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英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清朝政府妥协退让政策的影响下，西藏地区面临着空前严峻的危机。1904年英国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十三世达赖喇嘛率众迎战失败后流亡异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西藏噶厦政府被迫与英国订立城下之盟《拉萨条约》。接替唐绍仪主持与英修约谈判的张荫棠洞观西藏局势，强烈要求清政府派兵入藏，加强中央政府在藏的军政实力以“收回治权”，恢复和加强中央政府对藏的管治权。他建议为便于举办新政，必须实行“政教分离”，结束十三世达赖喇嘛等大活佛利用宗教地位把持政权的局面。张荫棠的主张得到清政府的赞赏。清政府随后在藏推行以“政教分离”、“收回治权”为核心内容的新政，引起刚回拉萨不久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强烈不满，达赖喇嘛发动了对抗清中央政府的武装叛乱。[①]叛乱失败后，达赖喇嘛再度出走，留居印度两年有余。在两次逃往中达赖喇嘛了解到外部世界的情势，打开了眼界。这在客观上促成了达赖喇嘛后来力图变革、谋求分裂的统治思想。此后，擦绒变革、龙厦变革等前后相继，虽因种种内外原因的交相困扰而告失败，但是变革与分裂的种子却象燎原野火，荡之不尽。变革的一面固然给西藏带来了近代化的曙光与生机，分裂的一面却给新生的中央政府带来了巨大危险。西藏革命党诞生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便同时具备着变革与分裂的双重特征。西藏革命党前后存在的八年时间中，活动及其影响都非常有限，可见的文字记载更是屈指可数，因此并不太为研究者所关注。

有关西藏革命党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梅·戈尔斯坦(Melvyn C.Goldstein)的《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中部分章节对西藏革命党作了概略的描述，书中引用的《噶伦堡西藏革命党简要协定》等内容是我们了解该组织的最为重要的材料。杜永彬的《二十世纪西藏奇僧——人文主义先驱更敦群培大师评传》考察了更敦群培与西藏革命党的关系。在其《更敦群培与西藏革命党》[②]一文中，杜永彬对以上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肯定更敦群培加入了该党，认为更敦群培的政治生命是与西藏革命党联系在一起的。杜永彬同时对该党作了较高的定位和评价，认为“西藏革命党是西藏历史上第一个革命性政党”，“它实际上拉开了西藏革命的序幕，推动了西藏的社会变革。”郭克范在《本世纪上半叶西藏政事的现代性分析》[③]一文中肯定西藏革命党“实质是一种政体改革企图”，同时认为“在缺乏足够资料的情况下，难以进行全面分析。”陈谦平则从另外一个角度作了探讨，其在《西藏革命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考》[④]中推断“西藏革命党实际上就是中国国民党在旅印藏人中的支部，邦达饶嘎亦可说是中国国民党旅印藏人支部的负责人。”他将西藏革命党事件视作“战后中英两国在西藏主权归属问题上的一次冲突与交锋。”的确，西藏革命党与中央政府关系密切，邦达饶嘎具有该党主要发起人以及蒙藏委员会委员的双重身份，曾给国民政府报告了大量关于西藏局势的报告。但本文对西藏革命党的三民主义特性持保守看法。西藏革命党变革的一面明晰可鉴，而分裂的一面却模糊不清，甚至给人留下相反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在于该党扛着三民主义的大旗，声称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以求在政治斗争中获得胜机。奈何在国民政府旨在维护祖国统一的对藏政策中，西藏革命党并不是可以利用的决定性力量。弱小的西藏革命党不可避免走向了失败。而其谋求分裂的一面也在失败过程中愈加清晰地呈现出来。本文使用的方法是传统的中国史学考证工具与当今学术界民族主义理论框架相结合的分析路径，在将各种史料碎片的聚合基础上复还西藏革命党的原貌，通过对西藏革命党解剖麻雀式的分析，力图证明这样一个中心命题：西藏革命党是一种民族本土主义的产物。笔者所谓民族本土主义指：在建构现代性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部分原组成民族的自我民族意识被不适当地激发和夸大，导致出现以追求分裂原统一的民族国家、实现自我民族独立为目的的一种民族主义情绪。本文中民族本土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有着同样的意旨。

西藏革命党产生的时代背景

二十世纪初西藏地区的几次重要的变革，都是与民族本土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民族主义情绪的膨胀引发并推动了变革过程。这是西藏革命党倡导变革的时代背景。

一、民族本土主义者的宣言

内外压力使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两次出逃后萌生了民族分裂的意向，辛亥革命则提供了实施独立活动的契机。达赖喇嘛认为“西藏之所以得救，应当归功于中国革命的爆发，而不应当归于别的原因。”[⑤]革命的消息传到拉萨后，西藏军队进攻并抄了驻藏大臣的宅邸，逮捕了驻藏大臣。在印度，达赖喇嘛建立了一个秘密的藏军司令部，开始武装反抗中央政府。1912年4月，西藏人控制了西藏局势。1912年5月，达赖喇嘛回到了西藏，先在春丕停留，然后于1913年1月回到拉萨。返回拉萨20天后，达赖喇嘛向他的所有官员和属民发表了一个单方面重申他对西藏全权统治的声明：

“ 我，由西天佛国印度的佛主赐予的称号，遍知一切佛法的达赖喇嘛，向你们讲话如下：

我是在对西藏各阶层的人民讲话。西天佛国印度的佛主曾预言，观世音的化身、从早期的法王直到今天的历代统治者都要关心西藏的幸福。

在蒙古族的成吉思汗和俺达汗时代，在汉族的明朝和满族的清朝，西藏和中国的合作是建立在施主和僧侣关系基础之上的。几年前，四川和云南的汉族当局竭力使我们的版图殖民化，他们借口保卫商埠，把大批军队派进了卫藏。因此，我和我的大臣们离开拉萨到了印藏边界，希望通过电报向满清皇帝阐明，西藏与中国之间业已存在的关系是供施关系，并不是以相互从属为基础的。由于中国军队的意图是活捉我或击毙我，我别无选择，只有越过印藏边界。

