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的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约以长城为界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冲突不绝于史，从先秦的北狄、秦汉的匈奴到魏晋南北朝时的“五胡”，隋唐时北方屡有边患，到了北方的辽金曾使宋代失却了半壁的江山，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朝代元、明、清中，少数民族的统治居然三者之中居有了其二。于是在中国传统文人的思想观念中，既然对于国脉的动摇、对于汉文化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于是每处衰世，  北部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成为自然。  但由于多种政治的、历史的原因，源远流长的中国史地研究中，对北部边疆的研究并不充分。东北是清统治的发祥之地，对其研究受政治因素的限制。到了十九世纪随边疆史地研究的兴起，西北渐渐成为学人关注的要点，涌出不少杰出的学者，梁启超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赞誉的对史地学成为“道光间显学”有贡献的“ 以边徼或域外地理学名其学者”[1]  中大多有造诣于西北地理学。作为道光显学重要组成部份的晚清西北史地研究，其流脉延及民国，象王国维、陈寅恪等史学大家也均对西北史地情有独钟。

晚清对西北边疆的研究，后人因不同的视角给予不同的名称，或借用现代学科名词称之为“地理学”[2]，或沿用古代常用的名称“舆地学”[3]，或强调其区域性称之为“西北学”[4]，因为晚清对西北边疆研究是舆地与史学并重的，我考察的范围也关涉这两方面，所以我使用“西北史地学。”这样一个学术史、文化史、思想史研究较为重要的对象，在建国以后并没有受到学界的重视，在八十年代以前对其研究基本是服务于政治的。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篇有关文章是笔者的硕士导师任茂棠先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家——张穆》[5]，从文章的标题可见时代的印记。八十年代以后对这一论题的研究逐渐增多，但总的来说，成果不够显著，于是我以近二十年这一较长的时段中对自十九世纪初至清末的西北史地学的研究为观察对象，对其研究状况作一述评。

一

八十年代对晚清西北史地研究始于对这一研究群中成员个案的研究，研究者集中关注的是张穆、何秋涛、俞正燮、徐松，以及后期的洪钧、屠寄、杨守敬等，而对于龚自珍，研究文章颇多，但很少他有关西北史地的内容。

（一）这一时期研究中一个共同的特点是述胜之于评，由于学界对这一论题的生疏，研究者要用大量的篇幅作介绍性的工作，以八十年代对张穆研究的两篇有份量的文章为例，其一是赵俪生先生的《西北学的拓荒者之——张穆》[6]，全文四个部份，其的第一二部份就是述及张穆的生平及主要著作《蒙古游牧记》；其二余大钧先生的《清代学者张穆及其对我国西北史地学的贡献》[7]，此文正文两个部份中第一部份是 “张穆的生平和学术活动述略”，余先生文章中所有提及的有关学者如祁韵士、何绍基、苗夔、许瀚、王筠、俞正燮、沈垚、徐松、魏源、何秋涛、罗士琳、徐有壬等均在注释部份给于小解，从其字、号、祖籍、科名到其经历、学识与文著，以至于余先生的文章中有近二分之一是注释。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学界对西北史地研究的不够。其他文章象赵俪生先生的《西北学的拓荒者之——徐松》[8]，也大致以述占了很大的篇幅。

（二）这些个案研究基本是从分析学术现象的视角来研究这些学者的学术特点、治学方法和研究贡献。主要论点有：

第一、认为晚清西北史地研究的兴起反映了学术界经世精神的复活。

梁启超先生曾说“清儒之地理学，严格的论之，可称为‘历史的地理学’。盖以便于读史为最终目的，而研究地理不过其一种工具，地理学仅以历史学附庸之资格而存在耳，其间亦可略分三期：第一期为顺康间，好言山川形势阨塞，含有经世致用的精神。第二期为乾嘉间，专考郡县沿革、水道变迁等，纯粹的历史地理矣。第三期道咸间，以考古的精神推及于边徼，浸假更推及于域外，则初期致用之精神渐次复活。”[9]

梁先生在二十世纪初对晚清道咸间史地研究中致用精神复活的认识，为八十年代的研究者所继承，认为“边疆史地研究的开展，是鸦片战争前夜学术作风转变的一个重要内容。”[10]他们也分别对张穆、何秋涛等人思想中蕴含的经世意识予以发掘并给以很高的评价。

