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西北是个很古老的话题了。如果仅从人们对环境的利用、改造这个层面上讲，自西北有人类生息以来，就有了开发。然而把“开发西北”由传统的统治策略转而发展经济构想的萌生与渐进，并纳入国家经济建设的方略，则始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进入一个高潮期。清末新政给西北地区数千年社会生产力发展带来了根本性突破，抗战时期的开发建设也不能说没有成就，尽管这些都是短暂跳跃式的开发，但涉及、渗透到西北地区社会的各个层面，在西北区域发展史上的意义和作用不可低估，也留下了许多供今人探讨的历史经验。考察其全过程，并寻求规律，为今借鉴，是我们的责任。限于篇幅，本文拟撮其要点加以讨论。不妥之处，请方家赐教。

一

   中国近代西北的大致范围基本指今天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和内蒙古的一小部分。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和历史的远因，这一地区的经济整体上落后于沿海各省。近代以来对这一地区的开发可以分理论构想和实践活动两方面来看。
   开发西北的理论构想和实践的滞后。从龚自珍、林则徐到左宗棠、孙中山关于西北的开发思路经历近一个世纪的酝酿，与中国西北边疆危机相伴随。近代西北，处于一种局部点状缓慢发展，大部分停滞不前甚至衰落倒退的局面中，极端落后的经济文化和重要的战略地位构成了明显的反差。嘉道以降，不少有识之士如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左宗棠等纷纷阐发对这一地区的开发构想，但主要是理论上的酝酿。延至光绪末年才有了一定的实践规模，如新疆建省，引进机器，发展近代工农业等。龚自珍第一个提出在新疆建省，并附有具体的行政建置方案。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和道光九年（1829年），龚自珍分别撰成了《西域置行省议》和《御试安边绥远疏》[1]，对于区划郡县、改良屯田和革新财政，提出具体的设想，充分诠释了新疆建省和移民戍边屯垦的主张，并从新疆南北特殊的生态环境出发，提出了“开垦则责成南路，训练则责成北路”的方案，有益于南疆农业种植业的开发。但龚自珍的建省计划却一直拖延到60年后才得以实施。继之，魏源也提出了新疆塞防的重要性和开发的必要性，认为新疆虽是“未辟之荒原”，但具有“播植浇灌毡裘贸易之利，金矿之旺”[2]，若能够全力开发，可使中国由衰转盛。并在其著述的多部方略中警示西北边防的重要。罪戍新疆的林则徐对西北的开发也身体力行，在南疆“浚水源，辟沟渠，教民耕作”，成效卓著。以至于“大漠广野，悉成沃衍，烟户相望，耕作皆满”，“为百余年入版图未有之盛”[3]。但真正集构想和实践于一身的为左宗棠。左宗棠认为“为新疆画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事有不容己者”[4]。为此，督办新疆军务期间，先后4次奏请于新疆设省，调任两江总督后，又作了第5次疏请。最终使朝廷于光绪十年九月三十日（1884年11月17日）在新疆正式设省，实现了新疆与内地在行政建置上的统一。真正是“英雄所见略同”，这些近代中国先进志士对西北边疆所面临的危机而阐发的开发西北，以臻富强，团结各族，达到外御强敌，内固统治的理论设想，激活了近代西北迈向近代化的因子，成为西北开发实践活动的契机。
    左宗棠的实践活动除了依照传统的经营理念，着手于屯垦戍边、发展垦殖、兴修水利等外，主要体现在经营西北发展观念的形成，具体表现为充分利用西北利源，引进机器生产，仿造铁路，发展近代西北工矿交通业，使西北地区数千年缓慢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实现了根本性突破。另外左宗棠对西北开发还有更重要的超过前人认识的卓越的一点是：向时新疆的设施“治兵之官多，治民之官少”[5]，不足以言开发。希冀多关心民漠，发展经济，“政教旁敷”。此概括对整个西北民族经济开发中的发展模式和趋向都具有深远影响，是十分有益的。自此，近代西北开发被“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推动因素，从而使之具有清代前期那种完全封建生产力范畴内开发活动所不具备的新特点”[6]。西北开发的战略构想由传统的统治策略中萌生出向发展策略的转折。不过其过程更漫长和曲折，并因时局和社会的变迁而出现断层。
