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23日晚7:30时，章开沅教授在暨南大学“星期一史学沙龙”演讲，以下是演讲全文——
我们这一代人历尽坎坷、饱经忧患，浪费的时间颇多。我们是在战乱时代读的中学、大学，没有受到系统、完满的学术训练。就我个人而言，还没有完成自己的学业，读到大学三年级时就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了。解放以后，本来以为可以平平静静地安心治学，但是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再加上十年动乱等等，浪费的时间太多。“文革”之后，我又满怀热诚地想好好做一点学术研究，可是突然，也许是一种历史误会，让我当大学校长。所以，想起来很惭愧。活得一把年纪，从事历史教学、研究这么多年，但是真正有效地投入学术工作的时间并非太长，所以我很羡慕在座的诸位如此年轻，来日方长。可惜啊，“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掌声、笑声……）人生是有限的，没有能够在史学领域做更多更好的工作，所以充满了遗憾。
刚才这位年轻同学前来献花，我非常感动。因为我经常讲，史学是一种寂寞的事业，没有鲜花，没有掌声。可是来到贵校，却有这么漂亮的鲜花送来。（掌声、笑声……）也许是谁听我说过上面的话，想推翻我的论断啊！亦或许是想给我一点安慰吧！（笑声……）
我曾经在武汉海军工程大学做过一次演讲，该校为部队院校，又是工科大学。当时我强调史学家要甘于寂寞，不要追求表面的虚荣。但是没有想到，最后大家提问题时，一名女研究生递来张纸条，上面写道，她不想提问，而是献上一首小诗：“真正的史学家也有鲜花，你的鲜花就是我们脸上灿烂的笑容；（掌声……）真正的史学家也有掌声，这掌声就是我们内心由衷的一阵又一阵的热烈喝彩。”这首小诗可以伴我终生，对史学家真是莫大的鼓励。所以，尽管我是充满遗憾的一生，但也是充满幸福感的一生。有这么多好的同事、好的学生，包括现在的年轻人还能够接纳我，还能够如此热情地对待我。尽管自己年事已高，还愿继续努力，做一点对史学发展有意义的事情。
今天报告的题目，可能是我不自量力：走自己的路——中国史学的前途。我本来想用“中国史学的命运”，可是后来觉得“命运”一词太过沉重。所以还是平淡一点吧！就讲“前途”。今天，贵校前副校长饶芃子教授闻知我要讲此题目，戏言我是自找苦吃。我也调侃说自己一辈子就这样，自作多情，自找苦吃，自找麻烦。
其实，这个题目我思考了很久。从1990年起，我在美国前后呆了三年多，当时就一直在思考此问题。1992年刘广京教授退休，学校为他举办的第一次学术讲座邀请我去演讲，题目就是“中国史学寻找自己”。回国以后，我也不断地撰写此方面的文章。为什么探讨这个问题呢？因为我感觉中国史学好像正在自我迷失，而且造成此后果的症结很多，需要大家冷静思考。我们既不要总是处于一种亢奋状态，亦不能陷于一种消极、埋怨、充满失落感的情绪之中，而是需要比较冷静地、理性地思考史学到底怎么啦，史学还有没有自己的前途，怎样才能争取更好的前途。我愿意在此与在座的老师、同学们一起探讨这个问题。
我准备讲三个问题：一是“史学的处境”；二是“史学的自省”；三是“史学的前景”。
一、史学的处境
当前的史学究竟处于何种处境，可谓众说纷纭，有人说面临危机，有人说处于边缘，也有人说正值大好时光。有所谓盛世修史，目前国家拿十亿左右来修纂清史。但是，史学正在不断萎缩，史学存在很多问题，史学受到社会冷落，应该是不争的事实，所以由此引起诸多忧虑。（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是历史系的同学，如果是历史系的同学请举手。很好，很多呀！）其实，像我们这一代人，对此问题已无太多激动。重视也好，不重视也罢，反正我们对史学已经是忠贞不渝，一辈子就是从事此业了。
