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问题是以研究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为主要对象和内容的，一部人类的发展史，也可以说是人类不断征服，不断开发自然界——人类赖以生存繁衍的载体的历史。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清代的边疆形成及其开发问题是比较特殊的。一方面，清王朝奠定了广袤的疆域和版图，其中央政府对各边疆地区的控制、管理和开发程度，均远胜于前代。但另一方面，清统治者拘囿于封建专制制度的障蔽，对当时急剧变化的国际环境麻木无知，使清代的边疆开发活动，仅表现为边疆地区封建化的深入和扩大，无法使开发提到较高的水平。应该说，近代中国的落伍，与此是有直接关系的。
从时间上看，清代边疆开发起步并不晚，早在康熙年间，已基本奠定了我国幅员辽阔的疆域版图，康熙五十五年（1716）测绘的《皇朝全览图》，当时被称为“城开辟方圆之至定，混一区夏之钜观”。距此半个多世纪后，美国著名的“西进运动”才刚刚开始。然而，“西进运动”后的近百年间，美国凭借边疆开发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不仅仅使自己从资本的输入国变为输出国，而且跃居世界工农业强国之首。相形之下，历时久远的中国边疆开发活动，却始终处于低下水平。总结这一历史教训和经验，对于今天的边疆建设是有教益的。
一、“开发”与“治边”
“开发”一词，最早见于我国史籍者，始于《汉书·王莽传》：“吏民上封事书，宦官左右开发，尚书不得知”。可见，“开发”的最初涵义，不过是开拆封件之意。随着历史的演进，其内涵亦不断变化，赋予它新的内容。《北史·崔逞传》：“故劳卿朝夕游地，开发幼蒙。”意即启迪和教诲。《艺文类聚》卷十二中引桓谭《新论》：“汉武帝材质高妙，有崇先广统之规，故即位而开发大志，考合古今，模范前圣。”于是，“开发”又被赋予了舒展抱负之意。直至《晋书·祜传》，开发才形成开拓、拓展和辟土开疆的较固定涵义。自是，开发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既可解释为“开疆拓土”，也含有“开垦种植”的意思，又常常成为讨伐或暴力的代名词，如对边陲地区的用兵作战，也称之为开发或开边等。唐代诗人杜甫形容战争的名句“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即是典型的例句。
清王朝定鼎中原后，对各边疆地区频繁用兵，至康熙时基本上奠定了清帝国统治的广袤版图。此后，巩固疆土完整和保卫国防——治边，不仅成为清历代帝王的强烈统治意识，而且如此深入地渗透到了边疆各地区、各民族人民的思想之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整个中中华民族是一家”的强大主体意识和整体思想，这是超迈历代封建王朝而树立于清代的历史纪功碑。在这种强烈的领土、版图与国防意识支配下，平息分裂动乱，抵御外侮与维护统一不仅是清中央政府及各级官员的职事，而且成为全中华民族的意识和行动。一方面，清政府绝不允许任何边疆地区出现动乱因素，不管是少数民族贵族集力发动的旨在分裂、自立或外叛的行动，还是农奴、农民因不堪压榨而发动的起义等，清政府都极尽各种手段严厉镇压，从不姑贷。另一方面，清廷也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的觊觎、渗透或武力扩张侵略，每遇此时，抵御外侮又往往发展成为全中华民族的自觉行动。
治边不仅是清廷维护领土完整、政治统一和边疆安定的一种纲领性措施，同时也是维护清王朝统治和保障内地政局安定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实际上清政府对各边疆地区采取的一系列经济开发措施，主要是出于治边的政治需要，这种历史的局限性，注定清代的边疆开发不可能达到较高的水平。治边与开发的根本区别在于，治边是一种政治或军事的手段，开发却是以经济建设为主要内容。在清代边疆开发史中，治边与开发往往并行不悖，时而同时进行，时而交替使用，各时期以及各地区的情况都不尽一致。一般来说，治边往往是开发的先导和前奏曲，而开发则成为治边的后续内容或辅助性措施，二者相得益彰，不可或缺。例如东北雅克萨之战，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之后，由于屯兵的驻扎与边境局势的稳定，使该地区一度出现的经济贸易繁荣，平定准噶尔以后，清政府在北疆地区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屯田实边，建立了兵屯、旗屯、回屯、遣屯及民屯等垦屯制度，导致了天山南北的经济兴盛，康熙统一台湾后的一系列施政措施，使战后的台湾经济再度复兴等。在封建时代，如果说治边是对开发的一种必须，那么开发则是对治边的一种必然，二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没有治边带来的统一稳定局面，开发势难进行，而离开经济建设的内容和手段，边疆地区亦无“治”可谈。
显然，“开发”的历史涵义已多不可取，我们所研究的“开发”，系指用垦殖或开采等方法对各种自然资源的充分利用，开发是人类对大自然能动地加以改造和利用的主要手段。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所肯定的开发，应是以和平建设为根本目的的经济活动。
二、清代三种基本类型的开发方式
