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清代西北边疆民族史及民族关系的研究，已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使人们的视野大为开阔。但因史料关系，不少问题至今仍处于扑朔迷离状态之中。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张冠李戴现象时有所见，给学者研究带来了诸多不便。现就个人所知，略举数端，以抒管见。
一、准噶尔兵锋到达黑海沿岸说考辨
自日本学者和田清提出1682-1683年噶尔丹率骑兵进攻哈萨克头克汗时，在先后攻下塔什干、赛里木等城市后，不久又挥师继续西进，兵锋直抵黑海沿岸诺盖人部族聚居区“美人国”观点以来，（注：参见［日］和田清：《明末清初蒙古族的西征》，《东洋学》第11卷第1期，1921年。）国内学术界在有关准噶尔与哈萨克族关系研究中，不少学者便视为信史，转相引用。和田氏的说法可信性究竟有多大？笔者以为是值得认真加以探讨的。
首先，是有关诺盖人的问题。据有关学者的研究，16-17世纪之间，在黑海沿岸并没有诺盖人的聚居区，此时的诺盖人基本上都聚居于乌拉尔河流域及其以东、以南地区。前苏联著名学者巴托尔德说：“在15世纪，特别是在16世纪，除鞑靼人之外，人们还提到了诺盖民族，它不仅形成民族单位，而且形成政治单位和有自己的君主。诺盖的中心在当时是萨莱楚克城，换句话说即小萨莱城，位于耶亦克河河口，是金帐汗国诸汗陵墓所在，从阿布哈齐以后，人们往往把萨莱楚克和新萨莱混在一起”。他还指出，“诺盖”一名，当时只有“斡罗斯人”使用，在东方的史料中，其中包括阿布哈齐的史料，“诺盖是按照突厥氏族之一的名称，叫做蒙古特人。但是，反之，现在在中亚，诺盖一字具有比在斡罗斯广泛得多的意义，人们也称伏尔加的鞑靼为诺盖，在南俄罗斯，人们今天称克里米亚和北高加索的一个民族为诺盖人”。（注：［苏］巴托尔德著、罗致平译：《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82-183页。）这里说得很清楚，真正的诺盖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耶亦克河（即乌拉尔河）河口的小萨莱城，其民族共同体，主要是被称为“蒙古特人”的游牧民。据有关记载还可知，除“蒙古特人”外，与其经常聚居在一起的卡拉卡尔帕克人也被称为“诺盖”。至于伏尔加河流域的鞑靼和克里米亚、北高加索的一个民族被称为“诺盖”，那是在16-17世纪以后，或者说到了近代以后的事了。“蒙古特人”，有的著作又将其译为“诺该”、“曼格特”或“诺尕夷人”。据历史文献记载，诺盖人原是金帐汗国的一个部族。金帐汗国衰落后，他们便从中分裂出来形成一个独立的部族集团，世称之为“诺盖汗国”。“诺盖汗国”后因内部不睦，政治衰微，其中有一部分便随着乌兹别克人徙居河中地区，散分于锡尔河下游一带，一部分则为哈萨克人所兼并。此外，还有相当的一部分则滞居于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滞居于伏尔加河流域的诺盖人，17世纪初年时因卫拉特蒙古土尔扈特部西迁，他们又被迫西徙，居停于伏尔加河与顿河流域之间。
除“蒙古特”诺盖人外，“卡拉卡尔帕克”诺盖人由于战乱影响也在16世纪中叶后徙居河中地区了。王治来明确指出，在阿不都拉汗（乌兹别克汗）统治时期，“哈拉卡尔帕克人分布于锡尔河下游一带，处在哈萨克人包围中。他们分为许多部落，各有头人统领”，并“保有自己的语言、经济生活的特点和政治上的独立”。（注：王治来：《中亚近代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32页。）
有关诺盖人的大致分布情况既已清楚，其次就是噶尔丹统辖的准噶尔军能否有条件纵骑到达黑海沿岸的问题。依据笔者的看法，这是根本不可能的。理由主要有二：
