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1899-1981）原名庆甡，字毅生，籍贯福建长乐，出生于北京。1917年入北京大学国学门学习，受到刘师培、黄侃等老师的学术影响。1920年毕业，翌年南下参与筹建厦门大学。1922年北上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为研究生，在钱玄同指导下研究古文字。1924年毕业后至1927年在北京大学预科担任讲师，教授国文。1928年至1930年在浙江大学工作。1930年后长期任教于北京大学，为中文系、史学系教授，兼任北大秘书长，北大文科研究所副所长及史学系主任，西南联大总务长。1952年奉调南开大学，先后任历史系教授（一级）、系主任、明清史研究室主任、副校长、校顾问等职。1961年任全国高校文科教材历史组副组长，晚年当选为中国史学会执行主席，任第一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组组长。先后著有《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1922）、《清史探微》（1946）、《探微集》（1980）、《清史简述》（1980）、《清史探微》（1999）《及时学人谈丛》（2002）等书，主编与合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宋景诗起义史料》、《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史学名著选读》、《明清史资料》，主持标点《明史》，担任《中国历史大辞典》总编。郑先生一生从事中国历史的教学与研究，尤精于明清史学，具有很高的学术造诣，培养了众多的史学人才。

郑天挺先生逝世后，史学界发表了很多纪念文章，缅怀与评论先生的道德学问，集中反映在冯尔康、郑克晟两教授主编的《郑天挺学记》、南开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编的《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两书，在后一本书中，也收录了我所撰写的《求真求用的著名历史学家郑天挺教授》一文。总起来说，以往对于郑天挺先生学术的研究，主要是从他作为著名学者的总体成就着眼的，郑天挺先生在明清史学方面的贡献分散其中论述。特别是，郑天挺先生《及时学人谈丛》新近出版，披露了郑先生不少有关明清史教学、研究的新的著述，其中一些是学者以往没有见到或未加充分利用的。因此，笔者特从明清史学的角度，总结郑天挺先生治学特色与贡献。由于笔者的认识水平所限，未必能够把握郑先生的博大精深之学，失误之处还望方家批评。 

一、研究方法 

     

郑先生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从事明清史学的教学与研究，是继孟森（1867-1938）萧一山（1902-1978）之后最有影响的明清史学家。郑先生具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对于中国历史有通贯的认识，而其中的明清史学研究，则主要是他自学摸索开创的，其中既有乾嘉学派的继承，也有科学实证史学的影响，还有来自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洗礼。最终形成了郑先生研究明清史、培养学生的主张与方法，很有特色。概括起来，我以为有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一）精读一部书：打基础要有历史的整体性。中国古代历史由绵延不断的朝代构成，而且由历代“正史”构成“二十五”系列，治史从所谓的“王朝体系”入手，很有成效。治断代史是处理资料、深化历史研究的重要途径。明清两朝前后相继，密切关联，许多学者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加以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前尤其如此。当然，也有不少学者是将明与清作为两个断代史研究的。如何学习明清史呢？换言之，学习明清史如何入门呢？ 

1959年郑先生指导刚入学的明清史研究生，开业的第一讲是《明史的古典著作与读法》（收入《及时学人谈丛》，以下页数出此书），指导学生学习明史的方法。郑先生认为：“按照研究方向选择读物，要挑选那些好书来读，要读那些史料价值高的书籍。我们所说的好书，就古人遗留下来的史籍讲，指有见解、有事实、首尾一贯的书。”（63页）在比较了《明史》、《明史纪事本末》以及其他重要史籍后，郑先生分析了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三种体裁史书的优缺点，主张读编年体和纪传体。他说研究明史，可以先简单看看《明史纪事本末》，如已掌握了明代概貌，就要重点读《明史》。“读一本书，一定先读序言、凡例、目录和跋，了解以下三点：（1）此书的材料来源，（2）长短优劣所在，（3）与其他书籍的异同。这样才能有利于我们把握这本书的史事真伪、作者史观，以便科学地有效地利用它。”（70页）“读《明史》或其他纪传体史籍，我以为要以‘时’为经，以‘事’为纬，‘人物制度’贯穿其间。换句话，要做到点、线、面、体的结合。所谓‘点’指历史故事；‘线’，原委分明；面，一事与他事之联系；体，以经济作基础，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结合起来，有一个立体的感觉。这样通过阅读古籍和研究，要把历史理解为有躯壳、有血肉、有灵魂的历史。”（71页）具体来说，：“首先从‘志’入手——先读‘志’。因为它叙述一个事情的关系，实际是一种纪事本末。然后用‘纪’说明其先后关系，用‘传’充实其内容。”（71页）除了运用上述方法外，还要精读，即细读、前后对照读、反复读、常读。当时听课的学生冯尔康教授是这一方法的受益者，冯先生总结说：精读一本书，是初学者的入门良方，是郑先生总结了学者成功的学习经验，“就如同给了我一把钥匙，去打开明清史料宝库的大门。”[1]精读与博览并不矛盾，不是截然对立的。冯先生后来指导研究生，也要求精读一部书，我自己听从冯老师的安排，就比较认真地阅读了王先谦的《东华录》，从而进入清史研究领域，感到这是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 

