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五三年（乾隆十八年），游牧于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的杜尔伯特蒙古族人民，在其部落首领三车凌等人率领下，为反对准噶尔部割据势力，维护国家统一，离开了他们多年游牧的额尔齐斯河流域的丰美牧场，历尽艰辛投归了清朝中央政府。这件事虽是二百年前的历史，但却是我国民族关系史上一段佳话，在促进清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与发展的过程中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仅就这一历史事件，作些初步研究和阐述，以就教于史学界的同志们。
一
三车凌是我国杜尔伯特部蒙古的三个台吉1，即车凌、车凌乌巴什和车凌蒙克，史称三车凌。三车凌为什么要投归清朝政府呢？这里有必要先概括叙述一下杜尔伯特部的源流，它与准噶尔部的关系以及投归清朝的历史背景。
杜尔伯特蒙古本为我国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姓绰罗斯”2，和准噶尔部（即绰罗斯）有亲密的血缘关系。据说他们都是元臣孛汗的后裔。3关于杜尔伯特部的始祖，据张穆《蒙古游牧记》卷十三载：杜尔伯特部“元臣孛汗裔……六传至额森（即也先——引者），生二子：长博罗纳哈勒，为杜尔伯特祖，次额斯墨特达尔汉诺颜，准噶尔部祖也”。4十六世纪末，厄鲁特蒙古四部——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已形成了松散的部落联盟。他们游牧于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厄鲁特四部“虽各有牧地，而皆以伊犁为会宗处。”5由于准噶尔部占据伊犁地区，“实擅其利，以故最强”6，所以到了十七世纪初，准噶尔部首领哈喇忽喇7的实力逐渐发展起来，已凌驾于当时作为四部联盟盟主的和硕特部首领拜巴噶斯之上8。特别是到哈喇忽喇儿子巴图尔浑台吉统治准部时期，“卫拉特联盟这个管理卫拉特社会事务的机关已经开始丧失它的作用，因为哈喇忽喇，特别是巴图尔浑台吉越来越成为大权独揽的执政者，成为准噶尔的实际大汗。”9
随着准噶尔部势力的不断扩大，厄鲁特联盟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尖锐。游牧于塔尔巴哈台地区的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与绰罗斯部长巴图尔浑台吉交恶”，10率所部五万余帐，于一六二八年间向西迁徙，到伏尔加河下游游牧。接着，一六三六年——一六三八年间（明崇祯九年——十一年、清崇德元年——二年）和硕特部首领拜巴噶斯的弟弟图鲁拜琥（即顾实汗），也因与巴图尔浑台吉发生冲突，率其所部离开原来牧地乌鲁木齐地区，向东南转移到青海一带。而杜尔伯特部虽说也受到准噶尔部的控制，但它与准噶尔部因是同族关系，仍然共同游牧于阿尔泰地区。正如有些史书所载：“杜尔伯特部为绰罗斯种。和硕特、土尔扈特或游牧青海，或徙牧俄罗斯，惟杜尔伯特聚牧阿尔台（泰）11故“聚牧于阿尔台（泰）者惟准噶尔及杜尔伯特两部” 12。
噶尔丹发动叛乱后，其侄策妄阿喇布坦离开阿尔泰地区，移至额尔齐斯河流域和“水草丰美、土地平旷13的博罗塔拉地区游牧，而“杜尔伯特诸台吉从之”14。因此，杜尔伯特部直到三车凌投归清朝之前，一直游牧于额尔齐斯河流域。
由噶尔丹开始的准噶尔上层割据势力，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对清朝中央政府时服时叛，割据我国西北边疆地区，不断发动骚扰、叛乱，祸害各族人民，成为国家统一的严重威胁。然而杜尔伯特部首领及其人民，却倾向于国家的统一，与清朝中央政府保持着经常的朝贡关系。
早在一六六O年（顺治十四年），杜尔伯特部台吉陀音遣使哈什哈等自青海鄂齐尔图处，向清朝政府进贡马匹15。紧接着第二年（一六六一年，顺治十五年），该部首领鄂木布岱青和硕齐之子伊斯札布又遣使至清廷，进贡马匹16。至康熙年间，杜尔伯特部首领们不仅仍与清朝保持着朝贡关系17，而且为了摆脱噶尔丹割据势力的控制，不断投归清朝政府。一六九四年（康熙三十三年），附牧于噶尔丹的杜尔伯特台吉巴拜，因噶尔丹“强取其戚属”，而巴拜“索之不获，畏弗敢争” 18，遂归附了清朝。一六九七年（康熙三十六年）被噶尔丹裹胁参加叛乱的杜尔伯特台吉车凌，“知噶尔丹不足特”，率其“臣属二百五十八余户内徙”19，也投奔了清朝政府。
