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是清朝的全盛时期，集中反映了这个王朝各方面的情况，本文只就其中部分问题作一初步探讨，希望史学界同志们予以指正。

一

康乾盛世并不等同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

康熙即位后，最初有长达八年半（包括顺治十八年全年）的四大臣辅政时期，由于部分政策的不够恰当，在各方面都造成或大或小的问题，三藩这一国中之国正是在此时期发展起来的。康熙八年鳌拜集团被清除后，玄烨逐步恢复并发展了多尔衮、福临当政时的一些政策，使局面为之改观。不过国中之国的情况依然存在，并日趋严重，随后又是平定三藩之乱的八年战争，战火波及内地十二个省，人民的生命财产再次遭到巨大损失。

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之乱，使清朝在中国的统治大大巩固和加强。这一重大胜利和康熙二十二年统一台湾，标志明清之际开始的中国社会各阶级，以及满汉各统治集团间力量对比的漫长调整过程，终于结束。这种政治格局历经康熙中后期和雍正、乾隆两朝，相对固定了一百一十二年，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和文化有较大发展的一个重要政治保证。

所以，康乾盛世的开端应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而不是玄烨即位或亲政之时。

康熙中叶，玄烨三次亲征，粉碎噶尔丹前后，清朝的各个方面都程度不同地表现出发展的气势。康熙四十七年后，皇位继承权的斗争日趋激烈，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危机，玄烨顾此失彼，放松对全局的控制，加以其他一些原因，吏治和财政都出现问题。康熙末年西征准噶尔之役，旷日持久，调兵转饷，牵动很多地区。土地兼并、剥削压迫也有增无已。康熙末年台湾朱一贵起义，短期内席卷全岛，标志清朝的统治出现了问题，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开始受到影响。

胤祯即位后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政治局势，大力发展生产，终于使盛世由停滞再度走上发展之路，为乾隆鼎盛时期的到来创造了条件。

乾隆中叶平准、平“回部”两次战役的胜利，使清朝统一中国的事业最后完成，是康乾盛世开始进入鼎盛阶段的重要标志。封建社会盛世的出现，必然伴生着导致衰落的因素，康乾盛世也不能例外。乾隆初期，以佃农斗争及城镇人民斗争为主体的形形色色的斗争就已此伏彼起，遍及全国。乾隆三十九年终于爆发了山东白莲教支派清水教领袖王伦领导的武装起义。

王伦起义是康乾盛世在中原地区首次爆发的中等规模农民起义，而且位于大运河枢纽的临清地区，逼近畿辅之地，一时给予清统治者很大震动。起义虽然很快失败，却是此后一系列武装起义，如苏四十三起义、田五起义、林爽文起义、苗民起义的前奏，成为康乾盛世将要发生转折的重要信号。

王伦起义所以还不是康乾盛世结束或清朝统治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是因起义规模不大，为时短暂，其意义主要在政治上，清统治者在其他方面并未受到实质性打击。乾隆三十九年后的一个时期，清朝的政局还相对稳定；社会经济继续有所发展，财政并不困难，仍然不止一次蠲免全国钱粮；乾隆自我夸耀的所谓十全武功，有半数在王伦起义后进行。自然，乾隆中叶以后，清朝的鼎盛时期终于接近尾声，地主阶级及其官僚统治机构日益腐朽，对广大劳动者的掠夺、压迫变本加厉，加以入口的迅速增长，因而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上述两方面的情况说明，清朝虽已进入又极盛转向中衰的渐变阶段，但还具备控制全国局势的实力，能够勉强维持盛世的局面。

嘉庆元年爆发的川楚陕农民大起义，是明末农民大起义与太平天国革命之间最大的农民起义。大起义虽未发展到全国范围，就被扑灭，却在多方面给于清朝以沉重打击，使之陷入维持现状而不可得的窘困处境，盛世的“繁荣”一去不复返，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拮据状态暴露无遗，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一度激化，在在表明清朝的统治开始进入中衰时期。总之，康乾盛世的下限定在乾隆六十年，还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二

