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和中国的边疆

    现在的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中国的概念 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由最初的京师(注：《诗·大雅·民劳》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按毛传：“中国，京师也”。)、华夏地区，到由汉族和其他民族建立的王朝 所统辖的地区，近代始才专指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汉族和其他民族)共有的国家为中国， 以区别于其他国家，具有了现代意义国家称谓。总之，中国概念的演变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产物。
    边疆，是一个含义较广的概念，国内外文献作出的解释是很相近的。一般都解释为“ 靠近国界的那个地方”，有的说：“边疆，边境之地”，(注：《辞源》，商务印书馆修订版，1983年，第3095页。)有的则说：“边疆，靠近国界的领土。”(注：《现代汉 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4页。)在外文辞书中，边疆是指“一个国家的边远地区”(注：《苏联大百科辞典》(俄文版)，1985年，第1205页。)。总之，中外文献中，把边疆解释为一个国家比较边远的靠近国境的地区或地带。
    边疆是一个地理概念。中国的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陆疆是指沿国界内侧有一定宽度 的地区，必须具备下述条件的地区才可称之为陆疆地区，即一要有与邻国相接的国界线；二要具有自然、历史、文化诸多方面的自身特点。据此，当代中国的陆疆省区包括： 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云南省。严格地说，我们不能把整个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和黑龙江、吉林、辽宁、云南等省都视为陆疆地区。因为内蒙古自治区虽然从人文方面 看是蒙古族普遍居住的地区，从历史方面看也有它发展的整体性和特殊性，但阴山山脉 横亘其间，使山南与山北地区在自然条件、历史与人文特点和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实际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将阴山山脉以北地区作为边疆地区并考虑到行政区域的完整性，应把横跨阴山山脉的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巴彦淖尔盟也都作为边疆地区 ，是较为适合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深入内地的桂林、梧州地区，亦不应作为边疆 地区。黑龙江省南部哈尔滨市及其周缘地区，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朝鲜自治县和集安市以外地区，辽宁省丹东地区以外地区和云南省沿国境线诸州和地区以外地区 ，亦不应视之为边疆地区。简言之，凡是有国境线的边境县的总和是当代中国狭义的边疆地区。顺便提及，在当今人们习惯中，也有将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贵州等省称之为“边疆地区”，其实这是不确切的。我们可以称它们为“边远地区”，但不能称之为 边疆地区，因这些省区均不具备与邻国相接的国界线。
    边疆又是一个历史概念，它是随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固定 下来的。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自秦始皇建立封建中央集权国家以来，出现过多次大一统局面。秦汉王朝开创了全国统一的先河，隋唐王朝疆 域的开拓，扩大了中原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与边疆地区的联系，实现了“华戎同轨” ，“冠带百蛮，车书万里”。宋、辽、金之际，汉族与边疆各少数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意识，各族人民克服了战争造成的种种困难，内地和边疆的开发与 交流进一步发展。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开创了我国少数民族一统全国的先例，中原和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民族本身，发生了长达百年富有特色的大融合，改变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传统结构和狭隘观念。及至明、清，特别是清朝前期，清政府在 元、明两代基础上实现了新的全国大一统。清初内地划分18省，即直隶、山西、山东、 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福建、陕西、甘肃。其中云南、广西，以及台湾、海南和南海诸岛虽划入18省，但地处边陲 ，与邻国接壤，清政府对这些地区的政策与内地有区别；除上述地区以外，一般都视为 边疆地区。由此可见，清代边疆包括：东北3省、内外蒙古、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台湾、海南岛及南海诸岛，基本上形成了现今的疆域范围。
    在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有战乱、有分裂，但每次战乱和分裂，都为下一时期更大范 围的统一和发展准备了条件。因此，在讨论历史上的边疆问题时，应考虑如下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首先是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相连接的省区；其次是以此为基础，上溯古代，参考历代封建王朝边疆的实际情况予以综合考察。这就是说，当代的中国边疆与 历史上的中国边疆有历史的继承性和延续性，但当代中国边疆又不能与古代的边疆简单 地划等号，因为中国古代疆域呈现着稳定性与波动性相结合的特点。
    综合现有的认识，海疆可以包含两大部分，一是大陆海岸线至领海基线之间的海域， 这是国家的内海，其法律地位与领土完全相同；二是按当今公认的国际法，领海基线以外的国家管辖海域，包括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等国家的管辖海域和岛屿。据上述标准，中国的海疆，从鸭绿江口到曾母暗沙有4000余公里，东西宽约700—160 0公里，中国大陆边缘除渤海为中国的内海外，还有黄海、东海和南海，所以按海区划分为，黄海海疆、东海海疆和南海海疆。在上述海疆中最大的岛屿有台湾和海南(已分 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省份)，但在论及历史上的海疆时还必须考虑到拥有大陆海岸 线的省区的客观实际。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
    第一，边疆是一个政治概念，在中国历史上，国家政权在这一区域的统治形式往往呈 现两种状况，一种是高度的中央集权统治，甚至是军事管制；另一种则是高度的地方自治。至于在某地实施哪种方式，则是因地制宜或因时而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历史上的中国边疆在形式上是由国家政权的统治中心区到域外的过渡区域，即由治向不治过渡的特定区域。
