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与学术经历
1931年9月，我出生于北京，祖籍福建长乐。祖父郑叔忱为清末科举时代的一士人，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出身，任职于翰林院，后在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做过短时间的教务提调（教务长），1905年四十二岁时病逝。当时父亲郑天挺才六岁，次年祖母陆嘉坤又病逝，父亲成了孤儿，在亲戚的抚养下长大成人，由此父亲养成了一种勤奋好学、自强自立的精神。1920年父亲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又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父亲先后在厦门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等校任教。我五岁时，母亲病逝，次年父亲独自去了南方。我也是由亲戚照看而长大成人，但父亲那种自强自立精神对我影响很大。抗战期间，父亲在西南联大任教，我读小学，当时对国际形势就非常有兴趣。在北京四中读中学期间，十分爱好历史、地理。抗战后，父亲回到北京，但他很开明，加上教学与行政事务非常忙，对我们几乎不管，随我们按照自己的兴趣发展。
1951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当时北大还在城里，自由民主的风气很浓厚，教师们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由此使我认识到学术应该有个性、有独创的精神。1952年院系调整后，尽管此后北大因为教师思想改造及教改全面学习苏联，教学质量受到一些影响。但由于老教师众多，他们诸多的知识及诸多独到的见解，引发了我对中国古代史的兴趣。当时张政烺（苑峰，1912－）师教先秦史，余逊（让之）师教秦汉魏晋南北朝史，邓广铭（恭兰，1907－1998）师教隋唐五代宋辽金元史，邵循正（心恒，1909－1973）师教元明清史，向达（觉明，1900－1966）师教史料学等等，对我启发非常大。而向达师治学推崇的“人弃我取”的原则，当时就觉得是至理名言，由此就成为我一生治学的座右铭。在思想改造的同时，大力提倡学习马列主义，我尽管不太喜欢集体学马列的形式，还是认真读了些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原著，对于我的理论思维很有帮助。
1955年毕业以后，分配至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最开始时，跟随谭其骧先生研究隋唐历史地理，但半年后谭先生调往上海，我自动转到明清史组。当时组长是白寿彝先生，副组长是王毓铨先生。我与曹贵林、傅同钦、张兆麟在王毓铨先生指导下研究明代土地制度史。当时领导很开明，又见我们基础差，看书少，因之尽量让我们多读书。王先生1936年北大毕业，随之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为研究生，1938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先后获历史学硕士、博士学位，1950年回国。在王先生的指导下，我第一次通读五百册《明实录》（“梁本”），围绕着明代土地制度史的研究，广泛抄录这方面的资料卡片。从1956年到1960年前后用了四年半的时间，才将《明实录》读完，这样我才得以初涉史籍。尽管积累了不少卡片，对明代诸如庄田和庄田制度等相关的问题，有了一些认识，但写论文尚觉资料不足。领导也没有硬性规定我们每年必须发表多少篇论文的任务，反而告诫我们不要轻易写文章，治学必须严谨扎实，文章必须有独立见解，不要人云亦云。而北大的风范原本就是厚积薄发，这样我就更加不敢随便写文章了。
六十年代初，因为参加郭沫若《中国史稿》的编写，这是当时的任务，我写过明代对外关系和清代对外关系的部分。1961年5月，为了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周年，历史所领导推荐我给《大公报》写篇稿子，这样才写了篇《民族英雄郑成功――写在他收复台湾三百周年》的小文章，刊在《大公报》上，算是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当年我三十岁。因为这个契机，才陆续写了几篇关于郑成功的文章，而比较重要的一篇是《光明日报》1963年6月发表的《郑成功的海上贸易与军费来源》。至于其它问题的文章，也不敢写，总觉得不成熟，理论上也怕犯错误。
1963年初，为了照顾孤身的父亲，我和爱人傅同钦调来南开大学。父亲是1952年院系调整时，由北大秘书长、历史系主任的任上，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我被安排在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主要工作是校勘《明史》，包括本校与他校。南开明清史研究室早已答应承担《明史》的点校工作，其标点原由林树惠、朱鼎荣、傅贵九三位先生承担初点，再由父亲全面复核改正。后来我和汤纲、王鸿江同志也参加部分工作。但由于父亲事情太多，很难分神专心点校。其它各史的点校情况，并多类似。因此中华书局乃有将各地专家集中该局，全力以赴，争取尽快完成“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之想。于是父亲乃于1963年9月底，居住在中华书局西北楼招待所，专心从事《明史》点校工作。
