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处欧亚大陆中心，位于中国的西北部，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大、陆地边界线最长的省区。自古以来，众多民族聚居于这片广袤的土地，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这一地区以其中西交通的重要枢纽，吸引了大批中外学者、探险家、旅行家，留下了丰富的 考察见闻录。近代以降，到新疆考察的中外人士有增无减，尽管他们的目的不同、方式各异 ，其所作所为或可称道、或被遣责，但其考察实录和考察成果，均无一例外地成为可供后人 借鉴、研究、评述的历史遗产。
新疆考察史是中国边疆考察史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边疆研究史的重要内容。对这样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课题，中外研究者虽多有涉及，但研究力作尚不多见。本文拟以中国学者的新疆考察为中心，对２０世纪新疆考察作一概述。
新疆考察，按考察性质言，大体可分为政治考察、学术考察、旅游考察等。本文所要概述的以学术考察为主，兼及政治考察，其实两者之间确也难以截然分开。对学术考察，则以民族调查和文物考古调查为主要概述内容。由于这一题目资料浩繁，又涉及历史学、民族学 、考古学、地理学等多种学科，因而概述与评议不可能是全面的。只要本文能引起更多学术 界同仁对新疆考察史、进而对中国边疆考察史的兴趣，并致力于斯，也就达到了抛砖引玉的写作本意。
一
２０世纪前半叶新疆政局动荡。清王朝崩溃后，新疆经历了地方军阀杨增新、金树仁、 盛世才的统治，民国政府主政新疆后，又因其推行民族压迫政策，激起人民反抗，爆发了三区革命，直到１９４９年新疆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疆才进入稳定的发展时期 。
辛亥革命前后，也就是本世纪头２０年，对新疆地区的考察活动基本上沿袭了１９世纪下半叶已展开的考察活动格局，以探险与考古为主要内容，外国探险家、旅行家扮演了新疆考察行动的主要角色。本世纪头２０年在新疆进行考察主要有：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英籍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德国探险家格伦威尔德、勒柯克、日本探险家大谷光瑞等。虽说这些 探险活动情况各异，他们的考察成果在世界上引起轰动，个人也获得了声誉。但他们中有些人在考察活动中无视中国主权，滥挖遗址、偷盗文物的行径,使每一个中国人想及此总有一种民族感情受到莫大的伤害的耻辱感。我想这一点是应该为世界上每位正直学者所同情和理 解的［这些探险家活动的记述甚丰，以中文资料为例，主要可参阅：斯文赫定著、李述礼译 ：《亚洲腹地旅行记》（上海书店，１９８４年）；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上海中 华书局，１９３６年）；霍普科克著、杨汉章译：《丝绸之路的外国魔鬼》（甘肃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２年版）；杨建新、马曼丽：《外国考察家在我国西北》（河南人民出版社，１ ９８３年）；吴传钧《近百年来外人考察我国边陲述要》（载《边政公论》，１９４４年， 第３卷５、６期）等。］。
在本世纪头２０年间，中国人对新疆考察也并非无所作为。作为清末新政政绩之一而在 历史上留下痕迹的全国乡土志的编写便是其中的一项。１９０７年（光绪三十三年），清政 府在北京设编书局，通令各地编写乡土志。这项工作在新疆得到较为积极的响应。当时新疆 省建置有六府、八直隶厅、二直隶州、二分防厅、一州、二十一县、二分县，合计38个地方 政权机构及4个派出机构。现存新疆乡土志４４种，其中哈密、昌吉、羌、沙雅、和阗各 有两种稿本，实存乡土志３９种，只有迪化府、疏附县、霍尔果斯分防厅三地乡土志尚付阙 如［参阅马大正：《新疆地方志与新疆乡土志稿》载《新疆乡土志稿》（全国图书馆文献缩 微复制中心，１９９０年），页７６３～页７７８。］。编写工作如何进行，未见史载，但从３９种乡土志内容看，编写过程是由当地政府主持，组织一批本地文人对当地现状进行实 地调查与考察。如《新平县乡土志》对该县前后７任知县、９任典史姓名、籍贯、任职时间 的详尽记述，均为其他史书所未见，显然是编写者调查综合所得；再如《库车直隶州乡土志 》、《温宿县乡土志》载有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二年间当地对俄、英的皮毛、布匹、毡子贸 易的数额，显然也是对当地官、商档案调查整理的结果。因此，可以视这次编写工作是对当 地历史和现状的一次普查。