    第二，边疆有军事方面的含义，边疆地区是国家的国防前沿，即边防地区，因此在军事方面的战略地位自然十分重要，在国家面临外部军事威胁或武装侵略时就更为突出。
    第三，边疆有经济方面的含义。由于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条件等方面的原因，边疆地区在经济区域类型和发展水平方面往往与内地有着较大的差别。
    第四，边疆也有文化方面的含义。正是因为边疆地区在以上诸方面往往与内地有着不少差异，所以其区域文化类型的形成是边疆地区社会发展长时期、深层次演进的结果，与与边疆地区的居民构成(主要是民族或种族情况)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但即使是同一 民族在与外部的文化交流中(主要是边疆与内地的交流)，其社会文化特点也会发生变化。
    显然，中国边疆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概念，只有综合地考虑了政治、军事、经济、 文化和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因素后，才能得出一个相对明确的答案。从历史角度看，许多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民族自治的本质和形式有别，如在古代有羁縻府州、土司地方等)属于边疆地区，但也不能就此得出自治程度高的地区就是边疆地 区的结论。
    人们在认识和研究边疆问题时，应历史地、多层次、多角度地考察边疆问题，既要有 点重点地考察对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边疆进行研究，也要兼顾从边疆的某个单一视角或对某些局部问题进行的研究。
    面对十分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之所以认为中国边疆可以作为一个独立完整客体 供人们进行研究，首先取决于内涵十分丰富而复杂的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及其边疆发展的历程。

    　　　　           二、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及其边疆地区的发展大势与历史特点

    有着广袤的疆土和众多国民的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是经过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后大致定形于现代状态的，这一过程虽然十分漫长而曲折，但总的趋势是，自先秦时期起，在现代中国领土内开始形成一个核心区域，而这个核心位置并不固定于一地(大致在 黄河中下游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在这中心区域建立政权的既有华夏，也有夷狄，既有 汉族也有其他少数民族，当一个处于中心地位的政权因内部原因(如政权腐败、政治分裂、经济崩溃等)或因外部原因(如处理不好内外关系、外敌入侵等)或因内外交困而垮 台时，就会有一个新生的较有生气的政权接替前者，这就是历史上常见的王朝兴衰交替 现象。当然，单一的中心分成两个或更多的中心在历史上也是十分常见的现象，这就是人们经常提到的割据时期。但是，即使是在多政权分立时期，每个有作为的统治者往往 认为自己是更大范围中心的代表，而且努力将这种愿望付诸实施。在经过一番努力后( 时间或长或短，过程或顺利或曲折)，最终一个更大范围的、统一程度更高的国家就诞生了。到了清代，古代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到了最高水平。进入近代，外来侵略威胁日益严重，同时自身内部的社会经济问题也在日益恶化，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在危机四起后，中国人开始了新的寻求富国强邦之路。经过百余年的奋斗，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获得了新生——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并发展起来。
    边疆地区的发展是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发展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全国范围的发展决 定了边疆地区发展的基础，边疆地区的发展也对全国范围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中国历史上的边疆大致有三种发展趋势或者是到当代为止的归宿：其一，原为边疆地区，经 过长时期甚至是有反复的发展逐步变为内地的一部分；其二，曾是域外或边疆的地区， 经过长时期甚至是有反复的发展，现在仍为中国边疆的组成部分；其三，由于外来势力的影响(直接的或间接的)，曾是中国边疆有机组成部分的地区成为今天中国域外之地。 如果从宏观角度观察中国边疆的发展大趋势，那么结论只能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随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奠定，由局部的小统一，到全国的大一统，终使广大边疆地区日益成为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有机的组成部分。
    中国边疆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长期发展的产物，其不但有着较明显的自然特征， 更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特点。辨析中国边疆的历史特点对于加深理解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全过程和研究中国边疆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边疆至少包括以下四 个特点。
    首先，广阔的地域——分散发展演进后的统一。中国是一个有着辽阔领土的统一的多 民族国家，其边疆地区地域亦十分广袤。从东北到西南，陆地边疆地区面积即超过全国面积的一半以上，此外还有十分辽阔的海疆。中国各边疆地区在社会人文环境与自然地 理条件方面往往存有巨大的差异，中国边疆是在分散发展演进后统一为一体的。这里所 讲的分散与统一均有两重含意，讲分散既有从全国角度看边疆分散为若干地区，也有在一个大的地区中又往往可分为若干相对自成体系的局部；讲统一既有各大边疆区域逐步 统一于中国的进程，也有各个边疆区域内部趋于一体的演进。每个大的边疆地区都有相对自成体系的发展史，这既是本地区的社会发展史，也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边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东北边疆地区，该地处于东北亚一隅，东有海，西有大兴安岭山脉，北 至东北西北部高寒地区，南则与华北地区相接。该地区有漫长的地区社会发展史，时常 与蒙古高原和朝鲜半岛的社会发展有联系，但更主要的是与中原地区的发展密切相关。在东北地区自身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中原王朝对该地区的辖治有着时进时退的变迁，当 契丹、女真(及后来的满洲)在该地区发展起来并逐步进入中原地区后，该地区作为中国 辽阔边疆一部分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在北部边疆地区，主要是蒙古高原地区，这里地势开阔，适于牧业发展，但也时遇恶劣气候造成的天灾。该地区的经济以游牧为 主，社会发展波动性较强，居民流动性亦强。该地区自古就与中原地区联系密切，战争 、和亲、经贸人员交往及移民潮都是连接纽带。