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者与领导者

西藏革命党,藏语名为nub-bod-legs-bcos-skyid-sdug, 是由邦达饶嘎(spom-mdav-rab-dgav)、土登贡培(thub-bstan-kun-vphel)、江乐金(lcang-lo-can-bsod-nams-rgyal-po)与更敦群培(dge vdun chos vphel)等人发起并组织的。

邦达饶嘎是西藏革命党的核心人物。他生于1907年，是西藏著名邦达昌家族的成员。邦达昌家族的“商业资本和经营业务雄厚繁盛，为康藏商道之魁首”[1]。该家族“是东藏芒康地区的一个有权有势的富商家族，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执政时期便在拉萨建立起了自己的根据地。达赖喇嘛圆寂之时，他们家是西藏政府在利润丰厚的区内外羊毛贸易活动中的唯一代理人。”[2]饶嘎有兄弟四人，长兄邦达尼玛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亲信，曾垄断西藏的羊毛贸易。次兄邦达养壁(ya vphel)是拉萨政府曾在亚东卓木总管，主持西藏对外贸易。其弟邦达多杰是藏军军官，在家乡指挥边境防卫部队。

邦达饶嘎的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在康区度过。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土登贡培被噶厦政府逮捕，与土登贡培关系密切的邦达昌家族顿感危急。从拉萨传来消息说，邦达养壁也有被捕的危险。邦达多杰(spom-mdav-stobs-rgyas)没有派人去拉萨核实情况，而是把活佛请来念经，并抽签问卦。在得到不利的结果后，1934年，邦达多杰发动了一场反抗西藏噶厦政府的反叛，饶嘎参与了这一事件。反叛很快失败，邦达多杰率军逃到国民政府控制的康区，得到国民政府的庇护。饶嘎兄弟均受到噶厦政府追查。由于邦达昌家族的富有和广泛的社会关系，以及西藏噶厦政府担心丧失由“邦达昌商号”所掌握的政府资产，最后邦达昌家免受惩罚。邦达饶嘎于1935年即反叛的第二年从康区逃到印度。到达印度后，邦达饶嘎避居噶伦堡，从事写作，与养壁各自为谋。[3]不久，他返回重庆，与国民政府官员接触并受到蒋介石的接见。1936年，饶嘎入蒙藏委员会供职。返回印度后，其思想和行动有了新的变化，他“深感前此失败，纯系无主义、无组织、盲目妄动所致，遂悉心研究革命政策及主义。六载以还，将英文三民主义读竣，并译成藏文，以资宣传；一面暗中宣扬中央威德，一面广布革命种子”。[4]此后的十余年里，他为国民政府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报告西藏上层及英国在藏的活动，为中央加强及时调整对藏政策、加强对西藏的管理做出了贡献。

土登贡培（又称土丹贡培、贡培拉、公被拉、宫比喇），原名德庆曲珍，外号坚赛·贡培。他于1905年生于尼木宗雪地区—个较富裕的农民家里。12岁那年，被送到拉萨寺庙服役。初到拉萨的几年，他的日子过得很艰难。但是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情改变了他的命运。一次，在罗布林卡专为达赖喇嘛取水的院子里，有几个奴仆正在掷骰子，土登贡培和其他几个孩子在那里看得起劲。不料达赖喇嘛突然到来，严厉责骂并用手上的佛珠串打了他们，并说：“明天还要用鞭子抽你们！”这使他感到恐惧，于是他便逃回家去。途中因被人追赶而投河自尽。被人救出后送回了罗布林卡。他吓得病例了，没有想到达赖喇嘛亲自给他治病，并指定专人照顾他。达赖喇嘛也常来看望，这一切都使他深受感动。从此，他开始无限崇拜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见他学习很勤勉，对他伺候得很殷勤，常夸奖他，并亲自给他取了喇嘛的名字——土登贡培，意思是“佛经，全体，增益”，即“四面八方弘扬佛法的人”。从此，土登贡培比别的侍从更有机会亲近十三世达赖喇嘛，并得到了达赖喇嘛的宠爱，且参与政事。到1930年，他已成了西藏仅次于达赖喇嘛最有权势的人物。他既握有俗权，又握有军权，达赖喇嘛的一切命令均通过他付诸实施，达赖喇嘛的每一个行动，他都了如指掌，从而成为众人誉为的“古甲”(圣侍)土登贡培和“坚赛”(红人)土登贡培。[5]锡金政治专员威廉逊（williamson）在记述他1933年出席一次官方欢迎会的一份材料中，也描述了土登贡培与达赖喇嘛之间的亲密关系：“达赖喇嘛坐在法座上，贡培拉先生在给他侍奉茶水，贡培是一位高挑而英俊的28岁的年轻人。他在西藏无疑是仅次于达赖喇嘛的权势显赫的人物。他虽然没有官阶但总是随侍在达赖喇嘛的左右，并得到达赖喇嘛的宠爱，待他如亲生儿子一样。他对达赖喇嘛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他非常聪明能干、他的本领和才干会使他前途无量。”[6] 土登贡培在抓政府的日常工作外，还直接负责了布达拉宫东面建筑的维修、罗布林卡坚赛宫的维修及夺底电站的兴建工程。1931年达赖喇嘛任命土登贡培为查希电力机械厂的厂长，查希电力机械厂是由罗布林卡以南的金币铸造厂、多底等地的银币铸造厂及机械厂等合并成立的，[7]这是围绕扩充藏军而设立的军事和物资机构，主要造金币及纸币，生产武器及其他金属、羊毛制品，提供地方政府所需的货币。[8]

