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哲：郑老与历史系“博物馆专业”、“先秦史研究室”的建立

郑天挺先生逝世已有十八年了。缅怀郑先生在世时一直关心教育，以培养青年成长为己任，对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的建设作出过巨大贡献。远的且不说，只谈谈从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调来南开大学任历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中国史教研组主任，后来又任副校长等职，三十年来他无时不在关心历史系的发展和成长，对历史系的教学和建设，积极地出谋划策。1979年9月历史系计划创办博物馆专业，派我负责筹备，所以我有一段时间经常向郑先生请教，并与之商议。南大历史系筹办一个博物馆专业，谈何容易，可以说完全要靠白手起家。因为历史系没有多少文物，既然是博物馆专业，对学生上课就不能纸上谈兵，没有文物资料作教具，培养学生的目验能力是不行的。历史学系是有名的穷系，文物购买的能力，根本谈不上。只有依靠外地文物单位、考古队等的支持、调购来解决。首先是到北京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去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一方面征集、调拨或廉价转让一批文物；一方面还要商聘一些专家到南开来兼课。1980年暑假前到全国各地征集到一定数量的文物，大大充实了文物室，博物馆专业这时也正式成立。暑假开始招收了第一期专业的学生。当时郑老看到他多年关心的并具有浓厚兴趣的博物馆专业成长起来，非常高兴。历史系还有一个“先秦史研究室”，也是郑先生建议筹建的。记得是在1981年11月郑先生刚从北京开全国人大代表会议回到天津的一个傍晚，我陪先生在校园沿着湖边散步时，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近年来历史系立志学先秦史的学生越来越少，最好筹办一个先秦史研究室，要大力培养一批这方面的人才。当时先生言辞恳切，使我受到很大鼓舞。不久，我就根据郑先生的指示，起草了一份筹建先秦史研究室的方案，包有目的、任务等宏观规划，向上作了呈报，久久没有消息。一直到1983年10月历史系办公室主任薛凡安同志告知我，“先秦史研究室”正式批准成立，然而，郑老已于1981年12月不幸与世长辞，未能亲眼看到，这是一件无法弥补的憾事！ 

先秦史研究室的同志们，多年来在先秦史的科学研究上写出过大批研究论文和专著，在教学上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以上谈的历史系的“博物馆专业”和“先秦史研究室”的创立和缘起，都得到过郑先生的关怀和指示，在郑先生百年诞辰的今天，我们饮水思源，特别提出这段往事，作为对郑老的纪念。 

杨志玖：重温郑师的治学轨迹 

1934年，我考进北京大学史学系。那时郑师是学校的秘书长兼在中文系任教，讲授校勘学及古地理学课程。1936年下半年，中国古代史的魏晋南北朝一段因任课教授蒙文通离校，由郑师到历史系代讲。这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我依然记得他第一堂课的题目是“东汉末年州牧的设置”。他讲得非常清楚，条理分明、深入浅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声音容貌，至今想来，如在目前。 

当时北大的秘书长是个重要而繁杂的差使。他主要管理学校的行政及庶务事，如今之总务长；必要时还要代表校长应付外界的事。因此对人选资历要求很高，一般要由在校的教授担任。1933年暑假，原秘书长、地质系教授王烈辞职，秘书长之职由校长蒋梦麟暂兼。是年10月，学生浴室倒塌，压死学生一人，重伤二人，引起学潮。蒋校长为应付此事，急忙物色专职秘书长。在文学院长胡适和几位知名教授一致推荐下，要郑师担任此职。郑师本不欲就，经不住大家的敦劝和鼓励，只好勉为其难，而当时他还是副教授。这说明，大家对他的才能和德望的信任与尊重。此后他一直担任北大的秘书长，直到1950年5月，同时并未停止授课。 

1937年卢沟桥事变，北大南迁长沙，与清华、南开合组临时大学，郑师改任历史系教授，讲授隋唐五代史。其后文学院迁云南蒙自半年，除讲隋唐五代史外，还写了几篇西南边疆史地的文章，其中关于西藏的文章就有三篇。如《发羌之地望与对音》一文，运用古音韵学知识，认为“发”字古音与西藏土名 Bod相合，发羌即藏族的祖先，证明藏族在隋唐时期已同中原政权有了密切关系，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此文因其考证之精及意旨之深，遂为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八本一分）所刊载，该刊是当时最具学术权威的刊物。 