史学的处境经常不那么好，特别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倒霉的时候很多。过去我们有一个未必正确的说法，那就是每一次教育革命达到高潮大多以历史系的取消、合并为标志。不知道在座的有人遇到这种情况没有，我们可是遇到太多了。不过也不必担心，历史系总是像凤凰涅槃一样，每次取消之后又恢复了，又扬眉吐气了。但是历史系不能太扬眉吐气，如果太扬眉吐气，那也是不正常的。历史系最扬眉吐气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文革”中间有一个阶段“批林批孔”，那时历史系的每一个学生都变成历史学家了，（笑声……）连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的老太太都租车把他们接去做“批林批孔”报告。不知在座的老师有没有人享受过这种“荣耀”？（笑声……）享受到了，也很难堪，那是糟蹋历史，比“合并”、“取消”还可怕。所以，历史学在中国的发展有一个很怪的现象，冷也冷不得，热也热不得，就让它平平静静地过下去可能更好一点。所以，我们对于现状，既不是不高兴，也不是很高兴，因为经历多了。
国家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这不得了呀！是国务院亲自领导的，我们也沾了光，成为编纂委员会的委员。但这样究竟好不好呢？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呢？难道现在就真是太平盛世吗？只有盛世才能修史吗？这本身就有很多问题。现在哪有什么太平盛世？整个人类正处于危机之中，整个文明正处于危机之中。重科技轻人文，重物质轻精神，道德的沦落，战争的灾害，环境的破坏引起环境的报复，等等，问题一大堆。一个“非典”就让我们措手不及，一个小布什就使整个世界不得安宁，而且他偏偏还要连任。（笑声……）
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世外桃源，任何一件大事都牵涉国际。中国目前的现代化与国际市场联系得更紧密，我们很大一部分需要依赖的是国际市场。我们也耗费世界的能源，我们不能光去讥笑或是讽刺美国，批评或是责难那些发达国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不主张张扬什么太平盛世，但是只要支持史学的发展，当然还是令人高兴的，支持总比不支持好一点。清史的编写将带动很多学科，相应的学科，相应的领域，史学的分支，都有可能得到相当的发展，这是好事情。
但整个史学好像仍然被社会冷落。我到浙江去，那是我的故乡，就听到很不好的消息，浙江大学给历史系的编制是25人。那么大一个浙江大学历史系的编制居然如此有限。我在大会上就提出意见了，怎么能这样？浙江是出过章学诚等许多大史学家的地方，当代的范文澜等很多名家也是浙江人，怎么能对史学采取这样的态度？难道引进一个金庸就能繁荣浙江史学吗？
前些年，江泽民同志曾讲过很多史学重要的话，但实际上在社会生活里面又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我讲这些话不是让在座的历史系同学感到灰心。不要灰心，没有什么可以灰心的，历史学就是这样发展的，历史学就是在各种各样不同处境里面奋斗前进的。历史有它固有的价值，这种价值是无可磨灭的。讲到最后，历史就是民族的灵魂，这种话过去我们的前人早讲过。亡国，这个国家还可以复活；如果忘史，这个民族就是真正的死亡。所以根据我的体会，史学不仅是一种知识的传授，也不仅是讲抽象的什么规律，而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智慧宝藏。有些人不太相信这句话，可我相信。
在20世纪最后几年，从中央到地方，特别是一些政界、商界人士狂炒新世纪、狂炒千禧年的时候，真正能够冷静地对待新千年到来、新世纪到来的，是哪些人？不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预言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一片光明；也不是政治学家，政治学家预言，中美两国领袖携手引导世界潮流。简直是一种世纪的狂欢，世纪的迷思。当时能够比较清醒地看到新的世纪机遇与挑战并存，看到新的更大的危机到来的，是两种人——少数哲学家和少数史学家。我不是在这里自我表扬，我们在海外、在香港、在国内的很多会议上、报刊上早已提出，新世纪的到来不一定都是好事。世纪它本身没有任何性格，并不预示什么，不代表是凶或者是吉；世纪只是一个时间的单位，是一个中性名词。
