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学博士内藤湖南先生以昭和九年（1934）六月二十六日病殁京都，享年六十有九。先生为彼邦漠学耆宿，治中国史卓然有所建树，新进学子多出其门下。先生自言，早年颇热心于政治，又常有志研究日本文学及艺术，三十岁后志趣犹未集中于史学。故虽早应“支那通”之号，其初期著述乃偏重于论列中国时事，富有宣传性质。如《清朝衰亡论》，《支那论》，《新支那论》诸书，固不无箴贬得当处；然究其用意，则在导谕日本人士以常识，作来华之基础，迥不足与言学术。迨弃新闻记者生活后，始专力于学问。举凡史学文学金石目录书画无不涉及，皆有所成就，而以史学为中心。其方面之广，精力之强，遑论日本，即我国近代学者中亦不数觏焉。盖先生汉文根底极深湛，复与中国学者罗叔言、王静安诸先生相友善，故治中国史学，于资料之搜集，文义之解读，均无甚困难。而其目光之犀利，资料之运用，则多少亦受西洋学风之影响。先生曾谓早年业新闻记者，故涉猎广博，迨晚年专治史学，向所究究心者，亦皆足资利用。盖自博返约，先生得之矣。其于史学最致力中国上古史及清初史地，重要论文皆载《研几小录》、《读史丛录》二书；而史学方法及中国史学史亦曾三致意焉，惟发明较少耳。考其所以致意清初史地之由来，仍不外日人经营我东三省政策之一面，观满蒙丛书所收东北史地诸书之解题，强半出先生手，斯可以窥其意向所在。先生于中国史学家最服膺唐之杜君卿及清之钱竹汀、章实斋。窃谓先生趣味之博大，成就之精深似竹汀；其注意于修史方法及中国史学史乃承受实斋衣钵；而探讨我东北史地，不遗余力者，斯又君卿述作之征诸人事，施于有政，以经邦致用为根底之意欤。
先生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庆应二年（1866）七月十八日生于日本秋田县。明治十六年（1883）三月，入秋田县师范学校。十八年（1885）七月，卒业于高等师范科。九月，任秋田县秋田郡缀子小学训导。二十年（1887）八月，辞职赴东京，编辑《明教杂志》，兼从英人森玛司及美人伊司德雷基（皆从日文译音转译）学英文。二十三年（1890）九月入三河国岡崎町三河新闻社为记者，郁郁不得志，凡三月即退出。自十二月至二十六年（1893）十一月，居东京，编辑《日本人》《及亚细亚》两杂志。二十七年（1894）再入新闻界，为大阪朝日新闻社记者，凡三年。二十九年（1896）娶同县田口郁子，居东京从事著述。三十年（1897）入台湾日报社，留台湾凡八阅月，于经营台地多所规画。三十一年（1898）返东京，为万朝报主笔。三十二年（1899）八月，旅行中国。三十三年（1900）再入大阪朝日新闻社，任撰论说。三十五年（1902）十月，被新闻社派遣视察中国北部东三省各地。三十八年（1905）七月，受外务省命调查日俄战后状况，再入东三省。十一月，以全权大使小村寿太郎招，赴北京。翌年（1906）一月，返国。脱离新闻社，復以外务省命旅行东三省各地。四十年（1907）七月，偕稻叶岩吉视察朝鲜及东三省。十月，被命为京都帝国大学文科讲师，任东洋史讲座。四十二年（1909）升任教授。四十三年（1910）获文学博士位。是年七月，与小川 治、狩野直喜、富岡谦藏、滨田耕作诸氏同被遣来中国，调查燉煌遗书。大正元年（1912）二月，奉命来中国，与富岡谦藏、羽田亨同至奉天采访史料。六年（1917）十月，復被命来中国，与稻叶岩吉、高桥本吉旅行南北部凡二月。七年（1918）九月，又入东三省。十三年（1924）七月，奉命视察英法德意各国，长子乾吉及石滨纯太郎偕行，翌年二月返国。十五年（1926）八月，辞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九月，叙正四位。昭和二年（1927）四月，为帝大文学部嘱託讲师。七月，受京都帝国大学名誉教授称号。五年（1930）罢讲帝大，居京都相乐郡瓶原村之恭仁山庄，专心著述，以讫于殁。