    19世纪70年代，左宗棠以陕甘总督任在西安设立了西北第一个以军事工业为先导的机器制造局，标志着西北近代机器工业的发轫。不久因新疆危机，机器局西移至兰州。新疆战事结束后，在为发展西北的“军”转“民”的潮流中，从德国购进机器，改办为兰州毛纺织厂。光绪六年（1880年）九月，织呢局开工。
    在兴办民用工业之前，左宗棠有一番乐观的设想。在他看来，西北盛产羊毛，“每年可剪两次。民间畜牧之利，以毛为上，取其毛之利长，非若皮肉，利只一次也”[7]。若“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普销内地，甘人自享其利，而衣褐远被各省，不仅如上海黄婆以卉富服传之中土为足称也”[8]。甚至非常自负地认定，今后织成的华呢“足以抵制洋呢入口”[9]。“不但可以收回成银，而边陲创此利源，于地方无不裨益”[10]。为了能在西北建立一支近代民用工业的技术队伍，传播机械技术，左宗棠在陕甘勇丁中挑选体质灵敏者为学徒，并认为“今日学徒，皆异时师匠之选，将来一人传十人，十人传百，由关内而新疆”。“华人可以互相师法，无须洋匠教习”[11]。
    一开始，由于兰州织呢局聘用德国技师和管理人员，采用近代西方织呢的清毛、纺织、漂染、研光、刷清等全套工艺流程，生产呢绒的技术和工艺水平在国内属一流。但不久情形开始不妙。由于设计中忽视了工业给水，水源缺乏，致使机器开工不足，造成企业中大部分固定资产的闲置和浪费。再加之对水质成分欠考虑，水的含碱性极大，使得漂染困难，呢布的颜色黯淡，严重影响到产品质量。另外原毛质量粗劣成为企业的致命伤。上海的《字林西报》评论道：“局中水井，质既不好，量又不足，影响漂染。成品太贵，不能和外国竞争。”[12]《大清国》杂志对西洋人美思尼来厂参观后的报道也说：情况很不能令人满意，“他们用的羊毛粗的无法使用，大堆地堆在那儿等着发霉，只有百分之二十能织粗呢，百分之三十织毡子，其余百分之五十全无用处。用这种羊毛纺不出好毛线”[13]。以至于不得不“每日雇四十人挑拣羊毛，每日仅拣两磅”，致使成本增高，产品销路受阻，再加上经营管理方面的许多弊端，洋总办操纵着生产、技术和管理大权，中国官员又丝毫没有学习使用技术的愿望，技术管理一窍不通。光绪八年（1882年），德国技师合同期满离兰，织呢局只好停产。后来再度开工，复又关闭。
    兰州织呢局在西北的出现，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但在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还低于内地沿海的西北，终于没能形成气候，更未引起国人更大的关注。相反，在国际上却产生了反响。有人讲，“象这样一件破天荒的新事业，中国人似乎不大感兴趣，可是英国人却大大注意。机器才到，早在上海英文报纸Clestial Empires已披露了一个消息。织呢总局落成后，又有人到兰州参观，也把报告刊载在上海《字林西报》上”[14]。洋人的关注和说法暂且不论。事实上兰州织呢局的创办，在客观上存在着许多不利因素，有着偏僻地区兴办近代工业的实际困难：民众对近代科技知识的了解还极其肤浅，长期形成的自给自足小农意识强烈，有着固定的消费模式，致使“均尚棉布，而呢不甚销”。加之创办者的封建官僚意识左右生产经营，没有也不可能采取积极的措施努力解决客观存在的困难，无法解决先进的生产设备同封建式企业管理之间的矛盾。清廷投资与兰州织呢局的购机建厂费用约合银31万两[15]，光绪十年（1884年）被迫停办，“功败垂成，实为可惜”[16]。兰州织呢局的失败表明，工业开发并不意味着工业移植，首先应从工业发展的先决条件着手。但不可否认，织呢局毕竟是西北最早的具有较大规模的近代企业，作为一个样板，的确起了开通风气的作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彭英甲主持甘肃农工商矿总局，就先后开办了不少厂矿局和农事实验场，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工商业基础，成效显著。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陕西“延长石油官厂”成立，标志着利用西北富源，发展地方经济的近代能源工业在西北的发轫。

                                二

