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希祖1879-1944，字逖先，浙江海盐人，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中山大学及中央大学等校教授，是解放前著名的史学家。他较早地倡导开设中国史学原理及史学理论等课程，并讲授“中国史学概论”，在中国史学史的早期研究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一、朱希祖的中国史学研究 

朱希祖师承章太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他考取官费生赴日留学，后肄业于东京早稻田大学。那时章太炎正东走日本，倡言革命。朱希祖与黄侃、钱夏、周树人、马裕藻、许寿裳等，共同受业于章氏，听他讲说文、音韵诸学。太炎先生自撰年谱，其宣统二年条云：“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对朱氏的史学素养给予称赞。袁世凯想称帝，章太炎力诋之，遭袁氏软禁，章氏以绝食相抗。朱希祖奔走营护，对章氏可谓是情谊笃深。朱希祖治史，主张“以搜集材料、考订事实为基础，以探索历史哲学、指挥人事为归宿”，认为这是“史学主体之大用也”（注：朱希祖：《章太炎先生之史学》，《文史杂志》第5卷，第11、12期合刊，1945年。）。 

民国初年，蔡元培长北京大学，朱希祖任史学系主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是国内成立最早的史学专业。它为史学的发展，史学成为近代化意义的科学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沈兼士在《近三十年来中国史学之趋势》中说：“民初蔡元培长北大，初设史学系，大家都不大重视，凡学生考不上文学系的才入史学系，但这不能不算打定了史学独立的基础”（注：《经世日报·读书周刊》1946年8月14日。）。顾颉刚也盛赞北京大学史学系的成绩，说：“国立北京大学的历史学系比较办得理想……北京大学一向就保持着文、史、哲三门学科特别有成绩的优良传统”（注：《顾颉刚论现代中国史学与史学家》，《文化先锋》第6卷16期，1947年。）。朱希祖任系主任时，十分自觉地推进史学的科学化，注重将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引入史学研究。罗香林在《朱逖先先生行述》中说：“北京大学史学系，首以科学方法为治史阶梯，谓历史为社会科学之一，欲治史学，必先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而于史实考证，则首重原始资料与实物证据”（注：《文史杂志》第5卷，第11、12合刊，1945年。）。为了贯彻这一思想，朱希祖在史学系把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人种学、政治学、宪法、经济学之类视为史学的基本学科，并规定为史学系的必修课。史学史及史学原理等课也被定为必修课。这类课程有：中国史学概论、中国史学名著评论、欧美史学史等。由于对原始史料的重视，他支持北京大学设立研究所国学门，建立考古学研究室，积极参与保护和整理内阁大库档案的工作。可以看出，由于他在北京大学的地位，朱希祖在本世纪初在建立科学的新史学方面，还是有相当的影响的。 

在北大史学系，他能够广揽人才，耆儒新进，皆所延聘。各种学术观点，不分派系，兼容并收，有蔡孑民先生之风度。傅振伦回忆说，当时“通儒如陈伯弢汉章、叶浩吾瀚、陈援庵、马书平、邓文如之诚诸师，硕学如李大钊、陈翰笙、李璜、王桐龄、孔繁燏、李季谷诸先生，咸来讲学，一时称盛”（注：《先师朱逖先先生行谊》，《文史杂志》第5卷，第11、12期合刊，1945年。）。为了推进新史学的建设，朱希祖特别重视史学理论。他聘用李大钊、何炳松同时开史学理论课程，李大钊讲史学思想史和唯物史观研究，何炳松依据美国鲁滨孙的《新史学》，讲授历史研究法、历史教学法等。何氏1923年翻译《新史学》，朱希祖为之作《序》：“我国史学界总应该虚怀善纳，无论哪一国的史学学说，都应当介绍进来。何先生译了这部书，为我国史学界的首倡者。我很望留学各国回来的学者，多译这种书，指导我国史学界”。朱氏这种提倡各种理论并行，大胆引进和吸收西方史学理论的做法，对我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三十年代，史学理论著作大量涌现，著者很多出自北京大学，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他还建议学校当局，就文理科高材生各考选一人，派送德国。文科留学生专攻史学方法、史学史等科目。姚从吾，即是应选而赴德国留学的。姚氏曾留德十一年1923-1934，是著名的蒙古史、元史专家。在中国史学史方面，他也造诣很深。40年代，曾在西南联大开设中国史学史。当代著名史学史专家杨翼骧先生就曾亲受他的指导（注：宁泊：《史学史研究的今与昔——访杨翼骧先生》，《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4期。）。 

