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者说明：先父的这两篇遗作（《我家的座上客——交游来往的人物》、《回忆北大人物》），是文革中他在极其困苦的境遇下，用“革命造反派”的油印传单纸的反面，写的回忆录的补充章节中的内容之一。因为在被揪出批斗期间晚上偷偷写回忆录，被“造反派”发现，招致更进一步的残酷迫害，回忆录被抄走。稿纸原来纸质很差，平反后发还时更是残破不堪，但字迹工整可辨。父亲那时写的最多的是自我批判，认罪书。迫于当时的情况，几乎没有任何参考资料，全凭记忆和写作“惯性”进行写作，文中很可能有差错。为真实反应当时父亲境遇和思想，我完全照手稿打出，没有做任何修改和删节。

朱元春 

2004年11月27日 

北洋政府时代的北京，虽然在政治上实行高压手段，然而在学术思想上还是比较放任自由的。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北京的学术空气比较浓厚，才产生了伟大的“五四”运动。 

我父亲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他的交游颇广，在北京的起初十年，几乎“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高谈阔论的，尽是一些通儒硕学。那是一个道道地地的高级知识分子社会，是一个“文艺沙龙”，我耳闻目睹，当然也间接受他们的影响。 

在民国初年，当我们还住在东城吉兆胡同的时候，来往的人以章太炎先生和章门弟子为主。来得最多的是钱玄同（他当时还叫做钱德潜）、沈尹默、沈兼士、马裕藻。钱玄同是章先生的弟子，传了他小学方面的绝学，可是在经学思想上却与本师走了相反的方向，章先生是相信古文经学的，玄同则受了最初先生崔觯甫的影响（1），所主的是今文，他的别号“疑古玄同”即是由此而起的。他的谈风很健，记忆力最强，往往一讲就是半天，讲的人听的人都觉得津津有味。他知道的掌故真多：清末在东京的同盟会和光复会；《民报》与《新世纪》；以及章太炎、陶成章、鲁迅、张溥泉、许季茀等在日本的轶事，北大、师大民初以来的经过，说来都井井有条，而且记性特别好，有些话和文章的一段落都能记得背诵得出来，听了不但有意思，而且也是一种有价值的史料。美中不足的是他讲起话来气太急，有时上气不接下气，使人替他着急。沈尹默不大多讲话，但是讲起话来却最为幽默，引起大家一笑；在“三沈”之中，他最工于心计，有“鬼谷子”之称。章太炎先生是老前辈，在民国初年又是袁世凯注意监视的人物之一，轻易不大出来。有一次他到我家来了，门弟子前呼后拥，还带了他的两位女公子同来——一位名叫爻爻，一位名叫  ——章先生穿着玄色长袍马褂，端坐在客厅中间，道貌岸然。门弟子对他，都非常恭敬；但是那是纯粹出于自然的敬爱，大家还是有说有笑，空气非常融洽。因为他的女公子也来了，母亲也出去招待。那时二弟还不过四五岁，从客厅门外探头向里望，拉着母亲的衣裾，轻轻地问道：“那中间坐着的，是皇帝吧？”客人走后母亲告诉大家，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章太炎先生自从辞去东三省筹边使（一个袁世凯为了笼络他给他的空头衔）以后，回到北京，袁世凯很注意他的行动，暗中派人监视。袁氏阴谋称帝，章先生大愤，几次想回上海，竟走不脱。遂跑到总统府，要当面诘问袁世凯，又不被接见。章先生拿勋章做扇坠，在会客室里顿足大骂。袁世凯命令把他幽禁在龙泉寺，后来又移到东城钱粮胡同的一所空宅里。北京常有一些“凶宅”，没有人敢住，这钱粮胡同房子，听说也是“凶宅”之一。章先生住进去，所有听差人等，表面上算是别人荐的，其实都是警厅暗探。来客起初并不限制，有一天，来了个日本人谈学，因为言语不能畅达，彼此都用笔谈。暗探们听不到声响，从窗里往内一张，以为定是商量什么机密，赶着去报功邀赏。警厅小题大做，便密令断绝宾客来往。章先生一连好几天不见客人前来，知道是遭到禁闭，绝食表示抗议。章门弟子竭力营救，内中有一个汪东，在内政部做事（2），写了一封恳切的信给总统府机要局长张仲仁，说章先生绝食已经好几天，恐有不测，政府将有“杀士”的责任，请他设法解救。张氏把这封信给袁世凯看了，亲笔批了“交办”两字，这自然是交警察厅的，既有了批，便好说话。于是章门弟子，开了一个会，当即推举代表，我父亲也在内，跟警察厅长吴炳湘接洽（3），议定一张名单，共十二人，钱玄同、马裕藻、沈兼士、汪东等都在内，这十二个人，是可以随时自由往见的。一面报告章先生，已经解禁。只要每天有人轮流去谈，章先生也不至感觉寂寞。在这个时期，我父亲常常去钱粮胡同照料，劝他复食。直到袁世凯帝制失败，黎元洪继任总统，章先生才恢复了自由，不久也就离京南下了。 

