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边疆虽取得重要成就，但消极面也比较突出，不过某些消极面还需要作具体分析。

清军入关前，清统治者作为争取蒙藏统治者的一种手段，对喇嘛教已经十分重视，在所控制的漠南蒙古，对它加意保护。统一边疆的漫长进程中，玄烨、胤禛、弘历更是大力扶持、宣扬喇嘛教，紧紧抓住这个对准噶尔统治集团进行斗争以及统治蒙古的有效工具。这项政策贯穿清朝全部统治时期，给蒙族人民带来很大危害。

喇嘛教从十六世纪中期起，由于蒙古统治者的极力宣扬，在蒙古各部迅速传播，明清之际已经大为盛行。喇嘛教在蒙藏两个重要少数民族当中广泛传播并呈现不断发展的势头，是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清王朝只能因势利导，推波助澜，而不可能决定这一宗教的盛衰。甚至可以认为，即使没有清统治者大力倡导，喇嘛教在蒙古的影响也会不断加深，蒙古王公为维持并不断加强对广大蒙古人民的剥削、奴役，也要充分利用这个有力的工具。

清王朝为加强对蒙古的统治，维护满蒙统治者的结盟，极力支持蒙古王公对广大牧民的日形严重的剥削、压迫，同时推行盟旗制度，以分而治之（盟旗制度曾对结束蒙古各部间的长期内战发挥有益作用），并厉行民族隔离政策，尤其是在蒙汉人民之间。这一系列方针都在蒙古产生严重危害。所以恶果是各种因素所造成，而不单纯是推行喇嘛教；当然，他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又如乾隆时期，由于第二次平准战役双方的反复战斗中的破坏以及清军的迁怒无辜平民，不仅使漠西厄鲁特“其族遂微”，还摧毁蒙古西部的重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影响了这一地区此后的发展，对蒙族，从而对中华民族都是很大损失。不过事态的这种发展完全违背清统治者发动平准战役的初衷。

弘历即位后，接受康熙末年和雍正年间对准用兵的经验教训，在准噶尔问题上采取了更加谨慎、积极的态度。首先，尽量避免发生军事冲突；其次，解决长期争执不决的关于蒙古与准噶尔游牧地区的划界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双方的对立气氛；再次，克服某些困难，大力支持准噶尔各部首领和广大牧民迫切需要的与内地的贸易；对于准噶尔内部事务则继续保持不予干涉，等待有利政治时机到来的态度，这些都对第一次平准战役的胜利产生很有利的影响。

乾隆十年噶尔丹策零去世，准噶尔爆发了统治者之间的汗位争夺战，时断时续达九年之久，准噶尔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很大损失，各部首领纷纷率领所属牧民投奔清王朝，寻求保护。对于来归者，弘历都妥为安排，并对包括阿睦尔撒纳在内的各部首领给予很高礼遇。准噶尔汗达瓦齐在政治上已陷于完全孤立的境地。解决准噶尔统治集团的问题的政治、军事条件已经成熟。阿睦尔撒纳等准噶尔来归首领也提供了准噶尔内部的详细情况，并极力陈说应该不失时机地向准噶尔进军的问题。乾隆十九年，弘历作出了向准噶尔统治集团发动最后一场军事行动的决策。

第一次平准战役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对清王朝十分有利，弘历决定仿效玄烨关于喀尔喀的政策，即在军事行动结束后恢复漠西额鲁特四部并立的原状，分而治之，并与四部首领结盟，使当地局势长期稳定下来。弘历特地指示远征军将领注意保护策妄阿喇布坦和噶尔丹策零的坟墓，就是这一方针的部分反映。

第一次平准战役在投奔清王朝的准噶尔各部首领的大力协助以及准噶尔牧民们的欢迎下顺利结束。阿睦尔撒纳在了解清王朝的准噶尔政策后，发现自己充当准噶尔汗的野心已经完全落空，于是利用双方长期对峙而产生的互不信任心理，挑拨离间，大肆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诱使各部首领叛乱。弘历因远征一帆风顺，迅速从伊犁等地撤兵；对日益暴露其政治野心的阿睦尔撒纳虽已提高警惕，拟订逮捕计划，但具体措施不力，使他在关键时刻逃脱，所以在叛乱爆发后十分被动，加以满族将领的无能，致使清军一再失利，不信任和报复心理在满族统治集团中急剧增长，终于酿成悲剧。弘历作为清王朝的最高决策者和阿睦尔撒纳这个野心家、分裂主义者，对这一不幸事件都负有不容推卸的重大责任。