当蒙古族在这一地区有了历史性的发展后，该地区作为中国北部边疆的地位也随之得到进一步的确认。当然，北部地区的社会 发展与东北地区、西北地区的发展也有多方面的联系。在西北边疆地区，这里地域广袤 ，但间有高山、荒漠分隔；这里道路漫长而艰辛，但又是东亚至中亚及南亚、西亚、欧洲经济文化交流与民族迁徙的重要通道。这就导致了该地区社会发展的曲折复杂局面， 但各地区分散发展基础上的统一趋势却是十分明显的。在西部边疆地区，主要是青藏高 原地区，高山大川的阻隔延迟了该地区统一发展的进程，但自吐蕃在此兴起以后，该地区与内地及其他边疆地区的联系日趋紧密，日益加深的多方面的双向交流最终导致这里 成为中国边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南边疆地区，热带、亚热带高原、平坝地形更加复 杂，自然环境也为小规模人群提供小范围的生存空间，这里的居民有着漫长的相对与外世隔绝的发展进程，但是缓慢却坚实少有反复的统一历程则代表了该地区社会发展的大 方面，继实现了地区性统一的南诏、大理兴起之后，统一于中国版图的西南边疆地区的 发展已稳定地融于中国发展历程之中。在南部沿海及海岛(主要有台湾岛和海南岛)地区，也有着边疆地区相对独立发展和逐步融于全国性发展进程的历史发展历程。
    其次，多样的民族——自立发展基础上的融合。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现代 被确认的民族有56个，而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部族)演进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中国边疆问题与中国民族问题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不仅因为中国边疆地区是各少数民族主要的聚居地，而且各民族在自立发展(各民族都有以自己为主线的发展史)基础上的融 合发展是构成统一的多民族中国边疆的基石。在这里，我们应该确立一个衡量民族发展的标准——任何形式的融合都是民族发展历史上的进步。汉族是中国人口最多的民族， 也是居住分最广的民族，汉族的发展对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及其边疆形成和发展具有至 关重要的意义。汉族有着十分漫长而从未间断的发展史，而汉族得以以现代如此强大的状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与其他民族的不断融合。华夏民族是汉民 族的主源，但华夏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也与蛮、夷、戎、狄诸族结下了长期的不解之缘。 形成于先秦时期并在古代中国成为传统的“夷夏观”并不是唯种族血缘论的，文化的标准在辨华夷时占有主导性地位。秦汉的统一，促进了汉民族的形成，也促进了汉民族与 周边其他民族的融合。汉民族自形成后保持了不间断的自立发展史，并大量融合了其他 民族人口，同时融于周边其他民族的汉族人口也有相当数量，正是因为存在这种双向融合现象，进而促进了更大范围的民族融合。一般地说，中国其他民族的自立发展和民族 融合往往会曲折和复杂些。史料的缺乏妨碍了后人对少数民族发展史的认识程度，古代 中国少数民族自身发展道路也是十分多样化的。一些民族流动性大，与其他民族的交流、融合程度和规模也大，不少曾显赫一时的民族自立发展史未能长期延续；一些民族则 很少迁徙，与外部社会的交流也少，不少民族发展缓慢而延续。许多北方游牧民族属于前一种类型，而众多热带、亚热带丛林农耕民族往往属于后一种类型。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最终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主人——中华民族。在中国边疆地区，还有一种民族现象也很普遍，这就是跨界民族的存在。形成一个民族跨界而居的原因是复杂 的，但在我国，许多跨界民族是在帝国主义殖民者入侵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过程中形成的，而这种跨界民族现象的存在又增加了中国边疆地区民族问题的复杂性。
    第三，悠久的历史——曲折发展过程中的连续。中国是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国，而且 是世界各早期文明国家中惟一没有中断自身文明发展过程的国家，在这一前提条件下，中国边疆不但在人类文明史中具有最悠久的发展史，而且其发展史具有明显的连续性。 中国边疆地区的发展史一般均可追溯到上古时期的石器时代，各个边疆地区社会发展速 度或快或慢，但都或早或迟地纳入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连续性发展的轨道。中国古代文明最早是在中原农业区发展起来的，在中原以北以南这两个大方向上(包括东北、 西北和西南)存在着游牧民族和热带、亚热带丛林地带的农业民族，扩大了的中原地区 构成了发展中统一多民族的中国之中心地区，其外则是广阔的边疆。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原与边疆地区交往不断(既有经济文化交流，也有政治辖治或战争)，中国边疆也就在 这样复杂的环境中曲折发展，在面临近代中国边疆危机——即帝国主义殖民者入侵以前 ，中国边疆形势发展的总趋势是朝着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方向演进的，即使是来势凶猛且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也从未中断过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到了19世纪 中叶，帝国主义殖民侵略者给中国带来了新的边疆危机，这是与以往中国边疆问题性质 截然不同的社会危机，中国独立发展的历史面临着中断的危险。但是强烈的挑战也逐步唤起了中国各族人民，经过百余年艰难曲折的探索与奋斗，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再次兴起，中国边疆也在继承数千年历史遗产的基础上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第四，复杂的问题——多重矛盾发展的叠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问题，中国边疆 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是社会多重矛盾发展叠加的结果。作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全国性发展所遇到的矛盾在边疆地 区也会发生，这是矛盾运作具有普遍性的一面。这类矛盾包括人类生存发展与自然环境 制约的矛盾、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制约的矛盾、社会不同阶级和阶层之间的矛盾、不同民族间的矛盾、不同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矛盾、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等。辨析这些矛盾运动是认识中国边疆现象的前提；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的是中国边疆社会矛盾运 动还有其特殊性；不同边疆地区的社会矛盾运动又有其特殊性，辨析那些边疆特殊矛盾 运动是认识中国边疆发展现象的关键。边疆地区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往往体现为上述各类矛盾更集中地发生于一地，多重矛盾的叠加增加了边疆地区社会矛盾的复杂性，这对辨 析矛盾线索脉络和寻求解决矛盾的方法都增加了难度。

    　　　                          　三、古代中国的边疆政策