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世时，龙厦和土登贡培是他最重要的亲信和宠臣。但二人“深怕对方超过自己，因此互相嫉妒，彼此排斥，时常出现不和。”[9]在十三世达赖喇嘛逝世不久，不满土登贡培的人便想借十三世达赖喇嘛突然逝世将土登贡培剪除掉，龙厦更是欲借此疑案掀起大狱，推翻土登贡培。他一面暗向藏军及三大寺喇嘛活动，反对土登贡培，另组政权，并使新军千人联名呈控土登贡培私组军队，借端舞弊；一面由三大寺代表在西藏僧俗民众大会中提出达赖病逝怀疑案，呈请司伦、噶厦核办。噶厦立即批准土登贡培辞职，并派员监视之。指令孜本二人（其一为龙厦）讯究此案。[10]初判土登贡培为死刑，后免除死刑，于藏历12月29日[11]将他终生流放到工布则岗宗（今林芝专区林芝县境内）地区。其他涉及此事的人也同样受到了判决，甚至土登贡培最坚强的支持者之一邦达昌也遭拘捕。[12]

江乐金·索朗杰布（又叫江祝建、江健赛、贡古旭）生于1898年，是西藏姜健赛贵族家族的一员，早年在江孜英文学校就读，受纯英式教育。[13] 1919年被十三世达赖喇嘛授予公爵爵位[14]。1923年11月，他受命去甘托克接收洋枪[15]。同年又被派到哲孟雄岗都地方，考察印度军事制度与近代武器使用方法。[16]由于文笔好，后在噶厦任秘书，成为龙厦的亲信，[17]“1934年5月因涉及龙厦改革被逮捕，在土登贡培被流放的第二年（1934年）被没收财产、流放到边远的工布则岗宗。”[18] 

当土登贡培、江乐金二人在工布则岗宗地区相遇，这次已不再是以以前的政敌角色出现，而是同作为政府的服刑官员。在这里，二人尽释前嫌，“彼此探望，很快便结下了友谊。”[19]后来，同他们在一起过流放生活的服刑官员们回到拉萨后，上书请求恢复官职，获得恩准。他二人也希望再能得一官半职，便援例也写了请求书。结果适得其反，噶厦政府接到他俩的呈书后，不但未准所请，反而发出一道禁令：饬工布则岗宗对他俩严加管束。失望、打击、隐痛导致他们产生了另谋出路的打算。于是他们便以“做卖买”为由，向则拉宗(县政府)申请。经核准后，1937年经锡金逃到了印度。[20]

更敦群培生于1903年，是西藏当代佛学成绩卓著的一位学者，其故乡是安多地区热不贡秀鹏谢村。更敦群培幼年丧父，随母生活。他少年时聪明伶俐，被认为是多扎活佛(同仁雅玛扎西曲寺一活佛)转世，父母便送他到扎西曲寺学法。稍长，去甘南拉卜楞寺学习。1927年，更敦群培离开拉卜楞寺赴西藏，在格西喜饶嘉措大师等人门下继续学法。1934年，接受印度班智达热乎拉法师的邀请，去印度、斯里兰卡等地继续学习深造。1945从印度回到西藏，随即着手准备王统史《白史》的撰写。