非常明显，在准噶尔部割据势力控制下的杜尔伯特首领和人民，同清朝中央政府保持经常朝贡关系，并不断内徙，这正是对准噶尔割据势力的反对与斗争。应该说，一七五三年（乾隆十八年）三车凌的来归，正是这一斗争的继续与发展
二
自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噶尔丹策零（策妄阿喇布坦之子）死后，准噶尔部贵族为争夺汗位，展开了“篡夺相寻20、“骨肉相残” 21的内讧。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噶尔丹策零的次子纳木札尔，“以母贵嗣汗位”22，称为阿札汗23。但这个年仅十三岁的阿札汗，“年幼无知，不理政务，却肆行淫欲”24，引起准噶尔许多贵族的反对。一七五O年（乾隆十五年），阿札汗被其姐夫萨克伯勒克“攻而杀之”25，立阿札汗之长兄喇嘛达尔札为汗。
喇嘛达尔札是噶尔丹策零之长子。他取得汗位后虽然得到了达赖喇嘛的承认，“授给他以额尔德尼·喇嘛·巴图尔洪台吉的称号” 26但因系庶出（婢女所生），不负众望，“没有得到大部分准噶尔人的同意”27，尤其遭到准噶尔部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小策零敦多卜28家族的反对。大策零敦多卜孙达瓦齐在辉特部贵族29阿睦尔撒纳的支持下，又袭杀了喇嘛达尔札，取得了准部的汗位。
然而，准噶尔部贵族争夺汗的斗争并没有就此而停止，小策零敦多卜孙讷默库济尔噶勒在一些“势力薄弱的宰桑和诺颜”支持下，被“推举为汗” 30，据俄文档案所载：“达瓦齐称汗不久，就同反对的萨拉满吉（即汉文文献中的台吉达什——引者）的儿子讷默库济尔噶勒刀枪相见”31。因而又出现了大小策零敦多卜两个家族之间的混战。
达瓦齐与讷默库济尔噶勒争夺汗位的火并，必然要波及到厄鲁特蒙古各部，“两酋争立，各征兵于诸部”32，与准部有着亲族关系的杜尔伯特部自然也被卷入这场混战的旋涡。据记载：“大策凌敦多卜孙达瓦齐袭杀噶尔丹策零嗣而自立。小策凌敦多卜孙讷默库济尔噶勒与构兵，各令杜尔伯特族助” 33。正是这场混战中，使杜尔伯特部人民遭到巨大的灾难。根据俄文档案资料的记录，由于杜尔伯特部“不愿臣服于达瓦齐”34，达瓦齐与阿睦尔撒纳请求邻部哈萨克中帐苏丹阿布赉出兵进攻杜尔伯特部。一七五三年（乾隆十八年）夏，阿布赉抽出五千士兵，向杜尔伯特部发动了一次猛烈的袭击，给杜尔伯特造成空前的浩劫。在这次袭击中，哈萨克士兵“粉碎了许多加尔梅克（指杜尔伯特部——引者）的兀鲁思”35，破坏了大片的牧场，并掠去“将近三千名男女和儿童”36，而“其余牲畜全由达瓦齐所独占” 37。
长期以来，杜尔伯特部首领和群众饱尝准噶尔部贵族的排挤、欺凌与控制，而且又深受准噶尔部统治集团混战之苦，特别是经过了这场战争浩劫之后，再也无法忍受下去，迫使他们必须认真考虑生路和前途，并作出决择。尤其是对早就有“思内附”38之心的三车凌来说，在杜尔伯特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不能不为维护本部落的生存，与准噶尔割据势力作彻底的决裂与坚决的斗争。以车凌为首的杜尔伯特首领们，在召集全族的会议上，明确提出：“依准噶尔，非计也，不如归天朝为永聚计”39，首领们的号召，反映了人民的共同愿望，三车凌遂于一七五三年（乾隆十八年）冬，毅然地率其所属三千七百多户40挣脱了准噶尔部割据势力的羁绊，离开了多年游牧的额尔齐斯河，迁入了内地。
杜尔伯特离开额尔齐斯河时，正是隆冬严寒季节，他们扶老携幼，驱赶着成群的牲畜，冒着凛冽刺骨的寒风，而且后面还有达瓦齐派出的追兵，其行进之紧张、艰苦是可想而知的。但他们仅仅以十九天的时间，就由乌兰岭、乌英齐赶到了博东齐部，派出了使者向巴颜珠尔克所驻清军报告了来意41。
清政府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札布闻讯后，一面因“虑诈，檄喀尔喀兵备之”；一面上奏清廷。乾隆得知消息后，明确下达指示说：“车凌来降，非叵测也”。因为乾隆对当时准部内乱情况多少有些了解，在他看来，“达瓦齐与纳默库济尔噶勒构兵，车凌助之，胜负难豫定。幸而从者胜，卒为人役，不若归降之为得计也”。应该说，乾隆的估计，多少看出了事情的本质。因此，他命成衮札布，让杜尔伯特部暂驻乌里雅苏台，然后再“徐议安置事宜”42。