19世纪结束20世纪到来之时，就是这么一种情况。中国并没有因为20世纪的到来就一片光明。20世纪的到来，就是义和团，就是八国联军，就是辛丑条约，而经过整整一百年，从世界到中国，都积累了很多深层的文明危机。所以，当21世纪正式到来的时候，一件件意想不到的怪事都来了。什么中美携手引导世界潮流？科索沃战争美国飞机就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那次轰炸把我们有的高层人物都炸懵了。然后，一个一个问题接踵而至，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来了，自然的报复也来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疾病都来了。首先是“非典”，接着是“禽流感”，明年又会来一个什么病大家还不清楚。你们广东首先是疾病的发源地，（笑声……）当然这句话讲得不准确，但首先受害的是广东。我们也紧张，全国都紧张。我们不是凶险的预言家，但是历史痛苦的经验教训太多，这就包括一种长期以来积累的、历史自身所蕴藏的智慧，这种智慧在任何时候观察事物都是有用的。我经常讲历史学家不是喜鹊而是乌鸦。乌鸦可能叫得不好听，但它确实是益鸟，现在虽然给它平反了，但习惯上人们仍然不大喜欢它。乌鸦就像鲁迅作品中所讲的那种人，别家生孩子他跑去恭喜，恭喜完还要说人家的孩子将来是要死的，这样讲主人当然就不高兴。反正这种事情很多，但我坚信历史是有用的。我们历史学家不仅是跟古人对话，也跟今人对话，还要跟未来对话。史学是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桥梁，我们就是这桥梁的建设者。
史学不在乎别人重视或者轻视甚至蔑视，最重要的是应该自强。从事史学者，包括现在学历史的学生，应该了解史学固有的价值。它确实有价值。我这几年总在强调“参与的史学和史学的参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要体现史学的价值。我之所以还要继续活下去，也就是要证明史学是有用的。（掌声……）
我要不断地讲话，不断地解说，不断地研究，不断地培养学生。我现在没有把我的工作限制在书斋之内，而是把我的活动领域推广到整个社会。就是说史学家不仅要研究历史，还要创造历史，还要干预历史，还要跟其他有识之士一起促进历史往正确的方向发展。那才是真正的史学家！
所以，我不过多地讲现在史学的处境怎么样，我不认为史学当前是一片黑暗。现在奋发有为的史学工作者越来越多了，当然问题也很多，这是不可避免的。
二、史学的自省
第二个问题是史学的自省。我们不能光埋怨社会冷漠史学，反过来讲我们自己是不是关心社会？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2004年暑假“中联办”委托我们举办一个香港中国历史教师高级研讨班，我就讲了这个问题。史学应该自省，要自强。我们史学同行往往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客观上可能是这样的，但却不能存在弱势的心态，或用弱势的姿态去乞求别人重视。我们应该用一种强势的心态去体现自己的价值，体现自己的力量，体现自己的功用，这样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
过去，我们的前辈黎澍说过一句话：什么重视不重视？就像打乒乓球一样，史学界多出几个容国团，多出几个庄则栋，多出几个李富荣，保证中央重视。（笑声……）这话也不错，我现在体会更深，史学就应该有这样的自信。我们并不比经济学家差。（笑声……）经济学家非常重要，有很多重大的建树。但恕我直言，经济学家也有某些误导，并非每个经济学家的主张都是对的。已经有一种说法，经济学家也有误国的。这个问题太复杂，如果有经济学家愿意讨论的话，我们另外找场合讨论。（笑声……）
我可并不是说历史学家有多么高明。历史学尽管不具备操纵其他学科命运与发展的话语权，但它所关注的是整个人类，是整个社会，长于作宏观的、总体的把握。这是历史学家最大的优势。历史学家研究的不仅仅局限于一个短暂的时段，而往往是一个很长的时代。真正好的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可能是全国、大区域乃至全球，至少是以全球为背景。这就是历史学家具有某种优势之所在。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史学从业者都能达到如此境界，但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努力，要有全球的眼光，要有全人类的眼光。这很重要。