但当时以政治学习为主，业务研究为副，在这种形势下，我除参加《明史》点校工作外，什么也干不成了。“文革”开始，1966年6月8日，父亲离开中华书局，奉命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回校后他即被关进“牛棚”，失去自由，精神上备受折磨。我们全家也受牵连，我更无心学术研究了。1969年全家下放到天津西郊王稳庄公社插队落户，一晃就是四年，直到1973年8月初才又回到了南开历史系。随后又参加了《明史》点校后的三校审阅工作近半年。
“文革”结束后的七十年代末，才再重整旧业，开始系统地进行学术研究。1977年查看原先所作的卡片，看到“梁本”《明实录》有一条关于明代皇庄的材料，但不完整，随后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看到台湾整理本《明实录》，对这条有关皇庄与勋贵庄田斗争的事实有完整的记载，于是就激发起研究明代皇庄的兴趣。于是又系统地读了一遍《明实录》，补充了许多材料。然后就明代皇庄、太监庄田、勋贵庄田、公主庄田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研究，进而触及到皇店的问题。由庄田问题，我发现他们都是与皇室有关的一批政治势力，在政治、经济上他们有共同的利益和相似的立场，是明代北方地主的重要势力。
随后在先父郑天挺的启发下，我又注意到江南地主在政治上与明王朝的关系。他曾对我说，1938年开始在西南联大历史系讲授明清史时，就曾注意到明初许多江南文人对元朝异常怀念，并举宋濓等许多材料为例，提出他自己的一些看法。他的这番话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后来我读到钱穆先生《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见《新亚学报》六卷二期，1964年）的文章，亦有类似的看法。我联想起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所述北朝以来统治集团分为山东士族与关陇士族集团之区别，决心遵循他指引的门径进行初步钻研，开始探索明初江南士绅集团及北方地主集团兴衰的过程。随后在给南开大学、兰州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授课中，逐步完善我的观点，比较系统地加以发挥。
1985年写成《明初江南地主的衰落与北方地主的兴起》一文，提交由香港大学主办的国际明清史研讨会，在会上颇获好评。后来根据这一线索，将明代的许多重要问题诸如明初江南士人对元朝的怀念、明代苏松重赋问题、建文政权与江南士人的关系、明成祖迁都北京、明中叶以后遏制庄田的问题、万历北方推广水稻的问题、对西来耶稣会士的态度、南明福王政权的短暂等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论证和阐说，于1988年12月，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明代政争探源》一书。此书出版后，在国内外学术界反响强烈，《中国史研究》、《历史研究》、《史学集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广东社会科学》、《光明日报》史学版等国内史学刊物都发表书评，给予本书以相当高的评价。日本明清史研究资深教授山根幸夫先生特在《东洋学报》发表长篇书评，予以推介。咸认为这是一部将明代政治史与经济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一种很好的尝试的著作，“它的问世，必将推动对明代南北经济差异、地主经济与地主集团关系的进一步探究，具有开拓之功。” （杨国桢、陈支平《明清经济史与政治史渗透研究的新成果――评介<明清史辨析>、<明代政争探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3期）是一部具有很高的理论深度和学术深度的著作。
此后，继续沿着这样的学术路数，利用赴美国、荷兰、香港、台湾和内地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写出了一系列论文。2001年1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明清史探实》，从已发表的八十余篇论文中，精选23篇，结集而成。在学术界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此外，曾参与郑天挺先生主编的《明清史资料》（上、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1981年）、陈高华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北京出版社，1983年）、郑天挺先生主编的《清史》（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等著作的编写。1989年任南开大学古籍所所长，主持了有二千余万字的《清文海》的编纂与整理工作。皆有一定的影响。
二、学术思想与治学理路
