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是中国封建社会处于巅峰的时期,在殖民者叩响中国大门之际,清朝政府完成了对边疆的统一,最后奠定了中国的版图。
十八世纪,也是世界殖民扩张的时代,殖民者的步伐,踏破了国家之间的隔绝状态,在许多国家引发了边疆问题。在美洲,称为“西进”的美国边疆运动对世界和这个国家的历史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和作用;在欧洲,俄国跨过乌拉尔山对西伯利亚“东征”,使它获得了近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在同一历史时期,中、美、俄都在边疆地区进行各自神圣的事业,社会背景不同,推动力不同,模式、手段不同,当然后果也不相同。
本文主要以十八世纪中国和美国的边疆问题为重点,围绕疆域形成,边疆的矛盾和冲突,边疆开发,进行比较研究,以期开拓我们对清代中国边疆研究的思路。
一、疆域的形成
中国疆域的形成源远流长。早在夏、商、周时期,已经从黄河中、下游流域,逐渐向四周扩大,形成了中原(中心地区)与边疆(外围地带)的基本格局。秦汉王朝除了继承商周时期的疆域外,又在实现统一的过程中,致力于边疆的开拓。秦王朝疆域“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秦亡汉兴,汉在秦的版图上,肇兴帝业,把秦统一的疆土逐步巩固下来。两汉至明清,疆域不断扩展。《旧唐书》载唐朝领地“东至安东府,西至安西府,南至日南郡,北至单于府。”(1)《宋史》载宋朝领地:“东南际海,西尽巴楚,北极三关。”(2)元朝疆域空前扩大,《元史》记载:“自封建变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3)
元朝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历史上的重要转折时期,不仅结束了长达几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新的大一统,而且疆域空前广大。明朝取代元统治者后,积极向边疆地区进发,力图实现全国的大统一,但是漠北和漠西部分地区长期与明朝对抗,未能纳入明朝的版图。计明初疆域:“东起朝鲜,西据吐蕃,南包安南,北踞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4)
清代疆域和元朝大致相仿,据清代官书、档案、文献和外国签订的边界条约来看,其疆域范围:北从恰克图,南至海南岛以及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西从巴尔喀什湖和葱岭,东至库页岛、台湾及其周围诸岛,都在清朝政权管辖范围之内。(5)
美国的疆域是随着美国边疆的拓展而形成的,即由东向西,不断扩展,最后奠定了美国的版图。
实际上,早在美国独立战争前的二百多年间,欧洲已经开始了对北美大陆的征服。1493年,西班牙探险家哥伦布第二次率1500名殖民者在美洲的伊斯帕尼奥拉岛(海地岛)上建立了第一个永久性的欧洲殖民地,他们“梦想的只是黄金”,而且很快找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财富。至1513年,西班牙已在北美洲海岸建立了许多殖民地。尔后法国人加入了对北美殖民地的争夺,“法国在这北部地区闪烁的溪流中和密林深处寻求他们希望享有的那份新世界的财富,他们参加争夺美洲地区的竞争晚了一些。”(6)十六世纪上半叶,当法国人和西班牙人贪婪地向新世界提出要求时,英国都铎王朝正忙于使其新统一的王国与大陆阴谋和教廷权力分离,无暇顾及海外殖民。直至1570年,他们才准备第一次进军。
带着不同的梦想和计划的英国人来到美洲,他们沿着海岸上上下下建立了许多新世界。1660年至1775年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英国人设法垄断了殖民地的大部分贸易。但是,英国对整个殖民地的控制并没有持续下去,当出现松弛状态时,美洲殖民地第一个赢得独立的民族--美国诞生了。1783年,美国独立以后,开始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出现于美洲历史舞台上。
中美两国在疆域的形成、版图的奠定方面各有特点,从时间的延续上看,清代版图是中国在长达二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而最终奠定的。十八世纪中叶,清朝政府完成对边疆的统一,表明其对中国传统疆域的继承,这是列强侵入中国以前,清朝政府的最大功绩之一。对美国来说,传统的影响无法与中国相比。十八世纪中叶,中国清朝政府完成对边疆的统一时,美国还没有诞生,在北美洲,各个殖民地正在进行各种冲突。(7)但是,美国独立以后,其疆域的形成极快,移民向西部推进,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末,仅仅用了一个多世纪,就完成了版图的扩张。从空间上看,美国向西部推进涉及到从阿利根尼山脉到太平洋沿岸的整个地域,其面积相当于美国最初十三州的7.5倍,即使以密西西比河为界计,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全部领土,也超过1783年建国时美国领土的2.6倍,美国在向西推进过程中,先后创建了三十一个新州。中国则不同,疆域由小到大,逐步拓展,经历了二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随着朝代的更替,疆域虽有伸缩,但是,直至十八世纪,基本轮廓没有大的变动。
如果进行更多方面的比较,我们还可以看到影响疆域形成的其它诸多因素。