    孙中山对西北开发的理论构想则完全是出于发展战略目的，是在民国以后逐步形成并付诸于实践的。这一时期，由于国人对西北的实际情况了解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开发处于一种舆论宣传和准备阶段，实施则直到战时才仓促上阵。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开发理论高屋建瓴，大大发展了清末先进人士的开发思想，又更具有时代特征。在他的《实业计划》中对于西北经济的开发与建设提出了许多宏伟的战略构想，指出中国实业的开发，应由个人企业与国家经营两方面同时进行，个人所经营的实业，国家奖励，法律保护；个人不能从事的实业，由国家出面经营。其中“欢迎外资”、“欢迎机器”、“利用外国人才”[17]，被作为发展西北工矿交通的一个主导思想。尤对修筑铁路方面他提出“筑路先从西北筑起”，认为“甘肃之兰州是一个重要的交通中枢，将有十三条铁路汇合于此”[18]。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基于对全国经济建设和西北地区经济开发的通盘考虑，还提出了移民实边，殖民垦荒，兴修水利，促进全国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合理有效配置，促进全国经济均衡发展的构想。他设想在西北“仿古人屯田之法，凡于沙漠之区，开河种树，山河间地，遍牧牛羊，取其毛以织呢绒、毡毯”[19]。提出了在西北“宜耕、宜牧、宜桑”处招民垦荒的主张。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把移民垦殖于新疆、蒙古、青海作为其第一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张土地国有，贷诸移民，把移民边疆与化兵为农并举。同时主张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和先进的耕作技术，发展农业经济。提出应在黄河及其支流等西北河流倾斜之地广植树木，“以防河流之源卸土壤”的保护生态理念[20]。为了开发西北，孙中山业提出了在保证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前提下，实行“开放主义”，使国中之矿山、铁路，皆准外人经营，不加以种种限制。外国人在必须服从中国治权的前提下，由中国“设立特别法庭，以审关涉西人案件”[21]。孙中山还提出了重视文化教育与建设人才培养等主张。在今天看来，其具有时代特色的战略设想中不乏科学成分，有其合理因素。
    另一方面，民国初期，由于国人对西北的情况了解少，长期抱有误解。尤其是“东南人士，每谓西北荒凉，意识中似乎认为西北都是沙漠一样，想起都可怕”[22]。这些观念对西北开发的进程形成阻力。其实，“西北并不是万里荒沙”[23]。西北以外的人士对西北的正确认识是通过官方与社会舆论的大力宣传以及介绍逐渐加深的。1939年作家老舍自西北归来后，感慨万千，以题为“归自西北”发表于《大公报》。老舍说：“平日我们一想到西北，就必定会想到骆驼、狂风、荒凉等使人脊背上发凉的事物和光景”。“但是谁能想到沙漠中会有绿柳清泉的榆林，和爬过几道荒山会看到稻麦万顷，蒲岸鸭群，溪流交织，宛若江南的宁夏呢？”“那里有煤、有粮、有马、有毛、有金、有盐、有水利，有肥美的土地”。“从富源上说，西北是块宝地而她的马匹羊毛粮食等的供给，在抗战中更关重要”[24]。对西北进行了考察的记者范长江也认为：“西北沃野正多，宜于人类生活之地区甚广，只因地位不同，气候有别，它的外形表现与生活方式，和东南各省区有若干异趣处而已。”[25]由此“西北”引起了国人的关注，一时间考察、研究西北成为风尚，与西北有关的官方与民间出面的组织、文艺学术团体、经济实体纷纷成立，诸如禹贡学会、开发西北协会、资源委员会、工合等，以及创办了相应的杂志、报刊，为开发西北创办实业，大造舆论。
    国民政府中的有志之士遵循孙中山的伟大战略构想，多方从事实践，使西北的某些地区在经济建设、文化观念、国民素质等多方面都有了改观，尤其是近代工业有所发展。为了加快西北的开发，国民政府在30 年代之初，也出台了一系列举措。自1932年3月的四届二中全会到1935年11月五届五中全会，通过有关西北问题的决议案多达十几个，包括《开发西北案》、《西北国防经济建设案》、《限期完成西疆铁路案》、《关于开发西北之各种决议应即速实行案》、《限期完成陇海铁路案》、《请奖励西北垦殖以实边区而裕民生案》等[26]。在这样的形势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军政大员纷纷到西北视察，一度形成西北热，正如宋子文在视察西北时所讲的那样：一段时间内，中央的人，纷纷到西北，社会的领袖也纷纷到西北，到西北去已成一种“国是”了[27]。
