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西北边疆研究

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边疆研究出现了新的发展高潮，从传统的边疆史地研究向现代边缘学科演进。这一社会历史现象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

（1 ）鸦片战争后：“经世致用”的史学研究风气凸显

19世纪后半叶起，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边疆研究则在全国救亡运动中得到了发展，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西北考察研究高潮。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改变打破了史学研究方法的沉闷局面，内忧外患的政治局面使一些时代触觉灵敏、思想深邃的史学家意识到乾嘉学风的弊端。龚自珍首先对学术界脱离现实、脱离政治的弊病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开创了“经世致用”的风气。龚自珍通过论述学术发展史的流变，指出，学术与政治密切联系、相互影响。对于清代的学术，他批评了当时重经轻史的现象：“号为治经则道尊，号为学史则道黜”[1][1]，提出史学研究应具有社会批评的功能。一方面，19世纪末，西方进化论思想、史学研究方法以及西方地理知识和地图理论传入中国，使中国史学研究的哲学根基和史学方法发生了质的变化，在传统史学研究继续深入的基础上不断开拓了新领域，特别是边疆研究成为显学；另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开始确立，1901年和1902年，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是其标志。中国的资产阶级新史学张扬着民本主义的思想，关注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和进化规律，并且在史学研究方法上广泛利用包括社会学、地理学、心理学、语言学等诸学科的成就与方法来对历史作深入的专题研究。这些史学新思潮以及史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标志着中国的史学研究进入了资产阶级史学阶段。

    1909年，中国地学会在天津成立。作为一个地理学研究机构，中国地学会是近代体制化地理学共同体的代表，标志中国的地理学研究由个人行为发展到有组织地进行学术研究的新阶段。中国地学会成立之后，积极开展了学术研究、旅行考察、编辑出版等各种学术活动，特别是于1910年3月创办了中国地学会会刊——《地学杂志》。该杂志从1910年创刊到1937年停刊，前后共出版181期，刊登文章1600多篇。1912年，北京西北协进会创办了《西北杂志》，刊登了有关西北史地的许多重要文章，如陶志如《西藏民族考》、李安陆《西藏史略》、萧颺曾《论蒙古西藏之关系》、黄锟《蒙古学术变迁史》、岑铭恕《哥萨》、贺宜珍《论西蒙》等。此外，还有大量的调查纪实，如《外蒙古调查记》、《东西蒙古实记》、《塔尔巴哈台调查录》、《鄂尔多斯游记》、《游藏指南》等文章。对新疆的实地考察活动，大致有官方组织、学术团体和个人活动三类。一些边疆专著也涌现出来，比较著名的有葛绥成《中国近代边疆沿革考》，[2][2]方秋苇《中国边疆问题十讲》，、[3][3]华企云《新疆问题》、[4][4]《中国边疆》[5][5]等等，内容涵盖历史沿革、内政外交等方方面面，涉及到边疆的历史形成、历朝历代对边疆的经营治理、边疆社会各民族的宗教和风俗、近代边患、移民垦殖等诸多问题。

（2） 辛亥革命后边疆史地研究日趋体制化

辛亥革命后，外蒙古、新疆和西藏的边疆危机引起了国人更大的关注，再次掀起了西北边疆研究热潮。这一时期，发行了大量的西北边疆刊物、游历西北边陲的记录，出版了很多著述。此外，由于边疆研究对于民族危机以及政府边政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在政府的资助下成立了一些与之相关的政府机构，以培训边疆政教所需人才。同时，为了普及边疆知识，推广边疆研究成果，培养更多有素养的边政人员和新生的研究力量，还建立了许多边疆教育机构。1933年蒙藏委员会创办了“蒙藏政治训练班”，以培养合格的边政公务人员；一些公私立大学里也设置了学术研究性质的边疆研究科系。如中国大学商学院设有边疆经济学系；私立朝阳大学设有边政学系；清华大学成立了“边疆问题研究会”；东北大学迁到北平后也设立了边政系。这些大学和科研机构在政府的资助下，成为重要的边疆教育基地。“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危机的加深激发了学者们的爱国热忱和危难意识，更多的人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开始投身于边疆史地、民族历史以及现状的研究。1934年，顾颉刚等人创办了《禹贡》半月刊，一方面希望以此加深对《禹贡》的研究，把中国古老的舆地学转化为年轻的历史地理学科；另一方面认为边疆史和民族史的研究意义重大，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存亡的现实问题，于是创办了《禹贡》半月刊。《禹贡》成为当时中国历史地理、边疆和民族史研究的总汇，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还培养了中国第一代历史地理学一流的技术骨干和人才。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禹贡学会的研究更是走出了书斋，直接投身于唤醒民众、宣传抗日的通俗读物的编写中，顾颉刚等人编写的宣传抗日的鼓词和小册子，共达600种，合计发行5000万册，给戍守边防的士兵以极大的鼓舞，受到广大农村群众的欢迎，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