首先看地理环境的影响。
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地形、地貌繁复,气候丰富多样,多条江河纵横,天然特点而自成一个自然地域。
东部是漫长的海岸线,太平洋一望无涯,波涌际天,无垠的水域,长久以来被中国古人视为“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8)难以横渡的“大瀛海”,成为中国人与外界隔绝的障碍。在北方“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9)戈壁沙漠,亚寒带原始森林严密地闭锁了人们的北行之路。西北,古人称其地“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10)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葱岭等雪峰横亘,“山路艰危,壁立千仞”,尽管有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但交通险阻,古人视为畏途。西南是“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冈底斯山、可可西里山等山脉造成的地理障壁,更甚于其它地区。
地理条件的独特性,对中国疆域的形成影响很大。在中国这个自然区域中各个社会集团的活动主要受到整体的影响和约束。在政治上,表现为明显的内向性和要求统一的趋向,在疆域上,历代统治者都以这一自然区域作为其划定疆界的范围。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中曾深刻地剖析了地理环境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疆域形成的影响:“中国的地理条件,哺育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几十个民族,……这是因为:第一,汉族聚居的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由于其地理条件的优越,生产的发展始终处于领先的地位,并在物质上、生产技术上和文化方面影响着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因而形成了一种自然的凝聚力。这种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凝聚力,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第二,在东、南濒海,北有沙漠,西和西南有高山的地理条件下,周边少数民族向内地发展比向外发展要容易得多,因而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内向性。这种自然的内向性与上述自然凝聚力的结合,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各族间的联系的纽带。”(11)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革》中也阐述了上述观点,他说:“东亚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界说,从地理上说是将亚洲一分为二的那片高山沙漠大屏障以东的地区……一个地区是亚洲腹地,尤其是蒙古、新疆和西藏,这些地方的游牧民族在历史上通过商业、战争和征服与中国居民有着难以分开的联系。”(12)。
美国西部的地形则不能与中国边疆地区相提并论。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是中央低地。中央低地西近大平原,北到五大湖,南临墨西哥湾,绝大部分海拔在300米以下,地势平坦。中央低地以西是一望无际的太平原,大平原向北与加拿大境内的大平原连成一片,只有极个别地方,稍有起伏,其气候属温带草原气候。大平原的西部边界是落基山脉。在落基山脉以西,喀斯喀特--内华达山脉以东的地区是一个山间高原盆地区。这个地区的北部是高度大体不超过海拔1000米的哥伦比亚高原,东南部是海拔2000米左右的科罗拉多高原,其余部分总称为大盆地。一般说来,哥伦比亚高原、科罗拉多高原、大盆地都比较平坦。在喀斯喀特--内华达山以西、海岸山脉以东的地区有两个狭长的山间陷落谷地,一为北部的咸拉麦特谷地,一为南部的加利福尼亚谷地。
显然,美国西部的自然条件要优越得多,其地形复杂程度比起中国边疆地区来远远不迨,中央低地河流密布,森林翳蔽天日,山地平坦开阔。加利福尼亚等地丰富的金矿,得天独厚的适宜农耕和畜牧业的自然条件,强烈地吸引着迁往美国西部的移民,加快了他们向西部开发和进行土地扩张的速度,并在短短的一个世纪就奠定了美国广阔的版图。
其次,传统的中华文化对中国疆域的形成也有很大的影响。中国疆域幅员辽阔、腹地纵深,气候类型完备,形成了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多元状态。中国疆域较其他文明中心距离遥远,也导致了中华文化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和封闭性。这两点在清代表现得十分明显,十八世纪,清朝政府本可以突破传统疆域,向外拓展,但乾隆皇帝用兵统一边疆的范围基本上未超过历史上的疆域界线。考察其原因,一方面,清统治者继承了传统的中华文化观,即保持中国疆域相对封闭的格局,保持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不但从地理位置上,而且也从文化意识上,自认处于“世界中心”。乾隆帝用兵西北,首先考虑西北疆域的历史沿革,作为其统一和划定疆域的依据。乾隆说:“汉时西域塞地极广,乌鲁木齐及回子诸部落,皆曾屯戍,有为内属者,唐初都护开府,扩地西北边,今遗址久湮,著传谕鄂容安,此次用兵,凡准噶尔所属之地,回子部落内,伊所知有与汉唐史传相合,可援据者,并汉唐所未至处一一询之土人,细为记载,遇便奏闻,以资采辑。”(13]乾隆自称“天下共主、中外一体”,但又拒绝哈萨克等部纳入中国版图,乾隆称:“哈萨克,即大宛也,自古不通中国,昔汉武帝穷极兵力,仅得其马以归……”。(14)