现在体会郑先生的研究方法，我认为表现了郑先生认识历史的整体观念，即所谓“有一个立体的感觉”，“要把历史理解为有躯壳、有血肉、有灵魂的历史。”通过郑先生总结的读书法，可以掌握全面的历史知识，建立普遍的历史联系，对历史有一个整体的框架和背景，建立个人的基本史料库，这的确是经验之谈。 

郑先生的研究方法也适合于通史与其他断代的历史学习。郑先生说：“看二十四史，不妨先看一下‘本纪’的赞语，再看‘志’，最后看‘传’。因为‘传’中材料比较多，但较杂乱，不用时代穿起来不行，所以后看较为便利。”[2]郑先生还认为，中国古代史书中，以《史记》和《资治通鉴》最负盛名，值得精读。我们知道，郑先生早在学生时代就细读这两部书，正是出于对中国古代史书认真研读的经验，总结出治明清史也是中国历史的门径，值得今天学习历史者借鉴。 

（二）把握时代特点：着眼重大问题。正因为郑先生强调认识历史要有整体观念，所以他重视从总体上把握历史的时代特征。这既是帮助初学者把握历史，也是他对于历史深入研究以后的概括总结。60年代初，他在《明清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分期》中，提出明清是封建社会晚期，而不是末期的观点：“晚期表示该时代的社会制度的衰败，即已开始逐步走向崩溃，但在某些方面还有一定的发展余地；而末期则揭示那种制度的灭亡和被新制度代替的过程。”[3]郑先生认为明清时代有如下特点：（1）中国历史上较长的统一时期，（2）是中国封建经济最发展的时期，（3）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4）阶级矛盾的尖锐，（5）封建依附关系的变化，（6）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时期，（7）抗拒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时期。郑先生还谈了对明清史分期的看法，他列举了明清时期16件重大事件，挑出5个特别重大的事件，将明清史分为五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从明朝建国到土木之役（1368-1449），这是明朝的初期。第二阶段，从土木之役到一条鞭法的推行（1449-1581），这是明朝的中期。第三阶段，从一条鞭法至李自成起义（1581-1644）这是明朝的末期。第四阶段，从清军入关至实行摊丁入亩制度（1644-1724）这是清朝的前期，其中以1683年统一全国又分为两个小阶段。第五阶段，摊丁入亩至鸦片战争（1724-1840），这是清朝的中期，其中以1758年巩固回疆也划分为两小段。1979年郑先生在南开主办明清史进修班，将自己以前的讲义以《明清史专题》发给学员，首篇就是《明清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分期》，可见他认为学习明清史应首先了解明清史的大事与特点。 

1962年郑先生为中央党校讲授清史，讲义《清史简述》概说部分，认为清朝所处的时代有六个特点：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不是末期；是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封建经济继续发展的时期；是满族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并给中国封建社会带来了新的活力；是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时期；是抗拒殖民侵略，进行斗争的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农民战争以后的一个朝代。还指出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有8个：清军入关与统一中国，郑成功收复台湾，蒙古十三旗隶属清朝等边疆事情，摊丁入亩，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英国使臣马噶尔尼来华，雍正帝严禁天主教活动，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并调整了清代中期划分阶段的界标，由1758年巩固回疆改为1796年的白莲教大起义。 

郑先生一再强调学习历史首先了解时代特征、重大事件、历史问题，我以为是重视历史的整体性，希望历史研究者从大处着眼，研究历史演进中的关键问题，取得重要的学术成果。郑天挺先生的学生得益于这种教学法，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就。如郑先生强调雍正时期的重要性[4]，在雍正朝短短的13年中就列举了摊丁入亩、军机处、严禁天主教活动3件大事，引起冯尔康先生对雍正帝及其时代的重视，因而把雍正时代作为重点研究对象，终于写出《雍正传》（人民出版社1985年）这部高水准的学术专著。特别是《雍正传》总结雍正和他的时代，将明清“封建社会晚期说”从雍正改革的角度发挥到极致。郑天挺先生的另一位研究生陈生玺教授研究“清军入关与统一中国”这一重大事件，成《明清易代史独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一书，对明清之际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不少新见，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郑先生哲嗣克晟教授的《明代政争探源》（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具有同样的特点，为明史学界重视。 

