”，其游牧地区，北自鄂木河，沿额尔齐斯河至阿尔泰山；西至巴尔喀什湖以南，东至鄂毕河的广大地区，并控制天山南路，雄长西北，无人敢与之抗衡。与此同时，噶尔丹与沙俄的勾结日益加深。
噶尔丹是城府颇深之人，“性凶狡”42。他既利用达赖喇嘛的支持以令蒙古部众，同时，又力图利用沙俄力量来实现其军事政治目的。早在他执政之前，康熙七年，当其兄僧格执掌准部时要求俄方交还准部贡民，并警告俄使，如不交出，“他们一定要攻打托木斯克和库兹涅茨克”之时，噶尔丹却声言：“我们卡尔梅克人和台吉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要发动对沙皇的战争。没有什么必要保护那些已迁往沙皇陛下那边去的捷列乌特人(贡民)”43。沙俄当局对噶尔丹的言行大感兴
趣，十分关注其动向．噶尔丹一上台，立即遣信使通知俄国将军，请将自己已控制准部转告沙俄当局。
由于噶尔丹一反其父兄(巴图尔浑台吉和僧格)反对沙俄侵略的立场，沙俄当局认为，噶尔丹的对俄政策与以往已经不同，于是从他上台的当年(康熙十年，1671年)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间，几乎年年派使团到噶尔丹驻地活动，噶尔丹则“希望保持接壤邻邦的联盟关系”44。康熙二十一年(1683年)，清军开始在黑龙江中下游及其支流精奇里江扫荡沙俄军事殖民据点，为收复中国领土雅克萨做准备。沙俄入侵者节节败退，据点被摧毁，然而，却力图卷土重来，黑龙江局势日趋紧张。这年(1683年)，噶尔丹派出一个七十余人的庞大使团，携带致沙皇的信件，到达伊尔库茨克，向沙俄当局说：噶尔丹“已经听到俄国与中国在黑龙江流域发生摩擦的消息，特地派他们到莫斯科来”45，以示支持沙俄国同清军作战。噶尔丹“试图采取吸引俄国人的政策，为此，他准备牺牲克什提姆(贡民)和实物税，只求巩固与俄国的友好关系，而且以后还力求与这个国家结成军事同盟”46。噶尔丹认为，只有“和俄国结盟才可能征服蒙古”47。进而窥伺中原，正如《嘎尔旦传》所说，噶尔丹“北通好于俄罗斯”，此人“志大势强，能败善胜，并吞四极，窥伺中原”48。噶尔丹寻求沙俄的支持，是要实现其勃勃野心，由于他支持沙俄在黑龙江流域与清军进行军事较量，因而被沙俄视为“天然同盟者”。
噶尔丹民族分裂势力的强大，使中国面临着分裂的严重威胁。由于有沙俄侵略势力的支持，使多民族国家在封建时代一直存在的民族问题其性质已然不同。康熙三次出塞亲征，清政府与噶尔丹的斗争，既是维护国家统一，同时也是抗击外国侵略势力的斗争。
五 康熙力图稳定西北部局势的措施
康熙二十三年，噶尔丹征服哈萨克等部之后，转旗东向，把打击的矛头指向喀尔喀蒙山。
喀尔喀蒙古(漠北蒙古)分为三大部：东是丰臣汗部，中是土谢图汗部，西址扎萨克图汗部。其地东至额尔古纳河和贝加尔湖，与沙俄接壤；西达阿尔泰山，与厄鲁特蒙古相邻，南至沙漠，与漠南蒙古(内蒙古)相连接。
早在清太宗崇德三年，喀尔喀蒙古即已向清廷进“九山之贡”，“岁以为常”，表明与清建立了臣属关系。康熙十六年，噶尔丹欲进兵于青海未能得逞，与喀尔喀发生冲突。当时三藩战争正急，康熙为集中力量平定三藩叛乱，不使两部事态扩大，决定派员调解其纷争：康熙二十二年(1 683年)以后，噶尔丹兵锋所指由西而东，喀尔喀地区风云骤变，统一与分裂势力，沙俄侵略势力与反侵略势力交错并存，形势错综复杂，斗争十分激烈，形势令人忧心，此时黑龙江抗击沙俄入侵的斗争正日趋紧张。喀尔喀地区安定与否，不仅影响清朝北部边疆的安全，也直接影响黑龙江前线的抗俄斗争，因而康熙和清政府十分关注喀尔喀地区的局势，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消除不稳定因素。主要有：
（一）禁约喀尔喀蒙古、厄鲁特蒙古与内蒙古相互盗窃马匹牲畜，以免引起纷争。时“诸蒙古盗贼窃发，不安其生”49。为防被窃，夜间将马拘于围栅之中，牢笼防护，马匹因而倒毙甚多。盗马贼结伙行窃，甚至夜袭汛哨，牧民不能安生。康熙命大学士与蒙古王贝勒集议驱盗之策。众议于内外蒙古接壤的形胜要地屯兵，掘濠障守，重在“查缉外贼之人”。康熙认为不妥，如此非但不能弭盗，且会引起猜疑。他说：“喀尔喀蒙古向来敬慎职贡本朝，无故添汛置戍，于理未洽”，故不应隔绝，而应加以恩抚。至于弭盗之事，内外蒙古应一体严禁约束，方能服众。谕曰：“朕思喀尔喀等历世恭顺，往来进贡，殊其怜悯。应遣贤能大臣，前往喀尔喀、厄鲁特处大加恩贡，以示柔远至意。即令遣往之大臣，谕以前此内地蒙古，盗窃马畜，以致喀尔喀、巴尔虎亦行报复，彼此互相盗窃不已”50。今内地蒙古已经严查禁饬，喀尔喀亦应严加约束。康熙无所偏倚的弭盗措施，重在使彼此消除纷争，无疑会使喀尔喀心服，这对日后讨伐噶尔丹产生直接的影响。
(二)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七月，因三藩荡平，清政府决定派大臣前往厄鲁特、喀尔喀，宣谕“武功底定”，同时，厚加赏赐，期望蒙古诸部能和睦相处，恭奉清中央政府，敬慎职贡。康熙谕令使臣，在交授敕书和赏物时，不必拘于朝廷礼仪，可以随俗用蒙古礼，尊重其习俗。同时，将“尔等所言，彼等所言，及一切传闻事件，俱备录来奏”。要求使臣慎言慎行。与厄鲁特汗、喀尔喀汗交谈时，“勿致失言”51。内大臣奇塔特奉命前往噶尔丹处，在给噶尔丹的敕谕中，康熙特别强调“尔噶尔丹博硕克图汗，自尔父兄历世相承，虔修礼好，敬贡有年，延及尔身，笃尽悃忱，往来不绝，殊为可嘉”。对噶尔丹之礼敬清廷大加称赞，故当三藩平定之际特遣大臣侍卫等重要官员前来，颁赐重赏，希望噶尔丹“惮心敬顺，以副朕柔远同仁，协和万邦之至意”52。不要起衅事端。奇塔特返回北京后，向康熙奏报与噶尔丹相见的情形。噶尔丹问：“闻中国有寇贼，今已平定，信乎?”清廷本为底定三藩之乱而遣使告捷，噶尔丹却仍持怀疑态度，意在探听虚实，清使答曰：“比年曾有寇盗窃发，我皇上仁慈，恐用兵扰民，故渐次收服者有之，剿灭者有之，今已底定矣。”53清使又说： “若似尔地旷野，何至持久也”54!隐然警告噶尔丹倘若叛乱，定然速行剿灭。噶尔丹不复再问。
(三)噶尔丹袭杀其岳祖父和硕特鄂齐尔图汗，并有其部。鄂齐尔图汗子衮布阿喇卜坦、侄济农等逃奔至宁夏、甘州边外。前已述及。噶尔丹以迫索和硕特为由，欲逞兵青海。故衮布阿喇卜坦与济农等在甘州边外，噶尔丹随时可以找到借口而逞兵。妥善处理衮布阿喇卜坦和巴图尔额尔克济农，以杜绝噶尔丹寻衅滋事，对稳定西北局势，颇为关键。为此，康熙虽有意抚恤衮布阿喇卜坦等，但却多次遣人告噶尔丹，衮布阿喇卜坦等如系厄鲁特所属，则应收取，不然清政府将“伊等归并一处，安插于可居之地”。并将此决定告知噶尔丹和达赖喇嘛。噶尔丹每有攻伐，多假达赖为旗号，故康熙必令达赖知晓。康熙深思熟虑，为的是稳定西北局势，不给噶尔丹以借口生事。《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对此记述甚详：“皇上念其鄂齐尔图汗，职贡恪勒，故加意抚纳(衮布阿喇卜坦等)，虽有劫掠之罪，亦贳而不治。仍畀以名号敕印，俾择善地而安插，兴灭继绝，不啻泽及枯骨矣；前既以此谕噶尔丹，兹复令达赖喇嘛为之度地定居，欲令耦俱不猜，且使噶尔丹不得借口为辞，更生嫌衅也。”55
康熙步步周密安排，使噶尔丹不能制造借口逞兵于西北。然而，这时喀尔喀蒙古右翼扎萨克图汗与左翼土谢图汗却矛盾激化，康熙唯恐噶尔丹插手其间，发生变乱，决定派出大员调解两部纠纷。
康熙二十三年(1 684年)二月，扎萨克图汗与土谢图汗关系日渐紧张，起因是，康熙元年扎萨克图汗旺舒克为部属罗卜藏台吉额林因私怨所杀，发生内乱。部民逃奔土谢图汗者甚众。康熙九年(1670年)，清廷命旺舒克弟成衮袭汗号，收辑其部众。成衮向土谢图汗索还部民，“屡索不还”，于是成衮往诉于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认为“其变乱以来，(扎萨克图汗)子弟人民流入左翼者，俱应发还”。派人前往两部会盟，土谢图汗拒不参加。扎萨克图汗因而又多次上疏清廷，请求归还其部民。康熙决定调解两部纷争，避免兵戎相见，否则“生事互杀，交相战争，兵戎一起，姑不论人民困苦，即两汗亦岂能并存”56?已隐然指出噶尔丹的威胁，若战争一起，噶尔丹将插手，两汗定然俱伤。
康熙二十三年二月，清廷派阿齐图格隆前往达赖处，令其遣使与清廷官员共同主持两部和议。同年，扎萨克图汗成衮卒，其子噶尔旦袭。达赖先遣巴陈布活佛为使，至归化城(呼和浩特)而途中病故。康熙命达赖喇嘛再遣一有声望者为使，特别强调“朕恐两翼不和，必致有攻战之患”57。希望速行解决纠纷。达赖再遣“无有尊于噶尔亶西勒图者”为使，康熙命理藩院沿途供给米面茶及食用羊支，以示对达赖所遣使人的重视。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四月，理藩院尚书阿尔尼等奉命前往喀尔喀，与噶尔亶西勒图喇嘛主持两部和议。康熙在给喀尔喀七旗的敕谕中，谆谆告戒：“尽释旧怨，将兄弟人民各归本扎萨克，令其协和，照旧安居。不但仰副朕命与达赖喇嘛之意，即尔七旗永无离散之苦、争斗之害，福禄所绥，亦无疆矣”58!八月十六日，阿尔尼与噶尔亶西勒图召集喀尔喀两翼汗及济农、诺颜、台吉等王公贵族，于枯冷白尔齐尔会盟，宣读康熙敕谕，令众人“言归于好”。两部贵族表示谨遵圣旨，说：“我等竭力谏诤(两汗)，自当言归于好”。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扎萨克图汗沙喇说：“皇上令我等和睦，圣旨谆谆，所以开示愚昧者甚矣，我等敢不祗遵”59。于是由理藩院尚书阿尔尼主持，两汗行相问抱见大礼；然后，两部台吉行相问抱见礼。二十三日，举行宣誓仪式，两部汗以下济农、台吉、寨桑六十余人，齐集达赖使者西勒图活佛和喀尔喀地区大活佛哲卜尊丹巴(土谢图汗之弟，名温都尔根格)前，悬挂佛像，设立重誓： “自今以往，当永远和协”。两部互相侵占的台吉人民，各归本主。和议达成，康熙甚感欣慰，谕曰：“喀尔喀左右两翼汗、及济农、诺颜、台吉等。俱遵朕谕旨，即行设誓和睦，可嘉!所司其知之”60。
康熙始终坚持调解的方针，是因为只有喀尔喀两部和睦，才能不给噶尔丹以可乘之机，正如《亲征平定朔漠方略》所说：“凡立国者，必先有内衅而后舛侮生。喀尔喀、厄鲁特，境壤相接，强邻游食，已浸浸乎有不支之势，乃迷而不悟，兄弟阋墙，日寻干戈，内自仇敌。……皇上于其未败之前，先几洞烛，宣示诏书，劝谕婉切，欲使敦原在急难之义，以并力捍御，毋或骨肉相残，致为他人所吞噬也”61。
然而，康熙这一深谋远虑的处置，只维持了暂短的和平。噶尔丹处心积虑寻衅，制造借口，加之土谢图汗与扎萨克图汗深埋于胸臆的积怨并未完全消除，不久，噶尔丹便在喀尔喀蒙古草原点燃了战争的熊熊烈火，一场统一与分裂的大决斗开始了。
六 噶尔丹以细故为借口毁弃喀尔喀两部盟誓、俄使戈洛文的插手
土谢图汗与扎萨克图汗会盟设誓，息兵修好后不久，同年十一月，噶尔丹妻阿奴率兵千人，声言往谒达赖喇嘛，道经嘉峪关外。阿奴此行可能为其下一步举动进行谋议。
翌年(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四月，噶尔丹致书主持喀尔喀和议的理藩院尚书阿尔尼，认为哲卜尊丹巴与达赖使者西勒图相见时，二人平起平坐，是不尊礼西勒图，乃是对达赖的大不敬，提出质问，言词激烈。他在信中说：“达赖喇嘛遣西勒图与天使偕往，会盟七旗。是役也，哲卜尊丹巴与西勒图相见之礼，殊属未当……万无是理也。据云：圣主之意，以为法门者，黄帽法门；喇嘛者，达赖喇嘛也。诸使臣当视有裨于黄帽法门者而行之。我等乃黄帽之施主，故以所闻之言，致书于诸大臣，大约道法以何者为善?其明白致覆。”62指责阿尔尼在主持和议时不尊黄教与达赖，要求明白答复。同时，又致书哲卜尊丹巴，说：“枯冷白尔齐尔之盟，尔与西勒图抗礼踞坐，大为非礼。达赖喇嘛道法遍及十方，西勒图者，系宗喀巴坐上之喇嘛，特遣以主盟议事者也，若竟行钧敌之礼，于礼顺乎”63?噶尔丹以黄教(藏传佛教)护法人自居，抬出宗喀巴、达赖旗号，以细微末节，横生事端，为其进攻土谢图汗与哲卜尊丹巴，大造舆论。
噶尔丹同时又以争礼仪之是非，引诱扎萨克图汗毁弃和议。派人与喀尔喀右翼会盟，以看重扎萨克图汗为诱饵，将其拉到自己一边，宣布：“汝右翼人等，毋得违扎萨克图汗号令，违者即为叛教”64。令众设重誓。随即率部由阿尔泰山向喀尔喀推进，与扎萨克图汗会兵。土谢图汗当即备战，并向清廷奏闻，说噶尔丹来信诘责哲卜尊丹巴与西勒图以敌礼相见，“甚属非礼”，且“词即凶狠”，今又与扎萨克图汗所部会兵一处，“欲加兵于我，倘不备则坐受攻伐。”“我界上人等惊惶，屡促我等赴彼”65。风云骤变，战争迫在眉睫。康熙一面急令土谢图汗“当以日前誓和为重，永归和好”，不得与扎萨克图汗构难；另一方面，敕谕噶尔丹与喀尔喀罢兵。敕书云：“尔两部如果兴兵，必有一方至于败亡，不但重负朕向来一视同仁之至意，群黎之死亡离散，朕心深为悯侧。敕书到日，即息争修好，则尔恭顺之心，朕实嘉之。已敕谕土谢图汗，令其罢兵矣!”66 同样的敕书同时送致达赖喇嘛。然而，噶尔丹鲸吞喀尔喀的方针已定，对康熙的调解置若罔闻。他派人诱扎萨克图汗，及其台吉等会于固尔班黑尔格。土谢图汗以扎萨克图汗背弃和誓而与噶尔丹会兵，执而杀之，又杀噶尔丹之弟多尔齐扎卜，于是形势急转直下。康熙二十六年九月，噶尔丹入据喀尔喀右翼扎萨克图汗部，准备对土谢图汗与哲卜尊丹巴发起突袭。
正当喀尔喀形势极其紧张之际，参加中俄东段边界谈判的俄国全权大使戈罗文到达喀尔喀接壤之地。戈罗文的到来，立即加剧了形势的动荡。戈罗文为了在中俄边界谈判中加强自己的地位，决定先解决了土谢图汗的抗俄斗争，使贝加尔湖地区处于沙俄的有效控制之下，以便提出与喀尔喀蒙古划界的问题。土谢图汗抗俄立场最不妥协，戈罗文的策略是能拉则拉，否则予以打击。为了牵制土谢图汗的力量，戈洛文竭力怂恿噶尔丹，准备与之建立联盟，共同对付土谢图汗。这正好符合噶尔丹准备作战的意图。
戈洛文到达贝加尔湖以东的乌的柏兴后，与土谢图汗及其弟哲卜尊丹巴的代表进行谈判。土谢图汗的代表质问戈洛文，既然俄国与中国举行和平谈判，为什么要带领大批军队和军用物资?表示不允许俄军深入中国国境。并对“俄国人曾杀害大量蒙古人”，“毁坏了许多帐幕，掠走了牲畜和人丁”67，提出抗议，坚决要求戈洛文做出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挑起纠纷。戈洛文发现“蒙古领主和中国人(指清廷)之间十分情投意合”，拉拢土谢图汗的计谋不能得逞，便派军队分路侵入喀尔喀蒙古各领地，他本人则前进到靠近蒙古牧民聚集的楚库柏兴(色楞格斯克)，以便指挥，并向土谢图汗发出威胁说，如不接受俄国人的条件，他“势必要去袭击他们的兀鲁思(领地)”，“大军一到，蒙古人就要遭殃”68。面对沙俄入侵者的战争威胁，喀尔喀蒙古部民奋起抵抗，土谢图汗在鄂尔珲河一带集结军队，以防俄军大规模进攻。康熙二十六年底(应是1687年，是年底为1688年1月末)，喀尔喀蒙古抗俄斗争进入高潮，戈洛文被数千蒙古军民围困在楚库柏兴城堡，一筹莫展。其时，入据喀尔喀右翼扎萨克图汗部的噶尔丹，正虎视眈眈注视着局势的发展，突然从背后向土谢图汗猛砍一刀，率兵攻打喀尔喀。俄国文献记载：喀尔喀人已得到消息，“卡尔梅克的博硕克图汗(噶尔丹)进攻蒙古地区是同沙皇陛下的军队联合行动时”69。“蒙古领主们得到消息说，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是根据(沙皇)陛下的谕旨发动战争的。有大批俄国军人，并有大量火器大炮协同他作战。在战场上相遇时，卡尔梅克人(准噶尔)就以皇家部队的名义来恫吓他们。”70沙俄唆使噶尔丹进攻喀尔喀蒙古是戈洛文早就积极谋划的。“戈洛文在给外务衙门的报告中提出建立俄国——厄鲁特联盟的想法”，“建议由托波尔斯克派出使团去见厄鲁特汗(噶尔丹)，对向蒙古人武装进攻一事取得一致意见。去年(1688年)曾向与布哈拉人一起来伊尔库茨克的他们的使者就此事提出过建议，并多次召见过他们”71。噶尔丹则是力图“依靠俄国人的援助同土谢图汗和清帝作斗争”72。
七 噶尔丹残破喀尔喀蒙古
康熙二十七年(1 688年)六月初，噶尔丹率铁骑三万，越杭爱山，分路向喀尔喀左翼土谢图汗、车臣汗进攻，铁骑狂飚，席卷漠北。此时，土谢图汗的部队正在楚库柏兴(色楞格斯克)围困戈洛文，噶尔丹从背后杀来，解救了戈洛文。土谢图汗之弟西地西里，被迫立即从色楞格斯克抗俄前线撤军，增援土谢图汗。土谢图汗之子噶尔旦台吉于特木尔地方迎战噶尔丹，大败，仅以身免。噶尔丹侄丹津温卜率领的另一路骑兵，直奔厄尔德尼召，攻掠其地，距哲卜尊丹巴仅二日程，意在歼灭之。六月初八日，以索额图为首前往色楞格斯克与戈洛文谈判的中国使团，已进入车臣汗境内七百里地方，驻克勒阿祭拉汉地方，他们目睹了喀尔喀被击溃的狼狈惨景。使团成员张鹏翮逐日记载甚详：
“初八日……时方亭午，道上见喀尔喀国人挈孥载帐而去者，询知喀尔喀与额诺德(噶尔丹)战败，而部落各奔。”
“初九日……是日，道上见喀尔喀人奔溃数千，因询知其国王(士谢图汗)及喇嘛(哲卜尊丹巴)俱败逃无踪。其部落各鸟兽散。夫喀尔喀塞外雄藩，地大人众，……遁卒踉跄，一败涂地至此。”
“初十日，(清)军还克勒阿际拉汉。……喀尔喀汗战败犹存，喇嘛败遁无踪。又理藩院尚书阿尔尼，发笔帖式赴京奏阅。……”
“十一日、十二日，仍驻军。喀尔喀溃卒布满山谷，五昼夜不绝”73。
使团另一成员钱良择所记初八日至十二日所见云：
“是日(初八日)，见土人有负襁迁徙者。主帅(索额图)遣通事询之，传说噶尔噶(喀尔喀)国主与厄鲁特接战而败，其人皆逃，未得其实。”