一良以见闻所限，未能遍读散见之遗著。故仅就先生最精粹之论文结集《研几小录》、《读史丛录》二书中国史方面论文分类撮取，作为提要，以当介绍。非敢谓先生之成就止于是，站窥其荦荦大者，且志末学景仰之意云尔。至诸篇结论，自今观之，容有待商榷者，然先生治学之途径与态度，则永足为吾人楷模也。《支那学》七月号载先生著述目录，今附于篇末，以供稽考探索。闻先生罢讲帝大后，即以全力撰《中国古代史》《中国史学史》二书，弘文堂书店张之于豫告中亦历有年所。
一 《明东北疆域辨误》附《奴儿干永宁寺碑记》、《奴儿干永宁寺二碑补考》
自来说明东北疆域多据清官书，而《满洲源流考》最以精确见称，谓明初疆圉东尽开原、铁岭、辽、沈、海、盖，其东北境全属清室及乌拉、哈达、叶赫等诸部，明人未尝涉其境。永乐二年（1404）设尼噜罕卫，七年（1409），设都司。以后陆续设卫所空名，疆域山川多在疑似间。芜杂重复，明人亦无由悉之。先生夷考明人关于女直境之记载，而知其不然。
《大明一统志》“女直”条下谓元设府五，分领混同江南北水远远及女直人；明因开原迤北其部族所居地建都司一人，卫百八十四，千户所二十。官其酋长，各统其属，以时朝贡是奴儿干都司地固在明疆域内也。《殊域周咨录》“女直”条下有永乐元年（1403）行人邢枢皆知县张斌往谕奴儿干，于是海西、建州、野人女直诸酋长悉境来附。诏自开原东北至松花江西置卫一百八十四，所二十。寻复建奴儿干都司于黑龙江地，与各卫所不相统辖。《使职文献通编》卷七《使范》篇有邢枢传，其《外编东北夷女直》篇之记载与《殊域周咨录》同。《东夷考略》一云：“永乐元年遣行人邢枢招谕奴儿干诸部野人酋长来朝，因悉境附。九年（1411）春，遣中使治巨舰，勒水军江上。……于是康旺、佟答剌哈、王肇州、琐胜哥四酋率众降，始设奴儿干都司。自开原东北至松花江以西，先后置建州、毛怜、塔山等卫一百八十四，兀者等所二十。……复置站地面各七，寨一，不领于卫所。”明太宗、宣宗两朝实录亦详记奴儿干都司之建设及亦失哈事。《大明一统志》引《开原新志》纪女真诸部风俗綦详。则谓明人未涉其境之妄不待辨矣。
庙尔（在黑龙江附近）之上二百五十余里混同江东岸特林地方有明碑二，一刻勅建永宁寺记，永乐十一年（1413）立；一刻宣德六年重建永宁寺记，宣德八年（1433）立，皆记太监亦失哈征服奴儿干及海中苦夷（苦兀）事。据二碑及《实录》知辽东都司自都指挥使以下皆以女真著性任之，礼遇颇优，康、佟、王三氏且世袭其职。《满洲源流考》之论明东北疆域盖迫于忌讳，故多饰词也。
二、清朝姓氏考
《清太祖实录》谓清姓爱新觉罗，自天女佛古伦所生始祖已称之，实可疑。《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载满洲姓觉罗者甚多，不及诸觉罗与国姓之关系。居满洲之旗人有一俗语曰：“觉罗姓赵”，而不知其由来。考满洲人称汉姓之事甚古，《金史》国语解已举金人姓与汉姓之对照表。至明代称李杨等诸汉姓，见《东夷考略》。似清先祖称汉姓赵氏矣，然反而之证据又复不少。
《太祖实录》记发祥史事前后错乱，先生以《皇明实录》、《东夷考略》、《吾学编》、《名山藏》诸明代载记，及《西征录》、《东国舆地胜览》、《国朝宝鉴》、《燃藜室记述》等朝鲜载记考之，始了然。《实录》都督孟特穆子充善，楮宴，充善子妥罗。妥罗生都督福满，为努尔哈齐曾祖。朝鲜载记则童孟可帖木尔生童仓董山。董山生脱罗，而无福满一世，故与奴尔哈赤世系不相连属。童董通用，当以示姓者，《金史国语》解止有董姓，谓“术虎曰董”，乃纯粹女真姓，童孟可帖木儿（即《实录》之孟特穆）当姓董也。