    抗战爆发以后，东南大片国土沦陷，西北的国防地位愈显重要，一度被称为“抗战建国的根据地”。国民政府大力投资，扶持地方建设，使开发西北的实践活动颇有成效。基础设施建设空前发展，铁路、航空、公路交通网逐渐在西北形成，陇海铁路横穿陕西，并西达天水，以西安为中心的航空网初步形成。与之相配套的玉门石油工业城在荒凉的戈壁滩上拔地而起，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实干精神和科技头脑的技术人才。新型的同官、白水、新陇等煤矿开始使用机械动力设备，而且铁路运输与煤矿接轨，促进了煤炭业的开发，尤其是国家投资兴办的同官煤矿成为近代陕西、乃至西北地区最大的、唯一具有现代化雏形的煤矿。各省的大型农田水利设施工程不断启动并逐项完成，陕西籍的水利专家李仪祉完成了陕西近代水利史上几项大的工程，令人振奋。由政府或民族资本家投资兴办的近代化企业也在西北出现，带动了一些城市基本经济结构的改变、甚至引发了社会的变迁。陕西的近代工业就是国民政府在孙中山实业开发理论主线指导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形成机器制造、纺织、面粉、制药、化工、制革、印刷、火柴等具有近代性质的工业体系。与西北其他省分相比较，陕西在交通运输、煤炭工业、电力供给、工业装备等方面都比较好，省会西安，在经过了抗战十年的工业开发后，成为西北工业中心之一，为陕西近代工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在西北开发的进程中，各省的垦务、林务机构相继成立，并着手移民垦殖，植树造林，保持水土，改良引进农牧优良品种等开发事业。就垦殖而言，仅新疆一地至光绪末年时开垦地达1300余万亩，民国又新增辟土地百万亩左右[28]。对宁夏水利灌溉系统的疏浚、整修、扩建，使460万亩水田得以延续浇灌[29]，成为“塞上江南”。在各项实业开发的带动下，西北的教育、人文和社会观念也在不经意间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三

    从近代整个开发的过程来看，开发不能说没有成效，但与理想的蓝图还是有相当的差距。因为整个开发与政治需要如影随形，设计者和组织实施者也多是按传统的治国思维，将治理内地省份经验渗透到西北，少有当地民众参与。由于民族的差异性，致使当地人们的自我发展意识尚处于蒙昧阶段。内地与边疆在人文环境和意识等方面矛盾的客观存在，成为开发难以为继的原因之一。
    在西北开发的宣传中，各界精英、知识人才所发的感慨、设想，考察报告、心得，以及给政府提交的对策都很多。其中研究西北问题的专家顾颉刚在谈到西北边疆的落后和内地商品的输入时说[30]：边疆没有工业，商人进去本该是受欢迎的。可是这般人惟利是图，脑子里只记得“若要钱，走夷方”。把一块钱的货卖给番子，至少要十元，若是蒙古人，欺负他们对外面情势更不了然，便要二十元。甚至有些奸商觉得边民可欺，竟用冥国银行的钞票去和边民交易。因诸如此类行为引发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以至于西北民众在某种程度上有了抵触情绪。30年代，北平甘肃同乡会在《致甘肃全省父老暨省政府主席各厅长书》中就提醒甘肃省府和民众，由于中央注意开发西北，挟策而往者不乏其人，以至于“途辙为塞”，西兰道上冠盖如云，此中佼佼者固不乏其人，但也有“或则以甘肃为化外区域，文化低落，民智不开，心存好奇，意图观光；或则惑于西北宝藏之富，认为到处金窟，俯拾即是，冀求事半功倍，不劳而获”。并认为有这两种错觉观念的人，“俯仰无人”，“以甘民为可欺，以奥援为权威”，而盛气凌人，着实在排斥之列。