综上，中国传统的边疆研究在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之后，无论是从学术还是从现实的角度，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二、美国的特纳边疆学派

特纳的边疆假说形成以来，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热切关注。特纳在开创美国史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思路方面，确实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不再亦步亦趋地跟着“欧洲生源论”的轨迹，而是着眼于美国历史，特别是西部边疆拓殖的史实，来分析和研究美国的历史，开创了美国史研究的新气象。

（1）特纳边疆学说的形成

19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西进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和西部地区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彰显，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西进运动史的研究，而“生源论”（ germ theory ）则越来越不适应美国新形势的要求。1893年，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在芝加哥举行的美国历史协会会议上宣读了他的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提出了著名的边疆学说：“直到现在为止，一部美国史在很大程度上可说是对大西部的拓殖史。一个自由土地区域的存在及其不断的收缩，以及美国定居地的向西推进，可以说明美国的发展。”[6][6]特纳边疆假说的提出是以反对东部垄断史学研究的形式出现的，改变了当时美国史坛上“制度史学派”所倡导的“欧洲生源论”的沉闷氛围。特纳是在进步主义史学舞台上崭露头角的第一位，他以社会进化论和社会冲突论为理论基石，认为美国社会发展中充满了不同地域、不同经济利益集团、不同政治主张之间的激烈斗争；阐释了美国文明、美国民主不断成长和壮大的历史，第一次为美国历史提供了一种宏观的解释框架。其历史观反映了美利坚民族独立意识的增强及脱离欧洲的框架独立地发展本民族意识形态的要求。

从学术的角度看，当时历史学在美国开始成为一个专业学科，不再从属于文学的范畴。此前美国史学研究的特点是：在内容上偏重政治和战争；在表现手法上侧重行文优美。长期以来，美国史学一直是隶属于文学的一个分支。到19世纪70年代，美国的史学研究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即历史研究人员的专业化，这种专业化使史学从文学的依附地位中挣脱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并且摆脱了文学重抒情的浪漫气息，开始更多地注重揭示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更可贵的是，特纳认识到由于历史处于社会不断变化的潮流中，因此史学要研究处于运动中的各种联系。如果历史学家“仅仅是努力确切地叙述事情的本来面目和谈论事实”就会陷入困境，原因是“他们所阐述的事实不是建立在一定条件下的坚实基础之上的”，而是“处在变化不定的潮流之中，其本身也是潮流的一部分，这种潮流就是当时错综复杂的相互起作用的各种影响，之所以成为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是因为它们同当代植根更深的各种运动有着各种联系。这些运动是逐渐发展的，而且常常是许多年过去了，才能看出事实的真实情况，才能判断它在历史家著作中应有的地位”。[7][7]

特纳的边疆理论，力图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角度去寻找美国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突破了传统的史学囹圄，抓住了美国19世纪历史发展的最有力脉搏——西进运动：自有土地的存在和移民的浪潮。边疆假说提出后很快得到承认和拥护，它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构建新说，较为科学地解释了美国历史的理论框架。边疆假说在发表后的30多年里得到了史学界的普遍认同和广泛传播。一方面，对社会而言，边疆学说满足了人们希望用一种崭新的理论来解释美利坚民族价值体系的普遍心理需求，第一次用一种学术理论论证了美国的价值体系，因而大受欢迎，人们开始用“边疆思维”来审视美国过去一百年的历史。另一方面，边疆学说满足了当时的政治需要，为美国的对外扩张，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例外论，垄断制度合理论和种族制度优越论提供了理论依据。