我一到达印度就给皇帝发去了几封电报，但是，他对我的要求的答复却被北京的腐败无能的官僚们耽误了，而这时满清帝国也已垮台了。西藏人受到鼓舞，起来驱逐了卫藏地区的中国人，我也安全地回到了我公正而神圣的国家，我现在正着手把东藏朵康的剩余的中国军队赶出去。现在，中国想将西藏殖民化的企图在供施关系之下已象天空的彩虹一样渐渐消失了，我们再次获得了一个幸福和平的时期。”[⑥]

通篇可以看出，达赖喇嘛竭力否认西藏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把自元朝以来中央政府对藏的管辖说成是简单的“供施关系”，称中央派军驻藏是进行“殖民”。这是赤裸裸的民族分裂宣言书，彻底暴露了达赖喇嘛集团分裂祖国的勃勃野心。这份声明几乎成为此后三十多年西藏统治集团的行动指南。

达赖喇嘛以分裂声明开始了新的统治时代。他力图通过改革其政府的效率、使军队现代化等方式来消除外部和内部的威胁。达赖喇嘛的新政包括新设机构、整顿吏治、整顿寺规僧纪、扩军、鼓励垦荒等方面。同时，他派人参加了1913—1914年英国人策划的西姆拉会议，企图利用英国人的力量与中央对抗。在西姆拉会议上，藏方提出了谋求独立地位的文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五点 “一，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达赖喇嘛是西藏一切僧俗事务的统治者；二，重新划定中国与西藏之间的边界；三，由英藏政府共同协商修改《印藏通商章程》，中国政府不得过问；四，不允许汉人进入或驻在西藏；五，中国政府向西藏政府赔偿损失。”[⑦]

然而，英国人对完全独立的西藏似乎不感兴趣。在有藏方代表伦钦夏札与英方代表麦克马洪(H.Mcmahon)共同签字而中央政府拒绝签署的《西姆拉条约》中，英方仍然“承认中国在西藏享有主权”。英国人的目的，是最终制造一个受英方控制的“国中之国”，最大程度上猎取他们的利益。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爵士总结了印度在西姆拉会议所获得的利益：“一、除了驻藏专使和卫队外，中国不得向外藏派军，不得派驻文武官员。中国被迫从印度边界后撤，从克什米尔到阿萨姆，后撤了大约2413.5公里。二、中国与西藏政府不得进行直接谈判或与第三国签订有关西藏的条约。三、废除了1906年中英条约第3款关于英国在西藏获得铺设通往印度的通讯线路的特权的规定，新的更有利的贸易规定确保英国获得与中国相同的商贸待遇。四、英国驻江孜的商务代表必要时有权到拉萨，有权与西藏政府直接联系而不必通过中国政府。五、割让西藏的达旺地区给英国，大约有2000平方英里。” [⑧]

试图依赖英国人谋求分裂的西藏统治集团没有达到目的，更是没有想到英国是如此的贪婪，因此“西藏拉萨方面对其全权代表夏札放弃如此多的利益反映强烈，达赖喇嘛本人也很不愉快。”[⑨]

二、擦绒变革

任用擦绒对军队进行改革是达赖喇嘛改革的重要举措。擦绒·达桑郑堆，原名纳木康（gnam-gang）“为第十三世达赖最亲信之人”，“擦为人甚有常识，在藏人中为最了解现代化者。擦曾随达赖十三世在大吉岭居住三年，又随达赖十三世到过库仑、北京等处，故见闻较广。”[⑩]1913年前，西藏一共只有约3000名正规军，这是一支没有经过现代技术训练，陈旧不堪的军队。1913—1914年，达赖喇嘛和擦绒等一道重建了军队制度，要求卫地每两岗土地、藏地每4岗土地出兵一名，扩编藏军1000名。这支4000人的队伍由藏军总司令擦绒统一指挥，并按照藏文字母ka、、kha、ga、mga、ca、cha 的顺序排列军队番号，分成5个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拉萨方面担心中央政府可能会利用英国把注意力集中于欧洲时对西藏采取军事行动。因此，向英国购买了5000支来福枪和50万箱弹药。1915年，擦绒被派往锡金与英国贝尔会谈。擦绒提出三点请求：他要求英国人再次努力确保中国接受《西姆拉条约》，倘若这一点没有可能，至少要说服中国从西藏边境撤军。擦绒的第三个请求是关于改进藏军装备并使国家现代化。他要求贝尔供给火炮和机枪，要求派3名教练或者4名机械师来教西藏人制造安全可靠的弹药，还要求帮助架设拉萨到江孜的电报线。[11]英国人没有答应。

1920年，擦绒建议把藏军扩增3倍，即征召约15000名新兵。以擦绒为首的藏军集团致力于使西藏摆脱中央而独立，“他们相信，是军事力量而不是喇嘛们的祈祷起到铺平了达赖喇嘛1912年返回西藏的道路。”[12]“擦绒曾经带着讥讽的口吻告诉查尔斯·贝尔爵士，说扩充藏军是轻而易举的，藏政府所必须作的一切，是让数以千计的三大寺的好斗喇嘛离开那里。”这种直言不讳的说法，疏远了军官代表和喇嘛及其支持者的关系。 藏军集团一致认为，过去这些极端保守的喇嘛们使西藏屈从于他人，他们现在还会重蹈覆辙，除非西藏政府发展壮大自己的权威。[13]

新兴军事集团与寺院僧侣集团之间的矛盾有增无减。“寺院集团不仅担心军队的扩编影响其经济利益，更忧心于军事集团力量的强大会改变西藏社会的权力平衡，影响甚至颠覆寺院集团在甘丹颇章政权中的支配地位。”[14]因此军队的改革遭到寺院集团的反对。据传，军官们还签订了一个协议，其宗旨是剥夺达赖喇嘛的世俗政权，只保留其宗教统治权。[15]  此举令达赖喇嘛大为光火。在大卓尼阿热噶布的唆使下，擦绒被罢免藏军总司令一职，1930年又被免去噶伦之职，其他军官也相继被罢免职务。

