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673条《谕策妄喇布坦防范哈萨克等来侵等事》为康熙五十一年岁末所书敕谕底稿。将此条敕谕与该书第2112条康熙五十二年五月十四日《领侍卫内大臣阿灵阿等奏请回文策妄喇布坦片》互读，可知康熙五十年代初年双方来往情况大致是：约在康熙四十九年、五十年之交，清朝政府曾以皮禅为使出使准噶尔，随被策妄阿拉布坦囚于布哈地方。不久，清朝政府又遣侍卫祁立德出使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随遣楚鲁木巴尔为使与祁立德同赴北京。而清朝政府则以其“与祁立德具奏之事无异，故未准入，遣回。”（1）同时，清朝方面还断绝了与准噶尔之间的通使互市。为此，策妄阿拉布坦又以纳玛西希为使，前赴喀尔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处。康熙帝获悉后，命其入京，“照副使例赏赐遣回”。（2）这样，康熙五十一年冬，策妄阿拉布坦又以策木波尔为使，出使清朝。康熙帝亲予接见，颁赐敕谕，同时，又再遣散秩大臣罗布藏锡喇布、侍卫祁立德为使前赴准噶尔。（3）据该敕谕透露，康熙帝接见策木波尔是在围场，而且要求出使准噶尔之罗布藏锡喇布等“备厚衣乘驿由此前去”。计其时间，当在康熙五十一年十二月康熙帝谒拜孝庄文皇后暂安奉殿途中于热河木兰围场行围期间。在敕谕中，康熙帝指出，双边关系恶化在于策妄阿拉布坦妄自尊大，以蒙古各部总代表自居，意图扩张及囚禁清朝使臣皮禅，同时，还表示准噶尔地方政权对于防范哈萨克、布鲁特等部骚扰边境有其积极作用，故而无意恶化双边关系。从《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2112条可见，此次出使并不成功。一是策妄阿拉布坦仍以蒙古各部总代表自居，并未改变其原来立场。二是于其所上康熙帝奏本中指斥清朝使臣罗布藏锡喇布“于中间违背大汗仁旨、口降之旨，散布不安生之言”。（4）虽然如此，康熙五十二年五月，准噶尔方面仍遣旦巴为使，出使清朝。清朝方面以策妄阿拉布坦奏本语气不逊，而其使臣旦巴“口禀与奏本无异”，不准入京，仅由部颁咨文而后遣返。从此，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并于两年之后导致了策妄阿拉布坦出兵侵犯哈密，双方进入战争状态的局面。康熙四十年代以至康熙五十四年初，由于双方关系渐趋冷淡并不断恶化，《清圣祖实录》有关准噶尔史事及双边关系记载几成空白，而《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2112、3673条，却可补《实录》记载之不及，不但记载了这一时期双方使节频繁来往交涉的具体情况，而且还透露了双方关系恶化的原因及其过程。可以说，这是有关清朝中央政权与准噶尔地方政权两者关系的极其珍贵的史料。

第3674条《谕策妄喇布坦当面会盟事》当为康熙五十五年夏间康熙帝致策妄阿拉布坦一份敕谕之底稿。康熙五十四年三月，策妄阿拉布坦出兵侵犯清朝汛地哈密。为此，清朝政府在调动军队进行抵抗的同时，还于当年五月分别派遣侍卫克什图自哈密，员外郎保住、原任主事孟克从堆河，两路使臣携带内容相同敕谕，出使准噶尔。同时，还另使哲布尊丹巴呼图派遣喇嘛楚阳托音出使准噶尔。康熙帝敕谕主要内容是：一，指斥其兵犯哈密，挑起战争；二，严令其送还拉藏汗之子噶尔丹丹衷，“尔只领准噶尔之众，居于僻处额尔齐斯地方”，不许向外扩张；三令其“亲身前来，我等会面盟定”，双方进行面对面谈判。（5）克什图、保住等至准噶尔后，策妄阿拉布坦以“使臣非系使臣，旨意非系谕旨，是部文等语死赖”。（6）在遣返使臣时，又特地派遣其使者潘提忠内和楚阳托音一齐赴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处。康熙五十五年三月，克什图、保住、楚阳托音与潘提忠内一起到京。为了打开谈判之门，康熙帝再派克什图、保住、喇嘛楚阳托音等携带敕谕自阿尔泰路前赴准噶尔。敕谕重申双方会盟，同时还“晓以利弊开导之，并宽生路，历数其非训谕之”。（7）此次出使，除楚阳托音受到礼遇外，清朝使臣克什图（科西图）、保住（保柱）均被“詈骂遣回”，（8）“拒纳来使，将其无礼逐回，并抢去衣物，俾我使臣徒步赤身而归。”（9）谈判大门又被关闭。应当是在此次遣使遭拒，清朝政府无法派出正式使节的情况下，康熙帝再“遣赉书回子往策妄喇布坦处”递送敕书。因为策妄阿拉布坦于前致敕书皆称部文而不以敕书视之，故而康熙帝于此道敕谕中称“此次行文内，既不称敕书，亦不叫部文。惟书致于策妄喇布坦”。（10）同时，以其态度蛮横，“来文称继续前进”，故而敕谕亦愤怒声称“我们惟请尔来，尔若不来，我军现正挺进，将赴尔处当面会盟议结”。（11）直现临以兵威之意。考虑到克什图、保住等出使往返所需时间，康熙帝此道敕谕书写时间，当在康熙五十五年夏左右。从此以后，因为双方关系恶化，而且处于战争状态，除了哲布尊丹巴尚与策妄阿拉布坦保持联系之外，大约两年的时间，清朝政府与准噶尔地方政权使节往来全然断绝。

第4165条《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奏进致策妄喇布坦之文稿》实为康熙帝自拟或指令臣下代拟，而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名义遣喇嘛楚阳托音携至策妄阿拉布坦处之文书底稿，其写作时间，当在康熙五十六年秋间。所以如此界定，一是文中哲布尊丹巴自言，“我老叟除为法度生灵外，年已八十有三，又图何名何利”。（12）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生于天聪九年（1635），至康熙五十六年（1717）恰好八十三岁。二是康熙五十六年七月初，康熙帝已获悉策妄阿拉布坦派兵入藏，因谕理藩院尚书赫寿致书拉藏汗，警告其不得伙同准噶尔军队入犯青海（13），而文中亦提及“又闻尔已由阿里克路发兵”，“此次派兵，想必尔或征伐拉藏，或助拉藏往犯青海耳”。（14）故可断定此文稿拟于当年七月二十日至八月二十五日得知策妄阿拉布坦军队确实犯藏信息之间。前此，自从克什图、保住再次出使准噶尔被逐之后，清朝政府与准噶尔地方政权之间往来完全断绝。此时，又得准噶尔军队入藏及侵犯青海消息，为了侦探对方信息以便准确决策，康熙帝乃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名义拟成文稿并以哲布尊丹巴属下喇嘛楚阳托音为使，再赴准噶尔。文中一方面掩饰清朝四万大军屯集边境，粮运为难而宣称：“今以万万牲畜运送粮米，往返无误，积存米畜。于阿尔泰、巴里坤等地屯田无数，粮食食之不尽”。（15）并劝其“于尔子弟中派一可信贤能之人入奏谢罪”，“留于大皇帝外疆，以为抵制逆教哈萨克、布鲁特、白帽、俄罗斯之屏藩，安居乐业，尊崇宗喀巴教，两世无悔，生而荣耀，死而无辜，且祖父之名，属地、奴仆皆可保全矣”。（16）由于双方处于战争状态，此次出使，并未收到什么效果。于是，康熙五十七年，楚阳托音再次出使准噶尔并于同年六月返回。据其回奏：“策妄阿喇布坦自言，大国皇帝宽洪如海，恕我之非，……甚属欢慰”。（17）不久，策妄阿拉布坦亦遣使沙津至阿尔泰军营，双方正式接触重新开始。（18）虽然如此，对于此次出使成就不可高估。一是策妄阿拉布坦当时正在将战争扩大到青藏地区，无意言和，其向楚阳托音表示认罪只是虚与应付之词；二是清朝政府以策妄阿拉布坦侵犯青藏，正拟调动军队，大张挞伐。因而，双方这些外交活动，不过仅是互相侦测对方的情报活动而已。