（三）探微：从小处着手的研究方法。研究历史着眼重大问题，就是选题从大处着眼，同时要求选题要小处着手，即探微。1945年郑先生将有关清史的论文12篇结集，定名为《清史探微》。1980年郑先生出版论文集，仍取“探微”一词而名为《探微集》。“探微”表达了他以实证释疑求真的学术追求，这是郑先生治史的重要特点。探微研究方法的提出，同郑先生早年所受的实证史学训练有关。郑先生多次讲，他受国学根底很深的老师黄侃、刘师培影响较大。黄侃、刘师培作为清代朴学的继承者，运用的史学方法是罗列证据，进行比较，学风朴实。郑先生求学期间继承了乾嘉以来的考据学传统，经过自身的学术实践，能够娴熟地运用多种考据方法研究历史，这体现在他三四十年代的学术研究上，清军入关之际多尔衮是关键人物，郑天挺先生研究他，就是采用探微的方法。小题目是要联系大的历史问题的，50年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中，郑先生发表《关于徐一夔的〈织工对〉》（《历史研究》1958年第1期）一文，解决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的大问题，可见探微方法的重要。 

郑先生总结历史研究“要深入就要缩小范围，各个击破……我们研究学问必须有渊博的知识；但要取得新的成果，却必须由博返约，也就是对一个一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5]冯尔康先生的研究生论文选题确定，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郑先生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选题方针。冯先生想写清代租佃关系方面的文章，郑先生说清代时间很长，要选择一个特定时期的；清代疆域辽阔，要选择一个地区的。冯先生表示要写清中叶江南地区，郑先生又说江南苏州、松江是一个经济区，南京又是一个经济区，情况不同，还应当再缩小。于是冯先生选定了苏松地区[6]。 

郑先生的探微方法是为了求真，用绵密的史料重建历史。这一研究方法与现代国际学术界流行的“微观史学”与“日常生活”研究有一定相通之处。英国史学家帕特里克·乔伊斯教授认为：“小”主题“日常生活”的关注，是新社会史的一种主流发展。如身体史论著是从另一种视角体现大主题。“为了理解一些大的过程，有时你必须去研究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然而，在大和小之间存在着许多联系，但这里关键是你从‘小’入手是为了寻求‘大’的问题或主题的运作方式。”[7]并认为意大利的“微观史学”以某种方式对琐碎生活细节的关注，可以说是见微知著。由于所处时代不同，郑先生关注的学术问题与欧美新社会文化史有很大不同，但是研究方法上却有共通性，说明研究学术的道理是相通的。明白此点，探微精神与方法并不过时，即使用新的理论方法研究历史，求真实证从具体问题入手的探微工作仍然是最基础的研究方法，只有将旧国学与新史学结合，才能使学术研究生机勃勃，使史学之树常青。 

二、学术成就 

郑天挺先生长期担任行政工作，曾任北大秘书长长达18年，在南开大学也任过系主任、副校长等职，在繁忙的行政事务之余，他坚持教学，坚持研究，仍然写下了大量的论著，实在难能可贵。从1936年发表清史论文《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起，到1980年发表《清代的幕府》一文，自始至终发表的学术论文都是精品。故史学名家傅斯年有郑先生“不为文则已，为文则为他人所不能及”之语，郑先生的学术研究可谓厚积薄发。郑先生去世后，他的学生整理了老师的一些遗作发表，主要集中在《及时学人谈丛》一书中。“谈丛”或许表达学生尊重郑先生慎重发表的治学习惯，以未经郑先生定稿，作为《清史探微》集外文处理。不过，这些“未定稿”仍然反映了郑先生的治学范围与成就，一些重要的观点至今还有价值。这里，我试着从三方面总结郑先生明清史学研究的成就。 

（一）清开国史、满族史与东北边疆地理研究。清史学术研究是在清亡后真正开展的，在20世纪清史学属于新学科。研究清史首先需要了解清朝兴起的历史，这也是清朝统治者长期隐晦的事情。清史的入关前部分在通史中属于明史，因此治清朝关外期的历史，必须了解明史，确切的说研究清朝入关前的历史属于明清史的范畴。孟森先生采用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探讨清朝入关前历史，以清朝开国史的研究奠定了现代清史学开创者的地位，而郑天挺先生则是继孟森之后的著名清史学家，也以对清朝开国史的开创性研究成名的。事实上，清开国史研究与满族史、东北边疆地理研究是连在一起的，郑先生这方面的研究兴趣一直贯彻始终。 

