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西进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和西部地区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彰显，越来越多的美国历史学家开始重视西进运动史的研究，而传统的“生源论”（ germ theory ）则越来越不适应美国新形势的要求。1893年，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1861---1932）在芝加哥举行的美国历史协会会议上宣读了他的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提出了著名的边疆学说：“直到现在为止，一部美国史在很大程度上可说是对大西部的拓殖史。一个自由土地区域的存在，及其不断的收缩，以及美国定居地的向西推进，可以说明美国的发展。”1特纳的边疆理论，力图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角度去寻找美国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他突破了传统的史学囹圄，抓住了美国19世纪历史发展的最有力脉搏——西进运动：自有土地的存在和移民的浪潮。边疆学说提出后很快得到承认和拥护，它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构建新说，较为科学地解释了美国历史的理论框架。边疆学说在发表后的30多年里得到了史学界的普遍认同和广泛传播，对社会而言，边疆学说满足了人们希望用一种崭新的理论来解释美利坚民族价值体系的普遍心理需求，边疆学说第一次用一种学术理论论证了美国的价值体系，因而大受欢迎，人们开始用“边疆思维”来审视美国过去一百年的历史。另一方面，边疆学说满足了当时的政治需要，为美国的对外扩张，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例外论，垄断制度合理论和种族制度优越论提供了理论依据。本文主要探讨的是特纳边疆学说中的扩张主义理论对当时美国几届政府的扩张政策所产生的影响。

一、 世纪之交的社会背景

十九世纪9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在分水岭的一边，主要是一个农业的美国，它关心的是国内事务，至少是在理智上遵守17、18世纪承袭下来的政治、经济和道德原则；在分水岭的另一边，是现代的美国，它主要是一个城市化的工业国家，它同世界经济和政治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也在为以前旧世界所特有的那些困难问题所烦扰。”[1]世纪之交的美国，处于建国以来最快，最猛、最烈的变化状态，这种变化是全面、深刻和多层面的，其中最核心、最本质的部分当属第二次工业革命。这次工业革命兴起于19世纪80年代，在90年代后向纵深发展，20世纪初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其结果是美国的综合国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经济上已超过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跃居世界第一。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科学创新和技术改革快速转化为生产力，新的产业结构的出现，工业化和都市化进程的加快，使美国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贫富分化的加剧，世风日下，人们所熟悉的模式发生了改变，使人们对传统的价值观产生怀疑。世纪之交的美国的社会变化是全面而深刻的，从社会结构、社会分层到社会风貌和社会思潮，这种变化较之美国有史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迅猛、更彻底，不仅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发生了变化，而且也改变了人们对生活的态度、信念以及思想和行为的方式。“他们对物质环境的变化是习惯的；对于世界观的崩溃却没有精神准备。”[2]

大企业的兴起和垄断组织的出现，生产向资本化和社会化进一步加深，由此必然产生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美国向外争夺市场和进行资本输出；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美国野心勃勃地积极寻求资本市场，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垄断资本势力渗入政界，垄断资本家成为帝国主义对外扩张政策的直接驱动者和策划者。但是当美国跻身世界列强之后，又面临着一种尴尬局面：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已将世界瓜分的差不多了，美国在世界上的殖民地无论从范围还是从利益的数量都无法同前者相比。为了建立与资本和实力相匹配的殖民帝国，美国国内的扩张主义思潮再次高涨。

美国历史上的扩张主义传统为它在20世纪之初的对外扩张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武器，历史经验和理论工具。

美国在历史上就有着扩张主义的传统。19世纪四十年代在西进运动的洪流中就弥漫着“天定命运”的扩张主义思潮。早在1787年，美国独立之后不久，约翰·昆西·亚当斯就公开宣称，美利坚共和国“命中注定”要“扩张到全球1/4的北美洲”。[3]1845年，《美国杂志和民主评论》的主编约翰·奥沙利文在该杂志的一篇关于德克萨斯问题的社论中率先推出了这一语汇，在当年的纽约《早晨新闻》的另一篇关于俄勒冈争端的社论中宣传之后，“天定命运”的正式出笼以及在全美各地的广泛宣传，使它成为美国四十年代领土扩张的专门用语。19世纪末，随着北美大陆边疆的消失，扩张主义就盯上了新大陆以外的领土和领海。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社会中流行的是社会冲突论和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思潮，这也成为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史学观的理论基石。在当时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下，出于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动机，特纳提出了：“每个时代都要重新研究它的历史，而且是带着那个时代精神所决定的兴趣去研究”。特纳试图从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美国发展史中找到一种生气勃勃的解释：“每一个边疆都千真万确地提供了机会的新领域，为解除过去的束缚而开方便之门，边疆推进到哪里，哪里就有一片新气象”。[4]

