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黔两省位于国之西南边陲，纵延两千余里，外联缅甸、越南，内接西藏、四川、湖南、广西各省，恰似国之犄角。该地区山高林密，地理环境险恶，“山尽连延，鲜终朝之坦道；水多溪峡，无百里之方舟”1。且诸族杂居，矛盾复杂，一旦有警，便群情涌动。清初三藩之乱就是发轫于滇黔，构乱于全国，至于小规模的冲突更是层出不穷。所以，云贵虽然偏居一隅，但以其特殊的位置和背景，一直以其独特方式对清代政局的变化产生着作用。在政治生活中，信息传递的有保证意味着政令传达的通畅，差役的完成意味着政令的顺利落实。所以清朝要想实现对于这样一个地区的有效管辖和统治，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克服各种自然和人为的困难，来构建该地区的驿传体系。康熙十二年(1673)十二月，当吴三桂举兵之际。时在贵州的兵部郎中党务礼、户部员外郎萨穆哈驰驿十一昼夜，飞奔四千多里至京师告急，2使清朝中央以最快的速度得知叛乱的信息，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应付。所以事后康熙帝曾自豪地说：“我朝驿递之设最善，自西边五千余里，九日可到。荆州、西安五日可到，浙江四日可到。三藩叛逆吴三桂，轻朕乳臭未退，及闻驿报神速，机谋远略，乃仰天叹服日，休矣，未可与争也。”3驿传体系就是这样为权力中心的运作提供一种必要的信息传递条件，并承担各种各样的差役。云贵地区驿传体系的形成与该地区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形成之后的运转也将带上浓重的地方特色。
一、 清代云贵地区驿站线路及其发展
清代在前明驿站基础上，根据实际需要逐渐在云贵地区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备而实用的驿传体系。云贵地区的驿站体系以昆明、贵阳为中心向湖广、四川、广西、缅甸边境等几个方向延伸。而其发展过程则受到战争、经济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l、连接京城和云贵的驿路
自京城皇华驿至贵州省城共四千七百五十五里，先由京城向南经过一千六百五十里至河南新郑县永新驿，然后五十五里至长葛县石固驿，七十五里至襄城县新城驿，六十里至叶县涨水驿，六十里至叶县保安驿，六十里至裕州赭阳驿，六十里至南阳县博望驿，六十里至南阳县宛城驿，六十里至南阳县林水驿，六十里至新野县湍阳驿，六十里至湖北襄阳吕堰驿，六十里至襄阳县汉江驿，一百里至宜城县鄢城驿，九十里至荆门州丽阳驿，六十里至荆门州石桥驿，六十里至荆门州荆山驿，九十里至荆门州建阳驿，九十里至江陵县荆南驿，七十里至公安县孱陵驿，六十里至公安县孙黄驿，八十里至湖南澧州顺林驿，六十里至澧州兰江驿，六十里至澧州清化驿，七十里至武陵县大龙驿，六十里至武陵县府河驿，八十里至桃源县桃源驿，六十里至桃源县郑家驿，六十里至桃源新店驿，六十里至桃源县界亭驿，七十里至沅陵县马底驿，六十里至沅陵县辰阳驿，七十里至沅陵县船溪驿，七十里至辰溪县山塘驿，七十里至芷江县怀化驿，六十里至芷江县罗旧驿，六十里至芷江县沅水驿，六十里至芷江县便水驿，六十里至芷江县晃州驿，六十里至贵州玉屏县驿，五十里至青溪县驿，八十里至镇远县驿，六十五里至施秉县偏桥驿，六十里至黄平州兴隆驿，三十五里至黄平州重安江驿，三十五里至清平县清平驿，五十里至平越县杨老驿，四十里至平越县酉阳驿，五十里至贵定县新增驿，六十里至龙里县驿，六十里至贵筑县驿。4
