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就康乾盛世统一边疆的一些问题作进一步阐述。

第一，      统一边疆的几个值得注意之处。

1.世界这时已进入资本主义制度兴起，封建制度哀微没落的新的历史时期，暂时处于落后状态的国家、地区和民族，无不成为殖民主义者侵略的对象。西方国家从明末起就已不断侵扰东南沿海地区，俄国在清初也开始侵略西北、北部和东北地区，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介入了中国内部事务，给统一边疆造成其他王朝不曾遇到的复杂形势。

汉族封建社会已进入晚期，社会矛盾复杂、尖锐。清王朝虽已建立起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族人民的统治，但仍面临阶级和民族双重矛盾。与此同时，有的民族的部分统治者或个别人物，采取了对抗清王朝的态度，也给清统治者带来一系列棘手问题。

统一边疆尽管是在前所未有的国内外复杂环境中进行，难度很大，不过这时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间的关系愈益密切，对祖国的向心力、凝聚力不断加强，这又是有利于统一边疆的方面。

2.康乾盛世是清前期最重要的历史阶段，统一边疆经常成为这一时期的中心问题。清统治者在这方面的决心之大，投入力量多，有关政策拟定之周密、相应措施之多种多样，为历代王朝所仅见。玄烨为此曾几次亲征，晚年又派遣十四子允禵代表他主持西征事宜，将皇位继承与统一边疆相联系。避暑山庄、外八庙及各地庙宇的修建、围场的设置，木兰秋狝制度的出现，无不与统一边疆密切相关。从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之乱到乾隆六十年的一百一十四年，除去雍正时期及乾隆初年外，玄烨、弘历几乎每年都前往热河，与蒙、藏、维等民族的首领相会，并在此处理其他政务。避暑山庄每年都有一段时间成为清王朝的政治中心。军机处的出现是明清时期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不断强化的必然结果，但却直接导因于加强对西征的领导和指挥。

清初诸帝不仅对汉族学术文化有一定造诣，还不同程度地通晓一些主要少数民族的语言，对有关宗教也有一定研究，弘历尤为突出，因而大大加强他们对统一边疆的领导，这在历代帝王中也是罕见的，反映清统治者对统一边疆问题的极度重视。

3.清军入关到统一台湾的四十年中，清王朝先是镇压了抗清斗争和南明政权，继而扑灭三藩之乱，两次消除中原地区出现南北朝局面的危机，并逐步调整好与汉族地主的关系，大力恢复与发展生产，基本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在这一基础上，清统治者才得以利用中原地区的人力、物力、财力，开始解决统一边疆的问题。

为减少统一边疆所受的外界干扰，显然也是玄烨反击俄国侵略者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军事上，清统治者先是和准噶尔统治集团争夺喀尔喀，在逐步夺取青海、西藏，最后进攻准噶尔本土，这是典型的先翦肘翼，后捣腹心，稳步推进的军事行动，从一个侧面体现统一边疆的计划性。

与顺治年间统一中原连续作战的方式形成鲜明对照，统一边疆的历次战役之间都以后较长的间歇时期。首先，这是由于作战地域辽阔，人烟稀少，每个地区的情况（包括自然环境）迥然不同，更增加军事行动的难度，因而历次战役前，都要进行长时期的准备；而且统一边疆并非单纯的军事强攻，还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特别是耐心等待或促进有利于己的政治形势的到来。其次，噶尔丹覆灭后，清王朝在统一边疆方面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所受压力大大减少，可以稳步前进；同时，每次战役的消耗很大，各阶层人们的承受能力，当也在清统治者的考虑之列。清统治者在统一边疆问题上，基本上能够将军事和其他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求得较好的效果。

上述一系列事实表明，统一边疆是在一个全盘战略部署下，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大规模、长时期的行动，并最终取得成效，基本达到既定目的，这在中国古代史上也是相当突出的。

4.康乾盛世统一边疆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在这方面的最后一次行动，而且是对中国全部边疆地区的统一，并非局部；就广度说，除去元朝外，其他王朝统治者从未取得这样的成就。