有的学者认为最早恢复实学的学者之一是俞正燮，“在认识时代，恢复经世致用的实学作风，促使治学方法由精到新的转变方面，他却无疑是一位先行者，”[11]其学术意义十分独特。张穆被誉为是这一精神的典范代表。于是祁寯藻在《〈蒙古游牧记〉序》中所说“陈古义之书则贵乎实事求是，论今事之书则贵乎经世致用，二者不可得兼，而张子石州《蒙古游牧记》独能兼之”这段话就格外地受到研究者的青睐，几被反复地引用；何秋涛的《朔方备乘》被认为是经世思想的良好体现，《朔方备乘》中强调的对西北各民族团结的重视，对各民族的宗教信仰的尊重，对鸦片战争以后俄罗斯不断破坏边界的现状的忧虑等等，受到研究者的重视。[12]而论及后世的洪钧，也认为他接绪的是“企图以此究明疆域沿革变迁而资边界交涉之用”的道咸以来的遗风[13]。

第二、强调晚清地研究者治学方法是文献考证与实地考察相结合。

赵俪生先生言张穆“将乾嘉考学之精确，与明、清之际‘经世济用’之学之博大，结合起来，为嘉道 以来，处于楚歌中的祖国现实服务，其中实蕴藏有挽衰救亡之爱国主义精神”[14] 研究者对晚清史地学者治学方法中的考据因素予以了相当的关注。如果说经世意识是其对清初学风的恢复，考据就是其对乾嘉学术资源的直接承接。

张穆的《蒙古游牧记》是“对蒙古各部落所在内外蒙、新疆、青海等地区的历史地理以及各部落起源等的考订，在分析历代和清代大量官私著作中的种种记载和考证见解时，常能择善而从，采用正确的记载、较好的考证成果。”[15]何秋涛是 “专精汉学”[16]，“俞正燮没有祁韵士、徐松那种发配边疆的经历，他对国边疆史地的研究，使用的主要方法是考据。”但指出因为他们以传统的考据之法去治传统经学之外的学问，在一定程度上开了考据学走出“象牙塔”为现实服务的先河[17]。

研究者也注意到，在西北史地学中运用考据的方法为后世的学者所袭承，洪钧在《元史译文证补》时时可见作者精审的考证[18]着力于晚清、成书于民国的屠寄的《蒙兀儿史记》对不同记载进行对比分析，根据确凿材料和充足理由，考定史实，纠正《元史》中的一些错误[19]。

晚清西北史研究的学者，无论他们是主观意识到了恢复清顾炎武等的实学作风，还是客观情状如谪守新疆，当时学者已有相当的人的著作与实地考察有关，象徐松的《新疆识略》、《西域水道记》等，是实地考察的结果[20]。

第三、总结了晚清西北史地学者的研究贡献。

八十年的学者在对晚清西北史地研究的考察中多注意他们的学术研究贡献，尤以以下几点为重：

其一，对西北历史研究的贡献，犹以蒙元史的研究成就最大，从早期祁韵士的《皇朝藩部要略》、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到后来的屠寄与洪钧，对西北历史的研究几乎可以在很多方面填补了空白。

其二，推动了对西北地理的研究，使内地对西北边疆的认识更进一步。

其三，提出对民族关系研究的重要性，其代表人物是俞正燮与何秋涛，八十年代的研究者注意到了俞正燮的《驻劄大臣原始》，表达了希望祖国统一、民族和睦的愿望；何秋涛更一步认识到只有尊重当地民族的风俗习尚，才能稳定边疆，只有境内靖安，才能减少边患。

其四，校勘、刊行、传播西北史地学的重要古籍，为后世西北史地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方面，张穆的贡献最大，余大均先生以他多年蒙元史研究的功底，认为后世研究中常用到的重要的史料，如《元朝秘史》、《长春真人西游记》、《元圣武亲征录》等都经由张穆的精校具有了极高的史料价值[21]。

八十年代学界对晚清西北史地研究者的个案研究较为重视，取得一定的成就，这为这论题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

八十年代末期，史学界热衷于民国学者的研究，所谓是“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现”，研究者也曾将关注的焦点放到过民国学者与西北史地研究，对于王国维、陈寅恪、顾颉刚等与西北史地学的论题，或作为专题论文来集中研讨，或置于学术论著的重要组成作一般把握。但对于晚清西北边疆史地学者关注甚少，间或有人将何秋涛[22]或洪钧[23]作一探讨。1995年，  研究者宝日吉根在北京图书馆发现了祁韵士所撰《藩部要略》一书的稿本，他曾陆续发文《清朝〈藩部要略〉稿本探究》[24]、《蒙古王公表传纂修考》[25]、《〈蒙古王公表传〉纂修再考──第一部〈表传〉由何种文字写成》[26]等，从版本学的角度出发，为进一步研究祁韵士作了材料的准备。一直到了近两年，在八十年代的个案研究中研究相对薄弱的徐松，才开始被旧话重提，冯锡时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2期上有文《徐松〈西域水道记〉辨误》，指出《西域水道记》中在回教与回历、蒙元历史、东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黄河源、有关俄罗斯等方面记述存在失误，文章具有匡正史实的作用。而郭书兰的《晚清地学巨子徐松》[27]， 也对徐松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