第3678条《谕拉藏汗派兵援剿策妄喇布坦事》为康熙帝敕谕拉藏汗之底稿，书写时间在康熙五十六年九月中下旬。康熙五十六年七月，通过戍守巴里坤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康熙帝已获悉策妄阿拉布坦派兵入藏事。但是由于前此拉藏汗与策妄阿拉布坦有联姻之举，同时又与青海罗卜藏丹津、察罕丹津为里塘新出胡必尔罕事嫌隙甚深，兼之以道里遥远，故而对策妄阿拉布坦此次军事行动意向不清。或怀疑其帮助拉藏汗征讨布鲁克巴，或怀疑其与拉藏汗一起侵犯青海，而对其出兵侵藏的真实目的，只是作为一个可能予以推测。为此，康熙五十六年七月，他还命理藩院尚书赫寿致书拉藏汗，警告他不得伙同策妄阿拉布坦北上侵犯青海。康熙五十六年七月初四，大策凌敦多布统率之准噶尔军队与拉藏汗军队在那克产一带正式交火。当年七月十三日，拉藏汗特遣斋桑托齐星夜北上，携带其告急书信，将此通知青海和硕特部左翼盟长多罗贝勒达颜、色布腾扎勒等及清朝驻西宁侍读学士禅里浑，郎中常寿等。禅里浑、常寿等不敢怠慢，即于八月十四日以奏折通过驿站飞报中央并于八月二十五日到达康熙帝手中。按理来说，至此，策妄阿拉布坦军队南下意图已不问自明，而康熙帝却仍未改变策妄军队入藏是勾结拉藏北犯青藏的旧思路，仅止谕令青海各部与西疆清军各作准备，而无任何救援拉藏汗之举。（19）就在这段时间，西藏形势进一步吃紧。于是，拉藏汗再次遣使北上告急。试观敕谕中引述拉藏汗之语，“土伯特之兵虽众，因自幼未经征战，故不堪（好）[战]，而我蒙古兵马不多”，（20）可知其已处于劣势。又其述及双方最后交战日期为同年八月初九日，而且文中还有“我及土伯特之兵力有万余，策妄喇布坦之军拒战二十余日”（21）等语，可知其遣使求援即在八月初十日左右。以其遣使西宁如同上次需时二十八日，而由西宁折奏急递至京需时九至十一日计，清朝中央政府作出决策反应应在拉藏汗奏疏发出四十日后。而就该条敕谕所载可见，康熙帝是“趱拟敕书，特遣领催宣谕”，（22）对此奏疏反应甚为迅速，毫无耽搁。以此可知，此敕谕书写时间，当在是年九月二十日前后。再就敕谕内容而言，也修改了前此游移不定的立场，一是支持其坚决抵抗并告诫其“切勿懈怠，落入策妄阿喇布坦之圈套，守护班禅额尔德尼”。二是告知其“目下我将军大臣等、尔之兄弟、左右翼台吉等共商议备兵事宜”，以坚定其抵抗信心。（23）关于拉藏汗乞援奏疏，《清圣祖实录》仅于康熙五十七年二月之下载录其一，而《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088条、第3678条又载录两条。而且，其时间、内容均不重复。以此可知，准噶尔军队入犯西藏后，拉藏汗曾先后三次乞师救援，从而进一步丰富了拉藏汗与青海各部、准噶尔政权及清朝中央政府相互关系的研究内容。

第3668条《敕谕策妄喇布坦交还拉藏汗妻子及被掠人财事》为康熙五十七年五、六月之交康熙帝敕谕策妄阿拉布坦之底稿。文中称：“去年七月，策凌敦多布等领兵前往西招，青海台吉闻之甚为愤慨”。又称：“本年五月，我大军一万，青海兵二万，整饬兵力，起程前往拯救西招，今日想必已到”。又称：“尔阅此谕，尽快决断，遣贤能之人于八月内驰速回奏”，（24）皆足证明这一推断无误。又，该敕谕还透露，此时策妄阿拉布坦有遣使清朝之举。文中称：“据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差往尔处之使者喇嘛楚阳托音来报，尔已遣使具疏谢罪。”又称：“是以未准尔使入觐，将朕之敕谕交付来人带回。”（25）考《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218条康熙五十七年七月十八日《议政大臣海金等奏为进剿策妄喇布坦筹备军器折》所引振武将军傅尔丹奏折称：“由行在理藩院咨行颁策妄喇布坦谕旨，六月二十二日到奴才军营后，奴才等钦奉谕旨，著员外郎保住等将谕旨交付策妄喇布坦使臣沙津而遣返。”（26）可知此次交付来使谕旨即第3668条谕旨，其来使名叫沙津，交付地点是在阿尔泰军营。傅尔丹奏折又称：“（策妄阿拉布坦）遣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使者塔布齐，携至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前。”（27）据此可知，康熙五十七年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派出楚阳托音归来时，一并携来策妄阿拉布坦遣往清朝使臣沙津和遣往哲布尊丹巴处使者塔布齐。这些，皆足可补充《清圣祖实录》记载之阙漏。就敕谕内容而言，一是指斥其出兵犯藏，“杀害拉藏，以灭一家”，毁灭寺庙，肆行抢掠；二是告以已派兵自青海南下，救援西藏，以震慑其心；三是要求其“诚心谢过赎罪”，“将拉藏之妻三子、被掠之寨桑、奴仆、达赖喇嘛、班禅之使者及所掠各寺庙供佛物品，以及达赖喇嘛、班禅商上诸物，委派尔可信之善人，速由巴里坤路送来，务必完整无缺”。（28）这些内容，此后康熙帝致策妄阿拉布坦多次敕谕中均反复申述，但是追本溯源，均皆始之于此，从而使之成为清军入藏之前三年中双方矛盾的焦点和症结。

第3670条《敕谕策妄喇布坦派人奏明杀害拉藏汗之缘由事》亦为康熙五十七年五六月间致策妄阿拉布坦敕谕之底稿。文中称：“为此大事，朕本应派专使往送敕书。但恐如若遣使，尔又以部臣推托，借口不信任而予阻拦，以致将误大事。是以派策凌敦多布等遣往青海诸台吉处三人中之罗卜藏、巴巴二人，携敕谕前往尔处，遣希拉布等前往策凌敦多布等处矣。”（29）考《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九康熙五十七年五月丁巳条载，总督额伦特奏，“四月五日，拿获策凌敦多卜之使人罗卜藏等八人，……将使人罗卜藏等交主事奈曼代，沿途防护，解往京城。”（30）以其解京需时四十日计，其至京时间，当在是年五月中旬以后。再加上讯问口供并据之进行讨论、进行决策所需时日，此敕谕撰写时间与前述第3668条敕谕大致同时或者稍晚。两道敕谕书写时间虽然大致同时或相距不远，但却根据赉回谕旨路线及其使节来历不同而有所差异。自阿尔泰军营交策妄阿拉布坦使臣沙津赉回之第3668条谕旨，因自北路递书，故而于敕谕中提及已于五月间派色楞等将兵救援西藏事。在康熙帝看来，敕谕抵达之日，色楞等早已成功，既无泄密之虞，又可收震慑其心之效。而罗卜藏、巴巴二人，原系策凌敦多卜遣往青海使者，遣归之日，自然选择巴里坤一路，为恐泄漏军事机密，故于色楞率军南下入藏一事，绝口不提，而另提拥立新达赖喇嘛等当时准噶尔、青海各部的热点问题。不过，由此也可看出，康熙帝此时已对被大策凌敦多布囚禁的达赖六世伊喜嘉错和西宁灵童噶桑嘉错的看法发生变化。前此，康熙帝一直是极力支持拉藏汗拥立的伊喜嘉错，极力压制青海各部寻认的达赖灵童噶桑嘉错。而第3670条谕旨中，康熙帝则称，前此册封伊喜嘉错为达赖六世为“无可奈何”之举，并说自己“未曾断言该呼毕勒罕（指噶桑嘉错）是假，不能坐达赖喇嘛之床。”（31）正是从此之后，康熙帝对西宁呼毕尔罕噶桑嘉错态度进一步倾斜，并于康熙五十九年二月将其册封为达赖喇嘛，送藏坐床。就此而言，此条敕谕价值极高。而且，由此敕谕还可看出，早在康熙五十七年，清朝政府已和占据西藏的大策凌敦多布发生接触，在派遣罗卜藏、巴巴二人致书策妄阿拉布坦的同时，还遣希拉布等致书大策凌敦多布。就希拉布身份而言，当是大策凌敦多布遣往青海各部使者中之一人，但此次致书，却较之康熙五十八年三月以主事胡必图出使大策凌敦多布整整早了一年。这些，亦为《清圣祖实录》所不载并足可补其阙漏。