之后从贵州筑县驿转向西南，五十里至清镇县威清驿，五十里至安平县平坝驿，九十五里至普定县普利驿，六十五里至镇宁州安庄驿，六十里至永宁州坡贡驿，六十里至永宁州郎岱驿，五十里至安南县阿都田驿，四十五里至普安县白沙关驿，四十五里至普安厅上寨驿，六十里至普安厅刘官屯驿，八十里至普安厅亦资孔驿，七十里至平彝县多罗驿，六十里至南宁县白水驿，五十里至露益州南宁驿，七十里至马龙州马龙驿。八十里至寻甸州易隆驿，六十里至嵩明州杨林驿，六十里至昆明县板桥驿，四十里至昆明县滇阳驿。从京城到昆明共五千九百一十里。
是为由滇黔入京正驿。通常，云贵与京城之间文报传递无不由之。相对来说，云贵地区的重心在云南，贵州更像联系通道，“黔，天末也，为楚滇之孔道。羊肠一线，诘曲难前，而出使传命，络绎不绝”5。针对该地区的地形特点，清朝对这条驿路时常作一些调整，将驿站移置到较为平坦易行的地方。雍正九年(1731)七月，根据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的建议，裁去贵州黄丝驿，又将毛口河驿移驻烈，当，舍基场驿移驻普安县罐子窑，大山凹驿移驻杨松，杨松驿移驻普安州刘官屯6。到乾隆十八年(1753)八月，由于毛口、烈当二驿地多岚瘴，水草恶劣，所以将烈当一驿裁汰，将毛口驿移驻阿都田，罐子窑驿驻白沙关，杨松驿移驻上寨。7
在选择道途好坏的背后实际上是由于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而导致自然环境的变化，许多山林茂密、瘴疠弥漫、人迹罕至的地方被开发为利于行走的通途大道，例如，在将毛口、罐子窑两驿站移置阿都田、白沙关时，贵州巡抚开泰是这样说的：“当毛口、列当设驿之初，缘老鹰岩一带俱系深林密箐，人迹罕至，未经查到。迩来居民砍伐垦种，逐渐开通，可以置驿。”8而且，这种因素长期存在，不仅影响到驿站的设置，甚至清朝在云贵地区的防汛也随之受到影响，如乾隆四十二年(1777)八月二十九日，云贵总督富纲奏称：“滇省户稠地辟，昔之险僻处，今成大道。居民行旅，贪趋捷路，旧有官道汛塘，反成虚设。” 9 所以对汛防也作了很大的调至于京城与滇黔之间的官员往来，则不一定完全按以上驿站行走，而是水、陆兼程。可在湖北或湖南去岸登舟，由水路进入贵州。康熙九年(1670)，被任命为 云南按察使的许缵曾记载了由北京到云南的行程,“京师入滇者，由河南南阳府出新野入楚境，历襄阳、荆州而至常德，由秦晋山左入滇，亦取道南阳至常”10。雍正十三年(1735)十一月二十五日，杨名时由云南进京，他先由昆明循陆路驿站行至贵州镇远府，改为水路，乘舟直达湖南常德，再改走陆路11。乾隆三十三年(1768)， 王昶随阿桂赴缅甸前线，他们从湖北樊城下水路，直达贵州的镇远府12。嘉庆二十四年(1819)五月，林则徐被派任云南主考官，行至荆州改水路，至常德再改陆路驿站进入黔滇13。再者，从湖广由水路进入云贵地区还可以减少对沿途居民的骚扰。乾隆三十五年(1770)，征缅战事正亟，乾隆帝派一批侍卫前往前线，谕军机大臣等：“据梁国治查奏…… 其湖广至黔、滇驿路，向系陆程。昨闵鹗元陛见时，询及该省办理兵差情形。据奏：‘自改归水路后，民不知兵，照料实属省便’等语。所有此次派往之侍卫等，即令其从湖北襄阳下船，至贵州镇远，再由陆路前往。著将此传谕沿途各督、抚知之。”14
2、由滇黔人川驿路
由昆明向东经曲靖分道而北，经宣威州、贵州的威宁州和毕节，可与四川的驿路衔接，直达成都；由贵阳向西北的驿站经黔西州、大定府也可到达毕节，进入四川。
滇阳驿(向东北)四十里至昆明县板桥驿，六十里至嵩明州杨林驿，六十里至寻甸州易隆驿，八十里至马龙州马龙驿，七十里至南宁驿，(由南宁驿分道)三十里至霜益州松林驿，八十里至露益州火方驿，七十里至宣威州霜益驿，八十里至宣威州倘塘驿，六十里至宣威州可渡驿，九十里至威宁州驿，四十里至磴子坎，四十里至浑水塘，四十里至水漕，四十里至齐家湾，五十里至平哨，五十里至新屯，四十里至高山铺，四十里至毕节县，一百六十里至四川永宁县。