八十年代后期始对晚清西北史地学的研究在两个方面有所突破，即对个案研究的超越与对其仅作学术现象的超越。

不过从八十年后期开始，陆续有一些研究者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开始有所突破，试图寻求先前零星分散的个案之间的有机联系，这样将晚清史地研究作为一个整体现象来把握的文章多了起来。

（一）1988年4 月8日，刘汉屏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清中叶后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兴起》，从宏观上来分析西北边疆史地学兴起在学术史上的意义和兴起的原因。之后喻大华也撰文论述这一热潮出现的原因及其表现出的特点[28]。这两篇文章在这一研究现象出现的原因这一点上基本取得了共识，以不同的表述认为十九世纪（或称清中叶后）西北边疆史地学兴起的原因 是：  康雍乾三朝对西北部边疆的大力经营与十九世纪初政治的衰败、边疆的危机； 清前期学者对正史地理志和元史研究取得的成果与研究中又有相当的空白需要填充；乾嘉考据学风弊端的显露与经世致用思想的兴起。因为这些分析基本上是全面适当的，所以以后的文章中对其兴起的原因几乎不再作论。至于晚清西北史地研究的特点，刘汉屏以笼而统之地经世致用作概括，俞大华以“着眼于边疆开发、维护国家统一”、“着眼于巩固边防、抵御外侮”的总结也是大而化之。

1999年底《清史研究》和《史学史研究》同在第四期刊登了有关晚清西北边疆史地学的文章，即徐松巍的《关于十九世纪边疆史地研究 的若干思考》（以下简称“徐文” ）[29]和牛海桢的《清代的西北边疆史地学》（以下简称“牛文”）[30]。 这两篇文章对前一阶段的研究中，宏观把握显得粗略的状况有所深化。

首先是将这一研究现象划分时段，分而述之。以前时间上笼而统之、忽略纵向变化分析的情形得到改变。两篇文章分析的基点都在于划分时段，“徐文”关注的时段仅限于十九世纪，他将这一个世纪以标志性的年代1840年作为大界，分别称其为“ 十九世纪前期”和 “十九世纪后期 ”，又将前期分为第一阶段（1800—1820）和第二阶段（1820—1840）。  他的分期根据是历史条件的不同带来的学界研究的变化。而“牛文”的讨论时段为整个清代，将清代的西北边疆史地学的研究划分为发轫期（从顺康至乾隆）、创始期（乾隆末年至嘉庆）、繁荣期（嘉庆以后至清末）。他的分期依据是研究内容和方法的不同。二位作者这样作最大的益处是将对于西北史地研究的纵向脉络作一清理，看到其延续中的变化、继承中的发展，也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这样才有可能进一步提出一些新的研究问题，既然有继承，那晚清西北史地研究与汉学有何关联，既然有发展，那晚清西北史地研究对民初一些学术现象的影响等问题就凸现出来。

其次是对其研究特征的考察更为系统。“徐文”将1800—1820年间的研究简要归纳为四大特征：从见闻杂录或游记观感走向系统研究；具有明显的经世致用意识；反映了歌颂和宣扬清代空前统一和疆域辽阔的气概；呈现出文献考辨与实地考察相结全的特征。“牛文”中所谓的“创始期”约同于这一期，  其总结这一期的特点是著述立足于实地考察；著述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和系统性；体现了颂扬和宣传清代大一统疆域的气概。比较二者不难发现，牛文除了没有将他在“发轫期”就讲到的经世致用再次作强调以外，其余三点如出一辙。

“徐文”将1820—1840年间的研究特点归纳为： 边疆史地研究同安边固防结合， 使研究更具有针对性与现实感；研究中反映出了鲜明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著述仍以考据边疆历史地理沿革为主。而1840年以后的研究以忧患意识增强、与外国史地研究相结合为特色。  这两段约可对应于“牛文”中所界定的“繁荣期”，牛先生总结其特点为研究人数增多，研究范围扩大，研究内容更加深入和切于现实；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明确的目的性；对边疆史地的探讨已上升到理论上的探索；关于边疆史地的大型丛书问世。

