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者说明：先父的这两篇遗作（《我家的座上客——交游来往的人物》、《回忆北大人物》），是文革中他在极其困苦的境遇下，用“革命造反派”的油印传单纸的反面，写的回忆录的补充章节中的内容之一。因为在被揪出批斗期间晚上偷偷写回忆录，被“造反派”发现，招致更进一步的残酷迫害，回忆录被抄走。稿纸原来纸质很差，平反后发还时更是残破不堪，但字迹工整可辨。父亲那时写的最多的是自我批判，认罪书。迫于当时的情况，几乎没有任何参考资料，全凭记忆和写作“惯性”进行写作，文中很可能有差错。为真实反应当时父亲境遇和思想，我完全照手稿打出，没有做任何修改和删节。
朱元春
2004年11月27日
从一九一六年蔡元培开始做北大校长，经过“五四”、“六三”运动，“三一八”惨案，到一九二七年张作霖入关派刘哲改组北大为止，这前后十年间，是北大的全盛时代。当时的北大，在学术上实行“兼容并包”的方针，自由讲学、自由研究的风气盛行，学术空气极为浓厚。在学校内部行政管理上，实行“教授治校”，做到真正民主。因此当时北大的讲坛上百家争鸣，蔚为大观。在刊物方面，早期有《新青年》、《新潮》、《北京大学月刊》、《每周评论》，宣扬新文化，鼓吹革命；在后期有《语丝》、《现代评论》，代表左翼和右翼，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国内和国外，都有很大的影响。北京大学享有国际上的荣誉。
一九二三年以后，北洋军阀循环发生内战，闹得政局更不成样子。蔡校长以出国考察教育为名，长去不返，由蒋梦麟代理校长。但是学校教育方针不变，仍旧实行“兼容并包”，学校行政管理上，仍旧实行“教授治校”。北大人才辈出，教学阵营，极为坚强。国内第一流学者，以到北大讲学为荣；国外的学者到北京来，也一定要到北大来讲演一番：杜威、罗素、泰戈尔、爱罗先珂…都到北大来讲过学。——这正是我初进北大时的情形。这时红楼内外，一举一动，的确关系到我国当时的文化与政治。现在就我记忆所及，把北大当时的组织与重要人物略记如下：
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以前，本来分设文科、法科、理科、工科，每科各设学长。文科学长是陈独秀，法科学长是王建祖，理科学长是夏元瑮，工科学长是温宗禹。“五四”运动以后，蔡元培参考欧洲大陆教育制度，废科设系，直接隶属于教务长之下，凡分三组十六系（后增加到十九系），它们的名称和系主任如下：
中国文学系 马裕藻
英国文学系 胡适（后温源宁）
法国文学系 李宗侗（？）
德国文学系 杨震文
东方文学系 周作人
哲学系 陈大齐
教育系 蒋梦麟（兼）
（心理学系）
史学系 朱希祖
政治系 周鲠生
法律系 王世杰
经济系 马寅初（后顾孟余兼）
（社会学系） 陶孟和
物理系 夏元瑮
化学系 王星拱
数学系 冯祖荀
地质系 李四光
生物系 李石曾
（天文系）
学校的最高权力机关，是评议会，由各科系主任及教授代表二十余人共同组成，俨然议会形式。校长不过是评议会的当然主席。凡关于学校行政的重要设施，教务课程的增损改革，以及聘请新的教授，都必须先经过评议会审核通过，然后才能付诸执行。这是北大“教授治校”的集中表现，也是蔡元培民主作风之一，在当时只有北大贯彻得最为彻底。当时评议员完全由教授中选举产生，被选的大多是一些名教授，可以代表极大多数人的意见。
校长下面设总务长和教务长。总务长综管学校行政事务，下分注册组、会计组、庶务组、图书馆。
总务长由蒋梦麟自己兼任。蒋梦麟与其说他是一个学者，毋宁说他是一个政客。他架着一副博士眼镜，面貌清癯，眼光尖锐，一望而知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人。除了蔡校长之外，他实际上是北大的当权派。有人说他是“蔡先生的灵魂，又是老校长的化身”；实际上他的办学精神和蔡先生的方针是完全相反的。蔡先生主张民主自由，而他则倾向于专制独裁。在他代理北大校长期间，始终不肯放弃总务长的位置。