《氏族通谱》满洲有大族董鄂氏，其部长和和哩太祖时尚长公主。《啸亭杂录》亦载此事，作何和理，以兵马五万余降太祖。《通谱》谓其居董鄂地方，因地名为氏。
至明代记载中乃谓太祖姓佟氏，佟亦辽东名族。据《通谱》佟养正原居佟佳江沿岸，后归降太祖。辽阳之佟卜年至因被与太祖及佟养性（养正弟）同族之嫌而为明所诛，知佟氏蕃衍之盛。然太祖与佟养性、佟卜年实非一族，先生以《通谱》託佟氏大部分居马察雅尔湖及佟佳江地方，谓太祖与此佟氏之有渊源甚早；然可疑者，董鄂氏乃拥有五万兵马之大族，何以止居董鄂地方。董鄂之地介在佟氏所居佟佳江、马察雅尔湖中间，故先生疑董氏佟氏原为一姓。《金史国语解》有董氏无佟氏，盖由董氏分出。佟氏自佟答剌哈以来从顺明室，而董山则殊为明所恶，此太祖之所以以董山子孙而对明称佟氏也。
嘉庆时有满州人名铁保，字冶亭。《啸亭杂录》谓：“近日董鄂冶亭制府考其宗谱，乃知其先为宋英宗越王之裔。（先生原注据《宋史·宗室列传》越王偲乃神宗第十二子。）后为金人所迁处，居董鄂，以地为氏。”先生由是定董鄂乃赵宋之后。盛昱编《八旗文经》，杨钟义作《作者考》，谓：“铁保……旧谱姓觉罗氏，自称赵宋之裔，后改栋鄂。”此觉罗常是散布满州诸种之一，与“觉罗姓赵”语符合，而与董氏之关系亦证明矣。
太祖始建国时称国号曰金国Aisin gurun ，盖改满州诸觉罗之一而成。或者《金史国语解》“斡准曰赵”，金代称赵姓之斡准音变而为爱新，居满州之旗人，乃传谓爱新觉罗氏即赵氏也。
董鄂与觉罗虽有同族关系，然太祖时则尚分别，太祖家属觉罗而不属董鄂也。先生推测太祖盖迎取其长女婿何和理，为结好而并入己族。号称太祖祖先之童孟可帖木儿、董山等乃董氏，是董鄂名族何和理家祖先。《啸亭杂录》言何和理家自浑春瓦儿喀迁来董鄂，亦与童孟哥帖木儿、董山父子事实符合。《东夷考略》固祗谓太祖为建州枝部，未尝书为建州左卫都督正统之董氏也。
三、都尔鼻考
《清太祖实录》天命十年（1625）三月己酉太祖欲迁都沈阳，谓：“沈阳乃形胜之地，若征明，可由都尔鼻渡辽河，路直且近。若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箭内亘氏尝考之，谓此文及《太宗实录》天聪元年（1627）六月七日条皆误以都尔鼻在辽河东。《太宗实录》天聪八年（1634）五月“戊申大兵渡辽河，抵阳石木河（即养息牧河），沿河立二十营。……己酉大兵至都尔鼻地方。”当以在河西为正。《大清一统志》（卷四百九之一）养息牧牧厂山川条举杜尔笔山，注：“牧厂即设其下”。又古迹条举：“杜尔笔城在牧厂东南五里，周一里一百七十步有奇，高三丈，东西门各一。”《开国方略》崇德二年（1637）太宗命筑都尔弼称改城名为屏城。都尔鼻、杜尔笔、都尔弼同地。
先生复获一二资料以补箭内氏说。清宣统三年（1911）所编《东三省政略·民政篇》吴廷燮之《奉天郡邑志》彰武县条举山之著者，中有“杜尔鼻山，县西北九十里。”可据以定都尔鼻之位置。清初朝鲜世子质于沈阳，其随员著《沈阳日记》，更集送致本国之状奏为《沈阳状启》，其中记豆乙非（即都尔鼻）距沈阳辽河里数，然当时测算未精，故矛盾不可信。
然先生考都尔鼻之意不单在其城址，乃在自奉天出辽西之路线，自来史家所未留意也。清《实录》天聪五年（1631）八月癸未：“兵分两路并进，谕德格额类，岳托，阿济格三贝勒曰：尔等率兵二万，由义州进发，屯于锦州大凌河之间以俟。朕将大兵由白土场入趋广宁大道，初六日会于大凌河。”知乃由奉天渡辽河后先出边门外，再由白土场门（即白土场）及义州路（盖由清河门）入辽西。顺治元年（1644）八月世祖迁都北京，《实录》纪其行程，知亦由土场门入，然所经地名不可考者甚多。幸《沈阳日记》记《沈阳状启》中记崇德六年（1641）八月顺治元年四月之行程，乃渡辽河西北出彰武台边门，由都尔鼻附近西南向，自清河门入边，经义州达锦州，此义州路线之大概也。朝鲜麟坪大君《松边集》中《燕途纪行》顺治十三年（1656）九月初五条谓：“自沈阳抵此城（广宁）有三路。……一路从豆乙非城历新城，暨班齐塔达于此。”此所谓第三路亦即崇德及顺治初年之都尔鼻路。