清朝政府对三车凌的投归行动，是极为重视的，乾隆把解决准部割据势力一直视为“先朝数十年未竟之绪”43。然而，就在准部内乱时期，三车凌率其所部投归过来，这对其平定准部割据势力是十分有利的。因此，当他接到成衮札布报告后，立即派侍郎玉保赉赏物往谕”44，并命副都御史麒麟保“驰驿前往经理”，“沿途照料护送”45三车凌属下人等。
清政府对杜尔伯特人民的生活和生产作了妥善的安置。命三车凌暂时游牧于札克拜达里克，并接济牛羊数千只，以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
一七五四年（乾隆十九年），清政府对杜尔伯特“悉编旗分佐领”，正式把杜尔伯特命名为赛因济雅图盟，以车凌为盟长，车凌乌巴什为副盟长。同年五月，乾隆在避暑山庄接见了三车凌，并于万树园大摆筵席，“观火战”46宴请三车凌及其他蒙古王公，以表示清政府对三车凌投归的重视和欢迎。为了奖励三车凌“率万余众，倾心来归”47的功绩，乾隆封车凌为亲王，车凌乌巴什为郡王，车凌蒙克为贝勒，其余大小头目也都被封为贝子、公、台吉等不同爵位48。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清政府又赐车凌亲王双俸，被封为杜尔伯特汗赐特古斯库鲁克汗号。车凌乌巴什晋封为和硕亲王，车凌蒙克也被晋封为多罗郡王49。
清政府统一乌梁海后，又迁杜尔伯特于乌兰固木游牧，而使乌梁海游牧于科布多50，从此，杜尔伯特部便于乌兰固木一带定居下来。
三
三车凌举部内迁，对当时准噶尔部的割据势力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打击，但对长期被准部割据政权控制并饱尝战乱之苦的新疆各族人民来说，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它代表了各族人民反对割据混战、渴望统一安定的共同愿望，因而这一行动，必然在新疆各族人民间产生强烈的反响。
本来自从噶尔丹策零死后，，由准部贵族争夺汗位所造成的混战，已使“各部人众，咸失生业”51，“不获安生”52，新疆各族人民不断逃离准部，奔往内地，投归清朝政府。自乾隆十年至乾隆十八年三车凌投归的前夕，据不完全统计，在这八年之内，各族人民逃往内地者不下数十起53。但这些逃来者，除了一七五O年（乾隆十五年），小策零敦多卜之子达什达瓦部下宰桑萨拉尔“率所属来降”54外，其余多为单身来投者，或仅携眷属者，人数不多，影响甚小。但象三车凌这样大规模举部内迁，这在厄鲁特蒙古各部历史上还是空前的。这不仅反映出厄鲁特各部人民要求统一的强烈愿意，也标志着准部割据政权瓦解倾覆的危机。正如一位日本史学家对当时准部形势所描述的那样：“屈服于绰罗斯部洪台吉统治约有一个世纪的杜尔伯特、和硕特、辉特各部，现在也显示出叛离的形势，准噶尔汗的国家和统一正面临着瓦解的危机”55。这种估计是是有一定道理的。
应该指出，三车凌部投归清朝，确实对准部割据政权起着巨大的瓦解作用，为厄鲁特各部人民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割据的斗争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如《西域图志》一书所说：“都（杜）尔伯特台吉策（车）凌，首先内附，特封汗号，为闻风归来诸部倡”56，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在这以后，厄鲁特各部大小首领，接踵效尤率其部属脱离准部割据政权，要求内附，投归清朝中央政府。
一七五四年（乾隆十九年），也就在三车凌部内迁的第二年，车凌的从子刚多尔济，“自准噶尔挈户千余来归”57，被清政府封为多罗贝勒。与此同时，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与达瓦齐火并失败后，联合杜尔伯特台吉讷默库、和硕特台吉班珠尔，“共率所部兵二千、口二万东奔，叩关内附”58。阿睦尔撒纳和讷默库的投清，虽然别有居心，不久又叛离而去，但当时以二万余众投归清廷，对达瓦齐的割据势力不能不产生巨大的瓦解作用。
