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康雍乾时期边疆地区的军事建置

清代学者何秋涛在《朔方备乘》中曾详细描绘了清廷在边疆地区的军事部署情形，他记道：

“统计北檄自东迄西，接壤俄罗斯之处不啻万里，其最东则自海以外之库页大岛，迄而西至海以内之混同江口、恒滚河源，以及外兴安大岭，约横亘三千余里，我朝设三姓副都统辖其地，以吉林将军统之，其外以控制赫哲、费雅喀、俄伦春诸部，其内以捍卫宁古塔、白都讷也。自三姓以西直抵牛满、钦都、精奇哩诸水上源，限以兴安大岭，约横亘亦三千余里，我朝设黑龙江将军统之，其外以控制索伦、达呼尔诸部，其内以捍卫吉林、奉天也。自黑龙江以西约二千余里，为克鲁伦河诸水上游，我朝设库伦办事大臣统之，其外以控制车臣汗、土谢图汗诸部，其内以捍卫蒙古东四盟及直隶、山西边境也。自库伦以西约二千余里，为色楞格河诸水上游，我朝设乌里雅苏台将军统之，其外以控制唐努乌梁海及扎萨克图汗、赛因诺颜部，其内以捍卫蒙古西二盟及陕西、甘肃边境也。自乌里雅苏台以西约千里，据额尔齐斯河上游，我朝设科布多参赞大臣统之，其外以控制阿尔泰乌梁海及杜尔伯特、新土尔扈特诸部，其内以捍卫巴里坤、乌鲁木齐诸境也。以上皆与俄罗斯接壤之处，各有重兵，形势联络。自科布多以西约千余里为塔尔巴哈台，有大臣驻焉。自塔尔巴哈台以西约千余里，为伊犁，有将军驻焉，其外境皆哈萨克部落，受封爵、纳赋税，比于内地蒙古各部。而哈萨克之外，惟俄罗斯为强国，然则边防所重，益可知矣。”[1]

从这段叙述中，我们可以得知清廷对北部边疆地区的管辖形式为：派遣将军、都统、大臣分驻边疆各地，将军为一个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有清一代在北部边疆地区设置的将军有：

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乌里雅苏台将军、绥远将军、伊犁将军等。都统是八旗驻防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如乌鲁木齐都统、察哈尔都统等。大臣分参赞大臣、领队大臣和办事大臣。参赞大臣设于新疆和喀尔喀蒙古地区，地位仅次于驻防将军。在伊犁将军和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之下均设参赞大臣，以“佐画机宜”。塔尔巴哈台、科布多和喀什噶尔则专设参赞大臣。领队大臣，一种设于新疆伊犁将军和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下，管理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等游牧部落事；一种设于巴里坤、古城、库尔喀喇乌苏、阿克苏和英吉沙尔等城，掌管各城军政要务，分别归乌鲁木齐都统和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管辖。办事大臣，设于天山南路之叶尔羌、和阗、乌什、阿克苏、库车、喀喇沙尔、哈密等地，掌管当地军政事务。通过这些设置，清廷在边疆地区建立起以八旗制和绿营制为主体的军事体系。（这段与何秋涛的原文作一比较分析）

顺治元年（1644），清廷决定迁都北京前，命正黄旗内大臣何洛会为盛京总管，统兵镇守即将空旷的盛京等处。同时在雄耀（今辽宁熊岳）、锦州、宁远（今辽宁兴城）、凤凰城（今辽宁凤城）、兴京（今辽宁新宾老城）、义州（今辽宁义县）、新城、牛庄（今辽宁海城）、岫岩、东京（今辽宁辽阳东京镇）、盖州（今辽宁盖县）、耀州（今辽宁营口）、海州（今辽宁海城）、鞍山、广城等地部署驻防。后来这个计划并未完全实行，部署驻防的16城，实际只有5城驻防，即盛京、兴京、牛庄、盖州和凤凰城。