清朝政府称边疆各部、跨界各部族和境外相邻的诸部为“藩部”,藩部又分内藩和外藩,外藩中有属于中国的藩部,也有不属于中国的藩属、外夷、边外诸部和属国的不同称呼。十八世纪,位于中亚的藩部纷纷臣服于清朝,如左右哈萨克、东西布鲁特各部、帕米尔以西的巴达克山、博罗尔、爱乌罕、浩罕等部先后遣使入贡,称臣于清。清朝严格区别这些藩部与内外蒙古、西藏、阿尔泰乌梁海、唐努乌梁海等藩部的界线。乾隆皇帝的基本政策是“俾通天朝声教而已,并非欲郡县其他,张官置吏,亦非如喀尔喀之分旗编佐领。”(15)当时清朝划分疆界的原则是“以葱岭为纲,东新疆,西属国”,“逾葱岭而再西北为安集延,西南为巴达克山,为爱乌罕,虽亦皆回教城郭之国,然岭以西之属国非岭东之郡县矣。”(16)清政府对葱岭以西诸部的原则是互不骚扰和平睦邻关系,从未在这些中亚藩国里派驻军队或巡视,没有在其地设置过任何行政和军事机构,没有委派官吏,也没有派人去其地征收过赋税。法国人莫理斯·布郎曾这样评价当时清朝的政策:“中国的外交策略愿意对这些遥远的入贡者发号施令……,它明智地满足于拥有皇朝最高权力遍及世界边缘的名声。它实际的作用,除了在浩罕比较其它所有地方更活跃外,只限于保持藩属入贡者之间的和平,要求他们尊重并保持帝国的领土。”(17)
此外,中美边疆在十八世纪另一个显著的不同点是:美国边疆是“移动边疆”,相对而言,中国边疆是“固定边疆”。
说美国边疆是“移动边疆”,是因为随着美国西部拓殖运动的不断推进,移民“跳跃式”地开辟新的垦区。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指出:“边疆总是人口移入的地区。从开始移入人口的三十年内人口总是移入的,在三十年过后就开始输出了,情形大致如此。”(18)这就造成了美国人在“西进运动”中,采取“跳跃式”的前进方式,也就导致了美国版图是一个不断扩张的结果,当一个“边疆”消失之后,紧接着又会出现另一个边疆。在美国,“边疆”被定义为每平方英里二至六人的地带,说明一个“边疆”的出现与消失的时间是有限的,因为它被移民填满的过程是一定的。美国的“公共土地”过于丰富和便宜,当移民在某个边疆的开发到一定程度后,他们情愿尽快将其售出而转移到新的边疆去,那里的土地会更便宜。(19)从美国人突破1763年英王的禁令,开拓了肯塔基和田纳西为主的殖民地,也就是美国的第一个边疆,到1893年彻罗基人的土地被占,美国的“国内殖民”运动结束,确定了美国大陆的疆域,美国“移动边疆”状态整整持续了一个多世纪。
说中国边疆是相对的“固定边疆”,并不是说它自古以来就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指十八世纪,中国的疆域没有越出传统的疆域范围,出现美国那样迅速扩张的局面。如前所述,随着人们活动范围的扩大,多方位的交流,疆域逐步拓展,中国才在十八世纪奠定了版图。这是经历了两千多年漫长的岁月,在无数次对峙、战争、融合之后才形成的。美国一个世纪和中国数千年的疆域史相比较,时间短得多,速度自然加快,“移动”也就很明显了。
二、 边疆的矛盾与冲突
“边疆”主要是一个地理概念,包括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国际上,由于各个国家疆域的大小、领土的范围、民族的组成、历史的沿革不尽相同,因此对“边疆”概念的理解也有较大的差异。欧洲的边疆是指一条通往稠密人口的,筑了工事的边界线。十八世纪,美国的边疆被定义为每平方英里两人或两人以上六人以下这样一个人口密度的定居地,显然,这是一个人文地理学概念。从经济地理学角度讲,又可以把边疆分为“农业边疆”、“商业边疆”或“矿业边疆”。我们在本文中主要从历史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角度分析比较中、美的边疆问题。美国的边疆是指1890年美国政府宣布“边疆运动”结束以前的边疆,其地域范围,是指那个时期的“西部”,即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整个地域,它在历史上分为“旧西部”和“新西部”。人文地理学概念称呼其地为“野蛮与文明的交汇处”,换句话说,是指与印第安人相连的土地。
中国边疆概念的出现,由来已久,如前所述,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至十八世纪,内地和边疆的划分是很明确的,边疆既不象欧洲那样是一条简单的分界线,也不象美国那样是不断变化的“移动边疆”。中国的边疆是有稳定的地域,独特的经济生活方式和文化特点,和邻国有边界线的省区。因为涉及的范围较大,一般称之为边疆地区。
清代的边疆地区一般是按以下几条标准确定的:
1、清初划分十八省,即直隶、山西、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陕西、甘肃、贵州、云南。十八省以外的地区一般都视为边疆地区。
2、东北地区三省,清朝视其为“发祥之地”,不入十八省,也不把它看作边疆,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清廷所实行的不同于内地的政策,应该把这个地区纳入边疆。
3、云南、广西、台湾和海南岛以及南海诸岛虽然被划入十八省,但地处边陲,与邻国接壤,清廷对这些地区的政策与内地有区别,也应划入边疆。