    从近代西北地区的政治环境来看，对开发也有着不利影响。尤其是民国以后，至30年代以前，西北政局动荡不定，陇上各军阀割据，新疆、陕西也基本是各自为政，这种四分五裂的局面使开发无法通盘考虑和实施。30年代以后，国民政府的国家调控权有所加强，军阀势力在表面上被剪除，但实际上甘青宁的军阀实力未减反增，主要军阀摇身成为省主席，执掌着各省的军政大权。所以国家行为的开发必须在与地方军阀有共同利益的前提下才有实施的可能。就宁夏来看，省主席马鸿逵依旧是暗渡陈仓，与中央存在着权力之争。青海的省主席马步芳，也是一个仅关心保存自己权势的人，“他对从国家得到支援，发展‘他的’省份的经济感兴趣，但是有一定的保留。他认为，政府应在资本上及技术上帮助他，但管理和建设大权完全由他掌握”[31]。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处在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在青海金矿的开采中，中央多次派人勘探、测量，希冀开发、挖掘，抑或联合开采。但由于马步芳的操纵，政府采金队在几经受挫后不得不撤出。各自为政的地方省主席们，“虽然接受政府的命令，但他们不是百分之一百的政府的人” [32]。来自内地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落实不到实处，资金流失严重。
    西北开发的类型属于经验型和效益优先型开发，其开发模式源于内地的开发和历史上对边疆的开发经验。近代以来的几次开发，大都以开垦为首要，也即以重视农业、追求效益最大化为主要特点之一，忽视了这一地区多元文化的交汇性和多民族经济结构的复杂性。西北地区是多种文化的交汇地带，有传统的儒家文化、古老的佛教文化和西域伊斯兰文化，不同的文化氛围生成有不同的经济结构，以及适应各民族生存方式的纯农、纯牧、或农牧兼营等的经济结构。以农为主的经济结构是与土地相结合的小农性质的，以牧为主的经济结构是草原游牧性的。“追求效益的最大化是小农的特性”[33]。但牧业经营与农业不同，土地并非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只有将草场与畜群结合，才能产生经济效益。在追求各自经济目标的同时，两种不同的经济结构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草场资源的重要性尚未被重视和提到一定高度的前提下，被视为“荒地”的“草场”只有被盲目开垦的命运。长此以往，在农牧交界地带，由农耕与游牧两种文化、经济结构争夺赖以生存的富源——“草场”、“水源”和“土地”的矛盾不断加深，其结果必然是两种经济都受到“伤害”，不利于发展。
    当然，农牧经济因素的生成也都是由西北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所决定的。在有草原、有耕地的区域内，仅仅以重视农业、发展农业、以开垦戍边为首要的观念来指导开发，必然导致视“草原”为“荒地”、“开发”等同于“垦殖草地”的误区，再加之对西北的开发是以历史上中原王朝对民族地区管理中的屯田戍边为经验指导的，所以开发中在招揽民众开垦的同时，大量实行兵屯，在舆论呼声中也多以“开垦”、“移民殖边”等内地和以往的经验作为开发的号召。就青海草原的垦殖来看。近代青海农业垦殖分农业区开垦和对草原区的滥垦两部分，而且以后者为重点。清初的青海虽然“壤沃宜耕者不少”，但清廷以“向为蒙番牧薮，久禁汉回垦田”[34]。雍正年间虽组织过两次垦殖，但由于气候恶劣，不利于发展农业只得作罢。对青海草原的规模垦殖是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开始的。是年，西宁办事大臣庆恕会同陕甘总督升允呈奏举办青海垦务，清廷明令派员往黄河沿岸勘察蒙藏民居住地区的可垦之地[35]，并在西宁设立垦务机构，厘定垦荒章程，拨给垦费2,000余万两白银，派专人负责管理。庆恕举办的垦务地区，为蒙藏居住的黄河沿岸，这里是牧草生长良好的肥沃草原，农垦破坏了草原植被。
    民国以后，垦殖草场的力度加大，但由于气候等因素的影响，成效不大。民国初年，西宁道招募民户在海西都兰、海南大河坝等地开垦荒地，并在兰州设立青海屯垦使署，但因领导不力，后裁撤。1923年，甘肃省长陆洪涛委派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兼任甘边宁海垦务总局督办，赵从懿为总办，设西宁、湟源、大通、循化、贵德、都兰、玉树、囊谦、大河坝、拉加寺10个分垦局，举办放垦事宜。招垦政策、条件与庆恕举办垦务基本相同，也要征收地价银和领取执照费。一年后因经费支绌，裁撤。