“初九日，屯斋尔兔地。……喀尔喀国人男妇追随驼马，络绎而南，不下数万，奔忙倥惚，若有蹑其后者。通事讯之，乃知其主徒失也兔汗(士谢图汗)提兵数十万与厄鲁忒国主战于边界，大败，全军奔溃……(哲卜尊丹巴所居土拉河地方)亦为厄鲁忒所烬。……”
“初十日，……(喀尔喀)迁徙者蚁聚蜂屯，其色惊惶。……晚车臣汗使至，以败状闻于我军。……是日，传闻厄鲁特兵至，三军狼狈而逃，虽严禁不能止，合营不得食者竟日。主帅(索额图)躬擐甲冑，以备不虞。……”
“十二日，屯营不行，待佟(佟国纲)、马(马齐)二帅合兵之信。抵夜，理藩院喇员外驰至，喘息流汗云：四日之内奔走千里有奇，订二帅于前途合兵，遂束马待旦”74。
担任中国使团拉丁文翻译的法国人张诚也记述了他所看到的情景：
“8日，……(喀尔喀人)他们向北边逃难，是为了躲避以大批军队开进他们国土的厄鲁特的汗。”
“9日，……他(噶尔丹)的军队造成的恐怖使得所有的鞑靼人逃离此地。不但如此，喀尔喀汗的兄弟大喇嘛(哲卜尊丹巴)他自己，被迫也逃避到中国的边界。”
“16日，……路上又遇到很多喀尔喀鞑靼人携带家眷和牲畜逃难。厄鲁特的入侵使他们非常惊慌，以致他们只知道汗和他的兄弟喇嘛已经逃走”75。
从三位目击者逐日的记述中，可以看出，六月初噶尔丹分路进攻喀尔喀，到初八、初九日，喀尔喀损失惨重，陷入一片混乱，几乎全面崩溃。这就说明，噶尔丹经过充分准备，精心谋划，以突然猛袭，横扫漠北，致使喀尔喀残破。
当时，正在土拉河的理藩院尚书阿尔尼，首先派人驰奏告变，疏报云：“噶尔丹率兵掠厄尔得尼召居民(此为哲卜尊丹巴驻地，掠其地者是噶尔丹侄丹津温卜等。噶尔丹本人率军攻土谢图汗，与其子战于特木尔)，直抵喀喇卓尔浑之地，距哲卜尊丹巴所居，仅一日程。哲卜尊丹巴携土谢图汗妻与子息，及喇嘛斑第等夜遁。喀尔喀通国，各弃其庐帐器物马驼牛羊，纷纷南窜，昼夜不绝，土谢图汗，不知存亡”76。“其(噶尔丹军)杀掠喀尔喀，收降台吉，焚烧寺庙，毁坏经典佛像俱实”77。告变奏章接踵而至。侍卫阿南达由车臣汗处疾驰返京，面奏曰：噶尔丹军“焚厄尔得尼沼，取土谢图汗之居，土谢图汗奔翁音。哲卜尊丹巴携其妻孥遁至车臣汗旗下额古穆尔地方，本欲募兵往援，因车臣汗部众亦各奔窜，恐为厄鲁特所追及，舍克鲁伦河而南，向我苏尼特喀伦而来。详视喀尔喀举国震惊，见一影响，随以为敌至，无一人敢北向抗拒者。臣于六月十九日至苏洛地方，见哲卜尊丹巴营中，纷纭扰乱，驱逐马驼。又车臣汗属下四阿霸哈纳尔等部众，俱各奔入我卡伦”78。根据亲历与目击者的奏报，康熙对喀尔喀遭突袭残破后的漠北局势有了确实的了解。
噶尔丹军分路焚掠厄尔德尼召，攻取土谢图汗所处之后，未能俘获土谢图汗和哲卜尊丹巴，于是追击哲卜尊丹巴至车臣汗境。此时哲卜尊丹巴正在召募军队支援土谢图汗，噶尔丹军风驰电掣而来，哲卜尊丹巴营帐大乱，车臣汗部也随之溃乱。哲卜尊丹巴奔逃之际，即向康熙告急求援，六月癸丑(十二)，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遣使告急，七月初二日，使者到京，禀报土谢图汗战败，情况危急，请求康熙“念我喀尔喀向蒙圣主大恩，安居乐业，今事在危急，仰祈睿鉴，速为救济”79。七月初，哲卜尊丹巴率大批喀尔喀部民至内蒙苏尼特边外。
此时，土谢图汗尚在漠北。他退至翁音，迅速集结军队，准备与噶尔丹决战，其子西地西里，由色楞格斯克抗俄前线撤军增援，哲卜尊丹巴也拟募兵往援而未果。其时噶尔丹军横扫车臣汗境，进抵呼伦贝尔，威震科尔沁草原，仍未得哲卜尊丹巴，于是以“秉教博硕克图汗”的名义，“檄授车臣汗大小台吉”，气势凌厉，曰：“土谢图汗，哲卜尊丹巴，吾仇也!故追彼至此。……此二人来投，拒勿纳，否则执以畀我。汝等及其余喀尔喀，皆应属于我矣，汝等其降哉”80!俨然以鲸吞喀尔喀蒙古全境的主宰自居。七月中旬，噶尔丹挥军回师漠北，搜索土谢图汗。八月三日、四日，两军主力会战于鄂罗会诺之地， “鏖战三日，厄鲁特兵夜袭善巴额尔克带青之营，破之，喀尔喀属下台吉星散”81。会战失败，至此喀尔喀被完全击溃。“土谢图汗独身力弱，乃越瀚海，奔至哲卜尊丹巴所”。九月，土谢图汗，哲卜尊丹巴率所属三十余台吉，众数万，正式请降。康熙允准，存其汗号，赈济穷困，命理藩院尚书阿尔尼前往整顿其部众，有违法、劫夺、盗窃、放火者，照清律治罪。
这里需要辨明一个重要问题，即喀尔喀被击溃后，之所以举国南奔投向清廷，松筠在《绥服纪略图诗注》中，记述其过程是：
康熙二十七年，喀尔喀众议就近投俄罗斯，因请决于哲卜尊丹巴胡图克图。胡图克图曰：“俄罗斯素不奉佛，俗尚不同我辈，异言异服，殊非久安之计。莫若全部内徙，投诚大皇帝，可邀万年之福”。众欣然罗拜，议遂决，余在库伦时，有头等台吉格吉多尔吉者，乃额驸惇多尔济之孙，年近八十，广记故实，此事乃其所述云。
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七《喀尔喀总叙》引录松筠的记述。研究此段历史的中外学者多从此说。但从前面已论述的喀尔喀南奔来看，所谓“众议就近投俄罗斯”，似无可能，原因是：
其一，六月初七，初八日，喀尔喀溃败，十二日哲卜尊丹巴即向清廷告急求援。康熙当即表示“汝等果不得已来归，当收而养之”82。清政府接纳喀尔喀来归被视为当然，是因为早就建立了臣属关系。
第二，从六月初八至十二日，土谢图汗与哲卜尊丹巴二人并不在一起，一退翁音，一奔车臣汗境，兵荒马乱，喀尔喀台吉部众惊惶南奔，故由哲卜尊丹巴主持“众议”之说，显然不可能。
第三，八月初，土谢图汗集结军队与噶尔丹决战，喀尔喀台吉率部参战。土谢图汗请兵于清政府助讨噶尔丹，奏言：“今噶尔丹兴兵攻我，事势危急，我兵虽少，且与噶尔丹一战决之，恐不能御，伏乞天朝发兵救援”83。
第四，土谢图汗抗俄态度坚决，噶尔丹突袭之时，正在与之作战，故危难之际也不可能投俄罗斯。
总之，喀尔喀遇难便向清政府求援，而后南来，是由于早在清太宗皇太极时期，喀尔喀就与清建立了“九白之贡”的臣属关系，故张鹏翮在《奉使俄罗斯行程录》中称之为“塞外雄藩，地大人众，在中国习闻之矣”。其为“塞外雄藩”已是众人共知，年代久远，这就表明，喀尔喀之所以南来，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清进一步发展的必然。
八 喀尔喀溃败后康熙再次调解的失败
从康熙二十七年六月初至八月的两个月时间内，噶尔丹军狼奔豕突，横扫漠北。哲卜尊丹巴和土谢图汗率溃败的喀尔喀部众南来，进入苏尼特卡伦内外，为防噶尔丹追袭，内蒙沿线吃紧。康熙根据噶尔丹骑兵飘忽不定，奔袭作战的特点，命令内蒙沿线加强戒备。张诚写道：“陛下命令，从辽东至长城之末的全部臣属于他的蒙古王爷都拿起武器，在边境上安营驻守。另外还派了部分御林军，在一些王爷的统率之下，开往长城一线的重要山口之外，准备挫败厄鲁特人的进犯，如果他们胆敢进犯中国的话。”84哲卜尊丹巴等所在地苏尼特卡伦内外，是防卫的重点，张诚看到：“由于厄鲁特人与喀尔喀人之间的战争，陛下已经将这里的人全部武装起来了”85。侍郎温达奉命率兵一千五百，以二百护卫哲卜尊丹巴，一千三百人往戍瀚海，以备噶尔丹追兵。哲卜尊丹巴深为感激，奏言：“圣上向来恤我，感刻五内，我亦仗天朝以自存。今又蒙如此洪恩，何能酬报，惟有旦夕颂祝而已”86。为了确保苏尼特防备无虞，康熙又命安亲王岳东、简亲王喇布(二人均为平定三藩之主帅)，各率军赴苏尼特卡伦驻防。七月，康熙巡行边外，八月，在苏尼特巴颜沟接见由喀尔喀返回的中国使团钦差索额图等及翻译张诚、徐日升，询问消息。
九月，土谢图汗、哲卜尊丹巴率喀尔喀部众向清政府请降，形势因之一变。噶尔丹倘若肆无忌惮穷追此二人，必将进入内蒙，清廷自然不能坐视。狡诈过人的噶尔丹，一时尚不能贸然南犯，而又必欲得哲卜尊丹巴与土谢图汗，于是施展伎俩与康熙周旋，康熙则藉此进行调解，希望噶尔丹能“罢兵修好”，喀尔喀能返回故土。
康熙命侍卫阿南达、喇嘛商南多尔济前往噶尔丹处。噶尔丹对二人说：“(清使)谕我以礼法，我甚喜悦，我并无自外于中华皇帝，达赖喇嘛礼法之意。”声称自己是中华皇帝的臣属，并以贸易事相请，以示善意。同时，又竭力为自己残破喀尔喀辩护，说：“今若灭此，想中华皇帝与达赖喇嘛之心，亦得安矣”87。噶尔丹貌似恭顺，实则阳奉阴违。康熙决定不放弃再一次调解的可能，敕谕达赖喇嘛派一高僧与清廷所遣大臣，召集噶尔丹与土谢图汗等“大集会阅”，由土谢图汗自陈其过，“永议和好”。土谢图汗以难与噶尔丹亲会自陈。康熙体谅其苦衷，想出一折衷办法，一面敕谕噶尔丹，“将土谢图汗背盟兴戎之过，一一申明”。一面命达赖遣使告噶尔丹，令其息战罢兵。康熙在给达赖的敕谕中说，由于土谢图汗袭杀扎萨克图汗，又杀噶尔丹之弟多尔济扎卜，因而两部兴兵，“朕不以之责噶尔丹也”。如今喀尔喀已请降，已予收养，“朕欲使厄鲁特、喀尔喀，尽释前怨，仍前和协，各守地方，休兵罢战”88，望达赖遣使往谕。在给噶尔丹的敕谕中，康熙明白指出，两部战争“其过在喀尔喀，不在尔也”。“朕欲尔等解释前仇，互市贸易，安居辑睦，永息战争”89。理藩院尚书阿尔尼、一等侍卫阿南达前往噶尔丹处颁给敕谕。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八月初七日，阿尔尼一行抵达噶尔丹驻地。噶尔丹仔细询问哲卜尊丹巴现住何处，又反复盘问与俄国谈判的中国使团为何带兵至喀尔喀境?屏人而后于其庐帐中告阿尔尼曰：必得土谢图汗和哲卜尊丹巴，“前此再三陈奏，为此两人耳”!阿尔尼婉言相劝，说：“哲卜尊丹巴、土谢图汗等，穷迫亡命来归(清廷)。……圣上明鉴，久已晰彼之曲，谅尔之直，始降敕书，谕止战争，仍旧和好，尔又何必屡以此事为言耶”90!越日，噶尔丹遣大将丹济喇告阿尔尼曰，达赖喇嘛使者与伊拉古克三、商南多尔济(此二人为康熙派往达赖处谕达赖遣使噶尔丹)将至，“如达赖喇嘛所言之事，若与敕谕相同，我自无他说也”91。然而，达赖与执政的第巴偏徇噶尔丹，与康熙调解之旨意相悖，遣使者至京密奏：“达赖喇嘛令奏圣上，但擒土谢图汗、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畀噶尔丹，则有利于生灵。此两人身命，我当保之”92。康熙断然不允，说：“擒二人而畀噶尔丹，是偏于一家矣”93!由于达赖的支持，或早有默契，噶尔丹拒不奉诏。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正月，噶尔丹复又肆掠喀尔喀地区，气焰嚣张，漠北形势再度紧急，战争大火因之燎原。
九 乌兰布通之战
康熙尽力调解、息兵止战的努力，因噶尔丹一意孤行而无法实现。事实使康熙认识到：“噶尔丹者，赋性凶残，中怀狡诈，残害其兄弟，兼并四邻，吞食邻封，其势日张，其志益侈。”94 “朕因知此人力强志大，必将窥伺中原，不致殒命不止，岂容泛视”95! 与沙俄支持下的民族分裂势力噶尔丹的斗争，其内涵已然不是仅仅局限于边疆地区，噶尔丹之“大志”将是问鼎中原，同康熙一决高低，故康熙说：“深念此寇断宜速灭”96。然而，康熙也深知，噶尔丹所部了5百战精锐，对手是“习于战斗之劲寇”，不能轻敌，因之，当噶尔丹将战火引向内蒙时，康熙决计亲征。
康熙二十九年(1 690年)正月，噶尔丹由科布多起兵，再掠喀尔喀，喀尔喀拖多额尔德尼台吉为其所败。四月，噶尔丹于巴颜乌兰诵经三日，进行战斗动员，率万余骑沿克鲁伦河而下，掠昆都伦博硕克图，再掠车臣汗部众。车臣汗纳木扎尔，集众于近内蒙的古尔斑哈达，康熙命侍郎温达率兵四千往会。
正当噶尔丹东掠喀尔喀之时，其侄策妄阿拉卜坦渐徙入其故巢，占据伊犁地区，叔侄二人矛盾激化。原来，当策妄父僧格被车臣、卓特巴图尔杀害时，策妄年幼。噶尔丹杀车臣攫取汗位后，曾将已许配给策妄的噶尔旦木巴之女阿海(噶尔丹妻阿奴之妹)， “噶尔丹自取之”97。将策妄之未婚妻霸占。噶尔丹又虑策妄兄弟成年后，对自己汗位构成威胁，于康熙二十七年(1 688年)，杀策妄弟索诺木阿拉布坦，策妄“率兵五千而逃”。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策妄乘噶尔丹东掠喀尔喀，潜袭科布多，掠其牲畜，噶尔丹所属，多逃归策妄。康熙闻知二人交恶，于四月命侍读学士前往敕谕策妄，颁赐物，命将“尔等交恶之由，明告使臣，毋隐”98。欲利用二人的矛盾，断噶尔丹之后路。策妄则希望有清军的力量灭噶尔丹，自己能继汗位，得敕书，大为振奋，派入贡方物，“奏与噶尔丹交恶始末”99。但因交通不便，其使臣至京已是翌年(康熙三十年)二月，在此之前，噶尔丹已向内蒙进逼。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五月，理藩院尚书阿喇尼自科尔沁姚赖河(姚儿河)奏报：“噶尔丹于五月初二，率兵渡乌扎尔河，将击昆都伦博硕克图、车臣汗及土谢图汗。其兵四营，号四万，实不过三万耳。又将请兵于俄罗斯，会攻喀尔喀”100。噶尔丹大军南下，形势剧变，科尔沁草原形势尤为紧急。康熙命科尔沁等部蒙古王公率兵同禁兵速赴阿喇尼军前。同时，在外交上采取行动，召索额图谕曰：汝曾至尼布楚，俄国人认识汝，可晓谕在京俄使吉里古里、伊法尼齐等，噶尔丹因迫于内乱(指与策妄的矛盾)，食尽无归，内向行窃，今扬言会同俄罗斯国兵，同侵喀尔喀。喀尔喀已归顺本朝，“倘误信其言，是负盟誓而开兵端也”101。康熙向俄使明确指出，不得助兵噶尔丹，否则是“负盟誓”，——违背年前(1689年)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挑起兵端。索额图当天命张诚将致沙俄尼布楚总督信函译成拉丁文，要求俄使携信函立即驰驿回尼布楚。索额图在致沙俄尼布楚总督的信函中说：“此间探悉厄鲁特国王(噶尔丹)向俄国求援，为此函达俄国，切勿堕入厄鲁特王奸计，为他败定所牵累。”102由于康熙和清政府及时警告沙俄当局，而沙俄当局也碍于刚刚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因而不敢明目张胆派兵助噶尔丹，但却派出使者赴噶尔丹军，怂恿其扩大战乱。
五月二十九日，阿喇尼有关噶尔丹日益向南逼近的奏报至，请命阿南达等速率军携炮赴其驻地。康熙立即命“星驰赴阿尔尼军”。六月初，派往噶尔丹处的喇嘛商南多尔济奏至，他曾“见厄鲁特与俄罗斯使同行，厄鲁特言已请兵二万于俄罗斯矣。俄罗斯使曰：‘请则有之，允发则未也’”103。六月十九日，阿喇尼奏报再至，言噶尔丹已逾呼伦贝尔草原向南深入，阿喇尼率军前往呼伦贝尔南防御，伺机而行。在阿喇尼奏报未到之前，即六月十四日，噶尔丹声称追击土谢图汗与哲卜尊丹巴，已深入乌珠穆秦，大掠人畜。贝勒博木布遣人往见噶尔丹弟憨都台吉，被送至噶尔丹处，噶尔丹仍狡称：“我攻我仇喀尔喀耳，不敢犯中华界。闻尚书阿喇尼，率兵而北，何故”?严词询问哲卜尊丹巴、土谢图汗、车臣汗三人现在何处104。噶尔丹来势汹汹，肆无忌惮进军内蒙，康熙下令亲征，谕兵部：“噶尔丹追喀尔喀，已入汛界，朕将亲征视师”105。议政王大臣详议有关出征事宜以闻。
噶尔丹掠乌珠穆秦，而尚书阿喇尼往戍呼伦贝尔南，反在其后，闻噶尔丹已向乌尔会河(今芦河)，于是率兵追蹑其后。六月二十日，阿喇尼追及噶尔丹军，侦知“厄鲁特兵二万余，掠乌珠穆秦男女牲畜辎重，徐行，溯水(乌尔会河)上流游牧”。不待康熙命令，急功进战，于二十日“分兵二队，乘夜往袭”。二十一日黎明，阿喇尼选蒙古勇士二百余人向噶尔丹发起攻击，又令喀尔喀兵五百往夺噶尔丹所劫人畜财物。内蒙各部闻命大乱，争先恐后夺取子女牲畜，阿喇尼军阵一片混乱，不能制止，尚未与噶尔丹接战就不得不下令退军。噶尔丹立即分军为两翼阵而立。清军重整队伍前进，噶尔丹军发鸟枪击退清军进攻，左右两翼发起反击，阿喇尼军大败，退驻鄂尔招伊图106。
噶尔丹之所以敢于歼击清军，是由于有沙俄的支持。经清政府警告沙俄当局，俄国虽未派兵助噶尔丹，却派出格里戈里、基比列夫等前往噶尔丹处(前引喇嘛商南多尔济曾在噶尔丹军中见到他们)。戈洛文在给基比列夫的训令中指示：噶尔丹应“集中自己的全部兵力，前去攻击敌人，悉心进行军事搜索”。并将军事行动进展情况及时向戈洛文报告，“以便从色楞格斯克、乌丁斯克、涅尔琴斯克及其他城堡对这些敌对的蒙古人进行军事搜索”。至于噶尔丹要求两军会同作战，戈洛文表示“由于相距甚远，实不可能”107。乌尔会河战斗一开始，噶尔丹便“带上俄国使者去‘观战作证’”。让俄使亲见他是如何敢于同中国皇帝的军队交锋，而基比列夫则大肆吹捧噶尔丹军的勇猛善战，说：“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把中国兵杀得一个不剩”108。
乌尔会河初战，清军失利，形势更趋紧张。噶尔丹因获胜气焰更炽，自以为所向无敌，深入乌珠穆秦，横行肆掠。康熙急调各路大军迎敌，为羁糜噶尔丹不使其逸去，待各路军兵齐集合围歼击，康熙遣理藩院即中满丕等前往告噶尔丹，尚书阿喇尼不请旨而战，非朝廷意。皇上已令蒙撚扎萨克勿再击汝。“汝(噶尔丹)言与中华同一轨道，我但索土谢图汗、哲卜尊丹巴而已，至边之内，不敢纤芥犯。而我尚书阿喇尼等剧加以兵，甚为过当，其以此晓谕之”109。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七月初二日，康熙任命其兄和硕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皇长子允祖副之，率清军主力出古北口。命其弟和硕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和硕简亲王雅布、多罗信郡王鄂扎副之，率军出喜峰口。重臣大臣皆从军，参赞军务。康熙发布军令，严申军纪，虽王贝勒贝子公大臣，违者决不稍贷；统兵将领对敌之时，务必奋勇杀敌，兵部刊布晓谕全军。