在深度上，清朝对边疆地区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所实施的严密、有效和持久的统治，在中国封建社会也是空前的。蒙、藏、维等族的统治者除去被怀柔外，还被清王朝的有关制度牢牢束缚住手脚；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是在清统治者严密监视下有秩序、有限度地进行，相互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稳定甚至停滞状态。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统治者，在条件具备后，向周边扩张并进而入主中原的可能性几乎消失，事实上这种历史已从此结束。

对边疆的有效、持久统治，在蒙藏地区更为突出，如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各族人民反清大起义期间，蒙古、西藏基本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清王朝因而能够集中兵力，包括蒙古骑兵，对起义者大肆镇压。

东汉统治者在窦宪击溃匈奴后，志得意满地认为已收到“一劳而永逸，暂费而永宁”的效果，可是与清统治者在这方面的成就相比较，则大为逊色。这也反映中国古代统一边疆的广度和深度都在不断发展的这一历史事实。

5.统一边疆虽主要利用汉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当从玄烨亲征噶尔丹和弘历发动平准战役前的一些情况看，汉族高级官员很难参预关于统一边疆的决策。统一边疆历次战役的统帅几乎都是满族统治者，复职则有时委任蒙古王公；岳钟琪在雍正年间担任征准西路军统帅，属于特例。又如乾隆十九年第一次平准战役前夕，弘历根据当时十分有利的政治、军事形势，判断远征已胜利在握，无需苦战，于是作出远征军中尽量少用汉兵的决定。

理藩院的人员构成，也很说明问题。这个掌握蒙、藏和“回部”各方面事宜，拥有很大权利的机构，鸦片战争前，全院堂司官员二百多人中，绝大部分是满人、蒙人、仅汉档房设汉军主事一人，汉军笔帖式六人而已。

边疆事务中排斥汉族官员的情况，清入关前已很明显，康熙时进一步发展，如理藩院本设有满汉主事各四人，康熙二十八年“省汉缺”，这正是噶尔丹攻占喀尔喀，即将大举南侵的前夕。玄烨在关键时刻裁撤理藩院内的汉族官员，意味深长。雍正时期在这方面略见松动，乾隆年间又严格起来。

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是清统治者“每以汉人为难治”，对汉人有着根深蒂固的防范心理，所以将他们排斥在统一边疆的事务之外，以消除在这方面可能产生的消极作用，其实也是民族隔离政策的反映。其次，清王朝统一边疆还含有向“臣民”们，尤其是汉族人民显示满族统治集团的实力，并提高其威信的政治意图，因而尽可能不给汉族官员和将领以“立功异域”的机会。

第二，统一边疆对清王朝的重大意义。

1.清统治者对西方国家固然妄自尊大，但也怀有戒备甚至疑惧心理。玄烨向外国传教士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时，对欧洲各国政治、经济重大变革的情况，显然也会祥加探询；尽管他不能理解这些变革的重要意义，但也会产生危机感，何况他在反击俄国侵略者的斗争中，对其野心和实力必然深有体会，而明末西方国家在东南沿海的侵略行径，也使人记忆犹新。因而他曾忧心忡忡地指出：“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1]胤禛、弘历在位期间，西方的变革愈益迅猛，对外扩张变本加厉，通过各种渠道传来的这些消息，自然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冲击，危机感只有与日俱增。

统一边疆的成功，巩固了清朝的国防，有效防止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和渗透，在一个时期内，消除侵略者利用少数民族统治者中个别人物的离心倾向，插手中国内部事务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清王朝所统治的中国就成为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之前，世界上唯一能维护主权与独立的封建大国。

清王朝因恐惧各族人民，尤其是汉族人民的反抗，而采取民族隔离政策，以便分而治之。同样，对西方国家日益增长的疑惧，也会促使他采取闭关自守政策，以防止中国人民由于与外国接触而更加“难治”，从而危及本身的统治地位。所以统一边疆不仅巩固了清朝的国防，在客观上还收到加强闭关自守的效果。从一定意义上看，闭关自守是清王朝更高层次的隔离政策。

2.关于统一边疆与统治中原地区间的关系问题，清统治者始终讳莫如深，只是胤禛间接有所透露：“朕读《洪武宝训》，见明太祖时时以防民、防边为念。盖明太祖本以元末奸民起事，恐人袭其故智，故汲汲以防民奸；其威德不足以抚有蒙古之众，故兢兢以防边患。然终明之世屡受蒙古之侵扰，费数万万之生民膏血，中国为之疲敝，而亡明者即流民李自成也。”[2]