4、东部沿海数省历年来在经济、文化诸方面都比西部发达,涛涛的大海,更是天然的屏障。历代国防和对外贸易的侧重点都不在海疆而在陆疆,尤其是西北陆疆,清代继续历代的疆域观,沿海数省不纳入边疆。
由此可见,清代边疆包括:东北三省、内外蒙古、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台湾、海南岛及南海诸岛。
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中叶,清朝政府在实行其对边疆的统一和开发的过程中,存在着三种矛盾和冲突。
(1)侵略和反侵略的矛盾和冲突;
(2)统一与某种程度上的自主性的矛盾和冲突;
(3)中原农耕经济和边疆游牧经济两种生产方式的矛盾和冲突。
十八世纪中国边疆的第一种矛盾和冲突,主要是指外国侵略者对中国边疆的入侵和中国人民的反抗。
十七世纪中叶开始,西方殖民主义者闯进了中国的边疆,他们在台湾、黑龙江流域、贝加尔湖南岸、额尔齐斯河流域一带骚扰、蚕食中国领土,具有明显的侵略性质。郑成功收复台湾、喀尔喀蒙古部反击沙俄对贝加尔湖南岸的侵扰、清军驱逐沙俄殖民者的雅克萨战争、准噶尔部抵御沙俄蚕食西北领土的斗争、清军翻越喜马拉雅山对廓尔喀侵入西藏的反击战等等都显示了中国是一个拥有明显的疆域的主权国家。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订立中俄《尼布楚条约》,雍正五年(1727年)订立《阿巴哈依图界约》、《色愣额界约》、《恰克图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中段边界。乾隆朝在击退廓尔喀后,“所有唐古忒(西藏)西南与外蕃布噜克巴(不丹)、哲孟雄(锡金)、作木朗、洛敏汤、廓尔喀各边界,均已画然清楚。”(20)对于外国的入侵,清朝政府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坚决反击。乾隆说:“夫开边黩武,朕所不为,而祖宗所有疆宇,不敢少亏尺寸”。(21)对于与邻国分疆划界,清政府也确定了原则,即“天朝尺土俱为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画界为疆,各有专属,”(22)“既不无理强取他国之寸土,亦决不无故轻让我寸土于人。”(23)十八世纪与邻国的一系列边界条约,表明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必须和外国确定具有国际法约束力的边界。
美国边疆史研究者认为,美国在对其西部领土扩张中也存在着侵略和反侵略的矛盾和冲突。但是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是侵入者,对墨西哥领土进行了大肆的鲸吞。
墨西哥是一个与美国毗邻的主权国家,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等领地,曾是墨西哥管辖之下的领土,美国势力进入这些地区,分裂和蚕食这个国家,具有明显的侵略性质。1836年,美国在得克萨斯策动了名为独立、实为分裂的运动,1845年公然将其兼并。在墨属加利福尼亚定居的美国人在美国政府的神秘策动下,于1846年宣布成立“加利福尼亚共和国”,很快“加利福尼亚共和国”就成为美国的一州。至1848年,美国已割去墨西哥领土的一半。
中国边疆的第二种矛盾和冲突:统一和某种程度上的自主性,在十八世纪表现得尤为明显。
中国边疆地区的一个显著特点,即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区。从最早的东夷、北狄、西戎、南蛮到秦汉的匈奴、浑庾、丁灵、鬲昆、新犁、东胡、乌桓、鲜卑、夫余、高句丽、挹娄、西域乌孙、西南众多的氐羌、西南夷、南方百越和百濮,魏晋南北朝的匈奴、羯、鲜卑、柔然、高车、夫余、高句丽、勿吉、氐羌、吐谷浑、蛮僚、俚、乌蛮、白蛮等。再则隋唐以后的铁勒、突厥、回纥、薛延陀、黠戛斯、契丹、奚、靺鞨、室韦、高丽、渤海、吐蕃、吐谷浑、党项羌、俚、徭、溪洞蛮、乌蛮、白蛮、濮、金齿、银齿等,再到明清形成稳定的蒙古、满、藏、回、维等五十多个民族,大多数一直活跃在广阔的边疆地区。在历史上,一些少数民族曾在边疆建立了王朝,王国或汗国,如柔然汗国、突厥汗国、回鹘汗国、吐蕃、南诏等。明末清初,也出现了同样性质的汗国和王国,如后金、喀尔喀七和硕、准噶尔汗国、和硕特汗廷、叶尔羌汗国等,这些王国或汗国,通常并不自外于中华,但是又有自己独特的政权体系,自己的军事力量和对外交往的途径,其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以及社会组织和中原不尽相同。在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上,表现出较强的自主性。
清朝入主中原时,有的王朝或汗国消失,而有的却长期与清廷并存。当时,满族贵族的统治遭到中原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却得到了边疆少数民族的拥护和支持,内外蒙古王公、卫拉特蒙古各部首领和西藏藏巴汗及各大教派教主都上表文表示拥戴新朝,承认清朝对中国的统治。但是他们要求清朝政府只实行羁縻政策,保持朝贡关系。
随着清朝对全国统一步伐的加快,清政府决心直接管辖和治理边疆地区,而边疆民族王朝又不愿轻易放弃其一定程度上的自主地位和权力,解决矛盾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和平的、武力的或者两者相结合。1691年清朝巧妙地以多伦会盟形式完成了对漠北蒙古的统一。对于西藏,总的策略是“恩威相济”,从清初借助和硕特汗廷统治西藏到十八世纪后期《藏内善后章程》订立,确定中央对西藏的全面管辖,虽然也曾几次出兵入藏,但步骤十分稳妥,可以说,在实行清代边疆政策中是最有特色的一个地区。准噶尔是清廷最感棘手的问题,自噶尔丹开始,准噶尔汗国与清廷对抗达七十年之久,双方大小战役和冲突无数,十八世纪中叶,清朝最后实行的征服手段是十分残酷的,背离了平准的初衷,滥施淫威,冤杀无辜,杀人之多,超出了一般战争的范围。