我的专业是中国古代史，而研究方向是明清史。虽是以断代史的研究，我以为必须对中国古代史有通盘的了解，具备了宽厚的基础，才能深入了解明清史的问题。而历史研究离不开理论思维，理论并不只是空洞的方向指导，其实更重要的是提供我们考虑问题的视角，提高我们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辨证唯物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在《明代政争探源》一书中，把经济史与政治史结合起来研究，其实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原理的启发，并把这一原理在明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明代政治斗争十分激烈，以往的史家多从政治制度的演变入手，而较少从经济因素上去寻求它们之间的联系。我觉得要真正深入了解明代政争的内在实质和明代政治史的特点，必须将经济与政治因素联系起来，把有明一代看作一个长时段，进行整体思考。《探源》先从明初江南士大夫对元、明两个王朝的不同态度入手，指出从明朝建国之初，朱明政权与江南地主集团之间就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而矛盾的根源在于南北两个地主集团之间经济利益的冲突，在政治舞台上表现为尖锐的政见和权力之争。“把元明以来江南地主和北方地主的势力消长作为明代政治斗争的深层主线，从而把明代的政治斗争与经济利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明代政务作出了新的解释，理出了明代地主经济南北差异，影响南北地主集团政见的发展变化脉络。”（杨国桢、陈支平《明清经济史与政治史渗透研究的新成果――评介<明清史辨析>、<明代政争探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3期）。而这种南北地主的利益之争，贯穿整个明代，在明代一些重要的政治事件中都有体现，进而梳理了明代一朝的政治与经济史。“这种从具体的历史事实出发，在社会经济条件和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物质利益冲突中，寻找政治斗争的根源，又通过经济因素与王朝从政策的互动关系，揭示政治斗争实质的研究方法，就是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具体运用于传统中国社会历史研究的一种富于建设性的尝试。”（刘志伟、陈春声《揭示传统中国政治斗争的经济和文化内涵――读<明代政争探源>》，《广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
《探源》将元末到清初这三百多年的历史作为一个时段进行整体的考察，努力探求事件背后的根源与结构性的原因。书中揭示，南北地主的斗争总是左右着明代一朝的政治斗争，而之所以形成南北地主的斗争，与朱元璋的立国密切相关。江南地主在元朝享有宽松的环境，张士诚占据江南时期又颇受照顾，故而一开始就对与元朝和张士诚为敌的朱元璋采取冷漠的态度，明初建立后，朱元璋以重赋从经济上压榨，以大狱从政治上迫害，江南地主倍受摧残，永乐帝迁都北京后，又极力培植以勋贵、宦官、皇室为中心的北方地主集团，以对抗、控制在文化上、经济上都有先天优势的江南地主集团，由此演绎着明代的政治斗争史。这一解释自成体系，眼光独到，论证深入，因而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好评。
明代的南、北地主集团，具体而言，北方地主集团，实即是以朱明政权的皇室、勋戚、太监、官僚等人组成，这是永乐迁都北京以后逐步发展扩大而形成的。其经济利益直接依赖于身份和特权。其庄田的来源，基本上都是运用政治权力以超经济手段获得的。北方地主实际上是依托皇权而衍生出来的一个利益集团，维护北方地主的利益，正是维护皇权的威严。而江南地主集团，一部分是指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地区的地主及其所属的士人、官吏；另一部分则是指东南沿海地区（包括江、浙、闽、广）兼营私人海上贸易的地主。与北方地主相比，江南地主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主要是通过科举的道路得以上升的，因而较多地认同于传统士大夫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规范，整个社会集团的行为规范相对来说表现出较强的经济性和社会理性。江南士绅是江南地主的代言人，由于士绅集团也要寻求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势必与皇权的严密控制发生冲突，这样就会引发各种政治事件和政治斗争。但划分江南地主与北方地主的标准，并非只是地域的原因，政治与经济利益才是区分的根本，而且这种区分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利益的分配，集团内部也会出现分化。永乐以后，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一部分则参加明政权，并得到皇帝的宠幸，一部分江南士大夫，出于利益所在，隶属于江南地主集团，不时与代表北方地主利益的明朝统治者发生冲突。”（《明清史探实》，页102）。因而明代南北地主的斗争实际上是皇权与士绅权力的斗争。有了理论武器，才使我有这样全局的眼光。
