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边疆是一个历史概念，它是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逐渐形成和固定下来的。当我们论说历史上边疆问题时，应考虑如下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首先是指与当代中国边界相连接的省区，其次则是以此为基础上溯古代，参照历代封建王朝边疆的实际状况予以综合考察。这就是说，当代中国边疆不能与古代中国边疆简单地划上等号，中国古代疆域呈现稳定性与波动性相结合的特点。但是，中国历史疆域是在清朝得以正式奠定，这是确定一无误的。
清代前期，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文治武功，在秦、汉、隋、唐、元、明诸朝疆域基础上，形成了清代的辽阔疆域：
西起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帕米尔高原，接中亚细亚；
东濒日本海、渤海、黄海、东海，库页岛、台湾及附属岛屿都属中国固有领土；
北抵戈尔诺阿尔泰、萨彦岭、外兴安岭至鄂霍次克海；
南至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
西南达喜玛拉雅山脉，包括拉达克。
在此范围内，陆地总面积1300多万平方公里。至鸦片战争发生时，全国各民族人口已达4.1亿。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在如此辽阔的国土上，世代开疆拓土、建功立业、生息繁衍、勤奋劳动，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华文明。
进入19世纪，世界上大大小小资本帝国主义列强蜂涌而入，在百年时间内竟掠夺和宰割了340多万平方公里（包括被印度占领的9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神圣领土。340多万平方公里！中华民族经过数千年奋斗创造的中国历史疆域，仅仅一个世纪，就丢掉了四分之一。
近代的中国，是充满灾难、仇恨和屈辱的黑暗时代，同时又是反抗、奋斗、英雄辈出的时代。
清代边疆史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即是不仅要把这开拓与丢失疆土的历史，同时还要把生活在边疆地区各族人民劳动、奋斗的历史昭示于世人。
清代边疆史是中国边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关于中国边疆史的丰富内涵，我曾在为刘宏煊《中国疆域史》（注：武汉出版社，1995年。）一书所作序中列举了十二个方面，兹重述如次：
1.中国古代疆域概念的形成与发展。
2.中国近代边疆和边界的理论认识。
3.中国疆域发展规律的理论探讨，包括中国历史上独特的统一与分裂现象的理论分析；
4.中国疆域发展的历程、阶段和特点；
5.中国历史疆域的行政建制；
6.中国历代王朝的治边政策；
7.中国历代王朝的边防政策；
8.中国历代王朝对陆疆和海疆的经营和开发；
9.历史上边疆民族和他们所建立政权的治边业绩；
10.帝国主义侵华与中国近代疆域的变迁；
11.世界历史上文明古国疆域变迁的比较研究；
12.中国疆域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上述十二个方面虽然是从中国边疆史全局出发，但对于清代边疆史研究的选题也应该有参咨价值的。
当然，诸如清代的边疆移民研究、清代的边疆探察研究、清代的藩属研究、清代的边吏研究、清代的边疆社区研究、清代边疆的相关周邻境外地区研究等等，都是研究中应予以特别关注的。
为适应学科建设的需要，也为了使我们的研究更贴近现实，清代边疆史研究要实现新的突破，有许多工作要做。
首先，要下大力气发掘新资料。
资料是研究工作赖以开展和深入的基础，史学研究离开资料的积累，将成为无源之水，寸步难行。清代边疆史的基本资料依类别分至少有以下六大类：政书体资料，《实录》与《方略》，档案资料，奏议和文集，地方志资料，清人著述。上述六类基本资料的概况，在马汝珩教授与我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一书的导论中已有评述，在此不再赘述。（注：参阅《清代的边疆政策》，第1—1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其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清代档案，则是清史研究，当然也包括清代边疆史研究众多资料中的重中之重。本世纪以来，几代学人为发掘、整理清代档案做了艰辛努力，取得了世界性声誉！但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清代档案仍然是一项亟待开发的宝藏。近20年来，《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乾隆朝上谕档》、《光绪朝上谕档》和《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等等大型档案文献汇编相继出版，使清史研究者欣喜之余又一时大有难以利用消化之感慨！同时，一本又一本涉及边疆地区民族、政治、军事、经济的专题的档案选编也不断呈献于读者面前，仅以我个人参与的《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注：民族出版社，1988年。）、《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注：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而言，档案文献所提供的丰富史实，对于研究的细化和深入大有裨益。发生在18世纪60年代的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屯垦戍边和18世纪70年代的土尔扈特自伏尔加河东返故土定居新疆，都是当时的大事，也是当代史学家关注的研究热点问题。但如果离开了档案文献，特别是满文档案，上述两次历史事件研究就显得单薄和苍白。（注：可参阅拙著：《渥巴锡论—兼论清朝政府的民族统治政策》，载《边疆与民族—历史断面研考》，第265—297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清代西迁新疆之察哈尔蒙古的史料与历史》，《民族研究》1994年4期。）