一旦统一局面形成,清朝政府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管理,采用了比较灵活的政策。一方面清朝政府感到,在中国外部,正在形成一个威胁清朝统治的力量,西方殖民者已在中国边疆出现,缺少法制的边疆,时刻有被入侵者分割的危险。清廷派兵驻扎边疆,设卡放哨,同时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立法和司法管理,十八世纪颁布的《蒙古律例》、《回疆则例》、《新疆条例》、《西藏通制》、《西藏善后章程》、《钦定西藏章程》以及《理藩院则例》、《大清会典则例》等等完备的法律条例确定了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主权和行之有效的管辖。另一方面,清朝在各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不同的民族统治政策。总的原则是“因俗而治”,在蒙古地区,不改变其原有的游牧经济生产方式,维持旧的基层社会结构和王公制度,实行“盟旗制度”;在新疆,对待回部,依照治理蒙古民族的原则,实行“伯克制度”;在西藏,根据西藏社会的特殊性,确定了“政教合一”制度。
清代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王朝、汗国或政权的征服,是封建社会封建的王朝或汗国之间所进行的战争,虽然它们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民族政权或王朝,相互敌对,但是都没有脱离中华民族文化圈和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分析清代统一战争的进步意义,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战争,它们虽然象一切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仍然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促进了人类的发展……。”(24)
中国边疆的第三种矛盾和冲突,在边疆开发活动中表现的最为突出。中国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差异较大,明人冯应京说:“中华地三分:一自汉蜀江南至海;二自汉江至平遥县(今山西太原南);三自平遥北至藩界、北海也。南方大热、北方大寒,中央兼寒热。东西高下亦三别:一自汧源县西到沙洲;二自开封县西到汧源;三自开封县东到沧海。东方大温、西方大凉、寒热不同,阴阳多少不一。”(25)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使中国民族和经济区域分为南北三个发展带和东西两大部,也造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物征迥异的经济类型--农耕和游牧经济。在中国历史上,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有交流也有对峙,往往是经济、文化先进的农耕民族处于守势,而经济、文化落后而武力强盛的游牧民族取攻势,十八世纪,当清朝政府依靠中原经济、文化优势向边疆游牧民族发动攻势时,必然激化矛盾,引起激烈的冲突。
在美国则存在着先进和落后两种生产方式的矛盾和冲突。这主要是指文明程度很高的美国对印第安人的侵袭。
早在距今二万五千年至四万年左右,印第安人祖先从东北亚进入美洲,开始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在印第安人到来之前,从未发现有人类的活动,在他们到来之后的二万五千年之久也没有发现任何别处的人种的活动。在英国殖民者统治时期,印第安人就和英国殖民者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美国独立后,对印第安人实行了掠夺其土地的“保留地”制度,印第安人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存权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美国以欺骗和暴力相结合,与印第安人首领签订了《印第安斯普林斯条约》、《佩恩登陆条约》等,割占印第安人的土地。据研究统计,在合众国建立后的一百二十八年中,联邦军队共进行了114次战争,参加了8600次左右的战斗和冲突,“其中大部分都是对印第安人的镇压”。[(26)]1871年,美国联邦政府制定“印第安人拨款法”,规定政府不再承认印第安部落是签定条约的独立实体,从根本上改变了印第安人在美国历史上的独立地位,在法律上真正把印第安人变成了美国的“依附民族”,1887年,国会又通过《道斯土地专有权法》,彻底摧毁了古老的印第安部落,印第安人开始走上了与美国其他民族同化的道路。
美国对印第安人土地的扩张,经历了由领地到州,西部地区逐步“美国化”的过程,就是先进与落后两种生产方式斗争的结果。
独立后,美国在1787年通过的《西北条例》正式确定美国领土扩张过程中的一系列基本政策,在西部地区建立地方政权组织的基本模式,这标志着美国“领地制”的形成。实际上在今天美国的五十个州中,有三十一个州都是按1787年的西北条例的原则加入的。“西北条例”包括领地政权及在领地内可能建立的各州“将永远是美利坚合众国联邦的一部分”。