第一，在现有各种史料中，虽多处提到噶尔丹曾出兵进攻哈萨克头克汗事，但从无片言只语提到过噶尔丹挥师跨过哈萨克草原进入黑海沿岸的踪迹。例如《清实录》康熙三十六年(1696)四月甲寅条：“初，噶尔丹并吞吐鲁番、叶尔钦（指叶尔羌）、萨马尔汉、哈萨克等千余部范，本朝并不之问。”（注：《清圣祖实录》卷183。）同年五月癸卯条：“噶尔丹曾破回子中之萨马拉罕、布哈尔、哈萨克、布鲁特、叶尔钦、哈思哈尔、赛拉木、吐鲁番、哈密诸国，其所攻取降服者一千二百余城，乃习于战斗之国也”。（注：《清圣祖实录》卷183。）康熙三十七年四月癸亥条：“理藩院奏，策妄阿喇布坦疏言，臣之与哈萨克＠（原字打左加傋右）兵，非得已也。昔噶尔丹擒哈萨克头克汗之子，以畀达赖喇嘛”。（注：《清圣祖实录》卷188。）
梁份《秦边纪略·嘎尔旦传》也有类似记载：“东方既臣服，乃西击回回，下数十城。回回有密受马哈纳非教者，初迎降，雪夜袭击之，杀伤至十余万，马匹器械失无算。”其下注云：“壬戌年(1682)，一入回回国，其国请降纳添巴，奉浮图教，许之。敛兵入其城，夜半，回回外援至，城中噪起应之，内外合攻，火光烛天，嘎尔旦部落皆溃走。是时积雪平坑堑，人马陷不可脱。城中尾击之，死者无数，唯嘎尔旦跃马持枪脱身去。回回削辫奏凯，辫有数骆驼云。”又云：“马哈纳非，天方国以为圣人者。嘎尔旦丧师返国，未尝挫锐气，益征兵训练如初。使人谓回回曰：‘汝不来降，则自今以往，岁用兵，夏蹂汝耕，秋烧汝稼，今我年未四十，迨至发白齿落而后止。’城中人咸闻股傈，门尝昼闭。其明年大破之。回回悉降，不敢复叛，于是益强盛。”（注：梁份：《秦边纪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2页。）这段记载，说的虽然也很笼统，但较之《清实录》，却是具体得多，故向为学者所珍视，（注：参见马大正：《论噶尔丹的政治和军事活动》，《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特别是文中提到噶尔丹曾先后两次出兵哈萨克草原事，与托忒文《咱雅班第达传》所载基本相符，只是时间上略有出入而已。据《咱雅班第达传》载，噶尔丹举兵进攻哈萨克人，一在康熙二十年，一在康熙二十二年。《传》中说：“鸡年(1681)，博硕克图汗出兵包围赛里木。狗年(1682)，博硕克图汗在伊犁过冬。”“猪年(1683)，博硕克图汗出征赛里木，将两个苏勒坦俘获带回。”（注：成崇德译注：《咱雅班第达传》，《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全国图书馆文献复制中心出版，1990年。）这里所说的“两个苏勒坦”，显然即是前述策妄阿拉布坦所说的头克汗之子。
噶尔丹举兵远征哈萨克草原事，在前苏联学者著作中也有反映。例如巴托尔德在其《卡尔梅克人》一文中就说：噶尔丹像他的先辈那样，同哈萨克人和柯尔克孜人作战，公元1681年和1683年，他进军赛蓝（赛拉木）。1684年他的将领拉布坦又攻占并破坏了赛蓝（赛拉木）。大家知道，从那时起，卡尔梅克人在七河流域的统治再也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威胁。文中也无涉及噶尔丹纵兵跨越哈萨克草原到达黑海沿岸之事。
第二，从前述提供的资料可知，噶尔丹遣兵进攻哈萨克，每次出兵都是从吹、塔拉斯河流域进入锡尔河流域。上面所说的萨马尔汉（萨马尔罕）、布哈尔（布哈拉）、塔什干、赛拉木或赛里木（今哈萨克斯坦境内奇姆肯特）等，都是在锡尔河与阿姆河流域之间。这就是说，如果噶尔丹在攻下塔什干、赛拉木后继续挥师西进的话，其军队至多只能到达锡尔河下游一带也即咸海沿岸地区。前已指出，锡尔河下游从16世纪中叶以后，就已有许多诺盖人聚居区，处于“哈萨克人包围中”。因此，如果真有所谓“诺盖美人国”的话，笔者以为是指锡尔河下游的诺盖人居地，而不是黑海沿岸的诺盖人聚居地。因为准噶尔军要从锡尔河流域再转向黑海沿岸的诺盖人聚居区，不但要穿过辽阔而荒凉和半荒凉的咸海荒漠地带，还须穿过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特人聚居区，而此时的土尔扈特首领是阿玉奇汗。大家知道，阿玉奇之妹多尔济喇布坦是鄂齐尔图汗之妻。噶尔丹自杀害鄂齐尔图汗后，多尔济喇布坦一直避居于阿玉奇地方，从此阿玉奇即与噶尔丹断绝往来，并决心要为鄂齐尔图报仇。有关这一点，噶尔丹显然不会不知道。噶尔丹倘要越过伏尔加河，则无异于自投罗网。