        1933年9月，国民政府为开发西北，拟以都兰迤西柴达木河两岸，祁连山脉以南，巴颜喀拉山脉以北一带荒地为范围，实行西区屯垦。并在行政院第126次会议通过，以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孙西进途中，遭西北诸马的拒阻，计划失败。1942年又以马步青为柴达木屯垦督办，令其率骑5军赴柴达木屯垦，旋又放弃此议。但自此后，迁入柴达木盆地定居和垦殖者日渐增多。1945年，省府设柴达木垦务局，在察汗乌苏、香日德、赛什克、德令哈等地设垦务组，并派部队千人进入屯垦，垦出小块农业区。此外，在海北门源一带，垦荒面积也达28万余亩。不过柴达木西区已有的垦殖反映了这里的土壤不适合农业。这里雨雪稀少，土壤沙质，含碱性极重。一般垦地种植一次后，须休闲七八年再种一次，待土壤肥力自然恢复。若继续垦种就会影响到草原生态。所以垦殖也是随垦随荒，仅在水源充足，灌溉方便，土壤肥沃的区域，有粗放的垦种。德令哈、赛什克、巴伦等地有170余石下籽量的农田[36]。加上香日德、都兰一带也不过有250余石的下籽量，在可垦地内占1/10。就这一情况来看，若没有较高的生产力水平，柴达木垦殖难免受到一定的限制。事实上，几次大规模的草原垦殖，滥垦滥伐，条件好的低山丘陵和边远山区已被垦殖利用，除了祁连山南坡、大通河中下游山地和青南高原东南的高山峡谷地带还保留有大面积的天然资源外，大部分原来林木较多的山区均遭到破坏。毁林毁草开荒严重破坏了青海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草原自然恢复能力减弱，农业不成，牧业不兴，部分耕地不得不被迫退耕还牧或弃耕，草场退化，沙化面积不断扩大，农牧矛盾日渐突出。故时人考察后评价说“青海极有希望之生产事业，首推畜牧业”，“故振兴畜牧，实较垦殖为得计”[37]。在以已往经验的误导下，开发仅仅注重了追求效益的最大化。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人类对事物的认识观念的转变需要较长的时期，有时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反复和牺牲才能醒悟。保护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是在自然界对人类实行了报复以后，才引起了人们的思考而形成的。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人类所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
    近代工矿业的开发也是优先考虑内地的需求，不顾当地民众的生活需求和宗教信仰。总体上对西北地区特殊性考虑甚少，如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人文环境的滞后性，特别是对民族多，素质参差等人力资源的特殊性考虑不足。在近代，关于西北的矿产资源，各民族除去对常用的盐、金、煤等矿产资源利用较多外，对大部分的资源毫无认识，不能利用。当地土著普遍认为开矿有碍风水，与自然山神观念等的崇拜是相悖的，尤其是宗教寺院周围的矿山受寺院的保护，“为保护地脉计，禁人挖掘”[38]。这种民风习俗与开发利源是互相排斥的，在开发者来看，丰富的矿藏、森林等资源不仅不能被利用，反而“货弃于地，殊为可惜”。长期文化落后则导致当地知识人才奇缺，没有矿业专门技术人才的指导。据青海30年代在玉树地区的调查显示，玉树地方富有金、银、煤等矿产，“因无开采方法，尚未实现该矿利益”[39]。对门源县的调查情况也类似，“虽有金、煤各矿，惜乎无人开采，即或开采，亦不得法，难获厚利，时作时缀而已”[40]。湟源也同样，仅有“天然之矿苗，特惜无矿师指导，宝藏则弃于地矣”。[41]至解放前夕，西北矿产资源的开采也仅仅限于极少的几个品种上，开采技术的普遍原始落后也是超乎想象的，整体落后于全国近代化发展的步伐。
    在资源的开发上，西北大大落后于沿海和内地。从西北开发较早的陕西来看，电资源的采用和普及也较晚。宝鸡在抗战时期的申新纺织厂建厂于鸡冠峰下，才有了电灯。电机发电照明使这里的民众眼界大开。而更西部的甘肃、宁夏和青海一样，实际上没有电力可言，“省会虽然有电灯，但灯光黯淡的利害”[42]。而山区和牧区，则更僻远落后。这些地方对接受一般性的识字念书都有阻碍，更何况接受较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