对于明王朝来说，“防民”即如何有效统治中原地区人民的问题，而“防边”则是如何有效制止蒙古南下中原的问题。胤禛虽绝口不谈明朝亡于李自成的原因，却又指出由于明统治者没有解决好“防边”问题，致使“中国为之疲敝”，从而暗示“防边”与“防民”的密切联系。

“防边”与“防民”亦即统治中原与统一边疆，是中国历代王朝为维持其统治所必须处理的两个最重要问题，并不仅限于明王朝，不过明统治者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却最为典型。明王朝所以迅速覆灭，是由于“防边”、“防民”失败，遭到农民起义军与后金（清）政权的交相进攻，终于陷入腹背受敌的绝境，而这又是他的腐朽、反动统治必然招致的后果。胤禛的上述一番话，虽然尽量回避后金在明末已取代蒙古成为明朝劲敌，也是造成他灭亡的重要因素这一事实，但却曲折反映了清统治者对这个历史经验的高度重视。

以少数民族统治集团为主体的清王朝，入主中原后所面临的是具有悠久历史，经济、文化相对先进，富有反压迫斗争传统，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族人民，他们的抗清斗争曾多次给予清统治者沉重打击，其后各种形式的斗争又彼伏此起，绵延不绝，因而玄烨“每以汉人为难治”，胤禛也曾惊呼：“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阶级与民族双重矛盾，使清统治者十分棘手，即使在其全盛时期，这种危机感也始终不曾消失。可见清王朝在“防民”方面的困难又超过明王朝。在这种情况下，统一边疆的成败，对清王朝就具有比明王朝更为严重的意义。

事态的发展表明，清王朝终于完成了对全部边疆地区的统一，这就使他控制了横亘中国北部广漠无垠的蒙古高原，对中原地区处于高屋建瓴的有利军事形势，并可抽出主要兵力，加强对汉族人民的统治，对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显示实力，提高他在各族上层人士中的“威信”，从而大大加强他统治中原和全中国的战略地位。

3.清王朝是以满州贵族为主体的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清统治者所以不断从各个方面加强皇权，以及满州贵族的特权和地位，归根到底是为巩固本身在这个联合专政中的领导地位；统一边疆的突出成就，对进一步实现清统治者的这一意图，显然具有重要意义。满州贵族集团因统一边疆提高了实力、地位和威信，也意味着清王朝对各族人民，尤其是汉族人民的统治地位的巩固，这对加强汉族地主阶级的剥削特权，从劳动人民掠夺更多财富，同样大有好处，因而也进一步促进满汉统治者在这个政权内的合作，对清朝统治中国的全局产生十分有益的作用。

如果说统一中原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汉族问题，那么统一边疆的中心内容则是解决蒙古问题，也就是完成并巩固满蒙贵族结盟的问题。

明清之际的蒙古族，活动地域辽阔，所处战略地位重要，在各少数民族中，人口众多，经济、文化相对发达，并具有相当强的军事实力，以及煊赫的历史，在当时是个仅处于汉族的影响很大的民族。因而对于以少数民族贵族集团而统治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清王朝来说，必须与蒙古贵族结盟，利用他们的地位、实力和影响，控制蒙古广大牧民，加强清朝统治中原的战略地位，并作为统一边疆的重要助手，从而弥补本身力量的不足，尽量缩小与汉族力量对比的差距。可见满蒙结盟实际上关系到以满州贵族为主体的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清王朝的兴衰和命运。

满蒙结盟即满族统治者与漠南蒙古和喀尔喀的王公贵族之间的结盟；而准噶尔统治集团也力图控制、利用这两个地区的蒙古王公，以增加抗衡清王朝的力量，因而使满蒙结盟面临被破坏、瓦解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清王朝也就不得不倾全力来解决准噶尔统治集团的问题，而不惜任何代价和牺牲，以维护对他姓命攸关的满蒙之间的结盟。附带指出一点，弘历在发动第一次平准战役时曾准备采取玄烨对于喀尔喀的政策，在军事行动结束后，恢复漠西厄鲁特四部并立的原状，分封各部的首领予以统治，以求得这个地区的长期稳定。这意味者满蒙结盟的进一步扩大，遗憾的是其后事态向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出现无辜牧民惨遭屠戮的悲剧。