班珠尔长子、车凌之婿达玛璘 ，原游牧于塔尔巴哈台，因不堪准部内乱之苦，率其族属奔赴额琳哈毕尔噶山59游牧。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闻清军征讨达瓦齐，遂由额琳哈毕尔噶山“间道至乌里雅苏台，携户六十余，请内徙隶车凌牧”60，清政府封达玛璘为一等台吉。
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原于伊犁河西沙拉伯勒游牧的杜尔伯特部首领伯什阿噶什，因“达瓦齐虐其众”，于清军抵达伊犁时，“献籍三千余户降”61。继之，伯什阿噶什的养子博东齐与其属下宰桑诺斯海，也率其属众投归了清朝62。
阿睦尔撒纳公开发动叛乱后，小策零敦多卜之子达什达瓦63部，为了反抗阿睦尔撒纳的兼并，在达什达瓦妻子率领下，从阿睦尔撒纳控制的伊犁地区逃脱出来，到巴里坤迎接西征的清军。清军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后，达什达瓦部被迁往热河定居。
乾隆平定达瓦齐之后，在谈到他这次出兵的用意时说：“前因准噶尔夷部数年以来，篡夺频仍，所属诸部，率众内响，接踵而至。朕为天下共主，既不忍拒而不纳，将为之经理游牧，即因其地处之，为长久计。而两朝未竟之绪，亦乘此事机，一劳永逸，此用兵之本意也”64。这里，固然可以看出作为最高封建统治者乾隆，从封建大一统思想出发，在完成“武功”之后所表现出的踌躇满志的心情；但同时也说明了清政府平定达瓦齐割据政权，正是利用准噶尔“所属诸部，率众内响”的有利“事机”而取得的。由此可以看出，在杜尔伯特三车凌带动下的厄鲁特蒙古各部的纷纷内附，对清政府完成统一西北边疆的事业，确实起着积极的作用。
四
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是由各族人民共同推动的，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也是在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取得的。以三车凌为首的杜尔伯特部蒙古人民，为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割据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清代前期的历史上作出了贡献。
三车凌投归清朝不久，杜尔伯特内部便出现了一股分裂的逆流，发生了以巴朗为首的叛逃事件。巴朗是车凌蒙克的次子，“久蓄叛志”，在随他父亲内迁的路上，就想“窜归准噶尔”65。一七五四年（乾隆十九年），车凌蒙克去热河朝觐时，巴朗“诡称疾，不之从”66 ，乘车凌蒙克“方赴热河未回”之机，巴朗“即背父潜逃”67 ，从其长兄齐默克的部属中拉走了二百多人。同时，与车凌同族的台吉，蒙克特穆尔也跟随巴朗一起叛逃而去。68
巴朗和蒙克特穆尔的叛逃，虽说在规模与影响上不算很大，但引起了清廷的关注。乾隆认为，“伊等甫经投顺，复又逃亡，情殊可恶”69，立即传命“速派弁堵截各卡路径，即时擒获”70。当然，巴朗的归而复叛，在乾隆看来，对他作为“天下共主”的封建帝王无上权威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亵渎与大逆不道，他的恼火也是自然的。
然而，巴朗叛逃事件，对当时反对分裂割据、要求安定统一的杜尔伯特大多数首领和人民来说，也确是不得人心的，因而必然遭到人们的强烈反对。蒙克特穆尔属下有个名叫翁郭尔者，“闻其主（指蒙克特穆尔—引者〉有叛志，力沮之”。蒙克特穆尔不但不听翁郭尔的劝告，反而强逼翁郭尔与他同逃，翁郭尔坚决不从，蒙克特穆尔竟“刃伤之”。但是，负了伤的翁郭尔，仍然勇敢地“裹创往追窜党”71 ，擒获了同蒙克特穆尔一起叛逃的密什尔。翁郭尔的英勇行动，代表了大多数杜尔伯特人民的共同意志，在反对分裂割据与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中立下了功绩。
在这次反对巴朗分裂活动的斗争中，杜尔伯特汗车凌的族弟色布腾、刚等都参加了追捕逃人的行动。在清军的追捕下，一些受巴朗煽惑出走的杜尔伯特人民，“先后脱归”72，而巴朗和蒙克特穆尔最后也被拿获归案。
以三车凌为首的杜尔伯特人民，在与内部分裂势力斗争的同时，还积极参加了征讨达瓦齐割据势力和阿睦尔撒纳民族分裂叛乱的斗争。