这条驿路在康、雍、乾三朝的《大清会典》中都没有记载。其开辟时间大约应该在乾隆前期平定大小金川的战争中，因为当时云贵地区成为战争资源的重要来源，大量的兵源和其他战备物资需要源源不断的从云贵调拨到四川前线。乾隆十三年(1748)八月十一日，贵州巡抚爱必达奏称：“四川节次征调滇、黔官兵，往来差遣，络绎不绝。自滇省至黔省威宁，自威宁至四川交界，业经各设塘汛，塘安二马。其自贵州省城赴川，另由清镇、黔西、大定一带至毕节县，亦应安设。”15爱必达的建议被乾隆帝接受，并付诸实施。这应该是修建云贵至四川驿路的开始。
这条驿路开通大大方便了云贵与西北的陕、甘以及新疆的联系，自乾隆后期开始，云贵地区与西北的所有文报往来无不由之。乾隆四十年(1775)清朝对此曾作了专门的规定：“议定各省公文往来经由道路应酌改捷路，以便邮递。云南咨陕西及由陕西转递甘肃公文向由贵州、湖南、湖北、河南递送，计程五千四百七十五里，应改由宣威州出境，从贵州威宁州入四川转递，计程四千三百四十五里，可近一千余里。”16
3、由滇人藏通道
云南与西藏接壤，自元代开始一直是进入西藏的要道。“计今中国入藏有三道，北道由陇，中道由川，南道由滇……滇道自云南中甸至四川之巴塘，又一道由塔城关，过溜通江……地名角占，为番商运茶之道，在江卡南百余里。由此逾大小雪山，直至喀木，险峻重阻，军行较艰。即元世祖降磨些，入大理，下吐蕃之路也。”17到清代前期，云贵作为进入西藏的重要通道更加具有战略地位。康熙、雍正时期对西藏的用兵多经过云南，所以由滇入藏的驿路必然开通。从昆明至丽江为由滇入藏通道本为明代遗留，原来没有驿站，只设有堡，堡夫负责驿递事务，但堡夫大多已经逃亡。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朝派兵进征西藏，始设安宁等17处驿站，每站设马六匹。“兵部议复：云南巡抚甘国壁疏言：‘云南省迄西一带，向未设立驿站。今因大兵出口。自安宁州起至塔城止，请添设二十一站。’应如所请。”18
省城在城堡七十里至安宁州，(六十里至禄裱堡)十里至老鸦关，(三十五里至炼象堡)四十里至禄丰县，七十里至舍资堡，四十五里至广通县，七十里至峨碌堡，四十五里至吕合堡，七十里至沙桥堡，七十里至普棚堡。六十里至云南县，八十里至白崖堡，六十里至赵州，六十里至太和县，(八十里至上官堡)十五里至邓川州，八十里至观音山，六十里至剑川州，七十里至九河(由此达阿喜，另设马台至藏。)19
这是《云南通志》上对这条驿路的记载。但这条入藏驿路一直没有稳定下来，而是随着战争的起伏，不断地被裁撒或安置。“雍正七年，师旋裁撤。八年，驻兵查木道，又复安设。十二年，师旋仍裁撤。”20雍正以后，清朝入藏已经不再走云南路，改由四川和青海，云南作为进入西藏通道的战略地位大大下降。这条驿路也就没有重新安设。但它也没有被完全废弃，从滇阳驿到赵州驿共十一处驿站后来再次出现，并固定下来。只是不再通往滇藏边境，而是由赵州转向西南通向腾越州和龙陵，即缅甸边境。
4、昆明至缅甸边境
由昆明至缅甸边境的驿路，在前明时期即已安设，但到清代旧有驿站早已废弛，对缅甸的战争开始后，清朝才开始重新循前明旧路安设台站，以满足战争的需要。“乾隆三十一年，边事起，设立驿站。”21由昆明到缅甸边境的驿路有两条，一是到腾越州，一是到缅宁。其线路分别如下：
昆明——腾越州：由滇阳驿分道七十里至安宁州，七十里至老鸦关，七十里至禄丰县，七十里至舍资，七十里至广通县，七十里至楚雄县，五十里至吕合站，六十里至沙桥堡，七十里至普溯堡，六十里至小云南堡，六十里至白岩堡，六十里至赵州，九十里至合江铺，七十五里至白木铺，一百里至黄连铺，九十五里至永平县，八十里至沙木和，八十里至关坡站，四十里至保山县，六十里至蒲缥站，五十里至潞江站，五十里至蒲蛮哨，五十里至橄榄坝，七十里至腾越州，五十里至猛连，八十里至蛮溪，三十里至蚌别，六十里至龙陵。
