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仅仅依靠历史辉煌吸引世界目光的传统正在变化。如今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增大，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度展现出的前所未有的生机和发展潜力再次成为国际社会研究的热点。目前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已由过去侧重于对中国的语言、文学、历史、哲学、考古等人文科学的研究拓展到了经济、政治、文化、民族、社会、教育、艺术、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研究不断升温趋热，已逐渐成为一门“显学”。这诚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现代海外中国学已相当发达，其发展规模与成就，已经达到绝对不容国人忽视的地步，甚至达到了足以对国人自己的中国研究提出严重挑战的程度。诚然，外国人研究中国问题难免有隔靴搔痒的缺陷，意识形态的差异也会造成旨趣相背的结论，文化视角的不同也会使他们有着不同于我们的观照、表述角度，但这些都不能作为我们忽视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理由，他们的存在和愈来愈大的影响是一个无可争辨的事实，我们没有理由不对他们作“反研究”（“研究的研究”），不做应有的学术的反馈。中国学术要走向世界，融入世界，需要了解海外中国学的发展情况，中国文化要显示其世界文化的意义，也需要做好与西方学术界的交流和对话，展开沟通和互动。然而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学术界对海外中国学的“反研究”却相对滞后，不免逊色。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朱政惠教授的《美国中国学史研究——海外中国学探索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缺陷和不足。
朱政惠教授是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方向创新团队负责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朱教授就开始思考并从事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曾应邀访问美国、法国、瑞典等多个国家的中国学机构。特别是2000年3月至2002年7月，朱教授应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和哈佛燕京学社邀请做了为期两年半的学术访问，专门考察和研究美国中国学和汉学发展情况，为他研究美国中国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美国中国学史研究——海外中国学探索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便是作者这些年来从事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一个成果结集，收集了作者自1986年至2004年撰写的学术论文和学术考察记近20篇。全书共分五个部分，既有理论的探讨、研究的综述，又有个案的分析、史家的掠影和学术的考察，反映了作者探索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艰辛历程，以及如何开展这一方向研究而提出的理论见解和实践成果，是近年来海外中国学研究这一领域用力甚勤、颇多创见的力作。
读完朱政惠教授的这部著作，给我们感受最深的主要有如下几点：
其一，理论、方法的开拓和创新。
朱政惠教授是从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研究转向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他之所以在学问研究的方向上有如此的转变，主要是基于理论上的不断思考、探索和创新所致。作者在“前言”中自述从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研究转向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原始动机有两个：首先，我们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除了纵向的探讨即对中国古代、近代和现当代的研究外，还有一个横向的研究，即西方和东亚邻国史学与中国史学的交流和影响的探讨，这样，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路子才能更全面；其次，随着海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研究的发展，中国学者对海外研究的反馈也在发展，加强这方面学术史的清理和反思，也成了中国史学史研究者题中应有之意。
那么如何从理论上的高度来认识研究海外中国学对中国史学研究的意义呢？作者从两个方面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思考：一个就是从接受史学的角度来看是史学传播、中介和史学接受的问题，另一个就是从比较研究的角度看史学交流的必要性、必然性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作者就对接受史学理论和比较史学理论发生浓厚兴趣，他从“接受史学”、“比较史学”的研究出发，提出了“从接受角度研究史学”的新观点，并对“比较史学”与“比较历史”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作了明确的界定，并由此产生联想，转入海外中国学研究这个新领域的探索。
作者认为，中国史学史、史学理论和海外中国学史这三块研究是相互依存的三个重要方面，是中国史学史得以深入开展的相关重要环节。要研究好中国史学史，没有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不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唯物史观是研究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同样，不断吸取我们民族和海外的优秀理论和方法，也是我们深化史学史研究的必要条件。而海外中国学史的研究，为我们深入中国史学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背景。海外中国学家总的说是跨学科的研究，但对中国史学史研究者言，最重要的是珍惜他们两个方向的内容：一个是研究他们如何研究中国历史，他们的理论、方法及其成果怎样；还有就是他们如何研究中国史学史，如何看待中国的史学，看待中外史学的交流和结合。有了这两条，我们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就有个比较，有个合适的参照系。由此也可以比较准确地把握我们自己的成果、理论和方法在世界史学发展背景，以及在中国史学发展长河中的地位和份量。从这一点而言，对海外中国学史的研究，是深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至少缺少了这个环节，大平面研究会受影响。而这个大平面，正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和建设的主体。由于作者是把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作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分支方向来把握的，所以他强调应把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置放到世界史学史的大背景中作全面系统的考察。诚如作者所言，研究中国史学史要有世界眼光，研究中国史学史，要放到世界史学史发展的大背景中作比较的考察，要放到世界汉学家研究中国史学史的背景中作比较的考察。关注同行研究，加强对话交流，是中国学者促进当代中国史学建设的重要途径。