我国的陆疆多是少数民族的世居之地，一般地说，各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都是该地区开发的主要力量。然而，历史现象往往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复杂合成体，而决定着各边疆地区历史进程的因素，也并非是单一的。对于处在任何历史时期、地域乃至国度的民族来说，生产力的发展始终起着主导作用，而生产力的发展则往往因不同的外界力量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态势，这种外力的作用，在近代尤其显著。同是内陆、蒙古、新疆和西藏地区的开发情况差异甚大，甚至同一地区（如东、西部蒙古，内、外蒙古）也不尽相同；同是以农耕为主的地我，东南和东北，其经济发展水平，也有高低之差异，解释这种相同的社会经济形态所发生的不同变化，似应更多地从各地区所受到的不同外界影响中探讨原因。在清代，这些对边疆地区发生影响的外部力量主要包括：清历朝政府的边疆政策的得失；中原人口向各边疆地区流动，中原与边疆的经济、文化交流，边疆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各种交往和影响；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乃至各边陲地区与毗邻国家之间的往来等。凡此种种，都是制约甚至决定着边疆各地区的开发进程和水平的重要因素。
清代中国边疆地区开发的情况是极不平衡，如就开发方式而言，大体可分为三种基本类型：
1、本地区固有民族的开发
此种方式以西藏为最典型，西藏向以古老悠久的民族历史和文化著称于民，但由于地处极边，与内地交通不便，鸦片战争前一直处于几乎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另外，西藏佛教文化的根深蒂固，又造成对外来文化和生产方式排斥抵制的社会机制和民族心理。因此，入清后的二百余年间，西藏地区仍以极为陈旧落后的生产方式，迈着沉重而迟缓的步伐在历史的故道上踽踽而行。清政府对西藏的基本政策，皆发轫于维护领土完整和政局的稳定，并非采取直接的经济手段以促进其开发。鸦片战争之前的西藏开发史，则是在几无外来影响下的旧有生产方式延续的历史，而且是走在元、明封建农奴制鼎盛时期的下坡路上。
鸦片战争的枪炮声引出了西藏地区旧有的阶级和民族矛盾的新格局，产生了新的内容并日趋尖锐、复杂。西藏人民的两次抗英战争，不仅产生了西藏地区人民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同时激化了与腐败怯弱的清政府之间的冲突。从开发的意义上讲，帝国主义的侵略——新型的先进“暴力工具（武器）”的出现，使西藏地区的人民认清了自己生产方式的落后，并且产生了急于改变现状的要求。清末张荫棠进藏“查办藏事”，于一九O七年正月提出的《治藏大纲二十四款》，可谓“顺天应时”。张荫棠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责令西藏地方政府设立交涉、巡警、督练、盐茶（植茶、运茶、收盐税）、财政（设银行、铸币厂）、工商（织地毯、氆氇等）、路矿（改善交通、开矿）、学务《在各寺庙附设学校》、农务（开荒、改良育种）等九个局，作为执行新政的常设机构。同时，他又颁发了《训俗浅言》和《藏俗改良》的小册子。此间，赵尔丰在川康地区也大力实行改土归流。遗憾的是，二人的新政皆以失败告终。
帝国主义的入侵，张荫棠和赵尔丰的新政，最终对西藏地区的影响和实际作用，仅仅表现为一种刺激，并未能部分地触动旧有开发方式更谈不上根本转变。
2、移民开发。
东北地区和台湾都属此种类型，但二者又各为特点。
首先，从移民的流量及时间特点上看，东三省与关内的人口呈现出一种“对流”的总体趋势，即以满族为主的少数民族，通过入关战争之后，大量流入中原地区。而关内（主要是山东、直隶、河南，也有少量的晋、陕人口）的人口辐辏省份，却通过掳掠、战俘、流放、逃荒等多种方式和渠道，以千百倍于关外流出人口的数量进入东三省，而且每年以不等的比例递增，从辽宁渐及吉林乃至黑龙江的极边地带。至清末，东三省的移民，无论从人口数量或人口的地域覆盖面积来说，均远远超越和取代了游牧与渔猎，成为开发东北三省当之无愧的主体力量。
台湾的移民是以战争为先导的。从郑成功到康熙皇帝的几次大规模用兵、屯兵、移民，使台湾岛上的旧日主人高山族等少数民族，很快变成了真正的“少数民族”，而广东、福建为主的移民群体，则使海岛的开发出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3、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性开发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堤坝，终究抵挡不住资本主义洪流的冲击。随着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西方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西方资本主义的商品倾销以更大的势头冲向中国。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华民族蒙受了空前洗劫，巨额赔款，外国资本的大量输入，势力范围的划分和瓜分狂潮的涌来，中国边疆危机更加严重，几至亡国的境地。可是，在列强侵入中国的同时，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也通过更广泛的渠道，传播到中国，西方的物质文明，包括蒸汽机、电力、铁路、科学技术及其生产方法更广泛地植根于中国土壤。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边疆地区丰富的资源早已垂诞欲滴，以暴力，野蛮的手段，对我国边疆地区进行了掠夺必的开发。无疑，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边疆地区，侵占领土、制造支乱、掠夺资源，使我国边疆地区蒙受了巨大的耻辱和磨难，其作用力的结果，是要把中国推向半殖民地，殖民地的深渊。但是“资本输出总要影响到输入资本的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大大加速那里的资本主义发展。”对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我国边疆地区所进行的掠夺性开发，也是研究清代边疆开发史中应当引起注意的一个问题。