昆明——缅宁：由滇阳驿分道四十里至呈贡县，五十里至晋宁州，六十里至铁炉关，六十里至新兴州，六十里至螬我县，六十里至化念乡，六十里至扬武坝，七十里至青龙厂，六十里至元江州，四十里至莫浪，五十里至大歇厂，六十五里至他郎，六十里至黄草坝，五十里至布固江，四十五里至通关哨，五十里至上把边江，四十里至磨黑，四十五里至宁洱县，七十里至西萨，五十里至铁厂河，七十里至猛遁，七十里至暖里，五十里至柯里，五十里至威远，五十里至乾海子，六十里至谷旧，六十里至翁烘，六十里至阿猓，五十里至蛮茂沟，八十里至小田坝，九十里至缅宁。
这两路驿站在战争时期的人员、物资配置非常充足，大约每站仅驿马就有六十匹。战争结束后，边境安宁．驿路的战略作用大大下降。为节省经费，清朝大规模地裁减驿站配置，最终每站只有马二匹、马夫一名22。成为用于传递军报的军站专线。
5、昆明至广西驿路
清初，从昆明至广西并没有驿站的设置，直到雍正年间，鄂尔泰任云贵总督时，主持改土归流事务，由于苗、彝各族散布于湘、黔、滇、桂各省，为了便于集中事权，雍正六年(1728)十月让鄂尔泰兼督广西，以便对苗、彝等族进行有效控制。雍正七年十二月，鄂尔泰巡视广西后，决定整修广西到昆明的邮递，“至沿途塘汛邮递，半多懈弛，墩塘房铺，半多草率。臣已严斥通行其文武官弁于沿途验看”23。“本朝雍正七年内。云贵总督兼辖广西，始设二十五驿”24。由滇阳驿分道六十里至七甸，六十里至宜良县，六十里至路南州，七十里至大麦地，六十里至弥勒州，七十里至竹兰邮，五十里至二台坡，五十里至小江口，五十里至腻革奄，四十里至路堵，八十里至树皮，六十里至弥勒湾，五十里至上安排，五十里至者报，六十里至者免，五十里至木帖，六十里至董那孟，五十里至岘槽，五十里至蜈蚣箐，六十里至响水，五十里至普厅，五十里至泗亭，五十里至平岭，六十里至者颡，五十里至剥隘。
二、 清代云贵驿传体系的特点
清代在云贵地区的驿传体系类似明代，但又并非完全仿效明代，而是根据不同时期的需要进行具体的调整，时有裁撤与安设，直到清末。除了在路线上的不同，清代云贵地区驿传体系的构成也有自己的特点。
1． 堡与驿站的合而为一
明代在云贵地区的驿传体系特点之一是驿与堡并用。明代的驿与递是分开的，驿指驿站，主要负责文报传送和官员接待；递指递运所，主要负责物资转运。明代在云南共有78处驿站，在贵州有32处驿站，驿站的设置线路和清代基本相同。驿站之外，又有堡与之相己，相当于内地的递运所。“洪武二十年十二月丁巳，遣前门郎石壁往云南，谕西平侯沐英等，自永宁至大理，每六十里设一堡，置军屯田，兼合往来递送，以代驿传。”25在用兵云贵后，明朝在交通要道上遍布军堡，以军士实之。这种堡的设置是与明代的卫所制度相适应的，军士授以田土，而不给口粮，其职责除了作为防守军队外，也负责递送文报、运送物资的事务。正德《云南志》卷二：“云南有驿无递，故以堡代之，有驿必有堡，堡主递送，领以百户，世职其事；实以军士，世役其事。官军皆国初拨定人数，环堡居住，有田无粮。”26
与明代不同的是，清代的驿与递是合而为一的。在康熙朝的《大清会典》中，递运所仍然存在，并归入邮政之中，显然清初继承了明代的驿递制度。但在康熙朝以后的《大清会典》中递运所不再出现；同时驿站中已经配有专门负责运输的驿夫，无论是军用物资，还是地方贡品都是通过驿站转运的。这说明递运所已经并入驿站，驿站兼具递运所的功能。清代在云贵地区的堡的设置也有这样一个过程。在康熙朝《大清会典》中，云南有27处驿站，而在雍正朝的《大清会典》中云南只有13处驿站，这种差别在于，前者将堡视为驿站，后者将堡视为驿站的附属。具体而言，清代的堡与明代的不同有：(1)在人员配置上，明代的堡以军士充当服役人员，清代的堡夫来源有二。