朱希祖本人那时讲授中国史学概论。从内容看，他讲授的实际带有中国史学史的性质，虽然他未采用“中国史学史”的名称。他的讲义1943年在重庆由独立出版社出版，取名《中国史学通论》。受朱氏影响最深的是傅振伦。傅振伦早就撰有中国史学史方面的论文多篇，著有《史通之研究》、《刘知几年谱》等。从1929年至1937年，他在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史学系教授中国史学通论。抗战以后入蜀，1942年在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史地系为学生讲授史学通论。1944年，他把讲义整理成书，由史学书局印行，本想取名《史学通论》，为了与老师朱希祖的书相区别，改名《中国史学概要》。此书分为十篇，分别为：史之解谊、史官建置、史学起源、史书名目、史学流别、史体得失、史学名著举要（上、下）、史学上两大思想家、史籍之整理，并有附录“编辑史籍书目提要之商榷”一文。虽寥寥八万言，但对中国史学的许多方面，都有简要的论列，是较早的关于中国史学史方面的专著。1947年，顾颉刚在回答蒋星煜的采访时，谈到当代史学史专家的成就，就提到了傅振伦并刻意说明“朱希祖之弟子傅振伦”（注：《顾颉刚论现代中国史学与史学家》。）。傅氏本人也承认他在史学史方面取得成就，与朱氏的教导和鼓励有关，他曾说：“余每有专著，辄就正于先师”，“及阅《史通之研究》，推为研究刘知几学说之津梁，论《刘知几年谱》，曰搜集资料甚备。……《中国史学概要》，则谓能广师说，而备述各方面”（注：傅振论：《先师朱逖先先生行谊》，《文史杂志》第5卷，第11、12期合刊，1945年。）。 

三十年代初，朱希祖南下广州去中山大学工作，任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前身是历史语言研究所）主任兼文学院史学系教授。他为学生讲授元、明史，并开“史通研究”，“对于刘知几的史学理论和所举的史实，每每有所驳正，引证赡博，听之入神”（注：王兴瑞：《朱先生与国立中山大学》，《文史杂志》第5卷，第11、12期合刊，1945年。）。那时的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是朱谦之。朱谦之开设西洋史学理论，也很受学生欢迎，史学系同学称他们为“二朱”。朱杰勤是那时中山大学的学生。后来朱杰勤先生在中国史学史方面也成为专家，恐怕与朱希祖早年的影响不无关系。 

1937年8月，朱希祖随中央大学西迁入蜀。虽感怀国难，但教学不歇。时教育部拟颁布大学课程标准，征求意见。作为资深的史学家，朱希祖提出将中国史学史定为大学史学系必修课之一。这对中国史学史的建设是有重要意义的。1944年，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出版，即被教育部定为大学教材。史学史作为一门学科，至此可以说初步建立起来了。（金氏著作，数次引用朱氏《中国史学通论》的观点。两书仅差一年出版，而金氏的书39年即已写成。金氏在写作时，大概参考了朱氏的讲义稿，因那时他们都在中央大学史学系任教授。金氏毕业于北大，受黄侃影响至深，而黄侃与朱氏又曾同受业于章太炎，故金氏与朱氏也有一种师承关系，阅其讲义或听其讲课都是可能的。） 