    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一朝、哪一代都有自己的边疆问题。历代统治者为巩固自身封建统 治，制定并实施治理边疆的政策，以实行有效的管辖。自秦帝国完成一统后，为古代中国的行政区域奠定了总的格局，即长期存在一个较稳定的中原地区，与此相对的是存在 着广阔的周边地区，以中原地区为基础，中华民族向天然疆界之内的边远地区发展，并 逐渐形成了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在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外部，形成了以天然疆界为基础的传统习惯线。这条客观存在的传统习惯线，到了近代，成为正式划定国界的基本 依据。因此，古代中国的边界，不仅包括中原王朝的疆界，也包括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 疆界。在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出现了具有古代中国特色的边疆问题。
    边疆政策的基本目的所在，概言之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下，采取多种手段守住一条线(边界线)，管好一片地(边疆地区)。边疆政策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其重要方面包括陆疆政策与海疆政策，各个历史时期不同政权的治边政策；历代的民 族政策、宗教政策、边防政策、与边界交涉相关的外交政策，边疆行政建置、边疆经济 开发；以及边疆政策制定的重要前提之一的传统治边思想等等。
    中国历史上统一王朝的边疆政策既各有特色，又具有继承性和创造性，现对汉、唐、 元、清诸朝的边疆治理和边疆政策试作概述。
    1.两汉王朝的边疆政策
    (1)根据不同的边疆形势设立不同的管理机构进行统一管理。两汉王朝时期的边疆分布 着众多的边疆民族，由于汉王朝对这些民族的统一方式不同，各民族和汉王朝的关系也存在着亲疏的差别，因而汉王朝对它们采取了不同的管理方式。汉王朝的边疆机构大致 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一是设立郡县。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并将郡县制 推行到了边疆地区，汉王朝继承了这一制度，在北疆、东北疆、西南地区，以及南部边疆地区设立了众多的郡县，诸如东北边疆设立了玄菟郡、辽东郡、辽西郡等。这些郡县 不仅管理边疆地区的民政，而且管理该边疆地区的防务。二是设立属国，管理内徙边疆 民族。汉王朝在统一边疆地区的时候，有一些边疆民族脱离其民族主体而迁徙到了内地，为了管理这些民族，汉王朝设立了属国，置属国都尉管理，但其内部事务仍然由该内 徙民族的酋长负责。如西汉王朝在今山西、陕西北部即设立了匈奴五属国、龟兹属国等 。这些内徙的民族，一方面成为了汉王朝的直接管辖的臣民，同时也成为汉王朝边疆防御的重要力量。三是设置专门机构进行管理。在一些不具备设置郡县管理的边疆地区， 汉王朝则设立了一些专门机构，诸如西域都护府是包括今天新疆在内的辽阔西北边疆地 区的最高管理机构；护乌桓校尉则管理着活动于东北边疆地区的乌桓、鲜卑等民族；使匈奴中郎将主管北疆地区的匈奴；度辽将军则是从西域到东北整个北疆辽阔地区的管理 机构。这些专门性机构即是汉王朝派驻边疆地区的最高长官，也是边疆地区的防卫长官 ，既理民政，管理边疆民族的有关事务，也理军政，管理戍守的军队、屯田的士卒，负责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
    (2)设立了完善的边疆防御体系。汉王朝在秦王朝边疆防御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边疆防御体系。汉王朝的边防管理体系大致是由障塞亭燧、候望和屯田制度组成。汉王朝在广阔的边疆地区以长城为主干，设置完善的由塞、障、亭、燧组成的了望、预警和 防御为一体的边防体系，不仅可以及时掌握边疆地区的情况，而且也可以防御来犯之敌 ，维护边疆地区的安定。候望制度是由郡太守——郡都尉——候——候长——亭、燧长 ——戍卒等构成的边疆防御组织指挥系统，可以有组织的协调边疆防务。除此之外，汉 王朝在西北边疆地区、北疆地区，以及东部边疆地区进行了规范的屯田活动，既有军屯 也有民屯，但以军屯为主。这些屯田的戍卒归属于边疆郡守或边疆专门机构、校尉的管理，他们既是边疆开发的重要力量，也是维护边疆安定的重要力量。
    (3)根据不同的边疆民族制定了不同的政策。针对边疆地区分布的众多民族，汉王朝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如对强大的匈奴先后采取了和亲、武力进攻、纳降、内徙、分化瓦解等政策，最终将匈奴纳入了汉王朝的管辖之下，设置使匈奴中郎将进行管理；对西域诸 国则是先后采取了频繁遣使者往来以密切关系、武力征服、和亲、屯田、册封官爵等等 政策和措施，最终设置了西域都护统辖整个西域地区；东汉王朝对西羌则是采取了连续不断的武力征服政策；对南方诸族则采取的是郡县制和羁縻统治并行，“毋赋税”的政 策；对边疆民族的反抗活动，汉王朝一般是采取武力讨伐的政策等等。
    两汉王朝大致存世4个多世纪，从边疆稳定、民族关系和睦的角度看，西汉王朝的边疆 政策是较为成功的，这得益于西汉王朝国力强盛，政策得当。相比之下，东汉王朝的边疆政策则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问题，尤其是对西域、西羌的政策并没有求得显著的效果， 反而引起了西羌的不断反抗。东汉王朝的西羌政策从史书的记载看是以武力讨伐为主的 ，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讲是东汉王朝在护羌校尉的人选和管理方面存在较大弊端，对西羌的管理过于残暴，可以说东汉王朝对西羌的统治自始至终贯穿着反抗与镇压，而西羌 的不断反抗则迫使东汉王朝对西域的经营时断时续，史称“三通三绝”，对东汉王朝经营和管理西北边疆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但不管怎么说，统一的秦汉王朝的出现对我国疆域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础。
    2.隋唐王朝的边疆政策
    隋唐两代(581——907)是继秦汉之后我国历史上的又一次更大规模的统一时期，其统 治区域不仅恢复到了秦汉王朝时期的水平，而且有所发展，尤其是唐王朝时期。唐王朝极盛时期的疆域东北达到了鞑靼海峡、日本海，最东北的黑水府勃利州治所在今天的伯 力(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西达咸海、锡尔河流域；北起贝加尔湖以北，南至今越南 南部地区。
    由于经受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较长时间的民族融合，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治边思想受到了 一定程度的冲击，导致了隋唐两朝较为开明的治边政策的出现。唐高祖李渊在建立唐王朝的第二年即颁布诏书申明其治边政策的主导思想是“就申好睦，静乱息民”，“怀柔 远人，义在羁縻”。一代名君唐太宗即位之后更是追求“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并 宣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尽管唐王朝也采取过诸如武力征伐的政策，但其治边政策的突出特点是以怀柔、羁縻为主。唐王朝的 治边政策大致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总结：