七月初六日，抚远大将军福全率师启行，在太和殿举行隆重的出师典仪。康熙临太和门，大学士伊桑阿捧敕、大学士阿兰泰捧印，授予福全。敕曰：“厄鲁特噶尔丹，阳顺阴违，反侵我部属，掠乌珠穆秦四佐领，兹因发大兵，声罪致讨。……务将厄鲁特歼剿廓清，安静边围，斯称委任”。福全跪受敕毕，率队启行。康熙送至东直门外，又赐福全手书《命裕亲王帅师征厄鲁特》诗，希望清军马到成功，“遐荒安一体，归奏慰予情”。110
福全一军出古北口后，从宽城、平泉、滦平一线向北挺进。常宁一军出喜峰口沿青龙河、滦河向北运动。时噶尔丹步步向南逼进，为遏其南下之路，康熙命福全全军疾赴巴林，命各军齐集巴林，归福全指挥。
七月十四日，康熙率禁军启行，继福全之后，出古北口，亲临视师，“以躬近行间，便指示也”111，七月二十日，康熙前进至青城。其时，只索额图一军至巴林，各路清军尚未齐集，而善于用兵的噶尔丹“狡诈多端，踪迹难定”，已南下至和尔图，巴林反在其后。康熙急令诸军疾驰赴会大将军福全。恭亲王常宁所率清军又一主力为右翼，“札翼兵遇贼乌珠穆秦，战复不利，收军”。112噶尔丹再败安北大将军常宁，更是不可一世，遣使告驻军于木西峡的内大臣阿密达，闻清军诸路兵云集，门、尚有在途中未至者，大言曰 “今虽临以十万之众，亦何惧之有”113!藐视清军不堪一击，这是噶尔丹一生战争生涯发展的顶点，而其嚣张之态更盛，他再一次遣使告阿密达曰：“圣上 (康熙)君南方，我长北方。我与中华一道同轨……今讲信修好，宜遣之(阿南达)来议，否则亦当遣尊于(一等侍卫)阿南达者”114。时康熙为羁糜噶尔丹，不使其逃逸，以利围歼，表示与之谈判修好。噶尔丹提山的条件是南北分治，——康熙君南方，而由他雄长北方，公然要分裂祖国，而且气势凌人，要清廷派出大员与之淡判。
时福全率大军驻于土尔埂伊扎尔之地(今克什克腾旗与围场县交界的土力根河，又名四道河)，前有乌兰布通(蒙语，意为红山)。这里是出古北口赴巴林、乌珠穆秦必经之地，南距北京七百里。福全集重兵于此，以控扼噶尔丹南下要道。七月二十四日，康熙前进至波罗河屯(今隆化县城)，距福全军约三百里。
噶尔丹率军向南进逼，与福全相距约四十里。福全与允禔秉承康熙不使噶尔丹逃逸而羁縻之，以便实现一夕举同歼之决策，致书噶尔丹云：“我与汝协护黃教，和好有年。今汝追喀尔喀，入我汛界，圣上特命我等，论决此事，永久和好。今汝使人，言我汗已敬尊达赖喇嘛之谕。夫讲：信修好，所关重大，此役既就，则一切皆宜矣。今将于何地会议，以决大事”115?表示准备约定地点与噶尔丹进行谈判。而噶尔丹非等闲之辈，他一面拜佛诵经，准备大战，一面又与福全虚与委蛇，“以书问王(福全)与皇子(允禔)内大臣安”。坚持“以土谢图汗、哲卜尊丹巴畀我”，寸步不让。达赖所遣往噶尔丹处的济隆活佛则支持噶尔丹，说：“达赖喇嘛所以遣我者，为圣上与噶尔丹向来和好，急欲定此大事，以早复命耳。此事非王及皇子内大臣亲身就我，或我亲身来面议，不能定也”116。噶尔丹与济隆活佛使者往返于清营，真实意图在窥探清军虚实，故“来人行状，甚觉怆皇，有窥探大军意，”噶尔丹军已集结于乌兰滚…带，“觅山林深堑，倚险结营，又闻其祭旗诵经”117。进行战前动员。
大战迫在眉睫。然而，不巧的是康熙于此时染病。本来，七月十六日，康熙至鞍匠营，“御体违和”，已感不适，仍抱病力疾前进。二十日至波罗和屯，病情加重，更因天气炎热，行幄蒸暑，高烧不退，夜不能寐，心烦意躁。扈从诸臣甚惶惧，齐集行幄前，深夜不敢离去。二十二日黎明，诸大臣、侍卫环跪于行幄，恳请皇帝回銮调摄，“以养圣躬”。康熙不允，诸臣长跪不起，康熙垂涕而语众人曰：“朕来此地，欲克期剿灭噶尔丹，以清沙漠。今以朕躬抱疾，实难支撑，不获灭此贼，甚为可恨”118!叹息唏嘘，泪流满面，于是下令回銮。二十四日，康熙驻鹰庄停留，希望病情能好转，至二十七日，仍不见好转，始徐徐返京。此时前线形势紧迫，福全拟将清军分为三队出战，请示奏报。康熙任命各领队将领，谕令“军机事宜，不时奏闻”。康熙与前线联系的驿马来往飞驰，大量军用物资沿着运输线日夜送往前线，人喧马腾，昼夜不绝。
七月二十九日，噶尔丹沿萨里克河而进，于乌兰布通结阵，与清军对峙。清军“凡营盘四十座，连营六十里，阔二十里，首尾联络，屹立如山”。福全令各营掘濠筑垒，戒严防御119。
乌兰布通，是一赭色山峦。当年，这里林木葱葱，山前有小河环绕。噶尔丹凭借有利地形，“贼骑十万(实为二万余)，依山阻水”，连营列阵。八月初一日，清军统帅福全号令三军整列队伍。黎明，清军迎敌出击，日中，两军相接。为防噶尔丹骑兵冲击，清军设鹿角，排列枪炮，列兵徐进。噶尔丹军以成千上万的骆驼，缚其足，卧于树林中，驼背置箱垛，蒙以湿毯，环列如栅，号曰“驼城”120。士卒则伏于箱垛隙处，施放枪铳弓箭，兼用钩矛，以阻清军接近，欲俟挫清军锐气之后，再以骑兵反击。未时，清军发起进攻。由于敌军驼城结阵严密，且有林木掩护，前又阻于河，清军先隔河施放枪炮，轰击驼城，随即步兵发起攻击。噶尔丹军铳矢齐发，猛烈还击，清军正面攻击被阻于河，损失惨重，传教士白晋(法国人)在《康熙皇帝》中写道：“清军与厄鲁特蒙古交战时受到巨大损失。在这次战斗中，敌军得以避免彻底失败的原因，据说就是由于厄鲁特蒙古人利用出色的齐射，使清军遭到猛烈的袭击，致使清军骑兵在交战前即被击退的缘故”。达赖使者济隆活佛张盖于山顶观战，为噶尔丹助阵”。121战至黄昏，清军未能克敌制胜，国舅都统佟国纲与其弟国维率左翼兵投入战斗。佟国纲率火器营，沿河进击，临阵激励所部曰：“今正男子扬名报国之秋!我与若父子兄弟也，我不敢爱身而先之，尔曹其勉旃”122!身先士卒冲击驼城。敌军以密集鸟枪和俄国滑镗枪迎击，佟国纲不幸被击中，殁于阵，“他是被敌人滑镗枪打死的”123。噶尔丹军猛烈反击，使某些清军将领胆落。如“原正白旗副都统色格印善射，且相貌魁伟，善于管辖兵马。乌兰布通之战，则彼大惧，故推受暑下马。其家人俱愤曰：‘身为二品大臣，如此临阵退怯，归去何颜见他人也!’扶之上马。色格印后下马，卧于草内，及回营，犹战栗不已，身披甲胄，蒙被达旦。”124
当佟国纲率部沿河跃进敌军集中兵力抗击之时，佟国维分领的左翼兵由山腰疾驰冲入敌阵，噶尔丹军被分割为二，死伤惨重。清军右翼乘时进击，欲与左翼合，全歼敌军，但被阻于河岩泥淖，只得退回原处立阵，噶尔丹军因之逃脱了被歼的厄运。此时天已晚，清军不得不收兵。清军获得胜利，立即奏报。八月初三，康熙回銮至石匣，得报“不胜欣悦”，焚香谢天，传旨嘉奖，命福全“此后当何以穷其根株，平其余党，熟筹始末，一举永靖，勿留余孽，尔等其详议以闻”125。
然而，福全却未能贯彻康熙歼灭噶尔丹的作战意图。在八月初一日击败噶尔丹之后，第二天却未组织兵力乘胜进击。初二日，福全“见噶尔丹所据险恶坚壁抗拒，”而首战又失都统佟国纲，将领中因战斗激烈有丧魂落魄者，于是命令“将士暂息”，噶尔丹得以喘息，遣人告福全曰，一二日内当遣济隆活佛前来讲礼修好，以缓清军。噶尔丹于当晚乘夜越西拉木伦河逃回科布多，沿途大肆掠牛羊马以万计，又烧荒以阻追击。初四日，清军已停止战斗三日，济隆活佛始姗姗来到清营，重申噶尔丹要求将土谢图汗、哲卜尊丹巴交达赖处置。并说：“余曾语噶尔丹，汝既求以礼修好，不当逼处，宜远驻以待，故使回就水草之地相候。”掩饰噶尔丹已远逸。福全始知已堕噶尔丹缓兵之计，济隆活佛之来实“稽我行事”。然而却一误再误。福全问济隆：“汝往来行说，能保噶尔丹不乘间奔逸，掠我人民乎?”济隆指天发誓，保证噶尔丹“不敢远行”，“断不远去”，“必待我也”。福全又一次轻信其言，给各路领兵大臣发印文一通，如遇噶尔丹移驻， “暂止追击”126。这纸命令使噶尔丹死里逃生。当噶尔丹率部分军队奔逃，过盛京、乌拉、科尔沁军营，因有“暂止追击”之命，竟不邀击，纵之使去，“如使苏尔达等邀击之，噶尔丹就擒矣”127。
康熙在古北口得报，知福全纵噶尔丹使去，大为震怒，命议政王大臣集议，众议：“大将军王等，既大败厄鲁特，乃不即行剿灭，明知济隆所说，以误我军，而听之，岂不坐失事机；清敕大将军王等，作速追剿”。康熙谕福全：“大将军王与皇子，失误机宜，众大臣不正言抗阻，军律甚明，归时断不姑宽”。严令迅速追剿，但这已不可挽回，噶尔丹已然远去，追之不及了。《亲征平定朔漠方略》说：“向使诸王大臣同心协力，禀成谕旨，奋迅穷追，何难克期扫荡，以成一劳永逸之功。而乃误失机宜，致使逋寇稽诛，复烦圣主数年之宵旰。”128康熙因此不得不第二次，第三次亲征。
噶尔丹在乌兰布通之战遭受重大挫折，为求得喘息机会，日后卷土重来，于奔逸途中，遣人持书告福全曰：“从此不敢再犯喀尔喀”。噶尔丹跪于威灵佛前，稽首誓曰：“若违此书，惟佛鉴之”129。旋又上书请罪，“我(噶尔丹)断不敢复违圣旨矣”!承认“深入边界，实我之罪”130。请求康熙宥其前罪，今后凡有谕旨，谨遵而行。康熙颁敕于噶尔丹，严令今后，“不得擅犯我属下部落喀尔喀一人一畜，亦不得有一人与众部落往来通使。尔倘有窘迫，奏闻于朕，朕必如前旨抚养，断不念旧愆。若再违誓言，妄行劫夺生事，朕厉兵秣马，见俱整备，必致穷讨，断不中止”131。
康熙虽然允准噶尔丹设誓求和，但深知其“人殊狡诈，难以深信”132，日后一旦恢复元气，必将背盟以逞。为了将来歼灭噶尔丹，康熙决定先处理喀尔喀两翼的矛盾，以及喀尔喀与内蒙的关系，加强对喀尔喀蒙古的管理，如此方能集喀尔喀各部之力量以对付噶尔丹，于是有多伦会盟，同时对乌兰布通之战的得失进行认真的检讨。
十 乌兰布通战后检讨与多伦会盟
乌兰布通之战后，康熙立即着手抓两件大事，一是：细心检讨了此次战役的得失；一是举行多伦会盟。
康熙首先追究此次战役指挥失误之罪。十月二十七日，噶尔丹已远去，康熙命福全撤军回京。十一月二十二日，福全回至京师， “止朝阳门城外听勘。”不许进城，先行回京的皇长子允禔亦同时取口供。允禔在军中自恃皇长子身份，过恶殊多，与福全不协，意欲于此时攻讦福全。康熙谕曰：“裕亲王系汝伯父。议政王大臣取供时，汝若与裕亲王稍有异同，朕必置汝于法，断不姑容。”不许其捏言攻诋福全。而福全也本欲“录皇子允禔军中过恶，于取供时告白。”闻知允禔无异辞，俯首良久，流涕曰：“我复何言，遂直引为己罪”133。康熙事先制止二人相互攻诋，使指挥得失罪责有归，且能实事求是。多罗信郡王鄂札等奏福全及诸大臣等贻误军机云：“皇上深虑噶尔丹奸狡，此役不行剿除，必贻后患，多派精兵，尽发火器，以裕亲王福全为大将军，王、大臣为参赞，指授方略，务期尽灭根株。乃福全调度无方，既经战胜，不能乘机剿灭，收兵不鸣笳，贼败不行追杀，反行文禁止苏尔达等进兵，以致穷寇遁逃，殊误军机。”134因此，福全的最大罪责是奉行康熙一举歼灭劲敌的谕旨不力，临阵指挥失度，同时，未经奉旨就擅自撤回哈吗尔岭内驻扎。鄂札等认为，福全应革去王爵，撤去三佐领；内大臣佟国维、索额图、明珠、阿密达等，俱革职，其他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虽克敌制胜，亦不得叙功，或罚俸。
康熙对此的处置，其用意甚明。在出师之前，康熙颁布了严肃军纪的谕令，遍谕出征各部知晓。福全是其兄长，近支宗室亲王，如不明军纪，则难以服众。如此，日后挥军剿灭噶尔丹，或将有奉旨不力玩勿职守者，为惩效尤，故于法不稍贷。但在具体处置时，康熙又十分慎重，事前，他召集大学士，告诉诸人，太宗皇太极因二贝勒阿敏(当时的四大贝勒之一)，“以弃滦州、永平之故，曾取口供”。皇太极兄大贝勒代善被差往朝鲜， “以不遵谕旨而行之故，曾取口供”。皇太极弟英王阿济格，“因来京兵丁鼓噪之故，曾取英王口供”135。违反谕旨，贻误军机，审讯近支亲王乃列祖列宗成法，福全焉敢怨望。康熙命查阅《实录》及兵部档案，俾援例惩治亲王有所依据。但量罪之时，考虑到“此举已击败厄鲁特兵，噶尔丹远遁”。因之概从宽减，众人免革职，或罢议政，或罚俸，福全撤去三佐领。阵亡都统舅舅佟国维指挥的左翼火器营及将士则叙头等军功。在战胜敌军之后，赏罚严明，不徇近亲，是康熙治军的一大特色。
根据战场将领的奏报，康熙获知清军临敌奋勇攻杀，不乏感人事迹，如：“裕亲王奏言：‘与贼战时，亲见一将，乘白鼻马，三人敌阵，众皆认为格斯泰也’。”前锋参领格斯泰率部冲锋陷阵，“直入贼营，左右冲突”，三人敌驼城。清军从山腰绕出厄鲁特军后痛击，噶尔丹军大溃，格斯泰乘胜追击，陷河岸泽泥中，敌军蜂拥反击，格斯泰力战，殁于阵136。特别是清军炮兵指挥，都统佟国纲身先士卒，马革裹尸，康熙甚是震悼，为之辍朝，其灵柩还，命皇子郊迎，又御制碑文，立于墓边，文中有云：“(尔)乃心存奋激，甘蹈艰危，人尽如斯，寇奚足轸137!尽管清军奋勇杀敌，取得乌兰布通之战的大胜，噶尔丹数万大军一日被击溃，死伤惨重，但清军也遭受重大损失，原因是临阵指挥不当，士兵平时缺少野战训练。康熙指出：“我军近与厄鲁特战，排列太密，为贼人乱枪所中，且进退不呜笳，此皆不习战阵之故也。”因而“大臣而下，以至军士，阵亡被创者甚众。”因此，康熙谕大学士伊桑阿等，严格操练禁军，他说：“自古兵法，无不预加训练，前者八旗之兵，春秋校猎，即训练武备之意。但校猎恐疲兵丁之马，今既停止校猎，其令八旗兵丁，春秋二季集于旷阔之地，布阵鸣笳，教演步伐”138。清军自此认真加强训练，康熙每年二次躬临检阅，指示训诲，亲自督训，几年后，清军的战斗力大为提高。康熙三十二年谕兵部曰：“本朝满洲官兵，从来精锐骁勇，遇寇必克、所向无敌。前厄鲁噶尔丹之役(乌兰布通之战)，官兵不能体朕意即行剿灭，致失机会，罔奏肤功，朕心为不怿。故比年以来，简阅官兵，寨岁共两举，朕躬临指示训诲。顷阅武时，见诸士卒行列整齐，队伍明晰，进退娴熟，严肃无哗，所有军令无不遵守，该营官员号令约束，既严且善，此皆官兵协志同心备加备励所致，朕心深为嘉悦。”139在加强军政训练的同时，康熙又强调改善装备，命检查士兵甲胄，务令坚固实用合体，以利战斗。康熙指出：“此翻出征厄鲁特，兵丁甲胄，既不相称，又不坚固。今传令好为整顿坚固，有欲制护心绵甲者，随便制造。”140为了切实总结战斗经验，战后，康熙亲临乌兰布通视察，他说“朕巡行塞北，至乌兰布通，观我军排列阵势，俱甚合节，但噶尔丹乃行阵积年之贼，予沙岗之下排列，所以我军火器俱高，未获尽剿”141。但是，毕竟“以前征噶尔丹时火铳便利。”于康熙三十一年扩充火器营，“朝鲜国王进鸟铳三十杆”142。
康熙从将帅奉旨不力，指挥失误，必须加强八旗兵丁训练等诸方面认真检讨了乌兰布通之战的得失，为迎接新的战斗做准备。
事情果如康熙所料，噶尔丹喘息甫定，便又开始卷土重来。康熙三十年正月，噶尔丹奏言“其下人如狼，有一二妄行者，祈勿介意”143。为其再掠喀尔喀掩饰。康熙闻知噶尔丹又向喀尔喀地进发，十分警觉，立即布署防务，命都统郎坦率军驻大同，于乾清宫召见面谕郎坦曰：“去岁噶尔丹虽乞降，然此贼险诈，或乘我不备处来扰，不可不预防也。今命尔统兵于大同驻防，授安北将军职。一切事务，可与参赞宗室华善，都统李宗正……等，商议而行。”并许有关事机，一面施行，一面奏闻144。旋据郎坦建议，改令其领兵驻归化城，授都统瓦岱为定北将军率军驻张家口。同时，命驻西安满兵，川陕督标录旗兵，宁夏镇标兵，勇略将军赵良栋，“俱于宁夏(今银川市)备噶尔丹”145。这样由张家口，从归化城至宁夏构成防线，可以相互呼应，一方有警，可随时出击。同时，康熙又颁敕噶尔丹：“如决计入降，益从优抚养，断不辱汝。”如若不然，能“移近边汛，朕当厚加恩赐”146。噶尔丹却拒不受降，正如《亲征平定朔漠方略》所说：“圣度如天，因噶尔丹之冥顽不悟而益显矣”147。战斗势将不可避免。而此时策妄阿拉布坦已据伊犁，噶尔丹不能归其故地。大漠以北仍处战争阴云笼罩之中。
康熙三十年二月，噶尔丹复率兵劫掠喀尔喀。正因为喀尔喀两翼不和，才给噶尔丹以可乘之机，以致残破。今噶尔丹又至，康熙认为应立即解决喀尔喀两翼纷争，方能集中力量对付噶尔丹，不再给噶尔丹个个击破劫掠之机，谕曰：“喀尔喀案件，宜速断理。拟于清明前后，青草发萌时，出临会阅”148。决定亲临塞外，主持会盟。
康熙对此次会盟十分重视，命令理藩院会同内大臣详议有关事宜，仔细准备，选定会盟地点在上都河、额尔顿河之间的多伦诺尔(多伦诺尔延蒙语，意为“七水泊”或“七溪”)，距北京八百里。之所以选定多伦诺尔，是因为这里“清淑平旷，饶水草，而内外扎萨克之来朝者，道里适中”149。便于参加会盟的蒙古各部王公贵族能如期到达，不致有人因道远延误者。喀尔喀左翼王公台吉(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遵照清政府之令，先期会集于上都(今内蒙锡林格勒盟正蓝旗昭苏乃木城)，土力根河交界之地；右翼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部)，会集于上都、黑棚交界之地，以待皇帝的到来。清政府遣大臣先往两翼会集地方做好准备，内蒙四十九旗王公贵族亦先期到达会盟之地。蒙古各部奉命驻于多伦诺尔百里以外，康熙到达后，再移营前来御营五十里外。所有会盟所需器物则事先限期运往。
康熙三十年(1691年)四月十二日，康熙率扈从诸大臣及上三旗离京起行由古北口前往多伦诺尔。黎明，在太和殿前举行了隆重的出巡仪式。“出城时，大路两旁旌旗招展，鼓乐齐鸣。”150下五旗官兵则出独石口，会于多伦诺尔。对这次盛会，康熙已谋划多时，已然安排妥当，成竹在胸，心情自然颇为舒坦。出古北口后，沿途围猎而行，有时“皇帝陛下不扶缰绳，快马疾驰，穿过山岗，满弓发射，表现了骁勇动作及娴熟技巧”151。而围猎老虎的场面最为精彩。有一次，“老虎突然跃起，发出可怕的吼声，直向骑士们冲去，”一名狩猎者死于虎口。在此紧急关头，一群猎犬被放出，它们狂吠着紧随虎后，老虎为防备猎犬，不再追赶猎手。此时，“皇帝射击三、四发，因距离太远，老虎仅受轻伤”。猎手们大声呐喊，用滚石乱枪轰赶藏身荆棘中的老虎，“老虎突然惊起，以极大的速度向皇帝所在的地方冲去，但刚刚到山脚下时，突然转到另一个方向，又逃到它以前藏过的树林中，皇帝跨过山谷紧跟老虎，以便能清楚地看到老虎。他开枪射击了两次，把老虎打死。所有的朝廷大人们都来观看这只很大的老虎，并对皇帝表示钦佩”152。