这两篇文章在具体的分界依据、界点选择、特征归纳等方面，无论其得当与否，这样对各段作宏观上的理论把握都有助于对张穆、何秋涛等学者个人在晚清西北史地研究群体的定位，有助于晚清西北史地研究群体在整个学界的定位。以此为基础，研究有可能超越其学术的意义。

（二）九十年代视野拓宽的又一表现是在研究中更多的学人不再囿于西北史地的研究者、研究群、研究著作的学术本身，而是将它置于晚清独特的时代氛围与近代纷繁的学术流变之中，于这纵横交织中审视晚清西北史地学研究的意义。

徐松巍撰写了多篇文章来阐述他的中心观点，即以西北史地研究为主的十九世纪的边疆史地研究者对当时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的“暗于边情”之状、对边患认识的不足有强烈的焦虑；同时也将筹边谋防、抵御外侮同了解“夷情”---外部世界紧密联系起来。这反映着时代救亡图存的精神，体现了抗敌御侮的时代主题。近代面临的是东西学的撞击、新旧学的冲突的复杂文化环境，思想观念的变革不可避免。徐松巍也偿试从边疆史地研究与外国史地研究的比较研究中，进一步把握西北边疆史地学的意义。郭双林意欲从传统地理学的研究与思想变革的角度寻求创获，但在他的一系列的文章[31]中认为传统地理学对晚清人士观念的改变起有相当的作用，但细寻他的论据，传统地理学中尤其《海国图志》、《瀛环志略》之类的著作对观念改变意义重大，而西北边疆研究的意义不够显著。

九十年代的众多论著与论文另一个常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作为传统史地学研究之一部分的晚清西北史地学与近代学术转型的关系。多数学者认为，晚清西北史地学尚属传统学术的范畴，不具近代意义，象张岂之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言：清代中叶，“出现了一些地理专著，这些专著深受传统地理学的影响”，如徐松的《西域水道记》[32]，“何秋涛的《朔方备乘》也基本上沿用了我国传统的纪传体，但它对编年和纪事本末体也有吸收”[33] 。高国抗和杨燕起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概要》[34]中将祁韵士、徐松、张穆、 何秋涛等人列入“封建地主阶级经世派史学的出现”一章，而洪钧、杨守敬、丁谦等作为“封建旧史学的延续与没落”予以介绍。可见晚清西北史地研究的传统学术意义。

在新近出版的论著中郭双林也关注了传统地理学向近代地理学的转变，从纵向分析晚清西北史地学在近代学术史上的意义；[35]在《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36]中，作者邹振环认为“中国传统地理学向近代地理学的学术转型是一个历史过程，它大致发生在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的清末”[37]，“清初以来的考据学、清中叶兴起的西北边疆地理研究和晚清东传的西方地理学，是晚清地理学共同体的研究规范的主要来源。”[38]。这两部著作中作者都明确提出清中叶兴起的西北边疆地理研究对于近代学术转型中地理学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于这种转型的详细过程与延续的津梁中介，仍欠研究。

三

尽管对于晚清西北史学的研究二十年来取得如此难得的学术成就，由个案研究走向整体把握，从囿于学术渐于视野更宽，但对其的关注仍显不够，每年的有关文章屈指可数，有关论著或将其作为经世思潮之表现泛泛提及，或稍有深入便止而不前，给人以意犹未尽的遗憾。我想就这一论题研究难以深入的原因和有待解决的问题稍作分析。

晚清西北史地学的研究客观上具有一定的难度：首先它涉及到蒙元史的研究，没有精深的专业识见与深厚的语言功底难以胜任；它涉及到地理学问题，丰厚的地学专业知识与一定的实地考察极为重要；它还涉及西北民族成分的复杂、文化发展的多样及近代以后所遇到中学与西学的问题等，民族学与西北民族政策的渊源流变、文化传统与时代发展等交织于一起，在现代学科分化如此精细的时代很难有学者可以膺此重任。我们可以八十年代对个案研究颇有贡献的张承宗与余大钧为例，张承宗写过有关张穆、何秋涛、俞正燮和姚莹的系列文章，他在行文中展示的是近代学术史研究者的识见，主要关注被研究者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几乎不涉及晚清西北史学者具体在蒙元史、地理典籍校勘等方面的学术贡献，在张先生看来，张、何、俞等人首先是广闻博识的学者，西北史研究是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份；而余大钧先生本是研究元史的专家，他的着眼点是张穆、屠寄等对蒙元史的具体贡献，在余先生的视野中，张、屠等人首先是蒙元史的专家，其次才是卓有才华的学问家。这样近代史学者难以进入更为微观的研究，未免会有空泛之感，而元史学家难见其在整个学术界、   纵贯学术史的意义。于是九十年代以后，张承宗和余大钧二先生的研究精力不再着意于此了。