个人游历性考察，有清一代不乏其人，他们或奉命赴任、或被谪戍边疆，结合所见所闻 ，抒发治新政见，留下了大量著述。本世纪头十年间有１９０６年赴疆的方希孟《西征续录 》（郑树荣抄本）、１９０７年赴疆的裴景福《河海昆仑录》４卷（河海昆仑客署本）、１ ９１０年赴疆的袁大化《抚新记程》（新疆官报印书局，宣统三年刊本）、１９１０年赴疆 的温世霖《昆仑旅行日记》（１９４１年铅印本）等。辛亥革命后有两次游历性考察值得一提。一是１９１５年冬林竞竞历时９个月的新疆考察，另一是１９１６年谢彬历时１４个月 的新疆考察。两次考察均是经星星峡进入新疆，考察路线大体相同，先后考察了哈密、吐鲁 番、迪化、绥来、乌苏、伊犁、库车、阿克苏、巴楚、喀什、莎车、和阗、于阗、且末、羌、焉耆、承化寺、塔尔巴哈台等地，经俄国斜米巴于金斯克，沿西伯利亚铁路归国。他们二人均为北洋政府所派，考察目的是探求治新之策。林竞竞在其考察报告《新疆纪略》中提 出治理新疆二策在于“欲图新疆者，必自钅夷道路”，“交通一便，莫重于移民”，并断言“执此二端，能举则存，不举则亡，其著效固不待五年也”［林竞竞：《新疆纪略》（天山 学会铅印本，１９１８年４月），页４７。］。而谢彬提出的治新意见，在其题为《开发新 疆计划书》［谢彬著，杨镰、张颐青整理：《新疆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页２９８～页３３１。］中作了阐述。他以屯田实边的传统治边政策为出发点，提出设县 、分省两大动议，将整个新疆分为山北、山南二省，以“西二省”与“东三省”并称。进而 提出只有开发新疆，发展经济，才能抵御英、俄、日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以便利交通为开 发新省第一急务”（４月１３日日记）。
２０年代至３０年代，新疆考察以中国和瑞典联合主办的西北科学考查团最为著名。瑞 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进行十余次协商，于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６日签订协议１９条，正式组成“西北科学考查团”。计划考察期限２年，考察项目有：地质、地磁、气 象、天文、考古、人类、民族、民俗等项。全团由２７人组成，其中中国１０人，团长是徐旭生（炳昶），欧洲１７人，其国籍分别为瑞典、丹麦、德国，团长是斯文赫定。考查团于同年６月８日由北平出发，于１９２８年２月１４日抵哈密，３月１８日到迪化。考查团在 迪化、羌、库车分别设立了测候所，这一年冬，又在吐鲁番进行几个月气象观察。那林到 罗布泊考察地质，贝格满、哈士纶在罗布泊进行考古。黄文弼、丁道衡分别由吐鲁番至天山西部进行考古和地质考察，袁复礼在阜康县三台附近发现了恐龙化石。１９２９年１月２７ 日，徐旭生与斯文赫定离开迪瓦，取道苏联于２月１９日到北平［参阅《徐旭生西游日记》 （北平西北科学考察团铅印本，１９３０年），第１、２、３册。］。这次综合性科学考察 ，收获丰硕。
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取得的成功与中法学术考察团的失败形成鲜明对照。中法学术考察 团组成于１９３０年。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代表褚民谊和李煜瀛等，与法国学术团体代表卜安（又译作普安）协商，订立了合作办法及组织细则。全团人数４０余人，中方团长褚民谊 ，法方团长哈德尔。预拟考察项目有：测绘、地理、气象、考古、人类、政治、民族、经济 等，计划在新疆考察喀什、阿克苏、库车、迪化、哈密等地。由于法方团员“在宣化摄照妇 女小脚及乞丐”，辱骂中国团员为“黄色远征队”［吴绍王：《新疆概观》（中华书局， １９３３年），页３２４～页３２５。］，并对中国团员的抗议置若罔闻，因而中国六位团 员到酒泉后便退出考察团，以示抗议，褚民谊调解无效［参阅褚民谊：《视察新疆报告》， 页１４～页３２。］，以致考察工作无法正常开展。该团由哈密至迪化后，除卜安与车队去 喀什与哈德尔会合外［《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１辑，页３０～页３３。］，其余团员则在 迪化待命，并于１９３２年２月返回北平。此次考察实际并未开展而草草收场。