关于更敦群培与西藏革命党的关系问题，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他的弟子与朋友断定他不是西藏革命党的党员。海德(Heather Stoddard)采访过几位见证人后断言：“几乎可以肯定，更敦群培并不知道西藏进步党的确切职能和作用，对邦达饶嘎与国民党之间保持的密切关系也茫然无知，无论如何，当邦达饶嘎第一次前往加尔各答住在达克尔（Thacker）和斯平克（Spink）家里时，更敦群培已经在拉萨定居。饶嘎断定，他的朋友和他们一道工作，他们帮他绘制了地图，但是，他既没有在宣言上签字，也不是该党党员。在拉萨，当更敦群培受到审讯时，他签署了一份声明，否认他曾参加过西藏革命党，据一些见证人说，当噶厦政府最终确认他的声明是真实可靠的时候，他才获得了自由。”[21]另一种说法，更敦群培加入了西藏革命党。戈尔斯坦认为，更敦群培加入了西藏革命党。他写道：“该组织的主要成员包括江乐金·索朗杰布、土登贡培以及不太活跃、才华横溢而放荡的喇嘛、学者和反叛者更敦群培。”“更敦群培是该党的第四位著名成员”，“更敦群培加入了西藏革命党”。[22]有几位与更敦群培相识的人都证实，他从饶嘎那里领取薪金。据扎西贝拉叙述，更敦群培曾告诉他，饶嘎每月给他送来400—500卢比。[23]据桑颇说，更敦群培对他讲，在印度时，他从饶嘎那里领取薪金，其中一部分钱是通过他的家转寄来的。[24]杜永彬认为，根据以上的分析更敦群培应当加入了西藏革命党。

西藏革命党的成立及活动

一般认为，西藏革命党成立于1939年。戈尔斯坦说“1939年，他（邦达饶嘎）同江乐金·索朗杰布和土登贡培一道在噶伦堡建立了西藏革命党。”[25]因为《噶伦堡西藏革命党简要协定》已经明确了这一点。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只能从以下材料中管窥该党的一些面貌。

《噶伦堡西藏革命党简要协定》。为了西藏的改良和进步，我们于1939年签署了一份详细的行动协定。此后，当饶嘎于1943年5月11日赴重庆后，我们在噶伦堡又通过了四项决议。随后，当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处长沈宗濂到达噶伦堡后，我们便于1944年7月9日向他提交了一份申请。其后，又于1945年9月4日通过原‘国民政府护送九世班禅回藏专使行署’代理专事马鹤天向他提交了一份申请。1945年8月9日，我们收到了由国民政府参赞转来的沈宗濂处长的口信，告知土登贡培和江乐金将从1945年7月起领取生活津贴。我们还有可能得到用于‘西藏革命党’组织的财政赞助。但是我们是否能够得到资助，关键在于我们必须严格遵守下列规定：

（一）没有必要说我们必须按照1939年的每项协议办事。而且我们必须首先把“三民主义”和蒋介石总统的命令付诸行动。我们必须在一切言论和行动方面同“三民主义”和“中央政府”保持一致。我们决不违反这些原则。

（二）最近蒋介石总统已宣布允许西藏自治。据此，我们必须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使西藏从现存的专制政府中解放出来。我们还必须遵循世界上其他进步和民主的民族和国家，特别是民主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方法行事。为此，本党全体党员都必须同舟共济。

（三）西藏革命党党员在没有征求和得到本党领导准许的情况下，不能擅自去别的地方。

（四）我们必须同同情本党的人进行合作并予以帮助，必须结成统一战线反对本党的敌人。

（五）住在西藏本土和境外的西藏革命党党员都必须在与共同利益相关的事情上牢牢地拧成一股绳。当本党的党员为了本党的共同利益而受到伤害或遇到麻烦时，本党的其他党员都必须齐心协力地进行帮助。

（六）如果没有通过决议，我们不能与其他任何政府或政党进行接触或建立联系。本党党员在这方面也不能随心所欲。

（七）为了统一控制本党的经费和为本党募集资金，必须通过决议，应当按月向本党的会计和出纳报账。

西藏革命党全体党员都必须严格遵守下列简要的规定或纪律：

（一）遵守本党的各项纪律和规章制度。

（二）允许自由讨论关于本党的任何问题，但是一旦作出决议就必须绝对遵守。

（三）保守本党秘密。

（四）不允许在外人面前攻击本党同仁或本党机关。

（五）不得加入其他任何政党。

（六）不许结党营私或拉帮结派。

本党的任何人违反了上述规定都将受到如下不同程度的惩罚：

A  警告。               

B  暂时保留其党员待遇和特权。   

C  暂时保留其党员资格。

D  开除党籍。

《协定》的藏文本是由饶嘎、江乐金和土登贡培签署的。[26]