第4121条《议政大臣等奏进致总督额伦特等文稿》为康熙五十七年九月中旬以后至十月上旬间所书。康熙五十七年五月，康熙帝以总督额伦特、侍卫色楞等率兵六千自青海南下。七月间，渡过喀喇乌苏河后即遭大策凌敦多布率兵截击，苦战月余，兵员大量伤耗，兼之以给养缺乏，不得不于同年九月再渡喀喇乌苏河，北上就粮。大策凌敦多布紧追不舍，战争惨烈。九月二十八日，额伦特阵亡，色楞等被俘，残部亦大多被俘。据同年九月十九日康熙帝所颁上谕中已有“今我军抵哈喇乌苏，拒敌以驻”之语并规划来年出兵征讨，则其时康熙帝已获战况不利之情报。（32）而此篇《议政大臣等奏进致总督额伦特等文稿》中又称：“今正值冬时，或固守，或粮秣难至，则巧妙调回以保全斯军驻守要隘。”（33）按是年有闰八月，立冬日为九月十五日，故知此文稿撰拟日期当在同年九月十九日颁发上谕前后数日。此后不过二十余日，康熙帝即获悉额伦特等全军覆没消息并“命皇十四子固山贝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34）由于撰拟此稿时额伦特等败局已定，笔者怀疑此文稿尚未发出而康熙帝已获全军覆没之败报，故而与其他档案一起留存至今。

第3671条《敕谕厄鲁特台吉策妄喇布坦速派人奏明缘由事》为康熙五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所书敕谕底稿。康熙五十八年正月初，策妄阿拉布坦遣使阿旺达希等五人携带策妄阿拉布坦奏疏自南路至清朝巴里坤军营，靖逆将军富宁安以其“除文书外，无口奏语，故未将阿旺达希等遣派京城，留在军营”并于正月十一日具折向康熙帝报告此事。（35）正月二十五日，康熙帝览折后降旨：“其所遣五人内，命将二人由彼遣往大将军王前，自大将军王处同我等所差使臣，连同策妄所奏蒙古书，一并遣送策凌敦多布等处。其余三使臣，著执谕旨遣归。”（36）同时还撰就谕旨，其谕旨具见《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332条《议政大臣巴珲德等奏请阿旺达希入京城折》，与该书第3671条敕谕内容大致相同。议政大臣等讨论后认为，“策妄喇布坦极奸诈之人，借故具奏此书，为探我信息、察看形势而遣派，这不可料定。本应不准伊等进入，应即遣返。惟去年向策妄喇布坦发谕旨，准伊以信任之妥人为使派遣。今倘不准策妄喇布坦该使进入，则又诬赖声称未准使臣进入、部院隐匿未通报等情。”（37）为此，康熙帝改变决定，准其进京，同时以敕谕策妄阿拉布坦谕旨已经撰就，如果“将使臣俱携至京城再遣，往返需时时日”。因命“除将二人遣往大将军王前外，将阿旺达希本人及跟役一人依议携至京城，其内一人命赉谕旨，即刻遣归”。（38）约于此后半月，此敕谕通过驿递到达巴里坤军营并由来使阿旺达希之从人携归，阿旺达希本人则被清朝方面护送入京，直至同年五月始被遣归准噶尔。（39）关于敕谕内容，一是如同前此致策妄阿拉布坦各道敕谕一样指斥其“暗自派兵杀害拉藏，毁坏寺庙，驱散喇嘛，扰害土伯特人民及众生灵。”（40）二是掩饰额伦特、色楞进兵全军覆没为没有奏请批准便“擅领些许汉军，不顾地方遥远，气候恶劣，挺身而入，是以马匹羸瘦，兵略有损。”（41）三是告以已派“皇子大将军王领京城满洲蒙古大军前往西宁”，筹备安藏之役。四是告以欲与大策凌敦多布会盟以商讨拥立新达赖喇嘛。五是如前令其交出拉藏汗被掠妻孥并交还被俘清军将领色楞等。这些内容，前此致策妄阿拉布坦各道敕谕有的已载，有的未载。但是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及主要争执点。

第4113条《议政大臣议奏招抚巴塘、里塘折》为康熙五十八年三月间所上奏折。据《清圣祖实录》卷二八三康熙五十八年三月辛巳条所载上谕，与此内容相符，故而可判定折奏日期当为当年三月初六日或三月初七日。又，据第4113条奏折载，四川总督年羹尧奏折中有将大策凌敦多布送还上年征藏被俘人员中“凡为官者即行查明正法；为兵丁者，各送回原籍”之语。（42）议政大臣以康熙帝此前谕旨有“此次进剿官兵，有功而无罪”而未予准行。这些，《实录》皆未录入。有此奏折，可补《实录》之阙略。

第4199条《理藩院奏进蒙古扎萨克王公贝勒致策妄喇布坦来降书》约作于康熙五十八年底至五十九年四月进军西藏之前。观其文中述及史实至清朝使臣胡必图出使大策凌敦多布并于前此各敕谕中不确信息如大策凌敦多布已逼迫班禅圆寂作了纠正，故可知此文写于胡必图出使归来之后。考胡必图出使大策凌敦多布，事在康熙五十八年三月，其间曾应大策凌敦多布之邀前赴扎什伦布寺觐见班禅，八月十七日返抵西宁。（43）有关其觐见班禅情形传出，当在其后月余，故可断其为康熙五十八年冬月间以后所书。另，该文并未提及拥立新达赖喇嘛及大军入藏等事，故可判其写作下限在康熙五十九年二月以前，其文中值得注意者，一是揭露策妄阿拉布坦“先前尔派视如股肱之拉木扎木巴盆楚克、丹津等为使前来。自盆楚克、丹津返回后，不知以何言调唆，使尔反目”。（44）可知策妄阿拉布坦于遣使青海的同时，还曾遣使喀尔喀蒙古各部，以行其挑拨离间之计。二是宣称喀尔喀各部蒙古人畜繁衍，“已觉牧场狭窄”，为了扩大生存空间，不惜与其决一死战，从而使其在蒙古各部中亦处于极为孤立的地位。

第3687条《敕谕班禅额尔德尼宽心弘扬佛教事》为康熙五十九年八月康熙帝所降谕旨之底稿。康熙二十年代以后，由于达赖五世圆寂，第巴桑结嘉措匿丧不报以及其后拉藏汗与第巴桑结嘉措权力之争而导致的达赖六世两次废立，数十年中，西藏政局十分混乱。以此之故，班禅地位日形重要并且成为藏局能否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此，康熙五十二年，康熙帝首封其为班禅额尔德尼。康熙五十六年，大策凌敦多布入据西藏，为了建立统治，在囚禁拉藏汗所立达赖喇嘛伊喜嘉错的同时，却对班禅表示尊重。康熙五十八年六月，康熙帝遣主事胡必图入藏，与大策凌敦多布等商讨拥立新达赖喇嘛事，应大策凌敦多布之邀，前赴扎什伦布寺谒见班禅。因为其时有准噶尔人在场，班禅“未敢向胡必图合十致礼，亦未能请皇上安。”（45）而后，为了争取青海各部支持出兵安藏，康熙帝将青海各部寻认的达赖灵童噶桑嘉错册封为新达赖喇嘛并派军队护送其入藏坐床。因为康熙帝册封新达赖喇嘛之举事前没有征求班禅意见，为了取得他的支持以稳定藏局，康熙五十九年八月十八日，在入藏大军取得节节胜利之际，康熙帝命议政大臣撰写敕谕，以驿递送至大将军王允禵军前并命其“派喇嘛一名，贤能章京一名”，携带敕谕及绸缎十匹，“问候班禅安好”。（46）在敕谕中，康熙帝历数准噶尔军队入藏罪行，告以大军入藏及携带新达赖喇嘛入藏坐床消息，并对准噶尔军队入藏后班禅“忧愤交加，形容憔悴衰老”极表同情和致以慰问。（47）此道敕谕于当年九月十二日抵达允禵行营并于同年十一月十二日抵藏。（48）班禅拜领敕谕后，随即遣使北京进贡请安，与此同时，对于以噶桑嘉错为首的西藏新政权，也取积极合作态度，藏地政局迅速安定下来。