二、此噶尔丹非彼噶尔丹
在清代蒙古各部中，被称为噶勒丹或噶尔丹的重要历史人物，虽然为数并不很多，但若不认真加以鉴别，仍然会弄得人们晕头转向，甚至闹出笑话来。例如，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根据加恩的《早期中俄关系史》（此书1980年再版时改称《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引用的俄文档案资料，便将一位与沙俄暗中进行勾结的喀尔喀台吉噶尔丹，指认为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长子噶尔丹策零。声言俄帝曾明令其使臣巴赫尔慈“与噶尔丹策零暗中联络，按年送给所许与之津贴，以酬策零在布连斯奇谈判时暗助之功”。（注：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云南大学出版社1947年版，第57页。）由于这一严重错误，此后许多从事中俄关系史之研究者，依据陈氏所提供的线索，遂纷纷于各种著作中，指责噶尔丹策零有出卖民族利益的明显举动，给他戴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严重地影响了人们对他的正确评价。
以上情况，显然不是偶然现象。近来笔者在学习过程中，发现又有学者将昭梿《啸亭杂录》中萨赖尔（又称萨拉尔）某些赞扬噶尔丹策零的谈话，安在僧格弟噶尔丹博硕克图汗身上，这显然又是一个违背历史事实的谬误。
为了弄清事实真相我们不妨将《啸亭杂录》中的有关记载转录于下：
“准夷初乱时，达什达瓦部下有宰桑萨赖尔者，不肯他属，率千户首先降。纯皇帝召见询以准夷事。萨曰：‘目今诸台吉皆觊觎大位，各不相下。达尔札以方外之人，篡弑得国，谁肯愿为其仆？况往昔噶尔丹在时，优待下属，亲如骨肉，其宰桑有功者，噶亲酌酒割肉食之。每秋末行围，争较禽兽，弯弓驰骋，毫无君臣之别，故人乐为之用。今达尔札妄自尊大，仿效汉习。每召对时，长跪请命，謦欢之下，死生以之。故故旧切齿，其危亡可立待也。’上悦，授散秩大臣。”（注：昭梿：《啸亭杂录》卷4《萨赖尔之叛》。）
之所以说上述这段引文所说的“噶尔丹”是指噶尔丹策零而不是噶尔丹博硕克图汗，主要理由有三。
其一，萨赖尔，史籍或又称为萨拉尔，是小策凌敦多布之子达什达瓦的宰桑。噶尔丹策零在世时，达什达瓦为准噶尔二十一昂吉之一。（注：参见傅恒：《西域图志》卷首一《准噶尔全部纪略》。）噶尔丹策零逝世于乾隆十年(1745)。萨赖尔内附于清事在乾隆十五年，（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373，乾隆十五年九月壬戌条。）此时距噶尔丹策零逝世时间为五年。又从有关记载中得知，萨赖尔率众内附时年龄是四十四岁。准噶尔部宰桑一职，通常都是世袭的。这就是说，早在噶尔丹策零统治时期，萨赖尔就已是准噶尔的宰桑了。宰桑是鄂拓克和集赛等社会组织的首领，直接隶属于汗或珲台吉。凡鄂拓克、集赛、昂吉等大小政务，宰桑办理后须经汗允准后才能施行。因此，当噶尔丹策零在世时，萨赖尔就是噶尔丹策零的直接臣属，经常有着频繁的接触。从前述所引萨赖尔的谈话中，不难看出其所说显然为其耳闻目睹，否则便无法将事实说得那样具体与生动。实际上，噶尔丹策零的贤声，不仅在准噶尔上层封建主中有口皆碑，即便在清廷官员中，也有相当的影响。例如清雍正七年(1729)，清廷廷议进征准噶尔，时任散秩大臣的达福就极力反对，云“策旺虽死，其老臣固在。‘噶逆’亲贤使能，诸酋长感其先人之德，力为捍御……我以千里转饷之劳，攻彼效死之士，臣未见其可？”（注：昭梿：《啸亭杂录》卷3《记辛亥败兵事》。）结果，雍正帝被说得瞠目结舌，无词以对。