可是，我们史学界现在有一种自我迷失，即把史学最固有的品格忘记了。至少两种品格是任何一种学科，包括历史学乃至经济学在内都应该具备的——从学科来讲应该有独立学科品格；从个人来讲应该有独立个体人格。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如吴敬琏，他既保持了个人独立的人格，也保持了学科独立的品格。据我观察，吴敬琏在有些重大问题上陷于孤立，不过他往往坚持的是正确的。他甚至遭到围攻，在经济学家中受围攻，这是光荣的孤立。
另外一点我们要反省的是，就从学科本身而言，现在是不是有点过分迷信西方史学？我们提倡跟国际接轨，提倡学术交流，提倡向外国学习，包括西方也包括东方，包括韩国也包括日本，包括其他国家也包括中国的台港澳地区，从他们的史学里面汲取一些好的东西。但现在我感觉好像学过头了一点。别的我不敢讲，至少以中国近现代史而言，有不少人老是跟着别人转，首先是跟着美国转。费正清提出来“刺激—反应”理论，特别强调外来的刺激和内部的反应，这个模式延续了很长一个阶段。后来费正清的学生柯文，这是我很熟悉的朋友，提出“中国中心观”来批评他的老师。这个批评很对，因为“刺激—反应”模式过分强调外在刺激，而对内在因素考虑不够。我们则有人把柯文的新见解当作最佳范式。现在又出来一个王国斌，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认为全球化以后出现许多新的问题，认为西方中心不对，中国中心也不对，应该有一个更超越一点的范式。所以这就很奇怪，难道我们自己就没有自己的范式吗？为什么每一种范式都要靠美国人提出来呢？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是我们了解得更深更准确，还是美国人了解得更深更准确？
不要老是跟着新的转，其实旧的也不一定都错。我们反对拘守费正清的“刺激—反应”模式，其实这并非他的发明。稍微懂点西方史学史的人都知道，是汤因比最早提出该见解的。我们20世纪40年代读大学本科，老师介绍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时就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他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提出过“刺激—反应”理论。费正清把这个理论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什么都归结到“刺激—反应”，这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也不等于说提出了“中国中心”观以后这个“刺激—反应”理论就不起作用了。“刺激—反应”是客观存在的，只是不能用这个单一模式来看待整个中国近代史，就等于不能仅仅用“反帝”、或者说“革命”来审视整个中国近代史一样。“反帝”模式不对，“革命”模式不对，“刺激—反应”模式也不正确，但不等于说没有“反帝”，没有“革命”，没有“刺激—反应”。我们现在有些年轻学者往往看不到这一点，什么时候出来一种新的模式，就觉得新的最好，就马上就紧跟过去，没有自己的头脑。
“市民社会”、“公共空间”也是如此，是从西欧社会提炼出来的概念，不能说没有参考价值，不能说不可借用其理论、方法与思想，但是也不必亦步亦趋地紧随其后。过去外界批评我们，说我们是靠马克思主义教条提供某些研究模式。现在我们有些人反过来又把西方甚至二流、三流学者的认知拿来作为教条，当作自己的依托的拐杖或华丽的外衣。所以这个问题需要认真思考。
现在为什么有人说中国的史学在某种程度上已被国际学术界边缘化，特别是近现代史，被视为没有自己的理论思想，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没有自己的研究特色，没有形成中国风格。所谓跟国际接轨，如果简单地接轨到某一个国家的史学，以人家的史学潮流为潮流，那是很可悲的事情。如果因此受到轻视，那只能说明我们有些人没有志气，也是活该。