张诚也以十分钦佩的口吻写道：在发现老虎时，“由于这种野兽十分凶猛，皇帝不愿叫他的随从离虎过近。至于他自己，在这种场合则无所畏惧，因为他有五十名擅长使用短矛的徒步猎手保卫着”153。康熙的射击技术也十分娴熟，能够在“跑动中射击”。晚上的时间，好学的康熙常常手不释卷，耶稣会士张诚等给他讲解几何学及其他自然科学。康熙在去多伦诺尔途中，好像是一次出猎消遣，表明他对会盟的成功充满信心。
为了在会盟时不致使喀尔喀右翼札萨克图汁与左翼土谢图汗因彼此夙怨而争执不休，康熙于未达多伦诺尔之前，先遣内大臣索额图，一等侍卫吴达禅先往传谕土谢图汗，哲卜尊丹巴，命其将擅杀扎萨克图汗沙津和阿海，以及在喀尔喀妄为之事，“于朕未到之前，自行具奏请罪”。因为噶尔丹正是利用土谢图汗与札萨克图汗的不和，出兵喀尔喀。哲卜尊丹巴，土谢图汗遵旨上书请罪并求宽恕云：
扎萨克图汗、得克得墨尔根阿海二人，与我喀尔喀乖异，往投噶尔丹，闻彼欲侵取我土地，因而兴兵执此二人杀之。从此起衅，扰害生灵，实臣等之罪，为此自陈。优乞皇上睿鉴恩宥154。
四月三十日。康熙到达多伦诺尔，他亲自选定了御营营址。御营共四进，黄幄居于中心，最外一层，为八旗前锋，下五旗护军及火器营，共计十六营的营帐连接而成，环卫御营，上三旗精锐护军则居中驻扎。第二层为黄幔围绕的幔城。第三层为纲城，随行大臣的帐幕在第一层与第二层之间；第二、三层之间是侍候人员的住地。进入纲城就是黄幄，共有两座，二者之间有近道连接，一座供康熙寝息之用，另一座为白天处理政务之所。两座黄幄富丽堂皇。御营气势宏伟，旌旗招展，环卫森严，进出行人有序，一派帝尊景象。环绕御营则远设二十四汛哨，警戒四面八方。康熙到达多伦诺尔之后，喀尔喀蒙古两翼，内蒙古四十九旗王公，按众星捧月的布局，移近御营五十里扎营。
五月初二，是康熙预定召见喀尔喀两翼王公台吉的日子。为了妥善解决彼此纷争，康熙于召见之前采取了两项收服人心的措施：其一是封受曲的一方扎萨克图汗之弟为亲王，谕曰：“扎萨克图汗在日，抒诚进贡，若其子巴朗额尔克阿海尚在，即应袭封，但今已亡故，而现在之子幼稚，扎萨克图汗之弟策妄扎卜，众皆称其贤，意欲封为亲王，明日以此意谕知喀尔喀等”155。扎萨克图汗沙津为土谢图汗所执杀，幼子年稚不便袭封，封其弟为亲王，意在安抚扎萨克图贵族和部众，使所受怨痛得以平缓。其二，将土谢图汗请罪之疏“发众喀尔喀议之”156。康熙将土谢图汗擅杀扎萨克图之罪及吞并其部民的胡作妄为交喀尔喀王公贵族议论，十分高明，如此，受曲者能一吐胸中块磊，方能求得谅解，从而认识到和衷共济之重要。为此在喀尔喀众议之前，康熙又特别先做好车臣汗的工作，使他认识到要扎萨克图汗王公能捐弃前嫌，喀尔喀两翼重归于好的重要性以便在议论时能善言开导，以大局为重。康熙谕车臣汗等曰：
尔七旗喀尔喀，皆系兄弟，而不相睦，互吞人民，其势不为仇敌不止，朕灼知之，特遣大臣会阅，将所掠人民，皆令归还定誓。土谢图汗违誓，又称讨厄鲁特而兴兵，执扎萨克图汗及得克得墨尔根阿海杀之，自此喀尔喀众志不协，国破家亡157。
康熙指出，由于喀尔喀内部不和，方招致“国破家亡”，应汲取教训。土谢图汗违誓兴兵，杀扎萨克图汗及阿海，虽罪行严重，但他是喀尔喀最重要领袖，抗击俄国侵扰态度坚决，对清廷恭敬，“虽困穷已极，尚能忆朕旧恩来归，”今又自陈罪过，权衡其功罪及认罪态度，康熙示意车臣汗，“是以责其大过而原其情”158。车臣汗得此晓谕，自然领会圣意。经过对各方面深谋远虑的工作之后，复问：“尔众云何?”众人还有何意见?喀尔喀汗、诺颜、大小台吉皆心悦诚服，奏言：
土谢图汗等，既知其非，而陈情请罪， 已蒙圣鉴，则亦幸矣!如果治罪，非特皇上不忍，我众复何颜!至扎萨克图汗人民流散，轸恤其遗裔，欲令策旺扎卜袭封，诚非常之举也。我众其何说之辞?但不胜感戴，仰天祝颂而已159。
康熙根据众人所奏，发布谕旨说：“土谢图汗，自以妄举兵戎，陈情请罪，朕发众喀尔喀议之，皆言加彼之罪，则于我众无光。朕是以宥免其罪，仍留土谢图汗、车臣汗之号”160。表示俯从舆情，宽恕土谢图汗。康熙将自己宥免土谢图汗意旨，变为众人的请求，喀尔喀两翼的纷争，怨恨，自然圆满解决，康熙对喀尔喀贵族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重在收服人心，便能一致对付强敌噶尔丹，其处理纷乱复杂的部族之间纠纷的政治经验表明他不愧为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问题已然解决，翌日，举行盛大的会盟大典，会盟大典是以宴会形式进行。
会盟场所布置十分庄重。在御营外十步之遥搭起了皇帝的黄色大帐篷，坐北向南，御座设于帐内铺有华丽的毡毯的平台上。离御座十步远向南两侧，是紫红色的长帐篷，这是为参加会盟的大臣、蒙古王公而设的。正对御座有一帐篷，帐内桌上摆满了金器，瓷酒杯等用具。整个场地成长方形。在皇帝御帐两侧的长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食物。卤簿分两列排在御座之后直达御营内，其中有特意从北京带来的四只大象，装饰华丽，每侧二只与御马一起排列。八旗禁军佩带武器肃立，军官甲胄鲜明站在排头，旗手高擎不同色彩绣有金龙代表本旗的旗帜，迎风招展，旌旗猎猎。
五月二日，清晨，各级官员身着朝服，内外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俱列坐于左，喀尔喀等俱列坐于右，分七行，共六百六十三人，其余寨桑，护卫等俱环列而坐，喀尔喀总计近千人。哲卜尊丹巴、土谢图汗、扎萨克图汗弟策旺扎卜、车臣汗等四人坐于第一行。康熙着朝服到御营升坐，鼓乐齐鸣。喀尔喀王公贵族由理藩院官员和鸣理官引导，行三跪九叩礼，礼毕，康熙宣布宽免土谢图汗之罪，“皇帝准许土谢图汗使用汗衔，所以给他印鉴和所受权力的文件”161，将册文和汗印授予土谢图汗。康熙应允喀尔喀贵族“清照(内蒙)四十九旗一例编设”的请求，宣布“将尔等与朕四十九旗一例编设，其名号亦与四十九旗同”162。“照四十九旗编为旗队，给地安插”163。分喀尔喀为三十四旗164，下设参领、佐领，从行政建制上与内蒙各旗划一。并宣布实行清朝的封爵制度，革除蒙古贵族自成吉思汗以来实行的济农，诺颜等称号，分别封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在爵位上完成了“皆执臣礼”的等级序列，朝见典仪至此结束，“持续了约半小时”165，整个过程重实质性问题的处理因而十分紧凑。然后是赐宴，“总共不少于二百桌” 166。“皇帝陛下亲手把酒递给大喇嘛(哲卜尊丹巴)，然后三位喀尔喀亲王，再次给二十位主要台吉。他们都跪接酒，一手持杯，同时叩首。”167以示对他们特殊恩宠的感激。在宴会过程中，有各种杂技、木偶演出助兴，“喀尔喀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表演，他们非常惊异，绝大多数人都忘记了吃东西”168。气氛欢快融洽，兴会者尽欢而散，尤其是喀尔喀人更是如此。
五月三日，康熙再次召见哲卜尊丹巴、土谢图汗、策妄扎卜、车臣汗等共二十五人于纲城南门前赐宴。他说：“昨日虽已赐宴，朕复欲熟识尔等，故特召入。”命“各陈所欲言，尔等抒怀共语，以飨斯宴，勿因在朕前过于拘束也”169。康熙特意安排这次宴会，让与宴者无拘无束边吃边谈，是想在亲切的气氛中，给众人畅所欲言的机会，增进彼此情感，宴会长达三个多小时，在此期间“皇帝和喀尔喀亲王亲切交谈，特别和坐在皇帝旁边的大喇嘛亲切交谈”170。这种不拘于君臣之礼的“亲切交谈”，自然能收揽人心，从而使喀尔喀的来归能诚心实意拥戴清中央政府，为此康熙又给众人大量的赏赐。康熙优渥喀尔喀王公，果然效果裴然，土谢图汗、车臣汗等代表众说：“圣主如此深仁，臣等恨归顺之晚耳!惟愿圣寿万年，俾臣等仰沐洪恩，长享太平之福”171。他们匍匐于“圣主深仁”的“洪恩”之下而感激莫名，山呼万岁。在群情感动的时刻，康熙不失时机地宣布了又一项重要谕旨：喀尔喀必须恪遵清朝法纪。他说：“念尔等素无法纪，故颁定例，令尔等遵行。”172早在会盟之前，当喀尔喀人南奔进入内蒙之际，清政府已派人“明其法度，昭其典章”，制止喀尔喀“并无法度，不能约束，以强凌弱，自相劫夺”173的混乱无法局面。现在，皇帝莅临会盟，再一次庄严重申：“自今以往，尔等体朕爱养之恩各守法度，力行恭顺。……若违法妄行，则尔等生计既坏，且国法俱在，凡事必依所犯之法治罪”174。
按照康熙事前批准的会盟日程，下一步是举行盛大的阅兵，展示清王朝强大的军事力量，从而使喀尔喀人在感激“圣主深仁”、“皇恩浩荡”的同时，震慑于皇帝的权威和清王朝的军威。这是康熙恩威并施，刚柔相济所不可缺少的，其目的在于激励众人以必胜的信念去迎接下一步与噶尔丹的战斗。
五月初四，八旗劲旅全副武装排列于指定地区，等待康熙大阅。康熙身着戎装，头戴镶有貂皮的头盔，佩带跨刀和弓箭，由皇长子允禔、皇三子允祉陪同，在侍卫、武装的内务府官员簇拥下，乘马检阅部队。据随行的耶稣会士张诚统计，受检阅的“部队包括四千名骑射手，约两千名龙骑兵，一营有七至八百人的步兵和炮手四至五百人。此外，内务府官员和皇帝随从组成了一个七至八百人的马队，另外还有几支由北京都统指挥的全副武装的中队。全部总数共约九千至一万名骑兵和一千二百名步兵。”部队按八旗序列列队，“分列相距二十步远的两列，飘扬的军旗闪烁着金色及银色的龙，每行士兵都紧挨着，伸展长约十里。步兵营和炮兵营在行列中间，骑兵在两翼。炮兵拥有七十门铜炮，其中八门最大的炮镀有金色并饰以凸起的花纹，由红漆马车拉着，其余的放在小轮车上拉着。步兵里有五、六门臼炮”175。康熙乘马由行列之间通过检阅部队，然后登上一座小山包。这里安设有御帐，四周侍卫林立。康熙命喀尔喀王公来到帐前，站列于右，大臣、都统站列于左，演习随即开始。低沉雄浑的喇叭发出战斗号令，首先是步兵以作战队形徐徐前进，喇叭声止，队伍亦停，如此再而三，突然高昂的喇叭声大作，所有的部队奋勇冲击，万马奔腾，向着假想的敌人冲锋，“鸣角、众大呼前进，声动山谷。”这时枪炮齐射，声震大地。部队奔驰到康熙所在的附近，立即停止，很快整理好队形。整个过程显示了训练有素。演习完毕，“皇帝已下了马，在一种很亲切的态度中，把他的护胸和其他武器拿给喀尔喀亲王们观看，喀尔喀亲王们对于这种从未见过的武装感到十分惊异”176。炮兵进行了出色的打靶表演，康熙“下令向喀尔喀人显示火炮”177。被清军强大的军容所震慑的喀尔喀人，无不惕息。多伦诺尔草原上这次空前的大阅，是康熙亲自指挥的，“是日，上令八旗满洲，及汉军火器营，总兵官蔡元标下绿旗兵，排列火炮，皆上亲自指示”178。它显示了康熙将亲自统率清军歼灭噶尔丹的决心。
五月初五日，康熙巡视了喀尔喀营地，“察其穷困者赏以银币”，又调集大批牛羊赏给喀尔喀三十四旗贵族。康熙答应蒙古贵族“愿建寺以彰盛典”的请求，选择“川原平衍，水草渗溢”的上都牧场附近为建寺地址，因为这里距“诸部瀚沙龙堆之东西北者，道理至此亦适相中。”康熙题寺名为“汇宗寺”，据康熙自己解释，寺名的含义是指蒙古各部“恪守侯度，奔走来归，犹江汉朝宗于海”179，意即各部恪守屏藩，共同拥戴清中央，有如江河之归于大海。故乾隆在普宁寺碑文中写道：“昔我皇祖之定喀尔喀也，建汇宗寺于多伦，以一众志。”这就是说康熙在政治上妥善处理喀尔喀问题的同时，又充分利用蒙古部民笃信的喇嘛教，以收统一众心之效。康熙在其所撰写的《汇宗寺碑文》中说：“康熙庚午之秋，大宴赉于多伦诺尔，四十八家名王君长，世官贵族，糜不毕集，拜砀起舞，稽首踊跃”。反映了会盟成功后康熙十分得意的喜悦之情。
汇宗寺建成之后，由于喀尔喀蒙古原来集会朝拜的宗教中心厄尔德尼召(光显寺)被噶尔丹劫掠已夷为焦土，汇宗寺便成为寄居内蒙的喀尔喀人朝拜的宗教中心。在喀尔喀返回故土和库伦庆宁寺建成之前，哲卜尊丹巴在这里主持宗教活动，康熙也“或间岁一巡，诸部长于此会同述职”180。汇宗寺成为康熙在多伦驻留时召见蒙古王公的场所。
五月初六日，康熙起程回京，“他再一次单独会见大喇嘛(哲卜尊丹巴)，并建议保持其家族内部亲王间的和睦相处”181。将御用帐幕和用品赏赐给哲卜尊丹巴。喀尔喀王公贵族列队跪送皇帝车驾南旋，皇帝以极为和蔼的口吻与他们话别182。临行，康熙命定北将军瓦岱，护军统领马喇率兵赴土拉探听噶尔丹消息。
在多伦会盟过程中，康熙显示出一位杰出的封建君主的政治家风采和才能，通过令土谢图汗请罪，众议，赦免，先平息喀尔喀两翼的怨恨和纷争；又通过宴会、封爵、多次召见，大量赏赐，施恩于喀尔喀，建寺以尊崇其信仰；举行大阅，恩威并施，刚柔相济，推行清政府的各项制度；编设旗分，实行清朝的封爵制度和法律制度，完成了对喀尔喀行政体制的全面改革，依照内蒙的成规，重建喀尔喀蒙古的封建秩序，加强了中央集权，从而使清中央对喀尔喀蒙古的统治制度化，这就是大学士伊桑阿军所说：“(喀尔喀)今仰戴天威，感怀帝德，咸倾心臣服，愿列藩属”183。喀尔喀臣属关系的制度化与行政建制的完善，是康熙完成国家统一大业过程的又一重要历史业绩。
十一 康熙诱歼噶尔丹之计未能实现
身经百战，横行无忌的噶尔丹，血洗喀尔喀是其一生战绩发展的顶点，乌尔河击败清理藩驻尚书阿尔尼，又败安北大将军常宁更使他不可一世，然而乌兰布通一战的惨败，却是其一生政治军事生涯的转折点，乌兰布通战后噶尔丹逃回科布多，虽然有了喘息之机，休养生息，以图东山再起，似其处境以及在厄鲁特蒙古中的威望，已远不能与昔日同日而语。其侄策妄阿布坦乘其东进入据伊犁，并偷袭科布多，使噶尔丹不能回归故土，噶尔丹说：“未归之前，凡所留辎重，俱被策妄阿拉布坦劫去，诸物无存”184。清政府也不时收到“噶尔丹属裔，牛羊已尽，捕鱼为生”，“在乌郎乌耕种”，依靠收取哈密回族赋税存活的奏报185。尤其是居于甘肃汛界外的厄鲁特各部，在噶尔丹被重创之后，“厄鲁特大半，附策妄阿喇布坦”186，叛噶尔丹而投附其侄，即使是在噶尔丹的直属人中，也有怨言者，康熙在给噶尔丹的敕谕中指出：“尔前者败于乌兰布通之时，汝属之人，皆惊惧而谤尔”187。可见，乌兰布通一战，噶尔丹叱吒风云的形象，在其部属中已经黯然失色了。鉴于此，康熙曾希望噶尔丹能释兵归降，多次颂赐谕旨，晓以利害，甚至给以赏赐，济其穷困，谕其来归，噶尔丹非但不从命，反而要求康熙将南来的喀尔喀人，遣回故土。其部又于哈密杀害清廷派往策妄阿拉布坦的使者马迪一行。为了与清政府对抗，噶尔丹进一步与俄国勾结，乞援于俄罗斯，一面又在内蒙阴谋进行策反，并经常出兵骚扰劫掠喀尔喀蒙古地区。
康熙二十九年，当噶尔丹进军内蒙时具派往伊尔库次克和尼布楚请求俄国出兵“并肩作战”的特使达尔汉寨桑，在会见俄国全权大使戈洛文时，根据噶尔丹的训令，向戈洛文表示，愿意将雅克萨“这片土地让给(沙皇)陛下”188。企图以出卖《尼布楚条约》明确规定的中国领土雅克萨来换取俄国的军事支援。乌兰布通战后，噶尔丹处境大不如前，更急于求得俄国的援助，与俄国的关系表现出具有乞求的投靠性质。康熙三十年(1691年)以后，噶尔丹多次派出使节携带致沙皇的信件到伊尔库次克、尼布楚、莫斯科进行活动。1691年，俄国波尔斯克行政长官派马特维·尤金赴科布多噶尔丹处，与噶尔丹多次长谈。噶尔丹在致沙皇的信函中乞求道：“我等与陛下一向是具有同一事业的兄弟，友好亲善。蒙古乃陛下和我等之敌人。为了贵我双方事业的成功，敬请陛下就兵员、火药、弹铅和大炮等等一切作战所需，给予至善的谕旨。”189同时这就说明，噶尔丹“誓不犯中华皇帝属下喀尔喀，以及民众”190的誓言，完全是欺人之淡，而是希望在
获得俄国人更大的军事支援之后，再发动大规模进攻，因此，对喀尔喀地区日益频繁地进行骚扰。
噶尔丹表面不采取对清廷表示恭顺的策略，一面声称不敢有违康熙的谕旨，一面又以进贡为名，自康熙三十年后，每年派出大量人员进关，有时至千人，“阳为修好，潜留人为细作，各处窥探”191。且沿途制造事端；并向康熙无理要求将喀尔喀“发回七旗故土”192。对噶尔丹所遣奸细，凡清政府捕获者，奉旨就地正法193。尤其严重的是，噶尔丹处心积虑打着扶持喇嘛教的名义派“厄尔德尼绰尔济、色尔登额尔克白克等，挟噶尔丹书札，散布内属蒙古”194，阴谋进行策反活动。康熙获知其阴谋，特颁敕噶尔丹，指出其“阳奉阴违，狡诈百出。”蒙古各部“虽极隐密之事，必来奏闻，无敢欺蔽。今尔所遣贡使人，持尔书来，与朕属下蒙古，告以尔语，皆以奏闻于朕，朕书知之矣。此等谲诈，止自欺取祸而已，何能欺人!且朕属下蒙古，皆世受豢养厚恩，岂能负朕而堕汝计乎”195?康熙指明噶尔丹的阴谋必不能得逞，且是自己取祸之道。然而，决心叛而不服的噶尔丹，尽管遭此当头棒喝，非但毫无收敛之意，且变本加厉施展其阴谋。他把策反的主要对象，一心倾注在科尔沁土谢图亲王沙津和达尔汉亲王班第身上。科尔沁部自清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时已归附后金，与清皇室联姻，在蒙古各部中地位显赫，而且军力雄厚，噶尔丹倘能得志，势必动摇内蒙全局。其时，人言汹汹，皆谓科尔沁亲王沙津和达尔汉亲王斑第叛清与噶尔丹暗中往来。起因是，乌兰布通之战噶尔丹狼狈奔逃，过内大臣苏尔达与沙津，班第军营，苏尔达奉大将军福全之命勿击，但苏尔达欲阻其逃奔，于是与沙津、班第共商遣阿喇善属下人鄂漆尔等令止噶尔丹。由于沙津、班第遣人往会噶尔丹，“于是众皆疑科尔沁已附噶尔丹。”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也从鄂尔罗斯台吉等人处闻知有关二人的流言，“亦疑科尔沁，密奏其有异心”196。康熙因科尔沁与清皇亲关系密切，断定必无其事，全然不疑。康熙三十一年(1693年)十一月，有沙津属下人乌喇佐领毕立克图者，往厄鲁特途中，遇噶尔丹使人济尔哈郎格隆。济尔哈郎得知毕立克图是沙津亲信，即设宴款待，交给他书信一封，转致沙津，并要毕立克图于佛像前设誓，决不外泄，又送毕立克图厚礼。毕立克图将其事向康熙密首。康熙得到噶尔丹致沙津的书信，留中，命令保密，不得宣露，决定将计就计，通过沙律诱歼噶尔丹，于是遣内阁学士西拉，往召沙律来京，亲自主持其事，不令其他人知晓这一设计。沙津奉命，星夜来京，被召入大内。康熙对他说明众人疑其有二心的原委，如今毕立克图又以噶尔丹之书密首，但“朕思尔科尔沁，自太祖太宗时归附，世世职贡，相为婣亲，历有年所，尔必无此意，朕略无所疑”197。“果有所疑，亦不如是显然宣谕尔等矣”198。康熙开诚布公表示对沙津的信任，使沙津深为感动，免冠叩首，对曰：“臣世受隆恩，断无依附噶尔丹之理”。“愿效死以图报圣恩之高厚”199，并说明前者遣鄂漆尔赴噶尔丹营，果有其事，本意是“欲引诱噶尔丹”，不使其逃逸。康熙因而密谕沙津，仍遣鄂漆尔为使去噶尔丹处，表示叛服，“诱噶尔丹至近地可也”200。以便一举歼之。然而，康熙的设计并未实现，原因是狡诈的噶尔丹新败之后，实力大损，元气未复，不敢轻举，其策反目的在于争取同盟者。清廷旋得奏报“厄鲁特噶尔丹，无所得食，困迫已极，仰食于所属番人，而有来哈密之信”201。飘忽不定的噶尔丹已转向西北。康熙立即下令布署宁夏、甘肃一线防务。康熙三十二年三月，康熙任命郎坦为昭武将军，督大军往甘肃驻防，谕曰：“近闻噶尔丹乏食，有来哈密就食之信。哈密去甘肃诸边甚近，不可不预为之备”202。凡军机大事，郎坦与西安将军博齐，宁夏提督孙恩克商议而行。