三、龙厦变革

在进行军事改革的同时，达赖喇嘛采纳查尔斯·贝尔爵士的建议，决定派人到英国去接受西方教育，龙厦便是因此事到欧洲的。龙厦·多吉次杰(lung-shar-rdo-rje-tshe-rgyal)生于1881年（藏历铁蛇年）。 1913年，达赖喇嘛从中层贵族子弟中选派了四名青年出国学习，[16]噶厦封龙厦为四品官，授命他率领四人前往英国伦敦。他通过对欧洲的政治制度和历史的了解确信，如果要在现代世界中求得生存，就必须进行改革。尽管英国最初打算把龙厦只当作小官员来对待，但龙厦执意要独立行动，并逐渐对英国人产生了怨恨。当他到达英国时，便提出要访问美国、德国及其他国家。在留学期间，他先后去法国、意大利等地游览。龙厦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过程和经济状况中感受到西藏社会制度落后，民生凋敝，如不加改革，将永远停滞不前，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而孕育了一些改良主义的思想。[17]

龙厦在达赖喇嘛正着手增强军事力量、进行军队现代化建设、完善各项政治制度的时候回到了西藏，他回来之后便被任命为地位显要的孜本，并领导征粮收税检查局。1925年—1931年间，龙厦的权力达到顶峰。达赖喇嘛有关藏政府的诸事实际上都要同龙厦商量，参加各种室外活动仪式时，也要单独给他立一个帐篷，以便他能够私下阅读并回复达赖喇嘛传来的训示。1929年龙厦被任命为藏军总司令并兼任孜本。龙厦担任藏军总司令后，继续扩充藏军人数，并为这些部队新建了代本司令部，并且为军警购得了各种各样的装备，包括防雪眼镜、帐篷和火炉等，而且，龙厦还要求士兵穿藏式制服而不着英国制服。[18]

达赖喇嘛在世时，他为增强西藏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增加政府的收入而干得十分卖力。他使达赖喇嘛相信，只有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才能够使衰弱的政府强大起来的愿望得到实现，他自认为是满足这一要求、实现这个愿望的能人。[19]达赖喇嘛圆寂后，随着摄政的确定，龙厦的愿望和抱负在现行的政治格局中再也得不到实现。因此，他便试图改变政治制度自身的许多重要方面。

为了对西藏的社会制度进行某些改良，龙厦组织了一个名叫“吉求贡吞”（skyid-phyogs-kun-mthun）的组织，其意是“求幸福者同盟”。这个组织一成立就得到很多人的支持，有上百名地方政府官员以及哲蚌寺的索德巴、色拉寺的强门德巴以及甘丹寺代表贡布·赤列如错等人签名画押加入这个组织。这一组织曾以秘密方式开过一系列会议，其主要目的是要实现一定程度的民主。如对噶伦的产生，要每四年选举一次，必须直接从西藏大会的候选人中选举，并决定将这一建议以请愿书的形式通过噶厦呈报摄政。[20]但是，噶雪巴·曲杰尼玛（ka-shod-pa）在正式请愿之前向噶伦赤门·罗布旺堆告发龙厦，并添油加醋地说龙厦准备杀害各位噶伦。于是，龙厦被噶厦政府逮捕并挖去双眼。龙厦改革失败。

有人认为，龙厦是亲汉派。依据是：其一，1930年，国民政府文官书记刘曼卿持蒋介石给十三世达赖喇嘛和龙厦的亲笔信，万里赴藏，沟通与西藏政府的关系。龙厦向她谈了三条意见“一、祈告中央，藏政府非不欲奉行三民主义，然以人之顽固，幸勿操急，徒致纷扰。以云外交，藏人决以中原行动为行动，断不致单独有所表示。二、闻内地军备远不及列强，请加以准备，使内足以镇变护边，外足以御侮持平为要。三、望刘曼卿继续为藏努力，对中原人士亦应鼓吹其注意边事，望得间重来，吾将尽力保护。”其二，1939年中央大员吴忠信入藏时，他派人持铜佛一尊献与吴忠信。吴派人慰问，龙厦一再表示“自吴委员长莅藏，全藏欢腾，龙以双目失明，行动不便，未得趋前叩谒，一聆训诲，实为终天恨事。目前，曾拟令三小儿至行辕叩见，复惧藏政府见疑，或将不利于孺子，欲行又止。然龙内心中，固无时不为吴委员长祝福也！”“今中央主管大员来藏，彻底解决藏事，实易如反掌耳！果中央尚以西藏为中国之领土，则解决藏事，不容再缓。”[21]

也有人认为，龙厦是亲英派。理由是：其一，向英国人通报黄慕松入藏一事。入藏之前，噶厦政府本想拒绝国民政府的特使进藏。但由于寺院集团的竭力反对，他们答应召开“民众大会”商讨这一问题。在出席民众大会的政府官员中，占上风的意见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允许汉人进藏。他们声称，这是十三世达赖既定的西藏政策。寺院集团断然表示反对，他们申辩说，汉人要求入藏纯粹出于宗教目的。像往常一样，寺院集团的观点在会上占绝对优势。孜本龙厦这个在达赖圆寂之后最初几个月内起关键作用的人物，担心国民政府致祭者的到来将会恢复中央在拉萨的地位。1933年12月29日，龙厦把他的这种担心秘密地通报给了英国驻锡金的政治专员：“中国政府接连发了几封急电给西藏摄政、噶厦和民众大会，说他们将要派遣一名可靠的人作为他们的特使，立即入藏协商达赖喇嘛圆寂之后的有关事宜，我们已确定中国政府的特使应当进藏。因此，英国应当关注此事。这是以我私人名义写给你的。”[22] 孔庆宗是1934年黄慕松入藏致祭团的重要成员，他也认为龙厦是亲英分子。他写道“当时西藏地方当局利用西藏广大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卒——亲英派的巨大潜力，采取迅速措施，粉碎龙厦组织政变的阴谋，使帝国主义的颠覆活动归于失败。”[23]