同样我们从《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中可找到更多康熙三十四年至三十六年清朝对准噶尔部噶尔丹战争过程的细节记载。该书收录的诸如《在乌兰布通地方大败噶尔丹之歌》（第4296件）、《在克鲁伦地方清扫噶尔丹之歌》（第4297件）、《喀尔喀归附天朝之歌》（第4294件）等更是其他史籍中所从未记载的。基于此，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正在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密切合作，进行一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录副奏折边疆史料目录》的编选和汉译浩大工程。满文录副奏折是有关地方官员奏折经皇帝批阅后由军机处抄录留存的副件。清政府军机处全称办理军机事务处，是雍正八年设立的中枢机构。现存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约18万件，始于雍正八年，迄止宣统三年。有清一代，边疆地区的军政大员均由满蒙官员担任，如西藏办事大臣、西宁办事大臣、伊犁将军、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叶尔羌参赞大臣、乌鲁木齐都统、归化城都统、黑龙江将军、齐齐哈尔副都统、墨尔根城副都统、吉林将军、三姓副都统、盛京将军等等，这些官员奏报各地军政事务奏折多用满文撰写，皇帝的“朱批”、“上谕”也用满文书写。因此，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涉及到边疆问题的文件数量众多，估计有12万件左右。这些档案涉及内容十分丰富，有关边疆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天文、地理、民族、宗教以及外交方面的问题都有所反映。此项工程1997年已基本完成编选、汉译和排校，预计1998年可以列入出版计划。这实际上只是预拟的全部工程的第一步，第二步工作则是从约占有关边疆的12万件满文档案半数的新疆地区档案中，按已编成的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土尔扈特蒙古回归故土档案汇编之例，依专题编选档案汇编，汉译出版。可以预计，当这一工程全部完成之时，将大大丰富清代边疆史资料的底蕴，此为一。
二是，有计划进行民族文字史籍的汉译。中国的边疆地区自古以来就生活着众多少数民族，用民族文字撰写的古籍从来就是边疆研究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清代边疆的民族文字古籍涉及蒙文、藏文、察合台文、满文等多种文种，当今通一种民族文字并能直接用之于研究的尚且不多，兼通数种者更鲜。因此，有选择地将重要的民族古籍进行汉译，是清代边疆研究中资料建设的重要一环。以往在进行卫拉特蒙古史研究时，托忒文资料的发掘、整理和汉译始终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尤其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成崇德教授对《咱雅班第达传》的汉译和注释，（注：《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90年。）对于17世纪卫拉特蒙古史研究的深入是起了推动作用的。藏文史籍的汉译工作做得也是较好的。众所周知，达赖喇嘛的活动在边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历辈达赖的传记都是用藏文撰写，长期以来能直接用于研究的寥寥。近年以来，三世达赖喇嘛、四世达赖喇嘛（注：《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传、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传》（陈庆英、马连龙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92年。）、五世达赖喇嘛（注：《五世达赖喇嘛传》（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年。）、七世达赖喇嘛传先后汉译出版，于研究大有裨益，尤其是活跃于明清之际政坛的五世达赖喇嘛，作为格鲁派掌握西藏地方政教权力后的第一任达赖喇嘛，他曾参与了当时一系列重大政治活动，经历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格鲁派与蒙古和硕特联合推翻第悉藏巴政权，格鲁派在西藏掌权，西藏与清廷最早建立关系，五世达赖喇嘛到北京朝见顺治皇帝，西藏与不丹的战争，吴三桂反清时与西藏的联系，当时西藏与喜玛拉雅山南麓的不丹、锡金、尼泊尔各小邦以及与拉达克的交往，五世达赖喇嘛派梅热喇嘛在门隅地区建立达旺寺并派官员管理征税派差等，这些清朝初年之大事有的在汉文和蒙古文史料中未见记载，有的虽有记载但十分简单，而五世达赖喇嘛传是在五世达赖喇嘛大量实际记录的基础上编成的，因此，本书对许多重要事件的记载都有十分准确的时间，这在众多藏文史籍中是十分罕见的。所以，五世达赖喇嘛传是明末清初中国边疆史、民族史、边界史十分重要的第一手文字资料。
其次，调整研究视角，开拓研究领域。
重要的要把握好研究中的整体性和宏观性。清代的边疆有其相对的整体性，因此研究中需要将清代边疆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宏观考察，而不能满足于选取某个层面、某个环节进行孤立的、局部的研究。以清代边疆史中一项重要内容——清代边疆政策研究为例，有清一代治理边疆的政策包含有十分丰富的内容，进行诸如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封禁政策、移民政策、联姻政策、边疆管理政治体制与法律的单项研究，当然是必要的，但对边疆政策的认识不可忽视这种客观存在的整体性和宏观性，只有将清代边疆政策纳入清王朝为维护自身统治的总政策的大前提、实施政策的总体历史大背景和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进程是促进还是延缓的历史大结局出发，进行深层次研究，才可能更清楚地认识各项具体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成败得失的历史必然。