二、 特纳边疆假说中的扩张主义

    特纳史学观的理论基石是社会冲突论和社会进化论。在关于边疆的开拓就是美国过去近百年历史的论述中，特纳认为地域间的冲突就是发展的动力。关于扩张，他是这样阐述的：“将近三个世纪以来，扩张在美国生活中一直占据支配地位。随着向太平洋沿岸移民，随着自由土地被占去，这个扩张运动将近结束了。如果说这种扩张的能力不再发生作用，那就是一个鲁莽的预言。要求强有力的外交政策，要求两大洋之间开辟运河，要求恢复我们的制海权，要求把美国势力伸向本土外的岛屿和邻近的国家——这一切都表明这个运动还会继续下去。”[5]他不仅阐述了过去，并且颇有预见性地指出：在西部边疆消失之后，美国生活的扩张特征不会完全中断，“美国的活力将继续为它的活动要求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6]边疆的生活，“还在同印第安人作战、砍伐森林和扩张活动中培育了一种好斗性格和一种对国家领土持有扩大的想法。……所以西部作为一个整体，既形成了普通人的未来的理想，也形成了这个国家的宏伟的扩张目标”。[7]

随着时代的进展，特纳的“边疆学说”的解释与运用也发生了变化，研究对象的范围和讨论的问题都发生了变化。引起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的改变。到1890年，人口普查局局长在报告中宣称，“未开发的土地大多已被各个独自为政的定居地所占领，所以不能说还有边境地带时，西部的边疆就消失了。具有拓殖精神的美国人该怎样发挥他们旺盛的精力呢？”[8]特纳似乎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答案：“扩展势力，在新的领域内承担重大的责任，以及进入世界列强之林——这一切都不是孤立的事件。就某种意义来说，这确是这个国家向太平洋前进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这也是它占领自由土地和开发西部资源时代的继续”。[9]

这样，特纳边疆学说所研究的范围已由美国西部的边疆转向西方世界的边疆，必须扩大边疆的概念，其中的“扩张论”不仅为美国的扩张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还对美国推行对外扩张行为制造了舆论，似乎美国的对外扩张是正当的和不可避免的。

当时，美国本土市场由于人民购买力普遍下降已经变得十分狭小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迫切要求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以寻求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和原料产地。特纳的“边疆学说”发表后，“几乎未经批评的检验就为美国的一些历史学家迅速地、几乎一致同意地接受”，[10]它不仅对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还为社会舆论所普遍接受，同时，它还为当政者制定扩张政策提供了历史的理论依据。西奥多·罗斯福[11]在读到特纳的文章后，受到“很大的感动”，认为这篇文章中包含“第一流的思想”，“非常有趣味和启发性的”思想，而且这些文章发表的“正是时候”。[12]这位狂热的扩张主义者，主张奉行门罗主义[13]，推行以强大军事实力为后盾的外交政策，首当其冲的是将“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变为“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

三、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活动

1898年5月，美国太平洋舰队在马尼拉海湾全歼一支庞大的西班牙舰队，美西战争正式爆发。是年12月，双方签订《巴黎和约》，西班牙放弃古巴并承认古巴独立，将关岛和波多黎各割让给美国，美国以2000万美元的轻微代价获得了菲律宾群岛的主权。190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普拉特修正案》，获得了在古巴设立海军基地的权利，并且规定古巴不得向美国以外的任何国家转让土地。美西战争标志着美国由大陆扩张发展为海上扩张的转折点，标志其外交政策已由孤立主义转向对外扩张主义，美国成为一个殖民帝国。