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清军分兵两路征讨达瓦齐。清政府以三车凌“皆熟悉彼地情形，洞悉军务”73，便任命三车凌为参赞大臣，从其部属中调选士兵二千人，“咸从大军征达瓦齐”74。车凌及其族弟色布腾参加了由定北将军斑第、定边左副将军阿睦尔撒纳统率的北路军；车凌乌巴什和车凌蒙克参加了由定西将军永常、定边右副将军萨拉尔统率的西路军。在清军两路进剿之下，准噶尔军纷纷投降，清军势如破竹，直抵伊犁。
在进剿达瓦齐的战斗中，三车凌表现异常英勇。当达瓦齐逃离伊犁，“由格登挈千余骑，踰窜库鲁克岭”75时，分道追击的清军，“皆以马疲返”76。但车凌乌巴什偕其部下玛什巴图，率领骑兵八百紧紧尾追77；车凌蒙克也率其士兵，“驻防伊犁” 78，以防敌军之窜扰；而色布腾则负责由乌鲁木齐至博罗塔拉一带的“邮务”79。达瓦齐正是在各路清军追击与三车凌军队的有力配合下，于南疆乌什被维吾尔族伯克霍集斯所擒获的。
曾参加清军平定达瓦齐的阿睦尔撒纳，为了实现作“四部总台吉，专制西域”80的野心，进占伊犁后，又发动了叛乱；而这时，与阿睦尔撒纳一起投清的杜尔伯特台吉讷默库，也扯起了叛旗。杜尔伯特的首领和人民在平定阿睦尔撒纳和讷默库叛乱的战争中，又继续参加了新的战斗。
车凌的族弟色布腾，积极请战，要求率兵征讨叛军，清政府“以色布腾与阿睦尔撒纳夙怨，且悉厄鲁特情”81，命色布腾为参赞大臣，率其所部士兵，“赴乌里雅苏台，偕驻防大臣筹军务”82。但不久，色布腾因病死于平叛的征途中。
杜尔伯特的首领们在平定讷默库的叛乱中，表现更为积极。讷默库本为车凌乌巴什的从子，但他是阿睦尔撒纳的妻弟，同一直怀有割据准部野心的阿睦尔撒纳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就“隐有叛志”83，想投奔阿睦尔撒纳。车凌的从子刚多尔济等台吉发现后，极力劝阻，讷默库非但不听，反而率众“劫驿站，戕守汛弁，夺运粮商民驼物”84，公开发动了叛乱。杜尔伯特汗车凌与车凌乌巴什配合驻防乌里雅苏台办事大臣阿兰泰，“以兵擒讷默库及其孥”85，平定了叛乱。
此后，三车凌及其部众，一直守卫着我国西北边疆地区，同其他各族人民一道，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边境的安宁进行了多次的斗争，并在开发祖国西北地区过程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 * *
路左倾诚候属车，未归怜远自员渠。
识时称杰惟嘉尔，敷德宾遐有何予。
锡爵都教加衮服，赐飧还拟赋嘉鱼。
一家中外欢言畅，底事周官藕象胥。86
这是乾隆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杜尔伯特三车凌时所写的诗句。这首诗与乾隆许多诗一样，诗意不浓，境界不高，表现出一个以“天下共主”自居的富贵天子一贯舞文弄墨、附庸风雅的特点。不过，他把三车凌为维护国家统一而“倾城”“来归”的义举，视为“识时称杰”，还多少说出了事情的本质。当然，作为封建帝王的乾隆如此称颂三车凌的行动，完全是为了实现其封建大一统事业，从维护封建统治的最高利益出发的。然而我们今天对三车凌的评价，则与清朝统治者的出发点根本不同。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87 ，多民族国家的日益走向统一，乃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与本质，而清代前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与发展，正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清朝统治者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不断的努力，在国家统一方面，虽然削平了三藩，统一了台湾，平定了噶尔丹叛乱，巩固了外蒙与西藏的隶属关系；但准噶尔部的割据势力一直盘踞于西北一隅长达一个世纪之久，它不时作乱边疆，为害各族人民，严重地破坏国家的统一与各族人民的安全，同时又有沙俄侵略势力从旁插手，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与严重化。