作为章太炎的学生，朱氏既能够继承章氏治史精华，又能对西洋史学理论宽容地吸收；既重视历史史实的考据，又强调历史哲学的重要，并认识到史学以指挥人事为归宿。这在新史学的建设中，就方法论而言，代表了一种正确的治学方向。中国史学的历史非常悠久，古代的著名史学家及史学评论家在他们的著作中，谈到了许多史学史的内容，但史学史在本世纪以前却未形成专门学科。把它作为独立的近代意义上的学科进行建设是梁启超在1926-1927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提出的。本世纪初，梁启超发表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揭起了“史界革命”的旗帜，对传统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积极引进西洋史学理论来改造传统史学。随着社会的发展，他的史学思想有所变化，至二十年代，他对传统史学的态度由原来的“葬鲁疏阔”的否定转向逐步地肯定。他提出研究中国史学史，就是这种转变的一种表现。1922年发表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其中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具有中国史学史的雏形。可见，中国史学史的产生与中西史学的交汇、中国新史学建设的需要有很大关系。朱希祖在史界革命的重阵北京大学史学系任系主任，为史界革命的开展，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重视中国史学研究，应该说是这些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朱希祖的《中国史学通论》 

朱希祖在中国史学史方面的成就集中体现在他的《中国史学通论》里。该著本是1919年夏在北京大学史学系为学生讲授本国史学概论的讲义。原为三篇：一中国史学之起源；二中国史学之派别；三历史哲学。以后在其它大学讲授此讲义时，删除了第三篇。1942年，朱氏应女婿罗香林之请，决定出版该讲义，附录论文两篇：“太史公解”和“汉十二世著纪考”。 

该著对中国史学史的贡献，应该给予积极的肯定。 

首先，它是在中国史学史方面最早的讲义。在此之前，还没有人在大学讲堂里系统讲授这类内容。朱氏所以能在那时写出这个讲义，与那时北京大学史学系的课程改革有很大关系，是建设新史学的需要，上文已谈到，此不赘述。另外，他受章太炎影响很大，民族主义情感炽烈，国学根基雄厚，对弘扬民族文化极有热情。所以讲本国史学概论自然是他乐而为之的事情。这部讲义，比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过去之中国史学界”还早二三年。可见，朱氏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总结的意识在史学界是比较早的。这点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其次，该著虽是讲义之作，却是作者潜心研究的心得，与陈陈相因之作有别。作者在自序中对一些不良学风提出批评，说：“近世治史学有不免钞胥陋习者，或从中国名著颠倒抄袭，或从外国人著作中片段抄译，干没其名，据为己有”，而对自己的讲义则颇为自信，认为讲义之作，虽“不足以言著述”，但也“皆自由心裁，不染抄胥陋习”（注：《中国史学通论·序》。）。 

第三，这部著作在内容上确有许多精到的见解。 

《中国史学通论》第一篇论中国史学的起源，包括七个部分：一、史学之本谊，二、有文字而后有记载之史，三、再论书记官之史，四、未有文字以前之记载，五、再论追记伪托之史，六、论历史之萌芽（上），七、论历史之萌芽（下）。关于史之本义，朱氏引许慎、江永、吴大澂、章太炎诸说，并作了进一步解释，说：史从又持中，又为右手，中为册字，而非“中正”之中。“史，记事者也”，所谓“记事者”，就是后世之书记官，而不是历史官，历史官是以后引申出来的。王国维作《释史》篇，认为“中”为盛算之器。朱氏认为这是周制，初造字时，并无盛算之器，所以，他不采王说。 

他认为，历史之法，必为治历明时者所创。他引《汉书·百官志》，说太史令的职掌是负责“天时星历”，制定和颁布历法。西周以前，没有编年之史，西周以后，才有《春秋》。《春秋》之作必起于太史。因为太史有时间观念，能够发现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写作历史，不过是太史的私人事情，不一定是太史的专职。汉之太史，到后汉时还专掌星历，奏时节禁，记瑞历灾异。著作历史，反而在兰台东观。兰台东观，本是藏书之所，所以到东汉时，并没有历史官专职。至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隶中书。晋元康初，改隶秘书，专掌史任。南朝梁、陈时，又设置史学士，至此，才出现专职的历史官。由此，他断言：“西周以前，无成家之历史，魏晋以前，无历史之专官”。至于《史通·史官篇》说的“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朱氏认为，这是把书记官误以为历史官了。《汉书·艺文志》云：“道家者流，出于史官，历纪成败存亡祸福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朱氏辨之云：“道家伊尹太公管仲皆非史官；惟老子为柱下史，或云为守藏室史。柱下为藏书之地，老子实犹今图书馆长或图书馆书记耳，未尝作历史官也”（注：《中国史学通论》第10页。）。总之，他斤斤致辨于书记官与历史官之区别，破除了千余年来历史官起于黄帝之旧说，不失为一种新见解。 