学术上的急功近利也是目前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不想过多责备年轻人，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上层的管理问题。我不是当面讨好在座的纪宗安副校长，这也不是大学校长所能决定的，因为上面有一整套评价标准，这不是大学校长、包括社科处处长所能改变的。我不说是谁制定的，大家心里也清楚。反正我们上面有一整套“紧箍咒”，一套过分量化的、本身就体现急功近利的管理指标体系。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现在不像过去，过去我们也有“紧箍咒”，就是泛政治化，打政治棍子，非常可怕。怕成“右派”呀！甚至怕变成反革命。现在，这个指标体系跟含金量结合起来，跟经费结合起来，你必须依此运作，才能够立项，才能够拿到经费，才能够晋升，才能够提高你的学科，才能够提高你学校的地位，还有你自己的地位、生活待遇。这些我就不多讲了。实际上，这个症结如果不消除，单纯对中青年学者进行什么学术规范教育，没有多大用处。我是公开表明此观点的，不讲这个问题就算了，要讲就是矛头向上，因为责任在上面。我们的管理部门一再强调，反对急功近利，消灭浮躁学风，杜绝学术腐败。但是，倘若你的指标体系没有改变，比如要求一个硕士生在读期间发几篇文章，一般的刊物还不行，还要什么核心刊物，那岂不是强人所难吗？而且这本身就有些矛盾。（掌声……）我好像失言了。如果因为我的讲话给学校工作带来什么麻烦，我感到很抱歉，愿意把鲜花献给纪（宗安）副校长。（笑声、掌声……）但是我忍不住还是要讲几句。笑声……
我认为一个正直的学者，不能把自己的声音淹没在庸俗的你好我好、互相捧场之中，有些问题该讲还得讲。我在20世纪最后几年讲的话曾被视为异端、另类。我无非是说了“善亦俱进，恶亦俱进”八个字。结果有人出来非难：这个声音为什么与主旋律不协调？21世纪那么好，你章开沅为什么偏偏把老祖宗的话搬出来？其实那是章太炎讲的，不是我创造的，而他也不是我的祖宗。（笑声……）武汉的《长江日报》用好大的标题把这八个字公之于众。我很感谢该报，它还敢刊登这种当时被视为非主流的文章。后来有些人竟然骂我是复古主义者，责问我：你还想穿土布吗？你现在穿得这么漂亮不是现代化的恩赐吗？你还说现代化不好？我说我就是研究现代化的，现代化不是一个那么绝对神圣的东西，其自身亦有很多很沉痛的代价，所以我才搬出“善亦俱进，恶亦俱进”的老话题。而且现在人家已经在讨论后现代化了。
不过现在总算形势大好，很多人说章开沅还能预先提出一些问题，好像对科索沃战争还有点思想准备似的。（笑声、掌声……）历史学家毕竟不是算命的。我可不是星象学家，也不是预言学家，只能从历史发展的规律之中找出某些层次稍微高一点的、带一点智慧性的东西。有些话我还得讲，有些话讲了即令没用也得讲，至少可以录此备忘，让数百年之后人们还记得某某人曾经讲过这样的话。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史学工作者对社会的冷漠。我们有些人总觉得人家不重视自己，感到好像很无奈，所以有时不是用积极、进取的态度来从事史学研究。也有些人满足于写些论著在很小的圈子里面自我欣赏，就是所谓在象牙塔里面做学问，而不能跟火热的社会生活紧密地联结起来。因此，史学的劳动成果很难转化成对社会产生积极作用的因素。这是我们史学应该自省、改进的地方。
三、史学的前景
最后谈谈对史学前景的看法。我不认为现在史学是一片黑暗，能正确、积极认识和探索史学者，大有人在。特别是许多年轻的学者，包括在读的学生，能够充他认识到史学的价值，愿意选择史学作为自己终生的追求，而不是作为谋生手段，十分令人欣慰。
那么，中国的史学究竟应该怎样发展？这是我们应该冷静思考的。现在不断有人在探索新史学。关于新史学，关于史学革命，或者叫做史学革新，各种各样的意见都有，而且确实有很多很好的意见。但是有一条，可能我的意见保守一点，我认为史学的根本、史学的基础是实证。这就是说要从史料工作开始，史料的收集、整理、考订，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史学就是研究历史，历史必定有它的客观存在，这个存在的载体一种是文献，一种是实物。当然，文献可能有作者这样那样的主观因素，不能做到绝对的客观，但如果脱离了这些文献——地下的和地面的实物，你怎么从事历史研究？