    (1)设立了相对完善的以都护府、都督府为特点的边疆管理体系。针对众多的边疆民族 ，唐王朝确立了羁縻府州制度，以各边疆民族部落的分布范围作为羁縻府、州行政区划的基础，广置都督府和州、县；以边疆民族的首领为都督、刺史，管理府州的具体事务 ，并可以世袭；羁縻府州辖有的边疆民族百姓不向唐王朝缴纳赋税，户口也不上报户部 ，但各边疆民族的部落首领要向唐王朝缴纳贡赋，在众多的羁縻府州基础上设立都护符，由都护府直接管理，再统于唐王朝中央政府。唐王朝设置的羁縻府州遍布于东西南北 各边疆民族地区，主要分布在关内道(包括北自贝加尔湖以北地区南到陕西关中的广大地区)、河北道(包括辽阔的东北边疆地区以南至今河南省北部地区)、陇右道(西起咸海，东到甘肃省的广大地区)、剑南道(北自陕西南部，南到云南省南部地区)、岭南道(西 起云南省东部，东到福建省，南到越南中南部地区)，涉及的边疆民族主要是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奚、契丹、靺鞨、高句丽、西域诸族、羌、西南诸族、 岭南诸族等，见于记载的羁縻府州有856个。这些羁縻府州主要统辖于单于、安北、安 西、北庭、安东、安南六大都护府，其中安西、北庭都护府管辖西域各羁縻府州；安北、单于都护府管辖北疆的各羁縻府州；安东都护府管辖东北边疆的羁縻府州；安南都护 府则辖有南疆各羁縻府州。都护府一般设置大都护、副大都护等官职，职责是管理辖下 的边疆民族，具有抚慰、征讨、叙功、罚过的职权。
    (2)设立完善的边疆防御体系。面对辽阔的边疆地区，尽管唐王朝统治者宣称“就申好 睦，静乱息民”、“怀柔远人，义在羁縻”，但为了维护边疆地区的安定，唐王朝确立了军镇屯戍制度。“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 (注：《新唐书·兵志》。)军、城、镇等皆有使职专领，镇下又有戍。唐王朝在边疆地 区设置的这些防御机构由于兴废不定，数目难以确切统计，见于明确记载的镇是204个、戍393个。军、守捉、城、镇、戍都有兵力配备，大的军镇兵力多达数万，少者数千，并可随时调派边疆民族军队作为补充。
    (3)以怀柔、招抚为主的边疆民族政策。唐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对边疆民族也采取过武力讨伐的政策，如自唐太宗时开始的对高句丽的讨伐即持续了数代，但从总体上讲唐王朝的边疆民族政策是以怀柔、招抚为主。唐王朝对边疆民族采取的和亲政策次数 之多、持续时间之长是历代王朝所无法比拟的，先后对吐谷浑、吐蕃、契丹、回纥、突 厥、奚、突骑施、南诏等施行了和亲政策，将公主嫁与这些边疆民族的首领，目的在于改善或加强和这些边疆民族的关系。作为以怀柔、招抚为主的边疆民族政策的另一方面 则是通过册封来规范和边疆民族的臣属关系。册封是唐王朝对势力较大的边疆民族经常采取的政策，一方面册封是确定唐王朝和边疆民族“君臣之位”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由于唐王朝国力强盛，边疆民族得到唐王朝册封可以提高自己在边疆地区的威信，故唐王朝也经常利用册封来削弱边疆民族的势力或调整各边疆民族之间的关系。唐太宗册封 薜延陀可汗的儿子为小可汗，即对其势力由盛转衰产生了重大影响。唐王朝边疆民族政 策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内徙。在边疆民族的居地设置羁縻府州进行管理是针对多数边疆民族而采取的措施，但是也有不少边疆民族或因战乱，或被武力征服，或躲避自然灾害 而款塞内徙，离开了自己传统的居地。对这些民族唐王朝往往是妥善安置，或内迁其至 中原，如高句丽灭亡后有众多的部众被安置在江淮一带；或在边疆地区府州安置，如唐王朝初期在北疆安置突厥降众等。
    (4)积极开发边疆的政策。唐王朝为了巩固对边疆的统治，也采取了积极开发的政策， 其主要内容是发展屯田、开辟互市贸易等。屯田是基于戍守的需要而推行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军队的补给问题，“凡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注： 《旧唐书·职官二》。)军屯的数目史书明确记载有992屯，当然实际屯田数目要远远超过此数。互市，是针对边疆民族生产、社会对交换的需要而采取的政策，有官方和民间 两种，唐王朝为了对互市贸易进行有效的管理还设置了互市监。唐代的互市场所不仅在 边疆地区广泛分布，在都城也有分布，贸易的规模十分可观，如唐和回纥的绢马贸易多者唐王朝要付给绢数百万匹。唐王朝对边疆地区采取的这些政策对于促进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5)宽松的文化传播政策。发达的中原文化对边疆民族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边疆民族 向唐王朝派遣子弟求学，以及请求颁赐书籍的记载频频见于史书记载，如吐蕃、渤海、高句丽、新罗等等即不断派遣子弟入唐学习。对于边疆民族的这些要求，唐王朝一般都 是予以满足，不仅妥善安排边疆民族子弟学习，而且将众多汉文经典书籍颁赐边疆民族 ，这是以前各代所未曾采取的政策，不仅有利于汉文化的传播，而且也促进了边疆地区的文化发展。
    从总体上看，隋唐王朝时期我国的疆域较秦汉王朝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尽管其对极为边远的边疆地区的统治采取的是相对松散的羁縻方式，但也多是行之有效的，并且得到了众多边疆民族的承认，唐太宗李世民被奉为“天可汗”即表明了这一点。
    3.元朝的边疆政策
    元朝的疆域是前代所无法比拟的，《元史·地理志》载：“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元朝的疆域从今天的地理情况看大致是从东部沿海到今新疆地区，从南部的南海地区到北部的鄂霍次克海都在元朝中央 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在广阔的边疆地区，分布着众多的边疆民族，为了巩固边防，也 为了加强对边疆民族的统治，元朝在边疆治理方面采取许多行之有效的政策。这一政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概括：
    (1)建立完善的边疆管理体系。元朝以中书省作为中央最高行政管理机构，在地方上则设置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注：《元史·职官志》。)在元朝的行省中，岭北、辽阳、云南、湖广、甘肃等行省位于边疆 地区，具体负责边疆管理的事务，包括边疆民族。这些行省管辖的范围十分广泛，如辽 阳行省管辖的范围甚至达到了黑龙江之东北极边。为加强对边远地区的统治，元朝在距行省较远的路、府、州、县所辖区域内设置了宣慰司都元帅府，“其在远服，又有招讨 、安抚、宣慰等使，品秩员数，各有差等。”(注：《元史·职官志》。)为迅速传递诏 命和情报，元朝还建立了从首都行政中枢到遥远边疆地区的驿站制度，史称“东渐西被，暨于朔南，凡在属国，皆置驿传，星罗棋布，脉络相通，朝令夕至，声闻毕达。”( 注：《元史·兵志四》。)行政区域在边疆地区的广泛设置，发达的驿站制度，将边疆 地区和中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元朝实现了对边疆地区广泛而直接的管理，史书所载“ 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 ，比之内地。”(注：《元史·地理志》。)这也反映着历代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取得 了实质性的进步。