顺治二年（1645）三月，梅勒章京叶克书代替何洛会被任命为盛京总管。六月，清廷宣布废止原明朝陪都南京，确定了盛京的陪都地位。

三年（1646），改授叶克书为昂邦章京，镇守盛京。

十年（1653），为阻止沙俄势力的深入，清廷授一等男沙尔虎达为昂邦章京，镇守宁古塔地方，将原盛京昂邦章京所辖的黑龙江流域、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尼布楚地区划为宁古塔昂邦章京管理。

康熙元年（1662）改镇守盛京昂邦章京为镇守辽东等处将军，改镇守宁古塔昂邦章京为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

四年（1665）又改辽东将军为镇守奉天等处将军。

十五年（1676），宁古塔将军驻地迁移至吉林。

二十二年（1683），增设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将原属宁古塔将军管辖的恒滚河上源支流哈达乌拉河、黑龙江北岸的毕占河以及东流松花江等河流以西之地分出，划归黑龙江将军管辖。自此三将军体制在东北正式确立。后，奉天将军又改称盛京将军，宁古塔将军改称吉林将军。

三将军所辖区域，盛京将军辖区为：“东至朝鲜，西至山海关，南至大海，北至吉林界、蒙古部落”[2]；

吉林将军管辖：“东至海，东南至希喀塔山海界，东北至飞雅喀海界，西至威远盛京界，南至土门江朝鲜界”[3]；

黑龙江将军辖境为：“北至外兴安岭，西北至格尔必齐河，西邻喀尔喀车臣汗部，南与哲里木盟北部相接，东及东南与吉林以松花江为界”[4]。

三将军下辖副都统有：锦州副都统、熊岳副都统、吉林副都统、宁古塔副都统、白都讷副都统、三姓副都统、阿勒楚喀副都统、齐齐哈尔副都统、墨尔根副都统、黑龙江副都统。至康熙末年，东北驻防八旗八旗兵力由入关之初的2600余人，达到26000余人，扩大了10倍。[5]

东北三将军的职责是统军、治民、防边、辑盗。康熙年间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后，吉林、黑龙江将军的主要职责就是巡边守卡。在贝加尔湖以东和黑龙江上游的石勒喀河，在精奇里江及牛满江的上、中、下游地区，黑龙江下游的恒滚河、格林河、兀的河、库页岛等处，清朝都保持着每年一次或三年一次的定期巡边制度。

根据康熙年间成书的《龙沙纪略》的记载，黑龙江地区的巡边情况为：

“五月，三城（即齐齐哈尔、墨尔根、瑷珲，文中分别为卜魁、艾浑、墨尔根）各遣大弁率百人巡边，至鄂尔固纳河（即额尔古纳河）。河以西俄罗斯地。视察东岸沙草，有无牧痕，防侵界也。往返各五、六十日。卜魁往者，渡诺尼江（即嫩江）指西北，过特尔库尔峰兴安岭，涉希尼克河、开拉里伊木（即海拉尔河）等河，草路弥漫，无辙迹，辨方向而行……。墨尔根往者，亦渡诺尼江，西北过兴安岭，盘旋层嶂中，其路径为易识。艾浑往者，从黑龙江溯舟北上，折而西，过雅克萨城故墟，至界碑（指格尔必齐河上的界碑）。”[6]

对《尼布楚条约》中规定的两国待议地区（乌第河以南和兴安岭以北之间的区域），自乾隆三十年（1765）起，亦定期巡察，以防俄罗斯侵占。[7]

19世纪中叶亲自考察过西伯利亚和黑龙江流域的英国学者拉文斯坦，对清廷的巡边情况也作了描写：

“每年夏，中国官员用五艘大船溯黑龙江上航，大船前有两小舟开路，并击鼓通告他们的到来。每条大船用五人一班轮流拉纤，每天轮换三次。全体人员总共约70—80人。他们上航到乌斯特—斯特列尔卡大约需要四十天时间，两艘船停留在对面河岸中国地界竖立界标的地方；其余船只继续沿石勒喀河航行至格尔必齐河。在这里，与俄国驻军长官交换礼品，租赁马匹，骑马到格尔必齐河口以上20英里竖立界标的地方。”[8]与中国史书记载大体相同。