九月，郎坦制订了一个于来年春天，清军“直临科布多”袭击噶丹的作战计划上奏，康熙十分重视，命护军统领苏丹等赴郎坦军前，与博齐，孙恩克等详议可进与否，众议暂不进军，先派人“不时远探消息”203。由于原驻归化城的安北将军郎坦已授昭武将军驻甘肃、康熙命领侍卫内大臣费扬古为安北将军驻归化城，这样，前后两次歼灭噶尔丹的计划均未能付诸实施。
康熙三十四年以后，噶尔丹侵扰日益频繁，喀尔喀克鲁伦河，土拉地区时传警报，康熙命黑龙江将萨布索于呼伦贝尔(克鲁伦河下游)东南之索岳尔济山一线预备，调集盛京、墨尔根、乌拉三处之兵，有警可及时出击，沿途设驿站。命都统诺穆图总统汉军火器营预备出征。康熙调兵遣将，准备第二次亲征噶尔丹，特别是考虑到决胜于千里草原，骑兵尤其重要，“故发帑金，以资购买”204马匹，以加强八旗劲旅。八月，康熙出巡口外，到木兰围场行猎。此时，噶尔丹有来克鲁伦的消息传来，康熙决定再一次通过沙津诱噶尔丹前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加以歼灭。沙津被召入行宫，康熙密谕曰：
噶尔丹为人极其狡猾，朕欲发大兵往征，恐彼闻风远遁，及至撤兵，彼又复来，扰尔蒙古。今毕立克图获噶尔丹遗尔书内， 既有乞尔遣人于彼之语，汝可藉此遣人语噶尔丹云：“我科尔沁十旗，俱已附尔矣，尔可前来，我等当从此地接应。”以此说之，诱至近地。于时朕亲统大军，风驰电掣，彼不及远遁，断可灭矣。尔可仍前所差鄂齐尔再往，诱噶尔丹至近地205。
康熙苦心筹划诱歼噶尔丹，命侍郎西喇与沙津前往“密授鄂齐尔说噶尔丹之计”206，鄂齐尔衔命再次“往与噶尔丹约”207，然而，“噶尔丹生性狡黠，久习战斗，见易则进，知难而退，往来飘忽，踪迹无常，诚非一朝系颈制命之寇也”208。噶尔丹堪称劲敌，智勇俱备，长期的实战经验，他决不会轻就死地。康熙认识到要制强敌于死命，势必将在千里草原决战。
十二 清廷决策分路合击噶尔丹
噶尔丹进退有度，往来飘忽，踪迹无常，很难捕捉战机，康熙“时厪于怀，早夜筹所以图噶尔丹之策”209。为了集思广益，让作战将领各抒己见，九月，康熙命八旗武职大臣官员各陈所见，谕曰：
噶尔丹侵扰外藩，去来无定，备师剿寇应当熟筹。著八旗、满洲、蒙古、汉军都统以下，阿达哈哈番，参领以上各官，于各旗聚议，噶尔丹如何剿除，我兵如何设备?议定，由本旗奏陈，苟言有可采，朕即允行。210
同时，清政府不断派出人员侦察噶尔丹消息。康熙本人尤其重视对敌情的了解，他说：“噶尔丹侵扰边疆之事，日厪朕怀，故凡一切遣使，及素所往来之人，不惮咨问”211。因而及时掌握噶尔丹兵力及其动向，可是，众议时带兵将领畏难于远涉大漠作战，主张噶尔丹南来时一战，“此时议当征讨者，举朝不过三四人。”康熙严加申斥，说：“大臣官员，逻巡退缩，无意自效，但云俟彼来前，可与一战。若远在克鲁伦，必待塞草萌发方可前行”212。康熙指出：前已命沙津噶尔丹至近地，由于乌兰布通的教训，“谅其创痛之余，不复再至”，因而，俟噶尔丹南来一战的方案断不可行。鉴于将帅之畏难惧怯，康熙说：“是以朕深咎之。风寒雨雪，皆所不辞；习于战斗之劲寇，亦所不避，决计亲征”213，皇帝甘冒锋镝。时噶尔丹在巴颜乌兰，王大臣和诸将领奉命：“公同筹划，作何进退，其详议之”214。经过再一次议论，取得了一致的认识，认为“今宜遣发师徒，一举殄灭，康熙远涉大漠与噶尔丹决战的战略决策，最后决定下来。按照这一决策，清政府各部门积极进行准备，“秣兵厉马，教营伍，练攻战，激励将士，申明赏罚”215，考虑到长途奔袭，如何保持战马健壮特别重要，对此作了细致的安排，同时调蒙古兵两路分防噶尔丹，清军主力集中整备出征。十一月，将军费扬古建议，由其率右卫兵于青草萌发之时突袭噶尔丹所在地巴颜乌兰。议政大臣会议，应如所请，将所调兵及战马，子母炮等所需作战物资，送发费扬古军前。奏上，康熙反复思维，认为此举关系重大，以一旅孤军制强敌于死命甚难，决定三路大军进剿噶尔丹，实施大范围的战略包围，使噶尔丹无法逃逸，然后合击歼之。康熙命令：“我大军进剿噶尔丹，宜分为三路。”东路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盛京、宁古塔及黑龙江兵，并科尔沁兵，沿克鲁伦河进剿。西路由抚远大将军，领侍卫内大臣伯费扬古率领；西路又一军由振武将军孙思克率领，由宁夏北上，断噶尔丹西归之路。两路总辖于费扬古，费扬古由归化城进剿。康熙亲率中路大军直袭克鲁伦河。同时命令蒙古各部“务厉兵秣马以待”，准备随大军出征。
正当清军积极准备出征之际，有噶尔丹下属阿穆胡郎等四人由巴颜乌兰来降。康熙命议政大臣详询，进一步获得了有关噶尔丹的可靠情报。噶尔丹于八月至克鲁伦河，命其大将阿拉卜滩台吉、丹济刺、丹津俄木布等分三路，各领兵三千渡克鲁伦河大肆劫掠喀尔喀，后会于巴颜乌兰“遂合家环居其地，作度冬计”216。清政府所派探子，在此之前曾在拖诺地方，“立山岗远望”，见噶尔丹营地，“殆三十里，营内巡警之人，皆歌笑巡行。”第二天行军时，头队辎重黎明动身，其尾队至日昃后方毕，“大约人马行踪二万有余”，而百战之兵约六千人，当然，临阵之时，除老弱妇孺外，皆为战士。康熙确知噶尔丹在巴颜乌兰过冬后，又闻“噶尔丹欲举兵内入”217，因路远而止，于是命各路军确定起程日期。左都御史于成龙、督捕侍郎李钢、大理寺卿于成龙，督运中路军粮；光禄寺卿辛保、内阁侍读学士范承烈，督运西路军粮。西路军共约八千五百人，合官兵厮役，共计二万四千余人。护军鸟枪兵，每人马四匹，役夫一名，共计马数万匹；东路军九千人，合官兵厮役三万二千九百余人。官兵皆自带八十日口粮。发内帑金六万，命于成龙督造运粮车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督运大臣于十一月隆冬季节首先北发，范承烈《北征督运图》题记云：“诸臣恭请训辞后，不及私家，即日就道。于是冰雪载尘，寒风凛冽，然军容整肃，士气百倍，足令敌忾而致胜焉。亲朋设祖帐广宁门外，一一别去子侄，送者亦遣归，马首遂西”218。
十一月二十日，康熙于南苑大阅誓师，颁敕严肃军纪。是日，南苑西红门旷地上，八旗官兵枪炮排列为三队，两翼设立应援兵，“军兵众多，不见涯际，器械鲜整，旌旗蔽天”219，在寒风中猎猎有声，耀日争辉。辰时，康熙率皇太子及诸皇子，俱戎装擐甲，张黄盖，由内大臣、侍卫、大学士、兵部大臣护从，众人俱擐甲，其后是豹尾枪侍卫和大纛，上三旗侍卫全副武装随后拥护。康熙遍阅八旗兵阵及火器营军容后，立马观看针对噶尔丹的野战操演。清军总结乌兰布通之战的经验，制订了新的战术，在号角的指挥下，首先是步兵举鹿角护送大炮齐进，以防敌军骑兵冲击，鸣金则止，齐发枪炮；如此共九进，至第十次，连发大炮轰击，火器营马步军同时不间断地循环连发鸟枪，经此排击之后，各队抬开鹿角为一门，后二队马兵依列而出，于鹿角前列队整齐，闻号令大举突进，冲向遭枪炮排击后的敌军，鸣金收兵。这时，殿后军兵立即护后而立，冲锋者整队徐行。这是适应在辽阔的草原上野战的战术。清军总结了乌兰布通实战经验，认为“军器之中，无猛于鸟枪火炮者，其势甚烈，其力甚大，诚战阵之利器也。于是建立火器营，“三十一年，以前征准噶尔时火铳便利，立火器营。朝鲜国王进乌铳三千杆。诏永免朝鲜黄金及兰青红木棉等贡”220。康熙尤其重视火器大炮，所谓“皇上深念剿灭噶尔丹，当以火器为要，特广设枪炮，别建一营，不时训练”221。每旗增设鸟枪大臣统率管理。除鸟枪大炮外，清军还装备有火箭222。操演过程充分显示了队伍训练有素和火器的威力，康熙深为满意，问诸将曰：“尔等遇敌，欺战之状，亦如是乎?”众答曰：“虽大略如此，而无此整肃”223。厄鲁特降人阿穆胡郎等，见此阵势，骇甚，股慄不已。
康熙于军前谕勉众官兵：
今噶尔丹，游魂假息于喀尔喀左近，肆行穷掠，朕欲一举立殄，……是师之举，与昔不同，兹尔将卒以下，厮役以上，各当勉力224。
谕毕，康熙驰骋校射，豪气风发，连连中的，大小臣工叩颂“皇上武略绝伦，天纵神奇”。这次大阅誓师，大大鼓舞了士气，官兵“感激奋勇，百倍于常”225，“但愿幸遇敌冠，寸磔噶尔丹，以报我皇上之恩”226。三军同仇敌忾，人心请战，身为最高统帅的康熙，深谙兵心士气乃克敌制胜之本，因而大为振奋，对内大臣国舅佟国维说：“行军以得人心为要，众心悦，则诚为大快矣”227!
康熙三十五年正月，康熙命西路军统师抚远大将军领侍卫内大臣伯费扬古由归化城(呼和浩特)来京，商议进军有关事宜后返回驻地。西路军由于道远，二月十八日由归化城起行，由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率领；又命将军孙思克率甘肃、宁夏、西安兵，于二月二十日由宁夏起程，从西路进剿，遮断噶尔丹逃往俄国色棱格斯克之路。东路大军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领盛京、乌拉、黑龙江兵，沿克鲁伦河进剿；东路军路途较近，定于四月初六起行，中旬与中路大军会于克鲁伦河。
十三 康熙亲率中路大军直趋克鲁伦河
康熙三十五年二月三十日，分遣国舅佟国维等告祭于天、地、宗庙、社稷、太岁坛，康熙诣堂子行礼，排列仪仗祭旗纛，亲率中路大军起行。由安定门大街，出德胜门，八旗按序列依次排列出征，留京官员朝服跪送，鸣炮起程，出独石口，内大臣公福善率中路军另一支出古北口，会于揆宿布喇克地方。事前规划已定，中、西两路大军克期于四月下旬会于土拉。是时如噶尔丹距西路较近，必待中路军至后夹击，反之，亦然。此次出征，集中了清军所有的精兵悍将。中路大军共二十九营，皇三子允祉、皇四子胤禛(雍正)、皇五子允祺、皇七子允祐各主一大营，皇长子允禔随驾。皇太子允礽留守。康熙兄裕亲王福全，其弟恭亲王常宁，简亲王雅布、以及内大臣、侍卫、各旗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俱从征，阵容空前强大。中路军兵众多，分为两支，一出独石口，一出古北口。康熙严格规定了行军纪律和秩序，御营居中，“按队伍前进，不得分散错乱”，各营队相距一、二日程。其时，虽已初春，然塞外大风时作，风云载途，行军十分艰苦。康熙身为表率，未曙即起，“每日一餐，凌晨即撤营就道”228，而军士尚有在营中眠食者。康熙尤其能体贴下情，“上自出京，常以休息士马为念”，每每亲见驮载行李的辎重先发，然后起行，至前方驻地，军兵“行李已毕至矣，于是士马大得苏息。”又令于行军途中，免去常规礼节，谕曰：“朕每日常于野次暂坐，若于朕前过者，俱勿下马”229。遇上风雪交加时，如果军士尚未安营，康熙则“雨服露立，俟众军士结营毕，始入行宫；营中皆炊，然后进膳”230。侍臣以天寒雪大，清入行宫，康熙说：“军士未尽安，朕何忍就帐房以自逸”231。这些记载，并非溢美之辞，随行的耶稣会士法国人张诚是目睹者，他写道，雨雪中行军于傍晚到驻营地时，“皇帝下了马，按照习惯，不进入为他准备的小帐篷里，而是在雨中和皇子们以及其他所有的人站在一起，直到士兵们的帐篷在预定地点全都建起。然后，他又极端仔细地保养牲畜”232。人马众多，车载军粮远涉大漠，困难极大，“砂碛之地，朕(康熙)亲身与诸皇子诸大臣，帮车使过”233，为了节省口粮，康熙命令日食一餐，且自己身体力行，张诚说：“在皇帝的命令下我们又开始每日一餐，皇帝也亲自示范。”“虽然皇帝的儿子年纪幼小，他们都遵守每天一餐的命令，看来他们也乐于这样做”234。康熙以帝王之尊，忍饥挨饿，一任风吹雨淋，与士卒共甘苦，虽年幼皇子也不稍顾，治军如此，将士自然感服，愿效死命。也有极少数人不能忍受艰苦的行军，“有一虾(侍卫)原为皇帝的牧马官，因感到无力继续旅行而自杀。”对畏难不前者，虽死也不宽恕，“皇帝命令将其所有行李、马匹、骆驼及家奴分配给皇上随从中之牧马者，其财产充公，将其尸体抛弃于露天，以做效尤”235。
费扬古三月十九日奏称，西路军最初行军较顺利，四月初三日可至翁金，二十四日可至土拉，二十七日可至噶尔丹驻地巴颜乌兰。然而，西路军却因雨雪所阻，“断不能于二十四日前至土拉。”康熙一面命费扬古调整到达土拉的时间再奏，一面命中路军速进。为了侦探噶尔丹消息。康熙命令在原来已有的人员外，新拨七十人，配备快马，及时分批前往侦探，及时奏闻。侦探人员不断奏报，噶尔丹确在土拉河上游。护军参领车克楚“夜行昼伏，相机侦探。”于四月十三日回奏，于伊札尔厄尔几纳地方，见噶尔丹行踪；又遇科尔沁土谢图亲王沙津遣往噶尔丹处的俄七里等十五人，获知惊人的消息。噶尔丹对俄七里等云：“今领俄罗斯炮手鸟枪兵六万，再俟俄罗斯兵六万至，即顺克鲁伦河而下，直抵科尔沁，致尔二王(沙津、斑第)，著即为内应。”236车克楚等急速返回奏闻。这一消息，在大臣中引起了相当的恐慌。康熙却十分镇静，并未因有噶尔丹借兵俄罗斯的传言而动摇歼彼的决心。康熙将噶尔丹向克鲁伦河进发的动向通知费扬古，指出：“如此则噶尔丹与中路军相近，中路军将战而胜之”，然后“此贼最为狡诈，溃退时，未必退回土拉”，康熙筹度战局，苦思不致使噶尔丹逃脱之策。他估计噶尔丹可能渡克鲁伦河，奔色棱格斯克，投靠俄国；或者绕乌颜巴兰之后逃遁，而西路军将不会与敌相遇。于是“皇帝在半夜召集会议，派出快差，紧急通知行进予我们(张诚自称)西边的另外两个军的统帅，命令他们一个军由后路压向敌人，另一个军封锁敌军一切逃路”237。康熙对噶尔丹借俄罗斯兵六万毫不在意，决意歼此劲敌，不使其脱逃。他说：“朕深切忧虑，特遣人谕大将军费扬古，细访彼处地方，凡贼可以脱逃之路，加意堵截，勿以其顺(克鲁伦)河而下，遂轻视之，为此特谕。”238然而，不巧的是，西路军途遇风暴雨雪，行军滞迟，且与中路军的联系中断了一个月。其时中路军仍按费扬古三月十九日奏报前行，即西路军将于四月二十七日至噶尔丹驻地乌颜巴兰。
四月二十一日，康熙方收到费扬古的奏疏，说明途中因雨雪受阻，军粮不继，道路泥泞，神威等重炮只得留于喀伦，以便轻装前进，即使如此，五月三日方能至土拉，二十七日至巴颜乌兰，比前奏日期推迟一月。西路孙思克一军，更为狼狈，三月二十，二十一日，遇“飚风雨昼夜，二十二日大风一昼夜，寒威凛冽，俨若隆冬，马匹既馁且冻，倒毙甚多，自此疲弱不行，沿途日见丢弃”239。而军粮又不继。孙思克一军将卒厮役二万余人，于荒漠之中面临如此困境，前途尚远，孙老将军忧心如焚，集诸将会议，曰：“此去彝巢尚远，我兵粮米不继，不但临敌制胜偈能有济，行且深入不毛，悉归于尽矣”240。疲困之师面临未遇敌即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孙思克毅然决定由七千兵中挑选精壮者二千人前往，其余遣归。诸将以未奉君命回师且二千人太少为难孙思克曰：“兵在精而不在多，吾二千人足以破敌。倘朝廷加罪于我，我自当之。且吾与其悉作饿殍而鬼异域也，吾宁以一身之诛戮而博数千子弟以生还，我之愿也。”全军感奋痛哭流涕，跪请同往，纵饥饿而死，亦当心甘。孙思克含泪劝慰曰：“尔等皆我平昔所练之士，谁非捐躯报国之人，但到此马罢(疲)粮尽无可奈何之地，不得不令尔等归尔”241。于是率二千人驰往翁金与费扬古合，一面具疏自罪以闻。康熙知其遇暴风，行军艰难，批准所请。
由于西路军迟到，中路军便突前了，且距敌日近，这一事先未料到的变化，使原定两军会合的计划不能实现，形势陡然紧张。而噶尔丹借俄罗斯兵六万，要沙津、斑弟为内应，甚至扬言：“若他们能打败满洲人，他们将直接进军北京，若他们征服了皇朝，他们将伙分地盘”242的消息更增加了大臣们的惊恐不安，“内大臣索额图、大学士伊桑阿等大惊”243。众人入奏，请“圣驾徐还，只令西路兵进剿”。康熙大为震怒，召佟国维等入行幄，严加训斥，言词慷慨，至于泪下，他说：
朕以噶尔丹侵扰喀尔喀及外藩蒙古，此番秣马励兵，整军运饷，分路进剿，曲尽筹画，告祭天地、宗庙、社稷，务期剿灭噶尔丹，而后出兵。自兵丁以至厮役，无不思灭噶尔丹者，而大臣内有怯懦不实心勇往向前之人。……朕惟一意前进，以剿灭噶尔丹为念。况尔大臣俱系情愿效力，告请从军之人，乃不奋勇前往，逡巡退后，朕必诛之。不知索额图、伊桑阿等视朕为何如人?我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亲行仗剑，以建丕基。朕不法祖行事可乎?指顾问，尔丹可擒可灭，既至此地，而效妇人怯懦退缩乎?