在论及未有文字以前的记载时，他说，此等记载，不出追记，便出伪托，且伪托之书，多为神话，不足以当信史。 

关于中国史学的起源，朱希祖以德人郎伯雷希脱Lamprecht的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典籍给予揭示。郎伯雷希脱说：“历史之发端，有两元之倾向，皆由个人之记忆，而对于祖先尤为关切。两元者何？即所谓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是也。取自然主义形式者，最初为谱学，取理想主义形式者，最初为英雄诗”（注：《中国史学通论》第18页。）。朱氏赞同这一理论，认为中国史学的产生，也不外此例。“小史所掌奠系世辨昭穆之谱牒，及春秋以前颂美祖先之诗，皆我国历史之萌芽也”（注：《中国史学通论》第19页。）。谈及史学的发展，他又引用了郎氏理论：“谱学进而为年代纪（吾国称为编年史），英雄诗进而为纪传”（注：《中国史学通论》第21页。）。从原则上讲，朱氏认为这一理论是正确的，但具体到中国史学上，又不完全是这样。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是“诗最先，纪传次之，谱系又次之，年代纪最后”（注：《中国史学通论》第21页。）。对此，他进行了详细的考辨，颇有古文家的治学风格。关于这几种史体出现的时间及其相互关系，还可以进一步考辨，但朱氏这种试图发现中国史学产生的规律性的研究旨趣，还是值得肯定的。 

朱氏还对史学和史料进行了自觉的区分，如他说：“小史外史所掌，皆系谱牒政令之属，可称史材，未成历史，断非鲁春秋等所可比拟也”（注：《中国史学通论》第18页。）。“春秋以前，年代不明。虽历人亦多争执异同，此谱系之所以不能称为历史也”（注：《中国史学通论》第20页。）。史学要有明确的时间、空间要素，没有这些要素，史学不足以成立。如《尚书·尧典》篇，所载史实前后延续一百五十年，“实为本纪之权舆”，但与司马迁的本纪相比较，《尧典》的不足在于年代不明。《尚书·皋陶谟》，纯为记叙之体，“实为列传之权舆”，但与《史记》中的列传相比，《皋陶谟》不书皋陶为何地人，这是史学上空间的观念尚未发达的缘故。《尧典》、《皋陶谟》继英雄诗而起，是史学还处于幼稚时期的作品，而司马迁的《史记》，则是在年代记（即编年体）发生之后，史学已达进步之时的作品。朱氏通过史学要素的有无显晦，说明史学的萌芽、产生，较为清晰地展示了史学进步的脉络。 

《中国史学通论》的第二部分是“中国史学之派别”。朱氏认为，史学有两大派别，一是记述主义，一是推理主义。上文提到史学的发端，有两元倾向，即自然主义和理想主义。这两主义都包含于记述主义史学当中，但随着理想主义的渐次进步，即产生推理主义，于是出现记述主义与推理主义两派史学的并立。孔子修《春秋》后，出现《春秋》三传。记述主义表现为《左氏春秋传》，推理主义则为《公羊春秋传》、《谷梁春秋传》。记述与推理两主义，其发展之难易，各不相同。中国记述主义，得以长足发展，而推理主义，自汉以后，渐次衰微。推理主义的发展，除凭借记述主义的发展外，还必须有哲学、社会学为基础，“于物心两界及宇宙全体，透澈悖悟”。而我国既无系统之哲学，又无求实证之社会学，所以推理主义不能发达。 

朱氏所论的记述主义和推理主义，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讲的历史编纂学和历史哲学。也就是说，中国史学，在历史编纂学方面发达，而在历史哲学方面发展不足。这正与欧洲人对中国史学的评价相似。事实上，中国的史学思想、历史哲学也是相当丰富、相当发达的，不过它在表述形式上有自己的特点，精湛深邃的史学思想往往被更为发达的历史编纂学所掩盖。朱氏只看到了表象，而没有进一步去探索，故他得出的结论，与欧洲人一样，都是较为肤浅的。 