在黑龙江中、下游的宁古塔将军辖区，清朝的巡边路线分三路前往：第一路从恒滚河逆流而上，入外兴安岭极北山地；第二路从格林河入山；第三路从海岸入山。

尽管清前期在东北地区组织了较为严密的巡边制度，但清廷的边防政策也有其失误之处：

一是对东北地区严格实行封禁政策，禁止内地人口流向关外。从而造成东北地区，尤其是与俄国接壤地区，人口稀少，生产力水平低下。如据记载，到康熙朝后期，宁古塔军民仍“皆散住东西南土城内，合计不过三、四百家”，齐齐哈尔，“且不若中土荒县。郊外，惟庵刹四、五而已”[9]。对当地的军事集结、兵力部署、巡防手段等都不可避免地产生负面影响。

一是东北沿边地区虽设有卡伦、鄂博，并有定期巡边制度，但距黑龙江将军衙门过远，于信息传递及兵力发配等皆不利。《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俄国对黑龙江流域的威胁暂时解除。原设于瑷珲的黑龙江将军衙门逐渐南移，康熙三十二年（1693）移至墨尔根，三十八年（1699）又移至齐齐哈尔。这种战略部署直接影响了黑龙江流域边防的建设和发展，为鸦片战争后，俄国军队的乘虚而人埋下了祸根。

康熙二十八年（1689）喀尔喀蒙古三汗部为噶尔丹所扰，向清朝投诚内徙。三十六年（1697）噶尔丹败亡，始还故土。雍正十一年（1733）设定边左副将军，驻札于乌里雅苏台城，故又称乌里雅苏台将军，统辖唐努乌梁海、科布多地方及喀尔喀四部（雍正年间于三部外增设赛音诺颜部）官兵，并会办库伦以西事务。

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廷于库伦设办事大臣：

“专理与俄罗斯通商之事，并抚驭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治所在土谢图汗部右翼左末旗之南中旗之北。其在土拉河以东、科鲁伦河以西者，为东库伦；在土拉河以西、鄂尔坤河以东者，为西库伦。”[10]

乾隆二十六年（1761），清廷于科布多设参赞大臣，管辖范围：东至乌里雅苏台界，西至伊犁塔尔巴哈台巴里坤界，南至瀚海界，北至俄罗斯界。[11]参赞大臣主要负责这一地区的旗务、年班、围班、牧厂、屯田、卡伦、军台等。

乾隆朝第一次对准战争结束后，乾隆帝对西北地区的军政建制，曾设想沿用“众建以分其势”的做法，对天山北路的准噶尔部，“就其四部，分封四汗”，对天山南路回部，命大小和卓木统属旧部，“俾之各自为守，以奉中国号令，聊示羁縻而已”[12]。但随之阿睦尔撒纳及大小和卓木的叛乱，使得乾隆帝改变了这种想法，决定采取直接派官驻兵的管理方式。

乾隆二十五年（1760）天山南北底定，陕甘总督杨应琚奏请在新疆“设立文武大臣，使分地驻札”，乾隆帝指示：

“伊犁及回部，非久成内第之巴里坤、哈密可比，即须驻兵屯田，仍当以满洲将军大员驻守，非道镇绿营所能弹压”[13]。

乾隆二十七年（1762）十月，清廷正式宣布在新疆设立总管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乾隆帝在上谕中说：

“伊犁为新疆都会，现在驻兵屯田，自应设立将军，总管事务。昨已简用明瑞，往膺其任，著授为总管伊犁等处将军，所有敕印旗牌，该部照例颁给。”[14]

伊犁将军的职责是“节制南北两路，统辖外夷部落，操阅营伍，广辟屯田”[15]。

伊犁将军之下，设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职，分驻天山南北各路，管理各地的军政事宜。

全疆各级军政大臣的建置原则为：

（1）视地方之冲要繁难程度，分别派驻不同级别的军政官员，战略要区委以都统、参赞大臣，其余各城，大者派驻办事大臣，以协办大臣为其辅佐，小着派驻领队大臣。

（2）各级大臣层层钤制，递向统属，使统治网络达于全疆而总称于伊犁将军。

（3）新疆幅员辽阔，为减少遥制不便，将全疆划分为三大地理单元，北路伊、塔地区归将军直辖，南路八城和东路乌鲁木齐地区（北疆库尔喀喇乌苏以东，南疆吐鲁番、哈密以北）由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和乌鲁木齐都统分别总理，听伊犁将军节制。