1938年 9月，蒙自分校迁回昆明，临大改称西南联合大学，郑师又讲授明清史。次年，北大恢复文科研究所，由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任所长，郑师任副所长，傅先生对研究生虽很关心，但还须照顾其它杂事，文研所的事情还是由郑师管，1940年史语所迁往四川，文研所的事务全落到郑师的肩上。这还不够，西南联大的总务长沈履于是年初离校到四川大学任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沈履等人力荐郑师，郑师坚辞并为此多次躲避梅的来访。因无奈于其他二校领导的劝驾以及北大领导以照顾三校关系为言，万不得已，勉强就任。这样，郑师又增加一副重担。虽然如此，郑师并未忽略教学和研究工作。除明清史外，还开设了清史研究和中国目录学史等课程。其时国难当头，学生们由于爱国热情激奋，亟欲了解中国近世史，因而选修明清史的多达百数十人，盛况前所未有，足见郑师备课之认真，讲解之动人。不仅如此，郑师此时还写了几篇满洲族与蒙汉族关系的论文，从历史上证明清代皇室包含满、蒙、汉三族血统，在入关前已和关内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有力地反击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炮制的“满洲独立”的谬论。 

集行政、教学、科研于一身，而能应付裕如，出色地完成任务，这是郑师的过人之处。试想，郑师为此付出了多少精力和体力的代价! 

在教学方面，从魏晋、隋唐到明清都能胜任，而且每一段都有科研成果为坚实基础，在教学中又扩大深化了科研成果，与因无人教该段而凑数者迥乎不同，在国内大学教师中恐怕也是很少的吧。 

据郑师《探微集》所载，《杭世骏 <三国志补注 >与赵一清 <三国志 >补注》一文完成于1936年7月6日。该文在反复研读《三国志》的基础上，对赵剿袭杭说予以澄清，考辨精密，足见对魏晋历史之熟谂。前引《发羌》一文，完成于 1938年6月在蒙自时，说明对隋唐史的研究已积有时日。至于明清史论文，集中所收更多。 

郑师于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生于北京，在北京成长，从一些亲友中耳闻目睹许多清人掌故，对清史有浓厚的兴趣，很想研究清朝历史。早在1936年，北平女子学院院长范文澜先生请他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史，更增强他研究清史的决心。是年即写出《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墨勒根王考》及《多尔衮与九王爷》等论文。1952年到南开后，除一度讲授隋唐史外，主要精力集中在“明清史”、“明史专题”、“清史专题”等课的讲授上，写出了不少论著，培养了大批明清史人才，其中许多人到今天依然是我校历史系、历史研究所的教学与科研的骨干力量。 

除断代史论文外，郑师还写出一些通史性的专题文章。如《关于丝绸之路》一文，从我国有蚕丝说起至隋、唐丝路为止，上下千余年，纵横万余里，洋洋二万五千余言，详尽地解说了丝路的历史和地理，是国内对此课题最全面最具开拓性的论著。《历史上的入滇通道》一文历数自战国至明清从内地到云南的水陆通道及其变迁，简明精确。《中国古史籍的分类》一文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我国古书特别是史书的分类方法，可作一篇中国史部目录学的入门向导。于此可见郑师治学之淹博。 

郑师在担任北大秘书长后，白天行政事务占取大部时间，只能利用晚上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而有如此博而精的学术成果，而且大部还是在政局不稳和战乱频仍的情势下作出的。今天我们在安定和平的环境下，理应作出无愧于前人的成就；郑师治学之博大精深，是我们的楷模也是对我们的启迪。在纪念郑师百年诞辰之际，谨以此文，重温郑师治学的轨迹，并激励自己和郑师的其他门人。 

杨翼骧：怀念郑天挺师 

今年是郑老诞辰一百周年、逝世十八周年，作为郑老的学生，不禁回忆往事，写此小文，聊表我的怀念之情。 

1936年，我从山东济南高中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在一年级必修的课程中，魏晋南北朝史是由郑天挺先生讲授的，从此开始认识了郑先生。先生讲课条理清晰，时常发挥他自己的见解，能引人入胜，我当时很感兴趣。后来我在阅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书时，花的时间比较多，与这时听先生的课有关。郑先生那时是北大秘书长，从他的办公室到红楼的教室，要走一段路，但他总是按时上课，从未迟到或请假。 

1937年，我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因故失学。经过两年的辗转奔波，1939年才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复学，入二年级。在二年级的必修课中，有隋唐五代史由郑先生讲授。先生在讲课中介绍了史学界对隋唐史的研究成果，使我们得到了一些课外知识，获益不少。先生那时是西南联大总务长，公务繁忙，考试时很可不必亲自去监考，委托别人代替一下就行了，但他认真负责，总是到教务处领了试卷后就去监考。 

我在三年级时选修了由郑先生讲授的清史研究，主要讲清廷入关前后的历史。此课不考试，学生每人写一篇读书报告，记述自己的读书心得，从而使我们多看了一些参考书，训练了研究能力。那时有一位外校的青年教师，有志研究明清史，而苦于不得门径，便冒然写信向郑先生求教。象这种事情，本非郑先生份内必尽之责，但先生当仁不让，为嘉许其研究学问的热诚，还是在百忙之中开列了参考书目，并指示其阅读方法，满足了这位青年教师的要求。 