以上可以看出，革命党旨在对西藏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反对专制，追求进步与民主是他们的目标与理想。

西藏革命党虽然存在的时间不短，前前后后共有近8年时间，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活动很有限，正如邦达饶嘎后来所说“我们只拥有该党的登记卡、申请表格、宣言和一份党员名单。所有这些都在刚要被搜查前，连同文件和信函等一起烧掉了。……我们甚至没有来得及按照其要求去组织这个党。”[27]就我们所能接触的资料来看，西藏革命党成员主要进行了以下活动：  

1、扩大组织规模

西藏革命党究竟有多少成员难以了解。西藏的不少官员都确信在康巴商人中至多有100多名同情者。印度警方1946年2月搜查饶嘎时，发现他订购了4000份西藏革命党党员表格副本和2000张党员登记卡，同时还发现了一枚刻有与苏俄党徽标记惊人相似的徽章。以上说明西藏革命党成立之后扩大到了一定规模。

2、印刷报纸、筹措经费

邦达饶嘎等人在印度噶伦堡出版发行了图书、报纸。邦达饶嘎自称是孙中山政治思想的信仰者。他于1938年两次就自愿将三民主义翻译成藏文一事致函蒙藏委员会，蒙藏委员会要求将译就的三民主义藏文原稿寄来审核之后方可印行。1942年邦达饶嘎将三民主义翻译成藏文。[28]此外，据蒙藏委员会资料记载，邦达饶嘎等人还创办了藏文报纸《民新周报》，专门“向西藏境内僧俗人民宣传本党主义及中央政纲政策”。报纸创办的时间是在1944年6月前。“从1944年6月起，蒙藏委员会发给藏籍中国国民党党员邦达饶干君所创办的《民新周报》补助开办费国币一十万七千一百元，每月经常费三千九百二十元，结构外汇兑印。” [29]从1945年开始，就再没有出版发行图书了。[30]

3、绘制地图

1945年，英国入侵并占了西藏边境的达旺地区。在印度居留的邦达饶嘎和土登贡培，在探听到英国入侵占了西藏边境的门达旺地区的情况后，便私约更敦群培、江乐金等人秘密商讨，决定由更敦群培化装成乞丐，以朝佛为名．去到已经被英国人侵占了的达旺地区侦察敌情，绘制地图。[31]于是，更敦群培便离开印度经山南错那返藏，途径错那时，在此住了一个多月，专门考察了位于中印边境的错那历史和地理环境，并绘制了地图。[32]据邦达饶嘎自己所称，这幅地图是西藏革命党委托更敦群培绘制的：“当我与更敦群培建立联系时，他正在与塔钦合作，将一部关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藏文作品翻译成英文。他是一位地图绘制者，所绘制的地图是如此的精巧，以至看上去就像是印制的。因此，我们便请求他绘制一幅西藏与印度交界的边境地区的地图。”[33]他完成此项任务之后，于1946年1月4日之前到达拉萨。[34]

4、向国民政府报告西藏情况

由于邦达饶嘎既是蒙藏委员会委员同时又是西藏革命党领导人的双重身份，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他的一切活动都有着双重的意义，他与中央政府的函电理所当然可以看作西藏革命党的活动。而且我们看到，西藏革命党的《简要协定》中明确指出“必须首先把‘三民主义’和蒋介石总统的命令付诸行动。我们必须在一切言论和行动方面同‘三民主义’和‘中央政府’保持一致。”这是西藏革命党的行动指南，正是在这样的协定指导下，1939-1946年革命党活动期间，邦达饶嘎才会为中央政府提供了大量报告。报告涉及到西藏内部政治斗争、宗教、军事、地理、交通、经济、对外关系等方面的内容。因该档案尚未对外开放，我们只能从其目录中窥豹一癍。关于西藏内部情况的如：