三、清代边疆开发问题的总体特征
关于边疆开的总体特征问题，有人比喻为“就象自由落体的重力加速度”的物理学现象，以此形容边疆开发的大体趋势,我们认为这个比喻是颇为形象的。从愚味落后走向文明、先进是任何人类社会历史的必然趋势，清代的边疆民族地区亦不例外。我们认为造成这种“越来越快”的历史发展速度的主要原因有四：
1、清代大一统版图的奠定，使历史上长期处于落后、分散、孤立和彼此隔绝——边疆各少数民族之间的隔绝和中原地区与边疆各地区之间的隔绝状态，从根本上得到了扭转。清中央和各边疆地区、内地与边疆、边疆地区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人口乃至习俗等等方面的影响和交流，使得各边疆地区的各种信息量剧增，这种局面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在诸种强大而全面的“外力”因素的冲击震荡之下，各边疆地区的从单一文化、封闭心理、狭隘眼光直至落后的生产方式、生产工具乃至生产观念，甚至生活和消费方面等固有的传统，统统受到严酷的挑战而渐趋于程度不同的瓦解、分化和改变。这种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影响、撞击和融通，十分深刻而势所必然地改变着旧有地区的一切传统，使生产力获得相对空前的解放和发展。其显著标志便是中原地区的较先进农耕生产方式愈益广泛地取代了大多数边疆地区旧有的，落后的生产方式，或从无到有、或从弱到强（只就总体的一般意义讲，暂不论少数时代及地区的破坏现象）。
2、清历代中央政府对各边疆地区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从本质上讲，清政府是由满族上层贵族所建立的封建专制政权，其对边疆地区的一切治理和开发政策，必然具有强烈的阶级和民族压迫性质。但从奠定版图、统一国家、增强各民族之间联系，以及促进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等方面看，清代的贡献和成就却远远胜过以往的任何朝代，应该说是成功的。清朝民族统治政策的要旨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即是说，无论对边疆各少数民族“修教”还是“齐政”，皆以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这是其民族政策成功的基点。清中央政府为此而设的理藩院，其地位及职权与吏、户、礼、兵、刑、工部相齐肩，足见其对此重视程度。
同时，清廷并不满足于边疆地区的一般稳定情况，而针对各地区的不同情况采取了一系列“修教”与“齐政”的措施。如在新疆设将军、都统的同时，还利用原有的伯克制，以管理民政；在蒙古地区也设将军、都统，同时实行盟旗制度；在西藏废除藏王、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体制，由中央派驻藏大臣协同治理等等。伴随这些对边疆地区政体改革而来的，是清廷大量的开发建设措施，使这些地区的农、工、商、牧等百业俱兴。清廷对于边疆地区开发的历史作用，显然是不容忽视的。
3、我们肯定清廷对于边疆地区开发的历史作用，但是，不可否认，和当时迅速发展的外国资本主义相比有清一代的边疆开发活动，应该说尚处于较低下的水平。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还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对于封建社会后期。在开发边疆问题上，缺少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思想家，囿于中国社会的封闭状态，清朝封建统治者及其边疆大臣主要是以稳固政权和边疆政局为主，从军事和政治角度探讨开发边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探索对各边疆地区的不同开发措施，这本身就带有被动的意味，开发的手段，还是以男耕女织为其基本形式。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地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史时期。“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为基础的边疆开发活动，抵挡不住新兴资本主义的洪流，开始发生变化。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边疆开发的速度加快了。随着西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产生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他们对边疆开发给以极大的关注、赋予边疆以近代意义上的经济地位，开始注意加速边疆建设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并初步探讨以新的生产方式开发边疆。但是，清廷实施新的边疆开发政策是为了换救濒临灭亡的封建制度，而且，这些政策不可能改变旧经济体制，有的地区操之过急，有的与当时情况不相符，从而使这些新政策难以贯彻落实，终于导致了失败。
“加速度”虽是边疆开发进程的总趋势，但中国边疆地域辽阔，幅员广众，各地区开发的情况却极为不平衡。尤其是进入近代，东北地区和台湾岛的情形比之西藏和西南某些贫瘠地区，竟令人有恍如隔世之感。造成这种悬殊差别的原因，除所处地理、交通等客观因素之外，也有思想、文化、宗教和民族心理却使他们独处一隅，甘居寂寞。在我国的各边疆地区民族中，凡进步较快者，无不与善于接受吸收外来的先进思想和技术息息相关。