康乾盛世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清朝进一步统一了北部、西北和西南边疆地区，奠定中国的辽阔疆域，使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联系愈益紧密，对祖国的向心力大为增强，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世界大国的格局最终确立，从而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和现代。这是清朝对中华民族的重大历史贡献。

统一边疆地区关系到清朝在国内的统治是否巩固，因而是清统治者在康乾盛世必须全力予以解决的一大问题。

重视边疆地区是清朝的重要国策。早在清军入关前，皇太极就已统一漠南蒙古，使喀尔喀与清朝建立臣属关系，并与漠西厄鲁特和硕特部的固始汗和西藏达赖五世建立了联系。这是清统治者孤立明朝，增加本身实力，扩大政治影响，夺取对中国的统治权的极其重要的一个部署。少数民族统治者与中央王朝争夺国家统治权时，为弥补本身力量之不足，必然会采取这种步骤；也说明当时中国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已经十分密切，形成一个整体，每个局部都具有战略全局的意义。显然，清朝解决了统一中原地区的问题后，边疆地区的战略意义也就更为突出了。

明清之际，蒙族的经济、文化，在各少数民族中已经比较发达，也是清军入关前除去汉族外给予满族以多方面影响的民族。清统治者还和漠南蒙古的统治者，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

清初的蒙古共分漠南蒙古、喀尔喀、漠西厄鲁特（包括青海厄鲁特）三大部分，居住在北部、西北部约四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接近鸦片战争前清朝约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三分之一，人口在二百万上下，是个重要的少数民族。

在这种情况下，清朝为防止出现两千年来北方少数民族隔长城与中央王朝相对峙的局面，从而削弱对汉族人民的控制，就必须继漠南蒙古之后统一喀尔喀，并与之结盟。不过清统治者为实现这一计划，还必须克服重重困难，这主要是由于清初漠西厄鲁特准噶尔部统治集团，正在迅速崛起，喀尔喀和漠南蒙古是他势在必争的地区，特别是喀尔喀，当时内部纷争不休，更给觊觎者造成可乘之机。

漠西厄鲁特蒙古与青海厄鲁特蒙古位于喀尔喀、漠南蒙古、中原地区、“回部”和西藏的结合点，因而实力日增的厄鲁特统治者的政治动向，几乎对全部边疆地区都有着很大影响。西藏则是西南门户，屏障四川、云南和青海，而且这个地区局势的变化，无不影响笃信喇嘛教的蒙古各部。至于“回部”，已被准噶尔统治集团所控制。总之，由于中国各民族间的关系当时已很密切，问题错综复杂，因而清统治者在统一北方边疆地区的同时，也必须解决西北和西南边疆地区的统一问题。康熙中叶清朝面临以噶尔丹为代表的准噶尔统治集团的严重挑战，不得不立即进行回击，从而揭开统一边疆地区的序幕。

漠西厄鲁特包括四部，准噶尔居于首要地位。康熙初年噶尔丹自立为准噶尔汗后，进一步控制漠西和青海厄鲁特各部，征服“回部”及中亚哈萨克等部，康熙二十七年攻占喀尔喀全境，迫使该部各首领及绝大部分牧民投奔清朝。康熙二十九年噶尔丹率领部众，大举南侵，深入漠南蒙古的乌兰布通，对北京造成严重威胁，一时引起国内很大震动。

准噶尔统治集团的部队有较强的战斗力，在“回部”和中亚哈萨克等地，“其所攻取降服者，一千二百余城”，噶尔丹进攻喀尔喀，使其“七旗数十万众，一岁之中丧亡略尽”[1]。所以噶尔丹是以几乎控制中国半壁江山，征战无敌手的浩大声势进犯清朝的。

噶尔丹的这一行动，得到掌握西藏部分统治大权的第巴桑结的支持。两个主要少数民族的部分统治者相联合，与中央王朝为敌，显然是个严重问题。不仅如此，沙皇俄国也与噶尔丹勾结，直接插手中国的内部事务，企图进一步南下侵略。