清初摄政王多尔衮是满洲入关后的实际统治者，也是清朝统一中国的奠基人，很值得研究。郑先生的清朝开国史研究首先是从多尔衮入手的，多尔衮涉及“太后下嫁疑案”，有人即以顺治帝称多尔衮“皇父”作为太后下嫁依据之一。多尔衮生平称号最多，欲研究多尔衮，首先需要解读此人的称号。1936年发表的《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国学季刊》6卷1号）一文，从“叔父”入手，证明“清初之‘叔王’，盖为‘亲王’以上爵秩。凡亲王建大勋者始封之，不以齿、不以尊，亦不以亲，尤非家人之通称。”皇父摄政王为当时之最高爵秩，“多尔衮之称‘皇父摄政王’复由于左右希旨阿谀，且其称源于满洲旧称，故决无其他不可告人之隐晦原因在。”随后他利用明清档案写了《墨勒根王考》，证实墨勒根王汉语为聪明王，为汉文睿亲王封号所从出，即摄政王多尔衮，并指出：“墨勒根王之号，疑为入关前后世俗通称，其后官书之称‘睿亲王’，即其用例，故不称‘睿亲王’。满语名称能旧传于后，应亦以当时习用之故。”（1936年10月作）《多尔衮与九王爷》（1936年11月旧作）指出九王爷为多尔衮之号，并引发出对清初封王制度的考证，推导出：“清初俗有十贝勒之称，亦曰王，起自天命季年。”这些研究属于清史研究的开拓性的工作。 

从民族间文化调融的视角考察清朝兴起的历史，是郑先生的又一贡献。1942年发表《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长文，从渔猎、祭告、祭堂子、丧葬、殉死、婚嫁、薙发、衣冠几方面，论述了满族礼俗的变化及其与汉族的关系。1943年发表的另一篇长文《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探讨了清代以满洲表部族，满族先世在元明之地位、爱新觉罗得姓稽疑、氏族与族籍、清代诸帝之血系、佟氏与汉人、清初通婚政策、选秀女之制，分析了满族与汉族的关系。这两篇论文旨在说明满汉民族关系、证明满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70年代郑天挺先生有过一段集中研究清开国史、满族史与东北边疆地理的时光。1966年文革爆发，郑先生被打成“历史反革命”，遭到严重迫害。直到1970年林彪“9·13”事件发生，形势有所改变，郑先生才被容许到历史系中国史组学习，郑先生的“问题”得以逐步缓解。郑先生对清入关前的历史研究有素，又久治古代地理，1969年中苏因珍宝岛事件发生武装冲突，郑先生遂关注东北史地。1974年全国进行“批林批孔”运动，郑先生被邀请参加天津市“儒法斗争”座谈会，这是他“文革”以来第一次在天津露面。还让他参加校大批判组，以备资料顾问。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前后，以及珍宝岛事件的批判新老沙皇，70多岁的郑先生因而得以重新进行学术研究，开始撰写论文。1976年8月-11月，写成《关于柳条边》长文，详细考察了柳条边的名称和形状，柳条边建立的年代，柳条边建立的原因，提出“柳条边是为了防止沙俄进扰和煽动蒙古私人骚扰而设”[8]的观点。大约也是这个时间前后，郑先生还写了其他文章：《明代在东北的地方行政组织——努尔干都司》[9]论述了努尔干所在，努尔干都司的设立和变化，努尔干都司的区域和领属的卫所；《统一黑龙江：清初建国史之一》[10]首先追述明代以前黑龙江的历史，接着讨论明代的黑龙江，然后论述努尔哈赤集团力量到达黑龙江，皇太极对黑龙江的经营。文中批驳了苏联学者对于黑龙江地区管辖权的一些看法，论述了满洲人与黑龙江地区的关系以及满洲势力的兴起。《及时学人谈丛》收录《清初满族的统一》[11]一文，编者注云：“原题作《清初东北的地方行政机构》，含下面五个部分：一、满族的统一；二、传统的牛录额真；三、牛录的基层——乡长姓长；四、各旗散居地区的城守官；五，旗汉分治后的府县。只成稿第一部分《满族的统一》故今以此为题。”《满族的统一》说：“我国东北包括黑龙江、乌苏里江江外广大地区，从女真族全国政权金王朝以后，一直在元、明、清三个王朝政权统属之下，也就是中国领土。”[12]从此行文看该文可能是接续《统一黑龙江：清初建国史之一》的，《清初东北的地方行政机构》或者可以看作是清初建国史之二。实际上，《清初东北的地方行政机构》中的二、三、四部分也有书稿，只不过调整为一篇文章，即《牛录·城守官·姓长——清初东北的地方行政机构》[13]，意在说明满族入关前在东北的地方行政结构，这是学者多不注意的问题。上述5篇论文，主要将满族的兴起与东北边疆地理结合起来，说明中国对于黑龙江流域的管辖权和清朝的开国问题。看来，郑先生曾有过写一部清开国史的设想。 