    (2)设置专门管理系统以加强对吐蕃地区的统治。元朝之前吐蕃地区虽然和中央王朝都 有亲疏不同的关系，但中央政府一直没有能将吐蕃地区纳入直接管辖之下，元朝实现了对吐蕃广阔地区的管理，为此也在这一地区实施了不同于其他边疆地区的管理方式和政 策。根据吐蕃宗教盛行的特点，元朝对吐蕃采取了政教合一的政策。在中央设置的管理 吐蕃事务的机构是帝师和宣政院。帝师是主管全国宗教事务的官员，一般情况下并不直接管理吐蕃事务，而是通过宣政院或向皇帝推荐吐蕃地方官的形式来实现。宣政院对吐 蕃的管理主要包括：管理宗教事务、负责指挥重大军事行动、审理案件、举荐地方官、 调整吐蕃地区的行政机构、管理驿站等。在吐蕃地方，元朝设置了两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隶属于宣政院：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辖吐蕃东北地区，即今甘肃、青海、 四川境内的藏族聚居区，下设置有万户府、总管府、元帅府、千户所等机构；吐蕃等处 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辖吐蕃东部地区，即今天四川、云南境内藏族聚居区，下设置都元帅府、招讨使司、安抚使司等机构；乌斯藏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辖吐蕃西部和中 部地区，下设置元帅、招讨使、万户等。
    (3)因地制宜、因俗而治地确立治边政策。漠北是元朝的兴起之地，设置岭北行省加以 管理，省内的基本行政单位仍然是蒙古传统的千户、百户、十户，分属于诸王、贵戚、勋臣，并由晋王直接管理。同时，为了加强对北疆的管理，元朝在这里部署了大量的军 队，在戍守的同时进行屯田。辽阳行省是东北边疆的主要管理机构，下设7路1府，辖下 有军民万户府、元帅府和提刑按察司、巡防捕盗所等机构，对境内的边疆民族，诸如女真、水达达等实行因俗而治的政策。由于东北地区冬天雪大，因而元朝在这里设置的驿 站多是狗站，有45处之多，以便于地方机构之间、镇戍军队之间的联系。对西北边疆虽 然也采取了设置军政机构、建立驿站等政策，但针对当时西北边疆的情况也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如通过册封、联姻等政策笼络畏兀儿首领，使之成为维护西北边疆地区安定的重要力量，以防备西北诸王势力的增长，但最终这一政策并没有取得明显效果，后元 朝被迫收缩在西北边疆地区防线至今哈密一带。对西南边疆的统治先是采取大元帅或都 元帅辖下的万户、千户制度，后改为行省制度，行省兼领军民二政，下设37路、2府、5 4州、47县，实行直接统治。在边疆民族地区又设置了宣慰司都元帅府等机构进行管理 ，并大量任用当地土官，因俗而治。对南部的广大少数民族地区除设置宣慰使司都元帅 府、宣慰司、都元帅府、安抚司等机构外，大量任用土著首领对少数民族进行管理，即史称的土官制度。
    元朝在我国疆域的形成方面贡献有三：一是将吐蕃地区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辖之下，为我国版图的奠定作出了突出贡献；二是一些自秦汉以来历朝各代所确立的羁縻统治区域被元朝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区域，实施直接有效的行政管理；三是在治边 的过程中元朝不断向边疆或中原地区发军屯戍，或移民实边，导致了民族杂居格局的进 一步发展，为中华民族的进一步形成创造了条件。
    4.清朝的边疆政策
    满族贵族，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建立起空前大一统帝国，历时260余年，清朝统治 者的治边思想既有继承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治边思想大成的一面，又有根据时代需要和自身民族特点创新发展的一面，颇具特色，且自成体系。
    清朝统治者治边思想基本内容的主要方面，以下三方面是不容忽视的。
    首先，对汉族封建统治者传统的“华夷”观进行创新和发展。在儒家典籍中，往往强 调华夷有别。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注：《论语·八佾》。)其意是说，诸夏无君都比夷狄有君强。至于“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注 ：《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更是中原地区汉族封建统治者所极力强调的。这种华 夷有别的思想，对汉族封建统治者产生很大影响，往往成为他们治国方略的重要依据。但是，华夷有别的思想并不是绝对的，即使在儒家学说中，也还有强调华夷相通、以华 变夷的思想。孔子作《春秋》，主张“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注：韩愈：《源道》。)。在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往往在政治上反对严华夷之别。清朝由满洲贵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清朝统治者就反对严华夷之别。雍正皇帝曾说：“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可损于圣德乎 ?”乾隆皇帝在对大臣的奏疏批示中也表示：“蒙古、汉人，同属臣民，如有书写之处，应称蒙古、内地”，“今乌灵阿奏摺，犹以夷汉二字分别名色，可见伊等全未留心 ”，“若再行传谕沿边各督抚知之，如有仍旧书写之处，朕必加以处分。”(注：《清 高宗实录》卷354，乾隆十四年十二月戊寅。)清朝统治者创新之处，一是要求各民族承认满洲贵族建立清王朝为正统，二是为了实现以人口数量处于明显劣势的满洲统治者能 控制内地人口数量处于优势的广大汉族，清朝统治者在调整满汉关系的同时，十分重视联合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上层，首先是蒙古上层贵族，把边疆政策的制订，并在推行中不断完善，作为基本国策的一部分。这在实践上，对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推进大一 统有积极意义。
    其次，从“中外一体”(指内地与边疆为一整体)的认识出发，主张以积极态度治理边 疆各民族，使其起到“屏藩”、“拱卫”作用。对此，雍正皇帝有很好的阐述：“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绥服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夷华而有异心。” 他还说：“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 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注：《大义觉迷录》卷1 ，《清史资料》第四辑，第3、5页，中华书局，1983年。)
    第三，坚持“恩威并施”与“因俗而治”相结合的治理原则。前者为我国历代封建王 朝惯用的统治方针，清朝统治者亦奉行不替；后者在唐朝推行的羁縻政策中虽已初见端倪，但清朝突出强调“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使“因俗而治”方针在清代特别在清代前期取得了较好的统治效果。如清代学者李兆洛指出，由于清朝政府奉行了“因俗而治”的方针，因而导致边疆地区“旷旷然更始而不惊，靡然向风化而自化” 的有利于大一统的局面。不过，清朝统治者对“因俗而治”的方针，并不是对传统的简 单继承，而是根据大一统国家总体安全目的出发有所改变和发展。雍正年间在西南地区 大力推行“改土归流”即是明显例证。康熙末年，西南边疆地区土司、土官拥兵割据、横行不法日趋严重，严重阻碍清朝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此时清朝并未因袭传统而保留其 原存土司制度，而是逐步进行改土归流，特别于雍正初年，雍正皇帝在云南、贵州、四 川、广西、湖南广大地区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措施。清政府在推行这一措施进程中，虽然在平定土司叛乱的军事行动中给各族人民带来了灾难，但从历史的长远观点看，“ 改土归流”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清政府边疆管理的各项制度与措施是清代统治者治边思想、方针的具体化，涉及行政 、军事、民族、宗教等诸多方面，完备而周密。在实际运作中，是以行政管辖体制的改进完善为中心环节，与其他措施相辅相成，把提高边疆各少数民族的向心力，加强有效 行政管理，维护国家疆土有机结合。其突出成效是把边疆与内地的整体联系推进到一个 新阶段，从疆域大一统进入政治大一统，并在边疆民族地区形成了持续稳定、统一的政治局面。清朝政府对于边疆管理的举措其内容要点如下：