其二，文中所提到的“达尔札”，即是噶尔丹策零长子，史籍中或又称之为“喇嘛达尔札。以其母出身贫贱，故在噶尔丹策零死后被剥夺了继承权，政权为其弟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所掌握，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为人残忍，嗜酒好猎，不务政事，弄得准噶尔人民怨声载道。喇嘛达尔札遂乘机夺取政权，杀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还迫害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时倚任大臣达什达瓦，并其部众。萨赖尔作为达什达瓦部的大宰桑，自然无法忍受其屈辱。故当其内附清廷后，便表示了对喇嘛达尔札的强烈不满，其所褒贬，当然也是指噶尔丹策零父子之行事。而僧格之弟噶尔丹则在萨赖尔出生以前早已去世，萨赖尔对其行事焉能了解得如此具体，并将其与之毫无关系之喇嘛达尔札作比较。
其三，在历史文献上，“噶尔丹”一名并非只是僧格弟所专有，鄂齐尔图汗次子噶勒达玛（又称噶尔第巴）、西藏拉藏汗长子噶尔丹丹衷、噶尔丹策零也常被简称为“噶尔丹”。例如以俄国档案文献为史料的《外贝加尔的歌萨克（史纲）》（中译本）第2卷在叙述到喇嘛达尔札夺取准噶尔政权时就说：“准噶尔人推翻了噶尔丹之子，昏庸无能的珲台吉策妄那木·札尔。因为没有直系继承人，王室中的三位有势力的珲台吉都宣称有权登上准噶尔王位，他们是：噶尔丹的男系近亲达瓦齐，噶尔丹的外孙（按：应是外甥）阿睦尔撒纳和噶尔丹的非婚生儿子喇嘛额尔德尼·巴图尔珲台吉。”（注：［俄］瓦西里耶夫著、徐滨等译：《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83页。）不言而喻，前述所说的噶尔丹就是噶尔丹策零的简称，这与《啸亭杂录》中所载萨赖尔对噶尔丹策零的称呼完全相同。
三、萨喇勒与萨赖尔是一人非二人
一人数名或一名数译，在清代历史典籍中，是屡见不鲜的现象。例如前述提到的噶尔丹，有的称之为嘎尔旦、噶勒丹；噶勒达玛或又译之为噶尔第巴、噶尔旦木巴；噶尔丹策零，又称之为噶尔丹策凌、噶尔丹。类似的现象举不胜举。萨喇勒与萨赖尔也属于这一类。据笔者所知，“萨喇勒”一称，除被称为“萨赖尔”外，还有称之为“萨拉尔”、“萨喇尔”的。有关“萨喇勒”与“萨拉尔”、“萨喇尔”，目前还没有发现有人将其视为二人。至于“萨喇勒”与“萨赖尔”，则见有的著作将其视为不同历史人物。例如，《清代蒙古官吏传》中的“萨喇勒”条称：“厄鲁特部，蒙古一等公爵。乾隆五年袭札萨克一等台吉。十九年十二月戊申，由北路参赞大臣授定边右副将军。”“萨赖尔”条称：“蒙古正黄旗，原厄鲁特头人，隶准噶尔台吉达什达瓦为宰桑。乾隆十五年，准噶尔内乱，萨赖尔率所属四十七户降，安置察哈尔，命入旗，授散秩大臣……。”作者所据何书，因《传 》中没有注明资料来源，因此无法就其所述内容逐一进行勘校。但就其所述情况看，笔者以为是作者不察所引起的。
有关“萨喇勒”其人，《清高宗实录》对其称呼前后就有所不同。当其率众初附于清时，即将其名字译称为“萨喇尔”。而自乾隆十八年十一月起，则又称之为“萨喇勒”。
“萨喇勒”率众附清事在乾隆十五年九月。有关此事经过情况，《清高宗实录》九月壬戌条记载极为明确：“准噶尔宰桑率所属来降，报准噶尔台吉策旺多尔济那木札勒为其下所弑。”“据办理青海番夷事务副都统班第具奏，将萨喇尔送京。经军机大臣询问，据称：策旺多尔济那木札勒疑其姊夫赛音伯勒克，赛音伯勒克遂与宰桑厄尔锥音等同谋，将策旺多尔济那木札勒杀害，立其兄喇嘛达尔札。因我台吉达什达瓦为策旺多尔济那木札勒所信任，亦遂擒拿。又传唤大策凌敦多布之孙达瓦齐，达瓦齐不肯前往，喇嘛达尔札以其人众地险，亦未敢相迫。至我台吉被拿后，又欲将我等户口分赏各宰桑，是以我等来降等语。军机大臣具奏，并将萨喇尔等照例安插，赏给畜产等项，编设佐领，即令萨喇尔管理。奏入，命安插于察哈尔，寻授萨喇尔为散秩大臣。”（注：《清高宗实录》卷373。）