只有把握好研究中的整体性和宏观性，才有可能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但是要做好研究领域的开拓，还必须弄清相关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清代边疆政策各个层面颇受研究者关注，但还存在三方面欠缺。以问题言，诸如边疆治理中的“三重三轻”（指重内“夷”轻外夷、重陆疆轻海疆、重政治经营轻经济开发）的利弊得失、藩属研究、清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对世界的认识）等等一些深层次问题，亟待引起研究者重视。以地区言，研究者重于清政府治理陆疆的政策和措施，特别是对蒙古、新疆、西藏、东北地区的治理研究已相当深入，而轻于有清一代海疆政策的系统研究。以时间言，多集中在清代前期，而对近代以降面对边疆危机清政府所采取的对策的深层研究尚显薄弱。同时，清代边疆政策研究中的上下贯通、宏观比较，更待引起研究者重视。所谓上下贯通，是指将清代边疆政策放到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来考察，看到汉、唐、元、明、清诸代在制定和完善中国封建时期边疆政策进程中互为继承、又各有建树的特点；所谓宏观比较，是指将清代的边疆政策放到当时的世界发展过程中，特别是与同时代的俄国、美国的边疆拓展运动进行比较，寻求规律、找出差异。
中国的边疆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社会结构各具特色，通过社会史的视角、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对清代中国边疆的历史与社会进行研究。在边疆史日益为人们关注、社会史研究蓬勃发展的当今，摆在研究者面前的是如何寻求边疆史与社会史研究的交汇点。我认为以下三个方面是可以思考并首选的研究交汇点。一是边疆各民族的社区形成和相互关系研究，近读王俊敏先生《呼和浩特市区的民族迁移与居住格局》（注：《西北民族研究》1997年2期。），我以为从研究视角和研究领域的开拓上为研究者带来了清新的气息。二是边疆人口流动和移民研究，特别是人口活动中亲属、同乡关系的作用。华立博士近著《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论述了清代新疆农业开发中的人口流动，且对人口活动中的亲属、同乡关系的作用已予以关注，当是可喜。三是边疆社会治理研究，从政治史角度言即是边疆政策研究，若从社会史角度，其内涵显然更为宽广，不仅包括了统治者制定、推行政策和实施治理的一面，还包括被统治者接受治理或拒绝治理的另一面。
清代边疆史研究中值得开拓的领域很多，从研究史的角度，诸如清代边疆研究史、清代边疆探察史等等，严格说来都是研究中的处女地。
第三，提倡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多样性本身就包含着研究视角选择的多样性，研究领域开拓上多样性，为研究者的研究提供了广泛的可能。不过我认为，着力于比较研究，可视为当前研究方法多样性选择上的重点。前述宏观比较已提及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再以清代边疆考察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新疆考察研究为例，拙文《有清一代新疆考察述论》（注：刊《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依据已见史载，对清代中国人的新疆考察活动进行了概述后指出，对于中外各种人士的新疆考察活动要着力进行比较，把不同国家考察者的考察背景、目的、手段、方法及成果进行对比研究，我们还应把有清一代新疆考察作为一个发展阶段，放到新疆考察史的历史发展长河中进行研究，从中寻求规律、总结经验。
如果仅仅从方法论角度来考虑选题，也是有多种选择的。90年代以来出版的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和《清代边疆开发研究》、袁森坡《康雍乾经营与开发北疆》、潘志平《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注：以上四种均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选题，该丛书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阿拉腾奥其尔《清代伊犁将军论稿》（注：民族出版社，1995年。）等，可视为是将边疆作为完整研究客体后研究实践的首批研究成果。这样的选题方法显然是值得坚持。但是我以为另外一种方法似乎也值得尝试，我对这种方法称之为化面为点、化整为零的方法。清代疆域研究中离不开清代的藩属研究，因此撰写一部清代藩属研究专著是当务之急。但清代藩属类型各异，历史和现实情况演变更是千差万别，不如化整为零，个别研究，待条件成熟，再进行综合分类，总结共性与个性，更符合研究深化的内在规律。同样，近年我们悉心于组织撰写《清代的边疆政策》一书的续篇，以弥补该书重清前期轻清后期的不足，初步定题为《近代中国的边乱与边政》，并确定以中国各阶层对外夷认识的误差与局限从而造成政策制定从被动挨打到失败破产的角度，展开近代中国悲剧的一幕。应该说从视角、选题到方法都是可取的，可是内涵太丰富，可以直接借鉴的成果又有限，此研究项目至今仍处在待产阶段。我在想，如果将近代中国的边乱与边政，按地区分解成若干分题，也许达到研究彼岸的距离会缩短。
总之，清代边疆史研究应该有一个大的发展，在研究者共同努力下，也一定能够有一个大的发展！
作者附记：1991年2期《清史研究》上曾刊发拙文《略论清代边疆政策的研究》。时隔六载余，承郭成康教授美意，我遵命作文，写成《清代边疆史研究刍议》。所述内容大多系自近两年来我在国内外多次学术讨论会或报告会上讲话要点的发挥，不过也确是反映了近年我从事研究工作的一个方面，一些初浅的认识、突然迸发出来的思绪，如果能对从事、关心清代边疆史研究的同行和读者有资参考，当是幸事！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199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