２０年代以后，到新疆考察的外国人据《新疆探察史》记载主要有：１９２２年～１９２３年英国驻喀什总领事斯克林（Ｃ．Ｐ．ＳＫｒｉｎｅ）考察叶尔羌地区；１９２５年美 国人西奥多·罗斯福（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Ｒｏｏｓｖｏｌｔ Ｊｒ）和他的兄弟克米特（ Ｋｅｒｍｉｔ）考察天山；１９２６年德国人波波夫（Ｐｏｐｏｖ．Ｇ．Ｍ）考察天山西部 ；１９２７年德国人特林克勒（Ｔｒｉｎｋｌｏｒ）、特拉（Ｄｅ Ｔｅｒｒａ）、博斯哈 德（Ｂｏｓｓｈａｒｄ）考察塔克拉玛干西部地区；１９２７年舍恩伯格（Ｓｃｈｏｍｂｅ ｒｇ Ｒ．Ｃ．Ｆ）和格雷格森（Ｇｒｅｇｓｏｎ Ｇ．Ｋ）考察天山和叶尔羌地区［参阅 ，达布斯：《新疆探察史》第７章（Ｊａｃｋ Ａ Ｄａｂｂｓ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 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 ｓｅ Ｔｕｒｋｅｓｔｏｎ）。］。１９３０年斯坦因再次着手筹组考古队，准备第四次进入新疆，但因为斯坦因在清朝光绪年间盗窃中国经卷、竹简、佛像的劣迹为国人所痛恨，所以当时中国学术界和古物保管委员会再三“恳词痛陈利害，请令新省即将斯（坦因）氏驱逐 出境，以维主权”［《新疆概观》，页３１４～页３１５。］。南京政府在舆论压力下，下 令新疆当局将已进入新省的斯坦因一行驱逐出境。斯坦因考古队在于阗、喀什停留几个星期后，于１９３２年５月３０日出境，斯坦因在和阗掘得的印度古文书和古代竹简，皆被中国有关部门扣留。
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家黄文弼在新疆的考察是当时最值得记述的学术考察活动。２０年代末到４０年代初，黄文弼曾三次赴新疆。第一次是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０年，他作为西北科学考查团成员，重点考察了吐鲁番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周缘诸古代遗址。在吐鲁番重点发 掘交河古城，得到大量陶器和高昌麴氏王朝纪年的墓砖，并于１９３０年到举世闻名的罗布 泊地区，发现了著名土垠遗址及一批西汉简牍。黄文弼是进入这一地区考察的第一位中国学 者。他于１９２９年春，从沙雅附近的塔里木河畔出发，以一个月零六天的时间成功地穿越 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当年法显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用了一个月零五天的时间）。黄文弼在 新疆考察历时三年余，获采集品８０余箱，于１９３０年秋途经西伯利亚返回北京［参阅《 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１９２７～１９３０）》（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０年）。］。当时北京大学代理校长陈大齐教授称誉：“黄先生此行前后三年余，经历许多艰难困苦，成功而归，外人在新疆考古者甚多，我国人今以黄先生为第一，而其所得材料之丰富，亦不亚于外人 ”［黄烈编：《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９年），页８。］。之后，１ ９３３年黄文弼以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身份进行第二次新疆考察，重点考察罗布泊地区。第 三次到新疆考察是１９４３年。此行是黄文弼受西北大学委托，重点考察新疆的教育、文化 及古迹文物。《高昌砖集》、《高昌陶集》、《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 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等专著，即是各次考察成果的汇集。
个人游历性考察并留下见闻录的在３０至４０年代也不乏其人，诸如吴蔼宸《新疆纪游 》（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５年），陈纪滢《新疆鸟瞰》（建中出版社，１９４３年），萨空了《由香港到新疆》（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等。其中黄慕松《新疆概述》和冯有真《 新疆视察记》中的政治色彩更显浓厚。３０年代，民国政府力图控制新疆政局，与地方军阀 盛世才明争暗斗。１９３３年６月黄慕松和９月罗文干先后代表民国政府入新，均肩负加强 对新疆控制的政治使命。他们政治使命的成败得失、是非功过虽非本文论述范围，但黄慕松 的新疆考察报告《新疆概述》和随罗文干入新的冯有真所撰《新疆视察记》为人们留下了一 份有价值的政治考察实录。对于新疆的治理，黄慕松认为：“整理新疆，须先由调整外交入手，如外交有办法，则内部之建设，始可逐步推行，如整顿财政，改善吏治，训练军队，促 进文化等等，均非由中央指导辅助不可”，而“要有效加强中央指导，首要发展新疆交通” ，“省内外交通如能便利，其他建设新疆各种要政，始可以期次第推行也”［黄慕松：《新 疆概述》，刊《奉使新疆西藏自述》，页４９、５０。］。而罗文干也提出“以开辟交通为 先务”的治新之策［冯有真：《新疆视察记》（世界书局，１９３４年），页８８～页１１ ７。］。