（4）官员配置北重南轻，军政重心放在北疆。[16]

从驻军情况来看，“南北两路养兵万有九千余名，设官千有四百余员。有驻防，有换防。驻防携眷之满洲、索伦、蒙古、厄鲁特兵，则移自盛京、黑龙江，移自张家口，移自热河。其换防番戍之绿营兵，则调自陕、甘”[17]。

乌鲁木齐驻防满洲蒙古马步兵：乾隆二十六年（1761）驻满洲兵200名，二十七年（1762）增察哈尔兵200名；索伦兵100名。三十七年（1772）改驻3344名。三十八年（1773）增三十二名。共计3376名。驻防绿营兵：初由内地及军营派拨，无常额。乾隆二十七年（1762），以安西提标前后两营移驻，共1492名。后增至4000名。[18]

“伊犁地极西檄，又为将军帅廷，故较之乌鲁木齐驻兵尤多。有满洲、蒙古八旗兵，有绿营屯兵，有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等兵，环卫森严，所以靖边圉而资控驭，最为整肃”[19]。塔尔巴哈台“地居北境，边防较重”，驻防满洲、蒙古、锡伯、索伦、达呼尔、察哈尔、厄鲁特兵2126名，驻防绿旗兵60名，屯田兵540名。

天山南路回疆地区，皆换防之兵，“初以阿克苏为回部适中之地，喀什噶尔、叶尔羌为回部诸城之冠，英噶萨尔则又境属边圉，外藩邻接，皆兼设满营、绿营，分兵防守。他如哈喇沙尔、库车、赛喇木、乌什、和阗，则但酌留绿营以资捍卫。乾隆三十一年，以阿克苏满营防兵，移驻乌什，则乌什又为山南重镇，而阿克苏只驻绿营”，“驻防满营统以佐领，绿旗统以营员，其回兵则令各城伯克经理，而总以将军、大臣兼辖”。

兵力配备情况如下：

库尔喀喇乌苏，绿营兵350名，屯田兵118名。

辟展，绿营兵330名。

哈喇沙尔，绿营兵745名。

库车，绿营兵202名。

乌什，满营兵200，绿营兵750名，屯田兵400名。

阿克苏，绿营兵100名。

赛喇木，绿营兵40名。

喀什噶尔，满营兵334名，绿营兵625名。

叶尔羌，满营兵211名，绿营兵680名。

和阗，绿营兵232名。[20]

对于西北边界地区，清廷亦采取了定期巡边制度。乾隆二十六年（1761）参赞大臣阿桂奏言：

“塔尔巴噶台地居厄鲁特西北，与俄罗斯、哈萨克相近，自应驻兵屯田。……自辉迈拉呼至都图岭设卡伦二十一所，并迁都尔伯特、扎哈沁等部落，以壮声援，每年仍派兵巡查一次”[21]，开西北巡边制度之始。

乾隆二十八年（1763）伊犁将军明瑞等受命捡派人员，率同熟谙地理之厄鲁特，前往吹、塔拉斯、阿勒和硕、沙喇伯勒等处巡查。西北巡边路线分为两路：南路自特穆尔图淖尔之南，由八勒诨岭至塔拉斯、吹河；北路沿伊犁河，由古尔班阿里玛图至沙勒伯勒。乾隆四十二年（1777）“令各领队大臣分管卡伦，每年春秋二季各巡查所属卡伦一次”[22]，遂成为定制。

    对于西藏地区，由驻藏大臣和噶厦政权共同负责边防事务。乾隆末年以前，驻藏清军一直保持在500—2000人之间。驻藏清军每三年一换。《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第二十九条规定：