(2)特纳学派的其他代表

特纳边疆理论的提出，使19世纪的美国史学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史学开始摆脱欧洲史学研究的附庸地位，特别是“欧洲生源论”的框架，形成了美国历史的特色研究。特纳是“在史学上长期留下自己风格的学者”。[8][8]进入20世纪，特纳边疆学说的信者甚众而且迅速发展为声名显赫的边疆学派，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持续较久，影响较大的史学流派。[9][9]特纳在威斯康星大学和哈佛大学执教期间，一直讲授有关西部历史的专题课，并以“讨论班”（seminar）的形式培养专门人才，由此培养出一批弟子。他在威斯康星大学和哈佛大学的许多学生及其追随者根据他的边疆假说理论继续阐明美国资产阶级民主的特点，例如：克拉伦斯·奥尔沃德（Clarence W. Alword ）、[10][10]罗伯特·斯凯勒（Robert L. Schuyler ）[11][11]等。有些属于“中西部学派”的历史学家也写了不少关于西部各州的历史，从而扩大了他的影响。后来这些人在美国各大学里和研究机构从事教学或研究，传播特纳的边疆学说，并有所发扬。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弗雷德里克·L·帕克森（Frederick·L·Parkson）、弗雷德里克·默克(Frederick·Merk)、雷·艾伦·比林顿(Ray·Allen·Billington)等。

特纳的承钵者中集大成者当属雷·艾伦·比林顿。比林顿致力于美国西部历史的研究，曾经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西北大学、哈佛大学讲学，晚年时在亨利·亨廷顿图书馆从事研究工作，著有《向西部扩张——美国边疆史》、《远西部边疆：1830---1860》、《美国的边疆传统》以及《美国的西进运动》等书。在《美国的边疆传统》一书中，比林顿坚持了特纳边疆学说中的合理内核，肯定了西部的自由土地和廉价土地对于美国农业的经营方式、移民流动的作用，他非常推崇特纳立足美国寻求解释美国历史发展的史学观，并且作为自己史学实践的原则：“欧洲的传统仅仅是形成欧洲社会与美国社会相似性的原因；要说明两者之间迄今受到忽视的差异，历史学家就必须考察美国独特的环境。”[12][12]

（3 ）对于边疆学说的批评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边疆学说却受到了质疑和尖锐批评。边疆理论的缺陷在于用一种力量来解释复杂的社会历史而忽视其他力量的作用以至流于简单化和庸俗化了。许多学者甚至认为边疆从来不是塑造美利坚民族性格的一种主要力量。马克思主义学者则批评边疆学说忽视了阶级斗争和工业化对美国民族性格的影响。

批评涉及很多方面。首先是关于边疆的概念问题。一些人批评他提出的概念不明晰，用词不够严谨。特纳关于边疆促进了美国和欧洲的民主的观点也受到了批评。批评者指出，正是缘起于东部的改革而非边疆地区的民主实践决定了美国式的民主。批评者们认为特纳所宣称的边疆促进了个人主义的理论是错误的，因为在许多方面边疆生活都需要合作、依赖、互相帮助；特纳过分强调了短暂的农村历史而无视城市化进程，过分强调农业形态的个人主义而忽视了工业社会的集体协作行为。最有争议的是关于安全阀的理论。批评者们攻击在他著作中所发现的直接和间接安全阀的概念。[13][13]

特纳在《新西部的兴起》[14][14]一书中，提到了“安全阀”理论，“在这个广大地区的几乎免费的土地不仅仅吸引移民，而且为所有的人提供了开辟自己谋生之道的机会。荒原总是对那些逃避穷困的人、不满意的人和受压迫的人敞开着大门。如果说在东部社会条件趋于定型，那么越过阿勒格尼山脉就是自由。”[15][15]“过去，我们已经使我们的地域结成一体，这部分地域因为在未开拓的西部空旷的时候，就存在一个安全阀，即一个有希望建设的地区。”[16][16]他认为从经济方面来说，“安全阀”就是西部的丰富资源——自由土地，边疆在萧条时期容纳了被夺去产业的东部工人，缓解了东部的就业压力，从而使东部工人的工资标准得到提高。边疆学派的集大成者雷·艾伦·比林顿，在其史学随笔《美国边疆论题：攻击与辩护》一文中，对特纳的安全阀理论作了这样的总结：“直接活阀，在萧条时期不能返回工作岗位的东部工人，通过阀门可以逃到西部廉价的土地上去；……间接活阀，在与西部农业竞争中倾家荡产的东部农民，他们自己宁愿往西去，而不愿争夺工厂工作。”[17][17]