1942年的春天，我开始撰写毕业论文，题目是“论曹操平定中原”，导师是郑先生。在先生的指导下，我终于写出论文，完成学业，拿到了大学毕业证书，获得学士学位，达到了复学时的目的。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举国欢腾。1946年，北大复员北平，我们又回到了阔别九年的沙滩、红楼。不久，原史学系主任姚从吾先生调任河南大学校长，系主任由郑先生继任。先生虽然照旧主管全校行政事务，但对系里的事仍认真负责，时常来往于秘书长办公室和系主任办公室之间，非常忙碌。 

解放以后，郑先生继续担任北大秘书长和史学系主任的职务，并积极参加各项革命运动。 

1951年冬季，北京市各高等学校分别参加各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北大史学系、哲学系、中文系的师生参加中南区土改工作团第十二团，由郑先生任团长，到江西省泰和县进行土改工作。先生在全体大会上作过几次讲话，每次都充满对社会主义的热情，激昂慷慨，使大家深受感动。团员中有几位著名的教授，如贺麟、唐兰、容肇祖、冯废名等，在郑先生的带动和鼓舞下，都提高了参加土改运动的积极性。 

1952年，全国开展三反运动，因为郑先生曾担任过十八年北大秘书长，主管全校的行政和财务工作，学校请他提前回校参加运动。当时这个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很多主管财务的人被打成“老虎”。我们与先生熟识的人虽然知道他一向清廉，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在轰轰烈烈的运动中，谁也不敢保证不会出什么事，所以都非常悬念。结果，郑先生以清白之身经受住了革命运动的考验。大家不但放心了，而且更增加了对他的敬重之心。 

先生一生为人忠厚，谦虚谨慎，治学勤奋，成就卓越，培养了很多明清史专家和人才，对学术和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实为一代宗师。先生虽然已经作古，但他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仍深深印在我的心中。 

我开始认识郑先生的时候，仅是一个十八岁的小青年，而今，我已是年逾八十的老人了。岁月易逝，时不我与，抚今思昔，不胜感慨之至。 

魏宏远：回忆我与郑老相处的岁月 

郑天挺教授是深受学界爱戴的教育家和明清史专家。他一生的业绩一半在北京大学，主要在解放前；一半在南开大学，是在1952年以后，大约各有30年时间。在南开大学，他先任系主任，后任副校长。我曾任系助理，协助郑老在一起工作很多年。郑老大我25岁，是我的长者和老师。为了历史系的发展，我们经历了风风雨雨，有快乐，也有悲伤和痛苦。不管怎样，现在看来，付出的代价都是值得的。 

我熟悉郑老的名字是在1952年他来南开之前。当时我奉组织之命，到沙滩北京大学灰楼听取北大方面介绍郑老的情况，以便做好迎接与安排诸事项。接待我的同志讲，他们不愿意郑老离开，郑老一走，北大的明清史就没人讲了，只有商鸿逵一个人，还不是专搞明清史的。这完全是出于人事安排，因为燕京大学合并到北大，翦伯赞被确定为历史系主任。这几句话给我印象极深。 

郑老来到南开，心情是愉快的。这里他的熟朋友很多。历史系有好几位教师都是他在西南联大时的学生。大家都希望南开历史系有更好的光景，在各大学中引人注目。郑老深知自己所负使命的重要，为历史系的发展呕心沥血。 

郑老来南开的时间大约在1952年10月左右。这一年院系调整，各校开学均较晚。我和郑老第一次见面是在第一教学楼会议厅开会休息时，郑老对我讲，你就是写民族英雄史可法的那个魏宏运？我读了你在《历史教学》上的文章。接着对我予以赞许和鼓励。一位大学问家的三言两语对一个初入学界的青年人常常起巨大的促进作用。从此以后，我和郑老的接触日多，可以说是朝夕相处。我经常向郑老请教。开始几年，郑老安排我在外系讲中国通史。后来我从事中国现代史教学，也是郑老安排的。 

50年代中期，历史系教师仅十余人。郑老特别关心教师水平的提高。对我们三个年轻人陈（北大毕业）、赵树经（辅仁毕业）和我的培养，一是早上讲台，在实践中锻炼；一是让雷海宗先生给我们讲两周至两汉的历史，课堂就在雷先生的家中，郑老、王玉哲、杨志玖诸师也来参加。对其他教师则采取集体讨论讲稿的方式或课前试讲的办法，来保证教学质量。教研组不知因此开了多少会。学习研究历史必须具有良好的外文基础和古汉语知识。郑老和我商量，提出要攻克这两座大山，我们在不少场合都强调这一主张。没想到，后来这竟成为我们反对马列主义的“罪状”。现在很多人都后悔当初没有学好外文。1958年“左”的思潮已经很严重，颇有愈演愈烈之势。到处都在拔白旗，正确的东西被当做错误的东西来批，老师指导学生也被当作是资产阶级分子的统治。一年级刚入学的学生给四年级的学生写讲义受到称赞。郑老和我都为此感到担忧。然而我们是批判对象，无发言权，只好窃窃私语。郑老常讲教师为人师表应严格要求自己，他对个别教师放纵自己始终持批评态度。 