现在有的把人口述历史捧得很高。不重视口述历史是不对的，但是将其功能无限夸大甚至于超过文献，我看也未必正确。不要说研究别人的历史，研究前人的历史，就是研究自己的历史，你自己的回忆也不完全可靠。季羡林老先生就曾闹了个大笑话，他回忆北京快解放的时候胡适在大会上讲过什么话，其实那时胡适根本就不在北京。后来他承认是记错了。（笑声……）
今天早上，我很偶然地碰到一位将近60年未见过面的中学同学，我们在一个中学呆了整整五年。对于这五年共同度过的时光，他的记忆和我的回忆就很不一样。（笑声……）我认为自己很笨，很老实，很爱求学，是一个读书迷，而且循规蹈矩。他却说我是班上年龄最小的，（这大概是惟一正确的话，[笑声……]其他就很难说了。）并认为我最聪明。同时，他又说我最调皮捣蛋。有位姓金的老师原是国民党的官员，教我们语文。他一口扬州话，曾把“咄咄”念成“出出”，我们喊他“金出出”。我这位同学说此绰号就是我取的。（笑声……）我从来没有发明这个绰号，（掌声、笑声……）怎么想也想不起来。还有一件更莫名其妙的事情，说有位数学老师兼班主任，成天唠唠叨叨，整个班的人都烦他，就是没有办法来治他。我同学又说是我出的主意。（笑声……）那时伙食很差，偶尔打打牙祭，而这位数学老师又很爱吃肥肉，有次正好是我帮厨，就很慷慨地把肥肉盛了一大碗给他。他当然很高兴。后来我们又给她“敬酒”。当时没有酒，就用米汤去敬，结果灌了他一肚子水。然后我又组织人把厕所占领了，（掌声、笑声……）每一个茅坑蹲一个人，（笑声……）那老师的后果你们就没办法想像了。（笑声……）现在想来，我当时再坏也不可能到如此程度。（笑声……）所以，历史确实是不容易讲清楚的，但是如果太容易说得清楚，又何必要这么多人来研究它。不过，我认为总还有个比较客观的事实。
我曾经在中国地质大学做报告时，对该校的同学说我们是同行。他们很奇怪，学历史的怎么和学地质的是同行呢？我说，你们不是到处去勘探吗？我也到处去勘探。你们勘探地质，我去勘探史料。你们取样要保存原来的地层结构。我们择取史料也不能离开原来的文本，这与矿石取样不能忽视原有地层结构具有异曲同工之理。史料在它存在的原始文本里面处于什么位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要把前后左右都弄清楚。可惜现在有些年轻人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以为在计算机里一检索，把有关的资料调出来，拼接起来便成文章。这是最害人的。在座的有贵校古籍所的老师与同学们，我不敢班门弄斧。总之，版本、目录、校勘、考据都很重要。
实证不是史学最后的工作，但颇为重要，这一点大家千万不可轻视。不要过分地听从一些现在新奇的理论，这些东西可以做某种借鉴，也可以弥补过去某些传统史学理论的不足，但切不可忘记史学的根本。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布洛赫说得好，“历史是史学的暴君。”就是说，你不能讲历史上没有存在过的东西，如果根本没有存在过，怎么可以胡诌！现在的麻烦可大了，常常是虚构历史。如果通过切实的史实整理、考证，然后寻求一种合理的分析，是可以的。但最起码的工作，最前期的工作，是史料的分析，否则便离开了史学的根本。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我都坚持这一观点。虚构的史学就没有意义了，那样的历史任何人都可以讲。现在的电视剧就是这样的，它可以讲雍正，可以讲康熙，讲什么什么的，胡编乱造。我们一些年轻的同学也容易受到这种影响。
治史是很困难的，是比较艰苦的一个行业，不像读文学读其他专业那样很快就可以出成果。史学相对来说工作量要大些，这是我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上经常讲的事情，不能一概而论。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史学出现很多伟大的成果，是很困难的。