1．1944年3月11日邦达绕干关于达札担任摄政经过及四位噶伦情况等事报告

2．1944年3月11日邦达绕干关于西藏当局中亲英官员姓名官职之报告

3．1944年6月6日邦达绕干关于西藏现有军火情况报告

4．1944年邦达绕干关于西藏三大寺简介报告  

5．1944年邦达绕干关于“外交局”长索康要求英方供应枪支并控制藏人出境及封闭新闻报纸学校等计划之报告  

6．1945年1月1日邦达绕干关于西藏地方政府僧俗官员间矛盾情形报告

7．1945年1月14日邦达绕干关于达札与热振不睦热振无机会复摄政之职报告

8．1945年1月15日邦达绕干关于西藏亲中央喇嘛与亲英非喇嘛官员间矛盾报告

9．1945年1月15日邦达绕关于自西藏运输停顿后西藏地方政府和商人与英方代表接洽要求恢复商务情况报告

10．1945年2月11日邦达绕干关于西藏现状报告

11．1945年2月16日邦达绕干关于藏方在扎城准备印行钞票并购储黄金情况报告

12．1945年3月11日邦达绕干关于对西藏地图解释布疋分配等商务情形报告

13．1945年3月11日邦达绕干关于西藏道路简介报告

14．1945年3月25日邦达绕干关于前班禅所属官民于日喀则举行大会论新班禅坐床等事报告

15．1945年5月22日邦达绕干关于藏方任命代本继降魏为西藏外交总顾问等人事变动情况报告

16．1945年5月22邦达绕干关于邦达昌在噶伦堡组织领导成立藏商商会报告  [35]

饶嘎为民国政府提供的部分报告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直接关于英国人在藏的活动情况。如：

1．1944年3月11日邦达绕干关于英人挑拨汉藏关系要求藏方禁止汉商及内地货物从藏内经过报告

2．1944年3月11日邦达绕干关于英国支助藏方军械无线电机及西藏现有军火部队情况报告

3．1944年3月31日邦达绕干关于英政府企图借派技工入藏之机熟悉西藏建立密切联系报告

4．1944年3月31日邦达绕干关于英方行贿拉拢藏方高级官员及同西藏“外交局”长索康之父谈话内容报告

5．1944年8月20日邦达绕干关于英人在门达旺工布等地区活动情况报告

6．1944年9月11日邦达绕干关于西藏在拉萨设立学校并聘英人为校长等事报告

7．1944年9月19日邦达绕干关于西藏货币交换率情况及英政务官送西藏军略图等给西藏政府事等报告

8．1944年10月8日邦达绕干关于英国教会主办之噶伦堡藏文日报刊载假消息制造汉藏间误会报告

9．1944年10月19日邦达绕干关于英政务官要求西藏当局于大战结束前明确决定谁应为西藏保护者并速创办藏文报纸之报告    

10．1944年11月8日邦达绕干关于因英方采取禁止对藏运输办法致使西藏煤油食品等价格飞涨事报告

11．1944年12月31日邦达绕干关于拉萨开办之英国学校现已关闭等事报告

12．1944年邦达绕干关于英在西藏活动情况及藏方态度报告

13．1945年1月1日邦达绕干关于拉萨英国学校停办具体经过等事报告

14．1945年2月16日邦达绕干关于英人干预藏事之真实企图在于越过西藏侵犯尼泊尔报告

15．1945年5月22日邦达绕干关于英人耸动藏方政府至今不准美国飞行员三人入藏报告

16．1945年11月18日邦达绕干关于新任英国驻锡金长官要求藏方割让边境领土及解决藏印商务问题均无结果报告

17．1945年12月4日邦达绕干关于英国插手印藏商务引起矛盾情形报告 [36]

从目录名称看，报告涉及了英人在藏活动的方方面面：军事方面如援助藏方军械无线电机；政治方面如行贿拉拢藏方高级官员、要求藏方割让领土等；经济方面如因英方采取禁止对藏运输办法致使西藏煤油食品等价格飞涨的情况；文化教育方面如开放学校以及英国教会主办之噶伦堡藏文日报刊载假消息制造汉藏间误会等。报告充分暴露了英人觊觎西藏领土的狼子野心与侵略者的狰狞面目，为中央政府及时处理西藏问题，维护祖国统一提供了最为及时的情报。