第3669条《敕谕厄鲁特台吉策妄喇布坦速来会盟事》大致写于康熙五十九年十月。据文中透露，该道敕谕是由准噶尔来使哈西哈携还。（49）考准噶尔使臣哈西哈出使清朝，事在康熙五十九年四月上旬。康熙帝初拟令其进京而后遣返。因为当时正值大军进藏前夕，议政大臣认为：“策妄阿拉布坦遣来之使人哈什哈并非重要之人，似是专藉遣使窥视我兵情形，不可不防。若将此使人当即遣回，彼必知觉我们进兵消息。”因而建议：“此时应派章京一员前赴巴里坤，将策妄阿喇布坦使人哈什哈绊住，令其缓赴西宁。俟大将军王奏明行知令其前往之时，再行前送。未经行知之前，仍令淹留彼处。我们三路进兵事定回来时，如何遣回之处，俟奏闻奉旨后，编写文书给与策妄阿拉布坦，再将哈什哈遣回。”（50）随经康熙帝批准。以此可知，哈西哈进入清朝汛界后，并未立即遣返，而是羁留了相当一段时间。又，该敕谕述及史实，仅至定西将军噶尔弼八月二十三日率军进入拉萨，诛杀策妄阿拉布坦遣往西藏之五名喇嘛和“第巴达克萨等来迎投顺”，而未及同年九月初八日平逆将军延信送新封达赖喇嘛自达木启程进入拉萨。考康熙帝获得噶尔弼入招消息，是在康熙五十九年十月庚戌（十一日），（51）得知平逆将军延信送新达赖喇嘛入招，是在同年十月乙卯（十六日）。因而，此道敕谕应撰于康熙五十九年十月十一日至十六日之间。十数日后，此道谕旨始经驿站交付哈西哈携归。计其前后滞留清朝汛界时间，当在半年以上。而就敕谕之内容而言，则是借大军平藏之余威，历数策妄阿拉布坦诸罪行并仿古人会盟城下之意，扬言来年正月分三路进军准噶尔，并命策妄阿拉布坦于次年正月前遣使回奏。是研究当时清朝与准噶尔关系的一篇重要文献。

第4161条《侍卫喇锡奏进致策妄喇布坦之文稿》写作时间亦为康熙五十九年十月，与第3669条敕谕大致同时。文中称：“台吉寄语此次使者哈西哈曰，侍卫喇锡尔念旧好，助我使者以善言具奏皇帝，倘蒙恩旨下颁，能使我厄鲁特安无兵刃，虽系大皇帝之仁，但传宣谕旨之鸿福绪余，亦为尔之福也。”（52）可证此文稿系于哈西哈遣返准噶尔时所一并携归者。考侍卫喇锡（《清圣祖实录》作拉锡。）出使准噶尔，事在康熙三十七年三月。（53）出使期间，与策妄阿拉布坦脾性相投，私谊甚笃，（54）故而于康熙五十八年正月派遣阿旺达希携来奏疏中希望清朝方面能派遣“如侍卫喇锡之贤能人为使，则各事缘由即可详奏”。（55）事过年余，又通过来使哈西哈之口再次表达希望喇锡能出面相助。针对策妄阿拉布坦的这种心情，康熙帝在颁布敕谕历数其启衅侵藏罪行，严令其交还战俘，交出战犯并以会盟为名，临以兵威的同时，还命侍卫喇锡作书，对其启衅侵藏行为进行批评，同时劝告其“虔心悔过”。（56）由此可见，康熙帝在对付策妄阿拉布坦叛乱时，不但注重军事，同时也十分注重从多方面发动政治攻势、思想攻势，表现了他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第3672条《敕谕策妄喇布坦择地面议并交还拉藏汗妻子事》为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至十二月敕谕策妄阿拉布坦之底稿。据该敕谕透露，该敕谕是针对准噶尔使臣巴尔所携策妄阿拉布坦认罪奏疏而颁发。而巴尔自准噶尔出发时，哈西哈尚未返回准噶尔。考虑到使臣入境后策妄阿拉布坦认罪奏疏传递所需时日，而且敕谕中述及史实又至处死投降准噶尔之西藏第巴达克咱，可知此道敕谕撰写时间当在康熙五十九年岁末之际。同时，通过此道敕谕可知，康熙五十九年岁末，策妄阿拉布坦曾具疏认罪并再次遣使清朝。凡此，皆可补《实录》记载之不及。又，据敕谕载，康熙帝再次严令策妄阿拉布坦交还拉藏汗妻子，此后所有致策妄阿拉布坦敕谕中亦篇篇提及。拉藏汗执掌藏政期间，对于康熙帝一直十分忠顺。康熙五十六年大策凌敦多布率兵侵藏，拉藏汗又三次乞师。如果于其初次遣使告急之际即积极组织救援，事态发展或许不至后来那样糟糕。而康熙帝却始而怀疑其联合准噶尔军队入侵青海，不久事态虽明，亦未及时救援，致使全藏沦于敌手，自已也遭受了重大损失。不但失去西南屏障，而且从情义上也对不起拉藏汗。大约是基于这种歉疚之情，此后数年以至其死，康熙帝总有一种拉藏情结，凡致策妄阿拉布坦敕谕，必定提及令其归还拉藏汗妻子。

第3667条《谕策妄喇布坦敕书》为康熙六十年二、三月间所书致策妄阿拉布坦敕谕之底稿。据文中透露，书此敕谕时，准噶尔使臣巴尔刚刚离境，而且敕谕中叙及最后日期，为康熙六十年二月二十日，故将此敕谕书写时间定于康熙六十年二、三月间。其时，藏地全定。故而康熙帝于敕谕中尽情历数准噶尔军队入藏罪行，严令策妄阿拉布坦拿交战犯大策凌敦多布等，交还拉藏汗家属及被俘清军将士，宣布派兵戍守西藏决定等。其致送敕谕之色布腾，于史无征，似非两方正式使节，而只是准噶尔俘虏。