我主张中西融通，中外融通。我们不要盲目地迷信西方，但也不要过分地贬低西方。西方史学有它固有的长处。我们很长时期受教条主义的束缚，同时也受意识形态的干预，思想不够解放，因为实际上像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文革”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以后才有所进步的。过去，我们有很多条条框框，拿中国近现代史来讲，毛主席著作里面（其实也不是毛主席自己写的，是集体写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很大的条条框框。但是，现在如果反过来认为西方来的理论，西方的学术范型、方法，都是天经地义的，那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毛主席著作中也有很多精辟的思想与方法论，那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哲学，是很深刻的理论，是很多现在二流、三流的西方史学家根本表达不出来的，而却被我们现在有些学者忽视了。某些追求时髦的人，好像只有把某些西方人的话语套而用之，才显示出自己有学问。我一贯认为，不管你是用中国传统的或是用西方新的好的理论、方法、范型，但都千万不要迷失自我、忘掉自身。我就说我的，不要单纯模仿别人。就像小朋友画画一样，首先是模仿，可模仿到一定的程度就应该有自己的创意；如果没有自己的创造，即是一味的模仿，没有多大价值。
中国是一个历史古国，同时也是一个史学大国。美国才有多少年的历史？只有几百年。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国史学源远流长，有取之不竭的宝贵资源与财富。我们不要轻视这一点。如果现在不能做出出色的成绩，我们就辜负了史学大国的优良传统。我经常讲要学会与古人对话，比如前面所言的史料与史学的关系问题，顾亭林早就说过，“取铜于山”即是很好的说明。不讲古代，就说陈寅恪、胡适他们，关于这方面都有许多深刻的见解。陈寅恪讲过一些经典性的话语，比如“同情的理解”，用我的语言来讲就是设身处地，用现在时髦的语言则是历史的场景、历史的处境、话语的情境等等。
传统考据和解释学是相通的，并不是说一切都古已有之。但是在我们中国史学宝库里面确实有很多丰富的内容，有许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华，不应该把这个精华跟国外的、跟西方的史学之中很多好的东西对立起来，应该把它们融会贯通，形成特色。这样才是中国史学应有的前景。
现在的史学不在于成天设想有什么新的花招，新的史学靠的是在实践中创造，靠的是史学编纂、史学研究，光讲空话是不行的。我对当下有些文章就很不满意，因为作者缺乏足够的史学实践，只会在名词、概念上兜圈子，仿佛那样就可以创造出新史学。那是不可能的。史学实践必须是第一位的，有了史学实践，通过史学实践不断地更新、不断地创造，新的史学才会产生。
再一点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眼界放开。“西方中心观”不好，“中国中心观”也未必正确，我们应该放眼全球，放眼全人类，要把历史作为人类的整体来研究。如今人们关心的已经不仅仅是地球上的生命，而是扩大到太空了，所以现在史学的危机在哪里呢？真正的危机在于我们把题目做得越来越小。这跟学术上的急功近利有关，跟我们的科研管理体系有关，跟我们的研究生培养制度也有关，因为你做得太大或比较大一点就不能很快或完满地完成任务，更不可能一年之内写好几篇文章。所以现在大家都做小题目，西方包括美国也是如此，在美国我就常批评他们题目太小的毛病。不过，史学研究真正的因小见大也是可以的，但是老做些小题目又确实存在问题，不甚可取，因为现实社会往往需要一些更宏观的研究。
最后一点，就是史学家不能只是面对过去，而是要立足现实，更要把握未来。在任何全球、全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上（如环境、资源、世界伦理、战争与和平等），都应该听得见历史学家的声音。这样，我们的史学才有前途。
谢谢大家！（掌声……）
（资料来源：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网）