统一边疆的成功，意味着满蒙结盟的完全巩固，以满族贵族为主体，满汉、满蒙统治者长期结合为辅翼的这一政治格局终于形成，清朝进入了他的鼎盛阶段。

在清政权当中，汉、蒙统治者有着明确分工。汉族地主阶级只是辅佐满族贵族统治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包括当地的少数民族）。蒙古、青海、西藏、“回部”这些占清朝疆域将近十分之六的广袤地区，则分别由各该地区的首领，在清统治者的监督下治理；引人注目的是，管理这些地区事务的理藩院，却几乎只是由满蒙两族人员所组成，是满蒙结盟具有特殊地位的一个方面的体现。前述统一边疆中的排汉倾向，从中也可得到部分解释。

4.统一边疆的成就是在皇权不断加强以及中原地区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所取得，可是它对这两方面也产生了促进作用。

由于统一边疆的规模和难度很大，为使国家机器在组织军事、政治、经济各个方面的行动中进一步发挥作用，而又不放松“防民”这一重要环节，在当时就必须将权利进一步集中到最高统治者的手中，雍正初年军机处的设立，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随着统一边疆的进展，清朝统治中国的战略地位也不断加强，相对稳定的政治形势得以长期持续，从而为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乾隆中叶平定准噶尔和解决“回部”问题，所以可作为清朝进入鼎盛阶段的标志，并非偶然。

统一边疆消耗了中原地区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有时也超出人们的承受能力，如康熙末年西征准噶尔之役，绵延七年半之久，“士卒暴露，转运疲敝，民生乏食，物价腾贵”[3]雍正年间征准之前，曾在陕甘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后勤准备工作，引起当地百姓的不满，迫使胤禛特派官员前去“开导训谕，觉悟愚蒙”。[4]不过这终究是次要的一面。

乾隆中叶以后，中原的事业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到各省交界深山老林和边疆地区垦荒，其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地区之广、持续时间之长，都大大超过清代的屯田，也是历代所仅见。大规模的垦荒活动，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封建统治秩序，但也略为减轻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和人口增长过速所产生的压力，从而多少延缓康乾盛世和嘉道时期社会危机的爆发。自然，这也对发展边疆地区的经济，密切各民族间的关系产生重要作用。

总之，统一边疆巩固了清朝的国防，加强清朝统一中原的战略地位，以及满汉、满蒙统治者的联合，使皇权进一步集中，促进中原与边疆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因而是决定康乾盛世及清代前期面貌的一个重要因素，关系到清朝统治中国的全局。

最后就统一边疆所以取得突出成就的原因，作进一步分析。

明代以来，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愈益密切，向心力、凝聚力不断加强，各族人民都希望出现一个更为统一的国家，结束分裂状态，以及因而引起的冲突和战争，加强相互间的交往，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所以清王朝的统一边疆，在客观上适应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趋势，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因而它的成功，有着相当充分的历史条件。清朝统治者自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只是出于加强本身统治地位的这一意图。剥削阶级社会的统治者们的意图和行动，有时会产生远非他们意料所及的结果或影响，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其次，清王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它入主中原后所接受的并不单纯是个社会矛盾复杂、尖锐，相当残破的社会，更主要的在于接受了一个封建政治、经济、文化都已发展到相当高度的社会，这对它此后的各方面成就都具有重大意义。

清王朝的统一边疆是在历代王朝这方面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所进行，清统治者的有关战略、策略和政策、措施，总的说来，也是在中国历代统治者相应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展、制定和推行的。后来居上，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不过这也意味着清统治者进一步突出了汉族统治者有关政策的剥削、压迫实质，加以满族贵族本身所存在的一些落后因素，从而造成统一边疆成就突出，消极面也突出的状况。其实清朝前期各方面的成就中，也都存在这种特点。

明清之际，作为新兴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满州贵族中的不少人物，进取精神与善于向汉族、蒙族等相对先进文化学习的能力相当突出，其组织能力也不容忽视。这是清统治者在统一边疆及其他方面，有着不同程度的建树的主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