同时，历史研究必须具备扎实的功底，要全面掌握基本的史料。我在三十岁以前，看书太少，一直未敢写文章，真正系统的学术研究是在年近五十岁以后，这当然是时代造成的，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耽误了不少大好光阴。但客观上也为我后来的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我全面系统地读了两遍《明实录》，抄了数千张卡片，并广泛涉猎了明清相关史籍。而对于庄田一类问题的研究，五十年代末就注意到了，直到八十年代才写成文章。因之研究必须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学术研究必须具备相关广泛的知识，掌握相关的研究方法，在我的一些论文中，也有所体现。
《明清史探实》收录论文凡23篇，分成四组。第一组收录6篇论文，时间跨度从元末明初到明末清初，主要探讨明代重赋与政治的关系、明初江南地主的衰落与北方地主的兴起，以及南北党争在明末清初的反映。第二组论文以人物和事件为中心，主要探讨嘉、万以后的人物与政治的关系，选取的都是一些关键但研究不多的人物，如明武宗、王阳明、翁万达、袁时中、袁崇焕等等。第三组集中讨论郑成功和多尔衮。第四组则是与明清史学相关的论述，若谈迁的史学、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和朝鲜朴趾源的《热河日记》以及明人对明朝超越前代说的认识。这组看似史学史的论文，实际上是以明清人的观察，来研究当时的政治、历史，亦不失为一种研究视角。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以当时人的观察考察当时的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也是政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层面。最后是一篇讨论郑成功海上扩张与清初海禁关系的英文论文。这几组论文看似没有多大关系，其实皆是关涉明清政治史的问题，与我多年的研究体系密切相关。可以说第一组论文是《明代政争探源》的纲要和进一步的具体阐述，而其他几组论文则是从属于第一组的研究，是一些具体而微的探讨，也与我关注的问题密切相关。
第一组中有两篇论文是讨论重赋问题的，这实际上是回答明代南北地主斗争的渊源问题。明代江南重赋是明史研究的一个重大而长期引人注意的问题，历来众说纷纭。我对明代重赋问题的研究则不限于江南一地。《明代重赋出于政治原因说》、《明代赣西重赋与江西士大夫》两文，通盘考察了明初江南、赣西、宁州、怀庆府、湖广等地区的重赋情况，这些地区既有南方的，也有北方的；既有经济发达地区，也有经济相当落后甚至贫瘠的地区。因此我认为，仅从经济上来考察不足以说明重赋的根本原因，在我看来所有的重赋地区都有一共性：这些地区都曾是朱元璋敌对势力的地区，江南是张士诚的占领区，赣西、湖广属于陈友谅，宁州属于李思齐，怀庆府则是元末扩廓铁木儿的占领区，皆是曾阻碍或与朱元璋争夺过天下的地区，朱元璋或许带着“报复”的心态，在立国后就以重赋惩处那些地区的士绅，由此酿成了整个明代的一项政策。而这种重赋政策正是明代皇帝打击江南地主的经济手段。我觉得在研究方法上，重赋问题的研究作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不仅在时间上要有长时段的观念，而在地理上也要有全方位的眼光，放眼全局，求同存异，最终抓住问题的根本。
在我的研究中，并非满足于单个事件的简单性、描述性的研究，而是围绕着一个中心问题，进行多层面的多角度的深入研究。大的方面，正如前面论及的明清政治史体系的创立与研究，个案则如郑成功和多尔衮，是我长期以来一直研究的课题。我关于郑成功的研究论文发表7篇，而关于多尔衮的论文5篇，对明清之际的这两个重要历史人物作了多方面的探讨。
我觉得看史料不能满足于史料表层的意义，必须仔细认真，要看到问题的实质。《探实》中收录《翁万达与王阳明》一文，可以说是我读书选题的一个典型个案。我根据《明史·翁万达传》中所载翁“好谈性命之学”，且与欧阳德、罗洪先等王阳明的弟子友善，又在《国榷》发现田汝成引过一段翁万达的话：“新建（王阳明）之将薨也，予适侍侧，言田州非我本心，后世谁谅我者。”（《国榷》卷54，北京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页3379）由此引起研究的兴趣，通过搜寻地方志以及翁万达同时代一些人的文集，推知翁万达竟是王阳明的弟子。这是任何人都未曾注意的问题，这不仅对于研究翁万达的生平、思想相当重要，而且对于了解王阳明思想的传播和在当时的影响都很有意义。这样不仅对翁万达的研究，而且对明中叶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都是一种推进。
研究历史既要有理论思维，又要善于考证，因为考证是实证史学的基本方法，也是中国传统学问的根本。我常常采用考证方法，但这种考证并非为考证而考证，而应在考证基础之上，来说明更为重要的规律性的问题，把考证与义理进行结合，才算得考证的精核。《翁万达与王阳明》一文就是通过考证翁万达为王阳明的弟子，来说明翁万达的思想渊源、王学的传播和影响，是考证与义理相结合的典范。《关于〈台湾外记〉的作者江日昇》一文，运用了内证、外证相互结合的办法，考证江日昇的籍贯应为同安县，《台湾外记》成书于康熙二十二年至雍正十二年间，也是一次较成功的尝试。
总之，我认为历史学研究必须有理论修养，同时要有全局而系统的眼光；具备深厚的知识背景，掌握系统而全面的史料；掌握各种研究方法，尤其要娴熟历史考证法；读书要仔细，要透过史料的表层，看到历史的实质。同时要有联系的观点，以追求创新为目标，加上持之以恒的毅力，就一定能作一番成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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