都尔鼻路之废盖在康熙时，康熙时编《盛京通志》所纪已是今日经新民屯之路线，高士奇康熙二十一年（1682）扈从圣祖东巡，其扈从《东巡日录》所纪行程亦取今日之新民路线。
四 清初之继嗣问题
此文所谓清初指自太祖至世祖之立。太祖妻妾数人：福金佟甲氏生褚燕、代善；继福金富察氏生莽古尔泰、德格类；高慈考皇后叶赫纳喇氏生皇太极；大福金吴喇纳喇氏生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此外侧妃生子六。褚燕以谋叛诛，而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为四大贝勒，轮直视政，阿敏太祖侄也。《实录》记太祖崩后诸贝勒坚请大福金从死，大福金托二幼子多尔衮、多铎于诸贝勒而殉。《燃藜室记述》（卷二十七）引日月录：“或曰：奴尔赤临死，谓贵永介（古英之对音，清官书称代善为古英巴图鲁）曰，九王子（多尔衮）当立而年幼，汝和摄位，后传于九王。贵永介以为嫌逼，遂立洪太氏（皇太极）云。”盖蒙古、满州俗以最后之嫡妻子为嗣，太祖当有遗命。而诸贝勒之势力及当时国情不允立幼子，故大福金被强殉死，更定继嗣者。《太宗实录》谓其立为诸贝勒大臣在廷所推，实文饰之词。《燃藜室记述》引《丙子录》：“丙寅五月，建州奴酋奴儿赤疽发背死，临死命立世子贵荣介。贵荣介让弟弘他时曰，汝智勇胜于我，汝须代立。弘他时略不辞让而立。”朝鲜传说或得其实也。
太宗崇德元年（1636）受皇帝尊号，国号大清。多尔衮在太宗时特被宠遇，《实录》记之甚明。奉天崇谟阁藏旧档中有朝鲜国来书簿，即天聪崇德间朝鲜国书抄本。其中有上皇太子笺及进物单，书簿存者讫崇德六年（1641），每岁朝贡皆有上皇太子笺及贡单。祗据书簿固不知皇太子为何人，《实录》亦无之，先生考定即多尔衮也。旧档中又有天聪四年（1630）与刘兴祚余党誓书及岛中刘府来书，所列“金国汗黄太吉”下皆有“阿革朵儿红”之名。阿革即阿格，后世作阿哥，满州语王子之义，朵儿红即多尔衮。《清文汇解》阿格为受册封有王子资格之少子，然册封之义本满州所无，只王子之义殆已为储君矣。《太宗实录》天聪九年（1635）正月始定制以后太祖庶子皆称阿格，阿格之称始汛及宗室，可知以前此称之尊贵，朵儿红（多尔衮）之称阿革当以其居储贰之位也。至崇德时太宗称皇帝，遂改称皇太子，即朝鲜表文所见者矣。
至太宗之崩，继嗣问题复生纠纷。《世祖实录》（第一）谓崇德八年（1643）八月乙亥诸贝勒大臣会议立太宗第九子，然会议之经过固不若是着单简。朝鲜奎章格藏当时朝鲜使臣报告本国之《沈阳状启》，其中纪会议情形綦详。盖太宗长子豪格知大统当归多尔衮，不顾代善之推己而避去。太宗旧日将领佩剑而前，请立太宗子。代善、阿济格亦引退，多铎默无言。于是多尔衮临机措应，定立世祖，时年六岁，而己济尔哈朗分掌八旗，为辅政。据《状启》及《世祖实录》崇德八年八月丁丑条，则当事后欲拥立多尔衮正大位者犹大有人在焉。
（资料来源：摘自《日本内藤湖南先生在中国史学上之贡献》，《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一期，193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