实际上，“间接安全阀”是在南北战争之前通过吸引东部农民迁到西部拓荒以及工人到西部城市就业，从而减轻了东部劳动市场就业的压力。如1858年科罗拉多传来了发现金矿的消息，使因1857年经济危机而陷入困境的东部人似乎又看到了希望，人们高呼着“不发财即破产”的口号，向派克峰拥去。1859年来到科罗拉多的10万人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之为“五九年人”。

比林顿更具体地分析了移民的条件及其动机，并据此纠正了特纳在“安全阀”论点中所阐述的向西排出劳工的作用。他分析当时促使人们向边疆迁移的主要原因是家乡的条件迫使移民向西前进：“东部的土地由于反复耕种而使地力消耗殆尽；或者由于居民过分拥挤而使人无法在土地减少的地区安居；或者由于过度竞争而较少经济上受益的机会。”[18][18]比林顿认为，在殖民时代，从东部到西部之间的距离比较近时，为数不多的工人改行务农，其原因并不是农业的前景取悦于他们，而是难以得到进工厂的机会，以致机械工不得不去改行去干农活；到了19世纪中叶，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除了极少数东部以及许多欧洲的熟练工人改行成功，边疆难以成为工人的“安全阀”。原因是迁居西部的费用是东部人难以克服的一道难关，通常建一个规模为80英亩的农场至少要花1500美元，而东部工人的日工资不到一美元，他们是无力支付这样的一笔款项的。尤其是在大萧条时期，劳工尤其难以转化为农民，原因是在每一次经济大恐慌发生前，总有一段物价暴涨的时期，工人们耗尽了他们的储蓄。有些人想先在西部农场作雇工，然后成为独立的农民，这在当时也是非常困难的：当他们学会了必要的技能，却发现无法从他们250美元的年薪中省出钱来购置农场并支付维持费。

可见，西部边疆对东部社会的安全阀作用是有限的：在殖民地时代以及19世纪前期，东部工人源源不断地进入西部地区后可以在城市工厂找到工作，西部容纳了从欧洲源源而来的移民，从而吸收了不少的工匠和技工，减轻了东部城市的就业压力；而在19世纪中叶以后，安全阀的作用则是微乎其微的，由于拓荒地带及工业区之间的距离变大，“安全阀”的作用缩小了：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边疆从附近的农业区而不是工业化的东部吸收新移民。[19][19]

20世纪50年代以后，学者们又开始重新评价特纳的理论，以一种既不完全接受，又不完全排斥的态度来看待边疆学说。客观地说，特纳的多数观点需要补充，还有许多需要修正。值得肯定的是，他慧眼独具地看到了边疆——西进运动在美国社会发展的整体上的脉络，以及边疆经验的独特性。边疆学说以独特的研究视角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维度，特纳对美国前期的社会历史的解释有其新颖独到和可取之处。

三、 中美两国边疆研究的差异性

    以特纳为代表的美国边疆学派与中国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群体有一些共性的东西，如两国的史学研究都接受了社会进化论的史学哲学，在中国的资产阶级史学家，如梁启超等人的某些观点与特纳有一致的地方，如地理同历史的关系密切，不同的地理环境对人们性格的影响等，在史学思潮中也都存在实证主义、相对主义的影响。正是这些相似性的存在，构成了比较的基础。但是，在这些相似性之外，双方在边疆历史地理的研究中又表现出很多差异性。