其他研究者也或多或少会感到这一客观困难的存在，这是对晚清西北史地学研究难以深入的一个客观原因。

尽管如此，我认为在现阶段这一论题的研究仍有很多问题可以解决：

第一、对晚清西北史地研究者作群体考察。晚清特殊的历史环境之下，以兴趣也境遇的异同、政见与利益的差异，文化观、阶级观、学术观、历史观甚至不同的地域等，可以将文人分为若干的群体，一个人可同时属于不同的群体，也可以从一个团体而因某种原因走向它的对立面。所以一个群体不失为一个考察晚清这一历史时代的一个较好的切入点。西北史研究群有相似的境遇，相似的学术品味，加之在社会中处于一种类边缘的角色地位带来的群体认同意识，以及所从事研究的专业性极强，圈外之人很难介入其中，于是这一群体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梁启超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提到这一群体中的师友相承，八十年代赵俪生先生也注意到了这一学术群体，赵先生称这为“科研集体”，在《西北学的拓荒者之一——张穆》[39]一文中言“张氏与何秋涛氏二人，虽均不得年寿，但各在其短短之一生中，从学术上联络同好友朋，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科研集体’，亦即今日之所谓‘梯队’也。此一梯队，在西北学的创建方面，实在是起了极大的作用。”赵先生之后也有不少研究者在他们的著术间或提到祁、张、何等人的师友关系，但从未有人将其作为一论题作单独的研究。

邹振环在其新近出版的《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一书的第六章《清末地理学共同体的形成与近代中国地理学的学术转型》中已注意到了地理学研究中的学者共同体的问题，他称林则徐、 魏源、 徐继畬、梁廷     等是一批“非体制化共同体的成员”， 称稍晚出现的丁谦、王锡祺、邹代钧、张相文等人为“体制化共同体”，正是清末非体制化共同体和体制化共同体促成了近代地理学问世[40]。但这里还是有一个忽略，那就晚清西北史地研究的学人群的深入研究。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为学界忽视而又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二、从承袭与延续的意义上说，晚清西北史地研究群与汉学的关系有待于作深入探讨。传统将晚清西北史地学的研究看作是经世思潮兴起的表现之一，如果说道咸年间，有人以理学经世， 有人以今文经学经世的话， 晚清西北史地学者的经世却与汉学的关系更为密切  ，研究方法上对汉学的承袭与治学范围上对汉学的超越，使其与汉学的关系是不即不离、又若即若离的情状没有得到充分的考察；晚清西北史地学研究对二十世纪学术产生了重要影响 ， 其对后世史地研究者尚考据方法与重文献意识的影响都是值得研究的。目前研究状况表明，学人对其对地理学的影响有所论及，但对其在二十世纪新史学中的影响，却讲得不够。

第四、某些个案仍需研究。象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的学者研究的相对薄弱，象邹代钧、王锡祺、丁谦、甚至许景澄、钱恂、沈曾植等。因为对这些个案分析的不足，以至于影响了对晚清西北史学这一论题的宏观把握，具体到分期方面，从道咸至清末这一时间段是应作更细的划分。从张穆、何秋涛的时代到许景澄、丁谦生活的十九世纪末，其间社会经历了洋务变革与维新变法、传统儒学也汲入了西学的成份，许、钱等亲眼目睹了域外情形的又一代学人与作为道咸时期传统知识分子的张、何等人相比，所处时代的差异与个人阅历的不同，使他们研治西北史地学的宗旨、方法与目的也自有差别。

第五、研究中应注意如何使对晚清西北史地学研究的评价值更为客观。现在研究中存在着对道咸西北史地学者评价不妥的问题，尤其是何秋涛与《朔方备乘》，学者往往关注了何秋涛的对西北俄患的忧虑、加强边防的建议，但忽略了《朔方备乘》的实际的影响，其实张、何等对俄罗斯的认识，恐怕是传统中国文人衰世来临，关注北部边事的一脉相承，不具多少近代意义，于是他们主观的经世意识与客观的经世效果有很大的反差，  致使在 “道光间显学” 局面出现几十年以后，曾纪泽受命中俄伊犁交涉，在赴俄之前据已有资料竟难以断定伊犁距阿克苏的确切位置[41]。许景澄与洪钧在中俄帕米尔交涉中首先要做的是“帕米尔图说纷纭…… 宜求精确”[42]。这样的分析并不是苛责于古人，而究其原因恐是传统旧学的局限。

（资料来源：本网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