上述研究多涉及满族兴起问题，1980年郑先生写作《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看满族族源》[14]，认为满洲这个族称是努尔哈赤自创的自称，满洲自认为就是女真，满族的氏族常有外族移入。 

（二）制度史研究。治断代史需要首先了解一代基本制度，所谓从制度史入手是基本方法，郑先生的读正史先读志也是这个意思。对于明清史特别是清史这样的新学科来说，制度史的研究尤为必要。 

前述郑先生对于清开国史的研究，就涉及清朝礼仪与明清地方行政等多种制度。清朝是少数民族作为统治民族的政权，其制度有不少是用满语表达的，具有本民族的特点，研究清史需要读懂这些词汇。郑先生取清史习见满语18条加以诠释，成《清史语解》。其中不乏排比众多史料，结合满语知识的细密考证之作，如土黑勒威勒、扎尔固齐、巴牙喇、巴图鲁、巴克什等条即是。这些名词是清代制度的称谓，藉此可了解清初政治、军事等多方面问题。包衣制度是清朝的特有制度，郑先生《清代包衣制度与宦官》（1944，收入《清史探微》）一文，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包衣的性质、产生、来源、组织以及入关后包衣与宦官的斗争。 

郑先生对于明清制度多有论述，政治制度方面，《明代的中央集权、内阁和六部的消长》[15]，论述了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支撑点，废丞相升六部，内阁与六部职权的消长，大学士，廷臣与内臣的矛盾。前引《明代在东北的地方行政组织——努尔干都司》也是一篇专论。此外，郑先生还论述了明清两代的首都制度。《清代的国家机构及其特点》（收入《及时学人谈丛》）论述了沿袭明制而有所变动的中央集权，军机处成立后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维护满族统治地位的权力分配，地方政府权力的逐渐提高，基层组织等问题，提纲挈领，对于把握清朝国家的特点是很重要的。《清代的八旗兵和绿营兵》（1964，收入《清史探微》）概述了清代的主要兵制，《清代的八旗制度》（1962，收入《及时学人谈丛》）对八旗问题作了全面的说明。内务府也是清代特有的制度，《清代的内务府》（1962，收入《及时学人谈丛》）论述了包衣与内务府、内务府与宦官的关系、内务府经济等问题。1980年发表的《清代的幕府》（《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是一篇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文，就幕府的来源、地位、政治作用及发展状况，都作了宏观说明；并分14个方面具体而细致地考察了幕客的来源；首次把清代幕府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经济方面的土地、赋役制度也是郑先生重视的，《读〈明史·食货志〉札记》[16]就明代土地、地亩、田土，官田与民田，随粮定区，鱼鳞册和黄册，里社制，荒田与闲田，尺籍，垦田数字，张居正清丈与推行一条鞭法的关系，北方水田，皇室勋贵侵占民田与土地所有权问题，洪武中钱、钞、银的比价，平米与加耗，苏松嘉湖重赋问题等有所探讨，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清代的土地制度》（收入《及时学人谈丛》）概述了清代土地制度的来源和类别、特点、性质与几种经营方式。科举制度方面，《清代考试的文字》[17]论述了八股文和试帖诗问题。 

（三）“新史学”的探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了主导地位。郑先生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史学，治史发生了变化。受时代影响，郑先生对于社会形态与历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土地制度、农民战争史等史学热点，结合明清史有所探讨。 

关于满族入关前的社会性质。解放后清史学界对清入关前的社会性质有不同看法，或认为是奴隶社会，或认为是从氏族社会飞跃到封建社会。郑先生《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则提出，满族经历了奴隶社会而进入封建社会，《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续探》进一步说明清入关前满族进入了封建社会。[18]郑先生的观点成为一家之言。 