龙厦之所以给人留下一个矛盾的印象，归根到底在于其实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在不同时期表现出的亲英或者亲汉言论不过是他的一种策略。这一点，英国人看得十分清楚。英国驻锡金行政长官威尔在1928年的一封信中也写道：“龙厦是一位在幕后操纵权力的人，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汉人。然而，在近些年中，尽管我们对西藏所发生的事件都没有好感。但是，他与其说是反英，不如说是亲藏。他担心西藏重新回到原来的闭关自守状态。”[24] 这种认识应当是准确的。龙厦早年被达赖喇嘛派往欧洲学习，其意即为谋求分裂的改革做准备。龙厦在欧洲时表现得相当桀骜不驯，提出要访问美国、德国等国家，坚持要拜会英国乔治五世国王及内阁成员，向他们呈送达赖喇嘛赠送的礼品，俨然是负有重大使命的外交官。晚年，他还对自己的孩子们提出忠告：“如果你们当上了政府的官员，不要去在意曾发生在你们父亲身上的事情，因为我们是老一辈，我们彼此之间在政治问题上存在分歧，那是我们老一辈的问题，不应当牵连到你们这些孩子们。我关于改革的建议没有被他们接受，因为他们的见识极其有限，几乎没有人能够真正领会我的建议，因而这种可悲的局面便出现了。但是我们的血是西藏人的血，即使你们有一天成为世界之王，也不应当忘记西藏和西藏人；即使你们成为大活佛，并且可以为所欲为，也不应当忘记西藏和西藏人民。……你们绝不应当想到要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进行报复。”[25] 

可以说，这是一个民族主义分子内心深处的独白。近年来有学者看到了这一点，如唐洪波就指出：龙厦既不亲英，也反对内向，而是倡导改革西藏政治，实行一定程度的民主，主张西藏独立的民族分离主义分子[26]。这种认识应当是客观的。

与国民政府关系分析

西藏革命党是一个自称信奉三民主义，愿意接受国民政府领导的政治组织。邦达饶嘎等从一开始就对国民政府的支持寄予了厚望，国民政府也曾给予西藏革命党经费等方面的支持，但这种支持并非毫无保留。面对变化复杂的西藏局势，西藏革命党在国民政府对藏政策的整个棋局中，只不过是一枚小小的棋子。维护国家的主权与统一对国民政府而言必然要比西藏的政治体制改革重要得多。西藏革命党把三民主义作为护身符，必然弱不禁风。   

一、寻求国民政府的支持和帮助

作为一个在旅印藏人中发展起来并准备要改革西藏政府的组织，寻求国民政府的支持合情合理。为了得到国民党的全力支持，西藏革命党直接宣称信奉三民主义，把三民主义作为自己的护身符。《噶伦堡西藏革命党简要协定》第一条指出：我们必须首先把“三民主义”和蒋介石总统的命令付诸行动。我们必须在一切言论和行动方面同“三民主义”和“中央政府”保持一致。我们决不违反这些原则。在西藏革命党入党申请书中，入党志愿有如下文字：“承  先生等负责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誓愿奉行三民主义，接受党纲，实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实行党的义务，决不加入其他政治团体，如有违背，愿受最严厉之制裁。”如此看来，革命党不仅仅是信奉三民主义，简直就是国民党的一个支部了。

客观上，邦达饶嘎等人的活动也为国民政府提供了大量关于西藏内外状况、英人在藏活动、国民政府对藏政策引起的反应等方面的报告（如上章所述），这对于国民政府及时调整和加强与西藏上层的沟通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有鉴于此，国民政府对革命党也给予了一定的支持。邦达饶嘎早在1936年起便进入“蒙藏委员会”供职。西藏革命党成立之后，为得到国民党的支持，邦达饶嘎于1943年前往内地。在内地停留了短暂的几个月之后，又回到了印度。在这次短暂的内地之行期间，邦达饶嘎于1943年9月29日写了“请准组织西藏革命党等意见书”并呈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在意见书中，邦达饶嘎代表土登贡培、江乐金、更敦群培和他本人向国民政府提出三项建议：⑴加入征藏国军工作；⑵组织康军进攻西藏；⑶组织西藏革命党。关于第三点，饶嘎指出：如果前两项建议“皆不能实行，则拟请准吾人组织西藏革命党，以号召康藏人民，进行革命工作，主义自当尊奉三民主义，组织则请中央派员指导，遵照中央规定，予以组织，总部设重庆，康定、噶伦堡设分部，以从事西藏之革命运动，一面以言论监督政府，一面密组军队，相机夺取政权，惟党费则请中央补助”。饶嘎还计划在噶伦堡“筹办报纸，攻击（西藏）政府措施，激发藏人革命精神，使与西藏政府分离”，认为目前在西藏发动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他表示“在未与中央联络并取得中央信任之前，实不便公开采取强力之革命行动”。[27]由此可以看出，邦达饶嘎把革命党的希望都寄托在国民政府身上，以三民主义作为该党的护身符。

就邦达饶嘎这一意见书，吴忠信致函蒋介石。在信中，吴忠信认为邦达饶嘎等“所请求三事，尚属切实，而有运用之价值。惟是否现在即可运用，或留待将来运用，事关对藏外交军事整个问题，非忠信所能擅决，应请裁夺指示”。他觉得组党之事“良应举办”，但担心两点：其一，害怕国民党在西藏组党一旦暴露，引起英国政府的反感；其二，西藏革命党同中国国民党的关系。他认为，该党“如属于西藏自身组织，对外较为方便，但既不能显示其信行三民主义，而又嫌与中国国民党地位平行，无法指挥，且将因党权分立，领导歧异，而有分崩离析之危险。”“若使其为中国国民党之一支部，似尚可行”。[28]蒋介石接见了饶嘎，并由蒙藏委员会名义提供组党经费10万元，还将此种情况知照国民党印度支部和军统局、军令部在藏特工，请予以配合。