情况严重、复杂，清朝只有全力予以回击，才能防止中国的分裂。

准噶尔统治集团对清朝的严重挑战，是中国大陆西部一系列事态发展的必然结果。

十六世纪蒙古的力量开始进入青海，西藏喇嘛教在蒙古广泛传播，蒙藏统治者的关系日益密切。漠西厄鲁特的经济、文化发展比较迅速，十七世纪初有成为蒙古各部政治中心的趋势。明末，漠西厄鲁特和硕特部的固始汗进驻青海，介入西藏宗教斗争，将势力伸入这个地区。噶尔丹即位后，与第巴桑结联合，打击、控制和硕特部，从此开始他的统一蒙古各部并向周边扩张的进程。准噶尔的部队深入漠南蒙古，威胁北京，多少暴露出噶尔丹已经产生染指中原的政治野心。

以噶尔丹为代表的准噶尔统治集团准备统一蒙古，并扩大其势力范围的行动，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问题在于噶尔丹这样起步时，清朝已经建立起统一的中央政权，执行基本符合各族人民利益的政治、经济等政策，开始取得成效。可是他却无视这种形势，执意追求既定目标，为此不惜勾结俄国侵略者。准噶尔部队侵入喀尔喀，不仅破坏了当地军民正在进行的抗俄战争，甚至还牵制了清朝与俄国的谈判。准噶尔统治集团在其所控制的地区，如“回部”，推行残酷的掠夺政策；袭击喀尔喀时造成当地广大牧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这一切都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噶尔丹的后继者们，由于本身还具有一定实力，因而始终保持割据状态，并伺机而动。清朝统一边疆地区的进程所以漫长、艰巨，与此有很大关系。

对于噶尔丹的动向，玄烨早已密切注视，因而在三藩之乱结束后，立即对八旗兵加强训练，以提高其素质和应变能力。同时他还作出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安排，首先发动对俄国侵略者的反击战，通过签订尼布楚条约，基本阻止沙俄的进一步南侵，以便集中力量打击准噶尔统治集团的分裂活动，战而胜之。

在玄烨连续亲征下，康熙三十六年噶尔丹终于覆灭，清朝取得对准战争的关键性胜利，不仅从此切断准噶尔统治集团经喀尔喀东进的道路，保障了北京地区的安全，还使喀尔喀成为进击准噶尔的重要基地。

清朝的重大胜利也沉重打击了第巴桑结。康熙四十四年，他被倾向清朝的西藏其他统治者所杀，准噶尔统治集团为扭转这种不利局势，在康熙五十六年袭占拉萨。清朝随后又夺回拉萨，护送达赖六世回藏，雍正初年清朝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巩固了在青海的统治；同时不断加强对西藏的政务监督，从此杜绝准噶尔统治集团对这一地区的侵扰。

康熙末年，玄烨曾组织西征，反击准噶尔统治集团的进犯。雍正年间，双方又在喀尔喀西部展开激烈的争夺战。两次战役都在相持中结束。

经过对喀尔喀、西藏和青海的长期反覆争夺，雍正末年准噶尔统治集团的活动范围，已被压缩在天山南北地区。乾隆二十年到二十三年，弘历利用准噶尔统治集团为争夺汗位而分崩离析的时机，发动最后攻击，经过一番曲折，终于获得胜利。清朝随后又一鼓作气，平定“回部”大小和卓之变，统一了南疆。

雍正时期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以及乾隆年间两次大小金川之役，其实也是清朝统一边疆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朝在康乾盛世所以能够完成进一步统一国家的事业，是个复杂问题，这里只谈几点原因。