为了办好历史系，郑老常常带我去北京。有时是聘请师资；有时是走访名人，请教办学经验；有时是参加学术讨论会。我们多次访问过翦伯赞、吴晗、郑振铎、沈从文、单士元等人，并请吴晗、白寿彝、沈从文、陈翰笙等人来校作过演讲。郑老与诸名人私交甚笃，与他们什么都谈，颇为亲切。和名家接触，听他们自由自在地谈论学术思潮，是很有意义的，我从其中学到很多很多。 

郑老时刻关心南开历史系的成长。1961年他暂时借调到北京，和翦伯赞共同负责编选中国通史参考书目。翦老当时写出研究历史问题的十几条意见，尚未公开发表，郑老见到后，随即带回天津，让教师学习。“四人帮”倒台后，郑老希望南开历史系尽快恢复正常秩序，他认为办学应有自己的特色，从历史上看，北大和清华各有自己的长处，譬如清华注意外文，就应该学习。我们也应严一些，不能松松垮垮，马马虎虎。当时开始召研究生，系里订出双七十标准，经系务会议研究通过。郑老谈到西南联大录取是很严的，总得有一个高标准，差一点也不行，南开历史系应该有个好的学风。后来双七十的标准受到教育部的肯定。 

出于对学术发展的考虑，郑老和我商量，创办了《南开史学》。这一名称，我们商议了多次，最后才确定下来。 

郑老有高尚的情操。他总是教育大家要热爱共产党，热爱新中国。他厌恶浮夸风，工作总是脚踏实地。他善于团结老师，化解矛盾。他因在北京编书得到 1600元稿费，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他硬是不要，说国家给他薪水，不能拿双份，把钱全部捐给了系里。我和系办公室主任于可商量并征得郑老同意，用这笔钱购买了《东方杂志》。这套刊物现在是南开最完整的一套，利用率很高。 

郑老自己的生活总是很简朴的。他长期住在东村的一间平房中，不知有多少次他和同学谈话，耽误了吃饭时间，自己就去八里台买几个烧饼充饥。 

郑老是一位乐观主义者，对一切都处之泰然，很少动怒，即使在文革中他受到那样的迫害。而他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很平静地讲，最难忍受的是人格的侮辱和资料的损失，这足以说明他的气度。文革前，他被借调到中华书局标点《明史》，文革开始后，这一工作中断。1971年，中华书局再次调他去，可南开历史系未能同意，剥夺了他的权利，这是令人痛心的。后来中华书局的李侃、赵守俨来南开，谈及此事，郑老也只是淡淡的一笑而已。 

我和郑老相处三十年，他的学问、办事和为人无不令我钦佩。年龄之差没有阻隔我们的情谊，可称为忘年之交。郑老丰富的阅历也是我的教科书。他经常谈到自己的家庭以及他的事业，在我听来简直就是生动的近代史。比如他讲到小时候的监护人梁漱溟；他曾在马叙伦、蒋梦麟的手下工作，后来辅佐胡适管理北京大学；他敬佩李大钊的道德文章，曾代表北大将李大钊的遗体安葬在香山公墓；他着力研究清史，所著《清史探微》一书于1947年已被译成英文，在香港、美国印行；他拟订的明清史大纲，解放前为北京各校采用，等等。 

郑老留下的遗产是丰富的，有有形的，有无形的。现在都在起着作用，正值他百年诞辰之际写出以上几点，作为对郑老深切的怀念。 

刘泽华：忆郑天挺教授与《中国历史大辞典》 

卷帙浩繁的《中国历史大辞典》14个分卷，几年前已出版。近从书讯中得知，合订本也将于近期内推出。这部大辞典的出版，不仅是史学界的一件盛事，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项基本建设。而这部巨著的第一任总编就是郑天挺教授。我作为初期筹建的工作人员之一，对郑老所付出的心血略知一二，仅记述如下，以怀念郑天挺教授。 

1978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了“全国史学发展规划筹备会议”，我是会议出席者之一。据我体会这次会是一次“务虚”会，并没有具体讨论史学发展规划之事，会后才逐渐落实。秋天，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着手研究具体发展规划，我作为借调人员参与其事。会议由梁寒冰先生主持（梁曾任天津市委文教部长，当时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在草拟规划时，提出组织全国史学界编纂一部《中国历史大辞典》。那么由谁领衔主持此事呢？梁寒冰同志要与会人员议一议。就实而论，由谁领衔不是我辈应考虑的份内之事。但梁寒冰想听听各方的意见，我们也就放肆而言了。当时，史学界70岁左右的著名学者很多，其中不乏资深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毫无疑问，有多人可以担当此职，然而，这帮小“参谋”都把目光集中于郑天挺先生身上，我做为南开人，无疑更格外的兴奋。会后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聘请郑先生担任总编。1979年4月“全国史学规划会议”在成都召开，此项正式列入计划。紧接着便开始了紧张而繁杂的筹备工作。先生要我协助他处理一些具体事情，并参与筹备事宜。1980年夏我因健康状况不佳不得不停止工作。在这近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常在先生左右。先生关于《中国历史大辞典》的许多设想，也多有与闻；受先生之托，多次奔走于京津之间，转达和沟通先生与北京有关负责同志的意见及设想。先生谈得最多的是关于辞典的编辑方针、意义、作者队伍的组织、总体规划以及如何落实诸问题。 