1944年春，国民党政府委任沈宗濂为驻藏办事处处长。4月中旬，沈宗濂、陈长生等九人，由重庆乘飞机赴印度加尔各答。到加埠后，沈派人采购礼物和各种应用物品，并在噶伦堡租屋一所。[29]沈宗濂在印度期间，邦达饶嘎于7月9日向他提交了一份申请，申请国民党给予经济支援。之后，邦达饶嘎又于1945年9月4日通过原“国民政府护送九世班禅回藏专使行署”代理专使马鹤天向沈宗濂提交了一份申请。提到“1945年8月9日，我们收到了由国民政府参赞转来的沈宗濂处长的口信，告知土登贡培和江乐金将从1945年7月起领取生活津贴，还有可能得到用于西藏革命党组织的财政资助。”[30]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国民政府顾虑重重，但是仍然对革命党给予了经济上的支持。

二、三民主义大旗下微不足道的小棋子

不过，国民政府对西藏革命党的支持并不充分。无论是在西藏革命党活动期间，还是在其被英印警方查处后，国民政府都没有全力支持这个扛着三民主义大旗的组织。究其原因，是与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密切相关的。从1939年签署行动协定到1946被查封，西藏革命党前后经历了近8年时间。这8年是西藏近代史上极不平静的8年，其局势不仅在内部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变得更为复杂多端。亲汉派热振与亲英派达札的权力斗争一直是西藏上层动荡的重要因缘，恃仗英国的达札掌政之后，噶厦政府与国民政府之间顿时绷紧了原本就纤弱的丝线，中印公路事件、西藏外交局事件将弥漫于欧亚非的火药味带上了地球的极点。在这一触即发的时刻，太平洋战争拉开了海上战场的序幕。太平洋战争使得同盟国之间的合作显出前所未有的重要性。英国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们在西藏的对策是否适宜。冰山难靠，拉萨背后的英吉利之峰开始变得脆弱，面对噶厦政府一意孤行的分裂之路，英国人放弃了支持他们的承诺。不仅如此，英国还在达旺地区的谈判中试图分割西藏。意识到了英国人的用心，噶厦政府随后在与中央政府的对峙中渐渐缓和。在此复杂局势下，国民政府小心从事，力图争取西藏各方力量。西藏革命党并不是影响西藏局势的直接因素，因此并不为国民政府所倚重，试图依赖国民政府实现对西藏政治体制改革的梦想难以实现。

（一）分裂的危险与局势的缓和

1938年，吴忠信代表中央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坐床仪式之后，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进一步改善和加强。1940年4月1日，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在拉萨正式成立。同月，十四世达赖、热振摄政以及各大寺院活佛、堪布等先后致函国民政府主席等人，并分别呈送哈达金佛等礼品，感谢中央特派专使主持达赖转世坐床。以热振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并于同年9月派堪穷洛桑扎喜等人为西藏地方代表，赴陪都重庆参加国民代表大会。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和西藏上层一部分分裂主义者遂把矛头对准热振，在西藏地方政府和社会上广布谣言诽谤热振。年轻的热振由于缺乏政治经验，与他的经师达札私下作了约定：热振先辞去摄政职务，帮助达札摄政，三年后达札再向热振归政。1941年初，达札接任摄政一位。达札掌政之后，马上在与中央政府关系问题上选择了一条与热振截然相悖的道路。他先后免去了支持热振改善与中央关系的官员的职务，并提拔了亲英分子索康·旺清格来、降央吉·钦绕丹增、夏格巴·旺秋德丹等人。随后的中印公路事件[31]、外交局事件[32]更是赤裸裸地暴露出达札分裂祖国的野心。西藏当局的这些行为激怒了蒋介石，他亲自出马，召见西藏驻京办事处人员，甚至以武力相威胁。1943年4月，他命令青海、西康和云南地方长官把军队开到西藏边境。川青军队随即作了相应的调动。迫于中央的压力，西藏地方少数人不再逼迫驻藏办事处与外交局联系。英帝策划的阴谋破产。[33]

在这危机时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影响了英国人的对藏政策。1943年印度事务部的皮尔向外交部提出了警告“……四、取消对中国宗主权的承认可能会促使中国提前向西藏发动进攻。五、与中国人作对将会非常为难和尴尬，特别是目前我们几乎不能对付日本人时却宣布我们不承认中国对西藏享有宗主权，这就更加愚笨了。…”[34]1943年8月5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向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提交的一份机密外交备忘录中说,他们“一直准备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而只是以把西藏视为自治邦作为前提条件。无论是英国政府还是印度政府，在西藏都没有任何领土野心，他们只是对保持与西藏的友好关系表示关心，关心与印度东北边境特区接壤的那一地区的和平环境的保持和维护。他们对中国政府有意做出同西藏和解的任何协商安排都表示欢迎，由此西藏以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来换取边界条约的签订，并使西藏自治得到承认。”

噶厦政府并未觉察到英国对藏政策的变化，仍然把独立的希望寄托在英国人身上。1944年8月，古德赴拉萨。11月11日噶伦们再次会晤古德。他们直率地说，虽然他们希望被承认是独立的，但是如果没有英国自始至终的现实支持做担保，他们担心同中国的对抗。古德将他们的会谈做了如下汇报：“谈到有关中国的问题，他们说，与中国比较，西藏是很弱小的，但是，假如大英政府和印度政府明确保证给予西藏自始至终的支持，西藏将就为维护自己的完整而竭尽全力，奋战到底。然而，向西藏提供这样的担保千万要谨慎小心。”古德刚同噶厦交涉之后不久，伦敦当局的答复便送到了。古德将官方的这一答复以书面备忘录的形式转交给了西藏外交局：“我无权做出给予军事支持的担保，这有三条理由。第一，正如你们所看到的，我的政府很难就对当前世界大战中作为大英政府的盟国的某个国家产生影响的某个问题做出这样的担保。第二，我的政府相信，无论是西藏还是中国都不愿寻找机会使用武力。第三，我的政府认为通过和平方式能够使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 [35]如此答复使得噶伦们甚为不快。