他未尝不想大权独揽（后来他当了正式校长以后，便实行专制了），只是当时北大老教授很多，都是“五四”时代风云人物，和他可以分庭抗礼，而且又有“教授治校”的传统，所以他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萧规曹随，一切照蔡校长在校时的制度办事。后来蔡先生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蒋梦麟才由教育部长调北大正式校长。当时南京的教育部，北平的北京大学，不啻是此将出处的“两端”，不是由北大校长去出任教育部长，便是出教育部门回长北大。不过在政海浮沉久了，慢慢地便失去学者的招牌，与在学术界的地位。以他当年在北大的历史、权威而论，后来自行政院秘书长下台后默默无闻，而且每况愈下，竟至当了宋子文手下“青年就业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人事沧桑，不禁令人有今昔之感。
教务长在这个时期中，先是由顾孟余担任，后来由王世杰继任。顾孟余是德国留学生，研究经济学（所以还兼过经济系主任）。他经常穿着西装，鼻子底下留一小撮胡子，活像一个日本人。他在经济学方面，实在并没有什么贡献；但在政治方面，颇为活跃，常以国民党左派自居。在大革命时代，他参加了北伐，在武汉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一九二七年三月，武汉的国民政府处于军阀势力四面包围之中，夏斗寅从鄂西倒戈，直逼武汉，他看见局势不妙，就买好了船票，临阵脱逃了。
北大的中国文学系，在全国是比较知名的。在一九一八年开始设系的时候，本来是我父亲担任系主任，后来他专任史学系主任，才由马裕藻接任系主任。马裕藻字幼渔，是章太炎的弟子，在章门弟子中，比较平平。他担任“文字音韵”，讲课也没有什么特色。但是他善于周旋各派之间，在大庭广众之中，从容谈笑，擅长应付，是一位典型的“沙龙教授”。有一位北大同学，在他的回忆中写道：“幼渔为人，宽宏大量，老穿着朴素的长袍和黑皮鞋，虽然显得有点“骆驼”，而学者本色，非常调和。北大国文学系之负盛名，他实在是首创的开国元勋。公主府（马神庙）银安殿（北大评议会）上那二十四把金交椅，他总算是首坐。然而主任也不是好当的，在以前一到开学，他坐着包车，一面网罗新人才，同时还联络旧朋友。凭这份虚心，就值得称赞。所以凡是有点能耐的主儿，或不肯下人的气节之士，都可到这儿来露一露。…所以幼渔先生，至少还是老辈典型，还带点尊师重道的意味。后来调和新旧，尤费苦心，新的胡适之那一班子人马，老在旁边挑眼；旧人如晦闻先生（黄节），不言不语，只有公铎（林损）好发高论，到处给主任闯祸，并且因为作讽刺诗得罪校长（有“莫教文君泣前鱼”之句，时蒋氏正取消苍髯，“陶醉”于燕尔新婚也），幼渔虽尽了最大的调护之力，而结果是公铎留“讨胡函”而去职。胡适之亦亲自出马，由本帅兼代前部先行——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幼渔对老朋友这点意气，总算说得出去。”
北大中文系人才济济。老一辈的像刘申叔、黄季刚，早已离开，且不必说；在我求学北大的时候，讲文字形声的有钱玄同，讲小学音韵、说文释义的有沈兼士，讲诗的有黄节（曹子建诗）、沈尹默（汉魏六朝诗、唐宋诗）、林损（陶渊明诗）；讲语言学的有刘复；讲新文学的有周作人（新文学源流）；讲戏曲的有吴梅（字瞿安，即红梅阁主），后来吴梅南下，又推荐许之衡（字守白）自代。当时在大学里设戏曲一课，是一大革新，在“文以载道”的一班老夫子看来，这简直是胡闹。文化界听了也议论纷然，上海的《时事新报》还有过嘲骂的话，这还在研究系办报的时代，所以也就不足为奇的。
哲学系也是北大著名的一系，集中地表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有趣的是知名的教授，在这里竟唱对台戏。在同一学期，同一天，同一时刻，胡适在楼上讲“中国哲学史”，梁漱溟在楼下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本来胡适以留美的洋博士而大讲其中国哲学，梁漱溟以布袜布鞋实行墨家精神的土学者而高谈东西文化，西洋文明，根本就有点滑稽。不过两位都够得上是玄学家，真能“冥究胡讨”一气，不只说得天花乱坠，头头是道，也真讲得出个所以然，所以两位先生都能叫座。据说在同时同地的楼上楼下，胡、梁二人便打起了哲学对台，胡适讥梁漱溟说他连电影院都没进去过，怎么可以讲东西文化，印度哲学？岂不同“持管”、“扪烛”的笑话故事一样？梁漱溟则说胡适根本不懂啥叫哲学，正犯着老圣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毛病。惟听讲的人都佩服他们学问精湛，各有专长，而且又都有专门著作，所以这出对台戏足足唱了一年，叫座的情况不稍衰退。