且大将军费扬古兵，与朕军约期夹击，今朕军失约即还则西路之兵，不可问矣!将何如还至京城，何以昭告天地宗社乎244?
康熙激愤怒甚，涕泪满面，诸大臣慑耳不已，免冠叩首，恳请息怒，说：“臣等真怯懦妄奏，死无地矣。”康熙始稍解。然而，中路军下一步如何行动，康熙对此却十分慎重，决定将西路军延迟情况向大臣将领说明，听取众人对中路军如何行动的意见。于是命传集前后营诸王、皇子、内大臣、前锋统领、护军统军、副都统以上人员至御营，谕曰：“前因大将军费扬古奏称四月二十四日可至土拉，二十七日可至乌颜巴兰，故整齐中路大兵，已逼近敌所。今大将费扬古等途中阻滞，久不启奏，顷忽具奏更改日期。现今朕所统之兵，既已临近噶尔丹，勿庸等待费扬古之兵，欲即行前进”245。命众人讨论。据耶稣会士张诚记载，实际上是“举行了大型战前会议。”议论的结果，意见不一，有三种方案：“一些人主张立即火速前进，以便在粮草耗尽之前，向敌人进攻。”这主要是大营皇三子允祉及将领的主张；另一些人“建议先选定有水草之地，在那里安营，等到后续部队到来。”这主要是议政王大臣和多数皇子的意见。他们认为“皇上亲帅征讨，苟非万全，所关非细。费扬古所奏，展期十余日，宜少待之。”第三种意见是，“减慢向克鲁伦河的进军，每隔一天休息”，等待粮草的到来246。康熙“仔细研究了他们的书面意见之后，决定听取对此事的辩论。后来他说这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这三种不同的意见，“未向前方和后方的亲王和大人们提出之前，不作任何决定”247。前后各营诸王大臣意见，也是“众见不一，有言即宜进剿者；有言原议两路之兵，约会前进，所关重大者，应少缓我师(中路军)，以观局势。”康熙说：“朕再四筹度，未能适当其可，姑稍为相机徐行”248。这也是多数大臣将领的意见。传教士张诚记述说：“我们停下来使驮畜休息，皇帝决定等待另外两支军队指挥费扬古、孙思克到来，然后向敌人进攻。”249康熙原来所拟定的作战方案是，费扬古、孙思克分别指向西北、东北，截其退路，又命萨布萨一军遏其沿克鲁伦河东进之路；中路军直抵克鲁伦河，与西路军夹击，将噶尔丹歼灭于该地区。这一作战方案，其前提是在费扬古西路军未到达之前，不使噶尔丹得知康熙亲征，“闻风逃窜”。本来，中路军贵在神速以收突击效果，康熙曾指出：“朕熟计噶尔丹情形久矣。噶尔丹之心，必以为当今春令，正马匹羸瘦之际，此路既无水草，沙碛瀚海，又其难行，大兵势不能到。至于朕躬亲来，彼万难料及”250 。因此，中路军制敌之机在噶尔丹未曾料及。而今，中路军距敌已近，约五日程，难免不被噶尔丹觉察，康熙决定至拖陵时，遣使噶尔丹羁縻之，不使其逸去，以待西路军。时康熙已至西巴尔台，探明噶尔丹在塔尔济尔吉。清军又捕获噶尔丹部属二人，他们是为追遂野驴远离大队至清营附近的。康熙亲自审问二人，俘掳说噶尔丹在土拉与克鲁伦河之间，有二万余人，有充足的马和骆驼，不乏给养，“他们若受到攻击，就要决心战斗。”但是对中路军的到来并不清楚”251。敌人给养充足，兵强马壮，这对经过长途跋涉的清军来说自然是增加了困难。此时西路军奏报至，消息令人担忧。费扬古陈述了沿途遇到的困难，粮食不继，马匹倒毙甚多，噶尔丹又将布特克地方往前十余程之牧草，尽行燔烧，清军为了急速前进只带有一万余人的军队，其余都已留在后方。孙思克一军赶来与费扬古相会者，仅二千人，主要是绿旗兵，已不能单独一军行动，决定二军合而为一。西路军兵力大为减弱。康熙命举行会议，大营“开会议论了一上午”。前后营大臣，将军颇有忧色，“皆以西二路兵，今归一路，甚为劳苦。若噶尔丹人众马健，则深为可虑。且科尔沁沙津王之俄七里，曾有俄罗斯兵六万人之语，关系非轻，因稍有瞻顾”252。临敌在即，统兵将领有所瞻顾，乃兵家之大忌。身为统帅的康熙深知坚定众人必胜信念的重要，召集议政王大臣，指出西路军虽劳困，而中路军甚盛。谕曰：
朕所统大军，不劳而至，人逸马肥，不但满汉官兵，即仆从无一人不到者。以此精锐，人有死志，寇虽十万，朕将用策，亲御以击之253。
这就是说，面对兵强马壮的劲敌，即使再有俄罗斯兵六万，康熙也决心亲自指挥中路军战胜敌人。同时命令于成龙赶运军粮，以便接济西路军。
五月初一日，康熙至拖陵，与前锋部队会合，已逼近噶尔丹，驻地一派临战紧张气氛。康熙发布了一系列命令：将星夜驰运到的米粮补给军队；加强对马匹的防护，将病弱马匹留下；御营内增设宿卫，设环营，领侍卫内大臣，护军统领分班昼夜巡察。谕行在兵部：“今已逼近噶尔丹，若遇敌交战时，副将以下，至兵众人等，有退怯违令者，着该总兵正法以闻。”254又命内大臣公长泰遵照旨谕所授，绘制作战阵图进呈，鹿角，火器，马步兵，头队，二队俱按旗分，“阵势著分张排列”，摆开大规模决战的阵势。康熙在仔细阅看阵图之后，命令“照此遵行”。同时，遣多禅、阿必达等率兵二百人，携带敕书赐物使于噶尔丹，以羁縻之，不使其闻风而遁。敕谕噶尔丹曰：“朕乃不忍生灵横被锋镝，是以抒诚遣使，朕与尔等见面定议”，“五日内，遣尔使偕我使来覆”255。布署已毕，五月五日，康熙率队向克鲁伦河挺进。初六日，至枯库车尔地方，距克鲁伦河约百里，傍晚，中路军拟驻营，突有两骑自克鲁伦河方向急驰而来，乃一等侍卫喀瓦尔达，他是护送多禅往噶尔丹者，奏言：多禅，阿必达一行于当日(六日)晨在克鲁伦河畔遭到噶尔丹的大将丹济拉一千余厄鲁特兵击袭， “他们用步枪打伤三、四名放马仆人，”“抢去共约四百匹马”，向使臣发起进攻，“双方各伤数人。”多禅等命侍读学士殷扎纳前去喊话，说：“我等系圣朝使臣，不得无礼，”并告以“皇上亲来”。多禅距此不过约一百里。大将军费扬古亦从土拉而来。“丹济拉大骇失声，遂领敕书，收兵急去。”告知噶尔丹，“厄鲁特汗正率领其主力部队驻于距他们三、四十里远处”256。中路军原拟驻枯库车尔，在确知噶尔丹所在后，康熙命令翌日(初七)，摆开战斗队形向克鲁伦河急进，“上(康熙)躬率前锋兵在前”，大兵分列队伍，“绿旗居中，汉军火器营排列两旁，“诸军鳞次翼张而进，兵威之盛，弥山遍野，不见涯际，整齐严密，肃然无声”257；“盔甲炬赫，士率奋勇，旌旗辉耀，掩映山川”258。途中侦探来报，有噶尔丹所遣细作数人前来潜窥清军，清军侦察人员追遂未获，康熙笑曰：“何必追遂，往报，亦足以破噶尔丹之胆也”259。当日，康熙进至燕图库列图驻跸，此地原有水洼均已枯竭，清军乏水，向导惶惧，康熙亦甚忧虑，因步兵已行五十余里，前距克鲁伦河尚有四十余里。“无水之地，若遇贼，如何可战。”康熙及时派出一支部队掩护大兵侧翼，“若有警，则一面交战，一面奏闻。”是日，遣使噶尔丹处的阿必达返回，奏言噶尔丹已知康熙亲自统兵前来，但诡称噶尔丹不在克鲁伦河，尚在土拉(阿必达被人看守，未见到噶尔丹)，请缓进兵，勿渡克鲁伦河，若“必欲穷追之，则我亦能抗拒”260。康熙明白答复，来日必至克鲁伦河，始可缓兵。由于噶尔丹以战争相威胁，清军的前卫在西面二十里处放哨时，又发现对面山上几支敌军人马，以为是敌人的前哨部队。“从一小山顶上，皇帝用望远镜从三十至四十里之外发现敌人的两支队伍。”261形势十分紧张，康熙命令曰暮前不准安营，马不离鞍，以防敌人突袭。入夜，清军始扎营，而掘壕尚未完毕，康熙亲自巡视，甚以为虑，一一指示防卫。康熙“令皇长子胤禔，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彻夜巡视。”他本人及诸臣、侍卫、军士，俱身擐甲胄，营内尽撤去帐房，御用行幄幔城俱不设，各处皆伏兵，空壁以待之，直至天明，当晚清军哨兵与敌人哨兵：“相对而驻”262。康熙深知噶尔丹乃凶悍善战之人，且足智多谋，狂飚风驰而击，是其所长。故近敌之后，他的心情也是十分紧张，深恐遭遇不测，苦心焦思，以策万全。康熙在给留守的皇太子允礽的信中说：近敌以来，“将士志气，与在京同，其奋勇情状，未能备述。朕之心思，则非如在京时矣。事体重大。期出万全，非可苟图侥幸，故既殚心力，复默祷苍天以行之耳”263!他时时默默祈祷，求上天保祐。康熙事必躬亲，凡侦探斥堠，遣派人员，“一一书示，不胜其烦，”也不敢稍有疏忽懈怠。他在给皇太子的信中说自己操劳辛苦，“旋师之日面言之”264。大战前夕的紧张而又不安的心情充斥字里行间。
翌日(初八日)，清军直指克鲁伦河，康熙率前锋而行。康熙“以克鲁伦河乃噶尔丹至要必争之地，贼若欲战，必于克鲁伦河拒战矣”265。前锋军已接近克鲁伦河，暂止稍停，以待后军。康熙率少数扈从登上一山岗，“执圆镜远望，见河不见人形”，出人意料的宁静使人疑虑，康熙恐敌人有诈，不敢冒进，于高处仔细观察地形，见东西各有山，而西边的山麓迤逦接河岸，山外不可见，于是命科尔沁土谢图亲王沙津，达尔汉亲王斑第等率所部前往占据西边山麓处，佯作全军由此而进，如遇敌前来接战，勿与战，诱其前来大军处；设若敌人早有所备而不出击，康熙则分布队伍，指挥大兵“争先据河，”先扼要津，不使其脱逃，占据有利地势，与敌决战。沙津等所负使命实际是“火力”侦察，根据敌人的反应，再决定是诱敌前来，抑或是清军争据有利地势后决战。时已过午后，强烈的东北风使天气转阴，一阵雷雨过后，天空放晴，而西方天际仍然阴云密布266，那里正是沙津等奉命前去的地方，康熙焦急地盼望着。这时，早先派出侦察的阿必达遣人急驰回奏说，阿必达等到达前次与噶尔丹大将丹济拉相遇之处，已空无一人，急追踪而前，于克鲁伦河畔见有厄鲁特七人，他们远远望见阿必达一行，即朔河驰去。从留下的马迹看，噶尔丹已于二日前遁去。这时又有一噶尔丹“帐下的名门之子”，前来投降，康熙立即召见，询问有关情况，据云：“厄鲁特汗(噶尔丹)于几天前曾在克鲁伦河岸扎营”，距康熙现在所在地约三、四十里，“但他听说皇帝亲自率领军队前来时，他就急忙后退，恐怕此时相距已不止二三百里”267。消息证实噶尔丹已逃遁，康熙急速前进，首先至克鲁伦河，不见敌踪，于是渡河，见有噶尔丹曾安营的遗迹，一片杂乱，敌人撤离尚不久。噶尔丹不战而退，大出康熙所料，对左右说：“向言噶尔丹熟练戎行，攻拔西方回子千余城，收服四厄鲁特，杀其兄弟，全灭七旗喀尔喀，所向无敌。今观其不据克鲁伦河拒战，则其怯懦显然。所言有俄罗斯六万，亦伪也”268。形势这一变化，康熙断定中路军已不可能与噶尔丹接战，当务之急是派兵追击。各队领军大臣陆续来到之后，毕集于康熙之前，康熙简要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布署下一步行动，他说：“噶尔丹若于克鲁伦河拒战，我兵夺河交战，犹稍费力。今观其不于此拒战，而竟逃窜，噶尔丹于行兵之道，一无所知，是自开门户以与我也，除此地而外，于他处断不能拒我军。审其情形，未必驻札他处， 必连夜逃遁矣，当轻骑急迫之”269。当天驻于此，向东南西北远设哨位，内立八旗防护。康熙与侍卫商议设法擒到活口，则能确知噶尔丹的去向和意图，适前锋统领擒一人至，康熙立即审问，供云：噶尔丹起初不相信康熙亲征，后细问被释放回的厄鲁特，始信为真，又“亲身至北方孟纳尔山，立观大兵营中，见行列规模”270，乃大惊，不知如此众多之兵何以能经少水缺草的沙漠，迅速而至，急传令乘夜撤退，遗弃庐帐、器物，匆匆而去。康熙率部追击三天，至拖诺山，“再欲往追，因尔各路兵会合不远，两军既合，需米甚多，粮必不继，恐致缺乏粮饷，关系重大，”于是授内大臣马思喀为平北大将军，从各部人凑足二十日粮，命率骑兵数千往追，康熙则回军拖陵，以迎粮米，急发土拉，以济缺粮已久的西路军。参与追击的总兵俞益漠说：“子亦尾随师来，见(噶尔丹军)沿途帐房釜鬻一切器物尽皆抛弃，狡夷溃遁之状实不堪观。”271
噶尔丹何以不经一战便弃其器物迅速西奔?事情并非如康熙所说，因获知御驾亲征，便闻风丧胆，溃不成军。身经百战，曾是所向无敌的噶尔丹，虽有乌兰布通之败，也不町能怯懦如此。从厄鲁特降人，特别是噶尔丹的亲信的陈述中，可知噶尔丹乃自有其作战意图。在克鲁伦河前线投降的噶尔丹亲信，曾三次出使北京的丹巴哈什哈在回答康熙的询问时说：
噶尔丹向来有才，亦得人心。自悔其深入乌兰布通，乃退据克鲁伦、土拉等处，思以言语煽惑喀尔喀及内地蒙古，使首尾不相自顾，彼时可图大事。满洲闻之，必然出兵， 少则与之战，师众则委地而退。满兵既旋，复蹑其后，如此不数年，自然财赋耗竭，必致疲蔽，是以蓄谋而来，其志本侈。
今不意皇上统如许大兵，渡人所难行之瀚海，俄顷而至。而厄鲁特之众，望见军容，莫不丧胆。于初七日早溃遁，自此抛弃诸物，连夜循去。
噶尔丹原欲拒战于拖诺山，而不能止众暂立；又欲于额黑穆布尔哈苏台，在林中卧骆驼接战，闻西路兵声息，噶尔丹乃传令曰： 中路军甚猛烈，不当与战，可击西路兵，俘掠之，遂向上拉行。
康熙又问满洲八旗战斗力如何?答曰：
兹克鲁伦、土拉之来，我厄鲁特举国之人皆预知灭亡，仅噶尔丹不悟，自言有成耳。此皆天数，彼因不知其然而然矣。我等四征诸国，向所无敌，如满洲之兵，天下所无，我厄鲁特自当灭矣272。
丹巴哈什哈吹捧满洲八旗无敌于天下，自是战败投降者的溢美之词。噶尔丹“自言有成”，可见他并不认为自己不堪一击。噶尔丹本来的战略是：以漠北喀尔喀为根据地，出兵骚扰，对内蒙及喀尔喀进行策反，如清军出击则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以疲弊清军，时机成熟时进入中原，“以图大事”，“心志本侈。”然而，康熙决计四路大兵，深入难行大漠，分路合击，这是噶尔丹始料不及，在战略决策上败于康熙。如今，噶尔丹突然面对迅速来到克鲁伦河的中路军，康熙认为，噶尔丹本“宜于我师抵克鲁伦之日，迎而拒之，不以河与我而战为是”273。噶尔丹弃河不守，康熙说：“其慵懦诚子见矣!”其实不然，乃康熙判断失误。因为克鲁伦河两岸皆山，山多险峻，而少平坦，河面其窄，“较之(北京)南苑中河差大耳”。这样的地形固然有利于据河而守，不利于进攻的一方，但狭窄的河身不能成为不可逾越的坚固屏障，多山的地势更不利于风驰电掣的骑兵作战。以满洲八旗精锐为主的中路军有近二万人，装备有大量的大炮等火器，且在康熙的率领下，军威甚盛。噶尔丹实有百战之兵五千余，鸟枪不足二千。清军夺河进战，自然困难较大，然而，噶尔丹渡河击溃清军，双方的军力对比，无此可能，如若出现僵持局面，清军西路军正从后背压来，噶尔丹将难逃腹背受敌的被歼命运。“噶尔丹向来有才”，智勇兼备，于中路军抵达克鲁伦河的前一天西奔，沿途抛弃杂物，示狼狈于清军，然而，其作战意图先是在拖诺山伏击追兵，未果，又准备在额黑穆布尔哈苏台的柳林中设伏，打追兵一个措手不及。只是由于清军西路军已近，又改变主意，舍中路追兵而击西路疲困之师，因而主动转向土拉。噶尔丹的目的是一举击溃清军西路军，“俘掠之”，冲出包围圈，因而有昭莫多的恶战。清军宁夏总兵，战场指挥官殷化行说，当时胜负在呼吸之间。
十四 昭莫多之战
五月十三日，清军西路军进至距昭莫多二十里处，前哨侦得噶尔丹军前来，清军严阵以待。久之，敌人不至，费扬古令按战斗队形前进，至昭莫多，已是午后。昭莫多是蒙语，意为“有林木处。”其北是肯特山，山高矗立如屏，蜿蜒逶迤北向，大山之下是一片平川，广约数里，林木繁茂，有小河流淌其间，曲折环绕，森林之南，地势渐坦而下，有马鞍形小山横亘于前，小山右连南山，高约十余丈，成三级梯形，由西可登其颠，东面是缓坡，左右岩如削立，山根水绕之，即土拉河，此乃兵家必争之地。清军于林中布阵，前锋四百人与噶尔丹军接战，佯败而退，诱其前来，噶尔丹军转斗而进，已攻至小山前，形势紧迫。提督殷化行建议应先敌占据林前小山，费扬古说：“日将暮矣，需来日战耳。贼甚近，山上难以夜守”。殷争辩曰：“战即来日，此山宜据，若贼据其上，我军营其下，则危矣。若虑夜难守，何不移山下全阵列此以守之?”并对孙思克说“宜急据此山”。费扬古认为，全军移营必乱，即使噶尔丹军占据此山，明日可用大炮击之。殷化行说：“从来用兵，高处不宜让敌。”费扬古曰：“既如此，君将移兵山上守之。”殷化行急令所部强登，方至山顶，噶尔丹军也已从另一侧攻至半山。殷部居高临下，凭借岩石掩护，以铳击敌，敌军以岩为蔽，举铳还击，两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费扬古遂麾全军上山布阵，以宁夏、凉州、肃州兵居中，满洲兵分布左右，蒙古诸部兵分张满洲兵左右。又设一军于山下绕河向北，以防林中敌人伏兵。清军依山布阵。噶尔丹临阵果敢勇猛，见清军已据小山占有地利，指挥大队强攻争夺。马鞍形小山中部较低，噶尔丹集中力量冲击中坚，“时日已将申，贼氛甚炽”，敌军猛攻恶斗，已近山顶，殷化行命士卒皆下马，以一兵牵五马，余兵皆出步战，两军短兵相接，清军又以子母炮击其后续部队。噶尔丹妻阿努，也是一员骁勇女将。在此紧急关头，“噶尔丹及其妻阿努娘子等，亦皆冒炮火舍骑而斗，锋甚锐，不可败。(两军)击伤相当，胜负未决”274。敌军鏖战猛斗，清军中有人已经动摇，拟后撤。“时日将哺，或有谓俟明日进兵者。公(孙思克)曰：‘贼远来，当乘机扑杀，一战成功，有退缩者，法无赦”275!清军稳住了阵脚，否则一经后撤，必遭溃败。殷化行见天晚事急，急遣人告费扬古曰：“设于河边之兵宜令其依柳林而从左出，拦腰横冲敌军，如此，强攻之敌必乱”。又望见敌军阵后人马甚盛，却不前来助战，殷化行判断必是敌人妇幼辎重所在，因而建议别遣一军从右绕出以劫之，如此，强攻之敌必返顾，山上清军乘其阵乱冲锋奋击，方可败敌。费扬古采纳此建议，两支清军迅速出击，果然，敌军阵乱，山顶清军大呼而进，上下夹击，清兵“据险俯击，弩铳迭发，藤牌继之，每进则以拒马木列前自固”276。厄鲁特兵“不知在前者为何物，拥木(拒马木)而进，又以圆且红之物(藤牌)蔽身直前，既到十步内，矢下如雨。噶尔丹先遁，继之丹济喇、丹津俄木布亦遁。”防护辎重妇幼的大将阿拉布滩苦战不退，“满洲骑兵围而攻之，并我(噶尔丹)辎重妻子不遗，驼马无算，牛二万余，羊四万余，尽取而有之”277。噶尔丹逃遁，其军大溃，山颠坠岩下者，河沟皆满，所弃仗如篷麻。“噶尔丹妻阿努中鸟枪而死，战将戴巴图尔寨桑中炮而死，博罗和卓中箭死。”清军乘胜追击，严令勿取所弃物，披星戴月逐北三十余里，噶尔丹军豕惊狼奔作鸟兽散，凌晨清军始收兵，清军大胜。翌日，费扬古集众，斩俘杩祭(杩祭，古人行军作战获胜所止之地，祭其山川神祇，出酒劳师，宴祭诸帅)。
事后，殷化行总结昭莫多这场恶战说：“是役也，设使我军不据山巅，而反为贼据，则事未可知。又制胜之道，在持虚攻瑕，使不遣两军一攻其旁，一劫其后，则贼亦未遂溃。胜败之机在呼吸之间”278。噶尔丹仅率数十骑脱逸而去，其百战精锐损失殆尽，从此如沙漠之游魂，狼狈不堪。
五月十八日，康熙至中拖林，阿南达携费扬古捷报驰至，详询交战情形及战果。阿南达奏：“击毙贼三千余级，其余被创逃窜，死于山谷中者尸骸枕籍，生获数百人。杀噶尔丹妻阿奴及贼之渠首甚众，惟噶尔丹引数骑逃出。其余另星散逃之贼，投降大将军马思喀者千余人。”279康熙认为，如此大胜，皆因他默祷苍穹，“上天眷佑，应行叩谢”，于行宫前设香案，率皇子及群臣行礼毕，又于幔城内行庆贺礼，他说：“此贼一日不灭，则边陲一日不宁，是以前后周悉思维，不惮一身劳苦，大漠沙碛，多方跋涉，自古迄今，军旅未行之路，冒远徂征”280。“(朕)惟所凭者天理，所恃者人心，故不怀安逸，不恃尊崇，与军士同菲食，日惟一餐，恒饮浊水，甘受劳苦，为此而行”281。终于获此大胜，“朕心深切喜悦”，“从此边境宁谧”，“共享升平之福”282。五月二十一日硃谕顾太监曰：
谕顾太监：朕远行朔漠，北渡沙瀚。立心似石，立意如铁，必灭此贼，而后方回，今遂其志，满其愿，岂非天乎!朕之乐极矣，举首加额，焚香谢天而矣。特谕283!