在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方法上，作者也提出了不少富有价值的见解。作者指出，在研究方法上，应把海外中国学的递嬗演变置放到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与思想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各国、各地区的中国学都受时代思潮的推动和制约，不了解这些思潮的性质及其产生的社会原因，就难以认识由此产生的中国学诸流派的特点和意义。为此，作者从如下几个方面具体探讨了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其一，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要和这个国家的政治和历史研究相结合，要和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内状况研究相结合，要和中国与这些相关国家的关系史研究相结合。作者指出，“我们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必须连同这个国家的整个社会历史发展背景和中国的整体实力、国际地位作综合的考察和分析。因为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对学术发展的影响甚大。”（该书第37页）其二，对海外中国学研究，要和国际学术思潮研究相结合，因为“任何学术的发展，也置身于一定的学术思潮发展的影响之下。与诸种学术思潮同步发展的学科建设，不可能不受到影响。这是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又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世界各国的中国学研究都会碰到。只有厘清其中的关系，才能对问题作比较好的回答。”（该书第38页）其三，对海外中国学研究，要和这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及其母体语境研究相结合，要与研究对象具体的机构背景和人物特点的研究相结合。作者认为，“从目前情况来看，有关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专门的学术机构和情报机构还是太少了。全世界有那么多的国家在研究中国问题，我们至少应有一批相应的机构专事对他们的研究。对海外中国学具体研究方面，眼下看来还是要先多做一些介绍工作，尤其是海外中国学的有代表性的学者、著作和思潮，并在此基础上作深入进一步的研究工作。”（该书第40页）其四，为了推进海外中国学研究，有必要派遣更多的国内专家到海外作实地考察和课题研究，邀请更多的海外学者来中国传授信息和经验，即既要走出去，又要请进来，同时还要积极培养后继研究队伍。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已走出了过去零碎的介绍阶段，深入到国别和人物个案的研究。如何把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引向深入，作者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对各国中国学的发展历史、现状和特点，有深入的了解和把握；二是在此基础上对世界范围内的中国学进行整体认识和把握，并对其发展规律进行深入探讨。为此，作者提出要把国别的中国学研究和世界中国学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国别的中国学研究是基础，各国中国学通史的研究是发展；没有基础，谈不上发展；没有高层次的宏观研究，基础的研究也不会再提高。这两个环节都要抓住，使之形成良性循环：国别的中国学研究促进通史的中国学研究，宏观通史的深层次研究推进国别中国学研究的深入。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应该这样，沿着螺旋型轨迹不断上升和发展。
作者所提出的上述问题和理论见解，都具有可贵的原创意义，的确值得当今学术界重视和借鉴。
其二，材料翔实，新见迭出。
作者认为，对海外中国学史研究的突破，关键是要有实践，要争取直接到海外了解人家研究中国的情况。只有真正到海外考察和研究，才能比较深入扎实地认识人家，才有条件回来更好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只有深入了解某一具体国家，才能求得对海外中国学发展的比较深入的认识。在当代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中，美国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出现了不少知名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和中国问题专家。通过对美国中国学发展状况的研究分析，的确可以获得对世界中国学发展脉络的大致认识。因而，美国成了作者进行研究和解剖海外中国学史的主要突破口。
作者是这样认识的，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在美国两年半的学术访问和考察中，作者历尽艰辛，足迹几乎遍及美国所有重要大学的中国学机构及其东亚图书馆。作者在“后记”里称“书中的许多想法和认识，是跑出来的，问出来的”，决非虚言。正是这种艰辛的付出，使作者搜集了到了那里大量的第一手的研究资料，这些资料包括：美国中国学发展史的基本的基础资料；美国中国学家对自己国家中国学研究史的总结资料以及美国中国学家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资料。在这些资料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国内无法搜集到的，特别是美国中国学家对自己国家中国学研究史的总结资料，国内学者在这些方面引进、介绍相当薄弱，尤其显得珍贵。正因为该书的不少文章都是作者在搜集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撰成的，故其立论新颖，视野广阔，分析透彻，结论牢固可靠，发前人所未发，道前人所未道，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比如，在美国中国学的发展进程中，美国中国学家对自己研究方向情况的总结、回顾和反思工作一直在进行，参加总结的往往是他们中国学研究领域中最有影响和权威的学者，这些总结既有理论反思类文章，又有一般总结回顾类文章，还有评论类文章，这些总结类文章是我们开展美国中国学史研究的重要文献和资料，研究这些资料以切入美国中国学研究，确有“抓纲举目”之效。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甚少。