由于他认为中国推理主义史学不发达，故他于推理主义史学，略去不谈，只论述了记述主义史学。他把中国史书分为七类：编年史、国别史、传记、政治史、文化史、正史、纪事本末等，并对各类史书的源流、得失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中国史书类别繁多，各代目录学分类标准不同，所分类别也有很大差异。如《隋书·经籍志》将史书分为十三类，而《四库全书总目》分为十五类，且各目不完全相同。朱氏的分类虽不很严谨，各类之间不少可以相容，但也毕竟把多数史书作了归类，并对它们的特点予以比较正确的分析。他还纠正了《史通》中的一些观点。如刘知几对司马迁立《秦本纪》、《项羽本纪》提出批评：“霸王者即当时诸侯，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朱氏评论说：“子玄以成败论人，实非公论”（注：《中国史学通论》第74页。）。刘知几批评司马迁列传杂乱，说“寻子长之列传也，其所编著，唯人而已矣；至于龟策异物，不类肖形，而辄与黔首同科，俱谓之传，不其怪乎？”朱氏说：“子玄以为传以记人，志以记事，自是唐代俗见，昧于传记之原。不悟子长列传，原有以人为纲以事为统两类，以事为统，后世谓之丛传，又称汇传，盖书志之记事，重在政治，汇传之记事，重在社会，例如平准书与货殖传，皆记财货之事，而其注意实有不同者也”（注：《中国史学通论》第75页。）。对刘知几轻视史表、重正统偏霸之分等等，朱氏也提出了批评。朱希祖对《史通》的评论，得到以后许多史学史研究者的认同，罗香林评论说：“此书驳正《史通》数十条，均为精深之论”（注：《中国史学通论·序》）。这个评论并非溢美之词，是能够成立的。 

关于中国史书体裁的变化，朱氏这样论述道：“此六类之史，皆由简单而趋于复杂，又由混合而趋于分析，如先有春秋（以时间分）、国语（以地方分）、纪传（如禹本纪、伯夷叔齐传，皆先《史记》，以人分）、书（如《洪范》、《吕刑》亦开《史记》八书之体，以事分），而后有《史记》、《汉书》，此由简单而趋于复杂者也。先有《史记》《汉书》之书志汇传，而后有各种分析之政治史及文化史，此由混合而趋于分析者也”（注：《中国史学通论》第35-36页。）。这个认识符合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也揭示了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史学由简单而复杂，标志着史学的进步：“《史记》以前，史之各体，固已有之。司马迁特混合各体以为一书耳。此史学进步之征也”（注：《中国史学通论》第71页。）。由混合而趋于分析，这看似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但却是更高层次的回归，是螺旋式的发展。此外，他还论述了现当代史的重要性，说：“史学要义，以最近者宜最详，良以当代各事，皆由最近历史递嬗而来，其关系尤为密切，吾国史家，颇明斯义”（注：《中国史学通论》第77页。）。他以《史记》、《汉书》及历代正史的修撰、私家修史的风尚为例，进一步说明重视现当代史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综上所述，朱希祖的《中国史学通论》，从外在形式上，勾勒出了中国史学产生和发展的概貌。虽然还很简略，但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 

《中国史学通论》就内容看，属于史学史的范畴，主要从史官、史书体裁的变化两个方面阐述了史学的成立和发展。但朱氏是把它当作史学概论来看的，“史学史”的概念在他那里（至少在这本书里）并不像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当中那么自觉和明确。40年代，在讨论大学史学系教学大纲时，他主张设立中国史学史，同时又认为“史学史、史籍举要，亦当用其一种，不必重设”（注：罗香林：《朱逖先先生行述》，《文史杂志》第5卷，第11、12期合刊，1945年。），说明中国史学史在他心目中，与史籍举要还没有本质的区别。可见，对于如何建设这门学科，他的认识依然是模糊不清的。朱希祖对中国史学研究的贡献，我们要给予充分的肯定，但他的局限性，我们也要认识到。 

（资料来源：《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3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