    (1)行政管理体制的改进和完善。在中央，设立理藩院，与六部平行，主管边疆民族事 务，在清代前期理藩院还兼管中外交涉事宜，为使管理规范化，制订并不断修订补充《理藩院则例》、《回疆则例》等法规，通令实施。在地方，在加强中央集权，保证政令统一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因俗而治，采用适合当地民族社会的统治体制，而不强求划 一。如东北三省为将军制下的州县、八旗并存制；内外蒙古为盟旗制；新疆为将军辖下的伯克、州县、札萨克制；西藏以达赖和驻藏大臣协同管理噶厦政府制；西南地区改土 归流酌情保留土司制；台湾为隶属福建的府州县制等等。
    (2)制定笼络安抚少数民族上层的各项政策，如封爵、给俸、年班朝觐、联姻等。笼络 安抚首重蒙古是清政府的基本国策，并取得了有利于清政府统治的政治效果。
    (3)从治国需要出发决定对待各种宗教的方针政策。对于维护自身统治有益的宗教，大 力加以扶植；对于那些于政权稳固不至于造成直接威胁的宗教，采取不干涉其信仰的相对宽容的政策；对于凡是认为于巩固统治或保持疆土不利的宗教或教派，则予以取缔， 严厉打击。在具体做法上则是：坚持宗教不能干预皇权，限制宗教的世俗权力；坚持以 法治教，同样实施众建以分其势的方针等等。
    总之，从明清之际我国社会状况和历史发展总趋势看，清代前期的边疆政策基本上符 合历史发展要求，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大势。因而在客观上显示出它的积极作用。当然，清政府作为封建政权，其边疆政策实质是从维护以满州贵族为首的封建国家以 及各民族上层的根本利益出发的，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历史的局限性。所以，当英国用鸦片和大炮敲击中国大门时，清政府的边疆政策仍是墨守成规，它的破产的结局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四、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的特点

    中国古代边疆政策自秦汉时期初具规模后，经隋、唐、元、明、清统一王朝的充实、 完善，到清朝形成了完整体系。清代边疆政策所谓集中国封建王朝边疆政策之大成，具有如下四个特点。
    1.历史的继承性
    中国封建时期的边疆政策，既有明确的政策目标和各项具体措施，又有实施政策的组织保证——从中央到地方完善的行政机制。清代的边疆政策在继承中又有创新。我们从历史上的羁縻政策、和亲政策中可以找到清代军府制、盟旗制、满蒙联姻等政策措施产生、发展的历史轨迹，我们还可发现康熙大帝一改历代固守长城、消极北防政策的创造性雄才大略。
    2.地域的广阔性
    清代前期，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经营，其有效管辖范围，除18行省(兼有台湾) 外，还包括有奉天、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六盟、喀尔喀蒙古各部、唐努乌梁海、新疆和西藏，成为一个幅员广阔、疆界明确的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因此，清代的边疆地区包括了今天的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甘肃、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省区； 至于沿海诸省，以及台湾、海南(包括南海诸岛)则无论古今都是中国边疆地区的重要组 成部分。这些地区无论在历史发展、社会经济、民族民俗等方面均各具特色，清朝政府的统治政策的具体内容也因地而各异。
    3.内涵的多样性
    地域的广阔性，决定了清代边疆政策内涵的多样性。清代的边疆政策包括了自成一体的海疆政策和陆疆政策。清代前期海疆政策中对沿海地区的治理和对台湾、海南的治理，又各不相同。陆疆政策则涉及从东北到西南的广大地域，东北的军府制与新疆的军府 制内容并不相同，而在西藏和西南地区，则又根据当地政治、历史、民族的特点，分别 实施驻藏大臣制和通过改土归流来加强中央政府对西南诸省的统治。
    4.影响的现实性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前期的赫赫国威和清后期的屈辱挨打，对于清代疆域的形成与变化，均有直接影响。而当今我们的国土域疆的基本格局，基本因袭了清代，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下，丧土失地，为今天的边界纠纷留 下祸根，要解决当代的边界纠纷，必须弄清清代前期疆域的形成和近代以来疆域的变化 ，以及清政府边疆政策失误之所在。因此，认真研究清代边疆政策的成败得失，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边疆安定都具有实际的借鉴作用。
    在认识古代中国边疆政策时，还有两个问题需予重视。
    一是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在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大一统”是 中国古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政策思想之一。“大一统”的理想在秦汉时期变成了社会现实。“大一统”思想也成了当时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政策思想。董仲舒概括指出：“春秋 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大一统”思想，几千年来浸润着我国人民 的思想感情，这是一种无形却有形的强大的向心力。以国家统一为乐，以江山分裂为忧，是中华民族天经地义的政治价值取向，并发展成为我们民族的政策思想定势，推动了 我们民族的整体发展，同时在推动中国古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中起到了积极 的促进作用。
    传统的“大一统”思想及王朝统一的规模对疆域的范围有很大影响。鸦片战争以前， 古代中国曾四次出现大一统局面。其中有两次是由汉族统治者完成的，而另外两次则是边疆民族入主中原后完成的。汉唐两代致力于完成统一大业，把千余年来中国各地区各 民族孕育着的大统一要求变成现实。但是与元代相比，汉唐统一的规模要小得多，元朝 虽然只统治了近百年，但蒙古贵族集团“以马上得天下”的元朝疆域空前广大，它的大一统局面得到了中华各民族的承认和肯定。明太祖朱元璋曾说：“天生元朝，太祖皇帝 起于漠北，凡达达、回回、诸番君长尽平定之，太祖之孙以仁德著称为世祖皇帝，混一 天下，九蛮八夷，海外番国归于统一，其恩德孰不思慕，号令孰不畏惧，是时四方无虞，民康物阜。”元代所创造的全国规模的大一统，给中国历史与中华民族的发展带来十 分巨大而深远影响。满族封建主建立的清王朝，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奠定作出的历史贡 献是独特的，历史上任何时期的疆域版图及其有效控制程序，均没有达到清朝的规模。因此，可以说历史上中国空前“大一统”版图的奠定是18世纪中国突出特征。自秦汉以来中国即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面貌出现于世，悠悠二千载，其间，汉、唐、元诸代均是 举世著名大一统帝国，清王朝对全国的统一和对边疆的经营是这一历史进程的继续和发展。