作者有鉴于此，在搜集的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撰成《关于美国中国学家的总结和反思》一文，提出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见解，创获实多。又如，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学术界出现了关于东亚现代化问题、传统与现代化等问题的讨论热潮。然而在80年代初，在哈佛大学中国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史华兹教授主持下，美国学术界组织了一系列关于东亚政治秩序的讨论，参加这场讨论的都是当时哈佛大学和美国的一些最有知名度的学者，这些学者对正在崛起的东亚的发展十分关注，从各个学科进行其现状、特点和发展趋势的研究。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学术讨论，前后持续了两年之久。可是对这一场发生在海外和美国的这些相关学术讨论和学术思潮，当时国内学术界几乎没有反应，鲜有文章涉及这一问题的讨论。作者在书中特撰《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重要学案——评史华兹对东亚政治秩序问题讨论的组织和研究》，对发生在80年代初美国中国学界亚洲问题研究的这一重要学案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评析，这是前人很少注意到的，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再如，20世纪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成绩斐然，而国内史学界也鲜有文章对此方面作系统介绍和研究，作者撰成《20世纪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填补这方面研究的空白，这或许是国内外系统介绍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首篇文章。而《美国清史资料及其研究情况述略——以历史学研究为主线的考察》一文，分地区、分学校来介绍美国的清史研究状况，这种形式的梳理也是前人很少做过的。
其三，宏观综合研究和微观具体研究的有机结合。
作者认为，在美国中国学的研究中，宏观与微观的结合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微观是基础，宏观是大厦；没有基础材料，大厦建立不起来；反之，没有大厦的图纸设计，基础资料的收集也没有了方向。作者在《美国中国学史研究》一书中，也尽量凸显了这一研究特色。
美国是当今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重镇”，研究机构众多，名家辈出。所以，作者以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为切入点进行研究、突破，故书中第二部分以“美国中国学史研究综论”为题，对美国中国学的发展状况和特点作综合的整体性的介绍和分析。作者在该部分首先对美国中学史发展的特点作了详细的介绍，使读者对美国中国学史研究的发展情况及其特征有了一个详细而清晰的了解。其次，对各个时期美国中国学家对自己国家研究方向情况的总结、回顾和反思工作做了详细的整理和总结，这些总结、回顾和反思性的文章，是我们开展美国中国学史研究的重要文献和资料，从这些文献和资料中，我们能看到中国学发展的大体动向，能把握每一历史阶段和历史时期的中国学的进展状况，了解其主要学者、代表著作和理论思潮。可以说研究这些资料是研究美国中国学的一个切入点。再次，对美国清史资料及其研究情况的考察和20世纪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介绍，反映了作者对以海外中国学史为主要方向的史学史研究的探索。最后，对138篇海外博士论文（主要是海外对上海的研究）的介绍和评析，引起读者对国际上汉学研究的前沿问题、研究方法、思路和理论创新的关注，从中也可以了解海外学者对于上海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研究的基本状况。
作者认为，要深入认识美国中国学，还需要以一个具体的学术人物或思想家为个案进行深入的具体研究，通过对这个学术人物的个案解剖，弄清他的学术生平、贡献和主要的理论方法，可由此把握美国中国学发展的大致线索。这即是说，在当今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方法上，仅有宏观的整体性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要有微观的具体研究，并使两者有机的结合。作者在美国访问考察期间，有幸看到了史华兹教授的学术档案。史华兹教授是美国费正清研究中心的重要中国学专家，是美国中国学有影响地大师级人物，无论是他的扛鼎之作《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还是他对中共发展史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在美国汉学界都是开创性的研究，影响深远。作者在访美考察期间，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查阅了史华兹的学术档案，书中第四部分关于史华兹研究的专篇是在充分的档案史料研究的基础上撰成的，可谓是微观具体研究的典范，同时也是目前国内外不多的有关此类内容的研究。作者通过对史华兹的中国学研究及其生平和活动的研究和剖析，使读者更系统、全面而详细地了解史华兹本人的学术成果、学术贡献及其学术观点，从而能更具体、更深入地了解美国中国学，这是深入认识美国中国学的一个重要途径。
《美国中国学史研究》是一部系统、全面和较为深刻地研究海外中国学（主要是美国中国学）著作。该书材料翔实，内容丰富，视野开阔，论证严密，既有理论的阐发、研究的综论、个案的分析，也有史家的掠影和学术的考察，做到了客观与微观、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的结合。该书在很多问题上或提供了一些难得的资料，或提出了自己独到的学术见解，创获实多，读来有别开生面的之感。该书中还对很多目前没有研究的问题或很少研究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富于启发性的答案。也正因为如此，该书在理论和实际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着显著的扩展和突破。
为学如登万仞山，欲临胜境莫畏难。在海外中国学的研究领域里，朱政惠教授正是这样一位沿着陡峭悬崖，不畏艰险的探索者。《美国中国学史研究》虽是他研究海外中国学的论文集，但它绝不是现有研究成果的简单堆积和重复，书中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和理论见解，都具有可贵的原创意义，表现了作者永不停止的探索和创新精神。诚如张广智教授在该书“序”中所言：“政惠的新作，……字里行间不时迸发的就是两个字：探索，一种艰辛的探索，一种永无止境的探索。”这的确是一个十分中肯的评价。
作者在“前言”中说，“本文集所涉及的问题和史料，只是从海外携回的材料的很小一部分，探索还刚刚开始，前面的路还很远。” 在这里，我们对朱政惠教授在研究中表观出来的可贵的探索、创新精神表示由衷的敬意；同时，我们也衷心祝愿朱政惠教授在今后的探索之路中有更多的海外中国学的著作问世，嘉惠学林。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