（1） 不同的社会背景提出了不同的史学研究命题

    19世纪末的中国和美国的社会背景有着巨大的差异。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日薄西山，濒于末路穷途。中国在经历了1856年—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83年—1885年中法战争、1894年—1895年中日战争以及1901年八国联军侵华等一系列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从中国的邻国到中国的本土，一步步地蚕食鲸吞，划分势力范围，到光绪初年，中国的邻邦几乎全部沦为殖民地，中国的东南、西南、东北、西北的边疆危机也同时出现。至《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美国则不同。政治上，美国是个新兴的独立国家，由于建国时间较短，封建制度的根基尚浅而且很快就进行了两次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国际上，独立战争中对英国的胜利，以及此后的美墨战争的胜利，为美国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独立及在北美洲的霸主地位创造了条件。经济方面，通过扩张，美国获得了大片广袤、肥沃的土地，北美大陆得天独厚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对美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美国的资本主义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高速的发展，很快走上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并且取得了质和量的飞跃，在较短时间内迅速跃居世界资本主义强国行列。

    不同的社会背景给两种边疆史学研究提出了具有不同时代意义的命题。在特纳的边疆假说中更多地关注边疆的拓殖与开发对美国社会经济的意义，诸如西部自由土地的存在对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西部拓荒的过程对培养美利坚民族的性格发挥了哪些塑造作用；对美国民主制度的确立和形成发生了怎样的作用等等。而中国边疆的全面危机以及在外交谈判中官员“昧于边情”导致失地的现实，要求中国的史学家改变传统的治史思路——埋头于故纸堆、研究脱离现实功用的方法——以经世致用为主导来研究边疆的历史和现状，包括边疆地区的山川古道、疆域沿革；历朝历代对边疆地区的治理和经营；边疆政策的承继性和创新之处，有哪些可取或者不足之处；边疆地区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进入资产阶级史学研究后，随着西方考古学知识的传播，对西域地区“丝绸之路”进行考古，等等。这些使得两国的边疆研究呈现出各自鲜明的特色。

（2 ）民族与种族问题

在对待国内各民族、各种族的问题上，两种边疆史研究也有着不同的态度。清朝在统治边疆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儒家传统文化这一特定历史背景的影响，其边疆民族政策有一条基本方针，即“因俗而治”，实行“从俗从宜”，“不易其俗”，“各按其习”[20][20]的政策，力求在不改变当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思想文化和宗教信仰的情况下，因地制宜地采取统治措施，实行多种形式的管理制度，从而对边疆地区实行有效的统治。鸦片战争以后，清朝统治日益削弱，清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方针政策愈加难以奏效。为推翻清政府的统治，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了民族主义。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中国近代社会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理论依据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包含着推翻清政府统治，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实现民族平等内容。在西方列强入侵、政治失序和价值失范的情况下，成为所有中国人民族意识觉醒，争取民族独立的核心力量。在这种思想的号召下，边疆研究在继承传统边疆史地研究的基础上，更充溢着一种深刻的爱国主义精神，谋求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共同反抗西方的侵略，摆脱整个国家的民族危机。

以特纳为代表的美国边疆历史研究在对待印第安人的问题上怀有种族歧视的观念，认为拓荒边疆是一个欧洲移民——主要是盎格鲁—撒克逊白种人的西进运动，是白种人发现“自由土地”和“征服荒蛮”的奇迹，是充满了诗情和浪漫的白人英雄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赞歌。他无法看到西进运动中阴暗的一面，完全忽略了西进运动中对印第安人的不断驱逐和杀戮，看不到对印第安人土地的血腥占有过程。特纳的边疆学说中最大的缺憾就是没能正视西进运动中对印第安人进行惨无人寰的杀戮的历史，白人拓荒者所采取的种族主义的压迫和剿灭行为。

（3 ）筹边谋防、实业救国与殖民扩张

中国的西北边疆研究高潮是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边疆出现严重危机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因此从一开始就同民族存亡、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边疆史地的研究始终贯穿着经世致用、摆脱外来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资产阶级新史学产生后，随着边疆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中国的边疆史地研究不仅继承了中国边疆研究中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而且在新的形势下，注入了新的内容，以政治安国、经济富国、科教兴国、国防强国的新思路积极进行社会实践，从而更好地适应边疆的发展趋势。由边疆史地研究引发出了政治变革的要求，边疆研究始终与国家的边防安全、保卫祖国的使命紧密联系在一起。