萨喇勒内附后，乾隆十九年春，因偕侍卫努三前往招抚乌梁海诸部落时擒通玛木特，又获准噶尔札哈心宰桑库克新玛木特，被授为蒙古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乾隆二十年，清廷以准噶尔内乱频仍，广大准噶尔人民如处水火中，纷纷相率内徙，议出兵往征，授班第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副将军（又称定边左副将军），永常为定西将军，萨喇勒为副将军（又称定边右副将军），分别领兵进讨，这也是有明确记载的。例如，《清高宗实录》乾隆二十年正月丁丑条：“谕军机大臣等，定边左副将军阿睦尔撒纳，带领哨探兵，由北路进剿，著参赞大臣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郡王品级青滚杂卜、内大臣玛木特、奉天将军阿兰泰一同前进；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勒，带领哨探兵由西路进剿，著参赞大臣班珠尔、贝勒品级扎拉丰阿、内大臣鄂容安一道前进。所有陈奏事件，北路著阿睦尔撒纳为首，西路著萨喇勒为首。”（注：《清高宗实录》卷480。）
“萨喇勒”，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作萨拉尔，魏源《圣武记》既称为“萨喇尔”、又称为“萨赖尔”，（注：参见魏源：《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昭梿《啸亭杂录》、赵尔巽《清史稿》则皆称“萨赖尔”。不过，无论称之为“萨喇尔”还是“萨赖尔”，有关其事迹的记载也有详略的不同，但其基本内容却依然是一致的。例如《清史稿·萨赖尔传》载：“萨赖尔，蒙古正黄旗人，本厄鲁特头人，隶准噶尔台吉达什达瓦为宰桑。乾隆十五年，准噶尔内乱，萨赖尔率所属四十七户降，安置察哈尔。命入旗，授散秩大臣。”“十九年，乌梁海得木齐扎木参入边，萨赖尔以五百人御之，擒扎木参，而遣收凌、朔贷、讷库勒等十人还。”既而，“自乌兰山后掩擒通玛木特，并护库克新玛木特送军营，安置其户畜于库卜克尔克勒。上嘉之，迁子爵世袭，迁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时议征达瓦齐，命萨赖尔为定边右副将军。”
通过以上事实，不难看出，无论是称“萨喇勒”，还是称“萨喇尔”或“萨赖尔”，都是指乾隆十五年率众内附被安置于察哈尔正黄旗的达什达瓦部宰桑。他因在归附后屡建战功，由散秩大臣相继被擢为北路军参赞大臣、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定边右副将军等官职，并被授为一等超勇公爵号。后在伊犁宰桑克什木叛乱时因临阵脱逃被囚于狱。旋又获释，被降封为二等超勇伯，死时被诏令图形紫光阁。将这样一位重要人物判为二人，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疏忽。
四、阿布赉被俘及与噶尔丹策零关系考实
在哈萨克族历史上，阿布赉是一位有着重要影响的首领。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位屡经战阵、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的部落骁将，而且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哈萨克族与内地各族人民友好往来的关系史，就是由其亲自开创的。他率领哈萨克族人民与准噶尔封建贵族进行英勇斗争的故事，至今仍为广大哈萨克族人民传为佳话，充分反映出他在哈萨克族人民中的巨大影响。