第4164条《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奏进致策妄喇布坦文书稿》是康熙六十一年初议政大臣、军前召回大臣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名义所拟之征求意见稿。前此，自从准噶尔使臣巴尔离境返回后，准噶尔音讯杳然。而清朝方面两路军队戍边，兵丁、跟役不下六万余人，不独粮运为艰，而且兵兴六年，军费开支浩繁，难乎为继。为此，康熙帝不得不谋求和谈。康熙六十年九月，康熙帝以长期未得策妄阿拉布坦实情而谕令抚远大将军允禵差人“咨文策妄阿拉布坦”。（57）因为其时双方正处于战争状态，此次遣使未能成行。康熙六十一年正月，康熙帝认为“我等若遣使往策妄喇布坦，伊以为如同我等求伊，或不能取伊而改变主意。故此，我等断不可遣使。”因而谕令“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系喇嘛者，先亦屡有往策妄喇布坦遣使之处。呼图克图遣人仍可，由此处议，缮拟咨行策妄喇布坦书咨行呼图克图。由呼图克图处拣选贤能喇嘛为使火速差遣。往人逾阿吉岭，从吐鲁番速往，无多久抵达，亦获取彼处讯息情形。倘呼图克图好言相劝策妄喇布坦，伊惧，若称解送拉藏妻孥、臣仆、我方被扑获之人，认错坚决归降，再不敢来侵边界，……。”并将此谕交“诸议政大臣等会同军中召回之将军大臣等，详尽议奏。”（58）而此《文书稿》中载：“昔日尔无端来犯哈密，无嫌隙为宗教起兵，吾虽遣使倾心相劝，尔却不纳吾言。兹尔（闻）四面受敌，焉保何疆何土。大皇帝之军已云集阿尔泰、巴里坤、吐鲁番。（虽）[兵来]六年[余]，愈于各处耕田筑城屯粮。”（59）计自康熙五十四年三月策妄阿拉布坦出兵侵犯哈密，至六十一年初，恰已六年有余，可证此文稿系按康熙帝谕旨于康熙六十一年年初所作。又，该文书稿写有“其内若有不当之语，可斟酌删减，大体即照此文意拟送”，可证是致送哲布尊丹巴并请其补充修改之未定稿。（60）该文稿又载，“对此信之言，策妄喇布坦若无顺从之意，甚有难色，则前去之喇嘛可谓之曰，我师傅密授于我，策妄喇布坦若欲取名号而有为难不便之处，可照其祖父之旧礼，请安入贡，奏请皇上恩鉴。吾亦将其不便之情奏示皇上。倘蒙皇上明鉴准行，岂不尔之造化耶。”（61）则更是如同向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及其所遣出使策妄阿拉布坦处之喇嘛传授锦囊妙计。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收到此稿后，按照康熙帝要求撰拟了正式致策妄阿拉布坦文稿，乃再遣喇嘛楚阳托音出使准噶尔。此时，由于兵兴六载，而且是以一隅抗四海，兼之以内部矛盾尖锐，同时在西北两侧又与哈萨克、俄罗斯为敌，策妄阿拉布坦早已有力不能支之感，因对来使和谈作出积极反应。据《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643条载，楚阳托音于当年“五月十八日抵至策妄喇布坦驻扎之特克斯河地方，八次会见策妄喇布坦，在彼处一百十日，九月初七日自伊犁河处启程”，并携来策妄阿拉布坦致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文书，于中承认“侵哈密，斩拉藏汗，此我过分之处，为此被大皇帝憎恶。”（62）同时，还分别遣使布寨（博斋）、踹那木喀（又作吹扎木喀、垂扎木喀）随同楚阳托音前赴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处及北京。（63）至此，经过十数年的对立和战争，双方和谈大门重新开启。雍正帝即位初，即从西疆撤回军队，双方和平局面维持了六、七年之久。另，联系上述各篇无年月文书，可知自康熙五十年至六十一年十二年间，清朝中央政府和准噶尔地方政权使节往来之详细情况。按照时间次序，清朝中央政府先后派遣过皮禅（五十年？）、祁立德（五十一年）、罗布藏锡喇布、祁立德（五十一年）、克什图（五十四年）、保住、孟克（五十四年）、楚阳托音（五十四年）、克什图、保住（五十五年）、楚阳托音（五十五年）、楚阳托音（五十六年）、楚阳托音（五十七年）、胡必图（五十八年）、音扎纳、齐约尔图、安玛利（李庆安）（五十八年）（64）楚阳托音（六十一年）等出使准噶尔，共计十三次。准噶尔地方政权亦先后向清朝中央政府及哲布尊丹巴处遣使十二次，按照时间次序为，楚鲁木巴尔（五十一年）、纳玛西希（五十一年）、策木波尔（五十一年）、旦巴（五十二年）、潘提忠内（五十五年）、沙津（五十七年）、塔布齐（五十七年）、阿旺达希（五十八年）、哈西哈（五十九年）、巴尔（五十九年）、布斋（六十一年）、踹那木喀（六十一年）。其中仅楚阳托音一人出使即达五次之多。可见，在保持清朝中央政府与准噶尔地方政权相互沟通以致促成双方和谈的过程中，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及其使者喇嘛楚阳托音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上述各条之外，还有第3665、3682两条朱谕也可考见其写作时间。其中第3665条《康熙帝朱谕一纸》经和康熙帝《御制诗文集》相对照，可知其颁谕对象是主持北路军事的振武将军傅尔丹，颁谕日期是康熙五十六年五月二十日。（65）第3682条《谕尚书富宁安赴军中与将军商议相机而行事》内容亦载于《御制诗文集》，事在康熙五十四年七月初二日。（66）至此，连同前此《允禵奏折考辨》一文，已对其中三十余篇无年月文书进行了考辨。笔者欢迎清史学界同仁一起参加此项工作，不但考其未考部分，同时也对拙作谬误进行指陈，以期推动康熙帝经营西疆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注释：

(1)(2)(4)《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2112

(3)策木波尔，《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673条作“垂木坡尔”，当是一人。

(5)《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2600条

(6)(7)《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2672条

(8) (24)(25)(28)《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668条

(9)(49)《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669条

(10)(11)《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674条

(12)(14)(15)(16)《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4165条

(13)《康熙起居注》康熙五十六年七月二十日，中华书局

(17)《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九 康熙五十七年六月

(18)(26)(27)《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218条

(19)《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088条

(20)(21)(22)(23)《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678条

(29)(31)《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670条

(30)《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九 康熙五十七年五月

(32)《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261条

(33)《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4121条

(34)《清圣祖实录》卷二八一 康熙五十七年十月

(35)《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3332第、3336条

(36)(37)(38)《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332条

(39)《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403条

(40)(41)《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671条

(42)《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4113条

(43)《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卷四《赴藏主事瑚毕图回述藏情折》

(44)(45)《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4119条

(46)《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528条

(47)《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687条

(48)《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卷十三《遵旨遣使赉送圣旨由班禅拜领情形折》

(50)《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501条，《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卷八《将策妄阿拉布坦使人哈什哈留住西宁，俟事定后再行遣回折》

(51)《清圣祖实录》卷二八九 康熙五十九年十月

(52)(56)《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4161条

(53)《清圣祖实录》卷一八七 康熙三十七年三月

(54)《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册第28条

(55)《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671条

(57)《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卷十八《厄鲁特侵犯吐鲁番击退准部内有内不和讯折》

(58)《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588条

(59)(60)(61)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4164条

(62)《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643条

(63)《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卷二十《策妄阿拉布坦差员踹那木喀等进京派员护送折》

(64)《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403条，按此次遣使系靖逆将军富宁安自巴里坤派出，且未执康熙帝敕谕，其中安玛利乃道士李庆安之化名，负有施展神法，改变策妄阿拉布坦心肝，迷惑其灵魂（见《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334条）的特殊使命，经康熙帝特批前往。但出使结果不详，很可能被策妄阿拉布坦识破行藏，未获入境。

(65)《清历朝御制诗文集》(圣祖)《御制文四集》卷十一《敕谕》

(66)《清历朝御制诗文集》(圣祖)《御制文四集》卷六《敕谕》

（资料来源：本网编辑部。白新良，1944年生，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研究员）

附录：现将《康熙后期经营西疆失载年月满文档案考辨》一文的姊妹篇《允禵奏折考辨》附于后，以饷读者。

允禵奏折考辨

摘要：本文对今存允禵奏折总量、资料及时间分布、完缺及其原因、翻译、刊印错误和允禵无年月奏折及相关朱批具体写作时间等问题进行了考察，从而论定：现今已刊允禵奏折总量为357份，允禵是康熙五十七年至六十一年所上奏折数量最多之人，在康熙后期奏折总量中居于重要地位。其来历，分别是贮于宫中的允禵奏折原本和根据其所进理藩院副本抄录而成的理藩院录副本。其中之奏折原本，曾经雍正帝删毁，删毁数量超过原折三分之二以上。残存奏折原本和理藩院录副本在翻译、刊印中又经删削，从而使今行翻译本残上加残。同时，今行允禵奏折翻译本在翻译编辑质量上也都存在严重问题。现存允禵无年月奏折及相关朱批之相当部分，均可考订出其具体写作时间。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将会进一步推动康熙帝经营西疆和康熙后期争储夺嫡等问题研究的深入。

允禵是康熙帝第十四子，原名胤祯，与雍正帝胤禛同母。康熙五十七年十月，他被任命为大将军王，率兵安藏和规划平定准噶尔台吉策妄阿喇布坦叛乱。数年之中，功勋卓著，朝野瞩目。但是由于他卷入了康熙季年的诸子争储斗争，雍正帝继位后，即将其从前线召回，严加禁锢。同时，还严谕收缴他和康熙帝之间来往奏折及朱批。而后，在纂修《圣祖实录》时，虽然收录了他的个别奏折，但亦大加删节，致使他在康熙末年的政治活动几乎成为空白。一九九一年、一九九六年先后刊行的《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以下简称《允禵奏稿》）和《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则向世人展示了数百份允禵奏折和针对这些奏折的康熙帝朱批，使得尘封二百余年的有关允禵的数十万字的历史资料重睹天日。然而，对于这批文献的来历、完缺、价值及存在问题，迄未有文论及。为了便于学界使用，笔者不揣譾陋，对之进行初步清理并试加考辨，以就正于学界同仁。