在报告英人活动的同时，邦达饶嘎也对不同时期西藏上层对中央政府的态度、中央对藏政策在藏引起的反响做了及时的汇报，并就如何加强中央与藏关系提出了一些自己的建议，如：

1．1944年3月邦达绕干为请中央派位驻藏代表以期促进汉藏建立良好关系事致蒙藏委员会函（2件）

2．1944年邦达绕干关于西藏各阶层对民主制度希望与怀疑之报告

3．1945年1月1日邦达绕干关于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秘书提出有关西藏19个问题报告

4．1945年7月1日邦达绕干关于中央对藏政策与英国对藏态度比较之报告

5．1945年5月22日邦达绕干关于藏方下令不许汉商及负有外交任务之汉人入藏报告

6．1945年9月4日邦达绕干关于蒋介石指示给予西藏高度自治在藏引起反响等事报告函

7．1945年9月27日邦达绕干报告促进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所做工作等事致蒙藏委员会

8．1945年11月18日邦达绕干关于抗战胜利后藏方对中央态度稍有改变等事报告

9．1946年1月20日邦达绕干关于走访抵达噶伦堡之藏官促进汉藏关系报告

10．101946年2月1日邦达绕干关于藏方派遣代表出席国民大会情况报告

11．1946年2月19日邦达绕干关于藏方派赴国民大会代表绕道噶伦堡受到英驻锡长官招待等事报告

12．1946年3月19日邦达绕干关于与西赛地谈话提及达札并未怀有反对中央之心等事报告

13．1946年3月27日邦达绕干关于藏方对中央态度及中央对藏应宣布政策之报告

14．1946年8月19日邦达绕干为请设法转知藏方释放奉中央使命入藏工作而被拘捕之倾批喇嘛事致罗良鉴呈[37]

以上是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与藏事档案目录之局部，我们尚不得而知报告的详细内容。但不难想象，如此大量的信息对于中央政府及时掌握西藏情况，随时调整对藏政策无疑会有巨大的参考作用。

张世明在《清后期治藏政策的沿续与变异》中分析了西藏国民大会的产生及其意义。指出西藏寺院领主经济的势力膨胀速度远远超过了贵族领主和政府领主，在由地方政府、寺院、世俗贵族构成的西藏三大经济体系中越来越居于主导地位。1871年国民大会“春都”（Tsong du）建立。“春都”由三大寺堪布和所有西藏地方政府部门首脑组成，其建立在清后期乃至整个清代西藏历史上都具有重大影响，使西藏地方政府的权力指向在清后期为之一变。国民大会俨然成为清后期西藏地方政府的最高权力机关，寺院领主居于权力法轮的中心，因此清政府不能像前期那样通过行政手段如臂使指般驾驭噶厦政府。[38]张世明的论述是目前国内唯一对西藏国民大会进行深入考证的研究成果，使西藏国民大会的真相浮出水面。西藏国民大会似乎具有近代议会的某些民主特征。众所周知，政党、议会都是近代民主的产物，中国过去只有朋党而无政党。但为何西藏政治结构竟会产生如此奇特的景象。如前所述，龙厦组织“吉求贡吞”，这本身是传统与变革的混血儿，西藏革命党又随后在雪域西藏的社会环境中应运而生，不能不令人惊诧不已，令人仿佛产生时空错位的感觉。西藏虽然是封建农奴制社会，但其集权特质并不浓厚，其原始民主性较内地更为明显，因寺院势力的增大，贵族体制与考试身份制度的有限灵活性相结合，这都造成了国民大会、西藏革命党等似乎超前性政治现象产生的适宜土壤。

西藏革命党的结局

许多藏人认为，由于更敦群培在发送地图和图解说明时经由英国人开办的江孜与印度之间的邮局而不用私人信使，这是一大失误。并且，他后来又使用饶嘎在“热里乌”（Reli View）的众所周知的通讯地址，致使错上加错。[39]他们争辩说，当英国官员黎吉生(H.E.Richardson)发现该地址后产生了怀疑，于是便拆开了这封信，发现了标明“西藏的”地区的地图及图解说明。黎吉生把这一发现报告了噶伦堡的警方，于是便在印度制定了密切监视饶嘎及其同伙的计划。然而，黎吉生回忆说没有这件事情，[40]英国的文献及印度档案都没有提到有这样一封信或地图。