美国“领地制”的形成,是以独特的背景为条件。首先,被征服的西部,大部分原本是杳无人烟的“处女地”,其次,在美国西部领地上成长起来的政权和行政机构,是由征服者即美国移民本身而不是被征服者如印第安人建立的。
美国西部地区,由领地过渡到州有三十一个。一个地区由领地到州的转变,标志着这个地区基本上走出了拓荒时代。首先,该地区人口已达到60,000以上,人口密度达到要求;其次,这个领地正式建立州时,由民选“州长”取代国会指定的“总督”,使领地的立法和行政机构趋于完善,标志着“健全民主制”的实行;一个地区由领地向州转变,表明该领地摆脱了“殖民地”的色彩,与原有的诸州一样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从第一个领地建立(1787年)到最后一个州加入联邦(1912年),表明美国西部正逐步实现“美国化”。西部领地演变为州,并与美国制度保持一致,最终融为一体,西部作为“殖民地”的特征也就消失了。[(27)]
美国对西部的扩张和对印第安人的侵袭与中国清政府对边疆民族的政策性质截然不同。印第安人对西部土地拥有主权,美国对印第安人的土地大量掠夺,对于这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将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事情,它是由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恩格斯认为,近代殖民地根据其主体不同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那些只是被征服的、由土著人居住的土地”,如英属印度那样的殖民地;另一类则是“欧洲人占据的土地”,如加拿大那样的殖民地。他认为只有后者才是“真正的殖民地”。马克思把美国西部划入后一类殖民地之例。
当然,美国所以能迅速扩大,迅速征服印第安人,也有两点应当说明:第一,印第安人对西部土地的主权是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当时北美印第安人还处于原始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既没有发生阶级的分化也没有出现国家的萌芽,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还是其主要社会组织形式,因此印第安人当时还不存在、也不可能有私有的观念,更未在法律上形成土地私有制度。第二,当时在各印第安人之间存在着大量的“中间地带”,这些中间地带并不是部落的“公共土地”而是名符其实的荒地。(28)
美国独立后,迅速走上扩张的道路,必然和其他殖民主义国家之间产生矛盾和冲突,在这些矛盾和冲突中,最后获利的都是美国。如“路易斯安娜”最初为西班牙属地,法国探险家由五大湖进入密西西比河流域、又宣布其为法国所有。英法战争前后,法国与西班牙再一次交换占有权。至1803年,为了不使该地落入英国人之手,法国以1500万美元的售价,将其转让给美国。又如俄勒冈是一个很有争议的地区,西班牙、俄国、英国、美国先后均曾声明对之享有主权。西班牙和俄国退出争议后,英、美长期争执不休,至1846年,英美谈判,结束共管局面,美国毫不费力获得了28万平方英里的土地。
中国与美国截然不同,是一个有完整领土,独立的主权国家,疆域统一和边疆开发活动都是在自己管辖的疆域范围内进行的,没有出现美国那样与其他殖民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的矛盾和冲突。
三、 边疆开发
十八世纪,中国在边疆地区的开发是中国各族人民在此以前开发建设边疆历史的延续和发展。在清代以前,无数名不见经传的劳动人民手足胼胝,默默无闻地谱写了中华民族开发边疆的宏伟历史;另一方面,许多才干卓异的帝王、官吏对边疆开发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十八世纪,中国边疆开发的事业承接着前代边疆开发的流绪,进入了一个更为波澜壮阔的时代。因此,清代的边疆开发,应该说是中华各民族人民自古以来就已开始在上述边疆地区从事开发活动的宏伟历史画卷中的一个精采片段。
美国的西部并不是美国过去早已据而有之的领土,其西部开发带有暴发式扩张领土的特征。换言之,美国的西部开发是名副其实的开疆拓土的活动,与中国清政府统一边疆各地区后进行的开发活动存在着明显区别。
十八世纪,中国处于“康乾盛世”时期,国泰民安,农业、手工业、商业得到全面发展,社会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边疆开发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与此同时,美国西部却仍为印第安人所控制,一直处于原始状态。从生产技术上看,当美国最初开采加利福尼亚金矿时,其技术简直与清代边疆地区的采金技术相差无几。为什么美国的西部开发能够以急骤的速度迅速完成呢?下面通过对社会经济组成因素的对比,来阐明这些因素的互动关系,以探究两国边疆开发中社会经济运动机制的差异。
1.劳动力
十八世纪中国移民不象美国那样自东向西呈单向流动,而是多方位地向边疆地区如水银泻地般地扩散。十八世纪中国人口翻了一番,从1亿数千万进而突破3亿大关,为了解决人口与耕地的矛盾,“走西口”,“闯关东”,赴台湾便日益盛行起来。但是,整体来看,中国人口分布明显具有由沿海向内地递减的趋向,如华南,从广东经广西到云南,由每平方公里172人递减到16人;在长江南岸,从江苏经安徽、湖北到四川,由每平方公里448人递减到84人;在黄河两岸,从山东经河南、山西、陕西到甘肃,由每平方公里225人递减为32人。由以上估算可知,人口压力比较大的地区是东部,而西部相对来说不甚严重,是人口稀疏区。