对于准噶尔问题的复杂性以及解决这一问题的艰巨性，从乾隆十九年以前弘历对待准噶尔统治集团的极其谨慎的态度来看，他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因而所拟订的各种有关措施基本符合当时的具体情况。可是在第一次平准战役异常顺利地获胜后，他就对顺利中所潜伏的会导致事态向不顺利方向发展的因素，如阿睦尔撒纳的迅速膨胀的政治野心；民族主义情绪及几十年对峙所产生的不信任心理；满蒙将领的低劣素质和清军一贯的贪婪残暴作风等等估计不足，从而给阿睦尔撒纳的叛乱造成可乘之机，出现康乾盛世统一边疆全部过程中的最大一次波折。这是清王朝众多历史事件中的一次由极其顺利因处置不当而迅速走向反面，并产生严重后果的典型事例。

噶尔丹是明清时期蒙古统治者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位突出人物，对他的评价存在很大分歧。这里仅就他和沙皇俄国的关系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最迟在十五世纪，女真和厄鲁特蒙古的社会经济就已逐步发展。两个民族的统治者从十六世纪末相继走上中国古代一些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传统道路，即统一本民族各部，建立政权，向周边扩张，进入中原，组成局部地区或全国范围的王朝。满族和准噶尔统治者的道路并无本质区别，他们的扩张都带有浓厚的侵掠性质。问题在于满族统治者首先入主中原，建立中央王朝，实施促使经济恢复、发展的政策，从而逐步巩固了本身的统治地位。噶尔丹就是在这一总的形势下，作为一位迟到的历史来客，开始其悲剧性的显赫政治、军事生涯。

噶尔丹胸怀囊括宇内之志，自然不会充当俄国的附庸。不过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是此人政治活动中的突出特点，这既为他带来某些一时的成功，但最后也成为导致他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噶尔丹在推行其统一蒙古各部、南下中原的政策时，面临实力强大的、新兴的清王朝因而错误地将希望寄托在俄国侵略者的援助上，终于成为对方所利用的工具。

噶尔丹为夺取喀尔喀，有意制造事端，甚至在喀尔喀军民抗击俄国入侵的关键时刻发动突然袭击，破坏这一爱国行动，为处境狼狈的敌人解围；随后又强占喀尔喀全境，从而削弱清王朝在与俄国谈判中的地位，被迫在领土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他的这番行动为俄国侵略者大大张目，亲痛仇快，是他一生中最大污点。

噶尔丹夺取喀尔喀，表面上虽然取得赫赫战果，但却是他政治上迅速孤立、众叛亲离的开端；乌兰布通之战则是他军事上走向没落的转折点。

噶尔丹求助沙皇俄国的目的最后还是落空。十七世纪后半期，即噶尔丹在世期间，俄国先是和波兰进行长时期的战争，彼得一世即位后锐意改革，并与土耳其争夺黑海出海口，所以不可能在东方投入更多力量。雅克萨功防战挫败了俄国的侵略意图；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俄国逐步对噶尔丹采取了疏远的态度，实际上将他作为备而不用的工具。康熙三十四年（1695）噶尔丹所宣称的“借俄罗斯鸟枪兵六万”，只是虚张声势，“其实俄罗斯并无意助寇”[1]，因为当时俄土之战正在激烈进行，俄国处于自顾不暇的状态。

康熙三十五、六年噶尔丹众叛亲离、身处绝境，《圣武记》指出他“欲北赴俄罗斯，而俄罗斯拒不受”[2]。这种说法很难令人同意。如果噶尔丹有意投俄，玄烨肯定会采取紧急措施予以制止，免贻后患。事实是玄烨了解到噶尔丹的悲惨处境后，只是“命理藩院自独石口至宁夏设驿以待”[3]，从容不迫地等待他的来降。还是另一记载更为符合事实：“噶尔丹为我师所困，求救于俄罗斯，俄罗斯不肯应，噶尔丹遂亡”[4]。求援与外逃是两个不同概念，魏源将它们混为一谈，造成了很大误会。事关对噶尔丹的评价，在此予以说明。总之，噶尔丹在穷途末路的最后时刻而不外逃，充分表明他的政治态度，也令人们进一步了解他和沙皇俄国相互关系的真相。

噶尔丹曾陆续从俄国方面获得若干武器，但主要是通过贸易的途径所取得。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尽管他曾表示愿将雅克萨建寨地区让给俄国。但参考当时人们对领土的概念还不够明确的历史事实，似没有必要以此苛责噶尔丹。他为什么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才讲这番话呢？显然企图诱使俄国破坏这个条约，使双方矛盾再度尖锐化，以便从中取利。可见噶尔丹也有与沙皇俄国勾心斗角、伺机利用的一面。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一个例证。