资本主义萌芽与社会经济问题，郑先生也有探讨。早在1956年，郑先生在《关于中国社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史料处理的初步意见》（收入《及时学人谈丛》）中，探讨了制墨业的生产发展过程以及官僚资本的运用，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应该是与当时水平或后来发展有关的。吴晗先生发现徐一夔《织工对》这一极重要的史料。但所叙述的情况是元末还是明初，是棉织业还是丝织业，学者并未形成一致看法。郑先生《关于徐一夔的〈织工对〉》[19]运用娴熟的考证技艺，论定《织工对》是徐一夔在元末所写，并以织工数目比例论定作品所述为丝织业状况。可以说，该文是“将旧国学考证辨伪再赋予生机”的范文。《鸦片战争前清代社会的自然经济》[20]认为，清代自然经济的一个特征是农村家庭手工业与农业的顽固结合，清代自然经济的的牢固结合还表现在族权、神权同乡镇经济的结合上，资本主义萌芽受到摧残。郑先生的这些探讨，加上对于清代土地制度的论述，构成了他对于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有关明清时期处于封建社会晚期的观点也是建立在这些研究基础之上的。 

郑先生对农民战争问题有较多的关注。建国初，郑先生就主持整理了档案中的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后来对于元明的农民起义进行了专门研究。《红巾军起义的历史背景——元末社会主要矛盾的研究》（收入《及时学人谈丛》）论述了元代的土地制度，元代人民的政治生活，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交织三个问题。《明代农民起义史中的两个问题》（收入《及时学人谈丛》）依据历史上统治者将农民起事分成“妖贼”（与宗教有关）、“盗贼”（与宗教无关）两种类型，分别探讨这两种类型的唐赛儿、徐鸿儒等起义与秘密宗教，邓茂七、刘通等起义军及其要求。《关于明末农民战争史的几个问题》（收入《及时学人谈丛》）重点讨论了历史背景，起义队伍的成分，义军口号艰难历程，历史作用等问题。《宋景诗起义文献初探》（1951、1957，收入《探微集》）详细探讨了清代咸丰年间发生在山东的宋景诗起义，该起义被清朝称为“教军”，属于八卦教系统。该文被译成德文，郑先生对农民起义和秘密宗教关系的论述，也引人注目[21]。 

三、史料工作与学科建设 

（一）史料学建设。50年代全国全面学习苏联的教学经验，进行教学改革，南开自然不能例外。史料学是学习苏联课程体系而设立的专门化课程，郑先生在如何与中国史料相结合的问题上，做出了可贵的实践和贡献。1954年秋首次开设“史料学”课，历时半年，主要从史料的角度看中国的史书，该课内容有八项：叙说，史料的分类与辨别，中国历史上大批史料的发现与利用，《明史》的纂修与明史的史料，《明史》史料的研究，清史的修纂与清史的史料，清史史料的研究，史料的辑录工作。其中对于《明史》、《清史稿》的修史过程、体例特色、史料来源、存在的错误都进行了分析，对于学习明清史很有参考价值。并讲授研究和利用史料的方法，配合明清史学习。1957年秋天，郑先生对该课内容调整，强调理论性，课程分史料学的概念与任务、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历史资料的来源、史料的搜集、史料的批判、史料的利用六章讲授，已形成了郑先生的史料学体系。[22] 

（二）高度重视档案。本世纪初，清内阁大库档案被发现， 1922年7月民国政府将部分档案拨归北大，北大组织“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郑先生加入了整理会，参与明清档案的整理。郑先生研究多尔衮也使用了档案资料，还结合档案写作了《清世祖入关前章奏程式》（1936，收入《探微集》、《清史探微》）1950年5月郑先生辞去北大秘书长工作，专任史学系主任和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室主任，专门从事档案整理，主编出版了《明末农民起义史料》（1953，开明书店）、《宋景诗起义史料》（1954，中华书局）。郑先生在《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序（收入《探微集》）就清内阁大库档案的由来、整理详细介绍，是了解清朝档案史料的重要参考文献。后来郑先生还就清朝档案的利用问题专门探讨，《清史研究和档案》[23]论述了清代的历史档案及解放前的整理状况，认为“离开档案无法研究历史”，“历史档案是原始资料的原始资料，应该占最高地位”，强调“以整理历史档案带动清史研究”，并谈了历史档案资料的特点和利用档案需注意的问题。 