（1）完善西藏的常备驻军制度，将西藏的常备军分为绿营和藏兵两种。

（2）绿营兵编制、装备等同于内地，兵额为646名，分驻定日、江孜等处。

（3）藏兵定额3000人，拉萨、日喀则各驻兵1000人，江孜、定日各500人。清廷又命四川总督、成都将军、西宁办事大臣和驻藏大臣声势联络，遥制西藏。

     边境卡伦与鄂博

卡伦是清代特有的一项边防措施，是清代军事建置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我们单独把它列为一节来加以论述。

卡伦一词的来源，或曰满语音译，或曰蒙语音译等，说法不一。其涵义，从狭义上讲，有岗哨、哨所、哨探、哨兵之意；从广义上讲，其职能则比较宽泛，除守边、巡边外，又有维护当地社会秩序、稽查游牧、屯田、采矿、贸易、传递公文等功能。从类型上，清代的卡伦可以分为三种：常设卡伦、移设卡伦和添设卡伦；按其设置的位置和职责分，又可分为内地卡伦和边境卡伦，即内卡和外卡。

鄂博一词来源于蒙古语，在清代史书中又称为“封堆”。其种类有三：祭祀鄂博、路标鄂博和分界鄂博。自清代始，以鄂博或界碑作为各种疆界的界标成为习惯作法。即在分界处堆石以志，或根据不同的地理条件，“削大树镌记”，“插定标杆”，或“以山河”为鄂博。鄂博可以说是一种界的标志。本文所要研究的就是这一类鄂博。

卡伦和鄂博是两种不同的概念。设立鄂博的目的和作用，是为了分明各种区域或疆域之间的界限或边界。卡伦则是为执行各种巡查、稽查或监督、传递、征收等任务而设立的派兵驻守的据点。从设立位置上看，边界鄂博多设于两国的边界线上，而边界卡伦则设立在边界线之内侧，与边界线仍有一定的距离。另外，鄂博一般设在两个卡伦之间，成为两卡伦官兵会师、沟通巡查情况之会哨处。

边界卡伦始设于康熙年间，这从雍正年间中俄之间的谈判过程中可以得到证明。不过，在清代官书中有明确的边界卡伦名称记载则在雍正五年以后。下面我们对清前期长城以北各边疆地区的卡伦做一下分段论述。