    清政府对边疆的经营首先是从实现疆域大一统开始，进而发展到对边疆地区的全面治理和地区性开发。清政府的统一事业经过了四个阶段：一是平定三藩和统一台湾；二是雅克萨之战和签订《尼布楚条约》；三是康、雍、乾三朝对准噶尔及天山南路的用兵； 四是驻藏大臣的设立与改土归流的推行。清代前期上述四个阶段的实施进程是极其复杂 的，既有智谋的较量，亦有实力的对抗。
    中国边疆地区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历史上生活在边疆地区的众多部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也比较复杂。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在完成统一大业的实践中创造了统一边疆地区的不同模式，大体可归结为三种，其一是以和平方式完成统一——喀尔喀蒙古部的归附 ；其二是由间接管辖到直接管辖——对西藏地方的施政；其三是以武力实施统一——对 准噶尔部的战争(即清代史籍中称之为“平定准噶尔”)。
    清朝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统一，其进程曲折复杂，其形式多种多样，但清政府的出发点一是入主中原、自持正统，二是实现“大一统”是不变的政治目标。而统一的三种形式仅仅是为达到“大一统”目标而因地因时采取的不同策略手段。清朝统一边疆，一般是 使用和平招抚方法，使其接受清中央政策管辖，纳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版图。清朝对一些边疆地区民族政权，一时尚不能直接进行统治时，或借助其他力量进行间接统治，实行较宽松的管理制度，但决不允许有背离清朝大一统的行为，一旦时机成熟，即由间接 统治向直接统治转变。对不肯接受清朝政府统一政策的边疆地区部族和政权，和平招抚 无法奏效，甚至武力对抗，清朝亦不惜以兵戎相见，但是在一般情况下是剿抚两手并用，尤其是在武力征讨奏效后，即实施安抚政策。
    二是清代的边疆治理，实现了由内边防务到外边防务为主的根本性转变。古代中国疆 域之边有“内边”、“外边”之分。古代中国有漫长的统一时期，也有多次出现分裂的现实。统一时期的边疆治理，通常是指中央政权对控制薄弱的少数民族地区所采取的防 范和治理措施。分裂时期的边疆治理，通常是指在政权与政权之间的对峙地区和对边远 少数民族地区所采取的防范措施。古代中国范围内的大小政权的边，可称之“内边”，所以古代中国传统治边主要是针对边疆内部的问题。明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明王朝的倭患持续了近200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崛起，侵略势力滚滚东来。17世纪以来 荷兰侵占台湾，俄罗斯侵入黑龙江流域，19世纪的鸦片战争，西方殖民主义用大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使我国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一些边疆省区和沿海地区的外患威胁日益突出，出现了边疆全面危机的严重局面。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可称之为“外边”。 明代以后，在古代中国内边防务依然严重存在的同时，现代意义上的边防即外边防务问 题开始提上议事日程。面对变化的形势，清朝统治者仍在沉迷于治理“内边”为主的边疆政策的传统中不思进取，致使清前期边疆政策的辉煌很快成为昨日黄花。清后期边疆 政策的全面破产，成为导致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这一意义上说，边 疆政策的成败得失，直接与各朝各代的存亡兴衰休戚相关!

    　　　　                             五、边疆政策研究之深化

    若以清代边疆政策研究为对象，提两点研究深化的个人之见。
    一是调整研究视角，注意研究中的整体性和宏观性。清代的边疆有其相对的整体性， 因此对边疆政策的认识也不可忽视这种客观存在的整体性，需要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宏观考察，而不仅仅是选取某个层面、某个环节、某个点，诸如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封禁政策、移民政策、联姻政策等等进行孤立地、局部地研究。惟此才可能将清代边疆 政策纳入清王朝为维护自身统治的总政策的大前提，和促进还是延缓统一多民族国家发 展进程的总体历史背景下，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才有可能从历史发展的全局来选题、命题、拓宽研究视野，才可能更清楚认识各项具体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成败的历史必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的《清代的边疆政策》(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马汝珩、马大正主编)、《康雍乾经营与开发北疆》(袁森坡著)、《中 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潘志平著)(注：以上四种均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的“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选题，该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清代新疆农 业开发史》(华立著)(注：该书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边疆史地丛书”选题， 该丛书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清代伊犁将军论稿》(阿拉腾奥其尔著)(注：民族出版社，1995年。)等，即是上述思路指导下研究实践的首批研究成果。
    二是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必须先弄清两个问题，一是清政府边 疆政策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所在，二是当代在这一领域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前者重要性至少有：边疆治理中“三重三轻”(指重内“夷”轻外“夷”、重陆疆轻海疆、重政治经 营轻经济开发)的利弊得失；藩属研究；清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对世界的认识)等等。后 者则在研究内容上明显地存在不平衡，以时间言，多集中在清代前期，而近代以降面对边疆危机清政府对策的深层研究相对薄弱；以地区言，则重于清政府治理陆疆的政策 和措施，特别是对蒙古、新疆、西藏、东北地区的治理研究已相当深入，而轻于清代海 疆政策的系统研究。同时清代边疆政策研究中的上下贯通、宏观比较更亟待引起学人重视。所谓上下贯通是指将清代边疆政策放到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来考察，看 到汉、唐、元、明、清诸代在制定和完善中国封建时期边疆政策进程中互为继承、又各有建树的特点；所谓宏观比较是指将清代的边疆政策放到当时的世界发展进程中，特别是与同时代的俄国、美国的边疆拓展运动进行对比研究。
   

（资料来源：《西域研究》2002年第4期。）0){ for(var i=0;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