    对石油等能源的开发，因是政府行为的投资，必定优先考虑内地的需求。清末陕西的延长石油矿、民国甘肃玉门石油矿，均是政府大量投资。尤其是玉门石油矿，是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兴建的一座近代石油工业城，对甘肃能源工业的发展、乃至中国石油工业的兴旺有不可估量的作用。石油城的出现虽然也带动了周围农工人力资源结构的改变，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才，但由于甘肃地区整体人文环境的滞后性，加之石油城位于远离居民区的地方，基地服务设施齐备，供应需求又直接与内地或国外联系、引进，与当地政府和周围居民区的日常接触少，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自成体系的单元。政府的目标在于石油，并不注意其他相关事业的建设，玉门石油是靠古老的骆驼运输各地，可以想见当地交通设施的落后与不便。这种开发对当地经济能有多大的拉动和辐射作用，可想而知。
    在对整个西北部资源开采中，尤其是三四十年代的开发，仅仅从资源配置和战略需求出发，求效益的最大化，没有对矿藏周围生态加以保护的意识，开采是无规划的、盲目性的。如采金技术依然用土法，将一个刻有许多横槽的淘金板放在水中，板上放泥沙，来回拖动，使沙金粒沉积于淘金板的横槽中，再从水中拿出，把水银倒在横槽中，使水银流动与碎粒的金矿混合成为混汞金，再取出放到火上烧。汞受高热升华蒸发，剩下纯金。人们形象地称其为“兔儿粪”。这种只顾眼前利益，为聚敛财富而进行过量的掠夺式开采，大面积破坏了山体和河床，污染了河水，从而使生态环境失衡，使西北业已脆弱的生态环境失去承载能力。
    总体来看，民国时期开发矿业大多以聚敛财富为目的，建设性少而掠夺性强。还由于参与开发者不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是迫于客观形势被动盲目的实践，开发活动缺乏长远眼光和统筹规划，更无法全力以赴，持之以恒。在没有先进的科技技术和有效的资金保障前提下，西北业已脆弱的生态环境难以承载过量的人口和过度的攫取。
    西北开发基本是政府政策行为作指导，资金主要来自政府投资。从清末以机械工业为主导的开发来看，清朝政府也曾拨款举办西北地方实业，引进了国内外的先进设备和技术人才。如从左宗棠、彭英甲的实践活动来看，清朝政府的投资并不少，但大部分是只投资，无收益。当时从国外引进全套的机器并聘请技术人员，从安装到维修均是外国技师负责，国人不懂技术，一旦机器出现故障，不能检修，只有废弃。因此大多是无利润经营。
    在民国的开发中，历届各级政府开始重视修路等基础设施的改善，仅青藏公路，前后就投资27,358万元[43]，但由于地理环境、气候、路基等条件较差，路况质量差。形成只投资而不问效益的状况，道路工程维修、保养不能配套，有的道路只在完工剪彩时通车一次，再就无人问津，无车通过。
    由于开发中的许多大型项目具有政府行为指导性质，资金也大部分来自政府，所以一旦缺乏全盘规划，统筹安排，失去政府支持，经济发展就显示出后劲不足，导致开发事业的半途而废。清末左宗棠的开发活动，就表现出极强的“人存政举，人去事息”现象。彭英甲举办的甘肃农工商矿局，也因地方经济落后，财政收支微薄，对劝业道的许多实业无力支持继续开办。清朝政府拨支协饷每年160万两，仅能支付甘省的财政，对多项的修路、建铁桥等实业则无财力应付。国民政府开发的总投资中，虽然对基础设施（能源、交通）的建设比较重视，如蒋介石说“财政困绌如此，而不惜尽全力以图之者，诚欲使后方交通与国防要地，得有相当之规模，以为御侮复兴之根据地”[44]。但投资所占比例有限，更不能投资当地扩大再生产和其他行业。最终显现出经济发展后劲不足。战后，政府停止资金投资，开发活动也随之消声匿迹，昙花一现。由于西北地区原有经济基础太差等种种原因造成了投资大，收益回报小。

整个西北开发进程中经济开发优先，生态环境保护和人文环境的改善滞后，尤其是科技文化教育滞后。这种失衡拖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后腿。西北的人文环境不仅滞后于全国，就是本区内也有极大的差异性。陕西有良好的儒家文化基础，发展早，民众受教育程度高，是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龙头。但自此向西，国民文化素质递减，多元文化氛围浓郁，科技知识传播受阻。加之农业、牧业、半农半牧等多种经济结构在时空上的交替更迭，使本已脆弱的生态环境遭破坏，后备资源不足，存在潜在危机。许多开发事业缺乏可持续性，使开发西北的战略构想和实际成效形成了明显的反差。

          （资料来源：中华文史网编辑部。）

 [1] 《龚自珍全集》第105页、第1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