发生在达旺地区的争端使西藏人对英国更加不满。1943年3月，英印政府通过英国驻拉萨使团向噶厦提出了把达旺地区交给英国管辖的非法要求，遭到西藏政府的断然拒绝。1944年1月，梅因普莱斯(F.P.Mainprice)带领一伙侵略军闯入中国察隅地区，在瓦弄修建了一个临时英国军事哨所。同时复派军官率兵至门达旺调查测量，并在达旺寺布施后，即将提郎宗(Dirangdzong)之行政权强夺。另由英方委派乡约，号召人民，不准向提郎宗纳税，并煽惑达旺等地人民不受藏政府管辖。更以免差役，轻赋敛相号召，开始对色拉山口以南的门隅南部地区实行直接的英国殖民统治。为了防备当地藏族和门巴族居民起来反抗，英印政府增加了原设在门隅南部鲁巴（Pupa）的英国驻军人数，并在门隅的提郎宗增设了一座军事哨所，留下数十名英国侵略军，常年驻守该地。西藏地方政府在得知英国大举侵犯门隅、察隅的消息后，曾立即与英国驻拉萨使团交涉，要求英国马上撤走侵略军，但均遭到英印政府的无理拒绝。1944年12月，噶厦召开“春都”会议，讨论是否割让“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国领土问题。决定“藏地决不割让给英国，并全体签字，如有祸患，僧俗共之”。[36]由于对英国人的依赖并不可靠，西藏局势遂渐趋缓和。

（二）国民政府的治藏对策

国民党对投靠于己的西藏革命党给予支持，但在支持革命党的同时，国民政府一直积极活动，力图从上层解决噶厦政府与中央对立的状况。

1938年吴忠信入藏前，曾提出了今后筹藏之办法：“（甲）在外交方面，应力避与英人发生磨擦，而与尼泊尔、不丹等善意联络。（乙）在政治上扶持热振，使亲汉派渐握实权，加强中央与西藏联系，同时联络亲英、自立两派，以减少对我之反感，并进而为我所用。（丙）设法健全中央在拉萨设置之办事机关。（丁）在宗教方面，须有熬茶、布施等佛事，竭力联络三大寺及各寺院。（戊）在民众方面，应善用宣传及实施德惠。”[37]避免与任何一方面产生冲突，同时广泛联系一切能够运用的力量，这是国民政府治藏的总体思路，这些办法为未来几年国民党的治藏指明了方向。

虽然1942—1943年间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倒退，蒋介石甚至准备动用武力解决西藏问题。但国民政府一直没有放弃对西藏噶厦政府的争取。随着英国让步以及噶厦政府对中央态度的变化，国民政府尝试进行着新的办法拉近与噶厦政府的关系，着手实施一项旨在重新获得西藏友谊并和平地解决西藏问题的计划。国民政府的这种新策略于1943年底开始实施，当时蒋介石以非常能干的实权人物、汉地佛教信仰者沈宗濂去代替孔庆宗的驻藏办事处处长职务。驻藏办事处系蒙藏委员会之附属机关，其处长人选例由该会提出。此次蒋介石破例从待从室中提出沈宗濂来加以任命。蒋介石以沈宗濂此行关系重大，曾对沈切嘱：在不与英人抵触的条件下，慎重从事。[38]这一做法很快取得了效果。与孔庆宗不同，沈宗濂温文尔雅，他不仅给西藏人留下了非常良好的印象，而且英国人对他的印象也很好。噶厦政府为了酬答蒋介石当局的这一举动，在蒋介石于1944年初就任中华民国政府主席时给蒋发了一封贺信。[39]1945年4月，蒋介石向西藏赠送了一批武器和弹药，并承诺中央会无偿向他们提供武器弹药，告诉他们没有必要到别处去购买。

与此同时，藏印之间又发生了一场新的冲突。由于对印度布匹贸易的限制导致了西藏的布匹贸易禁运，从而扩大了反英、亲汉势力的影响。西藏当局受到国民政府驻藏代表于9月在拉萨精心布置的抗战胜利庆祝活动的鼓舞和启示，决定派遣一个“胜利庆贺使团”[40]前往内地。以此为幌子，他们可以同国民政府举行会谈，如果有必要的话，甚至可以出席中华民国制宪国民代表大会。由于英国人的干预，使团无功而返。

1946年9月，当尼赫鲁加入印度临时政府之后，印度便开始向独立国家转变。大约在同一时期，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决定于来年春天召开一次半官方的泛亚洲会议。[41]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摆脱伦敦当局的控制，建立和发展同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国家的关系。来自32个国家及政府观察员应邀出席。在英国的策划下，印度政府向西藏发出了邀请。向西藏政府发出邀请书是由英国派驻拉萨的代表转交的。英国人说，这是在所有亚洲邻国面前公开宣传西藏所享有的事实上的独立地位的良好机会。泛亚洲会议使西藏再度面临分裂的危险。由于国民政府代表的严正抗议，阴谋才没有得逞。

西藏革命党活动的这几年，西藏的内外势力相互勾结，一直不放弃从事藏独活动。从中印公路事件、外交局事件到其后的泛亚洲会议、西藏商务代表团等等，西藏一直存在着分裂的严重危险。更大程度上，国民政府并不关心西藏的改革而是关心西藏的不被分裂。1946年革命党被查抄时，正是“慰问同盟国代表团”赴南京出席国民大会之际，也正是英印政府大力支持西藏搞独立之时。面临复杂的内外局势，国民政府不得不谨慎从事。这就是邦达饶嘎等虽然竭力请求国民政府的保护，国民政府只是象征性地作了一点努力就放弃的原因。西藏革命党与国民政府之间的纽带显然是脆弱的。企图依赖国民政府的支持来进行对藏传统政治体制的改革，把国民政府作为护身符，相当乏力。