第二次鸦片战争造成边疆地区的全面危机后史学界掀起了边疆研究的第一次高潮，边疆研究成为显学，资产阶级新史学的确立以及西方地理学研究的新方法和新手段的传入，使边疆研究在传统史学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开拓新领域，引进新的研究方法。1909年地学会的成立以及《地学杂志》的创立，带来了边疆研究的第二次高潮。1933年《禹贡》半月刊的创立和禹贡学会的的成立，关注地学知识向广大群众普及，呼唤公众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以一流的学术活动组织者和一大批优秀的学科带头人及学术骨干使其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都取得卓越的成就，从而使边疆研究事业更加适应了社会化发展的趋势。在学界开展西北考古活动的同时，还有一些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着眼于现实需要，提出实业救国的主张。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面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边疆地区的国防与建设的重要性则更加突出，边疆研究在传统意义研究的基础上增添了新的课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东北三省全境，对承德、赤峰地区的蚕食使华北门户洞开；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迁都洛阳，西北的战略地位更加重要。一些非学术团体对西北地区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提出了开发大西北、实业救国的策略、措施和方案。例如，1931年5月，建设委员会拟订了内容浩繁、设想庞大的《西北开发计划》，涉及到交通、水利诸方面；1932年8月，有陇海铁路局发起组织、陕西政府资助的陕西省实业考察团一行44人，对该省的36县进行实业考察，并提出了当务急办的6项实业开发计划；1932年长江通讯社西北考察团主任记者罗靖等一行8人考察西北后提出了5项开发项目，希望通过开发西北实业以实现裕国富民巩固国防的目标；1934年6月，全国经济委员会提出了《西北建设实施计划及进行程序》，包括公路、水利、卫生、农村建设等四部分。

特纳边疆学说中的扩张主义思想是从美国当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开拓海外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需要出发，为当政者制定扩张政策提供了历史的理论依据。所以，特纳的“边疆学说”发表后，“几乎未经批评的检验就为美国的一些历史学家迅速地、几乎一致同意地接受”。[21][21]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读到特纳的文章后，受到“很大的感动”，认为这篇文章中包含“第一流的思想”，“非常有趣味和启发性的”思想，而且这些文章发表的“正是时候”。[22][22]这位狂热的扩张主义者，主张奉行门罗主义[23][23]，推行以强大军事实力为后盾的外交政策。首当其冲的是将“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变为“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1898年5月，美国太平洋舰队在马尼拉海湾全歼一支庞大的西班牙舰队，美西战争正式爆发。是年12月，双方签订《巴黎和约》，西班牙放弃古巴并承认古巴独立，将关岛和波多黎各割让给美国，美国以2000万美元的轻微代价获得了菲律宾群岛的主权。190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普拉特修正案》，获得了在古巴设立海军基地的权利，并且规定古巴不得向美国以外的任何国家转让土地。美西战争标志着美国由大陆扩张发展为海上扩张的转折点，标志其外交政策已由孤立主义转向对外扩张主义，美国成为一个殖民帝国。美西战争的直接后果就是促使美国向太平洋和亚洲地区进行扩张。其实在美西战争之前，美国就已经在太平洋地区占领了一系列岛屿。如1857年，美国占领了豪兰岛、贝克岛、贾维斯岛，1858年占领了金门礁、约翰斯顿等等。1903年，西奥多·罗斯福在旧金山说；“我是一个扩张主义者，来到这里我无法理解任何人，……除了是一个扩张主义者外还能是任何别的什么。”[24][24]对这一切，特纳的解释是这样的：“这个国家在垦殖了远西地区，控制了国内自然资源以后，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转而应付远东，从事太平洋的世界政治了。由于最近这次战争（指1898年美西战争）的胜利结果，美国继续他的历史性的扩展，深入西班牙帝国的土地，成了菲律宾群岛的统治者，与此同时又占据了夏威夷群岛，并在墨西哥湾取得了控制力量。在这十年之初，美国就用地峡运河把大西洋岸和太平洋岸连接起来，成为拥有附属国和保护国的一个具有帝国性质的共和国——大家公认的一个崭新的世界强国，在欧、亚、非三大洲的问题上具有潜在的发言权”。[25][25]美国在占领了夏威夷、菲律宾和关岛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进入中国。