东北地区的卡伦设置

呼伦贝尔境内的卡伦：

雍正五年（1727），沿中俄边界——额尔古纳河，清廷设立了十二座卡伦，名曰“外卡”，由黑龙江将军管辖，轮派索伦兵驻守。

珠尔特依卡伦，又作珠尔特伊。在额尔古纳河东岸，卡伦北有伊穆河，西北流入额尔古纳河。对岸有俄屯恰罗布其。

锡伯尔布拉克卡伦，又作西伯尔布拉克或希伯尔布喇克。在珠尔特依西南，西北临额尔古纳河。

巴延珠尔克卡伦，又作巴颜珠尔克、巴颜鲁克。在锡伯尔布拉克西南，其南即牛尔河，西北流入额尔古纳河。对岸俄屯名别勒维伊布得雷。

乌雨勒赫齐卡伦，又作乌裕勒和齐，或乌雨尔霍齐。在巴颜珠尔克西南，其北为牛尔河汇流处。

巴雅斯呼朗温都尔卡伦，又作巴雅斯呼尔图、巴雅斯呼朗图等。在乌雨勒赫齐卡伦西南，其南为谟里尔肯河，西北入额尔古纳河。对岸有俄屯则尔果里。

巴图鲁和硕卡伦，又作巴图尔和硕或巴图尔霍硕。在额尔古纳河大拐弯处，巴雅斯呼朗温都尔卡伦西南，西北流入额尔古纳河。对岸有俄屯新楚鲁图海。

库克多博卡伦，又作库克多布、库库多博等。在巴图鲁和硕南，东临和伦河（即根河）。

额尔德尼托勒辉卡伦，又作额尔德尼陀罗盖、额尔德尼拖洛会等。在库克多博西南，西临蒙克西里河。

孟克锡哩卡伦，又作蒙克西里、蒙克什里等。在额尔德尼托勒辉西南，西临额尔古纳河，东临蒙克西里河。对岸有俄屯开拉苏屯。

萨巴噶图卡伦，又作阿巴噶图、阿布垓图。在蒙克锡理西南，南有霍尔津池水东流入额尔古纳河。

苏克特依卡伦，又作苏克特或苏克特伊等。在阿巴噶图西北，南临霍尔津池水。

察罕鄂拉卡伦，又作察罕敖拉。在苏克特依西，南临霍尔津池水，向西六十里到车臣汗境内极东卡伦库博格勒库。

卡伦每处驻防官一员，领兵设守，每于两卡伦之间设一鄂博，卡伦官兵每日巡查，三月一更。

在额尔古纳河沿岸设置外卡防守后，因外卡之间相距较远，防守多有疏漏，时有俄人越界现象，因此，雍正十一年（1733），清廷又于外卡的内侧设置了十五座内卡。

新疆地区卡伦的设置

据《新疆识略》的记载，清廷在新疆共设立卡伦二百五十多座。新疆地区的卡伦分南北两路：北路卡伦分布在斋桑湖北、额尔齐斯河西岸的辉迈拉虎卡伦以南，天山以北，巴里坤以西，伊犁所属特穆尔图淖尔以东等地区。南路卡伦分布在天山以南、和阗河两岸及哈密以西的喀什噶尔、乌什、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阿克苏、喀喇沙尔、吐鲁番等地区。    2．伊犁将军所属卡伦

惠宁城领队大臣：沙喇布拉克卡伦（添撤卡伦）、塔勒奇卡伦（常设卡伦）、干珠罕卡伦（常设）、库库哈玛尔卡伦（添撤卡伦）、毕齐克图卡伦（添撤卡伦）、库库鄂啰木卡伦（移设卡伦）、鄂博勒齐尔北达巴罕卡伦（移设卡伦）、固勒札渡口卡伦（常设）、博罗布尔噶苏卡伦（移设卡伦）、辟里沁卡伦（移设卡伦）

伊犁地区另有锡伯营领队大臣所属卡伦十九座，索伦营领队大臣所属卡伦十二座，察哈营所属卡伦二十三座，厄鲁特营所属卡伦三十二座及营务处所属卡伦二座。[23]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所属卡伦

巴尔昌、伊兰乌瓦斯、伊斯里克、图舒克塔什、喀浪归、乌帕喇特、玉都巴什、伊勒古楚、铁列克、乌鲁克、特比斯、特尔格齐克、图木舒克

叶尔羌办事大臣所属卡伦

赛里克、亮噶尔、库克雅尔、玉喇里克、奇灵、萨纳珠、和什喇普[24]

    从对以上清廷军事建置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1．清前期，由于沙俄势力的入侵及与准噶尔部近百年的战争，清朝对北部路疆的军事部署和边防建设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军事体系之完善远远超过了其他边疆地区和海疆。正如何秋涛所说：“常宿重兵于漠北，将帅大臣星罗棋布，东西相望，其所以防患于未然者，意至深远也”[25]。

2．边境卡伦的设置对于保卫疆土及解决长期影响中俄关系的逃人、贸易等问题具有积极意义。以漠北地区的卡伦为例，根据《恰克图条约》的有关规定，沿中俄边界共设立了59座卡伦，其中除了沿鄂尔古纳河左岸的12座卡伦外，其余47座均在漠北喀尔喀四部境内。其中，自最东之枯布勒哲库向西至恰克图的博拉等28座卡伦均“北接俄罗斯界”[26]。恰克图西之察汗乌苏、特穆伦、和尼迈拉虎等几座卡伦也靠近中俄边界，它们是典型的边境卡伦。其主要任务就是防守中俄边界地区，防止境内及境外居民的非法越界、非法贸易或沙俄的入侵。清廷规定，俄罗斯等除在恰克图地方交易外，其它边界地区不得私自贸易。和尼迈拉虎等卡伦就是专门为防止俄人私自入境进行贸易而设立的，雍正十一年（1733）七月初八日，驻布隆诺尔之卡兵会哨时，捉获由俄罗斯地方前来走私的格里果里、楼柯二人。雍正十二年（1734），鄂博图卡伦章京柯什克图属下领催博隆什寻踪擅自越界俄人至布隆谨尔之西，将踪迹交待给会哨人员布根，布根继续跟踪直至将三名越界俄人拿获。[27]