有关阿布赉的历史活动，由于史料关系，目前还没有见到任何系统、全面的学术著作问世，所能见到的大都是其与准噶尔封建主及清廷等关系的研究。在其与准噶尔贵族的关系研究中，学术界长期以来曾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1741年准噶尔军俘虏阿布赉，是由于阿布赉杀死了噶尔丹策零的儿子引起的。例如，乔汗·瓦里汉诺夫在其所撰《阿布赉》（注：载《俄国地理协会会刊》卷29，圣彼得堡，1904年。）一文中说：“阿布赉曾两次被俘，一次被吉科卡门的吉尔吉斯人（按：指布鲁特人）所俘，而另一次为噶尔丹策凌所俘。他逃出噶尔丹策凌的手掌被视为奇迹。这是因为他杀死噶尔丹策凌的爱子查尔奇(Uapr)，由于强大的卡尔梅克人的坚决请求，吉尔吉斯人（按：指哈萨克人）被迫把他交给噶尔丹策凌。”日本学者佐口透认为：“虽然阿布赉被俘，据说是因为他杀死了噶尔丹策零的儿子，但是，准噶尔是出于政治目的也即作为人质而把阿布赉……加以拘留。”（注：［日］佐口透著、吴永明译：《俄罗斯与亚细亚草原》第三章，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社会历史室资料组编：《民族社会历史译文集》(1),1977年。）我国学者苏北海叙述得更为具体：“1741年，准噶尔酋噶尔丹策零在哈萨克族毫无戒备的情况下，率军15,000人攻入中玉兹，并直追到奥伦堡”。阿布赉为了狙击准噶尔军的进攻，在“激战中，杀死了噶尔丹策零之子，但他自己也陷入了重围，终因力竭被俘”。“噶尔丹策零痛惜自己的儿子被杀，下令把阿布赉押解到自己的军帐中亲自审问。他问阿布赉：‘是不是你打死了我的儿子？’阿布赉毫无惧色地回答：‘打死你儿子的不是我而是我的人民，我的手只是履行人民的意愿罢了’。噶尔丹策零把阿布赉关入牢狱中。”（注：苏北海：《哈萨克族文化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3页。）
以上诸说，虽然说法并不很一致，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这就是阿布赉之被俘，是因为他曾杀害噶尔丹策零的儿子。此外还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即阿布赉是如何被俘的？在乔汗·瓦里汉诺夫看来，他是哈萨克人在准噶尔人的“强烈要求”下将其主动交出的；而苏北海则认为是在双方的激战中被俘的。笔者以为上述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
首先，史料证实，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一生共有三子一女。长子曰喇嘛达尔札，次子曰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三子曰策妄达什（也有的书称之为莫克什），女曰鄂兰巴雅尔。（注：参见傅恒：《西域图志》卷首一《准噶尔全部纪略》。）策零在世时，三子之中，仅喇嘛达尔札年龄较大，能经常外出参加征战，其余二人均尚未成年。1741年噶尔丹策零遣发的北路军，实际上就是喇嘛达尔札与其族台吉色布腾共同领导的。过去不少著作都将色布腾译为车布登或策布登。从有关记载看，他可能是噶尔丹弟朋楚克达什之孙。由喇嘛达尔札和色布腾共同率领的这次远征，由于是在哈萨克族人民毫无戒备情况下发动的，因此，准军所至之处，皆克捷。他们原有的目是为了进攻小帐，但中帐也无辜受到了洗劫，（注：参见［俄］捷连季耶夫著、新疆大学外语系译：《征服中亚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9页。）并在那里俘虏了中帐苏丹阿布赉。准噶尔军在袭击中帐哈萨克人以后，即直趋伊希姆河以西的小帐地区，给阿布尔海里汗以重大打击，前锋直抵奥伦堡附近。后因沙俄出面干涉，准军才开始撤兵。
准噶尔军此次远征，虽然与哈萨克人有过多次交战，但喇嘛达尔札并没有受到丝毫损伤，他在噶尔丹策零死后还积极同其弟争夺继承权，这在本文前面已经有所交代了，因而所谓阿布赉杀死噶尔丹策零之子一说，完全是无稽之谈。