进入４０年代，由于新疆政局动荡加剧，因而有影响的学术考察和政治考察已不多见。
二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新疆人民与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崭新 的社会主义制度向新疆考察提出了新的课题和任务，稳定发展的社会环境为新疆考察顺利开 展创造了条件，而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新疆考察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
５０年代至６０年代，新疆地区曾组织过两次规模较大的全区性考察活动——少数民族 现状和社会历史调查。
第一次在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５年之间。新疆解放后，自治区党委十分重视牧区社会和农村社会状况的调查研究。从１９５０年３月开始，多次派出工作组，深入到伊犁地区尼勒 克县，塔城地区乌苏、托里、额敏三县，阿勒泰地区阿勒泰、布尔津、哈巴河、吉木乃与富 蕴五县，以及哈密地区巴里坤与哈密两县的哈萨克与蒙古族游牧区，进行了为期数个月不等 的社会调查。１９５１年９月至１９５２年５月，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组织工作组，调查了南 疆地区和田、莎车、喀什与阿克苏四个专区。调查组在四个专区所属的和田、洛浦、墨玉、 皮山、叶城、莎车、英吉沙、疏附、伽师、阿克苏、温宿与库车等１３个县作了１４个典型 村乡调查，并结合典型调查作了多项专题调查，包括如下问题：南疆的瓦哈甫问题、维吾尔 族的遗产制度，南疆农村的经济结构与阶级情况，南疆的水利情况，南疆农村的农业生产与 生产力，南疆农村的封建剥削制度，南疆农村养蚕业、农村手工业、城镇手工业，南疆的集市，以及解放前后南疆农村的文化教育等［此次调查材料，大部分已编入《南疆农村社会》（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之一）一书（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 １９５３年秋和１９５４年秋，新疆人民政府分别派出访问团赴阿勒泰地区和南疆蒙古、柯 尔克孜、塔吉克牧区广泛调查。１９５４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计划委员会又组织力量，对 新疆农村经济进行点面结合的调查［参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计划委员会编：《新疆农村经济 调查报告》（１９５６年，铅印本）。］。这一阶段开始侧重调查牧区和农区的阶级情况、 牲畜占有、土地占有、剥削关系、社会状况和民族历史。１９５２年８月后，为了适应土地改革运动和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调查重点转向牧区的阶级状况和互助合作、牧工牧 主两利政策执行情况。各次调查重点虽各有侧重，但民族社会调查主要是了解解放前新疆农 区和牧区的社会经济情况与解放后的变化，当然还附带对各地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农村和牧区进行比较分析，从这些农村和牧区的关系上，探索封建社会各个阶段的特征及其发展的痕 迹。这一阶段调查的有关资料，大部分已编入１９８８年由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的《新疆牧 区社会》和《新疆农村社会》［《新疆牧区社会》收文９６篇，约７０万字，《新疆农村社 会》收文１８８篇，约９３万字。］，成为从事经济学、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民俗学等方面研究的宝贵文献。正如著名学者谷苞在《新疆农村社会》的序言中所指：“它们的内 容，既反映了解放前和解放初期新疆农村的基本情况，也反映了这个期间的巨大变化。也就 是说，它们既反映了新疆农村是如何由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的，又反映了在社会主义社会 中新疆各族人民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巨大变化”。