毫无疑问，清政府出兵平定准部割据势力，完成了对西北边疆地区的统一，最后奠定了祖国的疆域版图，这不仅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也符合于各族人民共同愿望。非常明显，杜尔伯特三车凌也正是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走向巩固与发展的历史潮流中，顺应了形势发展的要求，挺身而出，毅然地与准噶尔割据势力决裂，投身于清政府统一西北的事业，积极地为祖国的统一，与割据势力作不懈的斗争。他们在促进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而他们为维护国家统一而斗争的业绩更是值得颂扬的。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集》第一辑，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11月版，中华文史网整理）
（1）台吉：蒙古贵族的称号。
（2）张穆：《蒙古游牧记》卷十三：《额鲁特蒙古乌兰固木杜尔伯特部赛音济雅哈图盟游牧所在》。
（3）详见《西疆图志》卷四十七《杂录》一《准噶尔部·世纪》及张穆：《蒙古游牧记》卷十三。
（4）关于杜尔伯特的始祖，汉文资料与外文著述的记载不同。如霍渥斯：《蒙古史》认为，准噶尔部和杜尔伯特部原为一个部落，“这个部落被名叫翁郭楚（Ongozo）和翁郭尔辉（Ongorkhoi）的两个兄弟所分割。他们便成为准噶尔和杜尔伯特每个王族的创始人。”（见第一卷五九二页）。所以有的研究者认为：“虽然杜尔伯特和准噶尔部都是绰罗斯族，但两者的关系并不清楚，因为“这两兄弟到底是谁的儿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见冈田英弘：《杜尔本·卫拉特之起源》，载《史学杂志》第八十三编，第三号，一九七四年版）”
其实，如果仔细翻阅一下汉文资料，便可发现，翁郭楚是绰罗斯家族的第十一世，为第十世阿勒哈青森之子，翁郭尔辉系绰罗斯家族第十世旁支，阿勒哈青森之弟，翁郭尔辉和翁郭楚显然是同族叔侄关系，并非兄弟辈，而翁郭尔辉也不是杜尔伯特部始祖。（详见《西域图志》卷四十七《杂录》一，《准噶尔部·世系》）。
这个问题，在《西域图志》卷四十七记载得十分明确：“自额森诺颜六世以上无旁支。其第七世旁支博罗纳哈勒，为额斯墨特达尔汗诺颜兄，即都（杜）尔伯特始祖。”可见，杜尔伯特始祖并非翁郭尔辉，而是绰罗斯家族第七世旁支博罗纳哈勒，这是无庸置疑的。
（5）（6）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三十八《纪事始末》。
（7）哈喇忽喇为绰罗斯家族第十一世翁郭楚之孙，是绰罗斯家族的第十三世（详见：《西域图志》卷四十七《杂录》一《准噶尔部·世系》及巴德雷：《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三O页，一九一九年，伦敦版）。
（8）若松宽：《厄鲁特族的发展》，见《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第十三卷（中世纪·七）第八O页，一九七一年，东京岩波书店版。
（9）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一二三页，一九六四年莫斯科版。
（10）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三十八《纪事始末》。
（11）邓延祯：《蒙古诸部述略》·《杜尔伯特部》。
（12）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九，《厄鲁特要略》一。
(13)松筠：《新疆识略》卷四，《伊犁舆图》。
(14)张穆：《蒙古游牧记》卷十三。
(15)（16）《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九五《杜尔伯特部总传》，见《耆献类征》（初编）卷首一O七。
(17)据《清史稿》载：“康熙十四年，台吉额勒敦噶木布从鄂齐尔图使入贡（卷五二三《藩部》六，《杜尔伯特》）。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定四卫拉特贡例，噶尔丹使入关额二百人，余市张家口及归化城，其绰罗斯自贡之耆尔玛岱和硕齐、杜尔伯特台吉阿勒达尔泰什及和硕特、土尔扈特长如之”（《清史稿》卷五二三《藩部》六）。