先生早在解放前就有意邀集同好编纂一部中国历史辞典，在那兵荒马乱之时，只能是想想而已。1958年先生再次倡议编纂历史辞典。先生当时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于是动员了历史系部分师生进行了一段尝试。由于当时是多变之时，参加人员象走马灯一样换个不停，即使如此，先生仍付出了心血，断断续续搞了一年多，最后终因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得不中途而废。这次社会科学院把编辑历史辞典的重任委托给先生，正与他的宿愿相吻，先生格外兴奋。先生一再告诫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切不可等闲视之，要把这项工作看成史学界一件大事，看作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在1979年第一次编委会上，先生对编辑这部辞书的意义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我国史学之发达与历史之悠久，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但是至今尚没有一部现代的专门辞典，这实在是史学界的一大憾事。我们现在集中力量编辑这一部书，可以说是一项继往开来的大事。所谓“继往”就是把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史学研究成果，以辞书的形式集中起来，表现出来；所谓“开来”，就是为今后推进历史科学的发展提供一本基础性的工具书。编这本书，对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将有重要意义，对促进各国文化交流，也将起到有益的作用。 

在筹备初期，对辞典规模的设想几经反复，关键是要不要加上一个“大”字。先生和其他的几位负责同志从一开始就主张加上“大”字，可是我们做具体工作的一谈到“大”字就常常有畏难情绪。先生针对这种情况，总是和蔼地开导我们，要我们放开眼界，并一再讲述要加“大”字的道理。他说：不“大”，就不能把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面貌反映出来；不“大”，就满足不了历史专业人员和广大读者的要求；不“大”，就不能立足于世界辞书之林；不“大”，就有愧于领导的关怀和读者的希望；不“大”势必出现这种情况：别的辞书特别是国外有关辞书中有的我们却没有，这如何向读者交待？我们恐怕要永世受非议。为了使我们的辞书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应该做到：别的辞书已有的条目，我们应该有，质量要有所提高；另外我们还有一批辞条是别的辞书中所没有的。正如他在1979年第一次编委会总结时所指出的：“这部书成败的关键和基础在于：一定要拟出全面、系统、准确的辞目总表；要比其他辞书增加大量的新辞目；要作好辞条的编写和定稿工作，要把住质量关。”遵照先生的意见，在一段时间内组织了一些同志对现有的中外辞书中有关中国历史的条目进行了调查，并与各分册的编委所拟的条目进行了对比。当告诉先生这部书有一大批条目是新增的时，他高兴地说：这我就放心了。 

1980年春还有一件事情，当时虽没能实现，但反映了先生支持改革的精神和魄力。我们一些从事具体工作的人，在实际工作中深感如何发挥各分册主编和作者的积极性，加快编写的进度和确保质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为此，几位同志设想了一个实行分册主编包质量、包进度、包财务，按劳付酬，减少行政开支，将有限的资金用于编作的方案。建议通过合同方式明确各自的责任：总编对社会科学院负责，各分册主编对总编负责。根据我们过去的印象，先生在许多行政事务上比较持重，所以向先生汇报这件事之前，有些耽心。可是事出意料，当我们向他汇报之后，他表现了极大的兴趣，询问了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要我们继续研究。经过几次商讨之后，先生下决心，表示全力支持，并诙谐地说：我一辈子没有干过这种事情，这次我要冒点险了。这个设想也得到了历史研究所和社科院有关领导同志的支持。后来因为财务“制度”问题，终于没有办成，我们草拟的合同条文自然也只落为一张废纸，不知丢到哪里去了。今天改革之风吹遍了中国大地，这些已不算什么了。不过，在 1980年春，多少还是有点新奇的。而先生以八十之高龄，功已成，名已就，却仍不怕给自己带来麻烦，去支持一件冒险的事，使我们深为敬佩。先生一生以务实为重，反对浮华。在这件事上，先生的精神仍是如此，是为了务实，为了提高效率。 