一

就目前所见资料而言，允禵奏折及其朱批分见于《允禵奏稿》、《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清圣祖实录》和《清史资料》第三辑收录之《抚远大将军奏议》四书。就四书各载允禵奏折数量而言，《允禵奏稿》收录允禵奏折255份，《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收录允禵奏折137份，（内有4折自相重复，实为135份）《清圣祖实录》收录经过删节的允禵奏折21份，《清史资料》第三辑《抚远大将军奏议》收录允禵奏折27份。合以上四书，汰去重复，共计357份。其中仅见于《允禵奏稿》者219份，仅见于《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者99份，两书互相重复者36份。仅见于《清圣祖实录》者3份。《清史资料》第三辑《抚远大将军奏议》中之27份则完全同于《允禵奏稿》而无别出奏折。就年月分布情况而言，允禵奏折全部集中于康熙五十七年十月至六十一年十月之间。其具体分布情况是，康熙五十七年进折6次，奏折7份；康熙五十八年进折23次，奏折125份；康熙五十九年进折27次，奏折111份；康熙六十年进折28次，奏折102份；康熙六十一年进折8次，奏折9份，另加不署年月奏折3份，总计四年中，进折92次，奏折357份。这一数量，在康熙朝满文奏折中，仅次于康熙帝的皇三子允祉（471折），武英殿总监造和素（363折）而位居第三。在康熙朝汉文奏折中，仅次于直隶总督赵弘燮（794折）和苏州织造李煦（429折）。但如考虑到上述四人进折时间皆在十余年以上以至二十余年，而自康熙五十七年十月至六十一年十月，允祉仅进1折（另有失载年月折49件），和素并未进折，赵弘燮仅进4折。李煦进折较多，也只有73折。则单就此四年而计，允禵实为臣工进折数量最多的一个人。又据笔者统计，康熙五十七年至六十一年康熙帝去世，康熙帝共收到满文奏折604件（以《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的奏折加上《允禵奏稿》中之独有部分），允禵奏折即占其半数以上。即使再加上这一时期收到的汉文奏折305份，在四年奏折总量中，允禵奏折也占三分之一以上。（1）且不说允禵奏折所涉及的康熙帝出兵安藏、经营西疆以及建储问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如何，单就允禵奏折数量在当时所有奏折中的比重，也可看出允禵在康熙末年的政治分量了。兹将允禵奏折分布情况制表附于文后，以便学者进行研究。

二

如上所述，允禵奏折集中见于《允禵奏稿》和《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二书，那么，这两部分奏折的来历及其完缺情况便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和重视。为了弄清这些问题，首先需要了解其间之异同。除了上述两部分奏折互相重复及各有特出部分之外，其明显不同之处有四。一是就具折人名称而言，《允禵奏稿》皆作允禵而《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皆作胤祯；二是前书皆无朱批而后书允禵奏折多有朱批；三是前书不载允禵请安折而后书允禵奏折则载录允禵及其三侄请安折10份；四是两者虽有重复，但《允禵奏稿》折数却明显多于《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之允禵奏折。据此，笔者认为，这两部分奏折满文原稿皆曾经过不同机构和人员的再处理。其中《允禵奏稿》所依据之满文原稿经过再处理而部分改变了其原来面貌，并非原始档案；而《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的允禵奏折所依据的满文原稿虽是原始档案，但在经过再处理后则被删去了三分之二以上的折件。据《允禵奏稿》前言所述，这部分奏折满文原件原存北洋政府蒙藏院，而蒙藏院之前身即清朝时期之理藩院。允禵奏折何以存于理藩院，据《清宣宗实录》载：“理藩院衙门，向有西北两路将军、都统大臣及驻藏大臣等将奏事折底另用副封关会者。”（2）此例虽不详起于何时，但由此可以推断，应从康熙后期允禵率师西征时即已开始。正是因其是奏折副本，所以《允禵奏稿》各篇均无朱批。而后，允禵的这些满文奏折副本便被理藩院归入档册加以保存。雍正七年十月，吏部文选司失火，“延烧房屋十数间，所有档案被毁。”为了汲取教训，大学士、步兵统领、九卿议奏：“各部院一切档案，应另立一册，将全案备录，印信钤蓋，挨次编号。其存贮之所，亦酌派笔帖式值宿巡查。”（3）这时，理藩院又据所贮之允禵满文奏折副本抄录了理藩院录副本。由于雍正帝继位后已将康熙帝之十四子改名为允禵，謄录人员在抄录其满文折件时，自然将其名称作了必要的更动，这当是这部分奏折具折人署名皆是允禵的由来。清末民初，政局动荡，允禵满文奏折理藩院副本原件及理藩院录副本也历尽沧桑并仅存其理藩院录副本转入民国蒙藏院。在此期间，先由该院总裁贡桑诺尔布组织人员将其译成汉文。而后，又有该院工作人员吴燕绍雇人抄录其汉文译稿。其后不久，允禵奏折理藩院录副本及贡桑诺尔布组织翻译之汉文本皆流入燕京大学图书馆。其间，又有王钟翰先生就其汉文译稿抄录27篇并于1982年以《抚远大将军奏议》为名刊印于《清史资料》第三辑。而吴燕绍之汉文译稿抄录本则亦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由其子吴丰培再行整理并于1991年由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印复制中心出版。因为吴丰培在整理时曾进行了文前编目、摘录事由、具折年月提前、疏通文字、统一人名官名诸项工作，故而与王钟翰先生抄录本均有差异。至于这两个版本所依据的满文理藩院录副本及贡桑诺尔布翻译汉文译稿，则于建国后转至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至今。这些，当是《允禵奏稿》的来历及其大致流传情况。（4）就《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的允禵奏折而言，其所依据之满文奏折虽系原档，但是却经过雍正帝删毁而非完璧。康熙末年，允禵西征期间，所进康熙帝奏折正本及其朱批分存两处。即部分存于康熙帝身边，部分奏折经朱批之后发回，由允禵保存。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雍正帝刚刚即位，随即通谕内外文武大臣将前此领奉康熙帝朱批“悉封固缴进，无得留匿焚弃。”（5）在此同时，还即命允禵回京并命代其领兵的宗室延信迎其来路而往，“将大将军王之所有奏书、所奉朱批谕旨均收缴，封闭具奏送来。倘将军亲自携来，尔速陈其由，于伊家私书到达前密奏。倘尔稍有怠懈庸懦，使其观家书而未全解送，朕则怨尔。”（6）经过这次行动，两处奏折集中到了一起并被雍正帝作了一次总清理。除其中一些奏折涉及清朝政府经营西疆必须存留，以及一些中性奏折无须销毁外，其他凡涉忌讳、违碍如康熙帝过分关爱呵护期盼勉励允禵之朱批以及允禵奏折中转述青藏各界人士和从军将士称颂允禵之语全被撤出销毁。虽然这一活动并不见于当时和后人记载，但是将《允禵奏稿》和《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的允禵奏折相核对，证据显然。其一，《允禵奏稿》收录奏折255份，《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收录允禵奏折137份，汰去其中自相重复，为135份。（7）除去两书重复之36折，在雍正帝清理康熙帝、允禵及其三侄之间来往奏折朱批时，至少有219折遭到撤毁之厄运。其二，据统计，康熙六十年、六十一年之《允禵奏稿》，收录允禵奏折106份，而同一时期《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仅收录允禵奏折8份，删除部分高达90％以上。其三是删除允禵及其三侄向康熙帝所进之请安折。康熙以后，在外大臣官员凡有具折权利者及皇子远离御前，例须具折请安，而康熙帝也于请安折上或于另纸书写朱批发回具折者本人，互致问候。允禵于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出京，此后即于当月二十四日、次年正月十九日、正月二十七日连续进折请安。就《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一书所载允禵请安折情况分析，大致每月均进折请安，有时一月中还进折请安两三次之多。以此推论，允禵在外将近四年的时间里，进折请安当在六、七十次以上。又，根据今存允禵请安折内容，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允禵与前线高级将领凡有具折权利者共同署名请安，此类事属因公，须具副本于理藩院。以此之故，《允禵奏稿》中载录了康熙五十八年正月二十七日允禵以下十八人集体请安折。(8)另一类是允禵与其三侄弘曙、弘智、弘曦一起署名请安。此类奏折因是家庭私事而无须具副，径抵御前。以此之故，此类奏折不见于《允禵奏稿》而仅见于《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对于这两类请安折，从朱批中可见，康熙帝采取的态度并不相同。对于集体请安折，或者不予朱批，或者批些官话及无关痛痒之语。对于允禵及其三侄请安折，一则皆予朱批，二则畅所欲言，不加掩饰通报各种情况。如其于康熙五十九年六月七日允禵及其三侄请安折上朱批“朕体安，气色甚好。热河地方六月初八日戌时发生小地震，京城地方稍强，往查各地震情，保安、沙城地方震动较大，震中尚未得知，小报乱载谎称者甚多，恐尔等自远方听闻讹传忧虑，故缮明寄信。倘有乱言者，称皇父已将此等情由写明，寄信前来，并著阅之。今田禾畅茂。”（9）又如其于允禵及其三侄同年六月二十九日请安折上朱批：“前降旨既然已送，无庸复书，惟尔等去处遥远，朕时刻惦念，放心不下，较在宫言谈之人，加倍强也。黾勉。”（10）还如其于允禵及其三侄同年十一月初四日请安折上朱批：“朕体安，气色益加好了。盛京乌拉捕猎归来，依去年编驮遣送。分散贮藏，缓慢食之。”（11）可见，此类请安折虽然千篇一律，但其朱批却都是私房话。令人骇怪的是，康熙五十七年至五十九年此类请安折今存9份，而康熙六十年、六十一年却仅存1份。（12）据史载，康熙六十年二月十八日，在康熙帝寿诞即将来临之际，大学士王掞及陶彝等十二御史先后具折要求康熙帝“独断宸衷，早定储位”。康熙帝乃手书谕旨，痛加驳斥并于当年三月下令将十二御史及王掞之子王奕清以额外章京发往允禵军前。（13）这些事情，因与允禵有关，康熙帝一定在朱批中通报此事并谈及这一决定的用意。联系到这一时期允禵请安折几乎全部荡然无存，岂不正好说明，这一时期的允禵请安折因其朱批有关于建储的敏感内容而被雍正帝删毁净尽吗？除此之外，康熙六十年康熙帝之生辰、元旦，依例应进贺折，细阅两书，也毫无踪影。总上所述，允禵在外计三年零八个月中，所进各种奏折至少当在400份以上，而今《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仅保存135份。也就是说，至少被雍正帝删除了三分之二以上。所幸的是，由于即位之初缺乏统治经验，雍正帝在对允禵奏折进行清理时，忽视了理藩院还存有允禵奏折副本，才使其得以保全，不但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允禵奏折原貌，而且还为人们提供了雍正帝删毁允禵奏折的有力证据。就此而言，依据理藩院允禵奏折录副本而译成的《允禵奏稿》可以说功不可没了。