魏源曾将噶尔丹与策妄阿喇布坦和噶尔丹策零并列，指出他们“三世皆豪雄，能用其众”。[5]这个评价是公允的，多少反映出他在厄鲁特蒙古也有受到人们拥护的一面，人们并不单纯因为他和沙皇俄国的关系而将他一笔抹煞，全盘否定。看来噶尔丹在蒙古统治者中终究是个肯定成分多于否定成分的突出人物。

噶尔丹失败的原因相当复杂，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中国的多民族封建国家这时已进入统一和巩固的关键阶段，噶尔丹的行动违背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不符合各族人民的愿望和长远利益。第二，清王朝统治了中原地区，在实力方面对噶尔丹为首的准噶尔统治集团拥有压倒优势。第三，以玄烨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的政治、军事斗争水平都超越准噶尔统治集团。第四，噶尔丹过于相信武力，忽视团结政策的重要意义，最后导致众叛亲离。

中国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在康乾盛世时虽已进入统一和巩固的最后阶段，但也出现一些与此相反的趋势；作为准噶尔统治集团领袖的噶尔丹，实际上已成为体现这一趋势的某些政治力量的代表。这是他的复杂性的部分表现，他之成为清王朝的劲敌也与此密切相关。康乾盛世统一边疆，清王朝在解决准噶尔问题方面所以困难重重，旷日持久，这同样是一个重要原因。

噶尔丹与沙皇俄国的关系是对他评价的重要方面，但不是唯一的重要方面。对这位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的评价，应尽量扩大视野，考虑历史因素，具体剖析，才能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而为各民族的大多数人所基本接受。任务虽然艰巨，却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史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逐步形成的历史。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之间日益频繁、密切、友好的接触，以及在反对剥削、压迫的共同斗争中的相互支援和合作，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得以形成的基础，中央王朝的统一边疆和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虽然都曾给各有关民族带来程度不同的灾难，但是在客观上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也产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王朝的出现，使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进入新的阶段。纵观秦朝到清朝前期约两千年的历史，中央王朝对边疆的统一，逐步由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局部地区发展到全部地区。如秦王朝对边疆的统一，主要集中在大漠以南的匈奴。两汉时期扩展到大漠南北地区、西域地区，东北和西南也开始引起统治者的注意。唐朝统一边疆的规模又超过两汉，对北部、西北、东北和西南地区都投入更多的力量。元、清两个王朝的统治者则相继统一了我国边疆的全部地区。

历代中央王朝统一边疆的深度，同样在不断发展。汉、唐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基本上以怀柔、羁縻为主。元王朝时，边疆地区的一部分已基本处于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清王朝更是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对全部边疆地区进行中国封建社会从未曾有的严密，有效统治。

由此可见，统一边疆地区在不断向纵深发展，不仅由汉族统治者建立的中央王朝所进行，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元、清两个王朝也在进行，而且规模更大，在促使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最终形成方面，也取得超越秦、汉、隋唐等王朝的重大成就。

与此同时，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封建社会前期，匈奴、突厥等少数民族统治者虽先后统一北方和西北广大地区，但由于面临汉、唐王朝，所以并未能在中原地区建立自己的统治。两晋南北朝时期，部分少数民族统治者在中原北部先后建立了十六个大小不一的地方性政权；随后，鲜卑族统治者建立北魏，成为中国古代史上第一个统一中原北部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前秦苻坚虽曾统一中原北部地区，但时间短暂，故未考虑在内）。五代十国期间，少数民族统治者也一度建立统一北方的政权。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情况有了进一步发展。两宋时期，契丹、党项和女真族统治者，先后在中原北部建立了辽、西夏和金三个王朝，与宋朝长期对峙。蒙古灭金，与南宋对峙约四十五年，最后灭南宋，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贵族为主体的统治全国的中央王朝。满族贵族继蒙古之后，又建立第二个统治全国的少数民族王朝。清王朝统治中原的广度、深度和时间，都大大超过了元王朝。

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在封建社会后期显然更加频繁。从北宋建立到鸦片战争的八百八十年（960—1840年）中，辽、西夏、金和蒙古在中原北部建立政权约三百二十年（960—1278年）之久，元、清两朝统治全国接近二百九十年（1840年后未计算在内），两者共计约六百一十年，相当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总年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接近百分之七十（69.3%）。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个突出特点。

应该说明，本文中的入主中原包括少数民族统治者在中原所组成的王朝从建立、发展直到衰亡的全过程，而不仅仅是指他们进入中原时的战争阶段。其次，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时，由于大都处于奴隶制或正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发展阶段，侵掠性、破坏性很大，每一次都造成汉族社会为之倒退的严重后果，应予以揭发批判。再次，入主中原归根到底是少数民族进入经济、文化相对先进的中原地区，与汉族逐渐融合的过程（只有个别例外情况），这就有助于中国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不断统一和巩固，而为少数民族统治者始料所不及。最后，少数民族统治者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后，破坏阶段就逐步结束，开始调整政策，在汉族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协助下，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某些发展，这种情况以清王朝最为突出，表明中国封建社会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入主中原也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从秦到清，统一边疆与入主中原持续不断，交相进行，深度和广度逐步发展，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十分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在世界古代史中也最为典型，绝无仅有。