第二次时间大体上是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６４年左右。１９５６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 族委员会和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了包括新疆调查组在内的十几个调查组，对全国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进行了大规模调查研究。１９５８年在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科学 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下，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和各少数民族地区有关单 位，为编写《少数民族简史》、《少数民族简志》、《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三套丛书，又进行了大量的补充调查。这次延续多年、动员了大量人力的新疆调查，其调查报告已收入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经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丛刊编辑组选编，于７０年代末开始由新疆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笔者写作本文时 已看到除前已提到的《南疆农村社会》外，还有《维吾尔族社会历史调查》（１９８４年） 、《哈萨克族社会历史调查》（１９８７年）、《巴里坤哈萨克族风俗习惯》（１９８６年 ）、《柯尔克孜族社会历史调查》（１９８７年）、《柯尔克孜族风俗习惯》（１９８６年 ）、《塔吉克族社会历史调查》（１９８４年）等。更重要的是这次调查培养了整整一代边 疆研究、民族研究学家。
在民族社会调查蓬勃开展的同时，新疆的文物普查和考古发掘也有计划地展开起来。１ ９５３年和１９５７年新疆地区进行了两次全区性文物普查，为了解新疆境内历史文物古迹 分布打下了基础［《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９年），页１６９。］。 整个５０年代，新疆的文物考古工作者，配合基本建设，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周缘各绿洲、吐 鲁番盆地、伊犁河谷，以及天山以北广大草原，进行重点考古调查和发掘。正是通过这一时 期的实践，一批年轻的考古工作者脱颖而出，成为７０年代以后新疆考古发掘与研究的中坚 力量。此时，老一辈文物考古学家向达、史树青、阎文儒、武伯纶等也到新疆考察，有力地 推动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的发展［向达：《西域见闻琐记》，《文物》１９６２年７月～８ 月；史树青：《新疆文物调查随笔》，《文物》１９６０年６月；阎文儒：《新疆天山以南 的石窟》，《文物》１９６２年７月～８月；阎文儒：《龟兹境内汉人开凿、汉僧主持最多 的一处石窟——库木土拉——考察西北石窟工作散记之二》，《现代佛学》１９６２年４期 ；武伯纶：《新疆天山南路的文物调查》，《文物参考资料》１９５４年１０期。］。３０ 年代被誉为“国人新疆考古第一人”的黄文弼，以近古稀之年于１９５７年９月率小型考察 队第四次考察新疆，此次考察历时一年，行程１．４万公里。踏察了古城、寺庙等各类遗址 １２７处（内古城５８座），同时还在哈密、焉耆、库车等地进行试掘和发掘工作［参阅黄 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１９５７～１９５８）》（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３年）。］。