除了雍正帝须对允禵奏折的残缺负主要责任外，还应指出，《允禵奏稿》的编者以及《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一书的翻译编印主持者又都使允禵奏折残上加残。据王钟翰先生抄录之《抚远大将军奏议》前言，贡桑诺尔布主持翻译之《抚远大将军奏疏》汉文译稿收录允禵奏折凡274件，而吴丰培所辑之《允禵奏稿》仅收允禵奏折255篇。其原因，或是其父吴燕绍雇人抄录贡桑诺尔布汉文译稿时没有全抄，或者吴丰培编辑《允禵奏稿》时因原稿部分散失而未行辑入。不管是属于哪种情况，都说明其并非足本。又据《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译编说明中称，还有部分请安折因其内容皆是“套话”，而朱批又“千篇一律”，“不具有什么史料价值”而未曾译入。显然，这种说法很难使人苟同。须知，在研治清史中，包括允禵请安折在内的片纸只字，均可宝贵，并非“不具有什么史料价值”，而是价值极高。笔者很关心这些未译请安折内是否还有允禵请安折并亟盼有关方面采取补救措施，组织力量，将包括允禵奏折在内的所有康熙朝满文奏折翻译刊印，以为史学研究提供完整而准确的历史资料。

三

《允禵奏稿》和《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的允禵奏折不只皆有篇目脱漏，而且在翻译抄录编辑中也都存在不少问题。就《允禵奏稿》而言，主要是译者缺乏历史知识和抄录人不负责任而导致的各种错误。举例而言，如该书卷三康熙五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所上之《奏报贝子丹钟与亲王察罕丹津不睦事》误将“郡王”译为“亲王”。该书卷十四康熙六十年二月二十三日所上之《准噶尔败逃情形并议撤兵事宜折》误将“荆州”译为“景州”。而且，就其译稿内容看，译者满文程度亦甚低劣，关键词翻译与原义完全相反。如康熙五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允禵按照军事部署率师自西宁南下，前赴青藏交界之穆鲁乌苏。本来是一路进军形势，而《允禵奏稿》有关各折在叙及此事时，却连用“撤回”字样。如该书卷七康熙五十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所上之《据将军延信禀报准噶尔情况转奏折》称，“臣于本年五月十九日撤回楚尔德玛口地方。平逆将军延信等禀报，五月十六日撤回德拉布尔时，……”又如该书卷八康熙五十九年六月初二所上之。《赐药谢恩折》称：“五月二十一日撤回布拉哈齐地方时，蒙皇父赏药三瓶。”则不但将“进军”误译为“撤回”，而且还将“赏药三箱”误译为“赏药三瓶”。以抄录编辑而言，则出现了一书中两份奏折部分段落互相窜乱的现象。如该书卷三康熙五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所上之《公策妄诺尔布禀报藏情折》于“并无闻知之事等语，马志道与刘臣报称”以下竟窜入同日所上之《呼毕勒罕差往里塘人员回报各情折》内五百字，更可谓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所幸《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445、3447两折与此重复。经过比勘，始行发现《允禵奏稿》致误情况及其原因，否则，真将使读者不知所云了。上述例证之外，《允禵奏稿》其他错误还所在多有，为惜篇幅，不再赘举。《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一书中的允禵奏折虽在翻译整体水平上高于《允禵奏稿》，但是错误之处亦复不少。其一是人名翻译不统一甚至错误。其中之满人名字，虽系音译，但如涉及一人，则应使用已经约定俗成之固定汉字而不能任意使用汉字。而该书于此却不甚留意，于延信或作阎欣（14），于卢斌又作鲁彬、鲁斌等（15），多次自乱其例。其中之汉人人名，因有固定汉字，尤当参阅《清圣祖实录》、《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等书以求统一，而该书亦未作到，而将王以谦译为王义前、王宜前（16），王景灏译作王景豪（17），范时捷译作范士杰（18），司九经译作斯九经等（19）。其二是一些关键词翻译错误。即如其中之第3319条，就其具折内容看来，明明是胤祯（即允禵）所上奏折，而其标题却译为胤祉。又如该书之第3456条，苏尔杂之妻和拉藏汗的关系，本来是翁媳关系，拉藏汗乃是其公公，而该书却译为“岳父”。还如该书之第3541条载：“臣于十一月十二日奏报，十一月十六日抵达。”亦极为不通，，允禵自西宁军前所发奏折，焉能四日之内便经康熙帝朱批之后返抵西宁。其中拜发奏折日期，应为“十月十二日”，方与前此各折相合。三是《允禵奏稿》与《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对于相重折件内容翻译歧异，因为《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出版在后，应作考释，而该书于此竟置之不议。如该书第3545条记允禵进折日期为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折中载驻防得卜特尔之平王讷尔苏返抵西宁日期为是年十二月初九；而《允禵奏稿》则记该折进折日期为该年十一月二十日，讷尔苏还至西宁日期为十一月初九日，（20）从而使人无所适从。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各书质量。对于初学者，甚至还可能起到误导作用而使其得出错误结论。