四、如何评价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入侵对清代中国边疆开发的影响
恩格斯说边：“总之，手枪战胜利剑，即使最幼稚的公理论者在这里也应当明了，暴力不是单纯的意志行为，它要求促使意志行为实现的非常现实的现实，特别是工具。其中，较完善的战胜较不完善的；其次，这些工具必然是生产出来的，同时也可以说，较完善的暴力工具即一般所说的武器的生产者，战胜较不完善的暴力工具的生产者；一句话，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
在中国近代史上帝国主义列强的几次大规模侵华战争，无一不是以占据领土和掠夺资源为最终目的的。中国是个历史上战争频繁的国家，并不乏孙子、诸葛亮，成吉思汗和努力哈赤一类的优秀军事家或军事理论家，战败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孱弱不堪的封建经济力量。面对手持“先进暴力工具”的强盗，以刀矛鸟铳抵抗的人民只能演出一幕幕可叹可泣的悲剧。对于失败的经济落后国家来说，战争又是一种先进的“经济力量”的强行输入，是一部充满血泪的“经济学教科书”。
在清代边疆开发史的研究中，这是个不容回避而必须正面分析和回答的问题，即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在边疆开发中的影响及作用。篇幅所限，我们只提出几个肤浅目不系统的观点供讨论：
1、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任意宰割和践踏中国人民，而首罹其难的是边疆地区。通过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一系列战争，英、法、美、俄、日等国先后强迫清政府订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战争和不平等条约，一步一步地改变着中国的社会性质，严重地破坏了我国边疆的完整性和统一性。
帝国主义入侵后，在我国边疆地区制造纠纷，挑起事端，引起各边疆地区长期动乱，政局不稳。1904-1905年，日俄在我国东北地区进行战争，争夺东三省权益，俄英先后支持中亚浩罕头日阿古柏窃据新疆，割裂中国领土使得这个地区的形势、度空前紧张，沙俄策动外蒙古少数封建王公、活佛“独立”，造成蒙古地区的混乱局面，从而肢解中国领土。
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了创巨痛深的灾难和耻辱，把中国推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这是问题的本质。
2、但是，世界资本主义文明的作用力，却使中国的历史面貌发生了另一方面翻天覆地的变化。
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激发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团结御侮的民族精神，导致了近代边疆地区民族工业的诞生和发展，各行各业也随着这一轴心高速运转起来。资本主义各国在边疆地区兴办工厂，筑路开矿，建立公司银行，这一切对旧的生产方式的衰亡，对资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展，都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我国东北地区和台湾省最先遭受列强的欺凌，也最先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其开发速度远远超过西南、西北和蒙古、西藏地区，台湾省受樟脑战争及日本出兵攻台事件影响，大胆改革，引进近代先进设备和先进技术，兴办了一系列近代企业，在安设水陆电报，创办近代邮政，修筑铁路，发展海运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我们指明这种情况，并非肯定战争，更不是歌颂侵略。因为战后边疆民族工业的兴趣，乃是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中国和西方接触，破坏了中国封建社会矛盾运动的惯性，打破了古老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加速了旧制度的灭亡和新制度的产生。
3、同样，对于西方文化的东渐问题，也只能持具体分析的态度，因为随着帝国主义“炮舰政策”而来的西方文化，不仅其本身鱼龙混杂，而且在与中国边疆地区传统文化的接触中，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形，在深刻竭露西方殖民主义“先进文明”的残忍，虚伪本质的同时，也应该指出。在当时，西方的精神文明的成果——世界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各种哲学、法律、经济学、文学、史学、社会学、自然科学学说，系统地输入了中国。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及边疆开发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认为，维护祖国统一国的统一，民族自尊和保持传统中的优秀成分，应是鉴别中西文化撞击过程中的主要标准，盲目地认为自己的一切都好或者不加鉴别地一律排斥外来文化，同样都是不可取的。
总之，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正视近代边疆开发历史上的种种事实，不讳人之长，不避已之短，旨在激发民族志气和自信心，以科学的论证分析找出边疆开发的历史规律，应是我们的最基本态度。
（资料来源：《明清史》1988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