一是原来明代遗留，这一部分人世代以此为业，国家给予田地，名为冷饭田，耕田自给。同时国家免其赋税，令其专职服役。二是雇募，原明遗留的堡夫的逃亡情况非常严重，如云南府的炼象堡的90名堡夫逃亡故绝56名27 ，赵州白崖堡原设堡夫84名，逃亡故绝79名；下关堡100名堡夫逃亡故绝70名28。对此，清朝没有再补充配额，而是在现有基础上根据差务繁重程度，直接给银，雇募乡民充当。(2)在管理上，明代的堡归军队卫所管理，其经费也由卫所提供。清代在云南的堡都划归驿站管理，先由驿丞，如滇阳堡归滇阳驿丞管理，板桥堡归板桥驿丞管理，后来都归并于州县。
2． 塘与铺的补充作用不可或缺
铺负责传递省府州县的日常公文。云贵地区驿站的密度很小，只是将一些重要的府州县连接在一起，如贵州全省的驿站如羊肠一线，自东北向西南贯穿，还有更多的地方驿站没有到达。与这些无驿地方的信息往来都是通过铺或铺与驿站的连接来完成的。如思南府位于贵州的东北部，南距施秉县的偏桥驿约二百九十五里，日常文报由铺递完成，紧急文报则由铺递至施秉县的驿站，“守令有所申请必由铺以达于偏桥驿”29。更具特点的是云贵地区铺与铺之间的距离明显大于其他省份。中原省份的铺距一般为十里到二十里，云贵的铺距大都在三四十里以上，在僻远之地则可能达到七八十里，乃至上百里。如在腾越州，自州“三十里芹菜塘铺，六十里橄榄铺，八十里龙川江铺，一百里竹芭铺，一百二十里分水岭铺”30。
塘在清代是一个有多种含义的词语。《大清会典》对此是这样解释的：“塘：甘肃之安西州、新疆之哈密厅、镇西厅三属，除安西、镇西各本属公文差务仍设驿外，三属旧特设军塘，以达出入文报。自新疆改设行省后，裁哈密、镇西两属军塘，惟安西属军塘仍旧。每塘设有军塘夫以司接递；都司一人，督率稽查。夫马钱粮归文员奏销。”31很多学者据此认为清代的塘负责军报接递，仅设于西北。但很明显，清代的塘的存在决不仅限于西北，其作用也是多方面的，云贵地区尤其如此。
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塘至少在两个方面发挥作用。第一是防守作用，在这一方面，它总是与汛防等联系在一起。第二是信息传递的作用，这使它与铺的关系极为紧密。“重门击柝大易，所以甚其防，司险掌疆，周官所以达其节，汛塘哨铺之制，所以诘奸宄而戒不虞也。”32这段话非常清楚地阐明了塘的这两项作 用。我们主要谈它的后一种作用。
塘主要传递军事信息。在清代云贵地区的各交通要道或是险要地势，都有汛地，驻扎一定数量的军队，负责盘查往来和维护一个地区的安全。塘的作用就是承担这些汛地之间以及它们与管辖长官的联系。塘的设置也很简单，一般只有五六间房子，牌坊一座，望楼一座，烟墩一座，旗杆一座 33。从这种设置上也可以看出，塘非常类似于古代的烽火台，也是专门的军事信息传递设施。乾隆三十五年(1770)，缅甸战事结束，清朝在从缅甸边境至腾越州的路上添置塘十三处，用于对边境情况的监视 34。另外，塘大多数情况下与驿站或铺相间而布，能起到保护站铺的作用。甚至在很多时候，塘与铺混相使用，共同承担公文传送。如在贵州的遵义府，塘与铺相间而置，铺中设塘兵负责公文递送。在雍正六年(1728)清朝裁去铜梓县的所有铺夫，文报的传送完全交由塘兵负责35。所以在清代负责军事信息传递的塘不仅存在于西北地区，也广布于西南，构成云贵驿传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 清代云贵地区驿传体系的运行