3．清朝在边疆地区的驻军和设卡，大多兼具有御外和安内的双重职能，这对于维护和促进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由于职能不明确，事无专属，又削弱了对边境地区的管辖能力。尤其是在传统疆域观的支配下，清朝的边界观念不强，对边界的管理出现了一些疏漏，造成了严重后果。主要体现在：

1）边境卡伦所设位置，并非象边界鄂博那样处于边境线上，而是在边境线之内侧，并且与边境线的距离不一，有的近些，有的远离边境线几百里。又因受人力、物力的制约，所设卡伦的数量大大少于边界鄂博，如按照《恰克图条约》，清廷在漠北地区共设立鄂博57处，但同一范围内的卡伦则只有28座，无法产生一一对应的巡查关系。为此，清廷专设了巡边制度，即每年一次或三年一次派专人率兵按规定路线到卡伦驻兵巡查不到或更远的边境地区进行巡视。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卡伦防守的不完善之处，但终究不能替代现代意义上的常驻军的作用。

2）清廷对边疆地区和边境地带的管辖权统归于驻边将军，将军的职能是：“掌镇守险要，绥和军民，均齐政刑，修举武备”[28]军政合一，既管军又管民，事务繁重，不利于边防建设的谋画和发展。

3）边境卡伦的设置与舆图所标示边界线的走向并不完全一致。《中俄恰克图条约》确定了双方东起鄂尔古纳河，西迄沙宾达巴哈之间的边界。在这一区域，蒙古喀尔喀札萨克图汗部所属卡伦之博尔特斯、察罕布隆、阿噶里、漉巴利、齐噶勒、哈起克及巴颜布拉克七卡伦以外系唐努山乌梁海及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所属乌梁海、札萨克图汗部所属乌梁海、赛音诺颜部所属乌梁海，由此以北为俄罗斯界。科布多参赞大臣所属之汉达盖图、齐齐尔噶那、鄂尔济呼布拉克、阿拉克鄂博四卡伦内住喀尔喀蒙古，外住唐努乌梁海，又近吉里克卡伦之外有克拉克木游牧、乌梁海，迄西有阿尔泰淖尔乌梁海，又西有阿尔泰乌梁海各游牧，游牧迄北接俄罗斯界。从清前期卡伦设置上看，东北与漠北地区的边境卡伦距离边界线较近，卡伦边防的意义比较明显。但即便如此，仍有上述大片的乌梁海地区没有设防而直接与俄罗斯接界，清廷虽在该地区建有每年巡边制度，但从总体上来说，统治力量是相当薄弱的，几乎是完全依靠当地总管、佐领等官进行管理，从而为俄国势力的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如，俄国利用阿勒坦乌梁海与之相连，“潜将土产货物，与之抵换牲畜，其利倍蓰，而蒙古视为新奇，私与贸易，以为奇货，以致该国乘势建房，预为侵越之据，此其侵占乌、科二城边界之蓄谋也”[29]。

自沙宾达巴哈以西，至乾隆朝并无明确的边界线。西北地区与俄国接界处居住着喀尔喀蒙古赛音诺颜部所属的十三佐领和乌里雅苏台将军直辖的十佐领，以西是阿勒坦淖儿乌梁海，北部均接俄罗斯界。再往西往南，大致沿锵格尔图喇、爱古斯河、巴尔喀什湖、塔拉斯河、葱岭构成了一道边界线。但从西北地区卡伦的设置上，尽管数量庞大，但除了额尔齐斯河沿岸的和尼迈拉虎和辉迈拉虎卡伦外，几乎都属于内地卡伦，其设卡的目的并不象边境卡伦那样单一，如松筠所说：

“新疆南北各城皆设卡伦，而伊犁为最多。伊犁境内东北则有察哈尔，西北则由索伦，西南则有锡伯，自西南至东南则由厄鲁特，四营环处，各有分地，其禁在于私越；又有铜场、铅场、屯工、船工，安置发遣罪人，其禁在于逋逃；至于境外，自北而西则有哈萨克，自西而南则有布鲁特，壤界毗连，其禁在于盗窃。故设卡置官，派兵巡守”[30]由此可见，西北地区的卡伦具有稽查游牧、屯田、采矿、贸易、盗窃等多项功能，并多与内政有关。