特纳边疆假说中的扩张主义对当时的几届政府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根本上讲，是因为它从理论上满足了美国帝国主义对外扩张政策的需要。

特纳的边疆假说是在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改变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提出的：美国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中已跃居首位，处在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要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殖民体系和占有世界市场。在这一要求下，特纳边疆学说所研究的范围已由美国西部的边疆转向西方世界的边疆，必须扩大边疆的概念，其中的“扩张论”不仅为美国的扩张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还为美国推行对外扩张行为制造了舆论，似乎美国的对外扩张是正当的和不可避免的。特纳史学观的理论基石是社会冲突论和社会进化论。在关于边疆的开拓就是美国过去近百年历史的论述中，特纳认为地域间的冲突就是发展的动力。关于扩张，他是这样阐述的：“将近三个世纪以来，扩张在美国生活中一直占据支配地位。随着向太平洋沿岸移民，随着自由土地被占去，这个扩张运动将近结束了。如果说这种扩张的能力不再发生作用，那就是一个鲁莽的预言。要求强有力的外交政策，要求两大洋之间开辟运河，要求恢复我们的制海权，要求把美国势力伸向本土外的岛屿和邻近的国家——这一切都表明这个运动还会继续下去。”[26][26]他不仅阐述了过去，并且颇有预见性地指出：在西部边疆消失之后，美国生活的扩张特征不会完全中断，“美国的活力将继续为它的活动要求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27][27]“边疆的生活，还在同印第安人作战、砍伐森林和扩张活动中培育了一种好斗性格和一种对国家领土持有扩大的想法。……所以西部作为一个整体，既形成了普通人的未来的理想，也形成了这个国家的宏伟的扩张目标”。[28][28]

1913年，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29][29]上台后继续执行对华侵略政策。他同特纳曾在霍普金斯大学有师生关系，私交也很密切。他们在大学时，课后经常一起散步，交谈。威尔逊写过一些关于美国历史的书籍，但他对于美国史的解释的很多观点都参照了特纳的“边疆学说”。特别是关于1896年以后美国的扩张，威尔逊做出了下述评论：“他们（指美国人）自己大陆的空间都被占据了并用以供文明的用途。他们没有边疆了。……东印度群岛和西太平洋的这些新边疆好像由于他们面临的新生涯的真正需要而出现了。”[30][30]在他就任总统后，他在对外政策的许多方面都按照边疆学说的经济主张来实施，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因为贸易是不讲国界的，一个工业家总希望把全世界作为自己的市场，国旗应该跟着他走，其他国家里阻碍他的道路的大门应该打开。金融家所取得的特许权，应由他们国家的使节予以保护，即令因此侵犯那不听命的国家的主权，亦在所不惜。必须取得和建立殖民地，使地球上每一个有用的角落都不致被忽略或遗弃不用。”[31][31]历史学家威廉·A·威廉斯称他为“特纳式讨伐的民主主义者的真正典型”。[32][32]与其前任不同的是，威尔逊十分重视在思想政治领域对中国进行潜移默化的文化渗透。这与特纳所主张的美国式的民主正是在开拓边疆的过程中形成的观点不谋而合。在这方面美国的传教士和美国教授们发挥了先锋的作用。宗教对于扩张主义的作用是什么呢？美国一位历史学家总结得很精彩：“欧洲的扩张在某种程度上可用欧洲基督教的扩张主义来解释。与欧洲其他大宗教完全不同，基督教浸透了普济主义，改变异端信仰的热情和好战精神。从一开始起，基督教就强调四海一家，宣称自己是世界宗教；从使徒时代到现在，积极传教一直是基督教会的主要特点。”[33][33]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在《尊孔》（1913）一书中，则鼓吹“孔教”要与基督教相结合，即封建文化与帝国主义文化相结合。1914年大约有2500名美国传教士来华，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基督教和天主教教会在华开办了各类学校和教育机构，向中国进行文化渗透，推行“使命”外交。

综上，中国的西北边疆研究与美国以特纳为代表的边疆学派在研究目的和现实影响上都有着本质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