一、统一边疆地区的重点在于解决蒙古问题，与明朝相比较，清朝统治者在这方面所遇到的情况更为有利。

朱元璋统一中原后，蒙古统治者虽退居漠北，却并未溃散，时刻企图卷土重来，成为明朝的劲敌。由于力量对比，以及其他一些原因，朱元璋和朱棣在位期间，明朝对蒙古虽多次发动大规模攻势，给予蒙古统治者较大打击，但对方实力犹存，所以朱棣死后仅仅二十五年，就发生朱祁镇被也先俘获的事件。其后蒙古愈益分裂，明朝的腐朽也日甚一日，双方对峙的局面也就无大变化了。

清初蒙古则四分五裂，便于清朝各个击破，而且清统治者还采取较有远见的政策。

皇太极利用漠南蒙古的分裂，击溃林丹汗，首先统一漠南蒙古，在当地推行盟旗制度，并采取其他一系列措施。使这个地区的政治面貌大为改观，经济情况也有所好转。这种作法既给蒙族人民带来好处，巩固清朝在此地的统治，对喀尔喀自然也会产生一定影响。可见清朝入关前，北方蒙古（漠南蒙古和喀尔喀）的问题已经解决过半了。

噶尔丹袭占喀尔喀全境，迫使该部各首领及绝大部分牧民南下，寻求清朝的保护。玄烨立即抓住这个难逢的时机，不仅予以安顿、救济，还调解该部首领们的纠纷，组织多伦会盟，击溃噶尔丹后使之回归故土，并按漠南蒙古的模式，较快地改变了当地的政治、经济面貌，终于完成这方面的统一事业。这标志清朝对蒙古上层统治者政策的巨大成功。从此，蒙古主要组成部分的人力、物力，就在清朝统一边疆地区的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在雍正时期西征准噶尔战役中，甚至成为扭转当时不利局势的决定性因素。总之，玄烨在蒙古各部分裂情况下，击溃噶尔丹和统一喀尔喀，是个决定性的步骤，准噶尔统治集团的实力遭到相当程度的削弱，清朝的统一事业从此处于主动地位。

二、康乾盛世时皇权极度加强，对汉族、蒙族统治者的政策也很有成效，这就保证清朝政治局势的长期相对稳定，使它能够集中力量于统一事业。而且玄烨、胤桢和弘历都是有作为的帝王，他们从清朝的根本利益出发，对统一事业都具有超出其臣属的战略目光，如玄烨亲征噶尔丹、驱准保藏及弘历平定准噶尔等战役，开头都曾遭到清朝统治集团中绝大多数人的反对，最后才付诸实施，并取得重大胜利。自然，玄烨是这一事业的开创者，在其中又起了决定性作用。

三、中原地区的社会经济在康乾盛世时有较大发展，可以为清朝的统一事业提供充分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由于漠南蒙古和喀尔喀问题的先后解决，也使清朝免除其他封建王朝在这方面的巨额支出和人力损失，而集中用于统一边疆的事业。清朝在这期间征战频繁，财政并不拮据，与此有一定关系。

四、清朝比中国其他王朝更加重视边疆地区的战略地位，因而他的民族政策在历代王朝中也就比较细密、完善，收得较好效果。在统一边疆地区的过程中，凡是结束军事行动的地区，清统治者都根据当地情况，推行相应的政治、经济等措施，务求通过“久安”，达到“长治”，即实行有效的统治，如前述漠南蒙古和喀尔喀的情况。这种作法在客观上符合各族人民的部分愿望和利益，因而清朝的统一事业得到喀尔喀、漠南蒙古、西藏等地人民的支持。影响所及，乾隆时期准噶尔连年内乱时，部分首领和牧民就纷纷投奔清朝，并踊跃参加乾隆二十年第一次的征准战役，清军进入准噶尔地区后，最初也受到当地人们的欢迎。乾隆中叶土尔扈特部历尽千心万苦，终于回归祖国，就更可说明问题。此外，对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上层统治者，清朝则大力推行怀柔政策，甚至对某些与清朝坚决为敌的首领，在他们被俘获后，也并未处以极刑，有的甚至还给以优厚待遇。这对少数民族统治者自然产生很大影响，起到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作用。这也是清朝统一边疆地区获得胜利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