(18)《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九十五，《杜尔伯特部总传》，见《耆献类征》（初编）卷首一O七。
(19)《清史稿》，卷五二三，《藩部》，《杜尔伯特》。
(20)《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十二。
(21)程穆衡：《准噶尔考》卷上。
(22)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荡平准部记》。
(23)兹拉特金：《蒙古近现代史纲》第八六页，一九五七年，莫斯科版。
(24)古朗：《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中亚细亚——加尔梅克帝国还是满洲帝国？》第九八页，一九一二年，巴黎版。
(25)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十二《厄鲁特要略》四。
(26)（27）霍渥斯：《蒙古史》第一卷，第六五一页，一八七六年伦敦版。
(28)大小策零敦多卜为巴图尔浑台吉之后，为策妄阿喇布坦父子“两世将兵”（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荡平准部记》）。据《清史稿》载：“准噶尔台吉旧有策凌敦多卜二，大策凌敦多卜善谋，小策凌敦多卜以勇闻，策妄阿喇布坦及子噶尔丹策零倚任之”（卷五二三《藩部》六）。
(29)辉特部原来属于杜尔伯特部，土尔扈特部出来后，辉特部遂为厄鲁特四部之一。详见张穆：《蒙古游牧记》卷十一《额鲁特蒙古总叙》。
(30)兹拉特金：《蒙古近现代史纲》第八九页，一九五七年，莫斯科版。
(31)兹拉特金：《有关阿睦尔撒纳的俄国档案资料》，载《蒙古民族的语言和历史》第二九三页，一九五八年，莫斯科版。
(32)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荡平准部记》。
(33)《清史稿》卷五二三《藩部》六，《杜尔伯特》。
(34)（35）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四三八页，一九六四年莫斯科版。
(36)（37）兹拉特金：《蒙古近现代史纲》第九一页，一九五七年莫斯科版。
(38)《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九五，《杜尔伯特部总传》，见《耆献类征》（初编）卷首一O七。
(39)（40）张穆：《蒙古游牧记》卷十三。
(41)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十二《厄鲁特要略》四。
(42)均见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十二《厄鲁特要略》四。
(43)昭木连：《啸亭杂录》卷三《西域用兵始末》。
(44)《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九五《杜尔伯特部总传》，见《耆献类征》（初编）卷首一O七。
(45)《清高宗实录》卷四五四。
(46)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十二《厄鲁特要略》四。
(47)张 穆：《蒙古游牧记》卷十三。
(48)《清高宗实录》卷四六四。
(49)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十二《厄鲁特要略》四。《西域图志》卷三七，《封爵》一。
(50)《清史稿》卷五二三，《藩部》。
(51)《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九五《杜尔伯特总传》，见《耆献类征》（初编）卷首一O七。
(52)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十二《厄鲁特要略》四。