哲学系还有几位名教授，如陈大齐之讲论理学，张颐之讲黑格尔哲学，马叙伦之讲老庄哲学，钢和泰之讲印度哲学，都是比较著名的。在马叙伦讲老庄哲学的班上，还发生过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十足地表现了北大自由主义的精神和散漫的学风：称为诗人的康白情，是新潮社的主要人物之一，自命不凡。诗人每次上课，照例迟到；马先生亦视为常例，不大注意。有一次马先生正讲得得意，诗人又推门而入，全班视线，不约而同看齐，究竟来者是谁？马先生这次忍不住了，放下“庄子”问他何故来迟。答以住得太远，短时不能赶到。马先生火了，说：“你不是住在翠花胡同吗？仅隔一条马路，距此不过三五分钟即可走到，何得谓远？”诗人亦拿出辨证法，答：“先生不是讲庄子吗？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先生不以为远，而我以为远也。”这时马先生正讲“白马非马”，高谈玄理，而诗人即以此诡辩，并报以讽刺。只气得马先生吹胡子瞪眼，张口不能置一词，对于这位新诗人，竟是无可奈何。
北京大学的史学系，也是国内大学中著名的一系，而且是首创的一系。在过去，史学系都附设于文科之内。照传统的看法，认为“文”与“史”不能分开；北大首先把史学从“文史”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把它放在社会科学的一组之内，独立成为一系。史学系主任，从一开始办起，到一九二七年刘哲改组北大止，都是我父亲担任，他是国内开创以社会科学为基础的史学系的第一人。他自己担任“中国史学概论”、“中国文学史”，后来也开讲过“明史”和“南明史”。在聘请教授方面，他也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在讲历史哲学方面，有讲“唯物史观”的李大钊（他在北大讲课时，曾编过《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有讲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何炳松；在中国史方面，有思想保守但据说学问极为渊博，连二十四史都能背诵的陈汉章；有讲元史的陈垣（兼课），有讲中西交通史的张星烺（兼课）;在世界史方面，有思想比较进步的陈翰笙（西洋近代史），有观点比较保守的陈衡哲（西洋上古、中古史），有讲日本史的李季谷（李还担任过地理学）。有讲金石学的马衡。在我父亲担任系主任的时候，还派遣过本校毕业生姚从吾、毛子水到德国去深造，一个专门研究蒙古史，一个专门研究地理学，准备将来为北大史学系培养师资。
政治系是我的本系，系主任是周览（字鲠生），以讲“国际公法”知名——讲资本主义世界的国际法，他确是一位专家，讲起来旁证博引，头头是道。可是他的湖南官话不大好懂，口才也不过如此，然而学生震于他的大名，听讲的还是堂堂满座。讲“比较宪法”的是王世杰，他是留英学生，五短身材，上课时绷起面孔，不苟言笑，讲起课来好用法律的语言，往往累赘得很，但是比较条理清楚，记笔记好记，这是他的长处。当然他所讲的，是资产阶级民主的那一套，把虚伪的民主自由，吹得天花乱坠。另外一位教授是大名鼎鼎的陶孟和，也是英国留学生，他讲的是“社会学”，一上讲台，就高坐在椅子上，道貌岸然，从来不露一丝笑容；可是他讲的实在没有什么精彩，一般都是老生常谈，听的人往往觉得单调，有的不免去“梦见周公”。这位大教授坐在椅子上，也不见得那么安稳，他扭来扭去，使陈年失修的椅子，在他的压力之下，发出吱吱的叫声。有一次忽然惊天动地的一声响，大家猛抬头一看，大教授不见了——原来椅子吃不消他的压力，完全垮了，把大教授不客气地摔在地下；接着看见他一声不响地爬了起来，还是板起面孔，不动声色地讲了下去。大家心中暗笑，可是不敢出声。一直到下课铃响了，大教授走出讲堂，大家才哄然大笑起来。“大教授塌台了”的故事，传遍了北大三院。