四

在《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还有三份允禵奏折未署年月和十数份朱批不详其依附允禵哪一份奏折的问题值得探讨。就不署年月而言，计有第4114、4115、4117等三折，其中之第4114折，观其内容，乃康熙五十九年五月自西宁进军穆鲁乌苏途中所进。其折中叙及日期，至五月初九日。据《允禵奏稿》、《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所载允禵奏折，是年四月二十二日允禵自西宁起行之日曾拜发奏折八份，而后至五月二十一日，始又拜发奏折六份。故知此折为于五月二十一日与其他六折一起拜发之折。第4115折与《允禵奏稿》卷一《遵旨详查阵亡官兵赏恤片》内容相同而后者载其进折日期为康熙五十八年二月二十日，可使其进折时间问题应然而解。第4117折《抚远大将军胤祯奏报侍卫射断兔之双耳折》内容为允禵奏报他率领侍卫射猎中的祥瑞情形。据《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429折，康熙五十八年七月初九日，允禵具折奏请欲于八月间农田收割后，“往查我军所驻博罗冲克克、青海等处，行猎十余日”。同书第3456条同年八月二十二日允禵奏折又奏报了这次行猎始末时间，即于“八月初四日，自西宁启程”，八月二十日，返抵西宁。又，第3461条同日所上奏折奏报具体围猎情形：“青海周围兔甚丰，全围场一日共得近一千五百只，我等各自均获有百余只。”则可断定，此折亦为康熙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所进。关于无年月朱批，由于康熙帝致允禵不少朱批皆书于另纸，致使折批分离，兼之以后来不少允禵奏折又遭撤毁，故而搜罗证据考订其写作时间及所依奏折更为困难，仅能就其可考者考之，其他则以其内容作些大致推测。据笔者检阅，《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针对允禵奏折而又失载年月之朱批大致有19条，它们是3690、3691、3701、3844、3845、3846、3848、3849、3850、3851、3852、3853、3854、3855、3856、3857、3858、3859、4116诸条。其中五条即第3845、3846、3858、3859、3701等在允禵各篇奏折中均有称引而可以确定各自针对奏折及其大致写作时间。如第3845条朱批与3541条奏折所引朱批内容完全相同，可以确定其为对康熙五十九年十月十二日奏折之朱批（21）第3846条朱批又与第3430条奏折所引朱批内容相同。虽然该奏折并未说明此朱批针对前此何日奏折，但是前此五十八年四月十六日折（见3381折）、、同年五月十二日折（见3399折）允禵均提及康熙帝为其子女嫁娶事，故可就此判定，该朱批写于康熙五十八年五、六月间，极有可能是对允禵同年五月十二日所进奏折之朱批。又，第3859条朱批与第3476条允禵奏折所引朱批内容相同。可见，该条朱批是对康熙五十八年十一月初六日所进奏折之朱批。第3701所载康熙帝旨文同于第3481条奏折称引，允禵具折时间是康熙五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事在收到康熙帝送鱼七驮四日之后，扣去路上奔走时间，康熙帝降旨送鱼日期当在同年十月十三日或十一月十三日。再，第3858条朱批也同于第3511折引朱批。又据第3518条奏折，康熙五十九年三月，康熙帝降旨拣派御马二百余匹解送大将军王。为此，允禵曾具折谢赏。此一朱批当即同年三月为此而作。上述五条朱批之外，另有第3691、3853、4116三条朱批也可考出其大致写作时间。其中3691条朱批称：“闻王患病，深为轸恻，著即遣满喇嘛同伊等乘驿速往。王一向喜食罗贝、挂面，照前包装干净，一同带去。”据允禵奏折，允禵患病，是在康熙五十九年八月驻守穆鲁乌苏期间。当年四月二十二日，允禵率师自西宁南下。六月二十日，到达青藏交界之穆鲁乌苏。七月二十五日，亲送平逆将军延信及小呼毕尔罕率师入藏，自己则按照原定部署驻守穆鲁乌苏，催运粮草及保持驿路通畅。但因水土不服，“官兵病者甚多”，且因其“于木鲁乌苏应办之事，均已办理完竣”，遂于八月初十日启程，自穆鲁乌苏返回并于九月二十六日抵达西宁。在此期间，“官兵仍有病者，臣（允禵自称）及诸子亦稍有不适”。同年九月二十八日，允禵曾将上述情形具折奏报，（22）以此可知，此一朱批即为此而作，事在康熙五十九年十月。第3853条朱批内容，是康熙帝以天气渐热而赐寄允禵扇子及鱼等，而第3418条奏折内容，是允禵收到这些赐物之后具折谢恩，其具折谢恩日期是五十八年六月十三日，事在收到赐物两天之后，以此可知，康熙帝朱批写作时间，当在康熙五十八年四、五月之交。又，如将第4116条朱批与第3505条奏折互读，则可断定，康熙帝向出征将士赐保心石、神符等，是在康熙五十九年二、三月间。其余十数份朱批，虽不见于允禵奏折称引，但是一则与上述奏折称引之朱批集中存放，二则就其内容分析，大多与允禵西征相关连。将其判断为针对允禵奏折之朱批，应该说是大致不误的。另外，在对允禵奏折进行考辨的过程中，通过对允禵各篇奏折内容寻绎，笔者还发现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五十八年正月十九日、六月十三日、七月二十六日，五十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八月初二日，六十年闰六月二十八日、八月初一日均曾进折请安，（23）共计8次，其折件，《允禵奏稿》及《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皆未刊载。分析其原因，有的当是已被雍正帝删毁，有的则被《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的译者认为“不具备什么史料价值”而未行翻译。虽然如此，经过笔者探索，却可使允禵奏折确实可知数量由357份增至365份，请安折数量也相应的由21折增加为29折。（24）这些，对于研究允禵奏折数量及探讨雍正帝删毁允禵奏折情况，还是有些用途的。

注释：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1－8册）北京档案出版社1984－1985年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因为上述两书均有不著年月奏折，且有失载佚折，故而上述统计只是估计数字。

(2)《清宣宗实录》卷三十五 道光二年五月  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3)《清世宗实录》卷八十七 雍正七年十月  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4) 参见吴丰培著《〈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序》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版。

(5)《清世宗实录》卷一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

(6)《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658条

(7)《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320折与3322折内容重复，第3323折与第3334折自相重复。究其原因，其中重复部分似是允禵自留奏折之底稿，奏折批复后又抄朱批于其上。

(8)《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卷一

(9)《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516条

(10)《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520条

(11)《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538条

(12)《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571条

(13)《清圣祖实录》卷二一九 康熙六十年二月、三月  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14)《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355、3487条

(15)《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401、3467、3498条

(16)《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355、3422、3455、3505、3529、3578诸条

(17)《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397条

(18)《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432条

(19)《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445条

(20)《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卷十一《讷钦王纳尔苏等已撤兵至西宁折》

(21)《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541条奏折载“臣于十一月十二日奏报，十一月十六日抵达”句中之“十一月十二日”当误，应为“十月十二日”

(22)《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534条

(23)见《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319、3329、3454、3532、3571等折及《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卷一《请安折》

(24)允禵历次请安折具见《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卷一《请安折》及《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357、3368、3382、3401、3425、3454、3467、3482、3490、3491、3507、3512、3516、3517、3520、3524、3535、3537、3538、3571，共计21折。就其内容而言，允禵与前线将领共进者11折，允禵与其三侄自上请安折10件，大致各具其半。

允禵奏折分布表

附表说明：

(1) 表中将《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分别略称为《允禵奏稿》和《奏折全译》 。

(2) 《清圣祖实录》中如有特出之折，则于其前加署序号并于当日实进折数中加其折数。如无特出部分，则不加序号，于当日实进折数亦不加其折数。同时，因其所载各折日期并非进折日期，故仅笼统称月或加至该月首次进折日下。

(3) 表中重复折序号仅指《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之序号，读者可据具折之日期自行寻找《允禵奏稿》内之重复折。

清代官员进折，为省驿马，有积攒数折始行拜发之例，故表中所列序号，仅止表示允禵进折的大致次数。0){ for(var i=0;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