事实上，1946年2月初当印度警方发现饶嘎订购了4000份西藏革命党党员表格副本和2000张党员登记卡及一枚刻有与苏俄党徽标记惊人相似的徽章时，似乎就已对饶嘎产生了兴趣。[41]据一位西藏官员回忆，当时锡金的政治专员古德(B.J.Gould)非正式地盘问他：“邦达饶嘎在噶伦堡干什么？既然他没有从事任何工作，那么他是如何谋生的呢？”[42]英国人在盘算是否应当把这个政治组织的情况告诉噶厦政府。古德于4月初致德里外交部的信反映了他们的慎重态度：“我原来的想法是，我们应当把所有关于该党情况的文件都交给噶厦政府，但是我们不敢担保他们是否会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同时，我们所知道的只会是一些普通财产。因此，最好的办法似乎是只能一件一件地逐渐透露这一情报，并视他们下一步的反映而定。”[43]4月10日，黎吉生通报西藏政府有西藏革命党这样一个政治组织存在，但是并没有提及有关该组织的任何一个人的名字。他在向锡金的古德提交的备忘录中写道：“在收到您的信之前，遵嘱我在1946年3月30日给您的特使专递7（11）-P/45号信件中展示了全部附件，只是饶嘎致西藏外交局和达克尔（Thacker）和斯平克(Spink)的信的副本除外……外交局的反映是，把这些文件直接和饶嘎联系起来。索康说，他得知沈宗濂曾向饶嘎提供14000卢比，用于购买一台印刷机。苏联式的党徽与汉文翻译中所使用的革命的字眼交织在一起，藏文译文虽然没有表现出来，但也逃不过他们的眼睛。在他们的请求下，我向他们提供了曾向他们展示过的文件的副本——他们说他们将马上把这些文件副本呈交给噶厦。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希望看到饶嘎在这一事件中充当主谋的证据，我可以拿给他们看。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请求我这样做。遵嘱我将采取措施把您信中第5段所提到的关于西藏革命党的情况通报那些有势力有影响的人。” [44]这次情报透露之后过了两周，即4月26日，西藏外交局对黎吉生所提供的情报表示感谢，并请求印度政府把饶嘎引渡回西藏。黎吉生说他转达这一请求，但是说明这一请求未必能够得到准许，因为饶嘎自称是中华民国公民。黎吉生本人建议将其引渡到中国内地，据此可以说饶嘎把印度作为支持中华民国反对噶厦政府的一个活动基地。[45]

1946年6月19日，英国人查抄了饶嘎及其他6人的住处。然而，中华民国驻德里官员已经事先警告饶嘎将马上被搜查，所以所有与该党有关的文件，尤其是党员名单都已被烧毁。邦达饶嘎这样描述了西藏革命党的结局：

自1945年始，我们就没有时间出版发行图书了。我们只拥有该党的登记卡、申请表格、宣言和一份党员名单。所有这些都在刚要被搜查前，连同文件和信函等一起烧掉了。人们搜查了噶伦堡的许多人家，此外，印度的警察厅(C.I.D.)的最重要的官员拉贝特（E.Lambert）还对达克·邦噶诺(Dak Bungalow)进行了审讯。在噶伦堡的西藏和印度官员的帮助下，他收集到一个装有许多毫无用处的证据的大型卷宗，因为当事人都没有说真话。江乐金、土登贡培和我本人都受到了审讯。在整整一周当中，唯独我回答了拉贝特的讯问。

由于我持的是中国官方的护照，因而被驱逐，于是我便前往南京。禁止贡培拉住在孟加拉。瓦拉纳西(Varanasi)大学向他提供了一个藏文讲席，但是被他拒绝，后来他和我在汉地重逢。江乐金·索朗杰布得到锡金的拉那多吉（Rana  Dorje）的帮助，可以继续留在噶伦堡。

我将孙逸仙的《三民主义》翻译成藏文，并用汉文原文与一种英文版对比了书名。塔钦把他的英文复制本借给了我。本党并不依附于国民党。我们创立该党，旨在将改革引进西藏，因为，如果西藏不改变其政体，就不可能抵抗来自外部的（如来自汉人共产党的）任何一次入侵。我一直拥有一本马克思的《宣言》（即《共产党宣言》）的复制本，但是我并没有将它译成藏文。我们甚至没有来得及按照其要求去组织这个党。[46]

印度政府发布了引渡饶嘎的命令，饶嘎企图说服国民政府为他着想出面干预，并奉劝印度政府收回成命。他给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的信函是这样的：