1980年以后的情况，我了解的不多。但我知道，先生直到逝世一直用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辞典的编纂事业。先生逝世后，《中国历史大辞典通信》以“本刊编辑部”名义发表了悼念文章，对先生在辞典上的功业作了中肯的评价。这里我引其中的一段：“辞典编纂工作草创之始，他欣然担任了总编，亲自参加了第一个编辑体例的拟定工作。此后，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一九八○年八月、一九八一年五月召开的天津、太原、上海三次编辑工作会议上，他不顾工作繁忙、身体劳累，以八十多的高龄，亲自参加并主持了会议。在每次会议上，他都作了精辟的发言，为编辑工作解决疑难，指出了方向，振奋了与会者的精神，鼓舞了大家的干劲。特别是在最后一次即八一年五月十四日的上海会议上，他提出的《中国历史大辞典的现代化问题》的三项原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反映最新科学水平；加快速度 ），更使我们受到教育和鼓舞。” 

先生的话虽然很简短，问题说得很透彻，先生无论写文章，还是讲话、讲演，历来讲求少而精，对编写辞典的意义的论述可谓言简意赅。于此也可见到先生考虑问题之精审。 

关于如何组织作者队伍问题，先生一再强调，要面向整个史学界，要把热心于此事的史学家尽可能多地吸收到作者行列中来。在谈到队伍的组织时，他特别强调专家作用，一再说，只有众多的专家参与此事，辞书才能具有权威性；辞书的权威不是靠行政，而是靠它内容的丰富和准确。为此，没有专家的指导和把关，是难于作到这一点的。为了延聘专家，他或自己写信亲自聘请，或派工作人员登门拜访。正是在先生这一思想指导下，聘请了一批卓有成就的学者，参加到编纂行列。副总编和各分卷主编都是著名的史学家。先生对有一定基础的中年史学工作者也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一再提出作者的重点要放在这些人身上，要大胆起用这些人。这一思想也得到其他负责同志的支持，所以各分册的副主编和编委大都是中年史学工作者，还有几位中年同志担任了分册主编。先生曾在一次会上风趣地讲到，这部辞书要做到：“中年为之，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先生这句话既讲明了如何组织写作队伍，又提出了质量的要求。中年是写作的主力，老专家把好关，使辞典成为青年人的良师益友。 

南开大学历史系同仁多为郑先生的弟子和再传弟子，随先生之后是理所当然之事。杨志玖先生任副总编，另有六位出任了十四个分卷中四卷的主编、副主编，还有更多的同志担任了分卷的编委和撰稿人。这里要说明一点，郑先生决无偏私之心，只可谓“举贤不避亲”。郑先生过世之后，他的南开弟子们没有辜负他的期望，都出色地完成了各自的任务。 

郑克晟：我追随郑先生研读点校本《明史》三校稿 

我自1955年在北大历史系毕业后，即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当时领导非常开明，见我们基础差，读书少，所以主要安排我们多看书。我第一次通读五百册《明实录》（“梁本”），就是在这个时候。1963年初，为了照顾孤身的父亲，我和爱人傅同钦调来南开，我被安排在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主要工作是校勘《明史》，包括本校及他校。父子“同城”，殊觉不便。校勘工作相当枯燥乏味，对我这三十出头的人来说很有思想负担。但郑先生等人对待《明史》标校认真负责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使我羞愧万分，决心追随他们努力工作。 

南开明清史研究室早已答应承担《明史》的点校工作，其标点原由林树惠、朱鼎荣、傅贵九三位先生承担初点，再由郑先生全面复核改正。后来我和汤纲、王鸿江同志也参加部分工作。但由于郑先生事情太多，很难分神专心点校。其它各史的点校情况，并多类似。因此中华书局乃有将各地专家集中该局，全力以赴，争取尽快完成“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之想。于是郑先生乃于1963年9月底，居住在中华书局西北楼招待所，专心从事《明史》点校工作。郑先生对《明史》点校工作极为细心，充分体现了老先生对整理古籍的认真负责态度。但那些年中，政治气候总在不断变化，越来越左，点校工作不能不受到严重干扰。当时为了突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什么关于“批判继承”的座谈会，批判“海瑞罢官”的座谈会，关于“清官”的座谈会，关于“让步政策”的座谈会等等，纷至沓来，郑先生都要参加。不准备不行，不发言更不行，发了言见了报更是胆战心惊，形势逼人，老知识分子的日子真不好过呀!记得在关于“清官”的座谈会上，他在揭露了诸多“清官”不清的事实后，也谈到了地主与农民在一定时期可能有共同利益，如兴修水利即是如此。会后去吃饭时，冯友兰先生即对他说，他举此例有“合二而一”之嫌（当时正批判杨献珍之“合二而一”论）。他听后也深悔“言多必失”。就这样，郑先生在《明史》点校未完成的情况下，于1966年 6月8日悻悻离开中华书局，奉命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回校后他即被关进“牛棚”，失去自由，精神上备受折磨。 

七十年代后，“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又重新开始。由于当时历史系不同意中华书局的聘请，郑先生失去了最后参加《明史》点校的机会。然而负责此项工作的赵守俨、王毓全、周振甫先生仍然与他不断联系，希望他对《明史》的三校多提意见，以使《明史》点校工作顺利完成。对此，郑先生出以公心，仍然兢兢业业，认真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这已经是1973年4月的事了。 