就位置而言，均设在离边界较远的地方，尤其是常设卡伦，最近亦有几百里，远则上千里。如，自科布多西北的索果克卡伦到中俄最西一座界牌沙宾达巴哈，直线距离约600里；从乌克克卡伦到阿勒坦河和哈屯河会合处，直线距离约800里；从昌吉斯台到俄国边堡锵格尔图喇，直线距离也有400里。在塔尔巴哈台地区，从巴克图卡伦到阿古斯河约500里。在伊犁地区，从北面阿拉套山上的库克托木卡伦到巴尔喀什湖北岸约500里；从西面的匡果罗鄂博卡伦到巴尔喀什湖北岸约有500里，到巴尔喀什湖西岸约有1000里；从西南的春稽卡伦到巴尔喀什湖北岸约有700里，到达拉斯地区的必库尔淖尔就有一千四五百里。[31]

西北地区边境卡伦稀少、边防力量薄弱，与清廷“以藩属为屏障”的落后的疆域观有直接关系。19世纪三、四十年代，沙俄势力不断向中亚地区渗透，清廷西北屏障渐渐失去，几乎是不设防的边疆暴露出来。咸丰七年（1857），俄罗斯兹文清理藩院：“……至于要事，东北至海，西至伊犁处，两国接壤极多，遗有未定界处，现在阻止在该处居住，恐起争端，即应覆行商定界址，敝国以此事为要，并未委派交界处所官员，特派亲信大臣赴京”[32]。抛出了“中国西界未定论”，清廷对此要求予以拒绝。

但次年俄国又提出：“雍正五年，两国互定和约界址，则以沙毕奈岭，东达额尔古纳河、黑龙江照常不改，以免争竞。……两国仍有未定界址，沙毕奈岭以西，直达伊犁，因不知地名，亟应各派可靠之员，迅速查明，互相商定”[33]。

并单方面认为：“西疆未定之交界，此后应顺山领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喀伦等处由早年和约所定之地方起，往西直至斋桑淖尔，往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34]。在签订《中俄北京条约》时，清廷被迫接受了这一条。

在以后中俄之间就西北地区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沙俄继续在常设卡伦上作文章，对于这一欺骗性伎俩，俄国本身是非常清楚的。巴布科夫在《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一书中写道：“早从十九世纪初开始，中国人为了确定自己对这些土地的权利和巩固自己对当时吉尔吉斯人的势力，已经开始每年视察国界，这种视察不是按照常设卡伦的方向进行，而是按照前列卡伦方向进行的。为此，每到春季的时候，中国部队就在地方参赞大臣的率领下，从科布多、塔城和伊犁各城市出动，沿着前列卡伦线甚至更向西进行，并且这些部队的进行线形成了一条特别的边界线，把谢米列钦斯克和外伊犁边区的东部地区都包括进去了”，

而《北京条约》所规定的中国西部国界“在它的大部分面积上是以中国的卡伦线表明的”。“在面临的塔城谈判中，我们首先必须拟定与中国在西部的地理上的稳定的国界。……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应当用我国部队占领全部国界线上的各个战略据点，而自己并不超过中国的常设卡伦线，这样就有充分根据要求中国人也这样办理。这一切是在逐渐地、慢慢地使中国人意识到，常设卡伦所在的那些地方的这条界线，实质上也就是国界”，“新的国界要沿着迄今没有肯定下来的，但似乎已经成为两国之间假定国界的现有中国常设卡伦线来进行”[35]。

在这种以常设卡伦线为划界标准的情况下，清朝丧失了西北地区大片国土。国土沦丧，固然主要是由于俄国武力威胁的强盗行径和清朝国势衰弱的现实造成的，但清朝统治者长期死守的落后的疆域观念、对边界管辖不当也是一个不能不考虑的因素。

     （资料来源：中华文史网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