美西战争的直接后果就是促使美国向太平洋和亚洲地区进行扩张。其实在美西战争之前，美国就已经在太平洋地区占领了一系列岛屿。如1857年，美国占领了豪兰岛、贝克岛、贾维斯岛，1858年占领了金门礁、约翰斯顿等等。1903年，西奥多·罗斯福在旧金山说；“我是一个扩张主义者，来到这里我无法理解任何人，……除了是一个扩张主义者外还能是任何别的什么。”[14]对这一切，特纳的解释是这样的：“这个国家在垦殖了远西地区，控制了国内自然资源以后，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转而应付远东，从事太平洋的世界政治了。由于最近这次战争（指1898年美西战争）的胜利结果，美国继续他的历史性的扩展，深入西班牙帝国的土地，成了菲律宾群岛的统治者，与此同时又占据了夏威夷群岛，并在墨西哥湾取得了控制力量。在这十年之初，美国就用地峡运河把大西洋岸和太平洋岸连接起来，成为拥有附属国和保护国的一个具有帝国性质的共和国——大家公认的一个崭新的世界强国，在欧、亚、非三大洲的问题上具有潜在的发言权”。[15]美国在占领了夏威夷、菲律宾和关岛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进入中国。

在美西战争之前，中国和亚洲广大地区，一直是欧洲列强的势力范围，美国和中国之间只是一些商业往来。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具有无以伦比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的优势，美国的扩张主义者对她早已垂涎三尺。美国国会议员阿尔伯特·贝弗里奇大声叫嚣：“今后我们最大的贸易一定是在亚洲。太平洋是我们的海洋。……中国是我们的天然的消费者。较之现在和未来的商业强国：英国、德国或俄国，她与我们更靠近。……菲律宾提供了我们在整个东方大门口的一个基地。……有了菲律宾，那个强国现在是将来永远是美利坚合众国……”[16]但是，当美国认识到中国和亚太地区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时，中国早已被世界列强瓜分的四分五裂了：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已逐步被殖民地、半殖民地化了：俄国把中国东北地区划做其势力范围；德国强占胶州湾，并且染指山东；法国抢占广州湾，并且深入中国广西、云南地区；英国则把长江中下游流域看作是它的势力范围。特别是日本，在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后趁中国战败，利用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强迫中国割让辽东半岛，掠取了台湾和澎湖列岛，并且把势力扩张到福建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为实现向亚太地区扩张的战略需要，以新殖民主义为策略原则，提出了“对话门户开放”政策。1899年，美国国务卿约翰·海向英、法、德、日、俄、意等国发出照会，并要求他们将此转交给各自的政府。照会的主要内容为：每一个国家，在其影响所及的相应范围内，第一，对其在中的所谓“利益范围”或租借地内的任何口岸或任何既得利益，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干涉；第二，对于上述利益范围（除自由港外）一切口岸装卸的一切货物，无论属于何国，均适用于中国现行的关税率，其税款应由中国政府征收；第三，任何这样“范围”内的任何口岸，对进出港的他国船只不得课以高于本国船舶的港务费；任何此种“范围”内所敷设、管理或经营的铁路运输他国人民的货物通过此种“范围”，运费不得高于本国人民同样距离所运输的同类货物。[17]这个照会的实质，在于以承认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和均势，来达到保护美国在华利益，从而确立美国的对华外交政策。

不过，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个最大的可以动摇这一政策的事件——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提出的“扶清灭洋”的口号，是彻底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因而从根本上说与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相矛盾。这次运动声势浩大，遍及北方的广大地区，震惊列强。很快，包括美国在内的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血腥镇压起义，干涉中国内政，从而对中国的主权和独立构成巨大威胁，这就使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客观条件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美国担心列强在华均势再次被打破，1900年7月3日，美国国务卿约翰·海再次向列强发出照会，声称要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实体”，要求中国遵守已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各种规定：1开展与北京的联系和营救处于危险中的美国官员、传教士和其他美国人；2对在华所有地区的美国人的生命财产提供一切可能的保护；3保卫和保护美国的一切合法利益；4援助（帝国）阻止其混乱到帝国其他省份和再次出现此种灾难。当然预言取得最后效果的意义为时过早，但是美国政府的政策乃是寻求一种解决办法，使中国获得永久安全与和平，保全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维护各友邦受条约与国际法所保障的一切权利，并保护全世界在中华帝国境内平等公正贸易的原则。[18]然而，就在约翰·海宣布门户开放政策，要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实体”完整之后的五个月，就秘密指示驻华美国公使设法在中国福建设立一个美国海军加煤站。此事彻底暴露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实质完全是为了实现其强国梦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