美国西部移民活动和中国十八世纪边疆地区的移民活动都是环境移民。不过美国西部移民一般都属于变革型环境迁移,中国边疆地区的移民活动一般属于保守型环境迁移。美国西部移民不仅是一种横向社会流动,而且对不少移民来说是一种纵向社会流动的机遇。标榜人人平等的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为社会成员的纵向流动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加剧了社会成员为争取更高的社会地位和获得威望、影响和财富的竞争。在美国西部开发中,不少移民并非因为生活所迫而背井离乡踏上西进的征程,而是为了爬上社会阶梯的高层,实现自己追求名利的抱负。
中国清代移民迁徙边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生存需要,而不是为了满足移民主体的社会和精神等高层次需要。有清一代,我国人口总是基本上保持增长趋势,使人口再生产与生活资料再生产的不协调关系日益恶化。然而,由于土地成本增加定律的限制,我国长期以来精耕细作的生产增长达到极限,从而使再向精耕细作的土地追加投资已经成为“不经济”。内地许多地区人满为患,一些内地人民不得不到谋生相对容易的边疆地区寻觅生路,总体来看,我国移民迁往边疆往往是为了谋求生路而出于无奈,并不像美国西部移民那样追求冒险性的开拓事业。
中国边疆环境移民的保守性和美国西部环境移民的变革性还可以以下面的事实得到证明。在美国西部开发中,许多西部移民“奋力前进好象受到时间的催促,唯恐找不到用武之地。”(29)他们一踏上西进征程便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他们西进的队伍好象由诸色人种组成的拼盘,没有明显的移民来源界限。中国人口分布的惯性远远大于美国人口分布,人们在正常情况下,绝少迁移活动,即使迫不得已向边疆地区迁移,也多选择邻近省区为迁移的目的地。
2.资金。
边疆地区的开发建设既需要开发主体进行数量较大的一次性投资,也需要开发主体进行逐年增加的累积投资。中国边疆移民绝大部分是贫苦农民,所携资金往往是区区微数,甚至除自身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边疆地区,经济长期陷于停滞状态,少数民族人民衣食不周,生活水平极低。总之,中国边疆开发主体的收入水平普遍较低,资金稀缺是限制边疆开发的一大因素。
在美国的西进运动中,土地投机商、奴隶主、农场主是推动美国领土扩张的决定性力量,小农和其他劳动者则是西进运动基本力量,人数众多。美国西部大片未开垦土地的存在,使农业资本家不必为支付高昂的地价而减少直接生产投资,有利于吸引农业资本家对西部土地的投资,有利于西部土地以及土地的资源得到充分开发。
3.生产技术
在美国独立之初,美国工业基础薄弱,生产技术落后,而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并对美国实行技术封锁以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但美国竭力从英国吸收先进技术,积极创新,层出不穷的技术进步是美国西部开发的引擎。每当美国西部开发在遇到自然壁障而呼唤相应的科学技术这一神奇法宝时,应运而生的科学技术便创造出来,成为征服自然壁障的利器。先进的生产技术是美国开发事业迅猛发展的重要原因。
中国边疆开发的生产技术陈旧而落后,文化障碍、资金障碍等因素是落后的重要根源。这就造成了开发主体无力投资生产技术的改进,只能勉强维持简单再生产。
就经济活动而言,边疆开发能否迅猛发展,除了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等经济因素外,政府在边疆开发过程中所实行的各项政策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十八世纪,中国清政府的封禁政策阻碍了边疆开发的发展。清政府多次颁布不许内地汉民进入东北和蒙地开垦地亩的禁令,也不准汉族农民携眷属入台承佃耕作,禁网重重。清政府的封禁政策是一种社会短期行为,它片面追求近期和局部的社会控制目标,忽视和否定社会发展的长期、整体目标。不可否认,内地移民向边疆地区的迁徙并未因清政府的封禁政策而中止。但政府的封禁措施对边疆的开发进程影响是很大的。十八世纪,康熙、雍正、乾隆皇帝殚精竭虑,惶惶求治,是中国历代封建君主中的佼佼者,但是他们受中国传统儒家文代的影响,以“天下太平、长治久安”为最重要的目标,因而往往不能够将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置于与安定边疆同等重要的地位,失去了宝贵的历史机遇。
当然,十八世纪新疆的农业屯垦开发轰轰烈烈,有一定的成就。但是也应该看到,由政府主持的大规模的开发活动往往都是追求政治和军事力量的附产物。清政府在新疆采取屯垦开发的方针是以边养边,因而新疆开发不能不受到局限。
对于美国移民向西迁徙,美国政府从未象清政府那样实行封禁政策。起初,美国联邦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于1785年颁布的土地条例规定:西部已有的国有土地由政府分块向移民出售,出售土地的最小单位不得少于640英亩,每英亩最低售价为一美分,买者必须在一个月内将款交清。由于美国政府所规定的售地面积太大,售价太高,因此剥夺了许多贫苦移民购地的机会,造成了土地投机的盛行。在广大下层移民的斗争压力下,美国政府改变政策,1862年,美国总统林肯颁布《宅地法》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壮举,它造就了美国西部大批独立的小农,有力地推动了美国西部移民的浪潮。