民族分裂主义者的同盟军

如前所述，二十世纪上半叶西藏地方势力一直暗藏分裂祖国的危险。民族分裂主义者进行了多次旨在强大自我的变革之路，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达到自立目的。达赖新政、擦绒变革、龙厦变革等相继而起，这种变革与复杂的权力斗争相互交织，使得变革的深层含义被笼罩上了层层面纱。变革的一方固然有争权夺利的用意，但是权力决不是变革者的真正追求。各项变革虽因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西藏社会传统与近代的矛盾冲突而告失败，但民族自立却是不变的追求。谋求西藏的独立，这才是变革的真正目的。看到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英国人为何在支持擦绒变革等问题上顾虑重重，不难理解龙厦在对待中央政府以及英人之间的骑墙态度。变革的种种努力虽然因权力斗争的失败而告终，但是失败并不意味就放弃了民族分裂的理想。

一、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混合体

邦达饶嘎、土登贡培、江乐金等人都是倡导改革的先锋人物，也是权力斗争的失败者。他们口口声声服从国民政府，愿意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要求西藏革命党成员必须在一切言论和行动方面同“三民主义”和“中央政府”保持一致，决不违反这些原则。邦达饶嘎自称他早年读三民主义而受启发，深感前此失败，纯系无主义、无组织、盲目妄动所致，遂悉心研究革命政策及主义，并将英文三民主义译成藏文，以资宣传，一面暗中宣扬中央威德，一面广布革命种子。他同国民政府也一直保持密切联系。那么，能否就因此断言西藏革命党是三民主义的政党？断言西藏革命党具有资产阶级性质？断然不能。

另外一方面，西藏革命党同样表现出了共产主义的烙印。比如印度警方发现的西藏革命党的党徽标记与苏俄党徽标记惊人相似，出现了镰刀与斧头的形状。邦达饶嘎后来谈到革命党的结局时也说到，他一直拥有一本马克思的《宣言》（即《共产党宣言》）的复制本，但是并没有将它译成藏文，甚至没有来得及按照其要求去组织这个政党。更敦群培从印度回到拉萨时，随身携带的箱子里还有一张斯大林的像。[42]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西藏革命党的党徽也受此启发。共产主义思想必定同时对西藏革命党的主要人物产生影响。

如何解释西藏革命党呈现出的令人费解的矛盾？一方面宣扬以资产阶级的三民主义作为指导原则，另一方面又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让人对其性质难以捉摸。其实只要结合西藏革命党的宗旨以及当时的国际背景就不难理解。政治上失意的西藏革命党组织者不可能同依靠英国势力的噶厦政府对抗，他们寻求国民政府的支持并自称不违背国民政府的意愿，不过是实现自己目的的一种手段。邦达饶嘎等人后来直言不讳他们并不依附于国民党，创立西藏革命党的目的是为了促进西藏的改良和进步，使西藏从现存的专制政府中解放出来。一心追求改革西藏的西藏革命党可能并不清楚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有何不同，他们也并不知道要把西藏改造成何种模式。对于他们，唯一的追求是改革，改变目前的状况。三民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并不重要，不过是一种途径。1911年以三民主义为指导的辛亥革命取得成功，1917年以共产主义为指导的十月革命获得胜利。这些对于邦达饶嘎等人而言都具有强大的诱惑力。更何况，三民主义的国民党给他们提供经费，社会主义的苏联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就够了。这就是为什么西藏革命党给人一种指导思想不明的根本原因。

二、割不断的民族本土主义情结

本质上，西藏革命党人是西藏民族分裂主义者的同盟军。笔者认为，西藏革命党的各个领导者在不同时期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民族本土主义的倾向。土登贡培是主持十三世达赖喇嘛晚年变革的主要人物。达赖喇嘛任用土登贡培等人变革的根本目的是求得自立，从中央政府分离出来，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达赖喇嘛的思想不可能不对土登贡培等人产生重大影响。《吴忠信入藏日记》中记载“宫比喇系十三辈达赖喇嘛亲信，可谓言听计从。”[43]土登贡培控制着装备精良的仲札代本团，该军团是在1931年西藏东部爆发战争之后由他一手组建的。当时他确信西藏需要一个现代化的实力雄厚的代本团，他说服达赖喇嘛以“殷实之家”征收徭役税的方式招募了1000名士兵，并为这支军队提供最好的武器，让士兵接受良好的军事训练，供给上等食物，发给足够的薪金。仲札代本团是一支现代化的、实力雄厚的代本团。在这里，士兵们被要求剪发，被要求学会使用机枪，这是西藏人第一次使用机枪。[44]英国驻锡金的政治专员威廉逊在给印度政府的报告中说“除了英国和印度的正规军之外，我还从未见到过这样精明强壮且纪律严明的军队。”[45]仲札代本团是当时西藏境内装备最优良的武装力量，军队直接服从于土登贡培一人。至此，土登贡培的权力达到了顶峰。随着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身体状况愈下，土登贡培的权位开始摇摇欲坠。正如达赖喇嘛在一次邀请噶伦擦绒共进午餐时，对他说：“他（指土登贡培）现在正在努力做一些事情，要修建造币厂和军工厂，我不知道事情的结果如何，很难说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指擦绒）应当留心，一定要设法使事情善始善终。”[46]这表明达赖喇嘛很担心土登贡培在他圆寂之后的命运，达赖喇嘛已预见到在他圆寂之后土登贡培可能会遇到麻烦，遭到有些人的攻击。因此间接告诉擦绒，让他在必要时一定要帮助土登贡培。达赖喇嘛如此信赖土登贡培，必然以为土登贡培将来能完成他的独立心愿。贝尔也曾提到土登贡培表现出的对国民政府的抵制态度。“公被拉到噶伦堡以后，中国官员就试图说服他去中国，说他去那儿便能得到薪俸。……但公被拉坚决抵制了这种诱惑。”[47]