对每个王朝来说。维持驿传体系的有效运转首先需要一项非常庞大的财政支出。在清代，历朝《会典事例》对维持驿站运转夫马物器等各项费用都作了极为详细的规定，每年用于全国驿站的开支约计在三百万两以上36，遇到战争就更加无法估算。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清代国家视驿站运转为一项要政，因此要努力去承担维持驿站运转所有开支——即使归地方州县管理，也都从岁收正项地丁银内划拨，以保证驿传体系的有效性。同时清代诸帝又都三令五申严禁各级官员骚扰驿站或借驿站之名随意加派，以免扰累民间，将所谓“朝廷并不累民”的良法美意蕴涵其中。但中央的规定往往带有很多理想色彩，或者说中央的要求只是为驿站的运转提供了一个标准。因为真正左右驿站实际运转状况的不是中央，而是驿站所在的地方州县。例如，根据清朝中央的规定，云贵地区每处驿站的站夫约为一百人。驿站夫役来源有二，一部分是在驿站世代服役，国家给予冷饭田、而免其赋税的额定站夫，另一部分则是由直接雇募的乡民充当。由于前一部分驿夫逃亡非常严重，所以云贵地区的驿夫大部分雇募而来，而且费用由地丁银内拨付。这样，对每个驿站来说，中央规定的驿夫数目只是一个中央和地方州县之间进行帐目报销的标准，具体驿夫由什么人来充当，由多少人充当，如何去完成差役，完全由州县官员来掌握。所以对那些需要直接承担驿站事务的地方州县官员来说，他们考虑最多的是如何完成驿站的各项差役，加上自然条件的恶劣、过境官员扰驿以及官吏自身的贪蠹等因素的制约，包含着朝廷良法美意的许多规定在基层州县变成百姓的一项沉重负担。这种情况在清代云贵地区的驿站运转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对云贵地区驿站差役的繁重，清代的很多官员都有痛心疾首的回忆和记载，概括为一点，即支撑黔滇两省的驿站运转的驿夫较他省最为苦累，经费最为紧张，“累民之最甚者，莫如驿站夫役一事”37。以云南姚州普溯驿为例，由于普溯驿地当要冲，过往差役繁多。光绪初年，姚安府知府臧珊曾作《买置普田记》一文，详细记载了为了维持普溯驿的运转，百姓如何承受沉重的负担，官府又如何筹钱无方，“遇有急差过普，传牌一至，朝督暮催，急于风雨。州县之民，负蓑戴笠，裹粮负米，露宿风餐，方能至普，倘到普之日，紧差未至，则守候连日而空囊鹄立，借贷无门。若大差已过，则雇募之钱倍于寻常，而赔补无术”38。自然条件上的恶劣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个原因，“滇省驿站设居崇山密箐，夫马奔走，倍苦他省”39。这使云贵地区的驿站为完成同样的差役，需要比其他地区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这一点自不待言。至于人为因素就更加复杂。
首先是过境官员的骚扰和州县官员对过境官员的谄媚。对每个驿站来说，除了为递送文报服务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差役，大概有八项，号“八大差”，即钦差大臣、督、抚、学院、提督过站以及兵差、象差、贡差40。清朝官员外出一般都按驿站行走，并根据品级的高低在驿站享有不同等级的待遇，是为给驿。清朝皇帝一直在努力使全国各地能够严格执行各级官员给驿的标准。如雍正帝一上台就针对当时给驿混乱的情况颁布上谕：“乃内而兵部，外而驿道，于发给马匹时，官吏通情受贿，往往所给浮于勘合之数，且行李辎重皆令驿卒乘马背负，多至八九人不等。所到州县，以见马换马向有旧例，不敢诘问。至督抚提镇经过之处，更惟命是从。嗣后照勘合之外，有敢多给一夫一马者，许前途州县即据实揭报都察院，以听纠参。”41但是这只是最高统治者一方面的期望。实际上在基层州县，这些法令大多数时候根本无法执行。因为过驿官员官品越高，排场越大，所需要的夫马供应越多。高级官员过境，对于位卑职低的州县官员来说都是大事，极力巴结尚且惟恐不及，又怎么敢不给超额的夫马呢?乾隆后期，贵州施秉县知县杨懋德曾作《偏桥驿夫论》一文，非常鲜明的揭示了州县官员在这方面的心态：“州县官端居衙署，惟听探马一言日：上游某差将至矣，下游某差已临矣，不分有无勘牌，多寡紧缓，立即签差四出，沿乡逐寨。派役签夫……且即钦差上宪往来果尽出于勘合乎?下陈酒席无算，而家眷杠抬动至千数百，甚至拉马载狗，迁货物，肩花木，轩优奴，皆属此夫。名虽发银，而有司兢兢焉，缴花之惟恐后矣，莅斯土者，即日贤能。而巧妇不能为无米之炊，此等夫役果在百名之中乎?抑在百名之外乎?”42