(53)关于此间新疆各族人民逃往内地事件的记载，详见《清高宗实录》卷二六四、三八一、四四一；《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二五四九、五O、五一、五二、五三、五四；《史料旬刊》第二六期等。
(54)《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五十二。
(55)若松宽：《厄鲁特族的发展》，见《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第十三卷（中世纪，七），第一O一页，一七七一年，东京岩波书店版。
(56)《西域图志》卷三十七《封爵》一。
(57)《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九七《札萨克多罗贝勒刚多尔济列传》，见《耆献类征》（初编）卷首一O九。
(58)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荡平准部记》。
(59)额琳哈毕尔噶山在伊犁东北四百余里（见张穆：《蒙古游牧记》卷十三）。
(60)张穆：《蒙古游牧记》卷十三。
(61)《清史稿》卷五二三《藩部》六《杜尔伯特》。
（62）《皇朝藩部要略》卷十三《厄鲁特要略》五。
(63)达什达瓦于一七五O年（乾隆十五年），因参与准部贵族内讧，为喇嘛达尔札所杀《见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荡平准部记》。
（64）（65）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十二《厄鲁特要略》四。
（66）《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九七《札萨克多罗郡王车凌蒙古列传》，见《耆献类征》（初编）卷首一O九。
（67）清高宗实录》卷四六七。
（68）蒙克特穆尔与车凌同族，为额布根台吉之兄，其叛逃情况，据《札萨克一等台吉额布根列传》载：“额布根，杜尔伯特人，……乾隆十八年，额布根昆弟从三车凌来归。十九年额布根入觐，蒙古特穆尔留视牧。……额布根将归牧，蒙克特穆尔从车凌蒙克子巴朗叛遁”（《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九九，见《耆献类征》（初编） 卷首一一O）。
(69)(70)《清高宗实录》卷四六七。
(71)(72)祁韵士：《皇朝潘部要略》卷十二《厄鲁特要略》四。
(73) 程穆衡：《准噶尔考》上卷。
（74）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士二《厄鲁特要略》四。
(75)(76) 《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九六《札萨克和硕亲王车凌乌巴什列传》，见《耆献类征》（初编）卷首108。
(77)《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九六《札萨克和硕亲王车凌乌巴什列传》，见《耆献类征》（初编）卷首一O八。
(78)(79)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十二《厄鲁特要略》四。
(80)魏 源：《圣武记》卷四《乾隆荡平准部记》。
(81)(82) 《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九七《郡王品级札萨克多罗贝勒色布腾列传》，见《耆献类征》（初编）卷首一O八。
(83)(84) 《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九五《杜尔伯特部总传》，见《耆献类征》（初编）卷首一O七。
(85)《清史稿》卷二五三《藩部》六。
(86)《御制诗文十全集》卷三《至避暑山庄日，都尔伯特台吉策凌等接见。》
(87)《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六一六页，一九六四年人民出版社版。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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