六月初九，康熙回到北京，由德胜门入城，诸皇子及在京大臣，朝服跪迎五里外，百姓填塞街道，万人空巷观看入城仪式。康熙往返99日，行程5000里。老将军孙思克指挥宁夏、凉、肃兵功高，奉诏入京陛见，康熙抚其肩慰劳说：“将军身子好么?卿这一番委实辛苦了!”又说：“卿七十多岁人，在于荒徼异域之地，受辛苦半年，建此大功，着实难为你了!”特给予大量赏赐，又手书五言律诗一首赐之。诗云：“天讨恭行日，军威战捷时。列营张犄角，扼吭有偏师。立见穷追寇，能承节制奇。鹰扬资远略，宿望在西陲。”诗中虽然称颂孙思克的军功，同时又突出了康熙本人节制指授有方。为了表示对有功之臣的宠眷，又命孙思克坐御榻右侧，说：“将军但坐，朕正欲使他们大家观看耳”，以示推崇。于畅春园赐宴之日，康熙亲自为其三次斟酒。又同登御舟畅游至深夜，内大臣及有功将领作陪284。康熙对有功之臣，论功行赏之外，特予优渥，既是对其战绩的充分表扬，令人心欢畅，也是他善于御下，俾能使君臣一心。喀尔喀王善巴，曾奏言“不可使噶尔丹据克鲁伦地方，应速行征剿”285，否则坐大之后不可收拾。康熙因其建议出师奏捷。善巴“劳绩丕著”，特封其为亲王，其子彭素克从征，亦封为郡王。这种不掠人之美，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一个取得巨大业绩的帝王来说，也是难能可贵的。
十五 康熙第三次亲征与噶尔丹之死
昭莫多大捷，康熙最初只知噶尔丹率数十骑落荒而走，已成穷寇，因而大大舒了口气。他说，乌兰布通之战未能歼灭噶尔丹，“朕用是积憾于怀者，六年于兹矣”。如今，“噶尔丹稔恶贯盈，至于已极”，已将其主力歼灭，势穷力竭，不足为虑，此乃“我国家无疆之景福”286。然而，接踵而来的消息，却使康熙不敢掉以轻心。
噶尔丹脱逃之后，清军一时不知其去向。康熙派出分别由侍读学士赖锡，阿尔萨兰寨桑率领的两支数百人队伍，于大漠中搜索，同时命大将军费扬古暂驻科图，派人收集厄鲁特逃散之人；孙思克所率各总兵进京。据降人丹巴哈什哈等说：“我等以为噶尔丹，必往投达赖喇嘛。”287其大将丹济拉、丹津鄂木布如与噶尔丹在一处，断然不会相离。康熙因而命令驻西宁的副都统阿南达堵御，如得噶尔丹父子确息，即擒而诛之，就地正法。
康熙三十五年七月，奉命率兵搜索噶尔丹的喇锡奏称，噶尔丹已逃至他米尔之台库勒地方，收集流散，遣人召丹津阿拉布坦、丹济拉，丹津鄂木布等与之集合，“大约有兵五千余”，但辎重丧失殆尽，缺少牛羊，生计困难。其下一步行动，一是往袭清军屯粮重地翁金劫粮，或于沙漠四周有人游牧处劫掠牲畜，以度艰难；然后往哈密征赋，以度即将来临的冬季；如若哈密反目，“即攻而取之，以为根基”。噶尔丹与众人议定之后，已于六月二十八日，自他米尔向翁金进
发288。大将军费扬古有关噶尔丹向翁金进兵的奏疏也先后至。振武将军孙思克得知噶尔丹奔袭翁金掠劫粮食的消息后，深虑凉州、肃州、宁夏诸镇兵进京，沿边提镇俱未在自己的驻地，噶尔丹或乘虚入内，越各汛地而南，因而上疏“宜令沿边各总兵领兵回汛，以备不虞，此乃万全之策”289。康熙深以为然。
噶尔丹新败之后，竞能合诸战将收集残部，兵至五千，且清军主力南撤，即南来劫粮，对此顽强之敌，康熙当然不敢大意，一面命费扬古由科图率兵前往善巴王诸汛地方，确探消息并相机进剿噶尔丹；同时命孙思克与西安将军博齐来京，其他西北各总兵，立即由十六台地方率领所部回各自防地。其时，负责运送粮米的副都统祖良壁已至巴罕厄里根地方，遇大风雨，牲畜死者千余头，已不能前进。而噶尔丹已向翁金而来。议政王大臣请速派理藩院笔帖式一员，驰驿前往，命祖良璧将所运粮米支发官兵口粮外，悉行焚毁，即行返归，以免遭噶尔丹劫掠。
噶尔丹虽遭惨败，随即又进袭清军储粮之地，确实是顽敌。康熙说：“噶尔丹穷凶极恶，不可留于人世，一刻尚存，即为生民之不利，务必剿除”290。因此，决定于九月九日起程，再次亲临塞外，相机而行。其时，康熙自昭莫多战后回到北京不到三个月。由于大将军费扬古率左卫军驻于善巴王汛地，康熙仅率数千部队简从而往。适喇锡奏报，噶尔丹军内部发生矛盾，大将丹津鄂木布离噶尔丹而去，噶尔丹率兵追赶，丹津鄂木布自知不敌，分散其众，欲往投策妄阿拉布坦。另一大将阿拉布坦，自行向空奎札巴克而去，不再豫噶尔丹之事。由于各部擅自离去，噶尔丹只有千余人，天时渐寒，缺衣少食度日艰难。据此，康熙决定亲临内蒙，务必擒诛首恶噶尔丹，对其余诸人则行招抚。
噶尔丹大将丹济拉迫于饥寒，以为清军凯旋回京，喀尔喀善巴王必出塞游牧，于是率兵一千五百余人，南下劫掠，殊不知费扬古已奉命整军以待，丹济拉闻讯大惊，为免遭覆灭，遣人向清军诈降，连夜逃逸，转向翁金袭击祖良壁运送的粮饷。九月初三日，祖良璧奉到焚粮回汛命令后，立即执行，由翁金起行回返，丹济拉率二千余人突至，将祖良壁军包围。清军枪炮齐发，奋力杀出重围，再整兵进战，因已焚粮无所瞻顾，人人死里求生奋勇直前。丹济拉虽勇猛敢战，但其部皆饥疲之兵，终被击败。康熙行至下花园，得此奏报，大喜，对议政大臣说：“前据侍读学士喇锡报称，噶尔丹由翁金之路而去。朕即料其必将劫米，故预遣人谕祖良璧，将米烧毁。丹济拉不知米已烧毁，果至翁金，今为祖良璧击败，朕其喜悦”291。康熙料定，丹济拉劫米不成，再遭失败，噶尔丹自然困极，决定加紧招抚，即令噶尔丹不降，其属下自然会来投降。噶尔丹南下劫夺粮食既已失算，于是命丹济拉与之会合，欲往札萨克图汗旧居之地度冬。塞外天气日寒，札萨克图汗旧居之地距清军有四十日之程，清军已不可能穷追，决定来年青草萌发之时，再行进兵，将其剿灭。
十月，康熙至归化城，始知噶尔丹已向哈密而去，并未北走，于是与大将军费扬古商讨清军如何行动。康熙拟将所带之兵开赴宁夏，“有调遣处，可相机行事，必将噶尔丹擒诛，始惬朕志”292。但又恐噶尔丹复回漠北，抑或南来，经磋商，康熙决定将所统率之兵，调拨“火器护军一千，炮手二百四十，前锋二百六十”，共一千五百人归费扬古指挥，康熙特别指出：“此系随朕亲兵，故极娴熟，朝闻信息，晚即可行”293。十一月十三日，康熙至哲固斯台，费扬古奏报，噶尔丹遣其亲信格垒沽英等二十人，前来请求纳款。康熙十分重视，命官员将格垒沽英星夜乘驿押来。又命费扬古减从乘驿，星速前来，商议军中机务。格垒沽英至，先由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尚书马齐询问。格垒沽英曾至北京，归时噶尔丹曾问其“天朝兵势如何?”，格垒沽英认为清军势强，“以我度之，断不宜轻动。噶尔丹以此疑我”。又说他与丹济拉乃至亲，若降，丹济拉必然归顺。于是康熙召见格垒沽英，历数噶尔丹之侵暴，让格垒沽英“第公言之，毋隐”294。意在使其心服而非噶尔丹。由于格垒沽英的到来，康熙又萌发了招降噶尔丹的希望，谕议政大臣曰：“噶尔丹奸狡，朕惟示以诚信。赏览经史云：‘惟仁者无敌’。今噶尔丹穷迫已极，遣格垒沽英前来乞怜，朕意仍欲抚之”295。遣格垒沽英还，敕噶尔丹、丹济拉，命其“作速来降”，“毋疑毋惧”。若降，“朕必使尔等富贵，各得其所”。又口谕格垒沽英，命其转告噶尔丹，限七十日内还报，逾期，“朕即进兵矣”。“朕必啮雪穷追，断不回师”296。其实，噶尔丹决无降意，“其使格垒沽英至，盖微探上旨也”297。意在刺探康熙意图及观察沿边军情，因而格垒沽英一去消息全无。
十二月二十日，康熙回到北京。康熙深知噶尔丹“乃狡诈叵测之人”，见久无信息，知其来降实为骗局。他回到北京后第四天，即下令费扬古备战，“整治器械，牧养马匹，预备明春出征”。兵分两路，一路由费扬古率领；一路由西安将军博齐与孙思克率领。路各三千人，分道搜索追袭，务期剿灭噶尔丹，不必约定合兵地点与日期，各路相机而行。考虑到这次任务乃再穷追，故兵少且精，马则宜多，以利驰骋奔袭。令孙思克远设斥候，侦探噶尔丹确音。
康熙三十六年正月十六日，传来了使康熙大为振奋的消息。负责与哈密维吾尔族首领额贝杜拉达尔汉白克联系，并各路备兵阻截噶尔丹的副都统阿南达，自肃州遣人驰奏：“臣钦遵皇上密旨，传谕哈密额贝杜拉达尔汉白克，遣其子郭帕白克，率兵于巴尔库尔地方，擒逆贼噶尔丹之子塞卜腾巴尔珠尔，及徽特和硕齐等，解至臣军前”298。塞卜腾巴尔珠尔是来哈密收取赋税而被擒的。奏疏到京，正值上元(元宵)灯节，康熙于畅春园西门，向众蒙古及投降的厄鲁特蒙古宣布此消息，一时欢声雷动。由于擒获噶尔丹之子，康熙认为进击的时机更为有利，特别是吸取了自乌兰布通之战后，未能及时剿灭，噶尔丹得有喘息之机，经过六年，又复卷土重来的教训，更应乘其穷困已极，一举而灭之，决不能缓以时刻，使得以复苏。康熙谕议政王大臣曰：
前既阵斩噶尔丹之妻阿奴喀屯，今又生擒其子，贼之根本已斩。噶尔丹虽各处偷生，其年老迈，能延几何?其子为我所获，是乃天之所赐也。凡用兵之道，要在乘机。噶尔丹穷困已极，宜乘此际，速行剿灭，断不可缓。朕今亲临宁夏，相度机宜，调遣军士，贼闻之必魂魄俱丧，其部属亦必张皇，而别部蒙古，闻朕亲临宁夏，各欲建功，扼噶尔丹而图之，彼苦不自尽，亦必为人所擒，克成大事，在此一举299。
康熙从巡视塞外归来在北京仅两月，三十六年二月初六日即由北京起程，十一日至宣化，十七日抵大同，布署兵马已定，十九日由边内起行赴宁夏，三月初四，康熙至神木县，噶尔丹子塞卜腾巴尔珠尔被解至，侍卫引入，康熙问：“尔父穷困已极，降乎否?”塞卜腾巴尔珠尔伏地不敢仰视，只说自己年幼无知，战慄不已，问以他事，皆不能对。康熙命将其押解回京，命皇太子及诸大臣，民人阅视，交理藩院拘禁。初六日，康熙至柏林堡西南，命孙思克与博齐率军三千，由甘肃出嘉峪关，往萨克萨特呼里克一带搜剿噶尔丹。
三月十八日是康熙生日，即所谓“万寿节”。他奉书太皇太后(孝庄文皇后)，说自己身在二千里之外，百般思念祖母。然而，自“去年出塞，自春之中月，至夏之中；自秋之杪月，至冬之末，今夏春将尽矣”，一年之中，屡涉大漠，“远在原野，不克侍左右而问安者，亦只为一噶尔丹耳”300!