其次，官与吏的贪蠹是造成驿夫负担沉重、影响驿站运转的另外一个因素。仍以偏桥驿站为例，夫役之派虽然累民甚重，一些贪婪的官吏却视之为肥己之术，“平日过差稀少，反似寂寞无聊。忽闻探马驰传某差将至，即兴致勃勃以为奇货可居矣”43。知县杨懋德将官吏贪蠹造成的弊端归结为四个方面。一是签派之弊：州县官员为完成过境的差役，在征用民夫时，一般都宁早勿晚，宁多勿少，一听有差至境，不问多少，立即到各乡村签派，甚至不惜强捉硬拿。而当所派夫役披蓑戴笠，从四面八方赶来时，差役未到境，则需忍饥挨饿，困苦守候。二是衙役索贿之弊：征调的夫役过多，给衙役肆虐留下空间，“得其贿者，谓夫多而放归；若穷极无贿者，不问曾否裹粮，鞭挞交施，立驱抬杠应役” 44。三是不发银米之弊：当应役之人忍受酷暑严寒，终于完成差事，兴致勃勃地回来准备领取养家糊口的银米时，总会遭到官吏的百般刁难，“茕茕夫役。望官署而徘徊，日复一日，守候无期，虑及失误本业，有不怅然以去者乎?”45四为辗转派扰之弊：即使官府把钱发下来，很多时候，也都被衙役吏员们截留了。他们或从中克扣，或者转派到一些生意铺面上，让民夫们无所适从。“摊派生意铺面赘赔、添赔，彼夫实惠未沾而追呼横索之扰又及于市廛矣。”46
所以，维持驿站运转的关键是如何筹集钱，如何管理钱的问题。如果官员较为清廉，尚且能为驿站的运转作出一些长久的规划，以减轻民累，节省开支。对许多州县来说，减轻繁重驿站差役的第一个思考方向是争取邻边无驿州县的协济。仍以姚州的普溯驿为例，其费用由姚州、大姚县按六四比例共同担负。“采访普溯驿差徭，系姚州、大姚同办。旧例州六成，县四成，定有成规，遇有委员过站及解送犯人谓之流差。其需用夫马，姚州以夫马庄租息雇募，年终清算，有不敷者，大姚照四成例敷补。”47而当遇到钦差大臣、督抚提镇等大差过境时，姚州和大姚的州县长官则率领两地的巡约保长，照四六比例分摊所需的民夫民马。两地还经常为此发生争执，诉诸上司。再如大理府的太和县驿，其费用分别由赵州、宾州、邓州以及浪穹县协帮一定数量的银两48。
费用的另一项来源是庄田的建立。在姚州，为支撑普溯驿的艰难运转，免除无休止的争讼，该府州官员经过反复思考，多方考察，决定置买专门田产，收取租息，作为随时雇募驿夫的储备金。最后通过士民捐钱、官府出钱，共置办王翰华、金玉佩、汤家冲三处田庄，然后将这些田地租佃出去，丰年可得租息二百多两，遇到歉收之年，米价昂贵，则可以得租息三四百两，这些钱用来随时雇募乡夫，应付差事。这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解决了驿站的夫役费用问题。在云南腾越厅，为维持橄榄坡驿的运转，也采用了这个办法。由于该驿路正当孔道，差役非常繁重，其经费原来由龙江、曲石、瓦甸、界头四个地方共同支付。但是这些地方的土豪劣绅则借机转嫁于民，从中渔利，以至于诉讼不断。到光绪四年(1878)腾越厅同知陈宗海“乃谕令四练共出银二干四百两，买置马夫田种二百五十箩，收租变价以资出站费用……更拨给叛产田五十箩，共作三百箩。田种归龙江练，收租以为夫马零星之开……饬令非贡差、兵差、．三大宪巡阅，差役不得远千三练”49。
但无论如何，以上所述各方面的因素一直在影响着驿传体系，使这种运转总是处于效率与累民的极大的张力之中。虽时有改革，但积弊丛奸根本无法彻底清除，正如《偏桥驿夫论》中所说:“法非不善，而一法立则一弊生；去一弊而去弊之弊更不可言。所谓有治人无治法,站夫苦是也.”