另外一件事情更能暴露土登贡培的民族主义情绪。热振上台后，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愈来愈密切，尤其是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设立，更是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41年，由于种种原因，热振暂时辞去摄政职务。达札上台后采取亲英政策，在英国的策划下，谋求西藏的独立，不但对修筑印藏公路设置障碍，还成立所谓的外交局。热振对西藏地方严峻的形势十分苦恼，他曾对驻藏的中央人员谈到“如果这一状况继续下去，西藏必将为帝国主义吞并，这是我们无法忍受的，要求中央支持我重新当政。” [48]并表示如他当政，一定为增进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做贡献。1947年4月，热振忽然被捕。有资料表明是土登贡培把热振的求援情报告诉了驻南京的噶厦政府代表土登桑颇。西藏革命党事发后，土登贡培到南京蒙藏委员会谋得差事，并在抽大烟时遇到甲本普。甲本普把热振求助于国民政府的事情告诉了土登贡培。土登贡培马上同土登桑颇进行了接触。桑颇声称，“一天，当他和土登贡培一道在拉萨抽鸦片烟时，土登贡培亲口这样对他说的。毫不奇怪，热振事件结束后，噶厦政府很快便准许土登贡培回到西藏；他于1948年到达拉萨后，噶厦政府向他提供了一套住房，并发给他年薪。”[49] 一个号称服从国民政府领导的革命党成员，竟然会与亲汉势力的热振为敌，这不是民族本土主义情绪的最好注释么！

江乐金曾在土登贡培负责的查希电力机械厂工作过，作土登贡培的助手。后来成为民族主义者龙厦集团的重要人物，为“求幸福者同盟”的主要成员。江乐金早年接受英国的军事训练。达赖喇嘛圆寂后，西藏出现了权力真空地带，在以后的日子里由谁来领导西藏便成为一个急不可待的问题。从1933年10月30日起，长达两个多月的权力之争便开始了。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由以司伦朗堆·贡嘎旺秋和噶伦喇嘛格顿朗杰、噶伦赤门·洛布旺杰、噶伦朗穷娃等人共同执政，围绕着因达赖喇嘛园寂，是否需要一位摄政王来掌管政教大业，私下进行争论，同时也在“春都”进行酝酿。当时有四种提议，一种提议由土登贡培执政，在“扩大会议”于11月4日召开时，俗官恰鲁和噶雪巴竭力争辩说，土登贡培阅历丰富，一直受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信赖，并且人人都知道这位值得信赖的人从前的所作所为，他们认为没有必要重新推举一个人来负责。[50]另一种意见是(这也是多数人的意见)：以往曾有先例，那就是委派一位大活佛出任摄政，同时仍请司伦尧西朗堆为摄政助理，他们认为这是最上策。第三种提议，在政司伦尧西朗堆，再加上两位僧俗官员为助理司伦便可。[51]江乐金在扩大会议上曾讽刺的说：把一位无知的小喇嘛置于最高宝座上，在由一位年老的喇嘛管家掌握实权，坐在一侧吸着鼻烟操纵，如此而已。他坚持认为，只应当由政府官员来掌管政府，而不应当然让喇嘛管家来操纵，因此，他断定说，应当增补两名僧俗司伦。最后一种建议是认为应当由司伦和噶厦一道共同治理西藏。[52]  由于意见不统一，这就给龙厦排除异己争夺了时间。龙厦利用三大寺及大部分僧俗官员平素对土登贡培飞扬跋扈的不满情绪，以土登贡培未及时报告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病情，给十三世达赖喇嘛所服药品可疑为由，向土登贡培发起进攻，巧妙地将土登贡培剪除掉。在以上过程中，江乐金作为龙厦组织中的一员，参与了搞垮土登贡培的事件及龙厦事件。[53]

邦达饶嘎也隐藏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不可否认，作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邦达饶嘎给国民政府提供了大量的西藏上层以及英国谋取西藏的情报。但是，情报的提供肯定不是毫无选择的。西藏外交局事件发生后，我们没有直接材料证明蒙藏委员会委员邦达饶嘎在这件事情上的立场。但是从他给中央政府报告名称上可以做一番推断。在他给中央的若干份报告中，有几份是关于外交局的，即《邦达绕干关于藏方设置“外交局”用意在于减轻噶厦工作之报告（1944年3月11日）》、《 邦达绕干关于西藏“外交局”名称之解释及罗色林扎仓现与热振联合等情报告（1944年8月18日）》，不用解释国民政府也明白，外交局事件是噶厦政府在英国策动下谋求独立的危险的一步棋。饶嘎却曲意掩饰，为外交局开脱；《邦达绕干关于与西赛地谈话提及达札并未怀有反对中央之心等事报告（1946年3月19日）》意在为达札辩护，都暴露了深藏内心的民族本土主义倾向。其实，邦达昌家族一直具有强烈的民族分裂主义情绪，长兄邦达尼玛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亲信，次兄邦达养壁1946年参加分裂色彩浓厚的西藏商务代表团，[54]这就是民族本土主义情绪的反应。

也许还是用邦达饶嘎自己的话最有说服力。他后来在谈到革命党的结局时说：“我将孙逸仙的《三民主义》翻译成藏文，并用汉文原文与一种英文版对比了书名。塔钦把他的英文复制本借给了我。本党并不依附于国民党。我们创立该党，旨在将改革引进西藏。因为，如果西藏不改变政体，就不可能抵抗来自外部的（如来自汉人共产党的）任何一次入侵。我一直拥有一本马克思的《宣言》的复制本，但是我并没有将它译成藏文。我们甚至没有来得及按照其要求去组织这个党。”[55]可以说，这是对西藏革命党性质最直截了当的说明。

西藏革命党虽然宣称信仰三民主义，表面上与噶厦政府隐藏的独立主义指导思想背道而驰，但实际上这种信仰仍然是为着西藏民族主义者一以贯之的独立趋向服务的。西藏革命党事发后，噶厦政府仍然对他们表现出很大的宽容。究其原因，西藏革命党与民族分裂主义者仍有着共同的目标指向。西藏革命党的本质，与其说是三民主义的不如说是民族本土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