其次，是有关阿布赉被俘之事。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材料记载，阿布赉之被俘，既不是哈萨克人在准噶尔封建贵族武力威胁下主动交出的，也不是在阿布赉率众与准噶尔军战斗中因力竭战败被俘的，而是在其率领部众“三百多人在巴彦乌喇打围”时，由于受到色布腾率领的准噶尔主力部队的围困而被俘的。提供这一事实的是一位脱出准噶尔而内附于清的哈萨克人厄图米式。厄图米式在其谈话中，没有言及阿布赉如何被俘的详尽细节，只说阿布赉被俘后即被押解伊犁。阿布赉在伊犁曾向噶尔丹策零提供了有关其弟罗卜藏索诺（又译罗卜藏舒努）同其谈话的部分内容：“罗卜藏束努说，我合（和）噶尔丹策凌是兄弟，他把我的地方、牲口都霸占的去，把我赶出来，害的我没有安身去处，他到受用。如今，他若把我的地方人、牲口都分给我，还就罢了。他若不给，我着他指出打仗的地方来，我就合（和）他打仗，怎肯甘休。”噶尔丹策凌听了阿布赉的陈述后便说：“你若能把罗卜藏束努拿来，我就放你。”阿布赉说：“我也不是能拿罗卜藏束努的人”。（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朱批奏折民族事务类，乾隆六年八月十七日安西提督永常奏。）
有关阿布赉被俘的经过，厄图米式为我们提供的情况虽然极为简单，但较之前述诸说，似乎更接近于现实。因为厄图米式既为哈萨克人，又长期居住于伊犁，充当准噶尔重要宰桑衮布的家奴，他所了解的情况俱发生于其到达清军营前不久之事，故其可信度也应该更为可靠。如果联系到以俄国文献为基础而撰就的《征服中亚史》中关于准噶尔军是“把阿布赉从归途中劫走”（注：［俄］捷连季耶夫著、新疆大学外语系译：《征服中亚史》第1卷，第99页。）的记载，那末，完全可以认为，阿布赉之被俘，是由于其不知道准噶尔军的到达而突然遭到袭击引起的。至于其余说法，笔者以为纯系主观臆测。
目前学术界有些著作，在论述噶尔丹策零与阿布赉关系时，曾力图夸大噶尔丹策零与阿布赉的紧张关系，笔者难以苟同。
据记载，阿布赉作为人质被拘至伊犁近一年后即被释放。阿布赉返归后，既未发兵向噶尔丹策零进行报复，而且还与之一直保持着和好关系。不久之后，还带领其属下1000户移居于准噶尔。乾隆十年八月，噶尔丹策零愤于浩罕统治者阿卜都噶里木无故杀害其前往“看视行兵之路”回人，派遣色布腾和曼济领兵3万前往问罪，阿布赉为了协同准噶尔军作战，还在其移居准噶尔境内的1000户人中，挑选了300勇士随同出征。（注：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军机处录付奏折，乾隆十年八月二十日脱出准噶尔人策凌供词。）另据《清高宗实录》记载，在色布腾与曼济共同率领的3万军队中，准噶尔军只有24,000人，此外还有哈萨克兵4000人，吉尔吉斯（布鲁特）兵2000人。（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252，乾隆十年十一月乙亥条。）如果历史事实真的像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那末，上述事实将作何解释？事实上，直至噶尔丹策零逝世为止，阿布赉与噶尔丹策零一直保持着相当友好的关系。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与噶尔丹策零宽以待人的政策有一定关系的。列夫申《吉尔吉斯——哈萨克各帐及各草原的述叙》记载，当准噶尔军在1741年俘虏了大批哈萨克人返回准噶尔后，噶尔丹策零为拢络他们，甚至用准噶尔人自己的钱，购买各种俄国商品在帐内出卖，这些商品非但不赚钱，而且赔钱。（注：参见［俄］列夫申：《吉尔吉斯——哈萨克各帐及各草原的述叙》第二部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研究所译本，1975年。）历史事实有力地表明，阿布赉与噶尔丹策零的矛盾并不像人们所描绘的那样难以调和。笔者认为，为了抬高阿布赉而极力贬低噶尔丹策零，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
（资料来源：《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中华文史网整理。蔡家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邮编1000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