北京大学的预科，分甲、乙二部，甲部准备升入理科，乙部准备升入文科法科。预科的设立，是因为当时中学办得大多不够理想，所以在进了大学之后，再学两年预科，加强基本知识，为入本科创造更好的条件。实际上北大的预科，办得是相当成功的。当时预科主任是关振伯；教“国故概要”的是沈士远（周秦诸子），单不厂（宋元明理学），教国文的是郑奠、张煦、朱洪；教英文的是潘家洵；教法文的是谭熙鸿；教德文的是朱家骅、杨震文、纪雅各（德人）；教历史的是李泰棻（汉奸）；教地理的是郑天挺；教伦理学的是屠孝寔；教微积分的是赵凇。值得一提的是“三沈”之一的沈士远，他讲周秦诸子，有“沈天下”之称。这个外号是如何来的呢？原来北京大学预科的国文功课，最重要的有两门：一是“国故概要”，一是“文论集要”，这两种都选得很好，都算是北大有名的杰作。“概要”共六册，由周秦诸子讲到汉学考据，又由汉经宋理，直讲到清代朴学，虽然都是些旧文章，而中国的学术思想源流比较重要的代表作，完全包括在内（后来有书局把它翻印出来，题为《中国学术史》又名《国故论衡》）。既然要讲周秦诸子，所以一开头便是老、庄、孟、荀的文章，而庄子“天下篇”，尤其是提纲挈领的一篇综合性的论文。沈士远讲周秦诸子，便以此篇作为纲领，一家一家加以介绍。他的方法未可厚非，成问题的是他的进度显然是太慢了。因为他自开学那一天讲起，自秋徂冬，到散馆之日止，今日天下，明日天下，讲了半年，还没有把庄子的天下打下来。“沈天下”之得名，便由于此。——这不是开玩笑，而是表明他是“天下专家”，天下都是他的了，沈先生亦可以自豪矣。但是原定的教学进度，应该讲到宋代理学为止，他连王充“论衡”都来不及讲，遂草草收兵了。第二学年开学，道貌岸然的单老夫子，便从宋代理学讲起。中间脱了汉学考据一大节，当然便无人过问了。
北大的人物很多，值得回忆的当然不限于我上面所提到的四、五十人，尤其在理科方面，我接触较少，比较生疏，无法一一介绍。北大上层的人物，后来多半做了官（如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翁文灏、顾孟余、王世杰、朱家骅、陈大齐、沈士远、沈尹默、马叙伦、秦汾、马叔平、高一涵、谭熙鸿、罗家伦），有的做了立法委员（如马寅初、林彬、狄膺、黄右昌），还有一批做了参政员（如周鲠生、王星拱、徐炳昶、陈启修、傅斯年、周炳琳），也有的堕落成为汉奸（如周作人、李泰棻、文元模）。北大的功过如何，将来自有定论。不过有一个时期，“北大人”分布各地区、各阶层、各行各业之广，的确是盛极一时。有一位北大同学回忆写道：“在政治上，上而朝廷、下而在野，凡是属于党、政各阶层，莫不以北大人为基干。就地域说：由内地之都市乡村，远至边疆省份，均有北大人在那里领导工作。以类别言：无论工商文教各公私立机构，北大人亦占有很大数字。所以那时无论任何时间空间，到处都可碰到独具风格的北大人。”这里所说的或不免有夸大之词；然而有一点是确切不移的：即你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无论在那个方面，都可以碰到北大的人，而且谈起来对于北大，都十分怀念，则当年的北大，自有能吸引人的地方。现在事隔四十多年，再来回忆这些人物，老一辈的都早已归了道山，就是中年一等的人，现在也都已到了六、七十岁晚年，偶一相逢，谈起往事，真有“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之感，但是这一段往事毕竟是值得怀念的，为了保存一些文献资料，附一张回忆中的北大人物名单在下面（略），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仅供参考而已。
（资料来源：《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5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