统一边疆、入主中原与中央王朝的盛衰及全国性农民大起义之间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引起中央王朝的更替。遭受沉重打击的地主阶级建立的新王朝力量不足，被迫吸取一定的经验教训，暂时减轻对劳动者的残酷剥削、压迫，并在政策、制度方面略作调整，因而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较快，出现了盛世，能够运用庞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边疆的统一，以防止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侵掠，扩大王朝的政治影响，巩固本身的统治地位，或是达到奴役少数民族劳动者的目的。这种情况以西汉、东汉和唐朝比较显著。明王朝在统一边疆方面，由于蒙古统治者的实力较强以及其他原因而收效不大。清王朝的统一边疆则取得重大成就，其主客观 原因已在上文指出，不再重复。自然，康乾盛世的出现也与清统治者从明末农民大起义吸取了经验教训有关。可见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王朝的存在，尤其是他的盛世，与统一边疆的关系极其密切，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对此也有间接的影响。

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王朝的盛世时期，少数民族统治者自然不可能入主中原；一当王朝衰微或产生封建割据势力时，少数民族统治者就会乘虚而入，例如，西晋、五代、北宋、南宋、明末，等等。

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对全国性农民大起义也有程度不同的影响。两晋南北朝和北宋、南宋所以不曾出现农民大起义，一个重要原因是两个政权南北对峙，双方的经济、政治等情况存在着差异，农民起义很难发展到全国的范围，而只是在各自所处的地区进行，如东晋的孙恩、卢循起义和北魏各族人民起义、六镇起义等。

明末农民大起义规模空前。起义军攻占北京后，清统治者即乘机入关，与起义军争夺全国的统治权，并取得胜利。入主中原对农民大起义的影响显然在不断扩大。明清之际两者同时出现，在中国封建社会也是绝无仅有的。

总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王朝的建立，为全国性农民大起义的不断爆发以及大规模统一边疆的反复进行创造了条件。全国性农民大起义造成王朝的交替和盛世的产生，并因而促进统一边疆的进行。中央王朝的存在及其盛衰又是少数民族统治者能否入主中原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中国封建社会从前期进入后期和晚期，全国性农民大起义和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对封建社会全局的影响也日益扩大。

还可以作进一步的概括：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王朝出现后，除去由于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而导致中央王朝的更迭这一反复进行、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外，统一边疆于入主中原是另一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前者是阶级矛盾的产物，是中国封建社会十分重要的发展动力；后者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等更为复杂的原因所引起，主要推动多民族统一封建国家的发展、巩固直到最后的形成，从而也有益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二者相对独立，又有联系，对中国封建社会的面貌、特征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中国封建社会中，每一次的统一边疆或入土中原都对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形成起有程度不同的推动作用，作出了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贡献，最后由清王朝总其成，基本上完成了这一进程。这一切都与封建社会不断发展，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在经济、文化、政治诸方面的接触日益频繁密切相关。

统一边疆和入主中原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只强调统一边疆的积极面，而对入主中原却突出其消极面。不仅应强调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时起而抵抗，特别是反对其残暴行径的汉族人民及其代表人物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也应突出在统一边疆时反对中央王朝军队的恶劣行为的少数民族人民及其代表人物。除去强调中央王朝统一边疆的统一作用外，也应看到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在造成中国的多民族封建国家不断统一方面的作用。对统一边疆和入主中原的野蛮、落后行为都应予以揭发批判，而对其后各自统治时期的成就和消极面也要恰如其分地作出评价。

清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在统一边疆和入主中原的广度、深度方面都超越了其他王朝，只有元王朝在统一边疆的广度方面可以与之相比。清王朝在促成民族融合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在清朝最后完成，并基本奠定我国的版图，对近代与现代中国具有深远影响。清王朝在入主中原与统一边疆的战略、策略、政策、措施等方面，都吸取了历代汉族王朝的有关经验教训，并有所发展和创造，因而取得较突出的成效。清王朝在统一边疆和入主中原的漫长进程中所起的总其成作用或总结作用就表现在这些方面。

中国古代史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所共同创造，少数民族在其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能否写出进一步反映这一基本事实的中国通史或断代史，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对统一边疆和入主中原问题的观点和评价。长期以来史学家们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很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借论述康乾盛世统一边疆问题的机会，我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这还是粗线条的，存在很多问题，衷心希望同志们的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