十年动乱期间，新疆的考古工作虽有进展，但从整体上看，学术考察基本中断。直至７ ０年代末，随着社会科学研究的复苏,为修订《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五套丛书办公室组织了大批人员，对自治区内各民族自治州和自治县 在６０年代调查基础上进行了补充调查。新疆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概 况》（１９８５年）、《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概况》（１９８５年）、《博尔塔拉蒙古自治 州概况》（１９８５年）、《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概况》（１９８５年）、《克孜勒苏柯尔克 孜自治区概况》（１９８５年）、《昌吉回族自治州概况》（１９８５年）、《木垒哈萨克 自治县概况》（１９８４年）、《焉耆回族自治县概况》（１９８６年）、《巴里坤哈萨克 自治县概况》（１９８４年）、《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概况》（１９８６年）等。这项工作 的完成，不仅为进一步编写地方志准备了资料，也为地方志的编撰培养了专业干部。
进入８０年代后，新疆的考察工作才以新的姿态蓬勃展开，考古发掘、文物普查、民族 调查、宗教调查、地名普查、国情调查，以及多学科相结合的综合考察，有如百花争艳。全 面评述，实非本文篇幅所能容纳，现举有代表性的几例概述。
人类活动受环境变化的影响。新疆沙漠化问题十分突出，尤其在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和田河流域。塔里木盆地南缘许多著名古代城镇衰落，并深陷沙漠之中；盆地北缘，不少知 名的古代绿洲、屯垦基地，今天成了盐碱荒漠，少有人烟。因此，为了认识绿洲、扩大绿洲 ，对典型的沙漠化地区进行综合考察势在必行。在考察中，遗址、古迹成了重点对象，因为 遗址的形成本身就是沙漠化的结果。
８０年代以来，对和田与和田河流域进行了两次综合考察。１９８４年５月至７月，新 疆社会科学院组织该院经济所、考古所、历史所的１１名科研人员进行考察，宗旨是“从历 史演变的角度，探讨和田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等问题，从宏观方面寻求综合防治土地沙 漠化及盐渍化的办法”［陈华主编：《和田绿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页３０８。按此书为此次考察的研究成果结集。］。同年１０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 府为了规划、利用和根治南疆人民的生命线——塔里木河，组成了由３０人组成的和田河流 域综合科学考察队，其中科技人员１８人，分属１５个不同学科和专业：经济地理、农业经 济、土地规划、工程水文地理、水利工程、天文、地貌、地质、气候、土壤地理、环境保护 、林业、农学、生物、考古。考察历时５４天。考察工作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阿拉尔至 墨玉县，主要对和田河下游地区进行考察。第二阶段以和田为中心，对和田、墨玉、洛浦三 县绿洲农区进行考察［侯灿：《和田沙漠综合考察简介》，载《新疆社会科学情报》１９８ ５年１１期；侯灿《死海中的古戍堡——和田河考古记》，载《文物天地》１９８７年３月 。］。在考察中，考古学家在大沙漠腹地和田河两岸调查了麻札塔格古戍堡［侯灿：《麻札 塔格古戍堡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位置》，载《文物》１９８７年３月。］。
塔克拉玛干沙漠综合考察也是一次多学科相结合的综合考察。因只看到考察队考古组的 资料，故只对考古组工作略作介绍。１９８９年秋，考古组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主要在若羌、且末、民丰及墨玉等县进行考古调查。调查路线是自乌鲁木齐经库尔勒铁干里克绿色走廊到若羌，沿阿尔金山、昆仑山北麓西行，着重在若羌、且末、民丰三县进行工作，除在墨玉县札瓦调查一处佛教遗址外，其他地区多系一般考察。整个考古考察多有收获，在现存 米兰遗址东南新发现了一处汉代聚落遗址，有助于对汉代伊循屯田的研究；在米兰吐蕃古堡 西稍偏南，在一座佛寺内护壁上发现有翼天使壁画；在安迪尔牧场东北沙漠中，踏察了安迪 尔故城，采集到具有汉代以前特征的手制陶器、汉亻去二体钱、木雕佛像等［见《塔克拉玛 干南缘调查》，载《新疆文物》１９９０年４期。］。考古组在墨玉县重点调查的札瓦遗址 ，是一处新发现的遗址，“经过查阅斯坦因、黄文弼等人的早期考古报告，以及解放后的考 古调查，发掘资料，均未见报导。遗址属古代和田河绿洲体系，近畿地带，因而它实际上是 于阗国文化中心地区之一”［《墨玉县札瓦遗址》，载《新疆文物》1990年4期。］。
（资料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