1909年，威廉姆·H·塔夫脱[19]继任美国总统后，开始用“金元外交”[20]政策执行门户开放政策，企图从经济方面加紧对中国的资本侵略。美国政府鼓励国内银行家向中国投资，以保证美国在中国贸易和经济生活中的“发言权”，即决定购买美国生产的机器设备和原料，从而保证美国的出口贸易。

四、特纳边疆学说中的扩张理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1913年，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21]上台后继续执行对华侵略政策。他同特纳曾在霍普金斯大学有师生关系，私交也很密切。他们在大学时，课后经常一起散步，交谈。威尔逊写过一些关于美国历史的书籍，但他对于美国史的解释的很多观点都参照了特纳的“边疆学说”。特别是关于1896年以后美国的扩张，威尔逊做出了下述评论：“他们（指美国人）自己大陆的空间都被占据了并用以供文明的用途。他们没有边疆了。……东印度群岛和西太平洋的这些新边疆好像由于他们面临的新生涯的真正需要而出现了。”[22]在他就任总统后，他在对外政策的许多方面都按照边疆学说的经济主张来实施，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因为贸易是不讲国界的，一个工业家总希望把全世界作为自己的市场，国旗应该跟着他走，其他国家里阻碍他的道路的大门应该打开。金融家所取得的特许权，应由他们国家的使节予以保护，即令因此侵犯那不听命的国家的主权，亦在所不惜。必须取得和建立殖民地，使地球上每一个有用的角落都不致被忽略或遗弃不用。”[23]历史学家威廉·A·威廉斯称他为“特纳式讨伐的民主主义者的真正典型”。[24]与其前任不同的是，威尔逊十分重视在思想政治领域对中国进行潜移默化的文化渗透。这与特纳所主张的美国式的民主正是在开拓边疆的过程中形成的观点不谋而合。在这方面美国的传教士和美国教授们发挥了先锋的作用。宗教对于扩张主义的作用是什么呢？美国一位历史学家总结得很精彩：“欧洲的扩张在某种程度上可用欧洲基督教的扩张主义来解释。与欧洲其他大宗教完全不同，基督教浸透了普济主义，改变异端信仰的热情和好战精神。从一开始起，基督教就强调四海一家，宣称自己是世界宗教；从使徒时代到现在，积极传教一直是基督教会的主要特点。”[25]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在《尊孔》（1913）一书中，则鼓吹“孔教”要与基督教相结合，即封建文化与帝国主义文化相结合。1914年大约有2500名美国传教士来华，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基督教和天主教教会在华开办了各类学校和教育机构，向中国进行文化渗透，推行“使命”外交。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英、法、德、俄疲于欧洲战事，无暇顾及远东地区，使日本得以在中国进行大肆侵略。美国为了其在远东的扩张竟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缓和与日本在中国政策上的矛盾和实现妥协。当时的威尔逊政府支持了日本提出的严重损害中国国家主权和利益的 “二十一条”。美国一方面宣布“对于中日两国政府间已经缔结或行将缔结的任何协定或约定，凡有损于美国及其在华公民的条约权利或中华民国之政治或领土完整，一概不能承认”；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又做出姿态，要求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劝告中日两国政府忍耐和相互宽容”。[26]在1915年的照会中，对于日本提出关于山东、南满、东部蒙古的要求，美国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并宣称：“美国坦率地承认领土乡里构成日本与这些地区间的特殊关系。”[27]后来，美国国务卿蓝辛与日本驻美大使石井通过换文确定了美日关于中国的《蓝辛——石井协定》，在协定中，美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与日本接壤部分，有特殊利益；美日两国政府恪守门户开放和在华工商机会均等原则。蓝辛——石井协定是美日两国撇开中国讨论所谓中国问题，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和中国人民的反对，该协定于1923年3月30日废止。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特纳的边疆学说中的扩张主义思想之所以对当时的几届政府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根本原因是它适应了美国当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开拓海外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需要，也从理论上满足了美国对外扩张政策的需要。

         （资料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