中国清政府的政治体制属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美国的政治体制属于资本主义民主联邦制。其实,在边疆开发的实践活动中,无论哪一种体制都具有各自的优势。中央集权制有利于不同的开发行为主体粘合起来形成一种合力,克服边疆开发过程中的分散性;民主联邦制有利于使社会经济运行机制具有灵活性。在清代边疆开发中,由于国民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开发投资,因此政府必须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边疆经济开发的行动管理者,又是边疆经济开发的重要投资者。
在美国西部开发中,美国政府基本满足了边疆开发活动对政府角色期望。在西进运动中,联邦政府对经济较少有直接干预,美国移民的投资费用往往都是个人自筹解决,没有出现过中国边疆开发中由清政府直接组织的那种移民活动。可是美国联邦政府对边疆开发的措施却切中肯綮。首先,美国以公有土地出售收入款项作为财政补贴用于西部交通开发。据统计,在1850-1877年间,联邦和各州政府共拨给各家铁路公司土地约二亿英亩,为铁路建设发放贷款近6500万美元,其次,美国政府注意发展教育,鼓励技术发明创新,虽然这些投资不象投资于西部的农业和工矿业开发那样可以取得明确而迅速的经济效益,但它在美国西部开发中向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公共服务,促进了全西部社会经济宏观总效率的提高。
美国西部开发是美国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历史现象。在此期间,美国社会结构中的经济、政治、文化三大子系统呈现出一种精微的统一和自然的整合,使这种社会结构下的人们的生产、经营能动性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从而使美国西部开发得以急骤进行并使美国西部实现了经济上的起飞。十八世纪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因为在一定结构下,社会发展并不是无限制地处于上升状态,所以当社会发展的潜在可能性大部分实现之后,其速度就会趋于缓慢。清代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发展停滞、徘徊的历史趋势决定了清代中国边疆开发的发展缓慢性。虽然十八世纪中国边疆开发促进了边疆地区落后经济面貌的改变,但这种开发多属于内地社会、经济和文化模式在边疆地区的复植。
对清代边疆开发和美国西部开发进行比较研究并不是为了贬此褒彼,而是为了从两者的特质与其共性中寻找出一些对历史现象发生的原因的客观解释,以便于总结经验和教训,推动今天的边疆开发活动。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1995年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注释
(1)《旧唐书·地理志》。
(2)《宋史·地理志序》。
(3)《元史·地理志》。
(4)《明史》卷40、《地理志一》。
(5)见《嘉庆一统志》,《西域图志》、《卫藏通志》、《大清会典》。
(6)毕林顿:《向西部扩张--美国边疆史》中译本第60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
(7)西蒙斯:《美国早期史--从殖民地建立到独立》,第10章,商务印书馆,199年。
(8)《庄子·秋水》。
(9)《汉书·匈奴传》。
(10)《法显传校注》第6,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11)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一卷,第14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12)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革》,第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
(13)《清高宗实录》卷482。
(14)《清高宗实录》卷543。
(15)《清高宗实录》卷543。
(16)魏源:《圣武记》卷4。
(17)莫理斯·布朗:《17世纪和18世纪的中亚细亚》载《厄鲁特蒙古历史资料译集》第14集。
(18)索斯韦费:《美国国内移民》,转引自何顺果《美国边疆史》第37页。
(19)何顺果:《美国边疆史》第7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20)《卫藏通志》卷2。
(21)《清高宗实录》卷377。
(22)《粤海关志》卷23,《贡舶三》。
(23)《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下册,第501页,中华书局,1981年。
(24)《列宁全集》,第21卷,第279页,《论社会主义与战争》。
(25)《月令广义·方舆高下寒热界》,引《内经解》。
(26)《美国边疆史》第70页。
(27)《美国边疆史》第55页。
(28)《美国边疆史》第58页。
(29)斯蒂尔著,张禹九译《美国西部开发纪实》,第246页,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8年。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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