为了歼灭噶尔丹，康熙不遑宁处，风尘仆仆，接连出塞，有人曾谏止，康熙却大不以为然，他说：“朕阅读经史，塞外蒙古，多与中国抗衡，自汉唐宋至明，历代俱被其害”301。观往史，历史的教训使他认定“噶尔丹凶恶，一日不可姑留”，否则将贻患无穷。他几乎是以其全部精力倾注于此，集中了清军所有精锐战将、大臣与习于战斗的劲敌噶尔丹在大漠中周旋，三次亲征，务必根诛。康熙为了国家的统一，清朝基业的稳固，深谋远虑的决策，亲身率行，确乎是气度恢宏，很有魄力。
其时，噶尔丹处境日益穷困，丹津阿拉布坦、丹津鄂木布不仅先后离去，且执噶尔丹派往召其复归的使者，而清军在西、北处处有兵，搜剿之兵已然出发，据厄鲁特投降者说：皇上处处屯兵，“我厄鲁特，今无路可行矣”302。噶尔丹众叛亲离，残部迫于饥寒纷纷逃离，向清军投降，已陷入了绝境。然而，叱吒风云数十年，为塞北之雄的噶尔丹，虽已途穷，仍不肯俯首投降。
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康熙至宁夏(今银川市)。二十九日，于宁夏北门外大阅部队。大将军费扬古的疏报至，奏云：奉命出使噶尔丹的员外郎博什希，于正月二十九日至距噶尔丹所居萨克萨呼里克二日程处，不令前往，至二月十四日，始令前往相见。噶尔丹于野外坐岩石上，令博什希远坐，左右有人扶持，双方交谈由人传语，噶尔丹说：“我之言已在疏内，我之意已语我使人，使人到日，当口奏也”303。仅此数语，便乘马而去。博什希又云，他在归途中遇曼济，曼济云，他曾见噶尔丹，并问及清军及归降的厄鲁特情况，“噶尔丹默无一言”。其部人有劝其出降者，噶尔丹终不出一言，因此“视噶尔丹情状，大约不降”，“实无降意”。而“视丹济拉情状，有欲降之意”304。闰三月十二日，博什希偕噶尔丹使人喇木札卜至御营，向康熙述噶尔丹之意：“归投皇上者甚多，伏乞发还原所”。康熙知噶尔丹决无降意，断然拒绝归还已降的噶尔丹属人，下令出兵进剿。宁夏兵于闰三月十七日起行，费扬古于四月十日至十五日内，率队赴郭多里巴尔哈孙地方；又颁敕招降丹济拉，“尽宥其前罪，敕到速降”305。同时，将达赖五世早已物故宣示于众，噶尔丹以护法为名，打着已死达赖五世的旗号，恣意横行，实乃勾结第巴桑结，以欺众蒙古。宣示达赖已死，则是从政治上瓦解噶尔丹的影响，以便对噶尔丹从军事上，政治上发起最后攻势。
从噶尔丹与喀尔喀的纷争开始，及其残破喀尔喀及与清军的历次战役，皆事连达赖。其实，达赖五世早在康熙二十一年已经圆寂。至康熙三十六年，已死十六年，第巴桑结密不发丧，清使至，托言达赖坐禅，命人伪居高楼以示之，不令相见。第巴假达赖之名，派出使者至噶尔丹处，乌兰布通之战时，其使济隆活佛为噶尔丹诵经择战日，后又诡言讲和，使噶尔丹得以逃去。后又使人告噶尔丹东行吉，噶尔丹因至克鲁伦河，欲据此与清军为敌。鉴于此，康熙下令搜缴噶尔丹与第巴朋比交通罪证。昭莫多战后，从厄鲁特降人口供中，康熙确知达赖早已物故，多次遣使责问第巴桑结秘不发丧，指出：“尔乃匿而欺众，倚噶尔丹以兴戎，其罪甚大”。“尔阳则奉宗喀巴之教，阴则与噶尔丹朋比。”经康熙多次派人严厉斥责，第巴桑结不得不派尼麻唐活佛向康熙密奏，达赖五世确已死十六年。因此，康熙在向噶尔丹发起最后一击之时，将噶尔丹以护法为号，假达赖之名加以揭露，从政治上瓦解敌人。为了截断噶尔丹的逃路，康熙又敕谕策妄阿拉布坦曰：“夫噶尔丹与尔素有深仇，乘其困迫，应起兵复仇进剿”306。策妄阿拉布坦与土尔扈特部长阿玉奇拥劲兵二万阻击噶尔丹于阿尔泰山。这样，策妄阿拉布坦阻其西北，清军分两路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挺进，噶尔丹已是途穷路尽，无所逃逸。康熙在宁夏驻十余日，“各项事务，议论区划，俱已详尽”。他说：“今噶尔丹无所逃矣，噶尔丹或降，或自尽，否，必为我所擒。”307闰三月十五日，由宁夏起程，经贺兰山。四月十五至布古图地方，而大将军费扬古奏报至，云：四月初九日，费扬古率军至萨尔奇巴尔哈孙地方，噶尔丹侄丹济拉遣人禀告，闰三月十三日，噶尔丹于阿察阿穆塔台地方身亡。丹济拉携噶尔丹尸及其女绅齐等三百户，共千余口，投降、候旨。丹济拉使人齐奇尔寨桑至御营，向康熙奏明噶尔丹尸已于死的当天火焚，噶尔丹“身材高大，脸很瘦，看来约五十岁”308。这是噶尔丹死的前一年(康熙三十五年)目击者所说。噶尔丹生于顺治元年(1644年)或二年(1645年)，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死时，约五十二、三岁。这一年，康熙四十四岁。噶尔丹比康熙年长约八、九岁。
时丹济拉因缺粮，且马匹瘦弱，驻于巴雅恩都尔候旨。康熙命费扬古率精骑前往觅丹济拉所在，其余各路军兵均令撤回。康熙则渡黄河回銮，五月十六日回到北京。费扬古至巴雅恩都尔，不见丹济拉踪迹，于途次染病，奉命先回。七月，康熙以避暑出巡塞外。九月，丹济拉至哈密请降，并请面圣。九月十四日，丹济拉至康熙驻跸处特木尔达巴汉地方，召见于御营，屏去左右，单独接见，示以不疑。丹济拉身材魁伟，乃一员猛将。大学士阿兰泰等颇为担心，恐康熙单独接见，突生不测，因而形之于色。康熙不为其所动，令众人出。事后，康熙对阿兰泰等说：“尔等偕丹济拉入者，盖以防不测，尔等所见虽是，朕思凡人无不可以诚感。丹济拉虽来降，其心不无疑畏，朕推诚如此，伊必感激，喜出望外，断无妄动之事。且伊倘妄动，数百人朕亦不以为意，况一人乎?朕令尔等俱出，不留毡帷内，欲使丹济拉不疑也”。康熙对投降的敌手，虽刚猛如丹济拉者，待之以诚，要在征服其心，令其心悦诚服。康熙的智勇，大出丹济拉之所料，深为感动，他说：“我乃叛逆罪人，穷困始来归命，乃皇上略不致(置)疑，尽屏左右，召我入见，且蒙授我显爵。乃知圣主至勇至仁如此，令我诚心感戴，永不敢有异心矣”309!侍卫达禅引于成龙谓丹济拉曰：“此运米灭尔国都察院左都御史于成龙也”310。丹济拉俯首欠身，殊觉踌躇惭惧。
对投降的厄鲁特部众，康熙则给予安插，令父子夫妇完聚。其显贵者分别授以官爵，凡此皆为收拾人心。
大功告成，除举行一应典礼之外，康熙特撰《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其文有曰：“夫荡寇所以息民，攘外所以安内。边寇不除，则吾民不安，此神人所共愤，天讨所必加，岂惮一人之劳，费贻天之下之逸。于是断自朕心，躬亲朔漠，……我师三出绝塞，朕皆亲御以行，深入不毛，屡涉寒暑，劳古艰难，与偏裨士卒共之”。其所以甘受艰苦，“惟朕不得已用兵以安民”311。这些冠冕堂皇之辞，虽不免有所溢美，但康熙不辞艰辛三次亲征，以巩固清王朝的基业，完成国家统一，确实表明他吸取了往史的教训。他在与议臣大臣讨论征讨噶尔丹时说：
朕意与尔等之意不同。朕阅经史，塞外蒙古，多与中国抗衡，自汉唐至明，历代俱被其害，而克宣威蒙古，并令归心如我朝者，未之有也。失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譬之人身疮疡，方用针灸，若肌肤无恙，而妄寻苦楚，可乎?治天下之道亦然。乱则声讨，治则抚绥，理之自然也。自古以来，好勤远略者，国家元气，罔不亏损，是以朕意惟以不生事为贵312。
康熙在此说明，他所进行的剿灭噶尔丹的战争，其目的十分明确，并非穷兵黩武；他熟知自汉唐迄明的近二千年不安的北部边塞，使中原王朝深受其苦，所谓“疲中国之力以从事”，康熙有诗云：“曾闻父老经年战，回首生灵血泪盈”。故而“乱则声讨，治则绥抚”，痛下决心，三次亲征，务必除此劲敌。一旦功成，则重在绥抚，令其归心，使之不再有异心，以止动乱之源。他说：“昔秦兴土石之功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以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313康熙讥笑秦始皇专恃长城之失策，所谓“万古堤防笑祖龙”。康熙把自己对塞外蒙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概述如下：
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指长城)。……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314。
康熙“众志成城”的思想和有关对蒙古的政策，是要使蒙古各部衷心拥戴清中央，“并号雄藩，同奉职贡”315。这对于巩固北部边防，发展和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7世纪末，康熙亲征噶尔丹，不仅是完成国家统一的重大战役，同时也受到举世瞩目。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昭莫多战后，随行出征的耶稣会士张诚等曾写通讯寄往欧洲，刊载于法国的报纸上。这份报纸现保存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原件为法文，译文如下：
中国皇家军队对厄鲁特王噶尔丹的一次大战及其获得的胜利。
l696年l0月8日，从中国京城北京发出的信件中有下述消息：该年，中国皇帝曾对离北京西北三百里，位于鞑靼国境内的厄鲁特王作战。这位鞑靼首领名噶尔丹，是西藏喇嘛的著名弟子，为所有信教的鞑靼民族所推奉的一位教主，因其兄厄鲁特国王突然病逝，不得不放弃僧侣的教职，以继承王位。该王生性骄横，先后战胜叶尔羌王、降伏了位于陕西之西，为撤马尔罕商人同中国经商的必经之路的哈密和吐鲁番国。该王野心勃勃，于1695年向正在按常例外出狩猎的中国皇帝的臣属鞑靼国进逼，中国皇帝获悉，噶尔丹还策划纠合另外三位鞑靼首领进攻中国，皇帝决定早作应战准备，在四个月时间内，命令铸造三百尊小火炮，为将军缝制八十套丝质双层防火枪冑甲，以及士兵用的大量棉质防箭棉甲。1696年，命继承人皇太子在其出征时代摄朝政，率领他的五个儿子及三十万兵马，随同出征的还有耶酥会士张诚神父，徐日升神父及安多神父。他们从东方出发，第三次去陕西省，向北部方向开辟道路，以便四面包围驻扎在北京以北几百里的克鲁伦河一带的牧兵，并要求色楞格及尼布楚的俄国人截断噶尔丹的逃路。荒芜的沙漠盖满白雪，通过时遇到极大的困难，损失了大量的马匹和装备。行军两个月抵达克鲁伦河岸。噶尔丹得到侦察的情报，向南部逃窜，又与陕西方面的军队遭遇，经过长途跋涉的中国军队主动发动进攻，将其全部击溃。有两千名士兵战死，一万名妻孥疲俘。缴获大批辎重，帐篷及畜群，总数为七万头羊、六千头牛，四千头骆驼和四千马匹。残余士兵四处逃窜，大部投降，只剩下四千名躲进深山，估计在越冬季节既无食物又无经费而死于饥饿之中。受监禁14年的叶尔羌国王在这次溃败中逃脱，并向皇帝投诚，皇帝派一支劲旅护送回国，皇帝班师回京， 即准备同年10月底前率领军队视察边境315。
这篇报告有的地方不够确切，如克鲁伦河与北京的距离，僧格之死与噶尔丹攫取汗位，康熙所率军队三十万，等等，但它在昭莫多战后数月，即在欧洲刊出，说明了这次战役为世人所瞩目。
注释：
1、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九，《厄鲁特蒙古要略》一。
2、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一一，《厄鲁特蒙古总叙》。
3、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七。《喀尔喀蒙古总叙》。
4、225、《清太宗实录》卷五五，页28。
5、《清太宗实录》卷六一，页3。
6、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九，《厄鲁特蒙古要略》。
7、《清朝文献通考》卷九，《舆地》，页16。
8、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页188。
9、帕里莫夫：《卡尔梅克族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页5。
10、巴特雷：《俄国、蒙古、中国》，卷二，页126。
11、转引自王宏钧、刘如仲：《准噶尔的历史与文物》，页18。
12、《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一。
13、《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一。
14、《皇朝藩部要略》卷九。
15、42、何秋涛：《朔方备乘》卷四，《准噶尔荡平叙略》。
16、《清圣祖实录》卷三八，页7。
17、梁玢：《西陲今略》卷七，《嘎尔丹传》。
18、《清圣祖实录》卷六七，页6。
19、《清圣祖实录》卷六七，页6。
20、同上书，页19—20。
21、《清圣祖实录》卷七○，页20。
22、同上书，卷六九，页20。
23、同上书，卷七○，页20。
24、同上书，卷七六，页2。
25、同上书，卷七二，页15。
26、同上书，卷七二，页22。
27、同上书，卷七二，页23。
28、同上书，卷八三，页19。
29、同上书，卷八三，页19。
30、61、同上书，卷七六，页3。
31、梁玢：《西陲今略》卷七，《噶尔丹传》。
32、佐口透：《俄罗斯与亚细亚草原》，页111。
33、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七，《厄鲁特要略》。
34、同③，卷八四，页4—5。
35、同②，卷八四，页5。
36、38、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勘定回疆记》，页169，中华书局。
37、转引自马汝珩、马大正《厄鲁特蒙古史论集》，页74。
39、龚柴：《天山南北路考略》。
40、《西域图志》卷三九，《风俗》。
41、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勘定回疆记》，页167。
43、同8，页220。
44、同8，页248。
45、加恩：《彼得大帝时期俄中关系》，页132。
46、同8，页249。
47、同37，页98。
48、梁玢：《西陲今略》卷七，《嘎尔丹传》。
49、《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页5。
50、同49，卷二，页8。
51、《清圣祖实录》卷一○三，页13一16。
52、同31，卷一○三，页16—17。
53、同31，卷一一一，页13—16。
54、《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页25—26。
55、《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三，页工4—15。
56、同55，卷3，页2。
57、同55，页6。
58、同55，页19。
59、同55，页25。
60、同55，页26。
62、《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四，页5—6。
63、同62，页6—7。
64、同62，页7。
65、同62，页8。
66、《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一，页10。
67、《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页188。
68、同67，页223、222。
69、同67，页307。
70、同67，页360。
71、同67，页621。
72、米亚斯尼科夫：《满人入侵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和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页30。
73、张鹏翮：《奉使俄罗斯行程录》。
74、钱良择：《出塞纪略》
75、《张诚日记》，《清史资料》第5辑，页120一125。
76、《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五，页25。
77、《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四，页19。
78、同77，卷四，页20—21。
79、同77，卷四，页15—16。
80、《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四，页31—32。
81、同80，卷四，页38。
82、同80，卷四，页19。
83、同80，卷四，页32—33。
84、《张诚日记》、《清史资料》第5辑，页137。
85、同84，页152。
86、同80，卷二，页30。
87、同80，卷五，页14。《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七，页25。
88、《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九，页8。
89、同107，卷一四○，页26—27。
90、91、93、同107，卷一四二，页25、
92、同88，卷一四三，页11—13。
94、康熙：《御制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序》。
95、96、康熙：《御制亲征朔漠纪略》。
97、《清圣祖实录》卷一八四，页17—18。
98、同97，卷一四五，页11。
99、同97，卷一五○，页9。
100、《清圣祖实录》卷一四六，页6—7。
101、同100，卷一四六，页8。
102、《张诚日记》，页87。
103、《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六，页33。
104、同100，卷一四六，页18—19。
105、同100，卷一四六，页17。
106、同100，卷一四六，页24—25。
107、《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页628。
108、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页281。
109、同100，卷一四六，页26。
110、王宏钧、刘如仲：《准噶尔的历史与文物》，图片6。
111、《清圣祖实录》，卷一四七，页16。
112、魏源：《圣武记》，卷三，《圣祖亲征噶尔丹记》。
113、同111，卷一四七，页17。
114、《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七，页34——35。
115、《清圣祖实录》，卷一四七，页25。
116、同115，卷一四八，页1—2。
117、同116，卷一四八，页2。
118、同115，卷一四八，页23。
119、张宸：《内大臣马思哈出师塞北纪程》。见《圣武记》，卷三《康熙亲征尔丹记》附录。
120、张穆：《蒙古游牧记》，《翁牛特部》注。
121、《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一一，页23。
122、钱大昕：《内大臣一等公谥忠勇佟公国纲传》，《碑传记》，卷一二○。
123、《耶酥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页215，注1。
124、《清圣祖实录》卷二三五，页10。
125、乌兰布通战斗过程，系据《清圣祖实录》卷一四八，页2；《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八，页2——3；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三，《翁牛特部》注。
126、《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八，页5——7；127、《清圣祖实录》卷一四八，页3——5。《清圣祖实录》卷一四九，页20。
128、同126，卷八，页8——9。
129、《清圣祖实录》卷一四八，页7。
130、同129，卷一五六，页15。
131、同129，卷一四八，页11——12。
132、同129，页12。
133、《清圣祖实录》卷一四九，页18——19。
134、同上，页19。
135、《清世祖实录》卷一四九，页14。
136、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三，《翁牛特部》注。
137、钱大昕：《佟国纲传》，《碑传集》卷一二○。
138、《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八，页23——24。
139、《清圣祖实录》卷一六一，页14——15。
140、同138，卷八，页1—2。
141、《清圣祖实录》卷二四三，页10。
142、魏源：《圣武记》卷三，《康熙亲征准噶尔记》。
143、《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九，页1。
144、《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五三，《郎坦传》。
145、《清圣祖实录》，卷一五○，页6——7。
146、同143，卷九，页11。
147、同143，卷九，页13。
148、《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九，页2。
149、康熙：《汇宗寺碑文》。
150、《张诚日记》，《清史资料》第5集，页164。
151、《张诚日记》，《清史资料》第5集，页169。
152、同151，页195。
153、同151，页172——173。
154、《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十，页7。
155、《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页7——8。
156、同上，卷一五二，页2。
157、《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十，页7——8。
158、同157，页8。
159、同上，页8——9。
160、《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二，页3。
161、《张诚日记》，《清史资料》第5集，页182。
162、《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页12。
163、《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二，页2。
164、《清文献通考》卷一五九，《兵一》。
165、《张诚日记》，《清史资料》第5集，页182。
166、同上，页183。
167、同上，页184——185。
168、同上，页185。
169、《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页10——11。
170、同165，页186。
171、《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页11。
172、同171，卷一五一，页12。
173、同171，卷一四二。
174、同171，卷一五一，页14、，
175、《张诚日记》，《清史资料》第5集，页188。
176、同上，页189。
177、《张诚日记》，《清史资料》第5集，页191。
178、《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十，页10。
179、康熙：《汇宗寺碑文》，《大清一统志》卷四○九之2，《御马场》。
180、康熙：《汇宗寺碑文》。
181、182、《张诚日记》，《清史资料》第5集，页192。
183、《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十，页24。
184、《清圣祖实录》卷一五六，页9—10。
185、 同上，卷一六○，页8。
186、同上，卷一五八，页15。
187、同上，卷一五七，页15。
188、《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页30。
189、《卫拉特噶尔丹汗于1691年致俄国沙皇的信》，载沙斯云娜《十七世纪俄蒙通商关系》，页170之附页。
190、《清圣祖实录》卷一五六，页11。
191、《清圣祖实录》卷一六三，页9。
192、同上，卷一五六，页10。
193、同上，卷一六七，页17。
194、同上，卷一五七，页13。
195、同上，卷一五七，页14。
196、《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七，页16。
197、200、《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七，页27。
198、199、《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一二，页49。
201、《清圣祖实录》卷一五八，页12。
202、《八旗通志》卷一五三，《郎坦传》。
203、《清圣祖实录》卷一六○ ，页8——10。
204、《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一五，页5。
205、《清圣祖实录》卷一六八，页8—9。
206、《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一六，页9。
207、同206，页11。
208、同206，页9。
209、同206，卷一六，页11。
210、《清圣祖实录》卷一六八，页75。
211、《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一六，页33。
212、《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一六，页33。
213、康熙：《御制亲征朔漠纪略》，页1。
214、同212，页34。
215、康熙：《御制亲征朔漠纪略》，页l。
216、《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一七，页7。
217、同上，页8。
218、王宏钧、刘如仲：《准噶尔的历史与文物》页159。
219、《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一七，页24。
220、魏源：《圣武记》卷三，《康熙亲征准噶尔记》。
221、《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一八，页13。
222、《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一九，页15。
223、同上，卷一七，页25。
224、同上，卷一七，页22。
226、同上，卷一七，页26。
227、《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一七，页26——27。
228、《清圣祖实录》卷一七一，页27。
229、同228，卷一七一，页27—28。
230、同228，卷一七一，页29。
231、《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一，页24。
232、《1696年张诚神甫第五次随从中国皇帝去鞑靼地区旅行》，《清史资料》第6集，页184——185。
233、《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二，页11。
234、《清史资料》第6集，页189、183。
235、同上，页182。
236、康熙：《御制亲征朔漠纪略》，页6。
237、《张诚日记》，《清史资料》第6集，页192。
238、同236。
239、俞益谟：《孙思克行述》，《清史资料》第2集，页45。
240、同239。
241、同239，页46。
242、《张诚日记》，《清史资料》第6集，页194。
243、《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二，页22。
244、《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二，页23；《清圣祖实录》卷一七二，页5、6。
245、康熙：《御制亲征朔漠纪略》，页11。
246、康熙：《御制亲征朔漠纪略》，页11；《张诚日记》，《清史资料》第6集，页196。
247、《张诚日记》，《清史资料》第6集，页197。
248、《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二，页60。249、同247，页197。
250、《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二，页6。
251、《张诚日记》，《清史资料》第6集，页198。
252、康熙：《御制亲征朔漠纪略》，页20。
253、《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二，页72；《清圣祖实录》卷一七二，页21。
254、《清圣祖实录》卷一七三，页3。
255、《清圣祖实录》卷一七三，页7。
256、《清圣祖实录》卷一七三，页9；《张诚日记》，《清史资料》第6集，页202—203。
257、《清圣祖实录》卷一七三，页9—10。
258、康熙：《御制亲征朔漠纪略》。
259、《清圣祖实录》卷一七三，页l0。
260、康熙：《御制亲征朔漠纪略》，页25。
261、《张诚日记》，《清史资料》第6集，页204、205。
262、康熙：《御制亲征朔漠纪略》，页25；《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三、页35；《清圣祖实录》卷一七三，页10。
263、《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三，页22。
同上，页27。
264、《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三，页36；265、《清圣祖实录》卷一七三，页11。
266、《张诚日记》，《清史资料》第6集，页205。
267、同上，页206。
268、《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三，页37。
269、同上，页37—38；《清圣祖实录》卷一七三，页12。
270、同上，卷二四，页33。
271、俞益谟：《孙思克行述》，《清史资料》第2集，页46。
272、《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四，页39——40。
273、《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三，页43。
274、《提督殷化行西征事纪略》，魏源：《圣武记》，卷三，《康熙亲征准噶尔记》附录，中华书局版，页130——131。
275、俞益谟：《孙思克行述》，《清史资料》第2集，页46。
276、魏源：《圣武记》卷三，《康熙亲征准噶尔记》。
277、《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四，页41。
278、《提督殷化行西征纪略》，魏源：《圣武记》卷三《康熙亲征噶尔丹记》附录，中华书局版，页131——132。
279、《清圣祖实录》卷一七三，页27。
280、同279，页29。
281、康熙，《御制亲征朔漠纪略》，页40。
282、同279，页28。
283、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284、俞益谟：《孙思克行述》，《清史资料》第2集，页47——48。
285、《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六，页21；《清圣祖实录》卷一七四，页4。
286、康熙：《御制亲征朔漠纪略》，页28。
287、《清圣祖实录》卷一七四，页17。
288、《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七，页57—59；《清圣祖实录》卷一七四，页25——26。
289、俞益谟：《孙思克行述》，《清史资料》第2集，页49。
290、《清圣祖实录》卷一七五，16。
291、《清圣祖实录》卷一七六，页14——15。
292、同291，卷一七七，页17。
293、同291，卷一七八，页5。
294、《清圣祖实录》卷一七八，页8——10。
295、同294，页l0。
296、同294，页12。
297、《清史稿．圣祖本纪二》。
298、《清圣祖实录》卷一七九，页6。
299、《清圣祖实录》卷一八。，页17。
300、《清圣祖实录》卷一八一，页12。
301、同上，卷一八○，页24。
302、同上，卷一八一，页18。
303、《清圣祖实录》卷一八一，页23。
304、同上，页25、26。
305、同上，卷一八二、页18。
306、《清圣祖实录》卷一八二，页20。
307、《清圣祖实录》卷一八二，页25。
308、《张诚日记》，《清史资料》第6集，页194。
309、《清圣祖实录》卷一八五，页8。
310、《直隶总督于成龙年谱》，魏源：《圣武记》卷三，《康熙亲征噶尔丹记》附录。
311、康熙：《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
312、《清圣祖实录》卷一八○，页24。
313、王先谦：《东华录》，康熙五八，三十年五月丙辰。
314、《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页2l。
315、转引自王宏钧、刘如仲《准噶尔的历史与文物》，页43——44。
（资料来源：《明清论丛》第一辑，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