致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

敬爱的先生们：

谨致最诚挚的敬意并呈报如下：我于1935年到印度，同年便到了重庆。从1936年起我即进入“蒙藏委员会”供职。1936年我返回印度，我始终如一的忠于我们的“政府”，并为能在其中供职服务而感到光荣和自豪。

在我于1943年到中国内地之前，我家的土地和房屋都记在我妻子的名下，我们在噶伦堡印度的法院联合注册登记了我本人和我妻子的财产。随后我便于1943年到了重庆并在那里住了仅4个月。

1943年9月我从印度动身前往汉地，到1944年1月带着一份中华民国的护照返回印度。当时噶伦堡塔拉（Thana）警察局的稽查员间接的告诉我：“你申请并宣称自己与中华民国政府没有丝毫联系，那我们就将停止你的登记注册。”当时我并没有介意他所说的话，依然毫不动摇地为我们的“中央政府”效忠。因此，我在行动和思想上自然的产生了反对英国政府的倾向。

最近，印度政府已向国民政府驻新德里的公使发出通告，要求在一个月内安排我离开印度。

假如我按他们的要求离开印度，不用说我将失去自己的财产和事业，并且住在这边的西藏人的精神和士气也将低落。所以，我通过这封信请求你们尽快运用你们的最大影响和作用敦促印度政府满足我的如下要求：      

一、我像目前这样持中华民国护照作为国民政府的一名雇员留在这里。如果这样行不通，那么

二、我就依照其他西藏人那样的公民身份留在噶伦堡。假如这样还不行

三、至少应当给我一年的时间，以便对我的房屋、土地以及我所管理的散布各地商务作出必要的安排，并且还得花时间治疗我那病魔缠身的妻子。

我很荣幸成为你们最忠实的仆人（饶嘎）                                                                                               

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

1946年6月17日于印度北孟加拉噶伦堡邮局“热里乌”（Reli View）。[47]

国民政府向印度进行了交涉，但未能说服印度收回成命，于是饶嘎便于1946年7月22日离开印度赴上海。

同时，土登贡培的住处也遭到了英印警方的搜查。他被宣布为不法分子，限其7天离开印度。陈质平在其报告中说：“据宫必拉报告，噶警局人员，曾告本人及江祝建，谓饶干将出境，不久将及彼等。询欲何往，（宫必拉）本人当答以如果当局不欲彼等居留，则赴上海去”[48]在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的帮助下，土登贡培亦飞往上海，后转到南京。英国人知道土登贡培到中国去了，立即向中国政府驻印度领事馆声称：“土登贡培是个罪犯，他的行动必须得到我方的应允，你们没有得到我方同意，就把他送往南京，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中国领事馆的答复是：“中国人要求到中国去，是完全合法的，至于他是否罪犯我们不知道，你方也未通知本馆。”就这样把对方的无理提议顶回去了。[49]1946年，土登贡培回到南京，后经噶厦政府允许返藏。

邦达饶嘎与土登贡培被引渡回国后，江乐金也受到审查。据说由于他是不丹王族子弟的经师，因而王族出面干预，这样才使江乐金得到了解脱。[50]

与此同时，1946年7月，噶厦政府派遣了两名拉萨地方官员去逮捕更敦群培并没收他的财产。噶厦对这两名官员说，更敦群培的罪行非常严重，但是指示他们在逮捕更敦群培时只告诉他参与了在西藏散布伪钞的活动。[51]更敦群培的两名贵族学生同他们在噶厦中的亲戚交涉，要他们设法使更敦群培获得释放，但是没有获得成功。对更敦群培的财物搜查的结果并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噶厦只是发现了有关藏军的数目、武器、弹药等几个数字和关于拉萨有权有势的人物简历以及关于边境地区的资料。搜出的一大箱子里面装的全是与更敦群培正在撰写的一部西藏历史专著有关的笔记、草稿和论文。[52] 噶厦政府虽然以伪造藏币的名义将更敦群培逮捕，但真正的原因是他参加了西藏革命党。更敦群培在狱中被关押了三年。1950年，西藏和平解放前夕，噶厦政府被迫将更敦群培释放。更敦群培出狱后，住在噶雪巴家。近三年的狱中生活，更敦群培受尽了折磨。由于苦闷，他染上了酒瘾，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更敦群培在噶雪巴家住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又搬到了大昭寺南面的噶如厦，此时的他已沉疴难救，1951年8月，因医治无效而去世。[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