章先生南归以后，他的门弟子还是常相来往。那时常到我们家里来的，有三沈（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三兄弟）、二马（马裕藻、马叔平二兄弟），加上黄季刚、钱玄同等。记得有一次父亲在家里请客，酒席已经设好，黄季刚来了，烧酒、绍兴酒都不肯喝，偏偏指名要喝五加皮酒。父亲没有办法，只好临时派人去买。为了这件事，父亲还狠狠地受了母亲的埋怨。 

陈独秀那时在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也到我家来吃过饭。父亲请他上坐，谈着办《新青年》的事情。母亲偷偷地去看一下，见陈独秀说话的时候，先挺一挺眉毛，眉宇之间有一股杀气。客人走了之后，母亲对父亲说道：“这人有点像绿林好汉，不是好相与的。你怎么同这些人打起交道来了？”后来陈独秀因提倡共产主义，鼓吹社会革命，在“新世界”七层楼上散发传单被捕下狱。母亲听见了，又对父亲说道：“怎么样，我说的不错吧？劝你以后还是少同这些人来往吧！”父亲笑了笑，没有同她进行分辩。 

“五四”运动以后，北京大学提倡教授治校，组织评议会，以各科系主任及教授代表二十余人，为评议员，共同组成，为全校最高权力机构。校长不过是评议会的当然主席。举凡关于学校行政的重要措施，教务课程的增损改革，以及聘请新的教授，都必须先经过评议会的审核通过，然后才能付诸执行。这是蔡元培校长民主作风之一，当时很少学校能够贯彻这种民主精神的。在一九二零年到一九二三年前后，蒋梦麟、胡适、陶孟和、沈尹默、沈兼士、马裕藻、马叙伦、陈大齐和我父亲，都是评议员。在北大有“三沈”“三马”（指马裕藻、马衡、马叙伦）、“一朱”（指我父亲）之称，都是具有势力的名教授，可以左右评议会。当时评议会设在公主府（即北大第二院），蔡元培是丁卯年（一八六七）生的，我父亲是已卯年（一八七九）生的，胡适是辛卯年（一八九一）生的，都是属兔，各相差十二岁，所以有老兔、中兔、小兔之目。胡适初回国任教时，在北大还是末学新进，因得到蔡老先生的赏识，所以步步高升。后来又以提倡白话文学得名，一直做到文学院院长、北大校长。他也常到我家里来，看看我父亲的藏书，谈谈版本。父亲不大看得起他，批评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写得肤浅，而且肯定地说，他出了中卷以后，下卷是写不下去了，因为他既不懂佛学，又不懂宋、明理学。果然，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勉强出到中卷为止，下卷始终没有能够出版。 

到了一九二七年以后，我家来往的人，都是史学家或藏书家。史学家有陈垣、陈寅恪等；藏书家有伦明（伦哲如）、郑振铎、马隅卿等人。鲁迅和周作人也到我家来过，但是次数不多。至于学生一辈，如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朱自清、姚从吾、毛子水…则来得更勤了。 

一个人在社会上，总需要社交生活，在精神上有所寄托，在感情上有所安慰，在思想上有所交流。我父亲的一辈朋友，以北大文学院教授为主体，组织过生日会，按生日的先后轮流聚餐。一九二六年以后，又组织过“驼群社”——取名“驼群”是取任重致远的意思——每逢春秋佳日，时常出去郊游，我们小一辈的人，也时常去参加远足旅行。但是自从张作霖进关以后，实行白色恐怖，对北大采取高压政策，改组为京师大学校，这班朋友纷纷离开了北大，有的南下参加了革命，有的到南京去做官；有的改就他校教职（我父亲到了清华大学、钱玄同早已到了师大，沈士远到了燕大，沈兼士到了辅仁大学，惟有马裕藻还留在北大）。于是从前的交游，也就大半星散了。 

注释： 

（1）“章先生是相信古文经学的，玄同则受了最初先生崔觯莆的影响，所主的是今文……”查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他是在丙午年（1906）“始謁章公”於日本，辛亥年（1911）才在故乡吴兴“謁先師崔公〔按：即崔适〕，得读其伟著《史記探原》”。可見钱玄同识章太炎在前，見崔适在后，“最初先生”之說，恐怕不能成立。 

（2）汪东“在内政部做事”，“內政部”应作“內务部”。 

（3）“警察厅长吴炳湘”，查刘寿林等編的《民國職官年表》，1914年吳炳湘是任“京師警察廳总監”；徐一士的《章炳麟被羈北京軼事杂記》，也說是“京師警察总監吳炳湘”，所以此处应称“警察总監吳炳湘”。 

（本文注释由台湾东海大学陈以爱博士提供，特此致谢！） 

（资料来源：《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5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