（三）校勘《明史》。南开大学历史系成立明清史研究室后，最主要的科研项目是在郑先生的主持下标点、校勘《明史》，这是国家点校廿四史项目之一。原由林树惠、朱鼎荣、傅贵九三位先生担任初点，再由郑先生全面复核改正。后来郑克晟和汤纲、王鸿江三位先生也参加工作。从1963年9月到1966年6月，郑先生赴北京的中华书局点校《明史》。这期间郑先生所作部分札记《〈明史〉零拾》53篇保留下来，收入《及时学人谈丛》。其中记载郑先生关于校勘方法、标点的标准以及有关名词的见解等记载。整理后的校勘记，成《〈明史〉读校拾零》，收入《探微集》。郑先生对于校勘工作高度负责，他读点校《明通鉴》发现不谨严处，感慨道：“读此益感我辈点校责任之重大。”（《及时学人谈丛》第87页）1964年10月9日他写道：“《明史》读之屡矣，今日始发现世宗谥法“英毅神圣”为“英毅圣神”之误。此次校勘经过六七人之手，余又详看一过，均未觉察，甚矣！校书之难也。” （《及时学人谈丛》第95页）郑先生根据《明史》的具体情况，校勘工作的重点放在本校，纪与传校，传与传校，纪与志校，同时也使用他校法。郑先生在校勘古籍方面主张少而全的负责精神，反对“博”而漏的作法。[24]廿四史的点校工作在七十年代又重新开始，郑先生由于所谓“历史问题”未作最后结论，失去了最后参加《明史》点校的机会。然而负责这项工作的赵守俨、王毓铨、周振甫先生仍然不断向他征求对《明史》三校的意见。1973年春，郑先生审阅《明史》三校稿，认真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郑先生在此期间所记的“复校异议”工作本保留下来，约百余页。主要是关于断句、关于《明史》原文之径改问题、关于校记所引史籍等方面的看法，复校工作大约进行了半年多[25]。《明史》是研究明朝历史非常重要的书籍，郑先生为整理该书立下了汗马功劳。 

（四）编撰教学参考资料。郑先生重视教学，也注意编纂供教学参考的史料集。20世纪60年代，翦伯赞和郑先生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郑先生主编《史学名著选读》，是大学历史系最重要的教学参考书。《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的清代分册，由郑先生主持南开明清史研究室自编（中华书局1966），全面介绍了清代统一、民族、政治、经济、起义、外交、文化的基本史料，是清史初学者重要的参考读物。 

1979年9月，郑先生在南开主办明清史进修班。主编了《明清史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作为教材，该教材分20多个专题探讨明清时期的重大事件、人物和制度，每个专题下提供原始资料、近人论述、论文索引和年表等内容，对掌握明清时期重大历史问题很有效用。 

此外，郑先生还指导南开大学历史系师生辑录《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中华书局1958），是学习、研究清史的重要资料集。 

（五）学科建设。郑先生作为继孟森先生之后最有名的明清史学者，可以说肩负着学科建设的重任。早在1939年他就负责北大文科研究所明清史工作室，1950年郑先生又专任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室主任。1952年郑先生从北京大学调到南开大学工作，南开遂成为明清史研究的重镇。1956年，经教育部批准，南开大学历史系成立了以郑先生为主任的明清史研究室，这是建国后全国高校系统第一批建立的研究机构之一。1956年起，郑先生开始招收明清史方向的研究生，如前所述，他主持校勘《明史》，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清代分册，为学科建设做出了贡献。1962年郑先生到中央党校讲授清史，讲稿后以《清史简述》为名出版（中华书局1980）对清史进行整体说明，是清史入门的必读书。 

新中国成立后有编纂清史的想法，1963年吴晗还发表《论修清史》一文，设想组织专家若干人，带上几十个或更多的大学毕业高材生，花上十年八年培养队伍，再用十年八年时间写，用十年八年时间改，用二三十年修好清史[26]。当时吴晗先生与郑天挺先生议论编写清史之事，吴晗先生嘱郑先生把意见写出来，于是郑先生写了《关于编写清史、民国史之设想》（收入《及时学人谈丛》），不过此文并未寄出。郑天挺先生指出，编写清史“旧体裁不能再用。社会发展了，叙述历史的历史编纂形式最好跟上去。旧日的纪传体不能再用。”对于新体裁如何选定，郑先生认为“章节体加以附表、附图、传记，似较相宜。”郑先生还设计了新的清史体裁，包括史事编、制度编、传记编（附年表、地图、文物）或：年表、地图、图谱分编。文字用语体文。已经勾画出新修清史的蓝图[27]。郑先生热情很高，为此还写作《关于培养清史研究人员之设想》（收入《及时学人谈丛》）。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百废待兴，教育界也是如此。为了提高高校教师研究明清史的水平，1979年9月，教育部委托郑先生在南开主办明清史进修班，历时半年。郑先生主编了《明清史资料》作为教材，还将60年代培养研究生的讲义编成《明清史专题》作为教学参考资料。《明清史专题》共计10讲，即明清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分期，明史的古典著作与读法，红巾军起义的历史背景，明代的中央集权、内阁和六部职权的消长，读《明史·食货志》札记，明代农民起义史中的两个问题，关于明末农民战争史的几个问题，清代的国家机构及其特点，清代的土地制度，鸦片战争前清代社会的自然经济。这些专题论述均收入《及时学人谈丛》，我们在本文前面分别介绍过内容。为了加强与海外学者的交流，1980年8月，郑先生在南开发起并组织了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8个国家和地区的34名学者和中国大陆92名学者与会，海内外第一流的明清史研究大家云集。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史学界第一次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取得成功，并出版了大部头的学术论文集。这次会议的与会者倡议筹建国际明清史学会，筹备机构暂设南开。会后，郑先生又计划在南开设立明清史研究中心，遗憾的是由于他的病逝，这些计划都未能实现。 