我于1973年 8月初在全家去农村插队落户四年后，又回到了南开历史学系，随后也参加了《明史》点校后的三校审阅工作近半年。这段时间，我对郑先生在工作中一丝不苟、一心为公、不计个人得失，以及他对史籍的渊博知识，都有更深的认识。“二十四史”点校工作，既无名（不列点校人），也无利（无稿费）。但参加这一工作的诸多老先生，从无怨言，而是一心扑在工作上，要把此工作作得更好。 

我最近还在家中检出郑先生在此期间所记的“复校异议”之工作本，约百余页，内中全是对《明史》点校中三校校样的意见，凡数百条。现举数例，以见一斑：1.关于断句：如在三校中，对《明史》卷二三九，关于“银定歹成”校记。郑先生建议：“原校样‘银定歹成’，或加顿号作‘银定、歹成’，或不加，不很一致。案卷三二七《鞑靼传》，‘天启三年春，银定纠众再掠西边，官军击败之’。明年，……歹青以领赏哗于边，边人格杀之’。歹青与银定分列，似以加顿号为宜”。又如：在明初官名中有“参事断事官”字样，在参事之后该不该加顿号，有人表示拿不准，写信问郑先生。郑先生以《明太祖实录》、《洞庭集》等书为例，认为应当断开，嘱我写信回复。 2.关于《明史》原文之迳改问题：《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之校记，郑先生谓：“‘袁崇焕字元素，东莞人’。案《崇祯实录》卷三、《国榷》卷九一崇祯三年八月癸亥条都作‘藤县人’;《明进士题名录》万历己未科也作‘广西梧州府藤县民籍’，是此处东莞应作藤县。但《明史稿》传一三一《袁崇焕传》已作东莞人，清乾隆《一统志》及广东省县志均以袁崇焕列入广东州府人物之内。三校原稿已将此条改为藤县人，建议只作校记，不改原文。”又《明史》卷八十食货四，有“于量召商中淮、浙、长芦盐以纳之，会甘肃中盐者，淮盐十七，浙盐十三。”原稿据甘肃中盐并无长芦，曾将“长芦”二字删去。郑先生认为这是两回事。甘肃中盐是另一回事。明史不误。于是建议将“长芦”二字添入。 3.关于校记所引史籍：《明史》卷四十《地理》一，关于北京各城门改名时间问题，校记中曾引《嘉庆重修一统志》，郑先生认为该书出于《明史》之后，不便引用，建议删掉。事实上，郑先生就为这一条史料曾遍查明英宗《实录》，证明改名时间当在正统二年八月至四年四月间。 

总之，郑先生对《明史》点校工作，从来是认真负责的，同时也是非常虚心的。他的意见都有“建议”、“似”等字样，从来是商量的口气，即是证明。郑先生的这种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使我深受教育，永生不忘。 

李喜所：郑先生对我学术研究的潜移默化 

我虽然不是郑先生的研究生，也没有完整、系统地听过郑先生的课，但是我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却深受过郑先生的影响。这种无意识的潜移默化，有时比有目的的灌输，更顺理成章，更存之久远。大师的难以估量的魅力，往往也在这里。 