注释：
1. 师范纂《滇系·疆域系序言》嘉庆十三年修，光绪六年云南书局刻本。
2. 《清史稿》卷269。
3. 《康熙起居注》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4. 《嘉庆朝大清会典事例》卷560。
5. 卫既齐修，薛载德纂《贵州潭志》卷36，康熙三十六年修，1965年贵州图书馆油印本。
6. 《清高宗实录》卷108。
7. 《清世宗实录》卷444。
8.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五辑，乾隆十八年五月十五日，《贵州巡抚开泰奏报办理移设驿站情形折》。
9. 《清高宗实录》卷1219。
10. 许缵曾撰《滇行纪程续抄》，康熙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赴云南按察使司任。见于《小方壶舆地丛抄》第七帙，杭州古籍书店。
11. 杨名时撰《自滇入都程记》，见于《小方壶舆地丛抄》第七帙，杭州古籍书店。
12. 王昶撰《滇行日录》，见于《小方壶舆地丛抄》第七帙，杭州古籍书店。
13. 林则徐撰《滇轺纪程》，见于《小方壶舆地丛抄》第七帙，杭州古籍书店。
14. 《清高宗实录》卷862。
15. 《清高宗实录》卷322。
16. 王文韶等修，唐炯、陈灿纂《续编云南通志稿》卷75，1966年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光绪二十七年四川岳池刻本，收于《中国边疆丛书》。
17. 《藏事举要.胡炳熊撰，清风桥文茂印局印本。
18. 《清圣祖实录》卷288。
19，20，24鄂尔泰、尹继善修，靖道谟纂《钦定四库全书·云南通志》卷6，乾隆元年修。
21，30，34屠述濂纂修《腾越州志》卷4，乾隆五十五年修，光绪二十三年黄秉望刻本。
22，《嘉庆朝大清会典事例》卷530。
23，《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7册，《云贵总督鄂尔泰奏报巡察广西所见沿途城池营伍土官彝情暨田粮水利河道等情折》。
25，《明太祖实录》卷187。
26，转引方国瑜著《云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版。
27，张毓碧修，谢俨等纂《云南府志》卷4，康熙三十五年刻本。
28，傅天祥修，黄元治纂《重印大理府志》卷4，康熙三十三年修，民国二十九年铅印本。
29，夏修恕修，萧瑁、何廷熙纂《思南府续志》卷2，道光二十一年修，1965年贵州图书馆油印本。
31，《光绪朝大清会典》卷51。
32，33 王槐容修，许实纂《宜良县志•建置志》卷3，民国十年铅印本。
35，平翰休，郑珍、莫友之纂《遵义府志?兵防驿递》卷26，道光二十一年刻本。
36，《清汇典事例》（光绪朝）卷685。
37，42，43，44，45，46蔡宗建修，龚传绅纂《镇远府志》卷21，乾隆五十六年修，1965年贵州省图书馆油印本。
38，40，47陆宗郑修，甘雨纂《姚州志?食货志?力役》卷2，光绪十一年刻本。
39，王文韶等修，唐炯、陈灿纂，《续云南通志稿》卷75，《巡抚王继文请给驿堡银七钱三疏》。1966年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光绪二十七年四川岳池刻本，收于《中国边疆丛书》。光绪十一年刻本。
41，《嘉庆朝大清会典事例》卷563。
48，傅天祥修，黄元治纂《重印大理府志》卷4，康熙三十三年修，民国二十九年铅印本。
49，陈宗海、赵瑞礼撰《腾越厅志稿》卷4，光绪十三年刻本。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2002年第2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