郑先生为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以至国内的明清史学科建设倾注了很大的心血，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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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冯尔康《从学琐记——兼述郑毅生师的学术成就》，初稿发表于《南开史学》1981年第2期；修改稿收入《郑天挺学记》，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96页。  [2] 郑天挺《漫谈治史》，原载《文史知识》1981年第3期，收入郑天挺《及时学人谈丛》，中华书局2002年版465-466页。又，1961年夏，郑天挺先生在北京编选教材期间，不断到北京各高校历史系讲课或作报告，当时历史系学生看书很少，尤其对原始史料接触更少。因此，郑先生到处强调要认真读书，要精读一部书。（《郑天挺自传》，《郑天挺学记》第402页）  [3] 郑天挺《明清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分期》，收入郑天挺《及时学人谈丛》，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2页。按：1954年的“明史专题”课上，郑先生就对明史的分期与特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以土木之变和一条鞭法为标志，可将明史划分为三个阶段；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明代是经过长期分裂与外族统治后的一个统一时期，明朝是农民大起义之后建立的新王朝，明代是周边一些少数民族的发展由低级阶段进入高级阶段时期。见陈生玺《史学大师郑天挺先生的宏文卓识》第三部分，收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编的《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0年版40-41页。  [4] 郑天挺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和何炳棣先生不止一次谈到雍正一朝的特殊意义，如摊丁入地等财政改革和军机处的创置。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7页。  [5] 郑天挺《漫谈治史》，载《及时学人谈丛》，中华书局2002年版465-466页。  [6] 冯尔康《从学琐记——兼述郑毅生师的学术成就》，载《郑天挺学记》，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03页。  [7] [英] 帕特里克·乔伊斯《从现代到后现代：当代西方历史学的新进展》，载李宏图选编《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02页。  [8] 郑天挺《及时学人谈丛》，中华书局2002年版216页。  [9] 发表于《史学集刊》1982年第3期，收入郑天挺《清史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0] 收入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室编《清王朝的建立、阶层及其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又该文收入《及时学人谈丛》题目改为《清初统一黑龙江》。  [11] 该文的简本《满族的统一》发表于《南开学报》1982年第5期，收入郑天挺《清史探微》。  [12] 郑天挺《及时学人谈丛》第112-113页。  [13] 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收入郑天挺《清史探微》。  [14] 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3期，收入郑天挺《清史探微》。  [15] 收入《及时学人谈丛》，该文曾以《明代中央集权》为题发表于《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16] 原刊《史学集刊》1981年10月复刊号，收入《及时学人谈丛》。  [17] 发表于《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2期，收入《及时学人谈丛》。  [18] 郑天挺《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续探》，《南开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均收入《探微集》、《清史探微》。  [19] 《历史研究》1958年第1期，收入《探微集》、《清史探微》。  [20] 发表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1期，收入《及时学人谈丛》。  [21] 《农民起义和秘密宗教的关系》，《光明日报》1961年12月19日，收入《探微集》。  [22] 郑天挺《史料学内容的初步体会》，原刊《南开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收入《探微集》；《史料学之一》、《史料学之二》，均收入《及时学人谈丛》。  [23] 原载《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收入《清史探微》。  [24] 林树惠《郑老是怎样指导我们校〈明史〉的》，载《郑天挺学记》。  [25] 郑克晟《我追随郑先生研读点校本〈明史〉三校稿》，《南开学报》1999年第4期。  [26] 原载《前线》1963年第2期，收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体裁体例工作小组编《清史编纂体裁体例讨论集》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7] 参见常建华《试说新修清史的编纂体裁体例》，《清史编纂体裁体例讨论集》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