1970年，在“文革”仍然继续着的岁月里，我被留在历史系任教。郑先生刚刚被容许到我们的中国史组学习。虽说郑先生在前几年吃尽了苦头，但精神很好，和我们每个人都谈笑风生，组里的所有人都对他怀着由衷的敬意。那时，除了学习“革命道理”，就是讨论所谓的“教育改革”，想搞点业务，是要冒风险的。然而，谁都难以想到，郑先生已经在对一些有兴趣的历史问题暗暗收集资料了。1971年，因钓鱼岛问题，报上发表的政治性文章很多，但多带有大批判性质。组里的几位有见识的先生就建议我写一篇史料丰富、论述周详、说服力强的论文，以驳斥日本一些人的谬论。这使我非常为难。一则不知如何查找资料；二来也没写过真正的学术论文，不晓得从何处下笔。郑先生很了解我这时的心情。一方面将他一年来收集的几十篇有关钓鱼岛的资料，包括从《参考消息》剪下来的好多小文章，都提供给我；一方面教我如何利用工具书去查找资料，找到资料后如何分类、如何使用。短短的半个月，明清以来关于钓鱼岛的一大批资料都找到了。在开始写作时，我写了一个简单的提纲，郑先生给我提出不少宝贵的意见，至今记忆犹新。论文写出后，郑先生又指导我修改。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在郑先生的教诲下这样写出来的。由此，我才初步知道写论文的简单程序。这篇论文由于资料翔实、说服力强，反映非常好，许多单位请我去作报告。每次作报告回来，郑先生总是对我点头微笑。这微笑至今历历在目，它包含着长辈对晚辈的殷切希望和真诚地信任。为了提高我们近代史教师对基本史料的把握能力，在李义佐和陈振江老师的请求下，郑先生又给我们讲近代史料学，每周两次。可是，“革命”的冲击，郑先生的课时讲时停，仅仅支持了不到一学期就停了。郑先生讲史料学旁征博引，融会贯通，有时一句话要讲一节课。魏源的《海国图志》序，不到一千字，郑先生讲了三个半天。让你得到的不仅是知识，还有国内外的研究信息和与之相关的人和事，同时有研究方法。回想起来，我们听课的时间虽然总共不到30个学时，但收获巨大。特别是对我来讲，初步奠定了晚清史料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线索，终身受益。1975年冬，我们北方6所院校合编的《中国近代史知识手册》在北京师范学院定稿，特邀请郑先生到北京帮我们终审一遍。我照顾郑先生的饮食起居，又有了较多的接触机会。郑先生审稿，每看完一部分，总会在另一张纸上写下很多问题，让我查对。于是我几乎每天跑图书馆，核对史料。有时为一小段引文，好几天都找不到出处，真是急死人。查到后来，我特别烦，真不想干了。可是郑先生仍然坚持要查对。这样足足干了一个月，的确查出了不少错误。同时，我也收获颇丰，尤其对史料的严肃性有了较深的认识。每天下午，陪郑先生散步时，郑先生还告诉我何为“孤证”、何为“伪证”，如何辨伪、如何考证。这些教导，在我后来的史学研究中，都派上了用场。审稿结束后，一个星期天，郑先生问我想不想去北大看看，我当然求之不得。于是，迎着冬日的阳光，来到了北大。一进北大校园，郑先生显得十分兴奋，给我介绍北大的许多景点。接着，拜访了五六位他昔日的好友，最后到了邓广铭先生家里。当时，“文革”的余波还在，他们讲话特别谨慎，似乎只要能见到面就万幸了。从北大出来，郑先生显得心情有点沉重。不过，很快就过去了。我猜想，可能是旧地重游，往事、今事涌上心头，引发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复杂心情。在中关村的一家很干净的小饭馆里，郑先生请我吃饭。我借机问郑先生，北大老师最大的优点在什么地方？郑先生若有所思地停了一下说，一是他们基础厚，不轻易写文章，一旦发表论文，多是高质量。北大是重质量，不重数量。如果功底不厚，老师是不让写论文的。他讲他有一次上黄侃先生的课，黄先生对一位随意发表论文的学生给予严厉的批评，理由是这位学生还没有打好深厚的根基，劝戒他不要急于写论文。二是北大的老师各具特色，都有自己独到的拿手的地方。我想用今天的时髦话讲，就是各具学术个性。听了郑先生的话，我暗暗想，郑先生不愧是当年北大的秘书长，评论起北大来真是入木三分。我本想用秘书长来恭维郑先生几句，但灵机一动，又没敢说出口。因为，那时的政治气候，当过北大秘书长不是光荣，而是污点。回到北京师院后，我总觉得郑先生讲的北大老师的厚积薄发很有道理，又好象是针对我们这一代人讲的。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根基是太薄了。这也可能是当今总是在那里呼唤大师，但总是千呼万唤出不来的一个原因吧。 

1981年，武汉举办纪念辛亥革命 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我有幸和郑先生同车前往。在驶往南方的列车上，郑先生常和我聊天。事过境迁，好多话记不起来了。唯一记得的是，谈到对这次论文的总体观感时，郑先生说，下了很大功夫，写的也不错，不过理论上还要多努力。到了武汉，我们住在当年中央开武昌会议的东湖宾馆，郑先生则住在宾馆内当年中央前几号首长住过的梅岭。会议的第三天晚上，湖北的领导要请郑先生吃饭，郑先生让俞辛先生和我作陪。我是头一次参加这样高级的宴会，而且来的人除了湖北的大人物外，还有胡绳、刘大年、李新等大名家，我举手投足中难免战战兢兢。郑先生则一一向客人介绍了俞先生和我。在那种场合，吃是吃不饱的，我只是认真听他们说话。当胡绳等人恭敬地问郑先生这次会议的论文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时，郑先生集中谈了理论和方法要加强。他们都极为赞赏。李新和刘大年先生还特别讲，“四人帮”刚倒，学术理论和方法上还没有来得及清理和更新，郑先生的话无疑给史学界提出了努力的方向。此时，我想到郑先生在火车上讲的那番话，才觉得理论和方法的重要性。从武汉回来后，我对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学习要比以前重视多了。但遗憾的是，此后我再没有机会向郑先生请教了。因为这时的郑先生恢复了以前的一切职务，而且比“文革”前的名气更大了，也更忙了。我不好意思再去打扰他了。 

20多年过去了。再历史地理性地回想一下我所聆听到的郑先生这些关于学术研究的箴言，可以清楚地看出，先生倡导的是准确的史料，最新的理论，科学的方法。

 （资料来源：《南开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4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